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山圣地——北京三山宝刹

老北京俗称“三步一庙，七步一寺”，据《北平庙宇通检》一书载，北京旧城内和近郊区有佛寺840多处，但最著名的19座寺庙，就是“八刹三山”了，在“八刹三山”中，“三山”指的是潭柘寺、戒台寺和云居寺。

潭柘寺地处北京门头沟东南部的潭柘山麓，建于西晋；戒台寺位于北京门头沟的马鞍山麓，建于隋开皇年间；云居寺位于北京房山白带山西南麓，建于隋大业年间。这3座寺庙均始建于唐代以前，很早就是北方佛教圣地，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和大量的文物古迹。

潭柘山麓的潭柘寺

潭柘寺，位于北京西部门头沟区东南部的潭柘山麓，始建于西晋时期的307年，是北京最古老古寺。

潭柘寺建寺之初，规模不大，名叫嘉福寺。当时佛教还未能被民间所接受，因而发展缓慢，后来竟然逐渐破败。

到了唐代，武则天执政时期，佛教华严宗高僧华严和尚来幽州开山建寺，“持《华严经》以为净业”，潭柘寺就成为了幽州地区第一座确定了宗派的寺院。

关于“潭柘寺”的寺名，还有这样一个传说：

当年佛教华严宗高僧华严和尚居住在幽州城北，“其所诵时，一城皆闻之，如在庭庑之下”。很多信徒踊跃捐助，助其在幽州开山立宗。所以，华严祖师就去找当时的幽州都督张仁愿，向其求建寺之地。

张仁愿对华严祖师说：“和尚想要多少土地，地址可曾选好？”

华严祖师就带着张仁愿，来到了潭柘山嘉福寺附近西坡姜家和东沟刘家的土地。张仁愿对华严祖师说：“这是有主之地，我也不好擅自做主。这样吧，我把姜姓和刘姓地主一起叫来协商。”

姜、刘两位本不想给，但看在张仁愿的面子上，对华严祖师说：“和尚想要多少土地？不可太多，太多的话我们以后就没有饭吃了。”

华严祖师知其俱是当地数一数二的大地主，良田无数，便取出自己的毯子对二人道：“不多不多，两位施主可否割这一毯之地与我？”

姜姓和刘姓地主一看只有锅盖大的一块毯子，忙不迭地答应，并且请张仁愿做中人。

华严祖师见张仁愿答应了做中人，就把手中布毯往空中一抛，只见布毯在空中越来越大，且迟迟不落地。吓得众人目瞪口呆。

不一会，布毯已经大到遮天蔽日，两地主面如土色地喊：“够了，够了！请大师慈悲，不要让它再大了！”

华严祖师含笑看了二人一眼，说了一声：“落！”于是毯子就落了下来，直直盖住了好几座大山。

张仁愿对两人道：“这一毯之地就让与华严大师，二位可不要反悔。”

二人一看真佛在此，哪敢反悔。

于是华严祖师就在此地以破败了的嘉福寺为中心，修筑殿宇，扩建寺院。

在当时，寺院后山有两股丰盛的泉水，一眼名为龙泉，一眼名为泓泉，两股泉水在后山的龙潭合流后，流经寺院，向南流去，不仅满足了寺院日常的生活用水，而且还能灌溉附近大片的土地农田。因此，华严祖师命名此寺为“龙泉寺”。

华严祖师以一毯之地建寺的大神通却广为流传，当地人都私下称此寺为“毯遮寺”后经千年，“毯遮寺”就逐渐演变为“潭柘寺”。

唐代会昌年间，唐武宗李炎崇信道教，潭柘寺也因此而再度荒废。

五代后唐时期，著名的禅宗高僧从实禅师来到了潭柘寺，铲除荒夷，整修寺院，才使潭柘寺重又繁盛了起来，“师与其徒千人讲法，潭柘宗风大振”。当时的潭柘寺也从此由华严宗改为禅宗。

辽代时期，由于幽州地区律宗大盛，而禅宗则发展缓慢，潭柘寺的香火衰微。到了金代，禅宗在中都地区有了很大的发展，潭柘寺先后出现了数位禅宗大师，大大提高了寺院的声誉。

1141年，金熙宗完颜亶到潭柘寺进香礼佛，这是第一位到潭柘寺进香的皇帝，使后代皇帝争相效仿。这对于进一步提高潭柘寺的地位，繁盛寺院香火，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金熙宗将当时的寺名龙泉寺改为“大万寿寺”，拨款对潭柘寺进行了大规模的整修和扩建，开创了皇帝为潭柘寺赐名和由朝廷出资整修潭柘寺的先河。

金大定年间，皇太子完颜允恭代表其父金世宗完颜雍到潭柘寺进香礼佛，当时的住持僧重玉禅师为此特写下了《从显宗皇帝幸龙泉寺应制诗》，记述了当时的盛况。后于1194年镌刻成碑，立于寺中，镶嵌在金刚延寿塔后边地阶的崖壁上。其诗写道：

一林黄叶万山秋，銮杖参陪结胜游。

怪石阑珊蹲玉虎，老松盘曲卧苍虬。

俯临绝壑安禅室，迅落危崖泄瀑流。

可笑红尘奔走者，几人于此暂心休。

从诗碑的内容上看，当时的潭柘寺已经相当繁盛，自然景色十分优美。诗碑为研究潭柘寺在金代时的历史状况，为研究金代的历史提供了宝贵的文字资料和实物佐证。这块诗碑是潭柘寺的宝贵文物，而且非常有名，历史上被称为“金代诗碣”。

在清代编写的《潭柘山岫云寺志》中也记载了这首诗，名为《从显宗幸潭柘》，此外文字上也略有不同。

在金代，潭柘寺禅学昌盛，其代表人物是临济宗大师广慧通理禅师开性。开性是北京怀柔县人，9岁时在潭柘寺出家，拜戒振禅师傅为师，学习禅宗中临济宗佛学。后来云游辽东和齐鲁等地，遍访名山古刹，向各地高僧学习佛法，归来后在马鞍山竹林寺弘扬禅学。

大定初年，潭柘寺的善海禅师带领僧众来到竹林寺，恭请开性回潭柘地任住持。开性任住持期间，在朝廷的资助下，对潭柘寺进行了长达11年的大规模整修和扩建，使潭柘寺的殿宇堂舍焕然一新。

潭柘寺的禅学从此中兴，开性也成了金中都地区公认的禅宗临济宗的领袖，使潭柘寺成为了临济宗的中心寺院。开性终老于寺中，圆寂后被佛门尊为“广慧通理”禅师。

到了元代，元世祖忽必烈的女儿妙严公主到潭柘寺出家，她每日里在观音殿内跪拜诵经，“礼忏观音”，年深日久，竟把殿内的一块铺地方砖磨出了两个深深的脚窝，寺僧称之为“拜砖”。明孝定皇太后曾将此砖镶嵌在一个花梨木匣内迎入大内，后送归潭柘寺，供奉在潭柘寺的观音殿内，成为镇寺之宝。

后妙严大师终老于寺中，其墓塔在寺前的下塔院，是一座砖体僧塔，塔铭“妙严大师之塔”，塔为砖砌六面棱柱实体，五层重檐，高约五丈五，因墓塔曾被盗，几近倾倒，后在塔北建一砖垛，扶正了此塔，这座塔也是潭柘寺中唯一的元代建筑物。

元代末期的元顺帝孛儿只斤·妥欢贴睦尔崇信佛教，特别是对当时名贯京城的潭柘寺极为青睐，元顺帝曾请潭柘寺住持雪涧禅师享用御宴，并且由皇妹亲自下厨，礼遇之高前所未有。

明初时，重臣姚广孝法号道衍，被明太祖朱元璋挑选为高僧，从侍燕王朱棣。朱棣继皇帝位后，封姚广孝为僧录司左善世，庆寿寺钦命住持，后又加封为太子少师，赐名“广孝”，仍参与军政大事。

