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商品单一的商业街
旧货商业街
老北京卖旧货的店铺和货摊,都集中在东、西两条晓市上。东晓市在前门外,后来改在崇文门外;西晓市在宣武门外桥东护城河一带,后来迁至崇文门外西唐街和驹章胡同一带。
店铺有估衣铺、古玩铺、金店、首饰楼、钟表店等,货物齐全多样,有旧衣裳、鞋帽、木器家具、金银首饰、钟表眼镜、锅碗瓢盆等。
到晓市摆摊卖货的都是“打小鼓”的,他们走街窜巷地收买旧货,手里敲个直径约二寸的小皮鼓。
这些人天亮之前就带着关风灯和自己收买来的旧货物来到晓市投摊卖货,所以,晓市又叫“鬼市”。天亮以后,人们才到晓市挑选物品。
打小鼓的分两种:一种是买卖金银首饰、古玩玉器、硬木家具、贵重衣物的,他们一般腋下夹个小蓝布包,称为“打硬鼓”的;另一种是“挑担的”,担子里装的各种坏旧物品、钢铁之物等。
据记载在民国年间,半壁街中有宝兴厚、功昌号、永兴号、福成义、裕兴昌、隆兴成、兴顺义、天和聚、同益和、恒义号、聚兴隆、义盛公、三义永、同兴水、永和成、广通号、聚和永等56家估衣铺,其中规模最大,最有名的要数裕兴昌估衣铺。
南药王庙百货批发街
南药王庙百货批发街出现于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后,位于崇文门外南药王庙前,西从水道子南口起,东至红桥,当时是华北各省最大、最有名的百货批发街。在这条长街上有百货批发店铺和摊商3000多户,经营的商品达6000多种。
南药王庙批发街的兴起,是因为当时在南药王庙一带,有很多帽子、荷包、布袜子的小作坊。这些小作坊每天上午都到南药王庙前设摊卖货。进入民国年间后,远近各种手工业作坊都蜂拥而来,货摊从原来的十几个,发展到五六十个。商品增加了布鞋、腿带、钢针、棉线、线绳、手巾、烟袋、网子、肥皂、头油、眼镜、眼镜盒等。这些商贩每天天不亮就张罗摆摊,中午11点左右收摊。
到了20世纪20年代,这条街上的货摊增加近300个,商品约有三四百种。货摊从水道子南口往东大街北侧,一个挨一个摆成两行,直摆到南药王庙的东边。
这条百货批发街的生意人,起初主要一些赶庙会摆小摊的小商贩和附近的一些生意人。后来,外地的生意人也纷纷到此经营,如河北、河南等地的商人。
南药王庙百货批发街的货摊逐日增多,生意兴旺发达,引起了官府的重视,官府也把这条街视为进财之道。从清末起,官府还作出了一些规定,如让摊主每个月都得向官府缴纳30个铜元的税钱等,另外官府还高价卖出摊位,一块2米长,1米字宽的货位高达五六百银元。
20世纪30年代末,这条街开始出现店铺。第一家店铺是1937年商人周芝轩开办的成记洋广百货批发商店。紧接着,一个叫刘焕亭的也来该街开设了同益减洋广百货批发商店。后来,栾亭臣、栾亭和兄弟二人合办的西聚成洋广百货批发商店,除金轩办的广义成百货批发商店,杨善亭办的永远商店等相继开业。1939年,亿兆商店的百货批发部也从前门外瓜子店迁至这条街上。这些旧北京大的百货批发商店集中于此后,使这条百货批发街更趋繁荣。
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是这条百货批发街的鼎盛时期。每天各地客商来此洽商生意的络绎不绝。在众多的商店、小摊中,当属亿兆商店的资金雄厚、货物齐全、生意兴隆。该店的员工约200人,在上海、日本等地直接进货。该店还有专门负责推销的员工,专门跑内城、外城、郊区、客店。跑外的员工经常跑到前门和崇文门外的花市、巾帽胡同、喜鹊胡同等客栈与外地来此的商人谈生意。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货涌入北京市场,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货垄断了北平百货市场。在南药王庙百货批发街上,我国的民族工业商品日益萧条,大部分手工业商品货摊生意惨淡。
1945年,抗战胜利后,美国货取代了日本货的地位,南药王庙百货批发街上的民族工业商品货摊仍然毫无起色。由于连年战争和反动统治者的搜刮掠夺,物价飞涨,不法商人乘机投机倒把,囤积居奇,南药王庙百货批发街上,有许多货摊都倒闭了,连兴盛一时的百货批发商店也危在旦夕,整条街毫无生机。
