天桥八大怪的奇闻趣事
说起天桥,不得不提“天桥八大怪”,作为旧中国社会底层文化的创造者,他们的要求仅仅是维持基本的温饱。他们之所以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是因为他们有的身怀绝技、技艺超群,有的相貌奇怪、言行怪异。
八大怪按时间先后顺序可以分为三拨,共有二十四位“怪艺人”,他们其中一部分人对中国民间艺术的创造和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第一拨“八大怪”是在清朝咸丰、同治、光绪年间(约1851年~1908年)出现的,包括穷不怕、醋溺膏、韩麻子、盆秃子、田瘸子、丑孙子、鼻嗡子、常傻子等八位艺人。
穷不怕:原名朱绍文,清朝同治、光绪年间(1862年~1899年)在天桥卖艺,光绪二十五(1899年)年去世。穷不怕主要说单口相声,也会唱。
他每逢出场都会带一副竹板,板上分别刻着一副对联,上联是“满腹文章穷不怕”,下联是“五车书史落地贫”。穷不怕的艺名由此而来,同时也是他的真实写照。
他的绝活是“白沙撒字”,也就是用白沙子往地上一撒,就可以写成字。“书上荷花和尚书,书临汉字翰林书”就是他常写的一副对联。他不但撒的字潇洒漂亮,而且又会自编说一些段子,因而在当时很有名。
醋溺膏:又名处妙高。本姓张,山西人,主要以说笑话、相声为生,同时善唱山西调的俚曲村歌。
他经常手拈草珠,身穿纱袍,蓬头垢面,连鬓胡子老长,一副邋遢相。
他最拿手的是口技,行话叫“暗春”。表演时用蓝布圈成方形帐子里,一个人模仿几个人的口音对话,笑声、物品撞击声夹杂在其中,使外面的人听着似乎是很多人在谈话似的。学鸟叫是他的另一个绝活。他模仿的禽鸟鸣声,惟妙惟肖,使听者仿佛进入了鸟市。
韩麻子:韩麻子以说单口相声为主。他口齿清楚,说话伶俐,尤其是脸上长满了麻子,长相怪异,自然引得观众注意。
他每说完一段相声,从来不开口向观众要钱,而是双手叉腰,往场中一站,眼睛向四周打量,示意观众该给钱了。于是民间就有了“韩麻子叉腰——要钱”的说法。
盆秃子:盆秃子外形奇特,头秃,只鬓角有些头发而且走起路来一拐一拐。
他以唱小曲为主,表演时拿一大瓦盆,用一双筷子打击瓦盆的不同部位,发出高低不同的响声,敲成各种声调,随口编唱曲词,同时抓哏博众人发笑。
田瘸子身体强壮,长方大脸,脸上长满疙瘩。擅长的是练杠子。幼年练单杠时,从杠子上摔下来,致使一条腿残废,所以人称他为田瘸子。
田瘸子在杠上练出一身硬功夫,会“沾棍飞”、“攥杆睡”、“鹞子翻身”、“寒鸭浮水”等杠术。他堪称一绝的是用两个手指头支撑,在杠子上拿大顶、倒立。
丑孙子:丑孙子姓孙,因长相丑陋而得名。他也是说相声的,以扮怪相为主。演“出殡”是他拿手的节目,他能一个人模仿出殡的场面。
他先在帐子里模仿许多人的声音:二姑娘哭、三妯娌喊、四姑奶奶劝、五姨太太说。
然后,出了帐子,披麻戴孝,左手执哭丧棒,右手打着纸幡儿,摔着丧盆子,大声哭爸爸。哭声、喊冤声交杂,借此逗得观众大笑。
鼻嗡子:鼻嗡子又称为“打马口铁壶的”。即鼻孔里插两根竹管,用鼻气吹出曲调。同时腰里悬一个洋铁壶,手拿一小棍打击,发出有节奏的声音,伴随嘴里和着竹管的曲调、铁壶的拍节唱小曲。一个人表演,常常忙得不亦乐乎。
常傻子:砸石头是常傻子的真功夫。表演前,他先让弟弟常老二将两块大鹅卵石头对碰几下,让人听见“砰砰”声,再递给观众摸摸。然后,常傻子开始运气,等运足了气,他把石头搁在凳子边上,常伤子会找准地方,只听得“啊!”“啊!”两声,手掌劈下来,石头应声砸碎。常傻子还能用手指将石头戳碎。
表演完毕之后,常傻子就会向观众兜售他的“百补增力丸”。他说该丸药具有神效,能强筋壮骨,还能治疗跌打损伤、闪腰岔气骨科病,自己练就的本事全靠它的药效。其实都是无稽之谈,只是吃不坏人而已。
辛亥革命之后出现了天桥第二拨“八大怪”。他们是让蛤蟆教书的老头、老云里飞、花狗熊、耍金钟的、傻王、赵瘸子、志真和尚、程傻子等。
第三拨则是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现在天桥的八位民间艺人。分别是云里飞、大金牙、焦德海、大兵黄、深三、蹭油的、拐子顶砖、赛活驴等。
其实在天桥献艺的,远不止这三拨“八大怪”,只不过其他人没有他们出名而已。这些人各怀绝技,为北京近代民间艺术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链接】清朝皇帝们的历史轶事
清代的皇帝,由努尔哈赤而起,凭借着弯弓良驹,游走于白山黑水之间,不仅打猎,而且打仗,最终以武力统一了满洲诸部落,进而把目光瞄准了长城内的大明帝国。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仗着兵强马壮的优势,爱新觉罗们终于冲进山海关,占领北京城,并且一鼓作气打到了南方的边疆。