姚广孝功成名就之后，辞官不做，而是到京西的潭柘寺隐居修行，每日里与自己的老友、潭柘寺住持无初德始禅师探讨佛理。在这期间，明成祖朱棣曾到潭柘寺看望过他。

关于潭柘寺，在北京有一句流传很久的话，叫“先有潭柘寺，后有幽州城”，幽州就是古时候的北京，所以后来北京改名，这句话就变成了“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

据说当年明成祖修建北京城时，设计师就是姚广孝。姚广孝从潭柘寺的建筑和布局中获得了不少灵感。北京城的许多地方都是依照潭柘寺的样子修建的，太和殿就是仿照潭柘寺的大雄宝殿而建的，同为重檐庑殿顶，井口天花绘金龙和玺，所不同的是更高大了一些而已。

后来，由于姚广孝奉旨主持编纂《永乐大典》，这才离开了潭柘寺，但其在潭柘寺隐居修行时的住所少师静室犹存遗址。

明代从明太祖朱元璋起，历代皇帝及后妃大多信佛，由朝廷拨款，或由太监捐资对潭柘寺进行了多次整修和扩建，使潭柘寺确立了后世的格局。

在明代，潭柘寺是当时对外交流的一个窗口，许多外国人久慕潭柘寺的盛名，而纷纷到此来学习佛法，有的甚至终老于此。其中最著名的有日本的无初德始、东印度的底哇答思、西印度的连公大和尚等人。

1595年，达观大师奉神宗皇帝朱翊钧之命，任潭柘寺的钦命住持。在此期间，由万历皇帝的母亲慈圣宣文明肃皇太后出资，在达观大师的主持下，对潭柘寺进行了大规模的整修。达观大师与朝廷密切，经常奉诏进宫为皇室讲经说法，从而进一步加深了潭柘寺与朝廷的联系。

明代潭柘寺曾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的整修和扩建。明宣德年间，“孝诚皇后首赐内币之储，肇造殿宇”，对潭柘寺进行了整修和扩建。从1438年2月到第二年9月，潭柘寺又大兴土木，在皇室的资助下，扩建寺院，广造佛像。

在此期间，明英宗“诏考戒坛”，奉明英宗之命，在寺内修建了戒坛，明英宗赐名为“广善戒坛”，越靖王朱瞻墉还在寺内建造了一座高大的金刚延寿塔，1440年，明英宗“颁大藏经五千卷”给潭柘寺。

1497年，司礼监太监戴义出资作为工食费，并奏请明孝宗拨款，对潭柘寺再次进行了整修和扩建。

1507年3月到次年9月，潭柘寺又进行了历时一年半的整修，“殿庑堂室焕然一新，又增僧舍五十余楹”，再一次扩大了寺院的规模。

1594年，由明孝定皇太后出资，整修潭柘寺，增添殿宇，并建造了方丈院等房舍80余间。

明代的200多年期间内，皇帝几次对寺院赐名，因而寺名几次更改。明宣宗曾经赐名“龙泉寺”，明英宗曾经“敕改仍名嘉福寺”，但民间仍称其为“潭柘寺”。

1686年，清代康熙皇帝降旨，命阜成门内广济寺的住持僧，著名的律宗大师，与自己相交多年的震寰和尚为潭柘寺的钦命住持。

当年秋天，康熙皇帝驾临潭柘寺进香礼佛，并且留住了数日，赏赐给潭柘寺御书金刚经10卷、药师经10卷、沉香山1座、寿山石观音1尊、寿山石罗汉18尊。

1692年，康熙皇帝亲拨库银1万两，整修潭柘寺。在震寰和尚的亲自主持下，从这年秋到1694年夏，历时近两年，整修了殿堂共计300余间，使这座古刹又换新颜。

1697年，康熙皇帝二游潭柘寺，并亲手为山门额匾书写了“敕建岫云禅寺”6个楷体大字，寺名遂正式成为“岫云寺”。从此潭柘寺就成为了北京地区最大的一座皇家寺院。

康熙还作有《为震寰和尚题照》诗一首：

法像俨然参涅槃，皆因大梦住山间。

若非明锦当合法，笑指真圆并戒坛。

1698年，康熙皇帝为牌楼亲题匾额，并赐给潭柘寺12桶桂花和8杠龙须竹，这就是寺中著名的“金镶玉”和“玉镶金”竹。

1699年，康熙皇帝命著名的律宗高僧止安律师为潭柘寺的钦命住持，并赐给潭柘寺镀金剑光吻带4条，安装在大雄宝殿的殿顶上。

据说，康熙皇帝有一次来到潭柘寺时，看见大雄宝殿正脊的两端各有一巨型碧绿的琉璃鸱吻，这对鸱吻见了康熙帝，竟然跃跃欲动，大有破空飞走之势。于是康熙皇帝就命人打造金链将它锁住，而后又在上面插上了一只宝剑。几百年后，这4条金光闪闪的吻带依然完好如初。

清雍正年间，一向深居简出的雍正皇帝也曾专程到潭柘寺进香礼佛。并作有《潭柘寺》诗：

省耕郊外鸟声欢，敬从祗林拥入鸾。

法苑风飘花作雨，香溪水激石鸣喘。

含桃密缀红珠时，嫩箨新抽碧玉竿。

胜地从容驻清华，慈云镇日护岩峦。

1742年，乾隆皇帝第一次游幸潭柘寺，“赐供银二百金、匾额九、楹联二、诗二、章幅子一轴、法琅五供一堂”。

在潭柘寺，到处都留下了乾隆皇帝的墨宝。如他在《猗亭小诗》中写道：

扫径猗猗有绿筠，频伽鸟语说经频。

引流何必浮觞效，岂是兰亭修歧人。

1744年，乾隆皇帝还把御笔《心经》和自己手书的诗篇赐给了潭柘寺。

清代嘉庆皇帝也像其前辈一样，崇信佛教，他也曾到潭柘寺进香礼佛，游玩赏景，曾作有《初游潭柘岫云寺作》五言诗一首：

西山古潭柘，今日径初由。

问景层层妙，入门步步幽。

春辉在峰顶，老树倚阶头。

礼佛参心性，听泉泯去留。

璇题标上界，神物护深秋。

花雨诸天净，圆光万象周。

一宵亦旧业，中道勉前修。

汲汲离佳境，随云出岫游。

潭柘寺经过数次维修和扩建，寺院建筑规模庞大，错落有致。其整体布局严谨有序，不愧为皇家寺院。

潭柘寺坐北朝南，主要建筑可分为中、东、西3路：中路主体建筑有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斋堂和毗卢阁；东路有方丈院、延清阁、行宫院、万寿宫和太后宫等；西路曾有愣严坛、戒台和观音殿等。

此外，还有位于山门外山坡上的安乐堂和上、下塔院以及建于后山的少师静室、歇心亭、龙潭、御碑等。塔院中共有71座埋葬和尚的砖塔或石塔。

山门外是一座三楼四柱的木牌坊，牌楼前有两棵古松，枝叶相互搭拢。牌楼前有一对石狮，雄壮威武。过了牌坊是一座单孔石拱桥，名怀远桥，过桥就是山门。

山门正中券门上方匾额“敕建岫云禅寺”出自康熙之手，山门两侧红墙嵌有醒目大字，左为“佛日增辉”，右为“法轮常转”。

天王殿殿中供奉弥勒像，背面供韦驮像，两侧塑有高约3米的四大天王神像。

天王殿前，有“潭柘二宝”之一的宝锅，是一口铜锅，直径1.80米、深1.1米，为和尚们炒菜专用锅。在东跨院北房还有一口更大的锅，直径4米，深2米，一次煮粥能放10石米，需16个小时才能煮熟。

关于这两口锅，还有“泼砂不漏米”之说，原来，锅底有“容砂器”，随着熬粥时的不断搅动，砂石会沉入锅底的凹陷处。

天王殿两旁为钟鼓楼，后面是大雄宝殿。大雄宝殿为重檐庑殿顶黄琉璃瓦绿剪边建筑，面阔5间，上下檐悬有御赐金字大匾，上檐为康熙手书“清净庄严”，下檐为乾隆手书“福海珠轮”。

