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北京胡同的布局脉络

城市的脉络，交通的衢道，百姓的场所

北京胡同的布局脉络最早可追溯到唐辽时期，辽南京即唐幽州，位于今北京旧城的西南部，其城的四方大约是：

东城墙位于宣武门大街西侧，菜市口南的烂漫胡同即是辽南京的东护城河。

西城墙在今广安门外南观音寺往北至会城门村稍西一线。每面两个城门，城内主干大街呈“井”字形相交排列，与长安城中的东、西两市的布局大致相当。幽州城的府衙和辽南京的宫城都位于城的西南部，城的东南隅即是著名的悯忠寺（今法源寺）。公元1151年（金天德三年）金海陵王扩展辽南京为金中都，北城垣仍在原线未动，扩展东、西、南三面。

南城墙在今陶然亭、广安门外的三路居、骆驼湾一线。南闹市口是辽南京北城墙上的栱宸门。

北城墙延伸至今西单以南头发胡同，位于受水河胡同（即臭水河胡同）的南面，是辽南京城的北护城河。

1965年对金中都进行了考古勘测，其东北角在宣武门内翠花街，西北角在军事博物馆以南的黄亭子，西南角在丰台区凤凰嘴村，东南角在今北京南站（永定门火车站）稍南的四路通。

根据金中都宫城大安殿遗址和南城垣东段的水关遗址（今建为辽金城垣博物馆）发现，其四面有十三个城门，东、西、南各三个，北面四个。它沿袭了唐辽旧城的布局风格，里坊式的街道没有改变，只改建了宫城；但在新扩展的部分，则按北宋汴梁的开放式街巷重新进行了规划建设。

在金中都西南部钻探出来的街道皆为东西向平行的胡同。东部扩出去的部分较狭窄，已有东西向主干道，胡同只能是南北向。宣武门大街以东的胡同，像椿树胡同、陕西巷等，都是南北向的。

所以，金中都的城市规划是两个系统的结合，唐辽旧城中沿袭了唐代里坊制的街道，新扩展部分则采用了新的平行胡同的布局形式，元大都城充分发展了这种开放式的新街巷规划。

元大都城是忽必烈于1267年（至元四年）兴建的。他舍弃了金中都宫城之废墟，在金中都东北郊以琼华岛为中心，东建宫城和御苑，太液池西岸南建隆福宫，北建兴圣宫，三宫鼎峙，构成了元大都城的宫苑核心，在全城中央偏南。城平面呈长方形（7600×6700米），有十一个城门，东、西、南各三个，北面两个。

今天的北京旧城是明清时期的北京城，是在元大都城上改建而成的，永乐十七年（1419年）明成祖定都北京，拓展了南城垣，从东西长安街一线南展至今正阳、崇文、宣武三门一线，构成了明清北京城的内城。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加筑外城。

清代北京城大体依明代之旧，只对皇城内的布局进行了改动，全城的规划和街道布局，没有变化。北京旧城可以分为三个地区，东西长安街以北至北城垣，包括故宫、三海和皇城，是元大都的旧街区；东西长安街以南至前三门是明永乐新开辟出来的地区；北京外城则是明嘉靖以后的新建区。北京旧城的这三个城区，形成于三个不同时期，因而各有特点。

首先分析北京旧城东西长安街以北的元大都旧城区。这个城区的街道布局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即在城门内的南北向和东西向大街之间，东西向平行的胡同等距离地分布着，十分整齐。一个城市的规划中，街道布局是这个城市的基本结构，而城市内主体建置的布局则是这座城市职能性质的体现。

元大都全城是由九条南北纵街和九条东西横街，以及在东西城垣上两城门之间的等距离的22条胡同构成的街道网络，这是从北宋汴梁城以来逐步发展形成的城市规划街道的定式，可以说是中国古代都城史上城市规划的最后经典之作。

