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地之坛——北京地坛

地坛又称方泽坛，坐落在北京安定门外东侧，与天坛遥相对应，与雍和宫、孔庙、国子监隔河相望。

地坛是明清两朝祭祀“皇地祗神”的场所，也是我国历史上连续祭祀时间最长的一座地坛，明清两代先后有15位皇帝在此祭地长达381年。

地坛始建于1530年，为北京五坛中的第二大坛。明朝前期祭地与祭天是合并在天坛内举行的，直至1530年订立“四郊分祀”的制度以后，才另建祭地之坛，当时称作方泽坛，1534年改名为地坛。

地坛内庄严肃穆、古朴幽雅，是我国最大的祭地之坛。

更定祀典与地坛的由来

祭地文化起源于“万物有灵”的原始思维以及由此产生的自然崇拜。以后被统治者接受并加以改造，融合了儒家“敬天法祖”的思想，形成在特定时间和特定地点祭祀特定神祇的官方祀典。并为历代政权所遵从，成为帝制时代最重要的典章制度。

最初的祭祀活动在树林空地中的天然土丘上进行，后来发展为夯土筑台。台是最早出现的建筑形式，当时技术水平所限，只能凭借夯土作建筑手段。

汉代以后，台出现两种变体，一是祭祀自然神的专用建筑，叫做祭坛；二是建筑物的基础部分，叫做台基。

远古的祭祀活动无确切记载。《周礼》中“夏至日祭地祇于泽中方丘”成为历代地坛规制和祀典的理论基础。

汉武帝时，在汾河汇入黄河处建后土祠。西汉末年又按阴阳方位在都城长安南郊和北郊分建祭祀天地之坛。

自此祭地之坛成为都城必不可少的建筑项目，由于历代对儒家经典解释不同，有时将天和地合在一起祭祀，有时分开祭祀。

1153年建中都城，在通玄门外，就是后来的复兴门外会成门以东建北郊方丘，是北京最早的祭地之坛。

现存北京地坛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明初。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建圜丘于钟山之阳、方丘于钟山之阴，实行天地分祀。有一年祭祀前斋戒时遇到下雨，朱元璋感觉敬天地如敬父母，没有分开祭祀之理，于是改为合祀。

朱元璋死后，皇太孙朱允炆继位，年号建文。鉴于北方诸藩王拥兵自重，危及朝廷，建文帝决定削藩。

镇守北平的燕王朱棣起兵反抗，发动“靖难之役”，攻入南京，夺取皇位，年号永乐。朱棣就是明成祖，他夺取皇位后改北平为北京，迁都北京。这是明代的重要事件，史称“永乐迁都”。

明成祖营建北京城时，以南京为蓝本，在京城正阳门外建天地坛、紫禁城右侧建社稷坛、天地坛以西建山川坛。

1421年“正月甲子朔，上以北京郊社、宗庙及宫殿城，是日早躬诣太庙，奉安五庙太皇太后神主。命皇太子诣天地坛奉安昊天上帝、后土皇地祇神主，皇太孙诣社稷奉安太社太稷神主。”昊天上帝和皇地祇神位从此就在北京扎下根来。

1521年，明朝第十代皇帝武宗病死。武宗无子，其堂弟15岁的朱厚熜以藩王继承皇位，为明世宗，年号嘉靖。世宗继位之初围绕如何确定其生父的尊号展开一系列激烈争论，并由此引发礼制变革。

早在嘉靖皇帝由藩邸进京的时候，未即位的嘉靖皇帝与朝臣们就迎接的礼仪发生了争执，结果以朝臣的妥协告终，紧接着，嘉靖皇帝的生母兴王妃蒋氏进京，又发生了类似的事情，最后朝臣又做了让步。

这两件事可以说是议礼之争的主要缘由，从嘉靖皇帝主观来讲，他从外藩即皇帝位，对朝廷的旧臣并不十分信任，而且他不希望以过继给孝宗皇帝当养子的身份来入继大统。

因此他要求追封自己的亲生父亲为皇帝，这一点标榜尊崇先师孔子礼教的大臣们是无法同意的，众大臣表现的空前团结，反对的奏章压的明世宗喘不过气来。

就在世宗准备让步的时候，一个叫张璁的人站了出来，帮了嘉靖皇帝一个忙，他写了一篇文章，为嘉靖皇帝追封自己的父母找了许多理论依据，而且引经据典批驳了群臣的观点，嘉靖皇帝看后深受鼓舞，张璁也得以加官进爵，成为议礼派的首领。