解放后,北京市政府对南药王庙百货批发街大力扶持,重新规划,规定10个摊位为一组,要求明码标桥,童叟无期,过了几年,至到1955年,店铺与摊商逐渐发展起来,达到3000多户,到1955年,南药王庙百货批发街,店铺和摊商发展到3000多户,经营的商品有百货、布匹、服装、刺绣、文具、搪瓷、钢精制品、线袜、绦带、毛巾、手套、丝线、鞋帽等6000多种。
1956年,这条百货批发街的所有店铺与摊商都参加了公私合营,后来都到北京市城立的百货批发公司了。从此,曾经名声远扬的南药王庙货批发街就不存在了。
皮货街
皮货是北京人御寒的主要物品。旧北京的皮货市场主要集中在东珠市口、西半壁街这两条街上。据不完全统计,东珠市口街上有同和成、德聚源、永庆和、天发成、义源长、祥庆福、德富成、东源聚、福利成、德源兴、全兴永等37家皮货行。西半壁街上有广盛茂、义恒永、祥福泰、庆兴德、荣益成、恒兴号、如茂号、吉祥兴、万盛号、恒和广、万成号、德义昌等60家皮货行。
此外,在前门大街、大蒋家(大江)胡同、东大市等街上也有几家皮货行。
以上这些街上的皮货行分细毛皮和老羊皮两大行业。细毛又称直毛,老羊皮称粗毛或大毛。
做细毛皮生意必选高质量的皮毛,所以必须有眼力好、识货的采购人员。老北京最著名的细毛皮商行当属广盛茂皮局,该皮货店创办于清咸丰年间。广盛茂皮局有几个善于识别货物的店伙,经常外出办货。他们不仅能识别一些贵重皮毛的产地,还能准确判断出皮毛剥下的季节。黑龙江、吉林、辽宁、甘肃、新疆、宁夏、内蒙古等大山、森林以及江南一带的大江大河中,如黑龙江、吉林的长白山以产貂皮、狐皮、黄鼠狼皮和灰鼠皮出名。宁夏黄河套出产的羊皮毛,皮板薄、轻,毛白细长,被称为“滩羊”,是驰名全国的贵重皮毛。其次如四川大江中出产的水獭皮,新疆产的旱獭皮也是名产品。对于这些名贵皮毛,广盛茂皮局的办货店伙,十分精通,从来没有办过赔本的货。
广盛茂皮局对皮货的加工制作十分讲究。因为新进来的皮子即所谓的“生皮子”,有臭味,皮板上还沾有血肉,所以必须要熟制加工再去制成皮衣,需选在硝皮厂熟制,去除异味,并染色,这才取回自己进行加工。加工时先要将皮板残存之处该缝的缝牢,下边就是将整张的皮板按颜色,毛头大小进行拼配,要求配成的整件皮料色匀、毛平顺、脊正条直。最后缝制在一起,用净水刷湿,用钢针钉在木板上晒干取下,经过以上几道序,这样才算将一件皮衣料做成了。平整好一件皮衣料就算做成了。
当时北京的瑞蚨祥、谦祥益、益和祥、瑞林祥、东明祥等绸缎皮货庄都和广盛茂皮局交买卖,用他家的货。此外,天津、河北等地一些有名的绸缎、皮货庄也与广盛茂皮局有来往。
老北京专门经营老羊皮毛的店铺最著名的是兴盛荣皮货庄。该皮货庄开业于清光绪末年。是由一个叫孙廷瑞的人创办的。
兴盛荣老羊皮货庄的货源来自本城的各羊肉铺。皮货庄每天都有专门的伙计到四城羊肉铺收买羊皮。
兴盛荣是前店经营接待顾客,后边是作坊熟制皮毛。新收的羊皮先用硝水泡,去除皮板上的油、毛上的脏东西及异味,再完成如“剪毛”、“打花”、“整板”、“揉筒”、“配色”、“拼板”、“揉灰”、“钉晒”等几道工序才能制成一件完整的老羊皮衣料。
由于皮毛的颜色,毛的大小等的不同,故制成的皮筒外观各不相同,如上下一片雪白的“一块玉”;上边毛色杂,下边毛色白的“上花下白”;毛头长大,像麦穗一般的“大麦穗”;剪去老毛,留下不长不短的二茬毛的“二毛剪茬”等等。
过去能穿得起细毛皮衣的人不是大官就是定商,广盛茂皮局的皮衣上标有价码,不允许顾客还价。但是,顾客如果是熟人则可以打折扣。兴盛荣羊皮行则有虚价,可以计价还价。
因为穿细毛皮的社会上层人士不穿老羊皮,而家境经济状况不好的人家又买不起老羊皮筒,所以兴盛荣皮货庄的顾客多是中等人家,像一般中小商人、农村中小土地所有者和社会上一些中层人士。
总之,当年穿老羊皮、二毛剪茬的人比穿细毛皮的人要多得多。另外,民国年间,来兴盛荣皮货庄定货的大主顾,一次就订购几千甚至几万件老羊皮筒。这些大主顾都是军阀,买去做军皮大衣。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物价飞涨,中小商人和中小土地所有者纷纷破产,细毛皮业还能勉强生存,而老羊皮业生意则越来越惨淡,逐渐衰落了。
绣花街
1949年前,前门外的西湖营被称为“绣花大街”。这个名称的由来是这样的:从清代末年起,这里开办了有20个绣货店,主要经营蟒袍、绣宫服、绣围、绣披等旧物,来这里的顾客一般是欧美的洋人。绣花街最有名的绣货店是鸿兴德古绣店和元隆顾绣绸缎商行。
