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看看药店老字号

同仁堂

北京同仁堂是中药行业的老字号，它的原名叫“同仁堂乐家老铺”，创办于清朝康熙八年（1669年）。该店经营中草药和丸、散、膏、丹等各种中成药，以选料真实，炮制讲究，药味齐全，药效显著而闻名天下。

同仁堂药店的创办人姓乐，原籍浙江宁波府。祖上早在明朝时已经来到了北京城。最初，他只是以摇铃走街串巷行医，兼卖点药维持生活。直到清初，乐家后代乐尊育进了太医院，才开办了“乐家老铺”，后改名为“同仁堂”，至此，为同仁堂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乐凤鸣将药铺迁至前门大栅栏路南。同仁堂前店后坊，自产自销。其作坊位于离大栅栏不远的打磨厂附近。1706年，乐凤鸣在宫廷秘方、民间验方、祖传配方基础上总结前人制药经验，写了《乐氏世代祖传丸散膏丹下料配方》一书，该书明确提出“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的训条，历代同仁堂人始终恪守前人留下的训条，树立“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的自律意识，才使同仁堂的金字招牌久盛不衰。

同仁堂由于经营有方，经过几十年的苦心经营，药店已初具规模。同仁堂的更大发展，是在雍正年间从它为清宫御药房供奉开始。雍正元年（1723年），由皇帝钦定同仁堂供奉清宫御药房用药，独办官药。在此后的188年的时间里（经八代皇帝），都是由同仁堂提供清宫御善药房的用药。

同仁堂最初供奉给御药房的只是一些生药材，但由于同仁堂制作的中成药，配方合理，质量好，疗效高，所以宫内御药房也令同仁堂派人进宫帮助制药。同仁堂为皇宫供奉药品，既为同仁堂提高了社会知名度，也为同仁堂提供了雄厚的经济实力。同仁堂和御药房打交道最大的好处是先取药款，后交货，这样一来同仁堂的经济势力会大大加强，也更具竞争能力。

同仁堂无论是在选料上，还是在制作上，都十分讲究。他们拥有的400多种中成药配方都配方合理，剂量合适，疗效显著。

在进货方面，清代后期，北京有天汇、天成、隆盛、汇丰等四大药行。这四大药行都和同仁堂有业务往来。同仁堂是药行中的大户，四大药行都是尽先由同仁堂选用。大山参、鹿茸等去营口药店采购，麝香就去河南挑选。

同仁堂在制作工艺方面，始终坚守“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的制作原则。有些药燥气盛，存放的时间越久，燥气越少，药味就越纯，药效也就越高。如虎骨酒要在缸里存两年再卖；再造丸要密封好，存一年卖。这种做法，不仅积压成本，而且还要多占用设备及库房。但是，为了提高药物的疗效，同仁堂坚持这样去做，赢得了购药者的信任。

清朝末期，乐家繁衍为四大支。就是乐孟繁、乐仲繁、乐繁、乐季繁兄弟四人。

同仁堂由这四大支共同管理，规定每支每年从同仁堂领取一万两银子。另外还允许他们在同仁堂寄卖自家所制的丸、散、膏、丹等药品。

当时，同仁堂店中的职工，大多数都是非亲即友，所以职工也分派别。他们在向顾客推销药品时，都争着向进店买药的顾客介绍自己所依附者寄卖的药品。这种方式损害了同仁堂的公共利益，生意场面很是混乱，这对于同仁堂的发展大为不利。

后来，乐家四支家族的代表开会，共同议定，取消寄卖制，允许各支在外边开办店铺，可用“乐家老铺”招牌，但不能用“同仁堂”店名。此后，各支相继在外开办药铺。

民国十年（1921年），乐孟繁支开了乐家老铺“宏仁堂”药店。随后，乐仲繁支开了乐家老铺“宏济堂”药店，乐季繁支开了乐家老铺“达仁堂”药店。

民国十七年（1928年），国民政府从北京迁至南京，乐孟繁支的乐笃周在南京开设了南京“同仁堂”。这种做法违背了当初制定的“家庭协议”，得到了其它三支的一致反对，并为此事大大争吵。

