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海慈航——北京内八刹

北京历史上著名的佛寺“内八刹”，分别是：柏林寺、嘉兴寺、广济寺、法源寺、广化寺、拈花寺、龙泉寺与贤良寺。这8个寺庙均在北京的老城区内。

在“内八刹”中，广济寺、广化寺、法源寺保存较好，寺庙香火旺盛，信众如云，每年有多次法事活动。柏林寺与拈花寺尚有遗物可寻，庙的形制及主要殿堂被保存下来，损坏不是十分严重。而其他几座庙已无遗物。它们不仅是佛教信众膜拜之地，更以其幽雅的环境、独特的建筑风格、深远的历史积存而著称。

龙藏珍府的柏林寺

柏林寺位于北京雍和宫东侧，是京城著名的“内八刹”之一。由于柏林寺内的古木很多，尤多古柏、古槐、还有白皮松、古银杏等。因多有古柏，故名“柏林寺”。

柏林寺创建于元顺帝时的1347年，明洪武初年修建北京城北墙时将柏林寺分为两部分，城内的称南柏林寺，城外的称北柏林寺。

柏林寺在明代曾经住过两位著名的人物。1525年，明代大文学家程文德抵达京师后，寓居在柏林寺。明万历年间，南京礼部尚书黄凤翔因病也住在柏林寺中，并得到了当时的住持自然上人的照料。

当时柏林寺的情况，据黄凤翔《田草亭》记载：

自然上人，盖住持柏林寺。寺居都城东偏，其梵殿不甚崇闳，禅房落落，缁流稀简，游人罕有窥焉者。

清代康熙年间的1713年，正值康熙皇帝六十寿辰，康熙的四子胤祯主持重修柏林寺，为父皇积功德、庆寿辰。修缮后的柏林寺规模宏大，盛况空前。

胤祯的雍王府就是雍正登基后的雍和宫，位于柏林寺的西边，胤祯经常带着儿子弘历到柏林寺游玩进香，因此对柏林寺特别关照。弘历就是后来的乾隆皇帝。

由于雍王府离柏林寺很近，胤祯也常到柏林寺来，因此庙里的和尚也能揣摩胤祯的心意。

一天，一个老和尚在和胤祯聊天时唱念出一个偈子，其中的意思是暗示胤祯将来要当皇帝。胤祯听了当然高兴，重重赏赐了和尚。

老和尚为了得到更多的赏赐，也为了更加博得他的欢心，还领胤祯到西边跨院去看一块石影碑。

这影碑猛一看，没有什么特别，就是一块普通的大青石。胤祯看了半天，莫名其妙，也不感兴趣，就想责备和尚拿他开玩笑。

这时，老和尚命小和尚从旁边的太平缸里舀了一桶水，对准石影碑泼去。老和尚随即喊道：“王爷请看！”

胤祯马上睁大眼睛看，看得心花怒放。原来，那影碑遇水后，渐渐地显示出两条龙，在龙之上还出现了一只凤凰。这其实只是此石的花纹石质所致。

龙的出现，不是预示着皇帝的到来吗？老和尚终于如愿以偿地又得到了许多赏赐。

清乾隆年间的1758年，柏林寺再次重修时，又在维摩阁院里种植了一棵古七叶槐。七叶槐是国槐的一个变种，因叶是由七片叶子簇成一束，形似蝴蝶，所以又名“蝴蝶槐”。柏林寺这棵七叶槐现在已经高达15米，干周长达1.8米。

在北京只有两棵古七叶槐，另一棵在西城的广济寺内。广济寺的舍利阁前，曾有一棵清代的古七叶槐，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被视为广济寺内的“三宝”。即“方缸、铁井、七叶槐”。后来，广济寺不慎失火，方缸和铁井被毁，而令人奇怪的是七叶槐却安然无恙。这同样给柏林寺的这棵七叶槐增添了神秘色彩。

此外，清乾隆帝在此次重修时写有一首思念其父亲雍正皇帝的诗文：

柏林古刹炳长安，岁久榱题惜废残。

况是近邻跃龙邸，特教重焕散花坛。

彩衣随喜思依怙，萱戺延厘合施檀。

佛法故当忘一切，于斯云忘我诚难。

柏林寺经过明宣德年间及清康熙、乾隆年间的3次大规模重修，规模宏大，景象庄严肃穆。

柏林寺坐北朝南，主要建筑全部建在一条南北中轴线上，自南而北依次为山门、天王殿、圆俱行觉殿、大雄宝殿和维摩阁共5进院落。

山门殿前矗立着一座高大的砖砌影壁，上面的雕刻精美的莲花图案。

经山门殿左转，则豁然开朗，别有天地。放眼望去，大殿很多，建筑宏伟，一层层向后延伸，一座比一座大，重重殿宇、层层楼阁在高墙碧瓦间透露出庄严肃穆。

寺内除有元、明时期多棵巨大的古柏外，还有两棵紫藤缠柏的奇观。

柏林寺大雄宝殿前，还有清乾隆时的重修碑刻两方，为满汉文。

无量大雄宝殿是寺内的主要建筑，殿内的供有明代塑造的三世佛和7尊木制漆金佛像，上方的悬匾上书“万古柏林”，为康熙六十寿辰时亲笔手书。

大雄宝殿十分宁静，殿前有成行的古柏，枝叶茂盛，柏树树兜可以众人合包。柏树根深入地下，汲取着数百年来的营养，树高至十余丈，好似宗教仪式中的仪仗队，柏树巨大的树冠就似华盖伞蔽护着殿宇，壮观而威严。

维摩阁自成院落，为双层建筑，东西两侧建有翼楼。圆俱行觉殿之意是“觉行究满，方可为佛”。有清乾隆皇帝的御笔殿额“觉行俱圆”，还有御书的对联，联曰：“座上莲花前后果，庭中柏子去来心。”

中轴的东西两路有配殿院多重。在东配殿南面，原有1707年铸造的交龙纽大铜钟，钟周满刻有《华严经》生净土神咒经文，故称华严钟。钟高2.37米，直径1.68米，重2268公斤，铸造精美，特别是蒲牢钟纽铸得栩栩如生。后此钟移至北京觉生寺。

柏林寺西部是清代历代皇室的行宫，使整座寺院大殿栉比，古柏森森，布局整齐严谨，全部建筑都建在高大的砖石台基上。

柏林寺内原有皇帝题字颇多：雍正皇帝御书天王殿额“摩尼宝所”，东斋堂额“法苑金汤”，西禅堂额“心空及第”，无量殿额“善狮子吼”，后阁额“万佛宝阁”，小法堂额“中流砥柱”；乾隆皇帝御书正殿额“觉行俱圆”，槛联“座上莲花前后果，庭中柏子去来心”，无量殿额“祥轮永驻”，后阁额“宝相庄严”，大悲堂额“摄诸禅定”，行宫殿中额“心香室”，槛联“近华重云边，慧心常照；入旃檀林里，香界俱清。”

柏林寺中最为珍贵的宝藏，就是佛教的“龙藏”。这部大藏的刊刻，一共进行了6年，自1733年起，至1738年才全部完成。

佛教经典称“藏”始于唐代。“藏”字本意是“蕴集包含”，所谓“大藏”就是把一切经典汇集储存在一起的意思，即是一部佛学大丛书。

早北宋时期，就在成都雕造大藏5000余卷，这是最初刊刻的全藏，简称为开宝藏。南宋时官私刻藏共有6次，其中在平江府，即苏州碛砂延圣院雕造的经版简称为碛砂藏，直到元代方才刻完。北方的辽朝和金朝也都曾刻过大藏。辽藏亦称契丹藏，金藏也称赵城藏。上述这些大藏不但原刻的版片早已毁于兵火，就是印刷的纸本仅存断篇残帙保留到现在的，也成为希世之珍了。

明洪武年间在南京刻的称为南藏，明永乐年间在北京刻的称为北藏。私人刻藏，改梵筴即经折的形式为书本形式的称为方册大藏。这样的大藏，前有武林藏，后有径山藏，径山藏又称嘉兴藏。

清代政府所刻的大藏叫做龙藏，也称为清藏。它是以明代永乐年间的北藏为基础而又有所增益的。自唐宋以下，元、明、清三代的高僧大师，以及对佛学有研究的人士所留下的有名著述，也都包括进去。

