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徜徉服饰老字号

内联升

内联升鞋店，是河北武清县人赵廷于清朝咸丰三年（1853年）创办的。

赵廷原来在东四牌楼附近一家靴鞋店当学徒，由于他心灵手巧，踏实肯干，学徒期满就得到当时清朝官员丁将军的资助，开了自己的靴鞋店，并取名为“内联升”。“内联升”寓意连升三级，即穿了内联升鞋店的靴子，可以青云直上，飞黄腾达。这个别致的店名加上丁将军的关系，一时吸引了很多达官贵族的眼球，来定做、购买朝靴的人络绎不绝，生意十分红火。

内联升自己制做的朝靴，有选料真实，做工讲究，穿着好看舒适的特点。其鞋面所用的缎子选用南京生产的黑贡缎，这种贡缎色泽乌黑光亮，经久耐穿，不易起毛；靴底则有三十二层厚，但重量较轻。而且穿着舒适，轻巧，合脚，走路不会发出声音，显得稳重气派，很受朝廷大臣的欢迎。

内联升做鞋，都要先量尺寸，试穿鞋样，直到顾客满意。

为了满足顾客多方面的需要，店内还准备了一本“履中备载”的册子，里面详细记录了王公大臣、高官厚吏的靴鞋尺寸、样式以及特殊脚形。

这样既方便了老顾客，使他们下次再定做鞋时，就不必再次量尺寸，而且给一些送礼的下级官吏们大开方便之门，为投其所好，这些官吏大都会去内联升定做朝靴，作为礼物奉送给上司。

内联升的另一种著名的产品是“老头乐”棉鞋，既暖和，又结实，穿脱方便，深受老北京人的喜爱。“老头乐”也叫“大云棉鞋”，因其鞋帮上有用手工扎出的云头花纹而得名。此外内联升的产品还有做工精细的小圆口千层底缎子鞋和小圆口千层底礼服呢鞋，这些鞋子的做工考究，选料严格，深受顾客青睐。

内联升的千层底布鞋鞋底的制作，要经过七道工序。格褙坚决不用麻质、丝质和红布（旧时男子忌讳衣履带红），而是用上好白布。

纳底时选用产自温州的上等麻绳，锥挺要细，勒得要紧，针码要匀，拉力要大，每平方寸要纳一百多针。

纳好的鞋底要放到80℃～100℃的热水中煮，然后用棉被包严热焖，焖软后再用木槌捶平、整型、晒干，使几十层布和十几层袼褙组成的鞋底融合成一个整体，这样制成的鞋穿着舒服，而且吸汗，穿久了也不会走样、起毛。

绱鞋的技术要求细致严格，造型要美观，大方。手工绱鞋时，要紧绷模型，使其平整服帖，绱鞋的针码也应间距齐整，鞋帮与鞋底之间要严丝合缝，线绱均匀。

内联升后来生产的双脸带筋的轿夫靸鞋，不但柔软吸汗，而且行动灵活方便，很符合轿夫、车夫和脚夫穿着。

八国联军侵华时，内联升店铺也被外国强盗的大火化为灰烬，之后又在灯市口附近重新开张。民国时期，内联升又迁到了前门外廊房头条。时代在变迁，内联升这家百年老店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坚持传统特色，继续以质量、信誉和悠久的企业文化吸引着新老顾客，以自己的独特经营之道开辟着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

谦祥益

谦祥益，是位于前门珠宝市街北口的一家绸缎店，店面装扮得古色古香、庄严秀丽，非常引人注目。

谦祥益是孟氏资产。清嘉庆年间，孟兴泰的后人孟毓溪开设恒祥染坊，地址选在了“山东第一村”周村，嘉庆末年，其远房外甥董连云由于精通经营之道，而且精明能干，被提拔为经理，遂将恒祥染坊更名为谦祥益。之后，谦祥益的经营范围大大扩展，先后在河北任丘开设分号，在上海开设住庄，随着资本的积累，董连元又到北京，在前门外东月墙开设了分号，也就是北京的谦祥益。

北京谦祥益创建后，由于经营有方，生意极为红火，不久又在前门外鲜鱼口建“谦祥益南号”。

光绪八年（1882年），谦祥益再次扩大营业，在前门外珠宝市创建“益和祥”，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又在北京钟鼓楼创建“谦祥益北号”。