元大都的宫苑在全城中央偏南，宫苑之北的海子沿岸则是其市场集中地。太庙在宫苑的左侧齐化门内，社稷坛在宫苑的右侧和义门内。这个城市规划的基本概念是符合《周礼·考工记》所说的王城之制的，形式上遵从了《周礼》，但在实际的城市规划中，却从中古时期封闭式里坊制的城市规划，改变为开放式街巷制的城市规划，这在中国历史上和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上，都是一次划时代的变化。今天北京旧城东西长安街以北至北城墙（即今天之北二环）之间的街道布局，仍然维持着元大都的原状。这些北京旧城中保留的元大都城街道的痕迹，不但是极其宝贵的中国历史文化遗产，在世界文化遗产中也是独一无二的，极具科学价值。

从某种意义上说，四合院可算做北京城的“缩微品”。它实际上是一个大圈子中的小圈子。尽管后来大圈子（北京的城墙）拆掉了，小圈子（四合院）也大多名存实亡，但“圈子意识”却已成为北京人的一种“集体无意识”，积淀于北京人的心理深层，甚至形成北京人的一种文化性格。

生活在胡同的人们，一家一户错落有致地分布在一片开放式的地面上，住户可以很方便地与邻居见面、交往。这种居住方式培养了人们尊重、忍让、欣赏、爱惜的美好品格以及分享快乐和美丽的良好心态。对孩子来说，也能从小培养与人打交道和合作的能力。

井田制与王城道路

井田制是中国古代经济形态的一种，孟子的解释是：“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翻译成现代汉语，大意是：一井土地为一平方里（周里）。一井九百亩，井的形状是正方或者长方的，平分成九份，每一份便是一百亩。中间的一份是公田，其余的八份是私田。每一户农民拥有一百亩土地，八户农民便拥有八百亩土地。春耕秋收时八户农民首先要耕种、秋收公田，之后才能经营自己的土地。《诗经》中“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正体现了当时的经济制度。如果在九百亩的土地上划出九等份，用汉字形象化表示，必然是“井”的形状。这样的土地制度被称为井田制。

在井田制的土地上耕种，为方便管理，农民要规划道路，挖出沟渠，定出边界。井田中的道路，南北称阡，东西称陌。这一土地制度，正是王城思想在城市建设中的鲜明反映。

简单地讲，王城是正方形的，在王城中规划出九等份，中间的一份是宫城，周天子居住的宫城，相当于井中的公田；其余的八份是里，居住百姓，相当于农户的私田。为了方便居民出行，王城中筑建的道路，东西方向的称经，南北方向的称纬，这就形成了王城中的干道。同样，在百姓所居住的里内也要开辟道路，构成了王城道路网络中的支路，即称为巷。这些道路：经、纬、巷，相当于井中的阡陌。元以后，巷，这种细微的道路形态，统一表现为胡同形式，明清以后演变成北京所有小的道路的代名词，成为北京城市建设与城市文化的重要元素。

老北京的“坊”

