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领略文化老字号

荣宝斋

荣宝斋是中外闻名的文化老字号，至今已有300多年的悠久历史。荣宝斋坐落在北京和平门外琉璃厂西街，是一座充满古典气息的高大仿古建筑。

荣宝斋原名松竹斋，创建于清朝康熙十一年（公元1672年），松竹斋的创办者是一个姓张的浙江人，他最初是开办了一家小型南纸店。纸店的经营范围主要是三部分：一是书画用纸，以及各种扇面、装裱好的喜寿屏联等等；二是各种笔、墨、砚台、墨盒、水盂、印泥、镇尺、笔架等文房用具；三是代客订购书画篆刻家的商业作品，并按一定比例从中提成。

松竹斋的生意原本十分红火，但是，铺东张姓不善于经商，也不过问生意上的事，致使生意一天不如一天。尤其是鸦片战争后，松竹斋的生意十分惨淡。后来，店主聘请广交京师名士的庄虎臣为经理，并在1894年将店名改为荣宝斋，取“以文会友，荣名为宝”之意，还请当时著名的大书法家陆润庠（清同治状元）题写了“荣宝斋”的大字匾额。经过这一番调整，荣宝斋的生意越来越好，而且在北京众多南纸店中一举成名。

荣宝斋作为北京文化的老字号，收藏了许多文房珍宝：有明代的程君房的百子图墨，清代金漆五彩毫宫笔、宫廷用纸、水晶印泥盒等等，还收藏了世界上最重的黄田石，它的重量为4275克。

荣宝斋在经营活动中注重书画珍品的收藏，有“民间故宫”之称。的确，荣宝斋在经营生意的同时，还收藏了许多古代珍品，其中包括：元代的吴镇、盛懋的作品，明代的“明四家”徐渭、陈道复、陈洪绶、董其昌的作品，清代的石涛、“四王”、“扬州八怪”的作品等。

荣宝斋经营的书画艺术品档次很高，集名家名作于一体，从不用膺品及劣次作品充数；荣宝斋经营的文房四宝也都是著名产地的产品。由于他们信守“诚信为本、货真价实”的经营方针，从面获得了社会的认可，人们的信任。

荣宝斋还对传统雕刻印刷术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同时，他们继承传统雕版印刷，改进木版水印，其水印技艺也是名扬海外。经过几代人的努力，荣宝斋不论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还是对我国传统技艺的发展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荣宝斋作为京城的文化老字号，始终与中国传统文化血脉相连。每一代荣宝斋人都坚持“以文会友，荣名为宝”的宗旨，始终不忘自己的社会责任，努力将中国的传统文化发扬光大。

一得阁

北京一得阁是中国墨汁制造的第一家，于清朝同治年间由谢崧岱创建，至今已有140余年的历史了。

谢崧岱是南方人，进京参加会试，不幸名落孙山。家境并不富裕的他决定在京寻找新的出路。谢崧贷是读书人，由于他知道研墨耽误写文章的时间，就决定在京城开设一间制造墨汁的作坊，他亲自写了一副对联赞美墨汁。上联是：“一艺足供天下用”，下联是：“得法多自古人书”。并取两联的第一个字作为自己作坊的招牌，即“一得阁”。谢崧岱亲自书写的匾额“一得阁”至今保存完好，虽历经百年风雨，却依旧神采奕奕地高挂在琉璃厂门市部。

清同治三年（1865年），谢崧岱的作坊在城南（今东琉璃厂67号处）正式开张。由于“一得阁”所处的地理位置较好，开张后，生意非常兴隆。后来，谢崧岱将一得阁传给他的弟子徐洁缤。

谢崧岱是河北省深县人，此人头脑聪明、灵活，经营有其独特的方法，为扩大生产开设了墨汁制造厂（现厂址：北京宣武区南新华街25号）。他沿用了人工古法制作墨汁，还先后在文人聚集的天津市和郑州市开设了分店，在上海和西安市联合办专营代销店。