到清末民初，益和祥先后在周村、任丘、上海、济南、天津、烟台、苏州、汉口、青岛等地开设谦祥益绸布店20余处，总投资白银400万两，这时的谦祥益已经成为全国规模最大的丝绸布匹店。

20世纪，由于战争频繁，谦祥益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昔日的主要服务对象，像王公贵族、八旗子弟、达官显贵，势力一落千丈，市场渐趋萧条。“九一八”事变之后，谦祥益总号迁往上海，之后生意冷清，经营急剧恶化，昔日的辉煌随着战争的来临而淹没了。

1949年以后，谦祥益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的谦祥益，已成为一家其有先进经营理念和文化内涵、规模大、品种全的现代化企业，焕发着勃勃生机。

步瀛斋

步瀛斋鞋店于清咸丰八年（1858年）创建，其经营格局同京城几家著名字号相同，也是前店后厂。步瀛斋主要以当朝官员和达官显贵为服务对象。

步瀛斋的鞋品种齐全，质量优异，既有选料考究、做工精细的缎面手工绣花布鞋，又有实用耐穿、深受百姓欢迎的“棉花篓”（也叫大云棉鞋，以保暖和做工精细著称，很受老年人欢迎）；还有耐磨耐穿的股子皮双脸靸鞋。这种鞋很适合旧时蹬三轮车的脚力工人穿。

进入民国时期，由于列强的侵入和社会观念的转变，手工制作的布鞋已经不能满足顾客的需要，所以步瀛斋又从上海等南方城市进购了皮鞋的生产工艺，使其成为北京最早经营皮鞋的店铺之一。步瀛斋南北鞋型荟萃皮鞋布鞋齐备，一时在京城鞋业中名声大振。

另外，步瀛斋始终坚持诚信经营，“和气步瀛斋”的经营理念，使生意日益兴隆。

此后的几十年，步瀛斋的名号响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产品一直畅行不衰。

然而，花无百日红，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后，步瀛斋这个拥有金字招牌的百年老店，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但是，步瀛斋仍然保持品种齐全的经营特色。不管高档的进口皮鞋，还是价格便宜的布鞋，在步瀛斋都可以买到。“不怕利微，只求货全”，是他们不变的承诺，并且作为经营训条坚持发扬下去。

正是这种独到的经营方式，给步瀛斋赢得了无数回头生意，难怪顾客说：“买步瀛斋的鞋，穿在脚上，暖在心里”。

现在，步瀛斋鞋店经营的鞋品种多达5000多种。除了经营自己生产的布鞋、休闲鞋以外，还经营各式男女皮鞋、布鞋、胶鞋、旅游鞋、拖鞋和童鞋。这个京城百年老字号正以其独特的魅力，将中国的传统鞋文化发扬光大。

瑞蚨祥

瑞蚨祥，位于前门外大栅栏路北，是京城著名的百年绸布老字号。

瑞蚨祥的分界者是祖籍山东济南府章丘县旧军镇的孟鸿外。孟家祖辈就是开布行的，实力较为雄厚，早在乾隆年间就在号称“山东第一村”的周村开设了“万蚨祥”，以经营丝绸棉布为主，兼营金店和钱庄。“蚨”取“青蚨”的意思，寓意为铜钱。据说青蚨有还钱的本事，与商人逐本求利的愿望相符。

清同治九年（1870年），孟家兄弟分家以后，各自开了分号，孟鸿升在济南自己开了一间布店。

清光绪六年（1880年），孟鸿升的儿子孟洛川接掌店铺。由于他脑瓜灵活，善于经营，使瑞蚨号生意更为兴旺。之后又扩大了店面，并把“瑞蚨号”改为“瑞蚨祥”，并且在章丘开办了织布厂，生产一种土布——大捻布。这种土布，用木机纺织，用土法印染，织成的布厚密，耐磨耐穿。