1530年，世宗以天地合祀不合古制为由，集群臣596人议郊祀典礼。有82人主张分祀；84人主张分祀而又以为既成之法不可轻改，时机尚不适宜；26人主张分祀而以山川坛为方丘；206人主张合祀而不以分祀为非；还有198人不置可否。

明世宗“自为说，以示礼部”，将南郊的天地坛改为圜丘专以祭天，在北郊择地另建方泽坛专以祭地，并在东郊建朝日坛、西郊建夕月坛。这是为明代的重要事件，史称“更定祀典”。

1530年5月，四郊祭坛兴工。11月命北郊之坛为地坛，此后方泽坛和地坛两名并存，祝文中称“方泽坛”，公务称“地坛”。1531年，方泽坛建成，后改方泽坛为地坛。

地坛内回字结构的古建筑

地坛总体布局坐南向北，由回字形两重正方形坛墙环绕，分成内坛和外坛。中轴线略向西北倾斜。

地坛以方泽坛为中心，周围建有皇祗室、斋宫、神库、神厨、宰牲亭、钟楼等。它的面积不大，有37.3公顷，占地仅为天坛的1/8左右。

举行祭地大典的方泽坛平面为正方形，上层高1.28米，边长20.5米，下层高1.25米，边长35米，乍一看去，似乎给人以矮小、简单之感。但是，就在这看似一无所有的表象下面，却隐含着象征、对比、透视效果、视错觉、夸大尺度、突出光影等一系列建筑艺术手法，隐含着古代建筑师们的匠心构思。

内坛共有七组建筑。古人认为应该在质朴的环境之中祭祀皇地祇，所以地坛内建筑很少，而且造型简朴，没有繁琐的装饰。

方泽坛和皇祇室组两组主要建筑布置在中轴线南部，前面为祭坛，后面为供奉神位之所，是模拟宫殿建筑“前朝后寝”的规制。供皇帝斋戒之用的斋宫布置在西北部。

方泽坛是举行祀典的祭台，狭义的地坛就是指这座祭台。坛四周有方形水渠环绕，名为方泽。方泽西南外侧有石雕的龙头，祭祀时方泽注水，水深至龙口，形成“泽中方丘”。

古人认为祭坛“必受霜露风雨，以达天地之气”，所以祭坛之上不建房屋，也没有内部空间。这是祭坛通例。

坛面铺正方形白色石块，整个坛面由1572块石块铺成。上层正中1/9处铺较大的石块，纵横各6块，以外分隔为四正四隅8个正方形，每个正方形纵横各8块。上层纵横各24路。

围绕中心四外为8环，最内环36块，每环递增8块，最外环92块。下层纵横各40路，也是8环，最内环100块，最外环156块。

坛立面包砌黄琉璃砖。四面各有8级台阶。下层东西两侧有4个石座。南面两座雕山形花纹，北面两座雕水形花纹，祭祀时以五岳五镇、皇帝陵寝所在的五陵山和四海四渎从祀，是安放从祀神位的四从坛。

方泽坛周围有两重低矮的围墙，称为“壝”。壝也是祭坛的组成部分，古代称祭坛规制为坛壝之制。方泽坛为两重方壝，壝墙黄琉璃瓦顶。

四面正中各有白石筑成的棂星门，北面为正，三门，东西南各一门。围墙之间的东北角有望灯台，灯杆高10丈7尺5寸，用以祭祀时悬挂望灯。

皇祇室在中轴线南端。大殿体量不大，北向，面阔五间，单檐歇山顶，覆黄琉璃瓦。内檐彩画为最高等级的和玺彩画，全部以凤为题材，是一种罕见的做法，为清乾隆年间原物。

皇地祇神位平时供奉于皇祇室内，祭祀时移到方泽坛上。围墙之门与方泽坛南棂星门相对，围墙覆黄琉璃瓦。

斋宫东向，面向中轴线。正殿建在单层台基上，面阔七间，单檐歇山顶。前有月台，围以白石栏杆。南北配殿各七间，单檐悬山顶。配殿后各有守卫房七间。东有内宫门，其外环绕高墙一道。整组建筑用绿琉璃瓦。