在众人的压力之下，当时北京同仁堂的大掌柜乐信申（乐笃周的哥哥）不得已而辞职，这事才算消停下来。

乐家分支后，乐孟繁支开设了南京同仁堂一个、宏济堂三个、乐仁堂五个、宏仁堂四个；乐仲繁支开设了颐龄堂一个、永仁堂三个、怀仁堂一个、沛仁堂一个；乐叔繁支开设了济仁堂两个、乐舜记一个、宏德堂一个；乐季繁支开设了达仁堂十个、树仁堂一个。这三十多号“乐家老铺”遍及天津、上海、长春、西安、长沙、福州、香港等地。北京同仁堂遍布全国各地，对同仁堂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同仁堂在炮制药品时极为讲究，经营方面更是有自己的独道之处，他们以做广告来宣传自己，同时也做一些公益事业。

在清代，北京城里每年二月要掏地沟一次。掏沟时，全城臭气熏天，污泥堆积，行人行走稍有不慎，就会跌倒在污泥堆中，弄得全身臭泥。

为此，每逢掏沟时，同仁堂就派人在掏沟的地方挂灯为行人指路。白纱灯上写有“同仁堂”三字，不仅方便了夜间的行人，也使人们对同仁堂的印象根深蒂固。

还有，清代时读书人在北京会考。北京又是顺天府衙所在地，乡试也在北京举行。每当会试和乡试时，各地举人云集京城，住在各自会馆中。

同仁堂利用这个机会，派人拿些防风感冒、帮助消化、祛水土不服的平安小药，到他们的住所，赠送给那些应试之人。这种送药宣传的方法，使应试的人非常感动，也使“同仁堂”的名号便传遍了全国各地。

旧北京的穷苦大众很多，冬天一到，北风呼啸，穷人身着破衣，肚中饥饿，很是难熬。同仁堂每年冬天都在前门外打磨厂、珠市口，崇文门外磁器口，崇义门内，史家胡同等地开设粥厂，施舍棉衣，救济穷苦百姓。

旧时，讲究人死黄土盖脸，棺木殓装。有钱的人，弄口杉木、柏木的好棺材很容易，可是穷人连饭都吃不上，更不用说买棺材。针对这种情况，同仁堂也是积极伸出援手，凡是证明确实买不起棺材的人，经人介绍均可由同仁堂免费提供，不需要什么烦琐的手续。同仁堂这些做法使穷苦大众十分感激。

北平沦陷期间，日本商人企图控制同仁堂，他们派人向乐家提出了入股的要求。当时负责同仁堂事务的乐达义先生，为人正直，刚正不阿。他认为这不是同仁堂乐家一家的事，而是涉及到民族利益，于是，他断然拒绝了日本人要入股的要求。

1939年夏天，日本生产的开胃药“仁丹”很畅销。为了抵制日货，同仁堂经过努力，最后制作出“六神丸”，对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患有咽喉病的人，有特殊的功效。此药在各方面都超过了“仁丹”。日本商人想高价收买六神丸的配方，乐家人亦然是断然拒绝。

同仁堂一直坚守的堂训是“同修仁德，亲和敬业。共献仁术，济世养生。”经历了340多年的风风雨雨，同仁堂这块金字招牌，已经融合为中国医药的一部分，在今后的岁月里，它必然会在中医这这块园地独放异彩。

鹤年堂

明永乐二年（1405年），回族诗人、著名医学家、养生大家丁鹤年在北京菜市口创办鹤年堂药店。鹤年堂是中国最老的老字号之一。

过去北京有句老话：丸散膏丹同仁堂；汤剂饮片鹤年堂。由此可见老店的名气之大。同仁堂是清廷的“御用药店”，鹤年堂则与大明朝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

鹤年堂现存的匾额都很有来头。“鹤年堂”这三个字乃是明代奸相严嵩花园内一个厅堂的堂名。严嵩是进士出身，写得一手好字，“鹤年堂”三个字就是由他所书，此字笔力苍劲，字体端庄。牌匾金体黑字，使人驻足流连。

自严嵩晚年败落以后，这幅堂匾流入民间，才由鹤年堂收购来悬挂堂屋。从此，这三个字便成了老百姓称呼菜市口药铺的统称。鹤年堂药店也从此名声渐长。

鹤年堂的堂屋左右配匾为“调元气”和“养太和”。这两块匾额是明代英雄戚继光所写，这两句话也包含了鹤年堂药店养生理念的精髓。

此外，厅堂两根立柱的竖联“欲求养性延年物”、“须问兼收并蓄家”是明嘉靖年间弹劾严嵩十大罪状的杨继盛所书。在同一家店堂里，既有奸臣的书体，又有忠臣义士的手迹，忠奸两个绝对对立的个体的书法竟然能得到统一，而且又是那样的和谐，在历史上的确是一段佳话，也更加增添了鹤年堂的名气。