光绪十六年（1890年），孟洛川了解到北京的市场行情，于是派在店中做伙计的远房侄子孟觐侯将山东大捻布运到北京出售，竟然很快就卖完了。

之后，孟洛川出资，派孟觐侯在京城前门外鲜鱼口内抄手胡同开设了“鸿记布店”，以批发自产的大捻布为主。为了节省运送布匹的时间，孟洛川还曾经修建了章丘到天津的道路。鸿记布店的大捻布都是用马车运进京，再销售，一时生意兴旺。维新变法之后，为适应消费需求，扩大销售规模，布店还经营洋货。

光绪十九年（1893年）孟洛川又投资百万两白银，在大栅栏正式创办了“瑞蚨祥绸布洋货店”。该店以经营丝绸、布匹、皮货、洋货等高档时尚产品的批发和零售业务为主，还是由孟觐侯主要负责。新开张的瑞蚨祥，凭借其商品齐全、货真价实、服务周到的特色赢得了顾客的好评。不久就跻身于京城布店“八大祥”之首，这与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和经营有道有很大的关系。

瑞蚨祥开张的第七个年头，生意胜极一时。不幸的是，正当瑞蚨祥的生意蒸蒸日上之时，八国联军侵入北京，瑞蚨祥惨遭洗劫，损失惨重。

浩劫之后，孟觐侯紧急从天津、青岛等地瑞蚨祥商号抽调存货，补充北京货源，从而使北京瑞蚨祥店铺得以恢复营业。同时又积极筹划重建瑞蚨祥。

孟觐侯在瑞蚨祥废墟上重建的二层楼铺坚固美观，外饰砖雕，是一座典型的西洋建筑。

重新开张后的瑞蚨祥，除主营绸缎布匹之外，又兼营呢绒、钟表、化妆品等洋货，生意日益兴旺发达。

民国年间，孟家看准商机，又陆续新开设了四个商号，扩展了地盘。瑞蚨祥的五大商号都位于大栅栏，自东向西分别为瑞蚨祥东鸿记茶叶店、瑞蚨祥绸布店（即总店，也称东号）、瑞蚨祥鸿记皮货店、瑞蚨祥西鸿记茶叶店和瑞蚨祥西鸿记绸布店。

新中国成立后，瑞蚨祥进行了公私合营，在京的五个字号合并为一，以经营绸缎、呢绒、皮货、布匹为主。改革开放后，瑞蚨祥申报注册了自己的标识，多品种的民族传统服饰已批量生产，投放市场后反映良好。百年老店瑞蚨祥，陆续以其独特的经营和管理方法，吸引了广大顾客，并且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马聚源

马聚源帽店，于清嘉庆十六年（1812年）在前门大街鲜鱼口正式开办。原来只是自产自销的帽子小摊，由于店主马聚元善于经营，规模越来越大。为了满足不同顾客的需要，他还开发出了上自宫廷、下至百姓都可以戴的帽子，到了清朝末年，马聚源已经位居北京帽业之首，人人都以拥有马聚源的帽子为荣。

马聚元是地地道道的农民，14岁到北京，先后在成衣铺、帽子作坊当学徒。帽子作坊的掌柜手艺很好，马聚元在学徒过程中，细心琢磨，很快就掌握了制作帽子的手艺，也积累了管理经验。

学徒期满后，马聚元便租了间小房，买来原料自己加工帽子，然后将自己制作的帽子带到打磨厂、花市一带销售。后来又在前门大街鲜鱼口摆了上帽子摊，因为帽子质优价廉，赢得了许多顾客的喜爱。

清嘉庆二十二年（1818年），马聚元盘下一间店面，装修之后，马聚源帽店正式开张。

马聚源帽店自开业起，生意一直很好。一次一位姓张的官爷从这里买了一顶帽子，被马聚源帽子的制作讲究，用料真实，做工精细所吸引。于是，经这个当官的牵线，马聚源开始为朝廷做缨帽。从此，马聚源开始为贵族阶层提供服务。

清咸丰八年（1859年），马聚源身患重病去世之后，马家想把店铺出售，回乡过日子。还是那位张姓官爷出钱买下了铺子，安抚好原来的店伙计，并让李建全当掌柜，依然沿用马聚源的名号继续经营。