正脊两端各有一巨型碧绿的琉璃鸱吻，釉彩碧绿斑斓，造型生动，高2.9米，仅比紫禁城太和殿上的正吻小0.5米，在北京古建筑中位列第二大。鸱吻海口大张，银牙凌翘，其前后两侧各盘曲有一条“S”形金龙，金龙为鲜亮的金黄色，镶嵌在橙黄色的琉璃大吻上十分醒目。在正吻两侧，各拴有一条长约两丈的镀金锁链，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殿内正中供奉硕大的佛祖塑像，塑像后面背光上雕饰有大鹏金翅鸟、龙女、狮、象、羊、火焰纹等。佛像左右分立阿难、伽叶像。均为木质漆金，雕刻精美。

据潭柘寺的寺志记载，在大雄宝殿佛像前原有两棵神奇的柱子，“每年春夏之交焕彩如新，人莫测其所以”，被称作“自油柱”，奉为寺宝，不料1692年大殿失火，两棵“自油柱”未能保存下来。

整座大殿宽大的月台围以镂刻精美的汉白玉石栏，中有一座大焚香炉，烟云缭绕，为“潭柘十景”之“殿阁南蒸”。

大雄宝殿后面就是斋堂院，是和尚们吃饭的地方，堂后有三圣殿，但这两座殿都在后来被拆除，只剩下两棵高大的娑罗树和两株银杏树。

传说这两棵娑罗树是明代由印度移植而来，已有600多年的树龄。据清乾隆年间《日下旧闻考》第105卷记载：

惟殿左银杏大者一株，高十丈余，围约二丈余，其旁复生小者三株，高数丈。寺僧云，前一株生，适当圣祖临幸时；后二株生，适当皇上临幸时。

这两株银杏东侧一株较大的被乾隆皇帝御封为“帝王树”，西侧封为“配王树”。此记载被广大信众传说为帝王树每逢清代的一位皇帝登基，必生一枝干；每逢一位皇帝驾崩，其枝会自裂或与母干合而为一。

潭柘寺随地势层层拔高，中轴线终点是一座楼阁式的建筑，名毗卢阁。阁顶大脊用砖砌成，大脊正面镂空雕出“游龙戏珠”图案，8条奋鳞扬爪的游龙追逐着一颗光焰四射，向上升腾的宝珠，十分壮观。

在大脊后面，是雕刻着6只展翅的彩凤簇拥着一朵朵硕大的牡丹花的“凤戏牡丹”图。在大脊两端的鸱吻上面也雕刻有美丽的图案，正面是“飞龙戏珠”，后面雕刻的“龙凤呈祥”却是一只展翅飞舞的金凤高翔在上，其下则是一条游龙，金凤高高在上，占据了整幅图案的三分之二，是图案主体，而游龙则起一种陪衬作用。

毗卢阁檐下正中悬有乾隆御匾“圆灵宝镜”，殿内供奉五尊佛像，自东向西分别为：表示福德的南生佛；表示觉性的东方阿佛；法身佛即如来佛；表示智慧的西方阿弥陀佛；表示事业的北方不空成就佛。

阁前植有腊梅、探春、二乔玉兰等名贵花木，殿两侧有“云梯百尺”通往上层阁楼，是眺望寺容山景的最佳位置。

圆通殿和地藏殿在毗卢阁东，平行排列，两殿之间有一座高大、洁白的僧塔，名为金刚延寿塔，由越靖王朱瞻墉建于1437，为石砌覆钵式塔，高17米，舍利塔后侧墙壁上嵌有一块刻石，这就是前面提到的寺中最古老的石碑“金代诗碣”。

寺院东路由庭院式建筑组成，有方丈院、延清阁和清代皇帝的行宫院，主要建筑有万寿宫、太后宫等。

方丈院和行宫均在清康熙时修建，颇具江南园林之意境。行宫院建成后，康熙皇帝来住过数次，以后乾隆皇帝也驾临住于此处。

行宫院中在方丈院东侧，竹地之北有一绿琉璃瓦顶单檐四角攒尖亭式木结构建筑名为流杯亭，坐北朝南，乾隆帝御笔题额“猗犴亭”。

亭内地面为一巨石，地面刻出弯弯曲曲的十余厘米的水槽，深约三寸，取自古代“三月三”“曲水流觞”的习俗。水道呈龙虎形花纹图案，南侧看是龙头，北侧看是虎头。

此院中幽静雅致，其中流杯亭北侧的竹林最为奇特，系潭柘寺极为有名的翠竹。该竹高3米至5米，竹干金黄色，每隔一节就有一道翠绿如玉的垂直线条，名“金丝挂翠”，即前面提到的“金镶玉”。

流杯亭南房后还有一片竹林，正和金丝翠竹相反，竹干翠绿如玉，每个竹节前后交替各有一垂直金线，名“碧玉镶金”竹，即前面提到的“玉镶金”。

据文献记载，以上两种竹原产我国成都，称“金镶碧竹”，后移植到浙江杭州一带栽植。自1699年康熙皇帝赐给寺内以来，这些珍贵名竹已有300多年，但仍枝繁叶茂，成为潭柘寺一景。

寺院西路大多是寺院式的殿堂，主要建筑是楞严坛、戒台大殿、药师殿、文殊殿、观音殿、祖师殿、龙王殿以及西南斋、写经室和大悲坛三处自成系统的院落，一层层排列，瑰丽堂皇。

楞严坛位于戒坛大殿南面，是一座亭式重檐攒尖式木结构圆殿，建在八方形汉白玉须弥座上。两层屋檐造型不同，下层为八方形，上层呈伞形，顶端为鎏金宝顶，因属多面型建筑，故门与清王室成员书赠的额匾均多。

殿内有一座八方形的佛坛，为木架结构，高8.3米，直径5.3米，每一侧都镶有玻璃窗面，正中供奉楞严佛。楞严坛是过去寺中高僧讲授《楞严经》和每年举行盛大的“楞严会”的地方。

戒坛是和尚们受戒之处，台上有释迦牟尼像，像前有3把椅子，两侧各有一长凳，是三师七证的坐处。

观音殿位于西路建筑终点，位于寺院地势最高处。据说此殿专为安置妙严公主所建，曾有著名的拜砖。殿上高悬乾隆皇帝手书“莲界慈航”匾，内供观世音菩萨。明万历年间，住持达观禅师曾命人在观音殿中塑起元世祖忽必烈一家4口人的彩像。

祖师殿在观音殿西侧，因潭柘寺开山祖师华严禅师在此示寂，故此殿名为“祖师殿”。殿内挂有10幅潭柘寺住持僧人的画像，每幅画像都有一首赞诗，为入画者歌功颂德。

龙王殿在祖师殿西，建制建小。但殿前廊上置有“潭柘二宝”之一的石鱼，长1.7米、重150千克，看似铜，实为石，敲击可发出五音。

据传说，石鱼原是南海龙宫之宝，龙王送给了玉帝。后来人间大旱，玉帝送给潭柘寺消灾。一天夜里，急风暴雨，石鱼从天而降，掉在院中。据说石鱼身上13个部位代表13个省，哪省有旱情，敲击该省部位便可降雨。

潭柘寺的寺院外围，分布着僧众养老的“安乐延寿堂”以及烟霞庵、明王殿、凉亭、龙潭、海蟾石、观音洞、上下塔院等景点，犹如众星拱月。其中，最为传奇的，是西观音洞院内的一尊清代肉身佛。

在西观音洞院内的东南角，有一条石砌甬道盘山而上，沿路前行不远，又是一座小院，这里就是老虎洞，原名菩提洞。洞内塑有“疯魔和尚”因亮法师的肉身坐像，身旁右侧塑有一只俯首贴耳的卧虎。

“疯魔和尚”法号因亮，河南省汝南府新蔡县人，幼年在本乡出家，1862年来到潭柘寺，受具足戒。据说在光绪年间，有一次恭王奕訢到潭柘寺进香，在山门前的怀远桥上，被正从寺里出来的因亮和尚冲撞了马头，将奕訢从马背上摔了下来。