鸿兴德古绣庄是徐秀昆于民国十三年(1924年)创办的。当时,正是旧绣货买卖最兴旺时期。清王朝的八旗贵族、官僚以前都是养尊处优,请王朝灭之后,他们都失去了俸禄,自己又不会吃苦干活,为了生存只好变卖家存的金银首饰、珠宝以及绣物过活。
西湖营的古绣庄用低价买进,而以赢利几倍、几十倍,甚至几百倍的高价卖给外国人。鸿兴德开业时,资本只有百十块现大洋,包括创办人在内共三个人。后来,由于资金的积累,店铺陈设的越来越阔绰了。
鸿兴德的货物除了一部分是以满清遗留下来的王公贵族那里买来的,还有从苏州、杭州等地购来的绸缎、绿丝等新绣货。外国人只喜欢一些看上去陈旧的货物,以为年代越久远越有价值,所以鸿兴德就投其所好,把新绣货买进进行防旧加工,将旧货挂在暗室中,门窗关严,燃起高香,用香烟将其熏成旧货,变成存放多年的旧绣袍、绣褂、绣裙等。另外,买进来的旧绣货,经过仔细的挖、补、挑、织等以及补绣,达到整旧如旧的目的。这样商品经过加工,才能卖大价钱。
鸿兴德生意发展很快,到1930年,职工由原来的2人增加到十几人,资本由原来的几百元增加到几万元,店房也成了两座院,屋子有十几间,待客的,管账的都在各自的屋子。鸿兴德逐渐发展成为一大户。
受到“七·七事变”的影响,鸿兴德的生意逐渐萧条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人控制了东交民巷使馆区,欧美洋人都撤走了。绣庄失去了大批的顾客,加之资源也短缺,最后被迫改营旧绸缎、加工绣花鞋面维持生计。
绣花街的另一著名绣户名叫王幼宸,他的商号叫元隆顾绣绸缎商行。王幼宸曾是鸿兴德古绣庄的学徒,在鸿兴德学了3年,不仅学会了怎样识别刺绣、绸缎的商品,而且学会了如何卖货物,如何待人接物等。他离开鸿德兴是民国十九年(1930年),当时他在西湖营租了一间房,与自己的二弟干起了绣货和绸缎的买卖。没过几年,生意便兴旺起来。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元隆顾绣绸缎商行”正式对外营业。经营新旧顾绣和绸缎等商品。刺绣分苏绣、湘绣、京绣、顾绣等几种,各有各的刺绣技巧与风格,是我国历史悠久的手工艺品,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声誉。
苏绣是指苏州一带的刺绣,湘绣是湖南一带刺绣,京绣为北京一带的刺绣,顾绣是上海顾氏特有的刺绣技法。顾氏指明嘉靖年间的顾名世,他的家人刺绣成风,绣工精细讲究,绣出的花卉山水、鸟禽人物都栩栩如生,深受人们的喜爱。
元隆经营的刺绣主要是顾绣。元隆的经营非常讲究诚信。新货与旧货从不混杂,从不以次充好。而且一般商品的价格都低于同业,但抢手走俏的商品的价格却很高,其商品一般依顾客的喜爱程度而定夺。
有些外国有钱的顾客只要喜欢货,从不计划价钱,有些货物标价太少,他们会认为货不好。
元隆的刺绣、绸缎等商品质量优,花色品种齐全,到了1945年,元隆已发展有职工十来人,在西湖营绣货绸缎行业中知名度很高,一些欧美客人都喜欢去元隆买货,因而生意兴旺发达。
解放后,社会各阶层多以节俭为荣,以讲吃讲穿为耻;欧美各国人士来华少。元隆顾绣绸缎商行和其他绣货庄的买卖逐渐冷落,1962年被迫停业,直至改革开放,元隆顾绣绸缎商行才又重新营业,直到现在。
木器家具街
从明代末年起,在前门外的鲁班馆和大市街上就有木匠开办木器作坊,到清末民初时,大小木器家具铺达30多家,因此被称为“木器家具街”。这些木器家具铺有的专营硬木家具,有的专营榆木擦漆家具。龙顺成是这些木器家具铺中最享有盛名。
清代同治初年(1862年),一个姓王的木匠开办了龙顺成木器家具店,并将其店铺命名为“龙顺木器家具铺”,后来因为有姓吴的和姓傅的两家人入了股而改名为“龙顺成木器家具铺。”
自从吸收吴、傅两家入股后,龙顺成的生意开始兴旺起来,职工从原来三四个人增至十五六个人。生产和经营的品种增加了八仙桌、六仙桌、三屉桌、架几案、条案、厨柜、钱柜、立柜、连三、方凳、条凳、官帽椅子、罗圈椅子、箱子等。龙顺成生产的各式木器家具,均选用精良木材,工艺十分讲究,造型美观大方,坚固耐用,油漆光泽鲜亮,受到了用户的一致好评。
龙顺成生产的木器家具主要用的是榆木,辅料是枣木、椴木、柳木。制作家具的第一道工序是干燥木料,分风干、烘干两个过程。首先要把原木切成一定尺寸的板木块,并交错地堆码在院里,自然风干1年。把风干后的木料,码放进火洞中,下燃锯末,一次烧15天,共烘烤3次。经过风干和烘干,木料的水分少了,这样做成的木器就不会开榫、裂口。