李建全接手后，因有其主人在朝廷当官的优势，使得帽店经常有军政界的人士光顾，客流量大大增加，而马聚源帽店的名号也不径而走，成为京城的知名品牌。

清政府被推翻后，马聚源店主要生产瓜皮中帽和将军盔。马聚源在缝制这种瓜皮帽和将军盔时，只需三针，被人们称为“马三针”。这也成为马聚源帽子的一个标志。

解放后，马聚源由鲜鱼口迁至前门大栅栏，以经营少数民族帽为主。

天成斋

天成斋鞋店于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开业，位于前门外鲜鱼口西北口路北。是一家自产自销的鞋店，制作的靴鞋以材料真实、做工精细、结实耐穿为特点。从开业以来，生意兴隆，逐渐发展成驰名老店，并拥有天源斋、天利斋、天华馨、天成斋等几家鞋店分号。

天成斋的鞋，以质量好、坚固耐穿为特色，受到老百姓的喜爱。老北京曾经有“富人买鞋去内联升，穷人买鞋进天成斋”的说法。天成斋生产的鞋，有适合普通城乡百姓穿的直脚圆口鞋，有八旗兵、绿营兵、轿夫、跤手、赶脚的常穿的足青布双脸鞋，有脚行（搬运工）、赶车的喜欢穿的靸鞋，有老人冬天穿的大云头“老头乐”，以及下雨时穿的油靴。由于满足了不同消费者的需要，天成斋有规模广大的顾客群。

同治年间，因生意兴隆，人手紧缺，天成斋在鲜鱼口布巷子壮口路东开设了第一个分号天源斋鞋店，光绪年间，又在鲜鱼口中间路南开了“天成斋分号”。随后，天利斋鞋店又紧挨着天成斋分号东侧开张了。到了民国年间，天成斋专卖女绣花鞋和各式皮鞋的天花馨鞋店又在鲜鱼口路北开张。天华馨的名字一看便知是为女士服务的专店。这几家分号的开设，使天成斋的生意日趋红火，名声也越来越大，天成斋的牌子不仅在京城叫得响亮，就是城郊，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天成斋经营的代表产品是双脸鞋和靸鞋。双脸鞋的前面缝有两条平行的皮条，既好看，又结实、耐穿。天成斋的双脸鞋有两种，一种是青布面双脸鞋，适合劳动的人穿；一种是善扑摔跤的穿的缎子面和礼服呢面的双脸鞋。

靸鞋的前面也缝有两条皮脸，比双脸鞋更结实、耐穿。靸鞋也有两种，一种是搬尖靸，一种是长脸靸。

此外，天成斋也经营老头乐、油靴等大众喜爱的鞋。

天成斋老字号鞋店在经历百年之后，时至今日依然延续着当年的风格，并且不断发展壮大。

双顺成衣铺

晚清时期，双顺成衣铺的创始人韩俊峰出生在河北省深县安家庄一个农民家庭。由于人多地少，在家里无法维持生计，故在他十四、五岁时，他父亲就将他送到京城一家成衣铺做学徒。

按当时的规矩，学徒第一年就是做一些杂活。比如给师娘看孩子，帮厨师买菜做饭等等。等到第二年，他才可以跟师傅们学手艺。

开始也只是做一些简单活，例如编纽扣、打架子等。再过一段时间，大师哥开始教他缝边、跑直趟等基本功。

由于韩俊峰聪明、勤奋、尊敬师长，师傅们都很喜欢他，也乐意教他。

三年后出师时，他对粗活细活，男活女活已样样精通，并且他的手艺也逐渐得到人们的认可。

出师后，他继续留在本店做衣服。由于他做工好，不少顾客点名让他做。他的名气越来越大。但韩俊峰不改诚实厚道的做人原则，仍然任劳任怨，踏实肯干地做着自己的事。

一次突发事件，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有一天，家里来人说急需几十元钱，韩俊峰便去向掌柜借，他想：“我这样尽力为他工作，应该能行吧”。谁知老板竟然一口回绝。这件事对他打击很大，也使他产生了一个坚定的念头——辞职。在年底结完工钱后，韩俊峰提出辞职。掌柜挽留，并托人说合，但韩俊峰已经决定的事情是不会改变的。