清藏的刊刻，可以说是给佛教经典传入我国以后，为1700多年的译著阐述了结了一笔总账，对我国学术界的贡献很大。它不但是研究佛学的宝库，而且也是研究文学、历史、哲学、翻译等等学术领域的宝库。

一千多年以来，尤其是和我国文字相通的朝鲜、日本、越南等国曾多次从我国取得各种大藏的印本，郑重地加以保藏或翻刻。

早在宋代，朝鲜就根据开宝藏和辽藏曾重雕过两次，称为“高丽藏”。而日本在明末清初就曾翻刻径山藏，称为“黄檗版”。这些事实说明，这部从开宝藏一脉相传下来的龙藏经版，在世界佛教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这部大藏的雕版，从印刷学来看，也是集中了无数优秀工匠的经意杰作。全部雕版字体工整秀润，如出一手。“龙藏”中佛像、韦驮、龙牌等版，以白描笔法雕造了庄严而又生动的画面，也代表了当时版画艺术的高度造诣。

同时，“龙藏”在选材方面也非常严格，全部经版都选择最好的梨木，使得经版寿命能够延长，直到后世，版片都很少断裂。可以称得起是一部完整而又代表一个时代木刻风格的典范。

“龙藏”仍然按照过去大藏以千字文编号的方法，自天字号起至机字号止，共用724字，每字为一函，每函10卷，综计7240卷，计经版79036块，后有清初诗坛的盟主之一钱谦益注《大佛顶首楞严经丛钞》等6种，实存7167卷，版78230块，经版都是两面刻字，每面包括5个半页，每半页5行，每行17字。

“龙藏”刻成以后，印刷的部数很少，在1739年只印了100部，分发全国各地寺庙。1762年又补刷了3部。以后，只是由各地寺庙自己备款请印，数百年来流传的印本不过200部，经版系选用上好的梨木雕造，刀法洗炼，字体浑厚端秀，因而这部经版后世字口锋棱俱在，完整如新。

经版刻成之初，原存放故宫武英殿内，不久，因为印刷的关系，移到柏林寺辟设专库保藏。至今仍完整无缺地保存着准备继续付印的原状。

回溯开宝以来，十几部大藏经版都已毁灭无遗，而柏林寺的“龙藏”大藏经版能够完整地保存下来，因此仅存的这部龙藏经版就显得更加珍贵，因而受到了亚洲各个信仰佛教国家的重视。

皇城善地的嘉兴寺

嘉兴寺坐落在北京城原西皇城根路北的一座高台之上。庙的西墙在五福里，后门则在旌勇里路西。它建于明孝宗时的1503年，清代康熙年间重修。正阳门外东柳树井路北的大慈庵是它的下院。

据说，清乾隆年间，号称拈花寺中兴第一代禅师的达天，曾为嘉兴寺住持。达天禅师于1780年被高宗乾隆皇帝敕封为“阐教禅师”。这是佛教贤首宗自唐代圭峰禅师被赐封后的第一人。

原德胜门外牛桥拈花寺的塔院中，奉达天为拈花寺中兴第一代，贤首宗第三十四传人。在京城贤首宗其他寺院的塔院中，多以达开为开山祖师，并建有达天禅师的衣钵塔。

清代嘉庆年间，嘉兴寺中有一位著名的元宝和尚，据说他腿跛，是个大弯腰，《长春市志·宗教志》上说，元宝和尚是嘉庆朝摄政王的“替僧”。

关于元宝和尚和嘉庆朝的摄政王，还有一段传说故事：

据说有一次摄政王在北京的嘉兴寺进香，主持派了一个小和尚去敲钟，结果这个小和尚是个罗锅，怎么也够不到那个吊起的大钟。

小和尚急得往上一窜，哪想到脚下走空从台阶上滚了下来。他弯腰驼背加上一身黄缎僧衣，远远看去好像一个元宝在滚。

摄政王见了，不由笑道：“好个元宝！”

机灵的小和尚立刻跪在地上连连磕头：“谢王爷！”从此“元宝和尚”就叫开了，而他真正的法号却是很少有人再知道了。

1861年，嘉兴寺曾作为清政府“通商议事”之所。由外事活动频繁，恭亲王掌政时，曾将庙的东院僧房腾出，作为外事活动场所。直到恭亲王被免除军机大臣后，清政府于东堂子胡同成立了“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此处的外事活动才告停止。

嘉兴寺原为东西并列的3座院落，最西一座为主寺。面临皇城的山门即为天王殿，上端高悬蓝地金字“嘉兴寺”的大匾，东西各开一“方便”小门，上书“不二法门”。

后来，皇城根拆除后，便又在西边开一大门洞，进门往西即可看到天王殿东山墙的红额，上面写的是：“天地昼夜六时大地一切皆欢喜恒吉祥。”

二殿三间供的是如来佛，东配殿为客堂，门前挂一红漆牌，上写方丈示：“无衣钵戒牒者，本庙概不挂单”。后殿3间供的是“三世佛”。

嘉兴寺主寺以东的中院，亦有前殿、后殿，供奉观世音菩萨、关圣帝君等塑像，再东的院落是大型的传统型四合院，为寺院的寮房、斋堂、庖厨、仓库。

方丈院内还种有十数盆不同品种的莲花。因此，夏秋之际许多人到此“借佛观花”，故老北京人有“崇效寺的牡丹，嘉兴寺的荷花”之谚。

清末，嘉兴寺的住持为方瑞、崇辉，他们的社会交际很广，在佛教界有很大威望。当时北京佛教会有两个，一个设在南城观音院，人称“南会”；另一个就设在嘉兴寺，人称“北会”。两会各有群众。

旧时的西皇城根，每年有两件宗教与民俗水乳交融的盛大活动：一是正月十五上元节东官房以西宛平县城隍庙的“烧火判”，二是七月十五中元节旌勇里旁嘉兴寺举办的盂兰盆会。

清光绪年间，慈禧太后在地安门外火德真君庙祈建皇家的中元法会，焚烧用48张油桌拼成舱底，长十丈、高约五六丈的巨型法船。嘉兴寺则在什刹前海冰窖处，焚烧巨型法船，而且是“普渡船”，亦称“济孤船”，另外还有“净业船”一艘。

按佛教的说法，普渡船是超度“十方法界无祀孤魂”的；净业船是渡善人的。所以，船上扎糊的鬼神、人物也不尽一样。普渡船船舱内是“十殿阎君”朝地藏王菩萨；而净业船船舱内则是十六尊者朝“西方三圣”，即观世音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船舱的舱顶上还落着大鹏金翅鸟。

在当时，北京城西北一带的善信人许多在庙内“功德堂”上给自家的宗亲三代设位追荐，将装有冥银的包袱均放入净业船底舱，晚上在什刹前海嘉兴寺前焚化。观者如潮，万人空巷，为京城一大盛事。

嘉兴寺开盂兰道场时，前十天即在山门外张贴了大幅黄榜，表示召请“十方三世，古往今来一切孤魂等众”，并接受“十方善信人士”的布施。这一天，僧众、居士两众弟子同诵《佛说盂兰盆经》、《地藏经》及诸品神咒。

天黑之前，两众弟子执香，在一片举扬“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的圣号声中列队祭送一艘济孤船，在太平仓与棉花胡同南口外交界处焚化。

到了晚间，僧众在庙的正院“祈建盂兰盆会普利济孤，往生逍遥道场”，由崇辉法师放正主法，焚香设放《普利济孤焰口》。

这天夜里，前海的荷花市场的营业几乎通宵达旦，水面上的荷灯点点，烛光闪烁。青少年们手执莲花灯，荷叶灯、鲜蒿子灯在岸上自发地举行“斗灯会”。正是“绕城秋水荷灯满，今夜中元似上元。”

旧时，嘉兴寺以停灵暂厝、承办丧事而闻名，它是全北京市停灵、办丧事最多的庙。而且多是富豪、名家的大丧事。平均每周即有三五家办事，甚至一天赶上几家办事，事主互相“斗阔”。所以，庙的门前经常挂出几个黑漆牌子，上面用毛笔蘸大白粉写着“王宅接三东院”、“李宅伴宿北院”、“张宅开吊前院”等等。