龙顺成的木工,都是本铺的学徒,但后进铺的师弟必须要服从先进铺的师哥的管理。木工不论是已学成的还是正在学习的,在做木工时都必须对一件木器的制作负责到底。做成之后,经验老道的工头要进行检验,他们只要一捡一摔,从响声中,就能判断出商品是否合格。不合格的会让负责人重新修理直到合格为止。每做成一件产品,都要在木器的下面或背面的合适位置标上各自工号,以便以后出现问题,能找到负责人及时修理。
木工制作完毕后还要上漆。上漆的工序是这样的,先用刷子蘸沸水刷洗白茬产品一次,经日晒风干后,再用砂纸打光。在上漆前,先上一道桐油,使油渗入木中,经过一个月的风干,再上三道漆,即“一油三漆”。第一道桐油可以把漆和木材紧紧地胶粘在一起了。这样做成的桌椅等产品,颜色鲜艳,防潮湿,不怕热水烫,越使用越光亮好看。
龙顺成的产品,一般都在明显处如桌腿、柜左侧等地方标示出“龙顺成”3个字作为永久标记。
龙顺成还为顾客提供售后服务,即在使用3年内除去使用不当外,像木器出现了掉漆、虫蛀、裂缝、褪色等质量,都负责保修、保换,不收任何费用,这些事宜在进行商品买卖时就由一张保单说明了。
龙顺成规定掌柜、二掌柜、写账先生、工头,除每月拿固定月薪外,年终还可根据经营情况分到红利。这样,大大地调动了这些人的积极性。
东家通过他们控制铺中的伙计、生产工人和学徒。龙顺成的工人都是河北省深县、武邑、饶阳、枣强等县人,都很吃苦耐劳。要想进龙顺成当学徒,首先得要由人引见,还要有铺保,立字据。字据上写明“逃跑、病死等一切与本铺无关,家长要赔偿学徒的饭钱。不遵守铺规,随时辞退”等。
龙顺成的学徒期限是3年,期间没有工钱,只管饭吃,穿用的衣物自理。年终时才能得到掌柜赏赐块儿八毛钱。学徒们的日子过得很辛苦,从早6点到晚6点,有时晚上还得连夜干,每天都干十四五个小时,一年休假的日子只有五月初五、八月十五各放1天,春节放6天,正月初六又开始干,起先两天是些零活,到初八就大干了。
木工吃的也很差,一月三餐都是窝窝头、二米饭、咸菜。偶尔才吃一次菠菜汤或白菜汤。改善伙食的时候也有,初二、十六一般有肉。可是说是给木工吃肉,事实上是那些掌柜、工头、写帐先生乘机大吃大喝,工人们饭菜里的肉少之又少。
1945年,市场上出现了各种省工省料的新式家具,龙顺成的榆木擦漆家具受到了一定的影响,生意大不如从前了。
北平解放后,1956年龙顺成参加了公私合营。1958年,龙顺成与原木器街的其他35家合并在一起,统称“龙顺成桌椅铺”。1963年迁至永定门外大街,主要生产经营仿明式木器家具。比较有名的有红木珐琅圆绣墩、花梨石面六角花台、花梨石面圆花台、红木套器几、红木二屉三节柜等产品。这些产品受到了国内外用户的赞赏与欢迎。
喜轿街
明清时期及民国年间的北京姑娘出嫁都要坐男家雇的轿子。所以,多年来喜轿铺买卖始终很兴旺。民国年间,崇文门外的南河漕有阜顺喜轿铺,其南邻三转桥有合兴喜轿铺。由于阜顺喜轿铺有时一天能抬三档子的买卖,整条街都是轿子、执事和抬轿子打执事的人,因此,人称南河漕是“喜轿街”。下面就介绍阜顺喜轿铺的发展历史。
当时崇文门外三转桥合兴轿子铺是著名轿子铺之一。这家合兴轿子铺生意非常兴隆。可是到了1920年以后,由于合兴轿子铺的后代不善经营,自从老掌柜死后,生意逐渐衰败了。就在这时,卢三在合兴轿铺北边的南河漕开设了阜顺喜轿铺,卢三自任掌柜的,手下除了他的两个儿子外,还雇了一位管账先生和一个干杂活的。轿夫、锣鼓手、仪仗等都是临时工,随叫随到,干完活走人。
阜顺喜轿铺有事时,先找轿夫头、鼓手头、零工头,再由这些头去茶馆等地约人。喜轿铺向外租轿子时,他们要赚两笔钱,一笔是他们出租的轿子、锣鼓、执事的租赁钱,另一笔是从轿夫、锣鼓手、负责仪仗的人等身上克扣的工钱。
“七·七”事变前,阜顺喜轿铺出租一乘8抬大轿,8面大鼓,一队开道锣,一队号,就须49块大洋,在谈生意时,掌柜的向雇主谈好轿夫每人1元大洋的工钱,可实际给轿夫付工钱时却只给每人9角,克扣1角,轿子头付给轿夫又扣1角,轿夫领到只有8角的工钱。对于管仪仗的工钱,顾主每人给3角,而实际到手里只有2角5分,其中的五分又被喜轿铺扣掉了,此外零工人头在付给零工时,又扣五分,零工只能得2角工钱。
阜顺喜轿铺之所以能够快速发展,是有一定原因的。阜顺喜轿铺经常更新轿围,轿厢数量多,锣鼓执事齐全、漂亮,轿夫、锣鼓手、打执事的人年轻精神,穿戴齐全美观。阜顺喜轿铺的两个少掌柜卢国青、卢国漳和两个杂活工,在没有买卖时,就油饰轿杆,刷洗轿厢,整理锣鼓。因此,每当喜轿辅的轿子以及员工出现在大街上时,总是颜色艳丽新鲜,让人耳目一新。