辞职以后，韩俊峰买了些做衣服的家什，就开始走家串巷地上门给人做衣服。由于他手艺高，为人又十分诚恳，所以生意做的很好，也积累了一些资金。

20世纪20年代初，他在朝阳门内老君堂找了几间房子，招收了三四个工人、两个徒弟，正式成立了双顺成衣铺。

新店开业后，韩俊峰保持农村人淳厚的性格，真心诚意对待职工和顾客，他坚持以质量求生存，以信誉求发展的原则，很快就使双顺成衣铺顾客盈门，生意兴隆。

韩俊峰是一个非常开明的老板。他发工资时采用固定工资和分成工资两种形式，工人可自由选择。

分成工资包括“四六分成”和“倒四六分成”。吃柜上饭的职工“四六分成”，按本人做活收入总数的六成给柜上，自己得四成；不吃柜上饭的职工“倒四六分成”，按本人做活收入总数的四成给柜上，自己得六成。

这种做法极大地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因此，即使逢年过节，活儿忙时，让职工加班他们也心甘情愿。

除此之外，韩俊峰还十分关心职工的生活。不管是那个职工家有事，他总是尽力帮忙。由于老板善于经营，职工的积极性又高，所以双顺成衣铺的生意越做越红火，规模也不断扩大。

从晚清到民国，随着西方文化的传入，人们的思想和审美观念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西洋裁剪技术进入京城，传统服装不论是从面料还是到制作都受到很大的冲击。韩俊峰顺应时代潮流，根据人们观念的改变，勇于改革、积极创新，及时制作出了既美观得体、又舒适耐用的衣服。

韩俊峰和店中师傅对旗袍所做的改进，使他赢得了京城“旗袍大王”的美称。

旧式旗袍的衣领是元宝式，服体宽大，卡腰窄小，下摆也很大，大襟是开到底。这种服饰使妇女的行动十分不便。

韩俊峰敏感地察觉到妇女的这种需求，并和店中师傅不断研究试做新款式，最终获得成功。

新款的旗袍，把元宝高领改为后高前矮的领子，看着美观，穿起来也舒服；大襟也不再是一开到底，而是大边小开襟，上边套头，卡腰大小随体。

新式旗袍刚一推出，就得到了妇女们的认可，没过多久，韩俊峰研制的新式旗袍就大量地出现在公众场合，成为当时一道最靓丽的风景。

韩俊峰并没有满足，他又在使用面料等方面进行创新，缝制出了丝绒旗袍、半袖旗袍、凡尔丁旗袍等多个品种，丰富和发展了中式服装。

双顺成衣铺完善的服务得到了顾客的一致好评。为了方便顾客，他们还把那些经常来店订做旗袍的顾客的尺寸，以及喜欢的样式记录在册，只要顾客需要订做，便可以在最快的时间内制作最得体的衣服，并送货上门。

解放后，双顺成衣店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既服务于大众，又为国家领导人参加国际活动服务，为我国的服装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天合成绒线铺

享誉京城的大合成绒线铺位于崇文门外花市大街路北，创办于清光绪三年（1877年）。这里经营的货物齐全，有针、线、肥皂、碱、梳头油等妇女生活所需用品，而且货真价实。因此，城乡顾客都喜欢到天合成买东西。天合成绒线铺在门前挂了个大烟袋锅的幌子，故人们都习惯称之为“大烟袋锅”，而对它的本名却是知者甚少。

天合成绒线铺的创办者刘福成，是河北衡水县人。为人忠厚老实，勤俭肯干。他十四五岁时，就来到北京谋生。初到北京，由于年龄较小，就在杠房和喜轿局干活儿，靠给富户出殡或娶媳妇办喜事时打执事赚几个钱。一年后，他把靠省吃俭用积攒的钱拿出来，做起了小买卖。他卖过花生、豌豆、排叉和糖果。后来，他挑起货郎担，摇着铜铃，走街穿巷跑乡下去卖针线。

刘福成很能吃苦，挑着货郎担，一走就是一天。每到农历一、三、五等单日子，就在城里挑着货郎担转；二、四、六等双日子，就下乡。

刘福成做买卖说话和气，为人忠厚诚实，货真价实，所到之处，顾客都愿意买他的针线。

两三年过去了，刘福成的生意做得很顺当，加上他平时也很节俭，除每年给家里捎几个钱，自己也小有积蓄。

有一天，刘福成听一个街坊说，花市有一家小杂货铺要关张。于是，就托人把这个小杂货铺盘了过来。

清光绪三年（1877年）端午节这天，刘福成取“顺天时，合人意，事业成功”之间，给自己的小店取名“天顺成”，然后就正式挂牌开张了。

刘福成虽然没有在店铺里做过学徒，但毕竟也做过多年的小买卖，走过许多地方，也经历过许多事，可谓见多识广，所以开业后，无论是店里店外，还是进货售货，以及对学徒的使用，他都管理得井井有序，生意也很兴隆。

