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美术基础知识

第一节　西方近现代美术

1.十九世纪的欧洲艺术

随着法国大革命的到来，文艺领域也充满着变革。资产阶级的兴起，工业化步伐的加快，使这个世纪成为丰富多采的变革的世纪。西方的美术也借着这股“东风”，冲破了文艺复兴确立的再现性的传统和古典风范，踏上了现代艺术之路。此时的流派包括了新古主义典、浪漫主义、写实主义、印象主义和后印象主义等众多流派。

新古典主义

绘画在帝國艺术特征“古典主义”，十七八世紀時，不断的经济发展和殖民扩张，也同时注意到小亚細亚及巴尔干，故而兴起“古希腊研究”热潮，而当时的艺术家思想为：“艺术的理想绝不是在于个性的一点上，只有深得調和勻称中庸之美的艺术，才是艺术的最高境界”此中庸之道的绘画恰和革命时代显示帝國威风的法國人相合，为政治、艺术相形影响的最佳佐证。強調完全拋弃个人的主观情感，而以理智的、調和的书法为理想，以正确的素描为宗，色彩則被斥为感情用事的東西，作风和佛罗倫斯派接近。

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新古典主义取代了罗马艺术而占统治地位。这一时期的法国成为西方文化艺术的中心和西方近代美术主要流派的发源地，一些重要画家均在法国产生，法国的艺术发展成为欧洲艺术的主流。

古典主义艺术从广义上讲，是指以古希腊罗马艺术为典范，并加以推崇、摹仿的艺术。在欧洲艺术史上曾出现过几次“复兴”古代艺术的艺术思潮。第一次是文艺复兴，第二次则是在17世纪的法国，以普桑为代表的学院派美术及其美术思潮，被特指为“古典主义”美术。而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流行于法国的古典主义思潮则被称为新古典主义。

新古典主义的绘画产生于法国大革命前夕，法国资产阶级推崇古典风格，推行古希腊、罗马的艺术语言、样式、题材、风格，是为其达到喻古讽今的目的。由于与法国大革命的密切关系，赋予了古典主义以新的内容，使得许多艺术家能够突破古典主义的程式束缚，创造出一些具有现实意义的作品，因而新古典主义又常被称为“革命的古典主义”。

新古典主义绘画以文艺复兴时期的美学作为创作的指导思想，崇尚古风、理性和自然，其特征是选择严肃的题材；注重塑造性与完整性；强调理性而忽略感性；强调素描而忽视色彩。新古典主义绘画的代表人物是路易·达维特和安格尔。

路易·达维特（1748～1825）不仅是法国杰出的画家，而且还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社会活动家。达维特出生在巴黎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十岁时父亲去逝，由叔父抚养。从小就对绘画有浓厚的兴趣，后进入皇家美术学院接受教育。曾去意大利游学，在那里深受米开朗基罗、拉斐尔作品的影响，并认为文艺复兴的美术才是真正的艺术。早期的达维特作品严格遵守着学院派的制作法则，而且保留着罗可可风格的痕迹，但由于在意大利学习期间受到人文主义传统的影响，开始转向古典主义艺术风格的创作。他常常选择古希腊、罗马历史中的英雄人物故事为题材进行作品的创作。在形象塑造上，以古代雕塑为范本，力求表现人物的共性，构图上力求严谨、均衡，对素描的追求超过了对色彩的注重。在形式上，力图用古典的法则来“改造”实际生活中的物象，表现一种静穆而严峻的美。达维特的代表作品有《荷拉斯兄弟的宣誓》《马拉之死》等。

安格尔（1780～1867）是法国古典主义、学院派的重要画家，是达维特的学生和追随者。安格尔1780年生于蒙托邦，父亲是位室内装饰家。他曾在图卢兹美术学院学习，1797年来到巴黎进入达维特的画室学习。安格尔在学习上非常勤奋，在还很年轻的时候就已是一个出色的画家了。他在达维特的画室里深受“理想美”信条的熏陶，把自己称为拉斐尔和古典艺术的热情崇拜者，并声称他所创作的作品是对实物的精确反映，只是在必要之处，依据古典艺术的准则加工了一下。安格尔以准确娴熟的写实技巧和典雅的画风著称。他精于观察，对形的追求以现实为基础，并能加以适当的主观处理。在人体和肖像画中多把体态线条做了变形，形成有节奏的曲线，加强流动感，他自始至终地追求着理想化的美。

安格尔是一位杰出的肖像画家，可以说他是在肖像画中取得了最大和最应该受到承认的地位。著名的作品有《圣玛丽夫人肖像》《里维耶夫人肖像》及《泉》。

新古典主义艺术由达维特到他的学生安格尔是一个转折，在内容上由革命的、与时代相关的事件转向了脱离现实的神话和纯艺术的表现。在形式上由严格的古典主义风格走向了带有华丽东方色彩的古典主义。