经过几代人的传承与发展，鹤年堂养生理论和方法日趋丰富和完善，形成了以食养、药膳动调、中医诊疗为一体的中医药养生大全。明嘉靖年间，鹤年堂先后开设了五家分号，于是有“五鹤朝天”之称，老店作为总店仍在原来的北京菜市口。

庆仁堂

晚清时期，有一个叫王子丰的少年来到千芝堂药铺当学徒，由于他精明干练受到老板吴霭亭的赏识，不久就当上了千芝堂的掌杠。千芝堂生意兴隆后，王子丰和老板产生了矛盾，后来王子丰离开了千芝堂。

由于王子丰的业绩出色，几家富户集资，由王做掌柜，买下崇外花市的店铺，于1912年春，庆仁堂参茸庄开业了。

当时北京经营药材的分药局、药铺、很多；参茸庄比药铺高一筹，以经营人参、鹿茸、牛黄、麝香、阿胶等贵重药材为主。

王子丰对学徒要求很严格，学徒一律推平头，着长衫，练书法，精算盘，背药典。

庆仁堂的进货炮制都袭自千芝堂，由于经营得法，服务周到，生意昌隆。

1918年南庆仁堂分药店在珠市口开张营业，以后又陆续开设了虎坊桥西庆仁堂，东四北庆仁堂，白塔寺大和堂，前门大街庆颐堂等。不到十年庆仁堂发展成为拥有七个联号的京城大药店。并在祁州、河北安国建有分号。

以前店后厂方式经营，“庆仁堂药目”辑16门658种方剂，经营品种以“第一灵丹”“蔬风定痛丸”等比较闻名。

庆仁堂药店以严格的管理和优质的服务赢得了良好的声誉，更以其药品种类齐全，经营品种独特吸引了众多的客户。

永安堂

在老北京医药行业中，曾经有“内永安”、“外同仁”的说法。“内永安”就是位于东四牌楼东南角的永安堂参茸国药店，即现在的永安堂药店。

据说，永安堂始建于明朝永乐年间（1416年），其具体时间无据可查。店东多次变换，至前清时一度曾为东四牌楼董家金店属号。后经几代人的艰辛努力，至20世纪30年代达到全盛时期。

永安堂主要经营参茸、饮片、名贵药材，能够自制丸散膏丹，拥有自己的生产加工厂。

当年的永安堂，能够自制16个科门，约1100多种中成药。其中紫雪散、羚翘解毒丸、神授化痞膏等都是非常出名。

清乾隆年间所刻《永安堂药目序》中说：“本店实与名副，财以道生。随地产而征材，种种而依神农所办；奉成方而定品，般般尽抱朴之遗，有膏有丹有丸有散。”这段文字道出永安堂从选材至炮制的讲究。其炮制的成药分风痰、伤寒、瘟疫、暑湿、燥火、补益、脾胃、泻痢、眼目、妇科、痰嗽、疮科、小儿、咽喉、口齿等十几个科门，计有一千一百多种。永安堂炮制的牛黄清心丸、安宫牛黄丸、牛黄清胃丸、人参鹿茸丸、万应锭、龟龄集等疗效好，为该堂的名药。

永安堂从清代中后期至民国年间，在社会上声誉显赫一时。相继有盐山杨文愷为永安堂题“济世宝笈”，江朝宗题“济世寿民”，商震题“杏林春暖”，吴佩孚题“志在活人”，宋哲元题“采云蕙圃”，秦德纯题“功同造化”等。

永安堂虽饱经风霜，历经战乱但却能一如既往的坚持“实与名副，财以道生”的经营理念，所以才能够长盛不衰。

正如《永安堂重刊参茸胶醒九散丹价目表声明》中所述：本堂“久研病理，深攻药性，专运各省地道生熟药材，遵照古方暨名医秘授，虔修各种丸散膏丹；精选上品参茸胶醴，并制南北精良饮片；兼设药圃，培养各色鲜药。货真价实，驰名久远。”