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宏图大略,使其后辈轻而易举地坐上了泱泱大国的皇帝宝座。然而,第一个接过他们权杖的顺治帝却不堪俗事的烦扰,有一天突然撇下偌大的锦绣河山,出家去做了和尚。他这一走,倒造就出一代明主康熙。
幼年就坐上皇帝宝座的康熙在坐稳自己的江山后,居安思危,在热河的原始森林设立“木兰围场”,每年立秋之后都要远赴热河狩猎近一个月,以锤炼自己和努尔哈赤家族的尚武意志。
在野地里射虎,和政坛上逐鹿,快感相似。都可以满足他们血液里的征服欲。
康熙与其子孙雍正、乾隆,皆精于弓马。尤其乾隆,东征西伐,打得很过瘾。他在与人征战之余,也与天地战——继承了“木兰秋狩”的传统,厉兵秣马,捕虎射雕,一轮又一轮地进行猪场“大扫荡”。
他去热河行宫的次数比康熙还多,乾隆的爱好甚至更广泛:不仅频繁在塞上游猎,还热中于乘龙舟下江南。
嘉庆皇帝除继承了父辈的狩猎传统外,还学会了使用枪,而且枪法非常厉害。嘉庆十八年(1815年),皇帝去热河行宫避暑,天理教起义军乘虚而入,攻打紫禁城。
起义军在太监的内应下,兵分两路:由西华门潜至隆宗门,由东华门攻入内廷景运门——直至由通道登上五凤楼,居高临下地与御林军交火。
当时诸皇子正在宫中读书,听到枪声后都很惊慌,唯独道光保持镇定,率领几个小兄弟取出鸟枪去养心殿抢占有利地形。
其时内延军械库的值班太监手忙脚乱,没有找到铅丸。道光反应很快,让在场者将衣服上的铜纽扣全揪下来,混入火药中代替铅丸。
当起义军翻墙而入时,道光开枪击中两人,其余皇子又射伤第三人,打得对方抬不起头来,最后,他们只好改变偷袭皇帝寝宫养心殿、劫持人质的作战计划。
嘉庆皇帝原本不欣赏这位貌不出众的皇次子,曾惩罚他到内延跟小太监一起擦窗户扫地。可道光在此事变中的表现,使父皇刮目相看:临危不乱,智勇双全,于是道光被“破格提拔”为皇位继承人。
道光当上皇帝后,一如既往地喜欢玩枪,喜欢打猎。他晚年时,与其父皇一样为选择接班人的问题而伤脑筋,后来,他别出心裁地以聚猎比武的方法来选择接班人。在这场比赛中,咸丰脱颖而出。
咸丰考虑到春季鸟兽正在生儿育女,不忍杀伐,破坏其家庭和美。他的这种仁慈之心,竟意外地获得了道光的青睐。
而在那次南苑校猎中,弹无虚发的恭亲王奕訢,却没有受到父皇的垂青。
道光不以实力、而以道德选拔人才,一念之差,导致了大清国运的衰竭,中国近代史上的耻辱,道光首先是要负责的,1842年中国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就是发生在他的任上。
1860年,北京又首次沦陷于跨海而来的西洋人之手,十月十三日,英法联军冲进安定门,价值连城的圆明园也毁于这次劫难。
在洋枪洋炮面前,咸丰拱手献出了都城,逃到了承德避暑山庄。从此,西方列强的铁蹄在华夏版图上横冲直撞,恣意妄为。
自咸丰始,清朝的皇帝彻底丧失了猎手的血性和尚武的精神。既不能御敌于马上,救民于水火,又不擅长料理财政、工商、科技等诸多内务——导致中国在世界之林的名次每况愈下,频频遭受列强的欺凌。
咸丰之后,同治与光绪二帝,都不太像男子汉,他们无奈地充当着道光的妃子慈禧太后的傀儡,被一个老太婆玩弄、操纵于股掌之中。
至于末代的宣统小皇帝溥仪,更是扶不上马的“阿斗”。他三岁时被推上龙椅,看着满朝文武,嗷嗷大哭,吓得尿裤子了。哪像是有能力担起整个国家的帝王?
末代皇帝宣统登台仅三年出头就被迫退位,大清王朝到此画上句号。
从道光开始,到了光绪那里——虽有寸土必争之心,苦无寸土必争之力。以《中英南京条约》为先导,相继有《中俄援择条约》、《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中日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协议签订,使中国沦入万劫不复之渊。
从道光到光绪(乃至宣统),都在身不由己地做着同一件事情:把祖传的家产分批分批地送出去,如果没有辛亥革命,到最后他们恐怕送得会连自己的立足之地都没有。
清之先祖作为北方游牧民族,崛起于严酷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比中原王朝要更富于竞争意识乃至忧患意识,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能入主中原,问鼎天下。遗憾的是,他们的后辈渐渐丧失了先辈的锐志,沉浸于温柔富贵之乡,一步一步走向惰落,直至被人彻底赶出北京城。这是历史对他们的惩罚,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