《大宫女》使法国的贵族上层对具有强烈的东方情调的土耳其内宫生活极感兴趣，一些画家为满足贵族这种视觉需要刻意去描绘土耳其闺房的淫艳生活。安格尔先后画过好几幅土耳其宫女的形象。《大宫女》这一画题是为区别他的另一幅油画《宫女》，就是这时期他描绘裸女题材的代表作之一。这幅画在巴黎展出时，引起了观众更大的抨击。人们说，作为达维特的学生，安格尔走得太远了。他们讽刺说：“安格尔先生画活人，就象几何学家画固体一样。为使其预算好的线条赋予素描以立体感，他什么事都做了！他把人体的各个局部忽而放大，忽而缩小，就象普洛克鲁斯特床上的俘虏，传说中的古希腊强盗，缚其俘虏于铁床上，如身长过榻则断其足，如不及则强伸之使与榻等一样随意伸缩。有时他感到沮丧，便不再去加强这种可诅咒的立体感，开始使轮廓完善。这就叫舍本求末，用刀鞘代替宝剑来决斗。”评论家德·凯拉特里说得较为中肯些，他曾对安格尔的学生说：“他的这位宫女的背部至少多了三节脊椎骨。”然而安格尔的学生、曾为其老师作传记的阿莫里·杜瓦尔说得就更中肯：“他可能是对的，可是这又怎么样呢？也许正因为这段秀长的腰部才使她如此柔和，能一下子慑服住观众。假如她的身体比例绝对地准确，那就很可能不这样诱人了。”这幅《大宫女》就严格的古典风格去要求，确实存在很多“越轨”之处，首先，色彩的“音域”受到严重破坏，背景上很强的蓝色和裸体肌肤的黄色，以及人体的明暗和粉红色调极不谐调，其次是前面所说的夸张了的形体，这个女裸体几乎成了变形美的一种试验，它完全背叛了老师的庭训。安格尔的学生杜瓦尔为此曾竭力为他作辩解，他说：“我并不想说，安格尔先生是个浪漫主义者。但我也要肯定，他从来不是当时所理解的那种意义的‘古典主义者’。”安格尔似乎在这幅画上显示了自己在自然面前的独立性，但由于安格尔的美学信念的坚定性，这里的表现反而给人们造成对他的见解的模棱两可性，攻击与批评是在所难免的。从历史的角度去认识，我们觉得安格尔具有他的探索勇气，尽管他所画的这个人物是有着很大的虚构性。

浪漫主义绘画

19世纪浪漫主义的诞生是对当时新古典主义、学院派美术的一次革命。浪漫主义以追求自由、平等、博爱和个性解放为思想基础。追求幻想的美、注重感情的传达，喜欢热情奔放的性情抒发。浪漫主义艺术以动态对抗静止，以强烈的主观性对抗过分的客观性。浪漫主义在题材上，多描写独特的性格，异国的情调，生活的悲剧，异常的事件，还往往从一些文学作品中寻找创作的题材。

浪漫主义的先驱者是法国画家席里柯，另一位法国画家德拉克洛瓦使浪漫主义绘画达到了顶峰。

席里柯（1781～1824）是法国浪漫主义绘画的先驱。席里柯出生在法国的里昂，15岁时到巴黎学画。他深受前辈大师们的影响，创作出一些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作品。席里柯的生命虽然短暂，但却终生充满着激情、幻想和痛苦，并把这种感情反映在自己的作品中。他善于以写实的手法表现人的内心情感。作品题材都是从现实生活中取得，并删除掉一切非本质的东西。

《梅杜萨之筏》是席里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取材于当时“梅杜萨号”远洋船触礁事件，表现遇难船员乘木筏在海上漂流了13天终于看到救援的船只，一刹那间人们所表现出的激情和求生的渴望。

德拉克洛瓦（1798～1863）是法国浪漫主义绘画的重要画家。他出生在巴黎附近的一个律师的家庭，从小酷爱美术，18岁时进美术学院，在此期间认识了被称为浪漫主义绘画先驱的席里柯，使他开始的创作就受到席里柯的启发。

德拉克洛瓦在西方美术史上是一位有卓越成就和较大影响的画家，特别是对浪漫主义绘画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被看作是一位承先启后的大师。德拉克洛瓦不仅总结了从文艺复兴以来名家们的艺术成就，并影响了一批后代的艺术家。许多人从他那里得到启示和教益。德拉克洛瓦的想象力非常丰富而且才思敏捷，并具有一种别人少有的敏感。他反对当时古典主义绘画那种呆板、平庸的画风，主张个性解放，重视情感的表达。他的画善于表现动荡活跃的场面，色彩鲜明、豪迈奔放。他的重要作品是《但丁和维吉尔》《希阿岛的屠杀》《自由领导人民》等。