“坊”在唐朝的长安城就已经出现了——将大街划分出一块块像菜畦一样的面积就叫“坊”。

长安城一共有110坊，均各有其名。老北京城因深受唐都长安城建置的影响，所以外城、内城、皇城亦皆有不少坊。

外城有8坊，集中在外城南面的正门“永定门”及东西两侧的左安门和右安门之内，它们是：正东坊，正西坊、正南坊、正北坊、崇南坊、宣北坊、宣南坊、白纸坊。

内城20坊，其特征是集中在内城四面的城门之内。南面的正门“正阳门”及东西两侧的“崇文门”和“宣武门”之内，有三坊：南薰坊、澄清坊、大时雍坊。

北面的东西两侧，东为“安定门”，西为“德胜门”，有七坊：教忠坊、崇教坊、昭回坊、靖恭坊、灵春坊、金台坊、日忠坊。

东面的“朝阳门”和“东直门”之内有五坊：明时坊、黄华坊、思城坊南居贤坊、北居贤坊。

西面的“阜成门”和“西直门”之内亦有五坊；阜财坊、咸宜坊、鸣玉坊、日中坊、金城坊。

皇城6坊，皇城的“东安门”和“西安门”之外各有三坊：“东安门”外的三坊为保大坊、仁寿坊、明照坊；“西安门”外的三坊为积庆坊、安福坊、小时雍坊。

北京的坊历经历史的沧桑，大多都已不复在了，现在人们唯一能够找到的只有一个叫“白纸坊”的地名。

胡同的整体布局

北京胡同的整体布局，主要有以下三种形式。

南北平行排布的形式，如西四北头条至西四北八条胡同。这类胡同通长是宽度适中，一户紧挨一户，房屋中间并无过道。站在胡同口放眼望去，给人很畅达开阔的感觉。

还有一类胡同与上面所说的恰恰相反，如砖塔胡同是蛇形的。虽然没有了直爽的感觉，却有一种曲曲折折的美感。北新桥一条原名九道弯的胡同，竟有20多个转弯处。

但是，纵横交错在一起的胡同布局是最常见的。胡同将一片四方区域纵横分割成许多小块，便如棋盘一般，而这一片片区域又组成了北京城这张大棋盘。

纵贯京城的中轴线

北京有一条纵贯南北、长达16里的中轴线，这条中轴线南起外城正中的永定门，北至钟鼓楼，纵贯京城南北，它是整个北京城布局建设的依据。紫禁城里的主要建筑和皇城和内外城的主要建筑都整齐对称地排列在这条线的左右两边，在这条线左右对称排列着天坛和山川坛两组建筑。自北通过正阳门、天安门、午门、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乾清宫、坤宁宫、神武门、景山最高点万春亭、寿皇殿、鼓楼，直达钟楼。这条线把北京城分成东西两半，以东归大兴县所辖，以西归宛平县所属。

整个北京城的胡同就像这条中轴线穿过的棋盘街一样，以中轴线为中心，方正平直地纵横垂直相交成一个大棋盘。如果说这条中轴线像根脊梁骨的话，那么北京城里的胡同就如同两边对称排列的肋巴骨，脊梁骨加肋巴骨就构成了整个北京城的骨架。

由中轴线和胡同所组成的这个北京城的骨架，画成平面图，就可以看出来，仍旧是像元大都那样的棋盘式格局，明朝虽然将元大都的北城墙向南移动了5里地，但明皇城的营建还是以元大都为基础，所遵循的仍是封建的尊帝王、崇皇权、重礼仪、尚文化、敬天地、法祖宗等营建都城的思想，依然实现了从正阳门到鼓楼、钟楼中轴的贯通。

胡同的分布排列

明朝将北京城划分成36坊，内城28坊，外城8坊，分属东、西、南（外城）、北、中五城管辖。

当时，由于胡同占据了北京内城面积的一半，使得整个内城东西两城无法直通，也就是说虽然有了中轴线这条纵贯南北的经线，但却没一条直通的纬线。

长安街中间的一段那时就被红墙围在了皇城里面了，平民百姓要想从西城去东城，必须往南绕行江米巷（今东、西交民巷）走大明门前的棋盘街；或往北绕行地安门外才能到达，这样相当费时间。

但从南到北却还有两条与中轴线平行的主干道，这就是当年北京城最长的两条路：

东边的一条南起外城的蒜市口往北叫崇文门大街，穿过祟文门后叫祟文门里大街，一直往北可与驴市胡同（今礼士胡同）、朝阳门大街、东直门大街相交成“丁”字。

路西则分别与东长安街、灯市、双碾街（今东四西大街）、铁狮子胡同（今张自忠路）、顺天府街（今鼓楼东大街）相交成“丁”字。（西边的一条南起内城的宣武门，往北叫宣武门里街，最北头直达北城墙根前的新开道街（今新街口北大街）。