嘉兴寺一年到头棚架子不拆，门外花牌楼架子也不卸，吹鼓手的大鼓锣架不往回挑，甚至冥衣铺裱糊匠到庙里就地做活。

当时人们在庙里办丧事是有条件的，首先要遵守寺院中最基本的清规。例如戒杀生，庙里不得进荤，即招待来吊唁的亲友不能用鱼肉酒馔，只能用素席，更不允许用佛、道两教之外的宗教仪式治丧。

在这种风俗之下，嘉兴寺则比较开明，他们逐渐向新式的殡仪馆方向发展。不但承办汉、满两族人们按当时市面风俗习惯，以佛、道两教为基本形式的丧事，而且接纳不同宗教信仰者治丧的业务。采取来者不拒，不问信仰、礼俗，甚至允许天主教在庙里举行“终傅式”；允许基督教在庙里举行“吊丧会”。

还有些基督徒去世后不在教堂开“吊丧会”，却借嘉兴寺庙院举行所谓“追思礼拜”，唱诗《我家在天》，献诗《这世界非我家》、《复活在我》《真神之爱》、《日落之那边》；读圣经《帖前四章十三至十七节》，由牧师祝祷后，始奏哀乐出殡。

因此，嘉兴寺后院有一块“果园子”，但几乎百分之九十用来“丘”灵柩，其中，还有几座外国人的墓地。

妙品清供的广济寺

北京广济寺始建于南宋时期，原名西刘村寺。金、元两代，西刘村寺一直由民间香火供奉。元代时将西刘村寺改称报恩洪济寺，元末毁于战火。

明清时期的史书中，有关上关于广济寺缘起的记载。据明代大学士万安所撰《弘慈广济寺碑铭》记载：

都城内西大市街北，有古刹废址，相传为西刘村寺。

清初学者余宾硕所作《喜云慧大师传》中称：

宋末有两刘家村，在西者为西刘家村。村人刘望云，自谓天台刘真人裔孙，得炼气法。一日，有僧号且住者过之，望云出迎，求其说法。因为之建寺，曰西刘村寺。

明代景泰年间，村民耕地时，发掘出陶制佛像、供器、石龟及石柱顶等物，才知是古刹遗址。

1457年至1464年，山西僧人普慧、圆洪等云游至此，在这里募集资金，于废址上重建寺庙。在当时掌管皇帝冠服的尚衣监廖屏的资助下，仅用了两年时间就营造了一座庄严佛刹。

廖屏还将此事奏闻明宪宗皇帝，请赐寺名，明宪宗于1466年下诏赐名为“弘慈广济寺”。

在此之后，广济寺僧人不断进行修复工作，直到1484年才算全部完工，次第建成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大士殿、伽蓝殿、祖师殿、钟鼓楼、斋堂、禅堂、方丈室、僧舍等，巍峨壮观，富丽辉煌。

清代初年，恒明法师将广济寺改为律宗道场，在此设立戒坛，开坛传戒。从1648年起，礼请玉光律师在寺内开堂传戒。

1656年，清世祖顺治皇帝曾游历广济寺。此后历代皇帝对广济寺十分关注，多次进行修缮和扩建，但基本保持着明时重修的布局。

清代末年，道阶和尚任广济寺住持，在寺中兴办了弘慈佛学院，学僧逾百人。

当时，广济寺在京城还有几个下院，在北海西面有柏林寺，德胜门内有莲花寺，后海有广化寺，西直门内有弥勒院，龙须沟有龙泉寺等，盛极一时。

广济寺建寺以来，薪火相传，高僧辈出，如普慧、恒明、玉光、现明等成为一代宗师和禅门慧炬。

广济寺占地35亩，坐北朝南，在中轴线上依次分布着山门、弥勒殿或称天王殿、大雄殿、圆通殿或观音殿和多宝殿。东西两侧除钟楼、鼓楼外，还有整齐的配殿。整体布局是个“川”字形。

我国汉地建筑，基本受于周代制度。《考工记》云：

天下之地势，两山之间，必有川矣，大川之上，必有途矣。

“川”字形布局，象征河流百川，又有佛教“芥子纳须弥”的含义，寺院就是大千世界，故“川”字形建筑里突出主次的关系，这只是佛菩萨在成就上的差异，丝毫没有伦理上的差别。

以多座建筑组成的庙宇，通常均取左右均齐之绝对整齐，对称布局，其所注目重者，乃主要中线之成立。其布置秩序均为左右分之，适于礼仪之庄严场合。

山门、殿堂、楼阁等不同类型建筑合成庭院。把建筑分解成最小的基本单元“间”，间与前面的空间“院”，组合成“院、间”的建筑模式，这虚实的空间有水墨画计白当黑的审美理念，而在佛教中体现了“空与无”的思想内涵。寺中重要的殿堂一般都排列在中轴线上。

进入广济寺，第一眼让人注目的是天王殿。这里有明代仿唐三彩的四大天王，象征着“风调雨顺”。

中间为明代铜弥勒像。只见他半盘半坐于莲花座上，法相庄严，这和我国大多数佛寺中供奉的“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开口常笑，笑世间可笑之人”的布袋和尚像不同。布袋和尚只是传说中弥勒佛的化身形象，广济寺天王殿中所供奉的是天冠弥勒，其实这才是弥勒佛原本的形象。

广济寺最大的殿堂是大雄殿。此殿着黄琉璃瓦，殿脊有香水海，又名华藏世界海，整体呈“山”形，由水、莲花和一个梵字构成，寓意永恒世界、不生不死。此种殿脊在北京地区独此一家。

在大雄殿前，有明代成化、万历，清代康熙、乾隆石碑5块，表示该寺与当时皇室的关系。其中清康熙皇帝所赐的文字碑与无字碑相对屹立殿前，成为“空有碑”，这表示佛法的真空妙有，极具深意。

大雄殿中最早供奉的三世佛，为康熙年间所塑，后世多有重塑。三世佛即西侧过去世迦叶佛，中间是现在世释迦牟尼佛，东侧是未来世的弥勒佛。这样的组合供奉方式与常见寺院所供奉的西方世界阿弥陀佛、本师释迦牟尼佛、东方世界药师佛组合完全不同。

佛是智慧之身，法性平等，所表达的合掌皈依仰慈悲，举头见佛生欢喜的精神完全相同。

在大雄宝殿，有一个乾隆时铸造的青铜宝鼎，有2米多高，放置在刻花石座上，鼎身铸有佛教八供轮、螺、伞、盖、花、瓶、鱼、结等花纹，造型古朴大方，工艺精湛，是珍贵的艺术珍品。

在三世佛前，供奉有香、灯、瓶、炉等供具。这里堪称国宝的是在释迦牟尼佛像前两侧，有两支分别高4米和3米的明代长明烛，这是由整根檀香木雕刻而成的艺术珍品，上面通体盘刻着明代所雕的“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的故事。

三世佛龛之背板上，裱贴有一幅高5米，横长10米的纸本《胜果妙音图》。这是清代画家傅雯受乾隆皇帝谕旨为皇太后祝寿所绘所作的指头画，被称为“指画之最”，堪称国宝。

这幅描绘了释迦牟尼佛说法的巨幅图画，画面的中央是本师释迦佛，画面上，释迦牟尼端坐在莲花座上，慈容可掬地向信徒讲经说法。佛的左右分别为骑狮的文殊菩萨和骑白象的普贤菩萨，另外有四大天王和众多的菩萨、罗汉等。

在佛莲花座前还有善财童子以及大鹏、迦陵频伽鸟鸣和雅音，欢喜谛听佛说，随喜奉持佛陀所说真理。

在周围，还有100多位弟子洗耳恭听。有趣的是，听众中，还有我国的历史人物关羽、关平、周全及布袋和尚等，这也符合我国当时“三教合一”的实情。

这幅作品原设于大内，后赐予宣南慈仁寺，后来流落民间，被广济寺购回，藏于寺内。

三世佛两侧，则陈列有明代铜铸十八罗汉。

大雄殿后为圆通殿，供奉着观音菩萨。因观音菩萨广大圆满，闻声救苦、救难，耳根圆通，故曰“圆通”。

殿中正座是大悲圣观音菩萨像。西侧一尊是元代铜观自在菩萨；东边一尊是明代多罗菩萨，即藏传佛教所称的度母。

圆通殿东边墙上有延生普佛红色牌位，为信众消灾解厄、普佛祈求；西边墙上有黄色往生牌位，是专为亡故之人超度往生设立。

第三进院落就是藏经楼，因为曾经从北京灵光寺出土有释迦牟尼佛真身舍利暂存广济寺藏经楼，故又称“舍利阁”。

阁下是多宝殿，多宝殿是佛教文物、艺术的宝库。殿正中供奉着3尊明代铸造的铜佛像，两旁高大明亮的玻璃柜中陈列着尼泊尔、印度、孟加拉、日本、印尼、越南、美国等地区佛教界来访人士赠送的珍贵礼品，琳琅满目，美不胜收。