北京诸坛仅天坛、地坛、先农坛建有斋宫。因为皇帝对皇地祇称臣，所以斋宫必须建在祭坛的下方位置，朝向和色彩必须低于祭坛的规制。

还有四组附属建筑，布置在中轴线以西：神库和宰牲亭在方泽坛以西，钟楼和神马圈在斋宫以北。钟楼内悬挂着嘉靖年间铸造的铜钟，祀典开始时鸣钟。

斋宫为皇帝祭地时斋宿之所。清代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各帝都曾在此斋宿。主体建筑坐西面斋宫东，由西、南、北三殿组成，始建于1530年，1730年重建。

神库建于1530年，这组小建筑群是由四座五开间的悬山式大殿和两座井亭组成。

正殿叫“神库”，是存放迎送神位用的凤亭、龙亭和遇皇祇室修缮时，临时供奉各神位的地方。东配殿叫“祭器库”，是存放祭祀所用的器皿用具的库房。西配殿叫“神厨”，是制作祭祀供品食物的地方。

南殿叫“乐器库”，是存放祭祀所用乐器和乐舞生服的地方。东西井亭专为方泽坛内泽渠注水和为神厨供水。南殿及两井亭于1749年建成。

宰牲亭位于神厨的南侧，建于明永乐年间，是古代皇家祭祀前宰杀祭祀所用牲畜的场所，也称打牲亭。亭内有石槽，门内两侧原有井亭各一座，为洗涤祭品之用。

古时对宰杀祭牲也很讲究，于祭前一天子时初刻，在此举行宰牲仪式：宰牲人预先在亭外墙东，挖一个两尺见方、两尺深的坑，也叫“痊坎”。

太常寺官员摆设香案于亭外，光禄寺大臣穿礼服，在两名太常寺赞礼郎的引导下，到香案前北面三上香后与御史、礼部司官一起视宰。宰牲人用鸾刀割牲；用器皿取祭牲之毛、血，掩埋于墙东之坎内。宰牲仪式遂告结束。

宰牲亭的西侧就是井亭。井亭最大的特点是，亭的顶部是敞开的，通天的。井口冲青天，寓意含有天地之气的意思。宰牲亭上边的几根柱子不落地，都落在四个抹角梁上。宰牲亭的接点做法是清代所没有的，它的柱头直接通上去不用垫板，它的木构件特别直爽。

后来的宰牲亭以历史原貌面向世人，殿内青砖墁地，有灶台、漂牲池。里面有皇帝祭天祷告词、供奉牌位、祭器和贡品等，都是地坛极其珍贵的历史文物。

钟楼始建于1530年，为三开间歇山式绿琉璃顶的重檐正方形建筑，通面阔12米多。因年久失修，于1965年拆除。2000年按原样重建。钟高2.58米，直径1.56米，重2324千克，铭文铸“大明嘉靖年月日制”8个字。钟声宏亮浑厚。

神马殿建于1530年，建筑为五开间悬山式绿琉璃顶。它通面宽19.55米，每间宽度相同，进深7.5米。外有壝墙。1999年进行挑顶大修。

牌楼也称牌坊，是地坛西门的第一座建筑物。明清两代皇帝到地坛祭地首先经过牌楼，再进坛门，地坛牌楼与颐和园东门外牌楼一样高大雄伟。

明代始建时称“泰折街”牌坊，清代雍正年间重建时改为“广厚街”牌坊。由于自然条件和历史的原因，两个牌楼都没有保存下来，后来的牌楼是根据清代乾隆时所建式样重新建设的。

新建的牌楼高达13.5米，气势高大雄伟，绿色的琉璃瓦面，彩画以“天龙地凤”之说，绘以单凤图和牡丹图案，正面中心有“地坛”两字，背面核心有“广厚街”字样。

集芳囿位于外坛西北部，占地面积6000平方米，建筑面积1300平方米，是一座封闭式的古典景园。园内有殿室、廊亭、池榭、爬廊、假山等，布局严谨多变。

园内还有近900平方米、高12米的温室，室内除了有数百种名花异草外，还有假山叠水和溪流。它是景色优美和四季如春的幽静仙境。

牡丹园是占地面积最大、植物品种最丰富，亭、廊、水榭、花架等园林小品最精致的园中园。园内通过整合的手法，遵循园林布局，采用形态生动、布置形式灵活的自然山石与灌木相结合的形式处理驳岸，与水榭保持景观风格的统一，充分体现了我国古典园林师法自然的造园思想。