德寿堂

德寿堂的创始人名叫康伯卿，字印寿，号旭东，1887年出生于北京广渠门外半壁店的一个农民家庭。由于家境艰难，康伯卿少年时即随父亲进城谋生，在西单舍饭寺一家中药店当学徒。他聪明、刻苦而又颇有心计，在努力学习制药技术的同时，对各种丸药的配方仔细琢磨，默记于心。此外，他对各种中药材的性能和效用也是刻苦钻研，专业知识越来越丰富。

若干年后，已有一手熟练制药技艺且熟谙药材功效的康伯卿离开自己供职的药店，开始在家中制作各种中药成药，如七珍丹、黑虎丹、眼药棍、万应锭、小膏药等。

当时，他白天制药，晚上挟了个包走街串巷叫卖。康伯卿明白，他这些自制药品在大城市里很难与大药店的药品抗衡，但因这些药品确有疗效，所以在广大农村，尤其是僻远山乡有着广阔的市场。于是，他常到远近乡镇为农村山民服务，有时则把药品批售给外埠小客商，这些做法受到了缺医少药的农村居民普遍欢迎。当时农村生活贫困，人们饮食粗劣，容易上火。康伯卿制作的黑虎丹有泻热去火、清理肠胃之功效，对于消除存食积滞极有疗效，很受村民欢迎。他制作的另一味成药七珍丹，主要治疗小儿急热惊风、止痉定搐、消积通便等症，往往能收得奇效，村民对此也极为信任。

由于这些药品货小价廉，服用方便，且疗效显著，不久便打开了销路，同时也有了一些名气。康伯卿因此而信心倍增，他决心研制新药，走出自己独创的道路。1921年，他用自己挟包卖药积累下的资金买下了崇文门外南小市口的一处房产，独资开设了德寿堂药店。康伯卿聘请了有经验的老中医吴鸿溪为药店坐堂诊病的大夫。在吴鸿溪的协助下，他研制成功康氏秘制牛黄解毒丸、牛黄清心丸等消热解毒、散风止痛良药。因药丸系用蜂蜜调制，外面又用蜡皮封好，故能久藏不干。

德寿堂生产和销售牛黄解毒丸后，患者购买踊跃。因该药疗效显著，患者相互介绍，牛黄解毒丸顿时声名大振。

德寿堂初创时，仅是一家门面的经营丸散膏丹的小药店，另租有4间房作碾房。依靠牛黄解毒丸的畅销而积累起资金后，药店便进入了迅速发展时期。

1928年，康伯卿买进花市东大街10余间房屋，开设德寿堂东号，原开在南小市口的药店改为总号。总号向铺面两边扩展，共拥有铺房20余间。

德寿堂的牛黄解毒丸等药品除在北京销售一部分外，主要销往外地和广大农村。它在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等地都有代办机构，并通过批发商将药品发往上海、天津、西安、广州、成都、长春、沈阳等大城市。由于需求量大，客户都是先寄款订货，德寿堂再发货，双方都十分讲求信誉。10余年间，德寿堂成为京城实力雄厚的著名药店。

康伯卿崇尚创新进取，摒弃因循保守，善于汲取各家之长，创出自己的新路。他认为，人的一生一定要有所发明和创新，凡是获得成功的新药，都是以古方为本，同时加以改进和完善。当时德寿堂按照京师国药商会的1000余种配方制药，进行创新研制的丸散膏丹就有200余种，除康氏秘制牛黄解毒丸外，如牛黄清心丸、舒肝丸、化虫散、截疟丹、犀羚丹、小儿咳嗽定等成药也极受患者欢迎。

为维护德寿堂信誉，康伯卿对制药的质量要求极为严格，选料相当讲究，凡不合格的药料，宁可废弃，绝不将就使用。如黄芩大都选自热河承德，大黄购自西宁，雄黄多用苏雄黄，山药必须河南整枝厚相山药。附在药丸中一起出售的药方，说明不厌其详，什么病要噙化，什么病要嚼咽，什么病需用什么药引煎汤送服，什么病需外敷患处等等，目的是使药品发挥最佳疗效，同时杜绝因服药不当而出现的副作用。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占领华北，交通阻塞，物价飞涨，德寿堂也受到重创。药店原料奇缺，药品产量、销量急剧下降。