寺院的最后一进院落，里面庭院的正中汉白玉石座上安放着古铜色、也称鳝鱼青色的方缸，据说这是北京城内唯一一座明代方缸。方缸内盛满黄土，夏天时会有莲花盛开。

寺庙的西北隅，有一座建于1678年的殿，内有汉白玉砌成的戒坛，戒坛高3层，是广济寺保存完好的最古老的建筑，也是北京城区唯一一座清代汉白玉戒台。戒台是传授比丘戒的地方，有承担薪火相传续佛慧命的作用。

广济寺珍藏的佛教经典十分浩繁，仅图书室就有23种文字、10多万册佛教经典、著作，仅收藏的《大藏经》就有12种版本，是研究我国佛教发生、发展和演变的重要史料，也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寺内还有1721年至1753年甘肃临潭县卓尼寺能版印刷的一部藏文《大藏经》，共231包，是佛教中的珍贵文本。

法海真源的法源寺

645年，唐太宗李世民率军亲征高丽，将幽州作为兵马粮草的集结地。这年冬天，唐太宗自高丽战场返回幽州后，有感于随军战士为国效力，于是下令在幽州城内为阵亡将士修造一座寺庙，命名为悯忠寺。

675年，唐高宗再次下诏建寺。武则天登基后第三次下诏建寺，至696年佛寺建成。建成后的悯忠寺，就是法源寺前身。悯忠寺一度成为幽州地面上唯一的佛寺。

在寺庙下的廊道墙壁上有几块板子，其中一块上面有一首唐代德诚禅师的诗：

千尺丝纶直下垂，一波才动万波随。

夜静水寒鱼不食，满船空载月明归。

悯忠寺自唐代建寺以来，由于其特殊的政治地位和宏大的建筑规模，与历代王朝结下了不解之缘。

唐末景福年间，幽州卢龙军节度使李匡威重修悯忠寺，并增建了一座面阔7间，上下3层的悯忠阁，成了幽州城里的标志性建筑。并留下了“悯忠高阁，去天一握”的谚语。可见这座阁楼的雄伟壮观。后世法源寺中的悯忠台，就有当年悯忠阁的风范。

辽代时，幽州升为南京，又称燕京，悯忠寺成为南京城内最重要的寺院，备受皇家重视。辽代皇帝多次在悯忠寺内斋僧建道场，北宋使者到南京，也往往住在悯忠寺，这里已成为皇家重要的行馆。这样一来，悯忠寺地位也随之提升，规模更为宏大。

1057年，幽州发生了一次大地震，悯忠寺被毁，辽朝皇帝在1070年奉诏修复，历时14年完工，形成了后世的规模和格局。

金代时，悯忠寺为燕京名刹，曾是女真人进士的考场。后在元末明初时寺院不幸毁于战火。

到了明代，悯忠寺经历4次修缮。明正统间年，寺僧相王容法师募资进行了修葺，这一次奠定了后世法源寺的基础。修复后，明英宗改额，敕赐“崇福禅寺”。

在民间，明代法源寺流传最广的是“刘伯温法源寺画竹”的传说：

在当时，崇福禅寺的方丈了空和尚很有才气，他的诗书画，当时被誉为“三绝”，了空因此也号称“三绝和尚。”了空和尚名气很大，也就有点才高气傲，他尤其喜欢捉弄那些有钱有势，道貌岸然的达官显贵。

这一年，刘伯温奉旨来京，负责修建北京城。这件事人人皆知。了空早就听说刘伯温是皇上身边数得着的文人，素有“江南才子”的美称，于是他想亲自试试刘伯温的才学。要是刘伯温确有真才实学，那他们就交个朋友；不然，就当面羞辱他一番，给他点颜色看看。

正当春末夏初，了空看着寺院里那片翠竹，忽然心生一计，立刻写了一纸便笺，差一个小和尚送到刘伯温的府上，请他来寺中饮酒赏竹。

刘伯温来到北京以后虽然很忙碌，但还是挺注意了解北京的风土人情，对了空和尚的才学和为人也早就有所耳闻。他看了便笺，很愿意会会这位恃才傲物的“三绝和尚”，于是就坐上轿子直奔禅寺而来。

了空和尚听说刘伯温到了，立即带领寺内众僧出来迎接。但是了空和尚那身儿打扮，实在出乎刘伯温的预料：堂堂大寺的方丈，却穿了一件已经分不清颜色的破僧衣，上边补了许多补丁；脚上趿拉着一双只剩下半拉帮子的破麻鞋，天气并不热，他手里却呼嗒着把破芭蕉扇。刘伯温心里说：这位真像个活济公！

了空和尚把刘伯温让进一座小亭子里坐下。这亭子面朝碧绿的竹园，背靠荷叶茂盛的小塘，地方不大，却也非常清静幽雅。小和尚很快摆上了一壶素酒、几盘素菜。

了空和尚双手合十说：“贫僧早闻刘大人为官清正，才学过人，特备薄酒，请大人光临敝寺叙谈叙谈。贫僧若亲聆教诲，实乃三生有幸，望大人不吝赐教。”

刘伯温听罢，忙拱手说：“伯温本是个平庸之辈，禅师过奖了。”

酒过三巡，了空说：“刘大人，如今正是春夏之交，篁竹茂盛，莲荷亭亭，你我何不趁着酒兴各画一幅竹莲图，以志此次幸会？”

刘伯温明白，了空定是要试试自己的才学。他早就听人说过，画竹是了空的拿手戏，很想一睹为快，就说：“禅师所言极是，那就请先命笔吧！”

小和尚早已把笔墨纸砚准备停当。了空和尚也不推辞。但见他展纸挥毫，龙飞凤舞，一气呵成一幅《雨打竹荷图》。

刘伯温一看，画得确实非同一般：画上虽没有直接画风，但看那竹子和荷叶的俯仰摇动，就像看到了一场滂沱大雨之后，又有一阵细雨微风。刘伯温不禁赞叹：“禅师神笔，名不虚传。”

了空哈哈一笑，“雕虫小技，不值一谈。还是看大人的吧！”

刘伯温淡淡一笑，提笔就在纸上涂抹起来。一会儿工夫，一幅《风吹竹荷图》就画完了。仔细看来，翠竹随风摇动，荷叶翻卷，还有吹动竹叶的风声。

了空和尚心中暗暗叫好，但嘴上却不肯说。心想：这幅画好是好，但也只能和自己画的那幅打个平手，并不见得比我高哪。我要是一叫好，岂不就抬高了这位朝廷命官的身价？

不过，了空和尚又总觉得刘伯温的这幅画在运笔和构图上跟一般人不一样，仔细品味了一会儿，他终于看出了门道：原来那互相交错的竹叶，竟是一个个苍劲古朴的字，把字连起来一读，竟是两句唐人的诗句：“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诗情画意，珠联璧合，真是千古难寻的佳作珍品。

了空和尚不禁高声叫起绝来，连声说，“刘大人诗书画精妙绝伦，真是奇才！贫僧自愧弗如。”

刘伯温见状谦恭地说：“禅师过奖了。禅师诗书绘画独步京师，名闻遐迩，日后还请多多指教。”

从此以后，两人经常在一起切磋诗文书画，成了好朋友。当时刘伯温官拜御史中丞，因为他的诗、书、画誉满京城，有“三绝刘御史”之称。

1734年，崇福禅寺进行大修，并钦定为专司戒事的皇家律宗寺院，正式改崇福禅寺为“法源寺”。还请来江南宝华山永海福聚律师住持法源寺，从此法源寺成为北方佛教律宗传播的中心，长盛不衰。