当时,一些有钱有势的人家,专讲排场,不怕花钱。在举办婚丧嫁娶礼仪时更是如此。他们对轿围,哪怕轿子铺原有轿围的是新绣的,只用过一次,也要订做新的。碰上这样的主顾,轿子辅就为其做新的轿围,租价就加倍地增加。
喜轿铺的生意大都集中在“黄道吉日”,即“好日子”。一些规模小的喜轿辅由于轿子少,仪仗也少,虽然有许多生意,但也难以应付。而阜顺喜轿辅铺轿厢多,一天能应对三家的生意。甚至还外加一伙“赶伙”的买卖。
所谓“赶伙”就是抬完一家后,再抬一家。雇“赶伙”的轿子虽然价钱便宜,但很少有人愿意用。因为一般都要在上午11点以前把新媳妇抬过来。而“赶伙”的轿子,最早也得在下午2点钟才能把媳妇抬过来。所以只有穷人家才雇“赶伙”的轿子。
1929年,有一富人家雇用阜顺喜轿铺的轿子,在珠市口路北天寿堂饭庄办事娶媳妇。上午9点左右,轿子在天寿堂饭庄门前摆列开,这叫“亮轿”。10点左右,轿夫抬起轿子,各式执事按次序排好队伍,锣鼓、喇叭、号齐鸣。这伙轿子是红绿三乘。当时有钱讲究的户,都用一乘红轿,由新媳妇坐;两乘绿轿,由娶亲的妇女和送亲的妇女各坐一乘。前边的仪仗队有:一队开道锣,一队弯脖号,一队大号,一队伞,一队扇,一队大镜,一队二镜,一队筛镜,一队令箭,一队金瓜,一队钺斧,一队朝天蹬,还有四个吹喇叭的,八个打大鼓的。红轿子的轿围是红绸子的。各式仪仗用具油饰的红绿相间,油光漂亮。人们穿着绿嫁衣,头戴插羽毛的黑毡帽,场面非常阔气、排场。
喜轿铺的轿子头都必须对当时的一些结婚习俗,甚至对一些封建迷信了如指掌。
结婚的男方在起轿出发时称“发轿”。在发轿前,“全福女人”(丈夫、儿女都有)手拿一本历书、一个苹果、一个红纸灯、一面镜子、一支香,先后在轿子中晃一晃,这叫“照轿”。据说可以消灾避祸。
娶的轿子来了后,女方故意关上门,不让男子娶亲的人进家,以此向他们索要红包,什么时候男方把包钱和包茶叶的红色从门缝中递进去,才肯开门。
新媳妇上轿抬回男方家后,一定要过火盆。轿子落在喜房门口,新郎要用弓箭朝轿子连发三箭。新娘离轿进喜房后,轿子离开。轿子头再与雇轿子的男方家中算账,领钱。到这里,轿子才算完成任务了。
20世纪30年代初,人们的思想解放了,年轻人都自己找对象,不用听任媒约之言,父母之命,结婚逐渐用马车代替了轿子。马车是用两匹大马拉的,即快速又经济,租金才10元钱。后来汽车行也兼营新式结婚用的“彩车”。有些马车行和汽车行,还代营新式鼓号队为结婚用的乐队。这种新的结婚形式逐渐地代替了用轿子迎娶的旧形式,就这样,自从“七·七”事变以后,北京的各行各业都很萧条,各阶层的人都没有钱为婚丧之事大摆排场了,轿子行业就衰落了。解放后,人民政府完全废除了封建式的买卖婚姻提倡婚姻自由。从此,喜轿行业在社会上也就消失了。
煤炭街
过去北京开办的几十座煤栈位于宣武门外和西直门外两条顺城的街道上,“煤炭街”由此而得名。
旧北京居民烧的煤,主要由京西门头沟和房山各煤矿供应。在清代,修建铁路之前,都是用骆驼从京西各煤矿往城里运煤。一般进货最好从有骆驼的大煤铺进。
据30年代《晨报》记述:北京城最有名的煤铺只有两家,内城的洪顺煤铺和外城的德生煤铺一共有骆驼690多个。当年这两家大煤铺用骆驼从京西煤矿用骆驼将煤运进城里,小煤铺再倒手,双方都可以获得。
清末,修建了京西到城内的铁路,运煤就改用火车为主要交通工具。一些大煤商就利用火车为其运煤,在民国初年,宣武门外东、西两侧的顺城街道,开设有大德通、大成公、大盛德、东复兴、顺泰栈、宝瑞栈、大德亨、西源顺、万华兴、广聚隆、四合顺、公和盛等36家煤栈。
西直门外南、北两侧顺城街道,开设有泰源成、成兴顺、宝和栈、泰合昌、三义栈、广盛厂、德丰恒、裕泰和、同元栈等26家。这些煤栈利用火车从京西各煤矿将原煤运进城,直接就可以进入自己的煤栈。
在这些煤栈中,大德通和大德公两家是联号,都是前门外观音寺大德生煤铺的分号。大德生煤铺是第一家在火车站旁设煤栈的。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卢汉铁路从卢沟桥往东延伸经丰台修至马家堡。大德生于是在马家堡车站旁设大德公分号,利用火车运煤。不幸的是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烧毁了大德生和大德公煤铺,直至战争平复后,才得以恢复,而且又增设了大德玉煤铺,位于西边五道庙。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京汉铁路延伸至前门西侧。大德生的经理申云五决定将大德通煤栈筹建在宣武门外西侧顺城街道上,之后又办起了大成公煤栈,位置在宣武门外东侧顺城街道。
