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巨星陨落

在晚年，玛丽把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于教学和指导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年科学家的实验工作上。她亲自挑选学生，每年都要安排一个波兰学生到她的实验室工作。她还建立了一系列的国际科学奖学金，为贫穷的学生提供深造的机会。每当学生中有谁获得了学位或赢得了奖章，玛丽都要举行小型茶会表示祝贺。许多优秀的科学家就是在她的辛勤培养下成长起来的。

我国著名科学家施士元在一篇回忆文章里说：

“记得这是1929年秋天一个早晨，在事先联系后，我经常去居里实验室拜见居里夫人。她正和她的女儿绮瑞娜在实验室里。我见到她慈祥的面容，和蔼可亲的态度，不禁肃然起敬。我法文讲得不好，谈话时夹着英文，她不时露出微笑。她虽然是个全世界卓越的科学家，两次诺贝尔奖金的获得者，镭的发现人，但她平易近人。对我这样一个只有21岁刚从大学毕业的外国学生，总是称我‘先生’。她翻阅了我在清华大学的成绩单和介绍信，详细询问了我的学习情况，问我为什么想在她那里从事放射性的研究工作，还看了我的体格检查表，经过细致考查之后，她决定录取我作为她的研究生，并且安置在她自己的实验室里。她的实验室就在她的办公室隔壁。我在法国孑然一身，但在居里夫人实验室并不感到孤独。在居里夫人影响下，居里夫人研究所的所有研究人员，尤其是她的女儿绮瑞娜和绮瑞娜的丈夫约里奥，对我都非常关心。

“居里夫人从来不疾言厉色。那时候研究人员有20多人，来自10多个国家。这个研究所当时是世界上极少数的放射性研究中心之一。居里夫人和各国著名的科学家之间常有交往，来访的人络绎不绝。到巴黎的科学家都以能与她一见为快。

“她的社会地位很高，但从不骄傲自大，自以为是。对下属，如秘书、司机，她也没有主仆尊卑的偏见。人与人的关系完全平等相待，互相尊重。居里夫人这种真诚友好的态度，使实验里上下齐心，大家集中精力，做好各项工作，使科学研究课题顺利完成。”

玛丽是16岁开始工作的。她一个人干了几个人的工作，理应好好休息一下了。但是无论是姐姐的恳求，还是女儿们的温柔劝说，都不能使她哪怕是稍稍改变一下那种严格的生活方式。她一如既往，像20年前一样，凌晨就起来到实验室去，直到傍晚7点钟才从那里出来。深夜回家也是常有的事。要知道她已经是六十五六岁的人了。

由于长期紧张的工作和劳累，玛丽的身体逐渐衰弱，健康每况愈下，但她仍然支撑着去实验室工作。在实验室地工作以后，她还要外出讲学，并且还得挤时间写论文、著书。但病魔在偷偷地吞噬着玛丽那宝贵的生命。

玛丽时常谈到自己的死，她很镇定地评论着这件迟早要发生的事，并且考虑着将会带来哪些影响。她常常冷静地念叨着：

“我剩下的时间有限了，”或者是，“在我去世以后，镭学研究院的命运如何，使我不安。”

但是，她内心并不真正平静，她不甘心生命的完结。

30年前，皮埃尔因为预先感觉到死神的降临，他就怀着一种悲剧性的热诚埋头工作。现在轮到了玛丽，她也接受了这种隐而不显的挑战。为了防御她所害怕的袭击，她狂热地用计划和责任在自己周围建起一座堡垒。她轻视那一天比一天明显的疲乏，轻视折磨着她的几种慢性疾病。因为还有不少比这更重大的事情要她去做，刚刚在北部的阿各依建起了一个大批炼制放射性矿物的工厂，她要在那里组织测验、研究；她专心编纂她的书，倘若她去世，将没有人去完成它；关于锕类矿物的研究进行得还不够快，这项研究完成后，她还要研究X射线的精细构造……玛丽起得很早，忙着跑到实验室去，晚上很晚才回家。

在工作中，玛丽严格地要她的学生们作种种预防，用钳子拿盛着放射性物体的试管，不要碰没有遮护的试管，用铅盾抵挡射线侵害；而她自己却不注意这些。35年来，玛丽一直在直接接触镭，一直在呼吸着镭所释放出来的放射性气体，在4年的大战期间，她还直接接触过X射线。