这中间在路东分别与西长安街、西安门大街、祟国寺街（今护国寺街）、浣衣局胡同（今新街口东街）等相交成“丁”字。

路西分别与红庙儿街、新开路（今新街口）相交成“丁”字，并与阜成门街相交成“十”字。

因胡同是东西排列在这两条主干道两侧的，而这两条主干道又是与中轴线平行的，所以说胡同当时基本上都是东西向地排列在中轴线两旁的。

北京人的方位意识

北京的胡同不仅是城市的脉络，交通的衢道，而且是北京普通老百姓生活的场所。在纵横交错的胡同中，北京人锻炼出了极强的方位意识。

北京城是一个四方四正的城，街道都是正东正西，正南正北。北京的斜街只有几条，如烟袋斜街、李铁拐斜街、杨梅竹斜街等。你向北京人问路，他就会告诉你路南还是路北。过去拉洋车的，到拐弯处就喊叫一声“东去！”。老两口睡觉，老太太嫌老头挤着她了，说：“你往南边去一点！”

北京胡同的宽度一般不过九米。四合院成了胡同里的标志性建筑。四合院由东西南北四座房屋围成，呈四四方方的对称形式。大大小小的四合院一个紧挨一个排列起来，就像一个迷宫。

四合院遍布京城，形成了北京的一大景观。老北京人说：“有名的胡同三百六，无名胡同似牛毛”。据史料记载，北京胡同最多时曾达到6000多条。

北京大部分胡同道路是直的，但也有弯曲迂徊的，北京新桥附近有个九道湾胡同，共有二十多个弯，若到这儿来访亲会友，这一忽左拐，一忽右拐，拐来拐去，待找到门了，也拐晕了！北京人极强的方位意识就是在这种曲折的道路中锻炼出来的，不论在哪个胡同里，北京人也能很快分辨出东南西北。不过也有人说，北京人的方位感强是继承了蒙古人的遗传，蒙古人在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游牧时，一般都要根据日出日落来辨认方向，才不至于迷路。

胡同布局与城市建设

北京的胡同大小有几千条，它们围绕在紫禁城周围，多数于的元、明、清三个朝代形成。

北京城以皇宫为中心，街道全部按经纬有序排列。正规的胡同，聚集在皇宫附近的东西两侧，沿街道由南向北整齐地排列，多为皇亲贵族居住。

简陋的胡同，分布于离皇宫较远的南北两个方向，其中居民多为商贾平民。这是一种由东、西、南、北四座房屋围成，呈四四方方对称形式的封闭式建筑。

根据其中居民社会地位的高低贵贱，它有繁简大小之分。高官富贾的大四合院，建筑考究，庭院廊柱、雕梁画栋，附带前后跨院。

平民百姓的小四合院，构筑简单，门面狭窄，房墙低矮。

胡同，就是许许多多、大大小小、一个紧挨一个地排列起来的四合院之间的通道。为便于采光，讲究的四合院都坐北朝南，其排列结果，胡同多数成为东西走向。为了沟通方便，在较大胡同之间又有许多南北走向的小胡同。整座北京城，如同放大的四合院，东西南北基本对称，布局严谨，气势壮观，周围加高墙以矩形圈围，形成了整齐划一的布局形式。

清末以前，中国自然经济状态落后，经商于封建意识而言是下等之事，故北京是个以帝王贵族为主的游手好闲、玩乐消费的城市，而胡同正是集中了这些生活景象的反映。所以，四合院就成了那个时期生活形态和社会文化的一个缩影。历经朝代更迭，沧桑变迁，清末时期，四合院式的一统的封闭中国，受到外来文化影响，胡同的格局改变了千篇一律的形式，这个时期的胡同，多数集中在城外，其中建筑已经无章可循；许多旧有的胡同，已经不是原来整齐划一的布局形式，居民成分也有所变化，胡同面貌到此由盛而衰。这是北京胡同随着封建制度开始瓦解的一个自然的发展趋向。

民国时期，中国社会现状极其动荡，内战频繁，外辱不断，北京城市环境治理落后，胡同面貌愈加颓败，很多独家居住的四合院，变成多家合居的大杂院。

新中国成立后，胡同面貌在原有基础上得到一定程度的治理，但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使胡同中的许多历史、文化的珍贵遗迹，又遭受了一定程度的破坏。