1778年，法源寺奉乾隆皇帝下诏再次整修，竣工后乾隆皇帝亲自来到法源寺，御书“法海真源”匾额赐寺，悬挂在大雄宝殿之上。据说乾隆皇帝亲自到此进香，他有感于法源寺悠久的历史，在寺内写下了“最古燕京寺，由来称悯忠”的诗句。

历经千年的法源寺，不仅保留了明清时期的古老建筑，还为世人留下了许多珍贵的文物和传奇故事。比如毗卢殿的大玉海和底座就很传奇。

有一年，大玉海和底座流落到西华门外真武庙，后成了道士的腌菜缸。清乾隆帝发现后，以千金易之，放在北海团城，并配一个底座，而原来的底座却仍在真武庙，乾隆发现后又命人给底座配了个玉海。

法源寺占地面积6700平方米，主要建筑有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悯忠台、无量殿、大悲坛、藏经阁、大遍觉堂、钟鼓楼和东西廊庑等，共七进六院，布局严谨，宽阔广大，是北京城内保存下来历史最为悠久的古寺庙建筑群。

走进山门，左右两侧分别耸立着钟楼和鼓楼。前边是雄伟的天王殿，殿内正中供奉着明代制作的弥勒菩萨的化身布袋和尚铜像，高1.12米，袒胸露怀，欢天喜地的样子。

弥勒佛的背后，是勇猛威严的护法神韦驮坐像，明代铜铸，高1.7米。两侧是明代铜铸的四大天王像，十分珍贵，皆高1.2米。

大雄宝殿为1778年重修，雄伟庄严，气势非凡。面阔5间，前出抱厦3间，是寺内最主要的建筑，檐下绘制了金龙和玺彩画，抱厦梁架上悬挂着乾隆帝御书的“法海真源”匾额。殿前有明清石碑6通，其中1734年刻的《法源寺碑》是法源寺的一篇庙史，记述了修寺的历史经过。

大雄宝殿正中供奉着“华严三圣”，即毗卢遮那佛、文殊和普贤菩萨像。为明代制作，木胎贴金罩漆。正中的毗卢遮那佛端坐在须弥座上，像高2米。加上背光，通高3.97米。文殊、普贤分立毗卢遮那佛两旁，像高2.14米。这3尊塑像，妙相庄严，雕制精美，在明代塑像中可推上乘，木质佛像保存如此完好的，在北京古寺中可谓凤毛麟角了。

与“华严三圣”平行的，左侧供药上菩萨、无尽意菩萨、药王菩萨像，右侧供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弥勒菩萨像。它们与文殊、普贤一起，又合称为“八大菩萨”，但与常规不同的是这六尊菩萨手印各异，而且都端坐在麒麟或大象驮着的莲花宝座之上。

大殿两侧为十八罗汉坐像，像高约1.35米，木胎贴金，为清朝制品。

大殿中迤丽两表石柱础，作卷叶莲瓣，也许就是唐初建寺时原物，其石质也不是一般北京附近所产的白石。

法源寺中最为珍贵的宝贝，当属大雄宝殿之后的悯忠台。悯忠台一名念佛台，又称观音殿。悯忠台周围护以砖栏，殿堂建于台上，台基高1米多，殿堂的外墙以12柱为架，室内再以12柱支撑，构造独特，别致美观。而样式则与故宫御花园中的万春亭相同，后者正是仿照悯忠台而建。

这里保存着法源寺的历代石刻、经幢等，以唐《无垢净光宝塔颂》、《悯忠寺藏舍利记》、《承进为荐福禅师造陀罗尼经幢》，辽代的《燕京大悯忠寺菩萨地宫舍利函记》最为珍贵。

其中《悯忠寺重修舍利记》中有“大燕城内，地东南隅，有悯忠寺”一句，后世正是据此才推断出当年幽州城的规模和大致的格局。

殿外山墙，还嵌有清代著名书法家翁方钢复制的唐“云麾将军碑”残柱基，另有清乾隆皇帝抄写的《心经》、1806年诗人余集等人分别题写的《法源八咏》等碑刻，是研究佛学和法源寺历史的重要资料。

悯忠台院中还有一具石雕香炉，雕镂精致，刀法细腻，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悯忠台后面的殿堂叫净业堂。堂前有一巨大石钵，双层石座，周围雕着海水花纹和山龙、海马及八宝等形象，雕刻极为精美，可与元代的“渎山大玉海”媲美。

净业堂内供奉着总高5.65米的明代铜质五方佛像，极为罕见。造像实高4.58米，其上层为安坐在须弥座上的毗卢佛；中层为东西南北四方佛；下层为千瓣莲花宝座，每瓣上雕一小佛，形成“千佛绕毗卢”的景象，表示佛之诸多化身都围绕依附佛的法身。

铜像安置在高1.1米的石质须弥座上，座的四周镂刻着力士以及升龙浮云，自然古朴。这组佛像原在西四报子胡同的隆长寺内供奉，寺毁后被移至此。

该殿原本还珍藏了唐玄奘法师的顶骨舍利，玄奘法师的头骨舍利是988年由金陵长干大师于终南山的紫阁寺内发现的，一起收藏于长干寺。清咸丰年间寺及舍利塔皆毁，后因建筑施工而发现了石函，移置于法源寺供奉，但可惜不久后即被盗，此后舍利杳无音讯。

第五进院落大悲坛又称观音殿，面阔5间，殿后接抱厦1间。殿前对联为乾隆皇帝撰文手书，题为“华雨静飘空色外，心珠常印摩尼中”。

该殿供奉的都是观音像，形态各异，共有7尊。殿正中是3尊明代的木胎干漆制的大士像，中间为圣观音，左为十八臂的准提观音，右为自在观音。在殿的左右两侧还各有两尊，左侧是送子观音与众宝观音，右侧是绿度母与千手千眼观音。

就陈设观音的数量上看，与常说的七观音相吻合，但无论是密宗六观音，还是天台宗的六观音，均与之不符，可见这些塑像可能并非一组，而是后世组合在一起的，既有六观音中形象，又有三十三观音中的形象，还有藏传佛教的绿度母形象，构成复杂。

殿内陈列着唐代至清代的各种佛经善本，并有西夏文、回鹘文、蒙古文、藏文和傣文的佛经。在大悲坛内还陈列着清乾隆年间制作的3座珐琅塔，高2.4米，精美细致。

这里陈列着历代佛像、石刻及艺术珍品，有我国最早的东汉时代的陶佛座像，有东吴时代的陶魂瓶，有北齐石造像、唐石佛像、五代铁铸佛像、宋木雕罗汉、元钢铸观音、明木雕伏虎罗汉等，都是珍贵文物。另外还有不少各国赠送的经像文物。

最后的殿堂是藏经阁，大殿全部用青砖铺地，阁上供奉着大士像，为木胎干漆所制，是明代造像艺术精品。阁内珍藏着是、清时期所刻藏经。日本国宝“鉴真大师像”到我国巡展时，曾在这里供奉了7天，有16万信徒和群众前来瞻仰、观看。

藏经阁内藏有一尊北京内城最大的卧佛像，长7.4米，是原先卧佛寺中供奉的佛像，后辗转到此。

在法源寺内，除了建筑，就是郁郁葱葱的树木。清代的法源寺就以其花木见胜，誉满京都。寺内种植的牡丹达百余种，每当花开时，万紫千红，十分艳丽。

丁香在佛教中有着特殊的意义，暴马丁香是我国西部的佛教圣树，被称为“西海菩提树”。相传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成佛，但我国西部的气候不适于菩提树生长，因此，西部的佛教信徒就把形似菩提的暴马丁香作为菩提树。

法源寺内的前庭后院都种植了丁香，这里的丁香号称“香雪海”。每到春末夏初，丁香盛开，芬芳浓郁，极负盛名。曾与崇效寺牡丹、恭王府海棠一起并称京畿三大花事。

另据记载，位于藏经楼前的两株西府海棠为乾隆皇帝亲手所植。韦驮殿边的那株粗大的白皮松据说为唐代种植，又称“唐松”，其后虽有枯萎，至宋代又发新枝，一直守卫着古刹，见证着世事的无常，佛法的兴衰。

每岁春季花开，寺僧必备素斋，邀集文人名士赏花，渐渐形成了“丁香诗会”。诗会始于明代，至清代极盛，清代大儒纪晓岚、洪亮吉、龚自珍、林则徐和名噪一时的“宣南诗社”，都在法源寺留下过诗句。