因亮和尚冲撞了六王爷，因而不能再留在寺里，于是他就住进了下塔院东面的蝎子洞里，并养了一只鸡和一只狗与自己做伴。

因亮法师精通医道，他长年在潭柘山、马鞍山一带行医治病，并且两次去过天津，行医济世40余年，用针灸和中草药救治好了无数的百姓，并且分文不取。因他修边幅，性情怪异，貌似疯颠，因而世人都称他为“魔佛”、“魔王老爷”、“疯魔和尚”，而其本名反而知者不多。

因亮法师直到晚年才又回到潭柘寺，就住在老虎洞里，每日前来听其讲经和求医问药的善男信女不计其数。

据说在潭柘寺后的虎踞峰上有一只老虎，时常下山伤害牲畜，后来受到寺内“疯魔和尚”因亮法师的教化而弃恶从善，改吃素斋。它每日都伏在因亮法师身边，听其讲经，中午跟随因亮法师去寺中喝粥。

因亮法师圆寂后，此虎悲痛欲绝，不食不动，终日哭泣，5日后也死去了。

后来，寺僧在寺院内的龙王殿与一音堂之间，修建了一座殿堂，名为“魔佛殿”，将因亮法师的遗体经处理后，包上泥，塑成了一尊“肉身佛”，供信士弟子们祭拜供奉。

因为殿堂太小，殿前的地方又窄，每天从河北、天津以及附近数十里前来祭拜魔佛的人成百上千，拥挤不下。潭柘寺决定整修因亮法师生前所住过的西观音洞南侧的菩提洞，用以供奉因亮法师。

因亮法师的信士弟子们得讯后，纷纷捐款资助，将“原洞叠石加高，前修抱厦并神路一段”，在洞内用因亮法师的灵骨作为支架，塑了一尊真人大小的因亮法师坐像，并在其身边塑了那只殉主而死的“神虎”。

潭柘寺演义千年佛教史，传承历代信众愿，成为了北京佛寺中地位殊胜的一道传奇。

马鞍山下的戒台寺

智周大师是隋末唐初的一位高僧，素以戒行见称。他于622年在北京西郊马鞍山下创建了慧聚寺，作为自己的隐迹之地。慧聚寺又称会聚寺，就是现在戒台寺的前身。

唐末，慧聚寺多年荒废中被严重毁坏。到了辽代建都北京时，律宗高僧法均大师决心重振业已颓废的慧聚寺，广募资财，大兴土木，于1069年建了一座菩萨戒坛。

1070年，新戒坛建成，开坛演戒，一时成为万人向往的佛教圣地。辽道宗耶律洪基特意下诏授法均大师为崇禄大夫守司空。自此以后，慧聚寺的住持都与皇室保持着密切的来往。

慧聚寺坐西朝东而略有些偏北，是辽金时期寺庙面东“朝日”的典型代表。之所以这样，是为了将其中轴线直指35千米以外的北京城，可谓匠心独具。

元代末年，慧聚寺连遭几场大火，几近全毁；明代，慧聚寺进行了3次大修，并在明宣宗时重建。

1441年，明代的知幻大师又主持重修了戒坛大殿和戒坛，形成了成熟的后世寺院格局。戒坛完工后，知幻大师被推为第一代传戒坛主师，并主持传戒。

知幻大师生于1401年，俗姓刘，名道孚，字信庵，7岁时在南京灵谷寺出家，拜庆受和尚为师。1426年随庆受大师来到北京。此后知幻大师出入宫禁之中，为皇室讲经。

1434年，知幻大师为慧聚寺住持坛主，主持重修工作。明英宗皇帝为了能经常与知幻大师谈论佛法，在北京城内居贤坊为知幻大师修建了一座下院，作为他进城后的住所。

1448年，慧聚寺正式改名为“万寿寺”，但由于此寺以戒坛而著名，所以世人称之为“戒台寺”。

明嘉靖时期，从1550年至1556年，对戒台寺进行了历史上最大一次由皇室组织的全面修缮。

清康熙、乾隆两朝也均对戒台寺殿宇进行过扩建，因此后世建筑基本是明清时期建造的。

1685年，康熙帝巡视西山，在戒台寺驻辇，这是他第一次来戒台寺。他发现戒台寺周边私挖滥采成风，庙宇破坏十分严重，于是降下圣谕并立碑为戒，令戒台寺周围，禁止凿山采石。这块碑也被后人誉为“名山之护符，禅门之宝诰”。

此后，康熙帝又多次来到戒台寺，并为寺内题匾撰联，大雄宝殿“般若无照”的横匾和“禅心似镜留明月，松韵如篁振舞风”的楹联以及戒台殿内“清戒”匾额均出自康熙帝之手。

清代乾隆帝也曾多次来戒台寺赏玩，并留下多处墨宝真迹。大雄宝殿的“莲界香林”、戒台殿内的“树精进幢”两块匾额均出自乾隆皇帝之手。原千佛阁“智光普照”匾额、“金粟显神光，人天资福；琉璃开净域，色相凭参”的楹联也是出自乾隆帝的手书。

戒台寺内最为闻名的古丁香，就是当年乾隆帝初游戒台寺时为了给古刹增辉特命人从圆明园中移植而来。而且乾隆帝对于“活动松”更是情有独钟，且数次为其题诗，刻于活动松一侧石碑上。

从清代乾隆年间起，北京的一些民间组织，如地藏会、三元大悲会、大悲随心经会、广善米会、五显财神会等在戒台寺内的空地上建起了一些小殿，如财神殿、娘娘殿、老爷殿、地藏殿等，使这座千年梵刹出现了一些民间信仰的神殿。

戒台寺是我国北方著名的律宗寺院，寺内的戒台是我国著名的“三大戒台”之首，另两座分别是福建泉州开元寺和江苏宝华山隆昌寺。戒台寺的戒坛不仅因其体量最大而被尊为“天下第一坛”，而且还有着悠久的戒传历史。

清代时期，戒台寺曾出了一位活了128岁的“老寿星”，他就是明池上人。明池自16岁在戒台寺出家后，每日诵《药师经》，昼夜不息。清光绪年间的戒台寺住持妙性和尚曾问过他：“为何日夜诵《药师经》长年不断？”

明池上人说：“常诵《药师经》，可以享寿128岁。”

1890年冬天的一个半夜时分，妙性方丈在禅房中打坐，忽然听见外面有杂乱的脚步声，连忙出去观看，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但却什么都没有看见。心中还在疑惑，忽见明池上人居住的茅舍无缘无故着起了大火，妙性方丈连忙喊人救火，火灭之后，房中的明池上人已在火中坐化而去了。

事后妙性方丈查看了明池上人的度牒，屈指一算，原来明池上人果然活了128岁。

后来，爱新觉罗·载滢曾对此写诗赞曰：

寂寞梦香印，茅茨慧业精。

自修遂自了，无灭亦无生。

白首参经义，青莲悟法程。

百年禅诵苦，千古智光明。

戒台寺有两组建筑群，其实有南北两条中轴线，南中轴线上自西向东依次分布山门殿、天王殿、大雄宝殿、千佛阁遗址和观音殿，多为明清时期扩建；而北中轴线上是戒台寺的特色所在，包括山门殿、戒坛殿、大悲殿及罗汉堂，是唐、辽金建筑的主要分布区。

戒台寺很特别的是其山门殿处于一座四合院之中。四合院式的建筑格局在明代就已经形成了。

四合院式建筑以先天八卦而设计，西北为艮卦，艮为山；东南为兑卦，兑为泽，因而大门一般开在东南角上，取“山泽通气”之意，并称之为“吉门”或“财门”。东北方向为震卦，是次好方向，必要时也可以开门。

对此，戒台寺的山门根据当时的习俗，建起了外院，并在南北两侧外院墙上按照兑卦和震卦的位置分别各开了一座门，即南配门和北配门，并在北配门外又开辟了大钟院，而南配门因有吉位财门，故成为了出入寺院的主要通道，从此形成了山门殿需由左侧南配门进入的格局，戒台寺也就没有了正门。