在我国古代，天圆地方的观念源远流长。因此，作为祭祀地祗场所的地坛建筑，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以象征大地的正方形为几何母题而重复运用。从地坛平面的构成到墙圈、拜台的建造，一系列大小不同的正方形反复出现，与天坛以象征苍天的圆形为母题而不断重复的情形构成了鲜明对照。

这些重复的方形，不仅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而且还创造了构图上平稳、协调、安定的建筑形象，而这又与大地平实的本色十分一致。

按照古代天阳地阴的说法，方泽坛坛面的石块均为阴数，即双数：中心是36块较大的方石，纵横各6块；围绕着中心点，上台砌有8圈石块，最内者36块，最外者92块，每圈递增8块；下台同样砌有8圈石块，最内者200块，最外者156块，亦是每圈递增8块；上层共有548个石块，下层共有1024块，两层平台用8级台阶相连。凡此种种，皆是“地方”学说的象征。

方泽坛建筑艺术又一突出成就体现在空间节奏的完美处理上。它方形平面向心式的重复构图，使位于中心的那座体量不高不低的方形祭台显得异常雄伟，这种非凡的气魄，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

首先是最大限度地去掉周围建筑物上一切多余的部分，使其尽可能地以最简单、最精练的形式出现，从而形成了一个高度净化的环境；

其次则是巧妙的空间结构处理手法：两层坛墙被有意垒砌成不同的高度，外层墙封顶下为1.7米，内墙则只有0.9米，外层比内层高出了将近一倍；外门高2.9米，内门高2.5米。

两层平台的高度虽然相近，但台阶的高度却不同，上层台宽3.2米，下层台宽3.8米。这种加大远景、缩小近景尺寸的手法，大大加强了透视深远的效果。

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安排还营造了祭拜者的一种特殊心理节奏。当人沿着神道向祭坛走去时，越向前走，建筑就越是矮小，而祭拜者本人就越是显得高大。当人最终登上祭坛时，自然会有一种凌空抚云和俯瞰尘世之感了。

除了视觉上促使人产生节奏感之外，还十分重视人的触觉，特别是脚的感觉。我国建筑历来重视地面的铺作和道路、台阶的距离远近曲直，目的就是要创造出一种特定的意境或气氛。

方泽坛的空间和距离，从一门到二门，二门到台阶前都是32步左右，两层平台都是8级台阶，上二层平台又是32步左右。

这种人在行进间持续时间相同的重复，自然而然地使脚的触觉转化成心理上的节奏，舒畅的平步青云之感便会油然而生。

如果说帝王祭天是为了表现自己是天之元子，是受命于天的话，那么，他们在祭地之时，所要强调的是自己君临大地和统治万民的法统。

因此，天坛建筑以突出天的至高无上为主，祭天者被放到了从属地位，而地坛建筑则不然。它虽然也要表现大地的平旷与辽阔，但更要突出作为大地主人的君王的威严，要唤起帝王统治万民的神圣感和自豪感。所以，营建地坛的古代建筑师们才煞费苦心地做了这样构思与设计。

皇祇室独特的建筑彩画

清初沿袭明朝地坛旧制，地坛以及其中各建筑的名称也未改。1749年，地坛因年久失修损毁严重，清政府为此进行了大规模的修缮和改建。

乾隆认为皇祇室绿瓦和方泽坛黄琉璃面砖“于义无取”，于是依据《周礼》和《考工记》等经典，将皇祇室以及方泽坛围墙绿琉璃瓦顶改为黄瓦、方泽坛黄琉璃面砖改为白色石块。

这次改建十分成功，使两座主体建筑的礼制意义更加明确。改建工程至1752年竣工。

1873年同治帝亲政，皇帝亲诣行礼，重修了皇祇室，这是我国封建帝制时代对地坛的最后一次修缮。这座大殿的一个特点是内檐彩画采用了“双凤和玺”式样。

彩画是我国特有的一种建筑装饰艺术，具有悠久的历史。据史籍考证和考古实物证明，早在春秋至战国时期，就在建筑物的檩、枋、梁、柱等部位进行彩画装饰。大量出土的汉代陶楼建筑的梁、柱、枋上更是都有彩绘装饰。

明清之际，建筑彩画已趋规范，特别是清式彩画的制度性更加明显，各种彩画在构图、用色、用金和退晕层次上都有具体的规定，许多彩画已经形成了共有的特点，归纳起来可以分为“和玺”、“旋子”和“苏式”三大类，另外还有一些杂式的类型。