直到1949年北平解放后，德寿堂的命运才转危为安。此后，德寿堂向国家交出了牛黄解毒丸的秘方，专门经销成药与汤剂，继续为解除百姓的疾病贡献自己的力量。

长春堂

清乾隆时期，山东道士孙振兰（人称孙老道）来到北京，走街串巷销售自制的消暑药“避瘟散”和“无极丹”。

经过多年的艰辛努力，孙老道拿出所有积蓄，于乾隆五十五年在前门大街鲜鱼口胡同里的长巷头条北口置了间铺房，正式开起药铺。

孙老道给药铺起名叫“长春堂”，并形成了前店后厂（自制成药，加工药材和饮片）的经营模式，这标志着孙振兰结束了走街串巷的卖药生活，走上了比较正规的经营渠道。

长春堂开张后，孙老道除了经营一般的中药材外，还潜心研制了很多深受人们信赖的特效药。长春堂生产的祛暑药“避瘟散”就是其中的一种。这是一种闻药，具有香、凉、祛瘟消暑的功效，取用少许抹入鼻腔，清凉感直通心脑。

避温散芳香开窍，提神醒脑，药效迅速。在30年代的老北京曾经流传过“暑热天您别慌，快买暑药长春堂，抹进鼻孔通心腑，消暑祛火保安康”的顺口溜，时至今日，盛夏时节，到长春堂购买避温散的顾客依然络绎不绝。

民国初年，国家衰败，列强不断入侵中国，大批的洋货也随之进入中国市场，尤其是日本生产的祛暑药“仁丹”和“宝丹”由于在中国做了大量宣传，几乎占领了中国大多城市的所有市场。面对日益嚣张的日货，长春堂当时掌柜张子余先生和药师蔡先生通力合作，在原避瘟散的基础上开发出紫、绿、黄、白四种不同颜色新剂型的避瘟散，这些可以针对不同症状、不同病人，使用不同颜色品质的新剂型避瘟散，与日货相比，其疗效理迅速，效果更佳。

这种新剂型的避瘟散都是装在一个八卦形的小盒子内，使用方法也很简单，只需打开盒盖，用手指头蘸上一点往鼻孔里一抹，然后深呼吸，立刻就会感到一股清凉气息由鼻而入，直沁肺腑，全身都很清爽。除抹嗅外，此药亦可以开水冲服。

为了有更好的发展，长春堂还建起了与生产配套的印刷厂，专门印刷包装纸、使用说明和宣传广告，并开设了铸造锡制八卦药盒的生产车间，形成了采购、制造、包装、销售一条龙的生产模式，这样既抵制了日货，又占领了市场。

20世纪30年代时，长春堂生产的剂型避瘟散年产量达到了250万盒，不仅行销国内，还在泰国、印度尼西亚、缅甸等东南亚国家打开了销路。

当时许多京城的大小百货店、小杂货铺、茶叶店等都代售长春堂的避瘟散。长春堂还在许多地方开设了分号，并在前门外鲜口鱼一带开设了纸店、油盐店、百货商店等八家商家，至此，经过几代人的艰辛努力，长春堂达到了它在历史上的最强盛时期。

七七事变后，北京沦陷，日本人限制长春堂避瘟散向外省市发货，迫使其生产量迅速下降。再加上1942年时不慎失火，更使长春堂到了无法维持下去的境况。直到解放后，长春堂才获得了新生，有了新的发展。

万全堂

万全堂是北京城开业最早的药店，相传开业于明代，距今已有500多年的历史。清乾隆十一年（1747年）之前，一直为独资经营。

清同治十二年（1874年），万全堂发展为九股合资经营的药店。药店在经营过程中，大小事务都按股东协商签订的“章程”处理，致使万全堂一路发展下来，并于1921年和1931年分别在山西临汾和新线开设了分店。

万全堂主要经营丸散膏丹、汤剂饮片。每年万全堂都要派人到全国最大的祁州药王庙采购优质药材，所选药材都是质量上乘，品质优良。万全堂根据搜集的民间古方和验方饮制的牛黄清心丸、二母宁嗽丸、牛黄抱龙丸、追风膏等，具有很好的疗效。

作为一家久负盛名的老字号，万全堂的生意十分红火。现今，该店主要经营虎骨酒、十全大补丸、参茸卫生丸，汤剂饮片、狗皮膏药等中成药及灵芝、山参、西洋参、黄毛鹿茸、珍珠粉、耳环石解等名贵滋补药。