一得阁生产的墨汁有两大类，一类为“油烟类”，一类为“松烟类”。

“油烟”类的品种有：云头艳墨汁、兰烟墨汁、亮光墨汁、桐烟墨汁、大单童和双童墨汁、油烟墨汁等。

“松烟”类的品种有：阿胶松烟、五老松烟、小松烟等。

油烟墨汁是书画家们首选的佳品，书写小楷字和工笔画时“松烟”则为最佳墨汁。墨汁的配方比例按照季节气候进行调整，以适应季节的气候变化。

除了墨汁外，一得阁的当家产品还有印泥。一得阁生产的八宝印泥也是历史传统的产品。它的制作既要有稀有珍贵的物质，又需要百年的蓖麻油进行调制，然后经过太阳晒和冬天的自然冷冻，方能一年四季适用。

一得阁印泥的特点是：颜色纯正、印鉴清晰、不怕日晒、不怕火烤、不怕水浸、久存不干、气味清香。不论在那里，只要有中国的书画，就一定会有一得阁的八宝印泥和一得阁的墨汁，这便是一得阁名扬中外的原因。

一得阁从清朝时期就把产品质量放在第一位，一百多年来，他们不断提高产品质量，多次改造古老的机器设备，并采用科学的生产工艺及先进的检测仪器生产及检测产品，使其生产和技术水平不断提高。人们总结出它有十大特点：墨迹光亮，耐水性强，书写流利，写后易干，不湮纸，不褪色，适宜拓裱，浓度适中，香味浓厚，四季适用。直到今天，一得阁墨汁仍以其独特的特点，受到人们的信任。

文奎堂

中国古代的书肆，又称书坊、书铺，是集搜集、销售和刻印、出版图书为一体的店铺。文奎堂就是一家以刻印、出售古、旧书籍为业的百年老字号书肆。文奎堂始建于清朝光绪七年（1881年），创建人王云端，字辑五，河北束鹿人。文奎堂原址在东城区隆福寺街路南。它以历史悠久，藏书丰富，旺销旺购而闻名于京城。

自清朝乾隆年间编撰《四库全书》开始，宣南地区云集了大量来自全国各地的文人墨客，由于来往的文人众多，便逐渐形成了以琉璃厂为中心的文化市场。

文化市场的形成致使琉璃厂周围的书肆大量涌现，同时，在琉璃厂还有经营各种字画、古玩、文房四宝等商品的店铺。

这种众多文化的融合和众多商家林立在这里，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文人学者来这里观赏，或购买书籍。当时，《四库全书》的主修官大学士纪晓岚，以及《四库全书》的其他编修官员，也经常到琉璃厂搜集和查阅一些珍贵的文献典籍。

王云端就是在这种激烈的竞争环境下，进入京城图书市场，开始了自己的创业和经营的。他深深地明白，只有树立自己的品牌，才能开辟出属于自己的天地。

据史料记载，福隆寺街，旧书店的历史最早，书肆最多，但藏书最多的只有文奎堂、修绠堂、修文堂等寥寥两三家。文奎堂的藏书，除了在书肆上收购之外，还大量搜集和购买名人藏书，其中还购买了清朝最后一位皇帝溥仪的大量藏书。

1925年，文奎堂与待求书社、晋华书局合伙购进徐梧生的大量珍贵藏书，其中包括宋版的《史记》、《晋载记》、明初补本的元刊《玉海》，明朝正德刊本《百川学海》、锡山安氏活字本《颜鲁公集》、元俞和手抄本《琴史》、明蓝格旧抄本《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古今岁时杂咏》，纪昀批校本《李义山诗集》、初印精刻本《言刃庵集古印本》、《经义考》、《助字辨略》等珍稀版本书籍。由于拥有大量的古珍本、绝版书籍，吸引了大批的文人学士，致使其生意日渐兴旺。

除收藏书籍外，文奎堂还经常印新书出售。文奎堂印制的书籍很多，主要有：清青浦吴广成撰写的《西夏书事》、清富察敦崇撰写的北京历史风俗文化方面的《燕京岁时记》、清云间徐子室编辑的中国古典戏剧方面的《南曲九宫正始》等。这些印制的书籍，都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这些书籍的出版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喜爱，同时，也使更多的人也认识了文奎堂，它的名气逐渐传遍了京城。“内外城书肆，文奎阁为冠”足以显示出它当时的势力。

王云端去世后，他的儿子王金昌继任文奎堂老板。王金昌遵从父亲的遗愿，继续经营文奎堂。此时印书、售书的店铺已大都转移至琉璃厂一带，也就是说琉璃厂已主导了京城内的文化销售市场，隆福寺文化市场开始萧条，文奎堂的生意也日渐衰落。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对北京的书肆业和琉璃厂文化街进行了整顿和调整，文奎堂遂由隆福寺街迁到西琉璃厂，重新建店营业。