和玺彩画是彩画等级最高的一种，是清代官式建筑主要的彩画类型，有的称为“合细彩画”。它仅用在宫殿、寝宫、离宫、皇家坛庙的主殿、堂门和少量的牌楼建筑中。

和玺彩画是在明代晚期官式旋子彩画日趋完善的基础上，为适应皇权需要而产生的新的彩画类型。画面中象征皇权的龙凤纹样占据主导地位，构图严谨，图案复杂，大面积使用沥粉贴金，花纹绚丽。

和玺彩画构图时，在梁、枋各部位都用曲折线分成段，其他主要线条一律沥粉贴金，金线一侧衬白粉线或者同时加晕。各个构图部位内的花纹也沥粉贴金，并且用青、绿、红等底色来衬托金色图案，整体画面非常华贵。

根据各个部位所画的内容不同，和玺彩画的做法又分为金琢墨和玺、金龙和玺、龙凤和玺、龙草和玺、金凤和玺和草凤和玺等。

旋子彩画仅次于和玺彩画，它有明显、系统的等级划分，既可以做得很素雅，也可以做得非常华贵。它的应用范围很广，一般官衙、庙宇的主殿，坛庙的配殿以及牌楼等建筑物都用这种彩画。

旋子彩画的主要特点是：找头之内使用带漩涡状的几何图形，叫做“旋子”或称旋花，各层花瓣从外到内分别称“一路瓣”、“二路瓣”、“三路瓣”和“旋眼”，或称旋花心。旋子以“一整两破”为基础，以找头的长短作为增加或减少旋花瓣的处理依据。

苏式彩画由图案和绘画两部分组成，是另一种风格与形式的彩画，主要用于园林和住宅。各种图案和画题相互交错，从而形成了多变的画面。

在图案中一般画上各种回纹、万字、夔纹、汉瓦、连珠、卡子、锦纹等。绘画包括各种人物故事、山水、花鸟、鱼虫等，另外还有一些装饰画，比如折枝黑叶花、异兽、流云、博古、竹叶、梅花等。画题多含寓意，喻示美好和吉祥。

北京地坛皇祇室的内檐彩画采用了金凤和玺的做法。这种彩画样式在北京区的宫殿、坛庙之中仅此一例。这些彩画的题材以“凤”为主要形象，所有的枋心彩绘图案都是双凤，没有龙和龙凤图案，这在我国现存的官式建筑物中是非常少见的。

在土地祭祀文化中，关于祭祀的场所、祭祀的礼器、祭祀的仪仗、礼仪、禁忌等，历朝历代都有严格规定。北京地坛是明、清朝廷进行最高规格的祭祀地祇神的专用场所，它的营建必须合乎“礼”。

为了合乎这个“礼”，古代工匠们在营建地坛的过程中，从选址到规划，从整体布局到局部操作过程中采用的特殊建筑语言中，无不直接或间接地体现了两种观念和信仰，一是对承载、滋养普天之下万物生灵的大地的尊崇、敬畏和虔诚，二是象征国家社稷为天之所授的观念。

不必说地坛整体规划一律采用“制方”的设计，也不必细说唯独地坛建筑是“坐南朝北”，更不必细数各组建筑的度量长度都是“偶数为基”，单单是所有建筑枋心的彩绘图案都是“双凤”，而无双龙和龙凤图案，这在我国官式建筑中就极为罕见，从而被称为“北京一绝”。

皇祇室内檐彩画是清中期的彩画风格，也就是早期“和玺彩画”的做法。彩画的题材以“凤”为主要形象，表明它的象外之意代表了“八卦”中的“坤”象，表示的是“后土”和“地示”神祇等内涵。以这种特殊的图案体现了与地坛这组建筑在形象和使用功能上的一致性。

北京地坛皇祇室内檐彩画以其独特的立意、构图和具体描绘手法，在我国古代建筑史上增添了一朵瑰丽的小花。

地坛是座庄严肃穆、古朴幽雅的皇家坛庙，内有大片空地，有树木、草坪。地坛方泽坛外的三株古柏颇有特色，被称为“将军柏”。

地坛还有一批官窑礼器，是清光绪年间江西景德镇专为清朝宫廷祭祀所特制，是传世的真品，保存完整，具有较高历史价值。

后来，地坛先后修缮了斋宫、方泽坛等全部建筑，重建了地坛牌楼和钟楼，新建了牡丹园、集芳囿、月季园、银杏路等景点，还对地坛的周边环境进行了大规模的整治修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