戒台寺尤以松树出名，活动松、自在松、九龙松、抱塔松和卧龙松，合称“戒台五松”，它们各有风采。

“九龙松”是一棵白皮松，巍然屹立在戒坛院的山门前。此树在唐武德年间种植，至今已有1300多年。它高达18米，直径2米有余，主干分成9股，白色表皮上遍布褐色斑点，像是斑驳的龙鳞。九龙松一干分九枝，直指蓝天，宛如9条银龙守护着戒坛，故名。

山门前方有3座辽元时期的经幢，尤其是元代经幢，有一组八人的乐队浮雕，各个袒胸赤足，手中拿着笛、箫、排笙等乐器，造型皆为西域印度或尼泊尔乐师的形象，反映了中外文化的交流。

山门殿为南轴线上的第一座殿堂。两侧与院墙相连，左右各有一个旁门。殿前有石狮子一对，并立有清康熙皇帝撰文的“万寿寺戒坛碑记。”

山门殿面阔3间，单檐庑殿顶，灰筒瓦覆顶。四角挂有风铃，门额上挂“山门殿”斗子金匾。殿内前后贯通，中间为通洞。两侧各立有一尊泥质彩绘的护法神塑像，一为密执金刚，一为那罗延金刚，面部表情生动，高约3米，是泥塑佳作。

山门殿明代称“优波离殿”，因其中供奉着释迦牟尼的十大弟子之一，号称“持戒第一”的优波离尊者，故而得名。清代改称“明王殿”，供弥勒佛和四大天王。

后来，山门殿则供有原千佛阁的木质大佛龛，这尊木雕佛龛为明代遗物，雕工异常精湛细腻，高4米，长3.7米，宽1.55米，下方为木制须弥座，龛内上方有3个玲珑的雕龙藻井，周围饰满了各式龙纹与花饰，整个佛龛共雕了146条大小不一的龙，堪称艺术精品。

山门殿后南道，有一座高大的青铜焚炉，高3米，重5000斤，坐落在汉白玉雕的须弥座上。该铜焚炉十分精美，顶部为重檐歇山式殿顶造型，下部有镂空的门窗，炉身下部为双耳四足长方开鼎炉，正面铸有“阿弥陀佛”，两侧铭文“香蒸宝顶供佛天，一切众生成正觉”。整座焚炉“色澄碧如古旃檀”，花纹柔和，古朴凝重。

铜焚炉铸造于1599年，是万历皇帝的母亲慈圣宣文明肃皇太后“诚心铸造”并捐给戒台寺的。

山门殿后是天王殿与大雄宝殿，“龙凤松”就在天王殿院内，是两棵古松的合称，在甬道两侧南北分立。南侧的凤松树干略向东倾而高挑的树尖却扭向北面，极似扭头回顾、凤尾下垂的凤凰，有种女性特有的清幽之美；与之南北相对的龙松却另具形态，盘曲虬结，如同翘首南顾的苍龙，具有一种男性的阳刚之气。两松相距数丈，但树顶的主枝几乎相连，如同龙凤交颈，引人遐思。

大雄宝殿在天王殿后面，坐落在近两米高的月台上。门额上高悬清乾隆帝手书“莲界香林”雕龙横匾。原来还挂有清康熙帝所题“般若无照”匾额和“禅心似镜留明月，松韵如莫振舞风”的楹联。

殿内屋顶上有3个木雕藻井，上圆下方，井内各雕有一条团龙。下方汉白玉石雕的须弥座上供有明代铸造的铜质横三世佛。正中为释迦牟尼佛，南侧为阿弥陀佛。北侧为药师佛。每尊佛像高3.2米，重5000千克。

大殿前左右两侧各有3间配殿，左侧为伽蓝殿，右侧为祖师殿。

在大雄宝殿后面台阶上方左右两侧，有两株对称而生的古松，这就是“卧龙松”和“自在松”。卧龙松干长10米多，蜿蜒横生，宛如翔云归来的苍龙，爬过石栏，翘首横卧在石碑之上，碑上有清恭亲王奕訢亲手所书的“卧龙松”3个字。

与卧龙松相对的“自在松”高达25米，也是辽代所植。它矗立在大雄宝殿前，姿态舒展有致，显得逍遥自在。一个大枝向着大殿方向延伸，仿佛是在虔诚地守卫着佛祖。清末田树藩《西山名胜记》中有诗云：

松名自在任欹斜，随意生来最足夸。

世态炎凉浑不管，逍遥自在乐天涯。

诗中虽是赞松，也是高僧们无意功名，满足于平淡生活、自由自在的写照。

大雄宝殿之后，原有一座三层檐略呈方形的高阁，阁内分上下二层，有旋梯相通，上层有5个阁龛，每个阁龛内又分为28个小龛，每个龛内各供3尊高约3寸的小佛像。下层也分龛供佛，全阁共有大小佛像逾千尊，因此被叫做“千佛阁”。

千佛阁始建于辽代咸雍年间，明清两代曾进行整修。原为三层檐楼阁式木结构建筑，庑殿顶。宽27米，进深24米，高30余米。门额上挂有清乾隆皇帝手书“智光普照”的匾额。门内楹柱上有乾隆手书楹联：

金粟显神光，人天资福；

琉璃开净域，色相凭参。

千佛阁前的“活动松”，是一棵高达25米的油松，相传是元代时的住持月泉高僧手植。此松树呈伞形，枝杈牵连交错，特点是用手牵动其任何一枝，它全身的枝干都会摇动起来，“引一枝而全身发”。

清乾隆皇帝每次到戒台寺，都要摇动活动松，以此取乐游戏。乾隆为这棵奇松起名“活动松”，并先后3次为它题诗，其中有诗句“摇动旁枝老干随”，皆刻在此树西南侧的一块圆顶石碑上。但后来的活动松已不是乾隆皇帝看到的那一棵，而是清光绪年间补栽的。

“活动松”为什么能活动呢？原来它的主干和大枝都向东倾斜，整个树体重心不稳，所以一枝动则全身摇。

阁内正中供有高大的毗卢遮那佛铜像。两侧砖墙镶以琉璃壁饰，遍布阁龛。每龛内都供有一尊高10厘米的木雕小佛像，共计1680尊。

“千佛阁上坐神佛，纳得天下福满门。”千年香樟木雕弥勒佛，作为戒台寺唯一一尊露天佛，为一整块千年香樟木根雕，雕工精美，形态可掬，盘腿而坐，袒胸露腹，自然形态惟妙惟肖。

弥勒大佛伴随古刹的晨钟暮鼓，用恒久的笑容看尽了这尘世的春来秋去，常得日月之光，纳天地灵气，立于千佛阁上修得万佛之心，用万世不变的欢喜笑颜，用大肚笑纳天下事，也容载着天下人的希望。更用笑容感染着人们开心做人，开心做事，开心地生活。

从千佛阁遗址往北拐，首先看到一个两进的四合院，清恭亲王奕訢曾在这里隐居10年。院内幽雅清静，自清代以来，这里以种植丁香、牡丹闻名，尤其黑牡丹等稀有品种，更是锦上添花，故称牡丹院。牡丹院的建筑风格别具特色，它将北京传统的四合院形式与江南园林艺术巧妙融合。

沿千佛阁左后的石梯登临而上，可到达另一层高台，即戒台寺最高的建筑观音殿，面阔3间，正中一间供有观世音菩萨像，左右两间为恭亲王奕訢的书房。

在戒台寺观音殿前台基的边缘，围护有一道青石栏，在石栏柱头上从北向南排列有17头大石狮子和8头幼狮，其中有绣球嬉戏，有给幼狮喂乳，有掌托幼狮等各种造型。

这组石狮子雕刻细致，线条清晰，刀法流畅，舒缓有致，甚至比卢沟桥的狮子更显清秀细腻，与颐和园十七孔桥的石狮子类似，是戒台寺具有很高艺术价值的精品。

戒台寺北路为戒坛院建筑群，戒坛院是一长方形的院落，前有山门，两厢为36间配殿和五百罗汉堂，中心建筑为戒台大殿。

戒坛大殿也称作选佛场，始建于辽朝的1069年，金、元、明、清各代均有维修，保持着明代建筑形式和风格。

此殿面积676平方米，高20多米，造型独特，为重檐盝顶与四角攒尖顶相结合的木构建筑，即四面坡的殿顶正中有一方平台，平台四周和正中各有1477年由僧人德秀捐赠的铜质鎏金宝顶，中间一个高约5米，四周的4个较小。远看如同5座小塔并耸，玲珑剔透。