松筠堂

松筠阁是由河北衡水人刘际唐于光绪年间经营的一家古书店。当时是在东地藏庵，后来于民国元年（1912年）搬到东琉璃厂路南，民国六年（1917年）又搬迁到南新华街路东，后来又搬迁至廊房头条。

民国十年（1921年）以后，刘际唐之子刘殿文发现当时的文化人对杂志的需求量越来越大，而且利润也极高，于是他开始搜集各类杂志。并以杂志为主要经营业务。他精于杂志目录的研究，还亲自著写了《中国杂志知见目录》，人称“杂志大王”。

“松筠阁”门额悬挂的横匾，出自战国著名文化人士“邓拓”。如今的松筠阁主要经营一些字画，新的店面和墨缘阁同用一楼，松筠阁占用东面三间的上下层，两家的结构基本相同。

肆雅堂

肆雅堂，位于东琉璃厂街路南104号，是清光绪年间河北束鹿人梦松创办的。

据清末缭荃孙所著《琉璃厂书肆后记》中记载：“…肆雅堂，肆主丁子固，得崇雨书瓴之书；先为湖南柳桥收购旧籍，柳桥殁，又捆载其书来京售之，善装潢……”

还有，在孙殿起著《琉璃厂书肆三记》中有记载：“肆雅堂，（主人）丁梦松，原名清喜，字子固，束鹿县人，于光绪年间开设，多板本书，并精工装潢。”

从史料记载中我们可以发现，肆雅堂创建的时间应该是在清朝末年，除了经营古旧书籍，肆雅堂最著名、最具特色的便是装裱碑贴、书籍、书画等。

清代以前装裱技艺最出色的是苏州匠人，称为“苏裱”。清乾隆、嘉庆后，北上的匠人在原有技艺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又称“京裱”。

清末民初之际，装裱名手都集中在肆雅堂和肆文堂两家。所以肆雅堂装裱的碑贴、书籍、装潢书画非常出名。

来熏阁

在北京琉璃厂文化街，“来薰阁”是非常有名的一家店铺。它创办于清咸丰年间，起初来薰阁不是书店而是古琴店，后来由于经营不善，生意亏损，经营者陈氏就将店铺转让给别人。

来薰阁陈氏的本族中有位叫陈质卿的年轻人，曾在另一家古旧书籍铺做学徒，对古旧书籍有一定的了解。后来经过他的努力，终于筹得一笔资金又将来薰阁赎了回来，并于民国元年（1912年），开办了这家来薰阁书店。

来薰阁书店开办之初，只有四五个学徒，随着营业的发展，生意越来越好，就逐渐增加人员，在生意最兴隆时，来薰阁的学徒和伙计增加到十几个人。学徒以做杂活为主，店伙计则有严密的分工，有的专门负责在外收购图书，有的以修补破旧图书为主，活少时还要帮助门市上招待买书的人，有的专门负责书的销售。

收购古旧图书，特别是年代久远的典藏必须有鉴别古书版本的能力。来薰阁里除掌柜陈质卿外，还有他的侄子陈济川也可以到查验图书辨别真伪。陈济川从十几岁就在来薰阁学徒，在陈质卿身边多年，自然会学到许多这方面的知识。

来薰阁收购图书主要通过门市收购，旧货市场选购，还有便是到藏书家中收购。总的说来，门市上和旧货市上，收进来的都是普通的和数量极少的旧书。而在藏书家则可以收到许多珍品、佳品和大宗图书。

民国十一年（1922年），故宫处理一批旧物，其中有几千麻袋的破损明清档案和历代图书。来薰阁派出了三个人，在故宫收进来十几麻袋的图书。

又据《琉璃厂小志》上记载：来薰阁于“1938年曾购天津李善人家古书一批，约两大卡车，其中宋元版数种；同时又以一千八百元得南宋刊本《欧阳行周集》二册”。

除此之外，“又曾于日寇侵占北京时期购得上海孙毓修藏书一批。与隆福寺修绠堂等合购浙江嘉兴沈氏爱日庐藏书一批，其中多佳本。又收购百回本《水浒》，明万历间刻本，实为罕见，近已铅印”。