法源寺历经千年，一直香火鼎盛，每逢佛教节日和初一、十五都会举行佛事活动，或应施主要求举办放生法会等，法会均在大雄宝殿前的广场进行，多为放生鸟雀和鱼龟，并有功德刊印的佛教书籍免费奉赠结缘之人，法源寺确确实实堪为崇佛之人所敬仰之地、法海之源。

什刹明珠的广化寺

广化寺坐落于风景秀丽的北京什刹海后海的北岸，东邻银锭桥。元代，什刹海曾是南北大运河北段的起点，水域宽阔，景色优美，当时的广化寺就是元大都很有影响的佛刹。

据史籍记载：元代时有一僧人，每天持诵佛号，诵一声，拿一粒米，20年间积到48石，愿力感动四众弟子，由此殊胜因缘，开始建造广化寺。此后，元代高僧溥光之曾在广化寺住持寺院。

明代初年，广化寺曾一度荒废，据碑文记载，明成化与明万历年间寺院进行两次重修，重建后的广化寺成为净土宗寺庙。

据寺内1599年的《弥陀会记》碑记载：明万历年间，广化寺规模宏大，净土宗住持圆环率众举行了盛大的陀弥法会，盛况空前。

清代时期，广化寺更成为京都有较大影响的净土宗佛刹。禅宗临济派大德自如和尚接任广化寺方丈以后，改子孙庙为十方丛林，被称为广化寺中兴第一代。

清道光年间，广化寺改为子孙剃度庙。据道光年间《请书碑》中记载：住持广殊法师敦请自如和尚任方丈，广化寺改名“十方寺”，而“什刹海”得名一说就源于“十方寺”。

自如方丈圆寂后，印法法师继任方丈。自1826年始，历20年，募资重修了殿堂僧舍。正如《道咸以来朝野杂记》所载：

后海北岸之广化寺，古刹中之新者。闻光绪韧年残败殊甚，后募化于恭邸，为之重修正院殿宇。

清光绪年间，广化寺重修正院殿宇，至3个院落之间回廊环绕，僧房毗连，形成一座大四合院中有众多小四合院，即“院中有院”的建筑特色，寺内古柏苍翠，花草溢香，曲径通幽。

清末民初，广化寺一度成为京师图书馆，即北京图书馆的前身。1908年，张之洞将个人藏书存放寺中，奏请成立京师图书馆。次年获准，清政府派缪荃孙主持建馆事务。

后来，教育总长蔡元培派江翰任京师图书馆馆长，次年开馆接待读者。不久，京师图书馆迁馆它处，广化寺又恢复为佛教寺庙。

1927年，玉山法师任广化寺住持。在玉山法师的经营下，广化寺闻名四海，有常住僧众50多位。玉山法师注重修持，率领僧众实行禅净双修。他在寺内立下了“三不”制度：不攀龙附凤、不外出应酬佛事、不私自募捐化缘，在社会上树立了良好的形象。

后来，寓居广化寺的溥心畲居士协助玉山方丈重修了山门殿、天王殿、大雄宝殿、万佛阁等处。为广集资金，当时还邀请了知名书画家题字作画，在中山公园水榭展开义卖，得款捐助广化寺，使修复工程圆满成功。

同时，广化寺还创办了“广化佛学院”，聘请著名佛教学者周叔迦、魏善忱、修明、海岑、溥儒等任教，招收学僧数十人。后又创办了广化小学，免费招生。

其后，虚云大师率弟子7人自武汉来京驻锡广化寺，当时在京的佛教界人士李济深、叶恭绰、陈铭枢、巨赞及佛教徒纷纷前来参礼这位佛学大师、禅宗高僧，广化寺再次名盛京城。

广化寺得天独厚，坐落在风景秀丽的什刹海后海的北岸，全寺占地面积20余亩，拥有殿宇329间，整座寺庙建筑布局严谨，雕梁画栋，金碧辉煌。

寺院南侧有影壁，向北为山门殿，匾额书“敕赐广化寺”五个金粉大字。山门内东西两侧为钟楼，寺内共分中院、东院和西院三大院落。

中院是全寺的主体建筑。正中依次分布着山门殿、天王殿、大雄宝殿、藏经阁等主要殿堂，两侧对称排列着钟楼、鼓楼、伽蓝殿、祖师殿、首座寮与维那寮。这些殿堂组成了广化寺的正院。

山门背面，有关于北派青绿山水首座溥心畲为母亲办葬礼时在广化寺停的灵的介绍。说明溥儒和广化寺的渊源颇深。

溥儒是清道光皇帝曾孙，恭亲王奕訢之孙，载滢贝勒的次子。因此，成年后书画作品上常常用“旧王孙”印章或署名。他的山水画宗法宋元，以淡雅见长，较少烘染，着重线条钩摹。绘画不图功利，无一点“商品气息”，整个画面充满着一种和谐的静谧之气。初次在北京举办个人画展，一鸣惊人，赢得美术界人士的肯定。他与张大千齐名，以他们的山水画成就分峙南北画坛，当时被誉为“南张北溥”。

天王殿是山门内的第一重殿。殿内中间供奉弥勒菩萨，弥勒像后供韦驮菩萨，东西两旁则供四大天王。

四天王的形象，多有不同，广化寺所塑的四天王形象为：南方增长天王，青脸，持青光宝剑，职风；东方持国天王，白脸，抱碧玉琵琶，职调；西方广目天王，红脸，握混元珠伞，职雨；北方多闻天王，黄脸，托黄金宝塔，职顺。所以四大天王结合起来即为“风”“调”“雨”“顺”，寓意四大天王保护世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五佛宝殿中供奉的是毗卢遮那佛。毗卢遮那佛梵文的本义是“光明遍照”、“遍一切处”、“大太阳”，所以又叫“大日如来”。密宗金刚界和胎藏界都将之奉为主尊佛。

“三身佛”中的法身佛毗卢遮那就是大日如来，因而，毗卢遮那实际上是释迦牟尼佛的化身之一。他在密宗里又成了大日如来，在五方佛中代表法界体性智。

大日如来的造像在宋代以前如菩萨形，头髻如宝冠。宋代以后是头戴五宝天冠，天冠上有五化佛。

五尊化佛中，正中者是法身佛毗卢遮那佛，接下来是南方欢喜世界宝相佛、东方香积世界阿阀佛、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北方莲花世界微妙声佛。

钟鼓楼为七堂之一，建于寺院的左右两侧。钟鼓是法会时僧俗集会的报时器具，有高僧大德莅临寺院时，钟鼓齐鸣，以表示尊重、恭敬。寺院早上先敲钟，后接鼓，晚上先敲鼓，后接钟，所以称晨钟暮鼓。

钟楼下面供奉的是地藏王菩萨，寓意地狱救苦，度化众生。鼓楼下面供奉的是文殊菩萨。

祖师殿又作影堂、祖堂，用来安置宗祖、开山、列祖遗像的建筑物。禅苑中，特批安置达摩像的地方为祖师堂。

每月的初一、十五，早课结束以后，全体僧众都要列班前往祖师殿，顶礼三拜，称为礼祖，表示对达摩祖师和历代祖师的恭敬和感恩。

药师殿中供奉的是药师琉璃光佛，左手持药壶，右手结施无畏印或与愿印。日光、月光二菩萨胁侍左右，并称为药师三尊。

弥陀殿是供奉阿弥陀佛的殿堂，同时还供奉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弥陀如来为中尊，悲智二德全备。观世音菩萨为左胁侍，主悲门。大势至菩萨为右胁侍，主智门。三尊者共称西方三圣。

法堂位于五佛宝殿的后方，乃七堂伽蓝之一。其功能相当于讲堂，是方丈和尚集众说法的地方。

藏经楼是存放佛教《大藏经》的楼宇。建在五佛宝殿后，分上、下两层。佛教大丛林为楼堂结合，一般寺院为楼殿结合，即以藏经楼、法堂、般若堂或藏经楼、毗卢殿的形式出现。广化寺即为藏经楼、般若堂相结合。

