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只是一个胜利

随着战争的发展，众多的“小居里”出现了，这是法国士兵送给“X射线汽车”的爱称。他们把玛丽看成是“X射线光汽车”之母。不久，“小居里”就奔赴各地为前线下来的伤员作检查。这些“小居里”都是玛丽不顾官僚主义者的漠视或暗藏的敌意，在实验室里一部一部装配起来的。一向胆怯的玛丽，为了这些“小居里”，突然变得苛求而且严厉，她去麻烦那些懒惰的官吏，向他们要护照，要口令，要通行证。她也毫不客气地向个人索借。有一些慷慨的妇女，例如加纳依侯爵夫人和穆拉公主，把她们的轿车给她或借给她。她拿到手后，立刻把它们改装成“X射线汽车”，并且以一种天真的语气并保证和他们约定：“等战争结束后，如果它们还能用，我一定奉还！”

一辆瑞诺牌大汽车留给自己用，她把车厢涂成灰色，上面有一个红十字作装饰，并且画上了一面法国国旗。一个“X射线汽车”大队长的野外冒险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时常会打来一个电报或一个电话通知居里夫人，说有一个战地医院里住满了受伤的人，急需X射线设备。玛丽就立刻检查一下她车里的设备。趁驾驶员给汽车加油的工夫，她回家穿上她那件深色外衣，戴上又圆又软已经褪了色的小旅行帽，背上被太阳晒得龟裂了的蓝色皮包，然后登上汽车，坐在司机旁边的座位上，接着让汽车以它的能达到的最高速度开到激烈战斗的亚明、伊普勒和凡尔登。

在行进途中，总得停下来几次，同怀疑他们的哨兵稍加解释。到医院后，玛丽选择好房间，让人把仪器设备搬进去。她迅速地把仪器设备组装好，司机开动发电机，玛丽调节电流。在开始检查伤员之前，她预备好透视荧光屏，收拾好另外一个准备冲洗照相底片的设备。

在玛丽到达医院半个小时之后，包括外科手术在内的一切工作都准备好了。这时，抬着伤员的担架开始排成长队，玛丽调节仪器设备，开始透视、拍片；外科医生察看在骨骼或脏器中的弹片。有时助手记下外科医生叙述的弹片位置以便作大手术。外科医生还经常在X射线下作手术。

几小时过去了，有时几天过去了。只要还有伤员，玛丽总是留在暗室里。在离开这个医院时，往往还制订一个在那里安装X射线设备的计划。离开之后，她千方百计寻到一套X射线设备和X射线技师，带着设备和人回来，建立起一个新的X射线透视室。就这样，玛丽亲自建立了200多个X射线检查站。这些X射线检查站，再加上安装的20多辆流动“X射线汽车”，总共抢救了100多万伤员。

有时候，她不得不亲自驾驶汽车，摇着沉重的手摇发动器。如果汽车行驶在布满弹片的道路上，轮胎往往被戳破。这时，她就要在严寒和潮湿的天气里，用被镭灼伤的纤细的手指来更换轮胎。有时，人们可以看见她带着科学家的风度皱起眉头，用科学的方法清除她不熟悉的汽化器上的油污。有时，当男人们都到前线去了的时候，她还要亲自搬运沉甸甸的箱子。

有一次，她发火了。汽车司机在汽车拐弯时开得太快，把汽车翻到沟里去了。玛丽被压在仪器箱子底下。玛丽气的倒不是自己被压在底下，使她恼怒的是她想到精密的仪器一定遭到损坏。然而，她在箱子底下忍不住大笑起来，因为她听到那个围着汽车团团转的年轻司机，焦急地在寻找她，并拼命地喊着：

“居里夫人，您在哪里？”

玛丽有时忘记吃早饭或午饭。她睡眠也很随便，有床睡床，没床就睡在露天地里。这个在青年时代过艰苦生活的女子，在战争中锻炼成为一位坚强的战士。

但是，玛丽从事的不只是士兵的工作，她还要抽空把旧实验室里的仪器包装起来，送到新建的皮埃尔·居里实验室去。在新实验室里，她又要把这些包装拆开来，逐渐地把这所新的科学之家装备起来。她到波尔多去把那1克镭取了回来，每周取出一点儿装在试管里，送到各医院去使用。

随着X射线使用范围的扩大，需要大批的射线工作者。于是，玛丽在新建的镭学研究院开始培养放射工作人员的训练班。玛丽亲自授课，亲自训练他们。他们中间有些人接受能力比较差，但玛丽始终以极大的耐心帮助他们，尽量鼓励他们，直到他们能胜任这种工作为止。训练期间，她得到了17岁的女儿绮瑞娜的协助。就这样，她在两年里，培养了150名放射科护士。

玛丽做了如此多的工作，还嫌自己做得不够，她还访问了比利时的许多医院。有时，担任护理的那些时髦女士们，把这位初次来到他们医院，穿着显得寒酸的妇女当做清洁工，轻蔑地看待她。对于这一点，玛丽毫不介意，使她欣慰的是，她能和一位极好的护士及一位沉默寡言的士兵一起在荷格斯塔德医院工作。这两个人就是比利时的国王阿尔伯特和王后伊丽莎白。玛丽本人一扫过去孤僻冷淡的态度，对待伤员极其热情、温和，尽力鼓励他们。她向文盲和胆小的农民士兵解释奇怪的X射线设备，说它像照相机一样不会伤害他们。如今她又感到十分快活了。

玛丽从来不谈自己，总不说自己累了，对落在自己周围的炮弹从来不知道害怕。她每天都在枪林弹雨中从事这一危险的工作，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但是，她渴望和平，希望尽早结束这场疯狂而又残酷的战争！对她来说，对所有在战争中活下来的人来说，1918年11月11日是一生当中最幸福的日子。这一天，她在实验室里惊讶地听到了宣布停战的消息。她和她的助手玛特·克兰马上冲出实验室，去买国旗，好让镭学研究院也披上节日的盛装。但在巴黎，她们一面旗帜也没买到，全让人们买光了。她们只好用3条彩色布料缝了一面法国国旗，挂在窗前。然后，玛丽和她的助手乘上那辆经过4年的战争，已经遍体鳞伤的瑞诺牌汽车，加入到街上狂欢的人群中去。人群挡住汽车，不能前进。有些人干脆把着汽车的挡泥板，上了车顶。

在玛丽看来，这不只是一个胜利，而是两个胜利，不仅法国解放了，而且波兰也从极端恐怖中，从一个半世纪的奴役中得到了解放。玛丽重新想起她受压迫的童年和她年轻时候的困苦。在华沙的一些简陋住房里秘密与流动大学里的同学聚会，教乡下农民和孩子读书……并没有白费心力。她的爱国梦在许多年前几乎牺牲了她的事业，甚至于牺牲了皮埃尔的爱。而今，这种梦想在她眼前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波兰摆脱了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亡国地位，从苦难中挣扎出来，恢复其独立的地位，她欣喜若狂。1920年12月，玛丽在写给哥哥约瑟的信上高兴地说：

“现在我们这些‘在奴役中出生的、在枷锁下长大的人们，已经看见我们的国家复活了，这是我们一向的梦想。但是我们不曾想能亲眼见到这个时候，我们当初认为也许连我们的子女也看不到这个时候，而这个时候居然到来了！我们的国家为了这种幸福，曾付出极大的代价……我和你一样，确信前途大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