来薰阁到藏书家那里收购大宋图书，让人们对它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也为它赢得了信誉，来此购买珍品、佳品的人自然逐日增多。

来熏阁收进的古旧图书，比较完整的可以摆到门市书架上出售，而那些残损的，如虫蛀、受潮或撕毁的书籍，就要进行修补加工。修补破损的古旧书籍必须要有水平高的人来做，要根据其朝代的不同，纸张的不同，版式的区别，以及损坏的程度，经过浸洗、刷污、平整、修补，方能使破损的书籍恢复如初。

来薰阁的生意十分兴隆，几家高等学府和一些有文化的人经常到这里购买图书，著名专家、教授也经常光顾这里。像鲁迅、朱自清、郑振铎等都是这里的常客。

来薰阁很会做买卖，他们在店堂内摆设几把椅子，此举大大方便了客人看书和选书，而且还备有热茶供客人饮用。店中学徒和伙计都必须热情为客人服务，这是来薰阁的店规。热情而周到的服务使来薰阁的生意越来越好。

新中国成立后，1956年全行业参加了公私合营。后来，来薰阁是中国书店的一个门市部，继续服务于读者，服务于社会。

清秘阁

清秘阁画店位于北京西琉璃厂文化街路南，是一家老字号画店。

“清秘阁”名称原为元代著名书画家倪瓒（号云林）藏书阁所有，也有人认为取自唐张九龄诗句“轩掖殊清秘，才华固在斯”，是文人雅士、博学鸿儒聚集的地方。

鲁迅先生曾在这里定购清代林纤的山水画。许多著名的书法家都曾为清秘云阁题词作画。

咸丰、光绪年间，逛琉璃厂成为一种社会风气。清秘阁成为官员下朝之后到琉璃厂的首站之地。这些官员一般都是前有顶马，后有跟骡，中间是四人抬的轿子，从宣武门出城，先进清秘阁，更换朝服，然后再去逛琉璃厂。

清秘阁有拴马和停轿的空场，店铺内有更换朝服的内室。官员逛古玩市来清秘阁换衣服，可见清秘阁当时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清秘阁以经营金石书画、珠宝翠钻、玉石玉雕，以及景泰蓝制品、黄杨木雕、丝绸绣品等工艺美术品为主。如今，这家百年老店仍为促进国内外文化交流，大力弘扬民族文化特色，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萃文阁

萃文阁位于北京琉璃厂文化东街，以经营文房四宝为主，还为顾客篆刻印章。由著名的书法篆刻家魏长青创办于民国十八年（1929年）。

魏长青十几岁时就在琉璃厂当学徒，因勤奋好学，博闻强记，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的书法风格。他写的篆书、隶书都很出色，尤其是颜体字更见功底。

萃文阁也出售魏长青自己书写的条幅、对联，由于其功底深厚再加上装裱精美，吸引了很多顾客前来购买。

他的金石师法吴昌硕，刻法、刀工、字形都极具韵味。

萃文阁还出产经销自制的优质印泥。印泥即印色，萃文阁自制的印泥是用朱砂、艾绒、珍珠、玛瑙和蓖麻油等原料精心加工而成。

萃文阁对选料要求严格，如蓖麻油，必须选用多年陈油，以保证加工制成的印泥色泽鲜艳，盖在纸上不溢油，而且颜色持久不褪，色润常新。

魏长青和他的弟子徐柏涛曾参加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承建工程。师徒两人用半个月的时间，用打格放大的方式，才将毛主席的题字和周总理写的碑文镌刻完成。

魏长青逝世之后，其弟子李文新继任萃文阁经理。随着琉璃厂文化街的改建和扩建，许多中外游客前来光顾，京城古阁得以传承和发扬。

戴月轩

戴月轩位于北京琉璃厂文化街东侧，始建于1916年，是经营湖笔、徽墨的正宗老字号。创始人是浙江省湖州市人戴月轩。戴月轩从小就学会了湖笔的制作技术，来京后在贺连青笔庄制作毛笔，之后自己开设了“戴月轩”笔店，这是琉璃厂唯一以自己名字命名的老字号。

湖笔是毛笔种类中最著名的一种，因其产地在浙江省湖州市而得名。

“戴月轩”笔店制作的毛笔选料出自浙江湖州，由戴月轩本人亲手制作，并力求每支毛笔都要尖、齐、圆、健。该店凡出售的毛笔都刻有“戴月轩”的字样，其特点是“提而不散下笔不软，笔锋尖锐，刚柔兼备”深受文人墨客青睐。