东院由戒坛、斋堂、学戒堂、引礼寮等殿堂组成四合院。

其中的斋堂就是寺院的食堂。凡吃饭时，应先作五观，然后才可以吃，称为“沙门受食五观”。即：计功多少，量彼来处；忖己德行，全缺应供；防心离过，贪等为宗；正事良药，为疗形枯；为成道业，应受此食。客堂是接待外来僧众和信徒、管理寺庙日常事务的职能部门，主要负责人是知客。

西院的主体建筑有大悲坛、祖堂、法堂、方丈室、退居寮等。各殿均有配殿，西侧两路各有二进院落，有观音阁、地藏阁、方丈室、法堂、祖堂等。东路尚存二层殿，其余均已拆改。

3个院落之间回廊环绕，僧房毗连，形成一座大四合院中有众多小四合院，整座寺庙古柏苍翠，花草溢香，曲径通幽。

嵌于廊壁的佛画寺内有石碑4通。一些书法石刻嵌于廊壁。后世重修颐和园佛香阁时，曾从寺内移去一尊大佛，并举行开光升座典礼。

广化寺共收藏一批藏经、佛画、碑刻、僧人影像及名人字画等珍贵物品1716件，其中图书1087部，字画282件，碑拓298件，其他物品49件，不少是古代珍品，有很高的价值。如明水乐年间翰林院刻印的《大方广佛华严经》、清雍正皇帝抄写的《金刚经》，还有不少明清名人字画。《大藏经》共4藏，2761函，也十分珍贵。

尊崇佛教是清代国策。清雍正皇帝自云：“少年喜读佛典，成年更事研经。”雍正帝称其临写的佛经为“冲锋破敌之宝篆”。其中最爱的佛经当属《金刚经》。在雍正眼里，金刚喻指无坚不摧地勇猛突破尘世的劫难与关卡，抵达“彼岸”。故而，雍正自称“破尘居士”。

雍正帝御笔《金刚经》在乾隆一朝，曾被尊奉为护国镇物，藏于内宫。从这一层意义上探寻，雍正写经入藏紫禁城后，乾隆皇帝重新装潢，将之作为了“护国息灾”的圣品。

《大正藏》中，收录了唐朝翻译的有关毗沙门天王的密教经典七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不空译的《毗沙门仪轨》，此经详细记述了唐玄宗天宝年间毗沙门显圣之举。

唐玄宗时期，善无畏、金刚智、不空等三位印度僧人来华，创建密宗。不空译出《北方毗沙门天随军护法真言》、《北方毗沙门天随军护法仪轨》以及《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等多种典籍。

广化寺曾在农历九月十三日至十九日举行礼忏讲经法会。山门外，“佛日高悬光明世界，法轮大转普利人天”的对联十分醒目；大殿前的横幅书写道：“观音道场，和平法会。”北京佛教界人士聚集一堂，祈祷人民安乐，世界和平。法会结束时，还施放瑜伽焰口，演奏出祥和安宁的佛教音乐。

广化寺一年四季都风景优美，其中以秋季最为好看，那时菊花盛开，古刹里檀香菊香融合成静谧安详的味道。

禅法真传的拈花寺

北京地区以拈花寺命名的寺庙有崇文区拈花寺、西城区拈花寺。崇文区拈花寺建于明代，新中国成立后属崇文区板桥小学。西城区拈花寺位于北京西城大石桥胡同，是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西城区拈花寺建于明代，但最初的时候不叫这个名字。明万历年间的1581年，司礼监太监冯保奉孝定太后之命，为西蜀僧徧融创建寺庙。因在寺内千佛阁内供奉铜制“毗庐世尊莲花宝千佛”，佛座周围的千朵莲花上有千佛旋绕，千佛大小一样，高4寸左右，故名“护国报恩千佛寺”。

朱亨嘉是大明王朝最后一任靖江王，他去世后，4岁的小王子朱若极被贴身侍卫官阳正道抱出王府，逃到全州湘山寺，落发为僧，法号石涛。

后来，清兵破了靖江，阳正道带着小王子一路出逃，最后索性潜入了北京城，在护国报恩千佛寺安顿下来。

护国报恩千佛寺周边是连片低矮的民宅，这座古庙本来有高阁重檐，雕梁画栋，但当时却荒草丛生，破败不堪。庙里只有一个叫智吉的老僧。石涛进入寺后，智吉担负起了教导他佛学的责任，阳正道也皈依为居士，日夜苦读佛经，为石涛传授佛学。

石涛长大后，得知了自己的身世，他为自己取了个法号叫“苦瓜”。每到父王忌辰当夜，石涛便捧出祖宗牌位，垂泪祭拜。

石涛后来半世云游，饱览名山大川，所画山水，笔法恣肆，离奇苍古而又能细秀妥帖，他画花卉也别有生趣，并著有《画语录》，成为清初山水画大家，“四大画僧”之一。

1734年，清雍正皇帝敕令重修护国报恩千佛寺，并取世尊拈花示众之意，赐名“拈花寺”。这个寺名取自一个“拈花一笑”的禅宗故事：

有一次，大梵天王在灵鹫山上请佛祖释迦牟尼说法。大梵天王率众人把一朵金婆罗花献给佛祖，隆重行礼之后大家退坐一旁。

佛祖拈起一朵金婆罗花，意态安详，却一句话也不说。大家都不明白他的意思，面面相觑，唯有摩诃迦叶破颜轻轻一笑。

佛祖当即宣布：“我有普照宇宙、包含万有的精深佛法，熄灭生死、超脱轮回的奥妙心法，能够摆脱一切虚假表相修成正果，其中妙处难以言说。我不立文字，以心传心，于教外别传一宗，现在传给摩诃迦叶。”然后把平素所用的金缕袈裟和钵盂授与摩诃迦叶。

这就是禅宗“拈花一笑”和“衣钵真传”的典故。据说，这也就是禅宗的起始。禅宗的特色就是：传道授学，讲求心领神会，无需文字言语表达。我国禅宗把摩诃迦叶列为“西天第一代祖师”。

至清末，拈花寺仍为京城名刹，为“八刹三山”之一。

拈花寺坐北朝南，建筑面积6432平方米，房屋184间，分三路，各五进院落。中路建筑自南至北有：影壁，长24.5米，厚1米，石砌；山门3间，檐下有斗拱，石雕石券拱门，额书“敕建拈花寺”，门两侧为八字墙，门内左右为钟、鼓楼，后世已被拆除。

正面有天王殿3间，檐下有斗拱；大雄宝殿面阔5间，后也已拆除，殿前有月台，台下立有两座1581年的明代石碑。一为长沙杨守鲁撰《新建护国报恩千佛禅寺碑记》，另一座明碑为安阳乔应春撰《新建护国报恩千佛寺宝像记》碑。两座明碑均为镇阳林潮书丹。此外，还有一座1734年的清世宗雍正《御制拈花寺》碑。

大雄宝殿内供有朝鲜国王贡献的古铜罗汉像18座和二十四诸天像，光泽如漆。其中二十四诸天像肃穆威猛，由于所持法器在运输途中渡海时不慎失落了，虽后经修补，但工艺却较原作逊色了。大雄宝殿外额曰“觉岸慈航”，殿内额曰“普明宝镜”，均由雍正帝御书。

另外，拈花寺东西配殿各5间；伽蓝殿5间，两侧接引殿各16间；藏经楼5间，两侧为过垄脊灰筒瓦合角短廊，东西配楼各3间。

东路有六层殿：一层殿3间；二层殿5间；三层殿9间，坎墙内镶石刻；四层殿5间；五层殿5间，两侧有厢房；六层殿5间，两侧厢房各5间，东厢房两次间的后山墙上镶有石刻。

西路有四层殿：一层殿3间，垂花门1座；二层殿5间；三层殿5间；四层祖堂，为“凹”形建筑，共17间，祖堂前原有一座四角攒尖方亭，名“素心亭”，后被拆除。

龙泉寺与贤良寺

龙泉寺与贤良寺是北京“内八刹”中的两座寺庙。龙泉寺位于陶然亭西侧的龙爪槐胡同，又称龙树院。占地面积1万平方米。始建于宋代，创建人为谷静端禅师，号龙泉老人，故寺名“龙泉”，寺内原有龙泉井，水味甘美，后倾废。

传说1680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清圣主康熙皇帝得闲，带着一行人来到龙泉寺，受到方丈等人的热情接待。