改革开放大潮促使北京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很多胡同被现代建筑取代，许多居民搬进新建的楼房，曲折的胡同、封闭的四合院，承受了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人类文化急剧更新的强大冲击。今天的胡同，虽然数量在急剧减少，但其在许多游客和北京人心目中的形象却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厚重。

【链接】见证血腥的东交民巷

在明清两朝皇城的南大门大明（清）门的南边不远，就是棋盘街，街道的东西两侧各有一条东西方向的小街，东边的名叫东交民巷，西边的名叫西交民巷，交民巷最初的名字是江米巷。因元朝时，皇城外有一条水道注入通惠河，南方的粮船在此的船板胡同出售糯米，即江米，故被人称为江米巷了，直到清末才演变为交民巷。

东交民巷东起崇文门内大街，西至棋盘街，是一条窄而长的小街，后来人们把这条小街南北两侧的整个地区（南到内城南墙，北到东长安街）也称为东交民巷。

在东交民巷西口的北侧从北到南排列着宗人府、吏部、户部、礼部衙门，这些衙门的东侧又有兵部、工部、鸿胪寺、钦天监、太医院。再往东有銮驾库、翰林院、梁公府、达子馆，在这些建筑的东侧，有一条由北向南流淌的御河与东交民巷形成一个“十”字形的布局。

在东交民巷的南侧，从西口到御河，有会同四译馆、怡贤亲王词、庶常馆、高丽馆、宗人府监狱和太仆寺。

御河以东有市王府、詹事府、纯公府、和堂子，再往东是台基厂、荣公府、户部银库、经板库、昭忠词，还有一片的居民宅院。

当时负责接待各国来京使节、留学生的事务归礼部和鸿胪寺管理，这两个衙署都在东交民巷西口北边，宾馆也就设在东交民巷。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用大炮轰开了闭关自锁的中国的大门，俄、英、美、法、西班牙、葡萄牙、德国、意大利、荷兰、日本等国都先后在东江米巷建立使馆，使馆的地址一般选择较气派的王府。

这一时期的东交民巷虽然有许多使馆，但仍然有许多中国官吏、平民的住宅。

1900年，东交民巷经历了一次浩劫。6月20日德国公使克林德向清兵挑衅，被虎神营士兵思海击毙在西总布胡同西口。

这天下午，愤怒的义和团开始攻打东交民巷各国使馆。次日，慈禧太后下诏宣战。

义和团手中的武器较差，敌兵的武器较先进，又抢修了工事，再加上清军的消极应战，义和团虽然经过浴血奋战，攻占了部分使馆，打死打伤敌军官兵170余人（占总兵力的三分之一），但终于未能全部攻占东交民巷。

8月14日，八国联军攻进北京城内，清军败退。

八国联军攻入京城之后，开始了疯狂的烧杀抢掠，此时的东交民巷（义和团曾改名为“切洋鸡鸣街”）被践踏得遍地瓦砾、一片狼藉。

慈禧太后携光绪帝后逃往西安，留下奕匡，会同李鸿章与八国联军议和，李鸿章与侵略者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条约中规定“各使馆界以为专与住用之外，并独由各使馆管理，中国人不准在界内居住，亦可自行防守。”区内的居民被全部强迫迁出，从王爷到平民无一例外。清政府的各衙署也被烧拆一空。

各国可以在使馆区内驻兵，建兵营、铁门、筑炮垒，设联合行政机构、银行、邮电局、医院、饭店、铁路公司、俱乐部等。

驱逐了中国人的东交民巷里，各国使馆戒备森严。他们建起高高的围墙，墙外挖出深深的壕沟，墙内修筑的工事上布满了枪眼。此时的东交民巷使馆变成了一座名符其实的国际大兵营。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北京城内频频政变，各派系的军阀政客，一旦失败，无路可逃，便躲进了东交民巷的使馆中，如黎元洪、张勋、段祺瑞都曾逃入日本使馆。

直到1927年，东交民巷仍被各国占据，新中国成立后，东交民巷才回到祖国的怀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