殿顶上下檐有“风铃”环绕，上层是圆风铃，下层是方风铃，暗寓天地之形，且每个风铃上都铸有“阿弥陀佛”4个字。

殿内的屋顶正中的“斗八藻井”十分精彩，是明正统年间的木构佳作，分为上圆下方两部分，上部是一圆形的穹窿式建筑，天花板为金漆彩绘，正中是一条倒挂的木雕团龙，张口鼓须，盘旋向下，周围有8条升龙与之彼此呼应，形成了“九龙护顶”的绝妙构局。下部是一方形的井口，其四周雕有许多的小天阁，天阁上雕有众多的小佛龛，内有精工细雕的饰金木质佛像，宝相庄严。

门内横舫上，挂有清代乾隆皇帝手书的“树精进幢”金字横匾，内侧挂有康熙亲笔的“清戒”二字匾额。可见数朝对戒台寺感情之深，着力之重。

戒坛大殿正中有青石砌成的“品”字形高台，此戒坛为明代所建，高3.25米，分3层，每层都有须弥座，3层合为一须弥山。

在每层须弥座束腰处，都雕刻有小佛龛，其中上层每面7个，共计28个；中层36个；下层则正面13个，其余三面各有12个，共计49个。而且佛龛的体量是由上至下逐渐增大，每个佛龛内都有一个“戒神”，共计113个。

戒台殿内的113尊戒神是不可多得的奇景，这些戒神泥塑金身，神形各异，有的威武雄壮，有的面目狰狞，有的顶盔贯甲，有的仙风道骨，一个个栩栩如生，生动传神。这是北京地区绝无仅有的一组戒神塑像，难得的艺术珍品。

戒坛最上方平台面积32平方米，是受戒的场所。最靠西的一侧有一尊高3.35米的释迦牟尼漆金塑像，像前有10把硬木椅和一个紫檀木的雕龙供桌，体现了受戒仪式的“三师七证”的座位排列次序。

戒坛左前方有一座大钟亭，位于6米多高的台基之上，原是地藏院的附属建筑。钟亭为卷棚顶，4根支柱呈“八”字形叉开斜立，式样别致。在亭内原挂有一口高3.2米，下口直径2.2米的大铁钟，名叫幽冥钟，主要供每年的7月30日戒台寺做地藏法会之用。

大钟亭背后三面环山，前方东望平原，居高临下，毫无遮拦。由于三面环山形成了一个天然巨大的共鸣箱，钟声经过震荡共鸣，被环山反射而回，从东北侧开口处冲出，因而可以传得很远，据说在20千米之遥的阜成门外八里庄都能听得见。

幽冥钟后来已不复存在，改挂一口明景泰年间铸造的铜钟，钟高1.6米，下口直径0.9米，壁厚8厘米，钟纽高0.3米。此钟为八峰波形口，钟纽为虹形双龙头蒲牢，钟体上铸有云纹，铭为“大明景泰X年X月X日制”。此钟原挂在戒坛大殿内，供举行受戒仪式之用。这口铜钟虽然比原来的大铁钟要小得多，但铸造精美，工艺考究，线条流畅。

戒台寺的钟声在历史上是非常有名的，清代的江宁织造曹寅，即《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曾写下了一首很有名的诗，名曰《马上望戒坛》：

白云满山谁打钟？马首西来路不逢。

据此相看如一梦，因缘还欠戒台松。

戒台殿后面是大悲殿及左右庑的罗汉堂，殿中原有清乾隆年间所塑的五百罗汉像。

在戒台院的东南部，是清恭亲王奕訢在1884年罢官后修建的“慧聚堂”。院内还有3棵逾百年的丁香树。

戒台院东北方有塔院，内有1448年时的戒台寺住持知幻和尚重建的辽代法均和尚即普贤大师的墓塔，该塔初建于1075年，但年久失修有所损坏。塔为七层密檐砖塔，塔刹是一朵莲花，塔身下部也采用了莲花的托座，塔上有塔铭：

大辽故崇禄大夫守司空传菩萨戒坛主普贤大师之灵塔，大明正统十三年中秋日筑坛知幻道孚重建。

在辽塔的南面，还有一座建于同一时期用于埋藏法均和尚袈裟、食钵等物件的“衣钵塔”。

在戒坛院山门前的北侧，有著名的“抱塔松”，抱塔松又称抱浮图，为金代所植。相传它本是天上的一条神龙，被玉帝派下凡来守护法均大师的墓塔。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龙松怕墓塔被雷电击毁，就扑身过去，伸出两个大枝像人的双臂那样抱住古塔，形成古松抱塔的奇观。

抱塔松长达5米的主干，像巨龙一样爬过山门前的矮墙，两条枝杈扭转着盘绕在台基下方法均大师墓塔的两侧，恰似巨龙伸出前爪护卫古塔。抱塔松旁有经幢3座，一座建于元，两座建于辽。

历史上戒台寺经常举行盛大的宗教活动，因而逐渐形成京西重要的民俗活动。据《宛署杂记》载：

四月赏西湖景，登玉泉山游寺，耍戒坛、赶秋坡、观佛蛇。

明代每年农历四月初八至十五，京西佛诞庆典的大型民俗活动共有5项，在门头沟境内的3项中有2项在戒台寺，分别是农历四月初八至十五的“赶秋坡”，农历四月十二的“耍戒坛”。

赶秋坡是指戒台寺每年农历四月佛诞庆典说法期间全国歌女舞女在戒台寺的大聚会。全国各地的歌女舞女都在这一时期聚集到戒台寺附近的秋坡，载歌载舞，比歌声，赛舞艺，交流切磋，成为戒台寺庙会和京西民俗活动的一大特色。

白带山麓的云居寺

云居寺位于北京西南房山区白带山西南麓，始建于隋大业年间。601年，隋文帝在诸州高爽清净之所建舍利塔，北京西南白带山上的智泉寺也奉安了舍利，建造了舍利塔。

隋炀帝大业年间，智泉寺静琬秉承其师南岳天台宗二祖北齐慧思大师的嘱咐，深感法灭危机，为有效保护佛藏，发愿刻石藏以不朽。

静琬刻经之举受到了大隋朝野的支持与响应，611年，隋炀帝临幸白带山附近的涿郡，皇后萧氏施绢千匹以助静琬，于是朝野上下争相为静琬刻经施舍财物。

静琬时期所刻石经至少有《华严经》、《法华经》、《金刚经》等9部，最初刊刻的《华严经》藏于白带山雷音洞左之第8洞，《法华经》等则嵌刻于雷音洞内的石壁上。从此在白带山开创了石经刊刻事业，因此白带山后世又称石经山。

到唐代贞观年间的631年，为了刻经的需要，在白带山下大规模修建庙宇，并把原智泉寺重新命名为“云居寺”。

在唐代最早的一部志怪小说集《冥报记》中，对云居寺的这段机缘有详细的记载：

静琬早就有建寺的打算，但由于缺乏木材一直未能如愿。事有凑巧，631年6月，一夜大雨，引起山洪暴发，上游河岸崩塌，数千株巨大的松柏顺流漂至白带山下，于是静琬招来工匠，在当地百姓的帮助下，利用这些木材建起了云居寺。

云居寺创建时形成了三院格局：即东峪云居寺，又称东云居寺、东峪寺或东域寺，在石经山以东；西峪云居寺，又称西云居寺、西峪寺或西域寺，在石经山以西，即后世之云居寺；中峪云居寺，又称中云居寺、中峪寺或中域寺。