康熙皇帝早有耳闻，龙泉寺的老方丈棋艺很高，并且那里的泉水甜美，就想来龙泉寺一游，与老方丈品茗、对弈。当下便找老方丈手谈一番。

老方丈的棋艺果然很高，一连下了3盘棋，康熙皇帝全输了，他面子上有点过不去，很想难为一下老方丈。

康熙皇帝自认为博学多才，就想用对对联的方式，难为难为老方丈。于是康熙说道：“长老的棋艺，的确是名不虚传，朕欲赐长老御宴，只是时辰尚早，不如拈联答对，凑趣助兴，长老意下如何？”

老方丈起身叩谢道：“谢圣上龙恩，贫道斗胆，请赐上联。”

康熙帝略加思索，说出上联：

山石岩下古木枯，此木是柴。

康熙出罢上联，心想：我这上联不但打“岩、枯、柴”3个字，而且我们坐着的地方正对着岩上一棵枯树，下联要对得恰当谈何容易？

不料老方丈略一沉思，随口对出：

白水泉边女子好，少女真妙。

此联中也有3个字：“泉、好、妙”，正与康熙上联的“岩、枯、柴”字，同为合成字，且对仗工稳。

康熙感觉方丈的这个下联对的无懈可击，心想：难道老方丈真是个人才？那我也就不虚此行了。心中暗喜。

这时，御宴已经摆好，康熙随手指着桌边的两盘豆，又说出一字联：“豆。”让老方丈对。

老方丈看到桌上放着一瓯油，就对道：“油。”

康熙又说道：“两碟豆。”

老方丈再对：“一瓯油。”

康熙想了想，狡辩说：“长老差矣，我所说的并非酒宴席上的‘豆’，而是两只蝴蝶在花丛中戏斗，两蝶斗。”

老方丈从容对答：“皇上！我所说的，也并非酒席宴上的一瓯油，而是一鸥鸟在池塘里戏游，一鸥游。”

康熙听了脸上露出笑容，亲自起身，高举酒杯：“朕敬你三杯醇酒。”

老方丈不敢违背皇上的意愿，只得喝下。

随后，康熙同方丈同桌进餐。席间两人谈着汉赋、唐诗、宋词、元曲，各发高论，康熙皇帝暗喜，终于找到了可以与自己谈古论今的人。

渐渐地，老方丈与康熙皇帝交上了朋友，皇帝经常到龙泉寺看望、请教，老方丈也经常为皇帝的治国安邦出谋划策。

康熙的卫士、清初第一诗人纳兰性德，也作有五律《塑龙泉寺诗》：

招提偶然到，在宿离喧杂。

列有雯始开，双扉晚初阖。

禅心投钵龙，梵响下檐鸽。

既闲陵阕望，亦谢主宾答。

遥夜一灯深，石炉烧艾纳。

1685年，龙泉寺由住持无生禅师重修，竣工后，立重修碑，邀请清顺治时进士、清康熙时保和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王熙撰写重修碑文。

重修后的龙泉寺坐北朝南，分中路、西路、东路3路建筑，其中东路建筑后来拆改。

中路，从南往北依次是山门、大殿、后殿，山门已拆除。大殿建在高大的青石台基之上，面阔5间，七檩硬山顶，前出廊灰筒瓦屋面，排山勾滴，正脊雕有花饰。大殿两侧为东西配殿，西配殿面阔3间，七檩进深，硬山顶，前出廊。

后殿位于寺院的最北边，面阔5间，七檩硬山顶，灰筒瓦屋面，排山勾滴，雕花正脊。

主殿的东西两侧建有配殿，面阔3间，七檩硬山顶，前出廊，灰筒瓦屋里，正脊为灰瓦排列而成的镂空花脊，山墙廊步开有券门，连接游廊。

主殿的西边建有耳房8间，五檩硬山顶，灰筒瓦屋面，镂空花脊。中路西部廊庑位于大殿和后殿两座西配殿之间，面阔7间，硬山顶，五檩前出廊，当心间为门道，通往西跨院。

西路后世仅存一进庭院，由正房、南房及西殿房组成。正房面阔3间，七檩硬山顶，前出廊，镂空花脊，排山勾滴。南房为小式结构，面阔3间，五檩硬山顶。西配房面阔3间，小式结构，五檩进深，灰梗瓦屋面。

龙泉寺全寺共有殿宇、僧舍等245间。寺内罗汉、神像78尊。铜、铁钟、大鼓、铁钟磬、锡供件、佛龛、鼎、琉璃制清规牌、竹禅画佛像等33件，《大庄经》、石刻《金刚经》各一部。

龙泉寺中原有一眼井，水味甘美，可与当时南城以水甘传名的姚家井的水质媲美。

龙泉寺在清代中期以后，是文人、政客游赏唱赋之地。当时龙泉寺的庙会非常兴盛，有香客募捐，在东院建万缘茶棚，施茶施粥，普结善缘。

贤良寺位于北京东城金鱼胡同、校尉胡同、煤渣胡同一带虎头峰下，这里风光秀丽，堪称吉壤，最早在明朝时是御赐著名的“十王府”。清军入关后，这里就成了清王公贝勒的府邸。1734年建寺前，寺庙所在地原是清雍正皇帝的弟弟怡亲王允祥的王府。

允祥的怡王府面积很大，除王府井东边临街的一些地方外，校尉胡同以西，金鱼胡同以南，帅府园胡同以北，这一大片地方都属怡亲王府。

允祥在生前表示，自己百年之后将宅改为寺庙，故1730年他去世后，怡王府即改为寺庙，其名字“贤良寺”由雍正皇帝赐名，并御撰碑文。

最早的贤良寺被1750年完成的《乾隆京城全图》忠实地绘入图中。府门南侧添建了碑亭、燎炉等。在帅府园添建了寺门，寺门对面建有影壁一座。

1733年，于贤良寺内设藏经馆，广集经本，校勘编纂《大藏经》。1755年，乾隆皇帝又下令将贤良寺移建冰渣胡同。

移建后的贤良寺面积减少，但仍规模不小，主要建筑有山门、碑亭、前殿、正殿、经楼、东西配殿、寮房等。正殿面阔5间，为绿琉璃瓦歇山顶，悬木额“贤良寺”。其余建筑均为大式硬山灰筒瓦顶，还有乾隆皇帝御书《心经》塔碑。

贤良寺的塔院原有两处，当地俗称东、西塔院。后仅存东塔院，东塔院有两塔，两塔坐北朝南，东西排列，均为藏式塔。东边一塔高约7米，完好无损，为吕和尚之塔；西边一塔高约8米，塔刹已失，为明公和尚之塔。贤良寺的塔院以东，有座完整的四合院，名曰贤良堂。

因贤良寺距皇宫很近，所以以往外省官吏进京述职，多居于此。之后，贤良寺便成了外省的朝廷重臣进京朝见的住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晚清炙手可热的地方督抚进京都寄住于此。

李鸿章第一次进京时便住这贤良寺，之后的无数次进京，李鸿章均居贤良寺。贤良寺西三跨院是李鸿章自己出钱翻修的，西三跨院东廊和贤良寺连着。李鸿章居住的这排房，主间有50多平方米，还有两间各15平方米的配间。

此外，康有为、沈子培、王病山等维新派人物进京时，也曾寓于此，左宗棠进京也多次在此居住。

李鸿章去世后，西三跨院送给贤良寺，算作了庙产。李鸿章生前用过的绿呢大轿，还一直存放在贤良寺的藏经楼中。

贤良寺后为游人喜爱之处，寺庙地势宽敞，肃静无哗。据《北平旅行指南》记载：

庭中古柏参天，老槐荫地，清凉至甚。如夏季吾人苟置身庙中，就荫凉下，盘膝而坐，以茶一瓯，书一卷，祛斯炎氛。倦而抛书一觉，午梦初长，不知炎暑，怡然自得，则不啻又一桃园也。寺中有画壁，画工精致生动，实臻上乘；艺术之佳，洵为近代所罕见。壁上系一罗汉像，左手下隐伏一白额猛虎，右手张一大扇，作飞扬状，盖喻隐恶扬善之意也。

从《北平旅行指南》记载中，人们可以感受到贤良寺当年的模样。现在的贤良寺的大部分建筑被拆除，现只剩下寺东边的一进小院，深藏在校尉小学的高楼东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