俗话说“不怕不卖钱，就怕货不全”。刘福成深知这个道理，所以凡是女用的一切商品，他都调得很齐全。如妇女绣花和做衣服用的绣花针、大小钢针、顶针、剪子，色色棉线、绒线，各种纽扣等。

妇女梳洗用的胰球、玫瑰碱、蓖子、梳子、梳头油、红绒绳、胭脂、疙瘩针、头网等。

还有旱烟袋，各种荷包、布袜子等。

天合成的货物不但品种齐全，而且讲求质量，那怕进货价高一点，也要进好货。比如说钢针，都是从南河漕有名的“钢针张”那儿进来的；顶针从住在大石桥的“顶针李”作坊中选购；胰球和玫瑰碱专从前门外珠宝市的花汉冲进货。

刘福成做买卖一向的做法就是薄利多销。人常说买东西要货比三家，尤其是劳动妇女买东西更是精打细算，不仅货要好，而且价钱还要便宜。

刘福成想办法进便宜货，降低成本，廉价出售。进棉线时，他专门进单股线，然后让学徒加工成合股线。这样货价就会大大降低，而且天合成还比别家店铺多给一两圈线。就是这一小小的举动，为天合成招回了不少的回头客。

老北京人很讲礼貌，妇女的规矩更多。因此，他们总是笑迎顾客，以礼相待。

庚子事变（1900年）前夕，天合成的顾客每天都很多，生意自然也是越做越红火。逢花市集时，顾客就更多了。有些顾客还专门从远处慕名而来。

刘福成把毕生的心血都投入在天合成的买卖上，一干就是几十年。至民国初年，劳累多年的他因体弱多病，所以把店铺交给原本学徒出身的伙计来掌管，自己回衡水老家养老去了。这个新掌柜也是按照原来的店规经营，所以生意也是十分兴旺。

亨得利钟表眼镜店

亨得利钟表眼镜商店开业于1915年，由浙江海宁人王光祖等人创办。取名“亨得利”其意为“生意亨通，利市百倍”。

由于其信誉至上经营有道，所以发展的很快，并相继在上海、天津、南京、郑州等大中城市开办了亨得利钟表眼镜商店分店，兴盛时，在全国有60多家分店，分布在各大中城市。

过去，仅北京就有三家亨得利，分别位于大栅栏、王府井大街以及西单北大街。

位于大栅栏的亨得利钟表店，是由王光祖之子王惠椿在1927年独资开办的。因其位居南城，故简称“南亨”。

南亨表店建筑颇具西洋风格，楼前高大的霓虹灯写着“亨得利”三个大字，柜台全部采用钢化进口玻璃，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王惠椿毕业于南京华中公学，又在上海亨得利商店学过徒，所以事业发展的很顺利，开业不到三年，就积累了一定的资金，不久又在王府井大街开办了亨得利分店，故简称“东亨”。在王府井大街开设了惠龙钟表店，在西单北大街开办了亨得利分店，简称“西亨”。

当时北京的四大钟表店就是指的由王惠椿创办的这几家店铺。“南亨”为总店，对其他几家店进行统一管理，在财物上采取一结算的管理模式。

解放前，亨得利眼镜店以经营进口高档商品为主，所以一些社会名流、达官贵族便成了这儿的常客。经营品种主要有瑞士的欧米茄、浪琴、西马、米度等高级手表，以及从德国进口的名牌双箭保星座挂钟。同时也经营一些唱机、唱片和高级金丝眼镜等。