此外，石经山上以华严堂为中心，形成了石经寺，又称云居上寺、雷音寺。在距云居寺不远的岩上村，还有专供刻经的磨碑寺。

此后，云居寺的刻经事业历经玄导、僧仪传至惠暹、玄法，尤其在盛唐开元、天宝年间为房山刻经的全盛时期，因为得到了唐玄宗的八妹金仙长公主的大力支持。

730年，唐玄宗经金仙公主奏请，颁赐新旧译经4000余卷，作为刻经底本，命长安崇福寺沙门、著名的版本目录学家智升亲自负责运送至云居寺。

在惠暹和玄法刻经时，雷音洞及其左右各洞藏经已满，于是又在雷音洞下开凿两洞，将所刊刻石经藏于此洞内。玄法时期于唐开元末年开始刻造玄奘所译长达600卷的佛经《大般若经》，754年刻至163卷。

在此期间，静琬的第三代弟子惠暹对云居寺进行了第一次重修。金仙公主奏请唐玄宗，将云居寺四周东接房南岭，南逼他山，西止白带山，北限大山分水岭的大片山场划给云居寺作为刻经费用。

云居寺僧人为了感念金仙公主之德，特于白带山顶的石塔上刻下铭文，这座石塔世称“金仙公主塔”。此塔为笋状四面小石塔，通高3.67米，其下部由四块汉白玉石板竖砌成方形龛状塔身，龛门浮雕拔券，门两侧各浮雕金刚力士一尊，上部为七重宝檐，宝珠刹，造型酷似西安小雁塔和云南大理三塔。金仙公主塔至今仍完好地立于白带山顶。

“安史之乱”爆发后，房山的刻经工作也未停止。自789年至809年，受幽州卢龙节度使刘济的施助，用了20年左右，续刻了《大般若经》300卷前后至412卷的100余卷，终唐之世，这部600卷的《大般若经》续刻至第520卷左右。

唐武宗登基后，主张废佛，云居寺被迫停废，后虽得恢复，但唐末至五代的战乱使石经刊刻被迫停顿下来。

到了940年，后晋开国皇帝石敬瑭划燕云十六州归入辽人版图，在辽皇室的支持下，云居寺开始转机，再度兴盛。

964年，云居寺住持谦讽和尚对云居寺进行了大规模修复，共修建大小庙宇70余间，使唐末五代以来“风雨之坏者及兵火之残者”得以修复，并且扩大了云居寺的规模。

谦讽和尚与辽官员朝议郎行右补缺王正合力倡导，云居寺广联僧俗，结千人邑会，成为我国古代为寺院募捐的社会宗教组织。对于谦讽组织的千人邑，南宋史学家王正在《重修范阳白带山云居寺碑》中记载：

春不妨耕，秋不废获。立其信，导其教，无贫富先后，无贵贱老少，施有定例，纳有常期，贮于库司，补兹寺缺。

1027年，涿州刺史韩绍芳游览白带山，发现了刻经始末，乃奏请辽圣宗耶律隆绪恢复刻经，辽圣宗赐普度坛利钱为刻经经费，又委派瑜伽大师可玄提点镌修，勘讹刊谬，补缺续新，重启辽代大规模刻经。

韩绍芳先补刻了《大般若经》中残损的10卷经文，接着又开始从521卷刻起，续刻了《大般若经》的最后80卷。

1041年9月，涿州刺史刘湘承袭前任韩绍芳续刻《大般若经》至第600卷，计经碑240条，最终完成此经的镌刻。

《大般若经》的刊刻历经唐至辽代共计300年时间，共刻石1512条，是《房山石经》中最多的一部。

此后，至1057年云居寺刻完全部《大宝积经》120卷，计经碑360条，至此完成4大部佛经，它们是：《华严经》、《大涅槃经》、《大般若经》和《大宝积经》。

辽代的早期刻经均藏于藏经洞内，后由于各洞已满，至辽大安年间的通理大师时开始改单面刻经为两面刻经，并由大板改为小板，大字改为小字。通理师徒所刻的4000余片经碑和道宗刻经碑180片，均暂时放于山下。

由于藏经洞已满，自辽代起，云居寺僧人在云居寺南塔所在塔基的南侧建起一座石经地宫，用以珍藏辽金时期所刻的《契丹大藏经》10082片。

随着幽州地区社会的稳定，辽人开始恢复石经刊刻。在辽重熙年间至大安年间，云居寺建起了北塔和南塔。

北塔又称罗汉塔，建于辽重熙年间，为寺僧文密化钱3万余缗而建。北塔造型极为特殊，是楼阁式、覆钵式两种形式相结合的塔。塔的下部为八角形须弥座，上建楼阁式砖塔两层，其上置覆钵和“十三天”塔刹，完全是一个早期的喇嘛塔。历经千年沧桑，北塔仍以其雄伟的英姿成为云居寺的象征。

后世修缮北塔时，塔基上所镶的200余块有“诸法因缘生，我说是因缘。因缘尽故灭，我作如是说”铭文的佛偈砖朽坏，需要去旧换新，但是苦于没有替代品，工程无法进行。

在当时，北塔东南10米处施工用的淋灰坑里的石灰水一夜之间向正北流渗而尽，有洞长达10米，距北塔塔基不足两米。有人推测或许塔基下有藏宝洞，遂停工挖宝。这时，奇迹出现了，从洞中挖出了辽代建塔时埋下的佛偈砖221块，拆旧易新，恰巧用去220块，仅余一块，此机缘足见古人建塔时虑事之缜密，仿佛早就算准了未来修缮时有此之需。

南塔建成于1117年4月，为寺僧绍坦所建。塔13层，高60余尺，内藏舍利300余粒。

辽代云居寺的佛教宗派由晚唐的禅、律共处，改为律宗。

金代直至金明昌年间，云居寺并未因朝代更替而间断刻经事业。1180年，义谦法师继任云居寺住持，改律为禅。金世宗子、章宗伯父完颜永中施刻的《增一阿含经》《杂阿含经》就在义谦住持之际。金人继辽代之后续刻自辽代开始刊刻的《契丹大藏经》，并因此才使此经留传后世。

义谦对云居寺“重建廊宇，别建僧庵，西序东厨，焕然顶新”，当时长乡城义井院、李河灵岩寺以及歧阳开化寺皆请义谦为提控宗主。

1215年，蒙古大军攻破辽中都，大元一统后，云居寺得到元执政者的重视。

1315年，元仁宗命朝廷官员明里董阿前往涿州代自己进香，顺道至云居寺视察石经。明里董阿回京后，奏请元仁宗赐经律论一大藏，藏于云居寺内。

元代在元文宗、元宁宗之际，云居寺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修复，至1332年才告结束。

1341年4月，高丽僧人慧月又修葺了石经山华严堂，并补刻了堂内残损的5块经版。

大明立国之初，明太祖朱元璋于1388年派名僧道衍到云居寺视察，道衍为隋静琬开创刻经事业所感，题《石经山诗》并序镌于华严堂石壁上。

1428年，道教的北派全真教代表人物陈风便、南派正一教王至玄等，仿效佛教刻经，募刻了道教的《玉皇经》等4部共刻石8块，送至石经山藏于第七洞中。

1393年和1444年，明政府又对云居寺进行了大规模的修复。明永乐年间，中天竺僧人桑谒巴辣曾修复东峪云居寺，改称“东峪观音寺”，并成为该寺住持。

桑谒巴辣是在我国佛寺担任住持的第一位印度僧人。他在1405年率领诸国使臣至明政府进贡方物，在南京受到永乐皇帝接见，并被封为“圆融妙慧净觉弘济辅国光范衍教灌顶广善西天佛子大国师”，允其随方传教，自在修行。