1933年12月，玛丽短期患病，这次病给她造成很深影响。经X射线照相诊断，说她得了胆结石，玛丽想避免手术，才注意饮食调节，稍微留心自己的健康。

这年冬天，她带着疲倦，要试一试自己的体力，就到凡尔赛去滑冰，并且和绮瑞娜一起在东南部的萨扶阿滑雪，她很高兴自己还保持着轻捷灵活的肢体。到了复活节，她趁布罗妮雅到法国来的机会，安排和姐姐到法国南部去旅行。

玛丽原想作一次周游，让布罗妮雅尽情地享受一下法国的美丽风光。但是，刚走过几段路，到了她在加发来尔的别墅里，她就觉得特别疲劳，而且又患了感冒。在她们刚来的时候，那所房子是冰冷的，虽然忙着烧起火炉来，仍不能使它很快就暖和起来。玛丽冷得直打哆嗦，忽然失望地哭起来，她倒在布罗妮雅怀里，像有病的小孩子一样地哭着。她回到巴黎的时候，觉得身体好了一点。一位医生说她患流行性感冒，工作也过于劳累。玛丽没注意到自己一直在发低热。布罗妮雅要回波兰去了，玛丽总觉得心里不安。姐妹俩在火车站站台上，恋恋不舍地长时间拥抱着……

玛丽时病时愈。在她觉得比较强健的时候，就到实验室去；在觉得眩晕软弱的时候，就留在家里写书。

1935年5月中旬的一个晴朗的下午，玛丽在物理实验室里工作到三点半，极度疲乏地摸着仪器，对同事说：

“我在发热，我要回家去。”

从此她便卧床不起了。她的病，医生也诊不清楚，一会儿说是流行性感冒，一会儿又说是气管炎。后来她答应让人把她送到医院做全面检查。做了两次X射线照相，五六次分析，仍使参加会诊的专家们莫明其妙。看来，没有一个器官有病，看不出明显的病变。回家后，既不见好，也不见坏。

后来，艾芙劝她住疗养院，玛丽听从了小女儿的劝告，她认为是城市中的噪音和尘埃使她不能痊愈，希望呼吸比较清新的空气能治好她。并且拟定了计划——由艾芙陪她在疗养院住几个星期，再由玛丽的哥哥、姐姐从波兰来跟她做伴，然后绮瑞娜来接她回去。

但是，事与愿违，玛丽日渐衰弱，人们极端匆忙地作了各种准备。同时，尽量避免打扰她，只允许她接见密切的亲友。可是，玛丽总是违反商量好的协议，私下请她的合作者科泰罗夫人到她的卧室来，并对科泰罗夫人说：

“必须把锕精心地封闭起来，收藏好，等我回来。9月份我们就着手这项工作。我相信，你们会把一切都搞得井井有条的。”

她的病情突然恶化，医生们仍然主张立即动身去疗养院。然而，在去疗养院的火车上玛丽就支持不住了，倒在艾芙和护士的怀里昏过去。到了桑塞罗谋疗养院后，又用X射线照了一些相，又检查了几次，也查不出病因。她一直在发高烧，体温超过40℃，这是瞒不住玛丽的，因为她总以学者的谨慎态度亲自看那个水银柱。她虽然是不说什么，但她的眼神里流露出绝望。这时，疗养院立刻由日内瓦请来了罗斯教授，他比较了最近几天检验血液的结果，看出血里的红白细胞数目都减得很快。他诊断为极严重的恶性贫血症，已经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但是这一点对患者保密，丝毫没有向她透露。

7月3日早晨，玛丽最后一次用颤抖的手拿出体温计，她看见体温计上的度数降低了，这是人将死亡以前常有的现象。但是她快乐地微笑着。艾芙告诉她这是痊愈的象征，她现在一定快要康复了。她看着那敞开的窗户，含着动人的求生欲望，转向冉冉升起的一轮红日和层峦叠嶂的群山，说：

“治好我的，并不是药，而是清新的空气……”

临终的时候，她发出痛苦的叹息：

“我再不能说明我的意思了……我心神有点恍惚……”

她不曾说到任何活着人的名字。她没叫绮瑞娜，没叫艾芙，也没叫她的基耸。在她那超凡的头脑里，只浮动着对工作的种种挂念，她断断续续地说着：

“各章的分段，是应该都一样的……我一直在想着这个出版物……”

后来她只是又说了几句含混不清的话，医生来给她注射，她忽然对他发出一个表示疲倦又微弱的喊声：

“我不要这个，我希望人们别打搅我。”

1934年7月4日，死神终于无情地夺走了玛丽的生命，这颗伟大的心脏终于在法国阿尔卑斯山脉桑塞罗谋疗养院停止了跳动，享年67岁。

这颗光辉灿烂的科学巨星的陨落，是科学史上最大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