之后,各煤商也纷纷效仿,宣武门外城墙根、铁路边、西直门外均设立了煤栈,崇文门外、德胜门外、朝阳门外等铁路旁也开办有煤栈。其中宣武门外和西直门外开办的煤栈最多,“煤炭街”得名于此。
干鲜果子街
老北京的前门外和德胜门内大街过去各有一条干鲜果子街。前门外干鲜果子街出现在明末清初,据清乾隆戊申年(1788年)刻本《宸垣识略》记载:前门外大街有肉市、布市、瓜子店,干鲜果子店就位于瓜子店南。德胜门内大街的干鲜果子街是在清后期才出现的,相对较晚。
前门外干鲜果子街规模较大,主要有永盛、永利、天增、万成、天盛、天泰、天和、天顺、广聚、恒兴、公泰、天聚等61家果行。而德胜门内大街干鲜果子街上,仅有4家果行,分别是万顺、天德、清全、楼店等果行。果行凭清政府发给的“牙帖”,就是营业证书垄断着市场,控制着买卖双方。不论是农村运来的核桃、栗子、花生、桃仁、杏仁、李子、樱桃、柿子、梨、桃、海棠、苹果、西瓜、沙果、葡萄等北方的干鲜果子还是南方运来的香蕉、桔子、龙眼、桂圆等,都要先到果行去登记,统一定价。北京城的各干果铺、鲜果局以及摆小摊和担担下街的小贩等都得到干鲜果子街进货。
每年从春季到初冬,都有干鲜果子上市,虽然季节性很强,但最忙的要数五月大桃收获到夏天瓜类运进干鲜果子街了。那个时候这条街上从早到晚,人车往来不断。忙完瓜果,也就临近八月中秋,是苹果、梨、核桃、葡萄大量上市的时候了,街道上又是一片忙碌的景象。最后是枣、柿子、红果和黑枣,被称为“三红一黑”的果品上市。一直忙碌到小雪后,这条果子街才能清静下来。
前门外的干鲜果子街是老北京生意最好的一条街。因为这里交通方便,各地果农、干果铺、果局子都往来于这条街购货。
新中国成立之后,前门外的瓜子店和果子市统一合并成了“果子胡同”。
金融街
清代中晚期,被称为北京金融命脉的恒兴、恒和、恒利和恒源“四大恒”钱庄,分布于东四牌楼一带,这些钱庄实力雄厚,形成了当时著名的金融街。
清末,清政府实行新政,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设立“户部银行”,后改称为“度支银行”,1908年命名为“大清银行”。民国时期,东交民巷聚集了美国商人的花旗银行、英国商人的麦加利银行、汇丰银行、法国商人的东方汇理银行、日本商人的正金银行、德国商人的德华银行等。这些银行带有侵略性质,是外国侵略者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工具。
西交民巷和前门外珠宝市也分布着很多银行。据不完全统计,在西交民巷就有中国银行、中央银行、中国实业银行、河北银行、中国农工银行、大陆银行、金城银行等13家银行。前门外的珠宝市街上明末清初时,主要经营珠宝至清乾隆年间,有的珠宝商停业了,转而开始经营钱庄。这些钱庄都是中国人自己开设的。
灯笼街
明清时期,灯笼应用较为广泛,既可以用来照明引路,也可以用来装饰庭院、居室,美化环境。因此,出现了许多生产经营灯笼的店铺,从清代到民国年间,廊房头条胡同集中了文盛斋、华美斋、秀珍斋等20来家灯笼铺,由此获得了“灯笼街”的美称。
廊房头条“灯笼街”的灯笼铺都是自产自销,前为店铺,后为制作场所。这些灯笼铺主要生产经营两大类灯笼,一类是圆纱灯,这种灯的灯架是用竹条做成的,外面用红色或白色纱布蒙着。红灯是喜庆宴会时用的纱灯,而白纱灯为观赏彩色花灯,上面画有各种色彩艳丽的人物或花鸟鱼虫等图画。另一种是宫灯,用硬木或其他上好木料,做成六棱形或多棱形的灯架,灯架上雕着各种玲珑剔透的花牙和各式花饰,上面镶有玻璃或纱绢,玻璃和纱绢上,绘有各种好看的画图。这些灯笼铺生产经营的灯笼,既可用于生活照明,又是精美的民族传统工艺美术品。
在“灯笼街”历史最悠久的是文盛斋和华美斋两个商号,它们都是开业于清乾隆、嘉庆年间的老店铺。这两家灯笼铺生产的灯笼,除一般居民、店铺使用之外,还专供朝廷。
1956年成立的北京市美术红灯厂就是由廊房头条中“灯笼街”的灯笼铺公私合营后组建而成的。
玉器街
据史料记载,老北京玉器街主要分布在前门外的廊房二条、三条和崇文门的花市上三条。