在此之后，桑谒巴辣奉诏居于北京崇恩寺，并在内府教授官员学梵语，有不少王公大臣投其门下，削发为僧。他还于1436年大修了崇恩寺。

桑谒巴辣圆寂后，塔葬于东峪云居寺附近的白云陀金香炉山清峰岭上。桑谒巴辣传播的是秘密大乘佛教，自明永乐年间桑谒巴辣重修东峪寺后到成化年间，东峪寺住持哩提干资罗及西峪寺住持嗔嗒悉哩，他们都是桑谒巴辣的梵僧弟子，从而开创了我国佛寺由印度僧人任住持的先例。

1592年，五台山一代高僧真可法师至石经山雷音洞参礼，发现洞内像设瘫敝，石经薄蚀，还在雷音洞拜石下石函内起出3颗肉舍利。于是，真可法师在明代慈圣皇太后李彩凤等人的资助支持下，赎回骨塔和香树庵，并为香树庵购置500亩的下庄一所。

此外，真可法师还将东、西云居寺的住持、执事僧召集一处，严加训示，重申戒律，再肃清规。

明万历末年至天启、崇祯年间，吴兴沙门真程劝说在北京的南方籍官僚居士葛一龙、赵琦美、冯铨、董其昌等刻造石经，他们采取先集资在北京石灯庵用小石版刻好佛经，然后送往石经山贮藏，共刻经10余部。并于雷音洞左侧新开一洞，将这些石经藏入其中。

1631年初，出资刻经的明代著名书法家董其昌在新开的洞额题“宝藏”二字，故此洞也俗称为“宝藏洞”。

至此，历时千载的房山云居寺石经刻造事业宣告结束。

到了清代，云居寺改为临济正宗，世代相传，而且在1672年终于迎来了溟波大师任住持。溟波大师后被尊为云居寺重开山第一祖。

据溟波大师自述，他7岁即被父母送往天仙庙出家，后在北京悯忠寺受具足戒。曾经师从天津如来庵大博禅师开悟，40岁入主云居寺。

溟波大师是清康熙年间的著名高僧，蜚声遐迩，曾得康熙帝亲自垂问法力，并赐白金30两添钵。

在溟波大师主持下，云居寺共修复建设殿宇、禅堂、寮房、厨库200余间，整修了西域寺、东域寺、梦堂庵、云居寺双塔、戒坛，以及石经山藏经洞、暴经台等一应建筑。

此后，重开山第二代圆通法师继承乃师遗志，至1698年将云居寺重修工程告竣。

圆通的弟子重开山第三代、传临济正宗三十五世了尘法师也是一代有作为的住持，移大悲坛，修两壁僧寮，建藏经阁。

云居寺蒸蒸日上的时候，正是清康乾盛世，后世将清代前三代重开山祖师圆通、了尘、光泰并称云居寺“三公”，并将他们三人的遗骨分别安奉在3座形制相仿的覆钵式塔中，墓塔均为东向，石砌覆斗座，覆钵塔身，塔刹为十三天承宝珠，通高均为7米，并列位于云居寺北塔以北的平台上，俗称“三公塔”。

经过历代多次增修、重修的云居寺，占地面积6万多平方米，由当代佛教领袖、书法家、社会活动家赵朴初居士题写的“云居寺”寺匾悬于寺门之上。

云居寺山门前有汉白玉的款龙桥和台阶石狮，整座寺庙，依山而建，形成五大院落六进殿宇：即天王殿、毗卢殿、大雄宝殿、药师殿、弥陀殿与大悲殿，各殿逐次提升，各正院之旁又有配殿，蔚为壮观。

云居寺中路以北为行宫院，寺之北部有北塔罗汉塔、三公塔，右侧有石经地宫和琬公塔、压经塔即续秘藏石经塔。

山门即天王殿，出天王殿前有木牌楼一座，左右为钟鼓楼，院东北隅修竹耸翠，溪流环绕。

正殿为毗卢殿，殿前的两通石碑为1688年立，记载了重修寺院经过。毗卢殿门悬匾“慧海智珠”，两旁悬对联“林外钟声开宿月，阶前幡影漾清辉”，均为清代乾隆帝御笔。

毗卢殿后通过两道砖阶攀至第一平台，有一座韦陀小殿兀立其上。

入第二道院为释迦殿，门额悬匾“耆窟香林”，殿联“石洞别天清净地，经函常护吉祥云”也是清代乾隆帝御笔，殿内供释迦牟尼像。

释迦殿后由旁梯升至第二平台，即第三院，有正殿“药师殿”，内供药师佛，悬乾隆题匾“香云常住”，药师殿后有两石阶连第三平台。

进入第四院为寺院中心所在，院落宽敞，花木扶疏，院右为方丈居所，院左为文殊殿。

正殿为弥陀殿，悬乾隆御题“金轮正觉”，内塑阿弥陀佛像，后堂供观音坐像。弥陀殿院内还立有清康熙年间造的经碑《金刚经》《药王经》两方。

绕行弥陀殿后，拾级攀入第五院，庭院甚阔，立碑4方，正殿为大悲殿，悬乾隆御匾“莲台净域”，内供大悲观世音菩萨，相貌慈悲，供于神龛之内，外遮深色薄纱。

殿右为藏经殿，有小门与大悲殿通。藏经殿深且广，殿内巨柜林立，中存经卷。

此外，第四院有南北跨院，南院有殿两座，一座为祖师殿，内供云居寺历代住持像，另一座为地藏殿；北院有大殿两组，一为千佛殿，另一为行宫院，为清代历朝皇帝驻跸之所。

云居寺是佛教经籍荟萃之地，寺内珍藏的石经、纸经和木版经，号称“三绝”。石经历经了隋、唐、辽、金、元、明6个朝代，绵延1000多年，镌刻佛经共1122部、3572卷、14278石，分别珍藏于石径山9个藏经洞和云居寺石经地宫中。

镌刻如此大规模的石经是世界文化史上罕见的壮举，堪与我国的万里长城、京杭大运河相媲美，被誉为“北京敦煌”。

云居寺纸经现藏2.2万多卷，为明代刻印本和手抄本。刻印本包括明永乐时期南京印刷的近3000卷的《南藏》印本和一部1440年《北藏》印本7000余卷，一部1613年《北藏》印本3000余卷。藏文经卷共4种1000余卷，属于最早的藏文印刷品。手写佛经多数为明代抄本，最早书于1540年。云居寺纸经数量之多，为国内各大名寺所罕见。

云居寺木版经，是始刻于1733年至1738年的清代《龙藏》，梨木雕刻，刻工精细，佛像及版面生动美观。这批《龙藏》木版经共7.7万多块，先后存放于故宫武英殿、柏林寺、智化寺，后分别运至云居寺，全部木版经重达400余吨，堪称我国木版经书之最。

云居寺塔建有很多，其中包括唐塔7座，如开元十年塔、开元十五年塔、景云塔、太极塔与石径山金仙公主塔等；辽塔5座，如云居寺北塔即罗汉塔、开山琬公塔、续秘藏石经塔、老虎塔等；以三公塔为首的明清代塔若干。此外还有隋唐碑刻等历史文物。

云居寺中有4件铜质品弥足珍贵，分别是：铜佛1尊、铜锅2口和铜香炉1尊。

铜佛乃供奉于云居寺弥陀殿内的阿弥陀佛，这尊铜佛高约3米，重7.5吨，仅修复一个缺损的指头就用去铜料1.5公斤。

铜锅是云居寺的镇寺之宝，有一大一小两口，大锅直径3米，小的直径1.5米。据说过去云居寺香火鼎盛时有800僧众，两口铜锅烧一次饭足够800僧众吃一顿。铜锅底部均匀地分布着一些凹槽，是为防止熬粥时里面有小沙子而特意设计。

铜香炉为明宣德年间铸造，三足鼎立，古朴敦厚，是一件难得的铜铸法器。

云居寺不仅藏有石经与千年古塔，而且珍藏着令世人瞩目的两颗佛祖肉舍利。这是世界上唯一珍藏在洞窟内而不是供奉在塔内的舍利，与北京八大处的佛牙、陕西西安法门寺的佛指，并称为“海内三宝”，为千年古刹增添了一份祥光瑞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