戴月轩经营羊毫、狼毫、紫毫、兼毫四大类。有抓笔、提笔、对笔，大楷、中楷、小楷、长锋、短锋等形式。笔的品名别致，体现出了该店的翰墨古韵和典藏精致，如青山挂雪、书成换白鹅、松禅遗制、墨气淋漓等。

齐白石老人，毛主席和周总理都曾使用戴月轩的毛笔，并且都爱不释手。

现在的戴月轩在继承和发扬传统工艺的基础上，又扩大了经营范围，同时经营文房四宝、金石篆刻等，吸引了许多书画界朋友的赞赏和驻足。

【链接】话说京城古玩业

在中国的历史上，古玩业最发达的要数北京，因为这里是历史文化名城。

北京的古玩业，包括古玩店、玉器店以及介于旧货店和古玩店之间的挂货铺。都以买卖文物为其主要商业活动。

老北京古玩业的繁荣，其实是以国宝的流失为代价的。许多来京的洋人就是以掠夺、牟利为目的买走了中国的许多古玩文物。

当时，北京的古玩店贩卖的文物古玩包括出土或历代遗存下来的铜器、铁器、玉器、磁器制品，以及炉、鼎、盘、壶、碗、瓶、罐、觥、触、角等等，还有佛像、雕塑、雕刻、珠宝、漆器、古砚、古墨、奇石、碑帖、字画等等，涉及领域极为广泛。

北京古玩店的货源较为广泛，或者从门市上收购，或者收购京城一些贵胄之家败落之后，不得已变卖的古董。

另外，也有一些不法古玩商人还从偷坟掘墓者和古玩窃贼手中进货。还有的从京城的晓市（鬼市）及旧货市场进货，不过，这种货一般要加以修整。

与其他地区进货渠道不同的，是大量清宫流失出来的文物古董也成为北京古玩店的古玩来源。当时，从宫中流失的珍宝不计其数，据说，1923年的紫禁城建福官大火，就是一些太监故意放火，目的是为了掩饰偷盗宫中宝贝的罪行。

旧京古玩业涌现出了一批行家里手。他们生活在文化古都，与文人雅士名流们交往比较频繁，因而对古玩珍品的鉴赏知识较为丰富，他们还在陕、豫、晋、鲁等省的历史名城设点常驻进行收购活动。

京城古玩商中不乏鉴定能手，其文物鉴定的权威性也较高。许多外地客商也常将得来的文物带到京城作鉴定。

北京的古玩业，大都聚集在同一条街上，如以卖金石陶瓷、文房四宝和古书字画为主的琉璃厂；以卖珠宝玉器、翠钻珊瑚为主的廊房二条；以卖今古绣花绣片为主的西湖营等，于是也就有了“古玩街”、“玉器街”、“绣花街”的称呼。这些专业市场的形成，促成了古玩市场的繁荣。

经营古玩业者，一般都精通地理、历史和文物知识，而且不少人对金石学、考古学等也了如指掌，甚至还有些古玩、字画商人著书立学，由此可见他们对业务的精深程度。

旧北京古玩商除卖文物之外，也收购文物，对外采取“等主待客”的经营方式，行内交易则在同业公会所设的“窜货场”内交易，以保证本行业的利道。

同业公会内还设有专门接待外地同行的客户。同行间交易，为保密，大多采用“袖内拉手”的传统形式。而且制定了“买卖公平，双方有利”的规定，欺骗同行的行为是绝对禁止的，至于蒙骗外行，不在此例。

经营古玩业的人大都对行情和国情都十分了解，但做买卖本来就是有风险的，古玩业利润丰厚，风险自然也大。如果收货时，稍有差池，不仅经济有损失，甚至还会被同行笑话。

经营古玩业者，利益的驱动是首要的，赚钱自然成为他们的主要目的，至于保护文物的意识，他的大多是没有的。所以，中华民族文物珍宝的流失，古玩业是罪魁祸首。

据统计，20世纪初，参加北京古玩业同业行会的就有171家，参加玉器业同业行会的有93家，另外还有没有加入同业行会的，可见当时北京从事古玩玉器交易的古玩店和玉器店的数目是多么之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