为了给顾客提供更加完善的服务，还设有验目配镜和修理钟表业务。

亨得利之所以能取得成功，关键是他们有良好的店规和诚信的作风做保障。这里的学徒从开始时，就要求懂礼节，注重仪表。夏天再热，也要身穿长衫；冬天再冷，也必须长袍马褂。

亨得利的商品，都印有“亨得利”商标。售前都要经过仔细检查，如烟台钟厂生产的落地钟、座钟、挂钟要试走三天，并天天核对，这样才能放心地把商品交到顾客手中。

在一般钟表店，修理工都不想接“油丝乱”、“缺轮齿”、“断摆尖”等难修的活，而亨得利却来者不拒，尽量满足每位顾客的要求。在修钟表时，他们所用的零件尽可能采用原件，配不到的就精工特制。

亨得利不但有一些技术能手，更有一套严格的质量检查制度。

钟表修理师傅十二三人，其中一人为“接修”，也就是修理工的“头儿”。做“接修”的人，必须技术好，只要收下的活，别人修不了，他必须能修。而且见识要广，认得各种牌子的表。

“接修”坐店堂，直接从顾客手中接活，然后分给后面车间工人修。车间里分两组，一组修各种怀表和手表，另一组修大钟和留声机。

车间里修好的活，交给“接修”检查验收，验收过关，然后才能交给顾客。该店规定，凡有返修的钟或表，都交原修活之人检修。修钟表的工人，都把返修活当做耻辱。谁连续出现几次返修活，就是没有被经理辞退，自己脸上也挂不住，也会自动离职。

抗战胜利前夕，王惠椿将惠龙钟表店房产卖掉。并在北平解放前夕，带着大量资金去了香港，开办了香港亨得利钟表眼镜股份有限公司。

新中国成立后，亨得利在1956年实行公私合营，同时也更名为“亨得利钟表眼镜店”。

天蕙斋鼻烟铺

旧社会生活过来的老北京人，对天蕙斋这个字号都很熟悉。天惠斋鼻烟铺创办于清道光年间。

鼻烟是从西洋传到中国的。清顺治年间，西洋人把鼻烟作为贡品敬献朝廷。后来，鼻烟又从皇宫传到了民间。

道光年间，满族人杨运峰，在前门大栅栏里找了间铺面房，开了个鼻烟铺，取名聚兴斋。开业之后，生意十分红火。但在庚子年（1900年）间，被八国联军的一把大火化着了灰烬。又过了几年，聚兴斋的老板又重建门脸，并把新店起名为天蕙斋鼻烟铺。

天蕙斋的鼻烟质量高，用料也十分讲究。天蕙斋所用的烟叶，都是山东克州滋阳县所产。这种烟叶，叶脉细，无粗梗，烟味浓，性柔和，油性大，非常适用于制作鼻烟。

每当烟叶收获季节，店里便派人到产地去定购。然后，经过晾晒和多次熏制后，制成成品。通过制作出来的鼻烟具有花香持久、柔和、味长、刺激性小的特点，使用者抹到鼻孔里，先闻到的是花香，再闻到的是烟香。

天蕙斋的鼻烟品种繁多，其价格更是不菲。他们的鼻烟可分为十个等级：一级万高馨露；二级万馨露；三级万鲜露；四级万蕊露；五级高万花露；六级万花露；七级御制露；八级茉莉露：九级双花熏；十级坯子。

民国初年，一袋44斤洋白面的价格为大洋两元四角，而一两万高馨露鼻烟的价格却是大洋两元五角六分。

天蕙斋鼻烟铺还销售鼻烟壶，并且也极为讲究。鼻烟壶的款式很多，有多角形的扁平料壶，还有各种素壶和彩绘壶。

烟壶的质地有翡翠的也有象牙的，所以，闻用高档鼻烟者，皆为官僚贵族、绅商富户或社会名流。

进入民国后，纸烟的出现使鼻烟失去了市场。解放后，天蕙斋的生意更是惨淡。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纸烟的盛行，鼻烟很少有人问津了。到了20世纪70年代，天蕙斋已永久的消失了。

【链接】老字号不用北京人

在旧时京城，一些大商号之间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即不招本地人做学徒。这是为什么呢？原来，这是由当时的企业经营形式决定的。当时的企业都是私营性质，为了使企业赢利，老板大都从家族或原籍招收雇员，这也是“肥水不流外人田”的传统思想在做怪。

旧京的商家，尤其是那些名望极高的“老字号”，为了保持本店的特色和传统，更为了使祖业代代兴旺，在用人时极为慎重，除子承父业外，在雇其他工人时，也尽量避免使用本地人。这也说明当时用工思想是很保守的。