廊房二条里有三盛兴、恒盛兴、聚丰厚、宝权号、聚源楼、富德润、三义兴、德源兴、永宝斋、荣兴斋、利贞祥、王盛公、毓宝斋、永记、瑞文斋、万义斋、泰源号、毓兴斋、宝昌隆、润亿合、杨敬记、德文斋等20多家玉器铺。
廊房三条里有同义斋、全兴盛、全盛永、合成永、德顺兴、德山斋、瑞珍斋、恒聚斋、景华斋、仁和斋、蕴珍斋、万兴涌、永盛玉、同升号、恒盛斋等十几家玉器铺。
崇文门外花市中三条有德顺成、正兴隆、广聚斋、万宝斋、聚盛公、祥聚公、公记号等近十家玉器铺。
这些玉器铺分为三类,分别是蒙藏庄、本国庄和洋庄。三盛兴、恒盛兴等经营蒙藏等地的买卖,称蒙藏庄。这类玉器铺一般以松石、珊瑚和青玉作原材料,磨制出蒙古、西藏人喜爱的头饰品、腰饰品和带饰品及各种鼻烟壶等器皿,主要销往内外蒙古和西藏等民族。
这些店铺为扩大生意,不只经营门市,还派专人去内外蒙古、西藏、青海等地去推销。
他们通常是用玉器换取蒙古、西藏的牛、羊、马和皮毛等。
聚丰厚、宝权号、聚源楼等是经营本国庄的,客源主要是各个时期的官僚、贵族、军阀及富商大户等。他们向这些顾客出售翎子管、朝珠、顶珠、帽正、搬指、别子、带钩、带扣、烟嘴、烟壶、图章,以及妇女妆饰品所需的各类宝石、珠钻、碧玺、翡翠等珍宝,此外,他们还磨制成的戒指面、耳环、耳坠等出售。
富德润、三义兴、德源兴、永宝斋、荣兴斋、利贞祥等除经营本国庄外,还兼营洋庄。产品销往各种首饰、花片、摆件等,主要销售欧美等国和南洋各地。
玉器街的店铺作坊里有很多能工巧匠。其中最负盛名、技艺超群的工艺大师就是被世人称颂的潘秉衡、刘德瀛、何荣和王树森“琢玉四怪”。潘秉衡是以磨制薄胎压金丝著称,刘德瀛的拿手活是立体玉雕花卉,何荣设计出的玉器仕女形态和神态都无人可比,王树森则以构思巧、手法新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
文化图书街
琉璃厂、东打磨厂、隆福寺街是过去北京著名的文化图书街。其中历史最久,书铺最多的当数琉璃厂。
辽、金时代,琉璃厂是有名的海王村。元代时这里设置了烧五色琉璃的官窑,一直延续到乾隆年间。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才开始形成琉璃厂文化图书街。
每逢春节期间,当时的琉璃厂热闹非凡,杂技、锣鼓震耳欲聋,书画、瓜果、各种用具、摆设,应有尽有。
乾隆时期李南渊的《琉璃厂书肆记》中记载了当时琉璃厂东街汇集的声遥堂、名盛堂、带草堂、同陞阁、宗圣堂、圣经堂、聚秀堂、二西堂、文绵堂、文绘堂、宝田堂、京兆堂、荣锦堂、经腴堂、宏文堂、英华堂、文茂堂、聚星堂、瑞云堂等书铺。
《琉璃厂书肆记》还写道:“桥居厂中间,北与窑相对。桥以东街狭,多参以卖眼镜、烟筒、日用杂物。桥以西街阔,书肆外,惟古董店及卖法帖、裱字画、雕印章、包写书禀、刻板镌碑耳。”从这些描述中,不难看出当时琉璃厂这条街的热闹。
琉璃厂不仅书铺众多,而且还有与文化相关的各种店铺,比如有经营碑帖、刻章的,还有裱画的。
民国年间,琉璃厂街中有文友堂、文禄堂、文华堂、文英阁、宏远堂、来薰阁、翰文斋、邃雅斋、直隶书局、槐荫山房等22家书铺。另有荣宝斋南纸店,一得阁香墨店,戴月轩湖笔店等。这些店的规模都不亚于当年。
大约在清道光年间,崇文门外东打磨厂的文化图书街才出现,书铺的数目也比琉璃厂少得多,但是这条街却集中了戴连增、三义斋、福润斋、文成堂、玉华斋等十来家扇画店,这些店夏天以经营苏杭雅扇为主。他们从苏州和杭州成批采办半成品,像各种扇骨和素扇面,然后让工人在素扇面上,画上雄山大川或三国故事里的具体故事情节。最后将扇面贴在扇骨上,扇子做成后就批发给纸店和卖扇子的小贩。入冬以后,这些扇画店又开始经营年画。因为每逢农历年,城乡百姓都要买几张年画张贴家里,以示吉祥。
现在除了琉璃厂文化图书街尚存外,东打磨街和隆福寺街已经尘封进了历史的记忆里。
【链接】明清北京商市
明清时期,北京城是全国最大的商业贸易中心,也是天下商货汇聚之地。随着元去明兴,北京城的商业布局也与以前大不相同。
明朝打破了“前朝后市”的旧制,全城最大的商业中心在大明门与正阳门之间的棋盘街形成。
棋盘街地处北京城内东、西两城交通要冲,又是五府六部等庞大中央机构官员的聚散地,因此在正阳门内的棋盘街、正阳门外的廊房胡同(廊房头条、廊房二条、廊房三条、大栅栏地区)形成了“朝前市”。
明代北京的市肆,集中在皇城的四周,形成了四个中心:城北在地安门外钟鼓楼一带;城东、城西的市肆分别在东安门外的东四牌楼、西安门外的西四牌楼一带;城南的市肆则在正阳门外。