万全堂以其诚信优质的特色，竭城为顾客服务，老字号依旧闪耀着诱人的光芒。

千芝堂

千芝堂开业于清乾隆十年（1745年），也是一家有名的老字号。原址位于崇文门外大街路东，1991年迁到了前门大街。

千芝堂的首位创业者现在已无法考证，人们只知道在光绪七年（1881年），有一个叫吴霭亭的富商将千芝堂买了下来。之后，他聘请既懂药材炮制，又精于买卖经营的王子丰替他管理。

在王子丰的精心管理之下，千芝堂的买卖做得很有起色。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庚子事变时，千芝堂将有钱人家低价出售的贵重药材买了下来，等战乱过后即发了大财。

后来，由于经营内部产生矛盾，王子丰离开千芝堂，自己开设了庆仁堂。千芝堂则改由吴受臣经营。吴受臣同样精通经营管理之道，千芝堂和庆仁堂在激烈的竞争中，都有所发展。

千芝堂的丸、散、膏、丹都是自己加工制作的，所需药材也都要经过严格筛选。一般进货主要有三个渠道。一是从祁州庙会药材市场进货。

祁州庙会就是河北省安国县的药王庙会，每年春、秋两次开庙。因为庙会上药材品种齐全，千芝堂每年都派专人前去采购，这也成为一条主进货渠道。

如果所购药材不齐全，千芝堂会派人分赴全国各地选购名优药品或者从本市大药栈进货。不管从何种渠道进货，质优是千芝堂的首选。

千之堂经营的“汤剂饮片”和“丸、散、膏、丹”，都要经过认真的加工炮制。汤剂饮片都是中草药加工制作，如半夏需经过用清水、石灰、矾、甘草、生姜等几道工序，前后需49天才能完成。又如天麻、玉金、元胡等都需用刀切成薄片才能在煎煮时充分发挥药效。

中成药“丸、散、膏、丹”的炮制，既要讲究配方，还要选料真实、质优，并且要依古法炮制。

为提高千芝堂的社会声誉，每年入夏，千芝堂都会在店铺门前搭起遮阳席棚，为路人提供消暑汤和祛热消暑的药品，这种做法赢得了人们的广泛赞誉。

千芝堂药铺经营既有零售，也搞批发。京城的小药店慕名而来购药的很多，城郊的药铺和外埠的药商也常来批发药品。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千芝堂参加了公私合营，后转为国营药店。

【链接】旧京城的假药贩子

假冒伪劣商品中，假药最让人痛恨，因为假药贩子不仅骗财，有时还会危及到人的生命健康。但是一些贪图便宜，缺少常识的人总会经不住诱惑。

旧京城天桥和庙会上就是卖假药的主要集中地。假药贩子在这些地方摆摊设点，一般没有固定场所，所以人们上当了也只能自认倒霉。

卖假药的内部有分工，主要有卖内服药、外敷药、狗皮膏药及牙疼药的等等。卖刀枪药（外科用药）者，多数打着“以武会友”的幌子，推销自己的假药。

这些人会几下拳脚功夫，表演时大多也是弄虚作假，卖的药绝对也不是真货。

至于卖治肚子痛、胃痛之类假药的，主要是以变戏法吸引人，目的是推销假药。

另外，还有卖假药的标榜自己的药是“祖传秘方”，甚至是“太医御药”，而且还会请些“托儿”来迷惑购买者，在这种情况上，京城的百姓信以为真的还不少，真把他们当成了“仙人”，以及是“华陀再世”。

在天桥等地，旧时还有人卖一种治牙痛的药面，叫做“哭来笑去散”。这种药只是一种止痛、消炎的药粉，根本治不了病。但是旧社会牙科医院少，牙医更是凤毛麟角，而当时患牙痛病的又特多，这就自然促使卖这种药的生意极好。

还有一些卖假药者，自称是“少林弟子”、“武当道士”等，这些人略通医术，又能言善辩，有很大的欺骗性。但是这种江湖卖野药者，与集市庙会和天桥的假药贩相比较，要技高一筹，他们打着行医的招牌骗人，时不时还弄出“偏方”取信于人。但大多是治不了病的，不过对生命也没有太大的害处，所以一直有生意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