在北京解放之前，每个行业行当基本上都是由本籍人所操纵，也就是由“行帮”所控。外省人一般都难参与其中。这种行业分布，持续时间达几百年之久。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北京的工商业是由山东、山西及河北诸省人所操办。正如《旧都百话》所言：“旧都的工商两界，数百年来几乎全是山东人和山西人的势力。劳工以山东较多，买卖则以山西较盛。”

另据《旧京琐记》中记载：“北京老米碓房，都是山东人所开，相沿已久，又称山东百什户。”书中还说：“皮货、干果诸铺，皆山西人，而绸缎、粮食、饭庄皆山东人。”

山东、山西、河北等省在当时都是人口大省，且经济和文化都比较发达，所以他们在用人时自不会选用北京人。这种地域现象《北京志》里也有所记载。

《北京志》在说到商人时记载：“北京人大体上是小商人，大商人很少”。在这种情况下，北京人要想插足“老字号”，或是想到里面做学徒，无疑是非常困难。

清中叶之后，国势开始衰败，经济凋零，但“八旗子弟”仍旧过着奢糜的生活，浮夸、空谈之风不减，北京人耳闻目染，难免会受其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仍然保持我国古老传统的山东、山西诸省商人，肯定不容受“八旗遗风”影响的北京人进入他们的店铺，破坏自己万分艰苦所创下的基业。

他们认为，如果店铺受其影响，历经艰辛所创立的基业很可能会毁于一旦。

更何况，“山西人商机敏锐，有商略，团结心强，但不免有吝啬保守之弊。”山东人“有商略，富于忍耐心，故与山西商人并驾齐驱。”他们不愿意与那些以“天子脚下的第一臣民”自居，只会侃山聊天，不能吃苦耐劳，更不能去“商战”中打拼的北京人为伍。那北京人怎么办呢？

既然被摒弃于大商号之外，他们就只好做些小买卖，或者去拉洋车、蹬三轮（他们熟知北京地理）。

北京的“老字号”，都有其严格的店规，且管理严谨，学徒工要“三年零一节”方能出徒。学徒在学徒期间既不能探亲，又不能回家。而且，脏活累活都由学徒来干，还要干倒夜壶、铺床叠被、沏茶倒水之类的杂活。

外乡来的学徒多能吃苦耐劳，况且在京城里又举目无亲，一般都能坚持做下来。

而北京人就不一样了，他们要是不想干了，随时都可能跑回家去。所以山东人只用山东人的学徒，山西人只用山西人的学徒。慢慢地就形成了这种约定俗成的规矩。

旧时，店铺的老板差不多都把自己手下的人，当“贼”防着。如果他们的学徒、伙计、店员都是外乡人，即便“偷”了东西，也无处藏匿。

基于此，外省人开办的“八大祥”、“八大楼”都不雇用北京籍的人了。

其实，老北京人都有一定道德修养，讲究“礼义廉耻”，绝对不是他们想象的那样。

北京人中大多也是勤劳、忠厚、老实的，那些受“八旗遗风”影响的好吃懒做之徒毕竟是少数。旧京的那些大商号不用北京人，不但有失公平，更是他们狭隘思想的表现。

旧京的这种不正当的用人之风，使手工业和服务行业也深受其影响。比如，瓦木工人，京东的深蓟州人居多。北京木厂中十有七八都是由深州、冀州商人开办，（京）东八县商人，多为下等商人，靠苦力、剃头等为生。

老北京工商业这种陈旧，落后的用人方法，不仅使北京人深受其害，最后还形成山东人不用山西人，山西人不用河北人……的“怪圈”。极其保守的用人观念必定会使本行业的发展因缺少“新鲜血液”而发展缓慢。

北京自古是礼义之邦，她的存在、发展、繁荣都凝聚着北京人的心血和智慧。旧京的老字号不招北京人的学徒，有的理由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更多的则是狭隘的“地方保护主义”在作崇。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北京人也从中悟出了一些道理，因而发奋图强，开办了东来顺、烤肉宛、烤肉季等饭庄。“京味儿”“老字号”的问世，足以说明北京人也不乏才华横溢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