明成祖迁都北京后漕运渐废,积水潭、什刹海日益淤积,水面缩小,原来北城繁华热闹的斜街市商业区也失去昨日风采,逐渐颓落,而东城、西城、南城的商圈逐渐形成,西四缸瓦市一带商业发展已经超过钟鼓楼地区。
明朝中期,正阳门内外和崇文门外很快发展为巨大的商业区。北京城商业区比元代时分布更广,形式也更多样。
除皇城四门外商业区,明代北京的市场还有一些专门集市,如内市、外市、灯市、晓市、庙市等。
设在皇城之内的内市,就是明代才有的一个特殊集市。它是按照一国之都,“宫阙之制,前朝后市”的旧制而设,在紫禁城玄武门外开市,每月逢四,进行贸易。
所谓“内市”,即特许在皇城之内为宫廷和官宦服务的交易市场。内市交易的货物,规格档次都很高,还有很多传世奇珍异宝、文物、古董,外人不容易见到。
城隍庙市、土地庙市称为“外市”。城隍庙市位于闹市口以北的成方街(原城隍庙街),每月初一、十五、二十五日开市。
庙市西起庙门,东到旧刑都街,长达三余里。
庙会上古今图书、古董古玩、玉石珠宝、洋缎蜀锦、象牙犀角、内府秘藏、外国奇珍等等,平日难见到的,在这里都一览无余。
城隍庙市是京城上大夫们喜爱的市场,清初逐渐衰落。
土地庙市位于宣武门外下斜街(原土地庙斜街)路西,每月初三、十三、二十三日开市。庙会上游人杂沓。其繁华程度,与明代护国寺庙会、隆福寺庙会不相上下。
灯市在紫禁城东华门外,每年正月初八至正月十八日“上元节”期间开市。
据说明代灯市是由宫廷内上元节观灯转化而来的。
最初明代在紫禁城内乾清门前广场举办一年一度的赏灯活动,后来为确保安全移出紫禁城。
灯市右侧紧邻紫禁城皇宫,左侧为明朝十大王府,皇室贵族赏灯娱乐十分方便。
逢灯市官府放假五天,京城市民蜂拥而至,四方商旅也云聚而来。灯市期间,街道两边搭建华丽的街楼,供官宦商贾高价租用,赏灯宴乐。
灯市晚上放灯,白天为市。白天灯市是热闹的集市,以售卖各种花灯为主,也有各种小吃、日用百货,和来自河北、天津、山东、江苏、浙江等各地官商带来的地方特产。天色渐晚时,灯市上各式彩灯皆明,有宫灯、台灯、壁灯、矗灯、走马灯等,还有趣味灯谜,并燃放各种焰火,一派热闹景象。
南城崇文门外的晓市,俗称东晓市。交易在天微亮时就自动开始,天明即结束。
晓市之所以选择拂晓为市,原是因为京城一些破落的官宦和富家子弟,以变卖家藏旧物为生,又碍于面子怕被熟人看见,只能选择天明之前去售卖。也有偷盗者趁天不亮销赃,最初都有些见不得人、不光彩的意思,所以也叫黑市、鬼市。
晓市主要是交换售卖旧货,货品比较繁多,家具木器、衣物布匹、书报笔砚、金银珠宝、日用杂品,应有尽有,真赝难辨,贵贱杂陈。
晓市这种形式一直保留到清末民初,除崇文门外东晓市外,还有宣武门外晓市,俗称西晓市;德胜门外晓市,俗称北晓市。
明朝初年,政府因为京城商业不兴,在皇城四门(即今天安门、地安门、东安门、西安门)、钟鼓楼、东四、西四、西直门、阜成门、宣武门、朝阳门、安定门等处盖了几千间平房,有的召民居住,有的召商居货,统称为“廊房”。如正阳门外廊房头条、廊房二条、廊房三条、廊房四条等,最为繁盛的是廊房四条,嘉靖时期已经成为商业繁华区,北京修筑外城后,更形成了北京的商业中心,清乾隆时更名大栅栏。
明朝北京有很多庙市,在京城内外不同地区分布着,开市时间也不一样。最初,每当这些寺庙举行宗教活动的时候,香客众多,商贩们就到这里来贩卖小吃及宗教用品,后来,商贩也贩卖各种生活用品,还衍生出杂耍、表演、卖艺等活动,演化为寓宗教、商业、娱乐为一体的庙会形式。
北京著名的庙市,内城有东四以北的隆福寺庙市、西四以北的护国寺庙市、阜城门内的白塔寺庙市、鹫峰寺庙市、东直门内的药王庙市。
外城有宣武门内长椿街的报国寺庙市、下斜街的土地庙市、广安门内南横街的法源寺庙市、都城隍庙市、和平门外琉璃厂东街的火神庙市(厂甸)、左安门内的太阳宫庙市、花市大街的皂君庙市等。
北京城周围还有南城外的白云观庙市、东城朝阳门外的东岳庙市、北城德胜门外的黄寺庙市、大钟寺庙市等,这些庙市的规模都很大。
明代,一些专业行市在北京相续出现,以一个街区集中于某一类商品。这些专业行市大多在人口稠密,工商业者集中的地区。如前三门外的猪市、羊市、骡马市、煤市、柴市、米市、蒜市、鱼市、菜市、花市、瓷器市等,所售商品也多为日常生活用品。
明代形成的各个商业区,奠定了北京数百年传统商圈的基础,是北京老字号孕育的母体,很大程度地影响着北京的商业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