文学艺术中的浪漫主义，本来是以强调“幻想”为其特征的。可是法国十九世纪初期成为浪漫主义先导的第一张绘画，却是用最“写实”的手法表现最迫切的现实题材。它说明一个新的思潮和流派，总是应现实的需要而出现的，它要是能站得住，也总是根植在现实生活中的。

热情，是浪漫主义艺术的要素，以时事为题材而成为浪漫主义的内容，首先是绘画中洋溢着的激情，这是遵循旧法，由“理智”导致冷漠的古典主义艺术最缺乏的品格。构图、光线、色彩、人的动态表情，都表现了艺术家丰富的想象力；但可贵的是，它的浪漫的想象，是建立在现实深入认识的基础上的，它所显示的奔放的激情，是与积极的人生理想结合在一起的；所以能够深入人心而具有强大艺术力量。

法国浪漫主义的艺术，兴起于十九世纪二十到三十年代。这是一个腐败、混乱和倒退的年代。在这个年代出现的浪漫主义艺术，一开始即带有呼唤革命风暴气魄。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美学中说，浪漫主义所要表现的对象是“自由的具体的心灵生活”。从根本上说，十九世纪浪漫主义的出现，是要求个性的解放和心灵自由；封建政权和学院的古典艺术，同样让他们感到是必须摆脱的精神重压。浪漫派重视色彩，是和他们重视感情的要求相一致的。要用色彩去塑造形体。

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法国经历了三次资产阶级革命和巴黎公社的无产阶级起义。这个时期艺术思潮的起伏更替，现出十分绚烂的景象。一种艺术流派或主义的出现，当然是特定的文化思潮的反映，并且关联到一定历史时期经济和政治的发展。但问题的复杂在于：艺术家们多半不是按照事先拟定好的某种“主义”的纲领去进行实践的，常常是依据自己有意或无意接受的某种思潮的影响，创作出了作品之后，观众——特别是评论家们为了说明其艺术特征，而把某一头衔赠给艺术家的。由于评论家（和后世的史家）们理解和着眼点的不同，对同一个（或一群）画家，有时会冠以各种不同主义的头衔，而艺术家自己又多半是无所谓的。浪漫主义的代表们，在美术史上好象还是没有争议的，但对其他的一些画家，问题就更为复杂些。

浪漫主义美术，18世纪60～70年代，一些在罗马的画家曾在新古典主义艺术的严格学院主义原则范围以外探索各种可能的途径。其中瑞士人亨利·富塞利以其所画奇怪异常而最为突出，其《梦魔》一画着重刻画了思想的非理性方面的力量。英国画家和诗人布莱克在基督教神话的基础上，发展了他自己精心构制的宇宙论，他的水彩画技巧精美绝伦。在后来一代的画家中康斯特布尔和泰纳把水彩画技法的鲜艳性和油彩结合使用。康斯特布尔画英国乡村景色，探索了大气的光和色的复杂性。泰纳发挥了光的自然效果，创造出有动力感的构图，使观众如历其境，似乎在随画面一起游动。在德国，风景画家龙格力图以象征手法把个人的心灵气质描绘为普通的自然灵性的一部分。弗里德里希是虔诚的宗教徒，他以高入云霄的一棵孤树或十字架之类形象来暗示自然和心灵的可敬可畏。在法国，采用历史和文学题材的主要浪漫主义画家是德拉克洛瓦。除在色彩和光方面进行实验外，他以雄健的笔力表现了他的感情。异国的主题，特别是北非沙漠的游牧生活使他着迷。其热情洋溢地描绘动物生活的作品，反映了他和热里柯相似的兴趣，后者在选择当代事件作为创作题材方面很有革命性。

浪漫主义建筑浪漫主义在建筑上表现为追求超尘脱俗的趣味和异国情调。18世纪60年代～19世纪30年代是浪漫主义建筑发展的第一阶段，又称先浪漫主义。出现了中世纪城堡式的府邸，甚至东方式的建筑小品。19世纪30～70年代是浪漫主义建筑的第二阶段，它已发展成为一种建筑创作潮流。由于追求中世纪的哥特式建筑风格，故又称哥特复兴建筑。浪漫主义建筑主要限于教堂、大学、市政厅等中世纪就有的建筑类型。它在各个国家的发展不尽相同。英国是浪漫主义建筑的发源地，最有名的建筑作品是伦敦的英国议会大厦、圣吉尔斯教堂、曼彻斯特市政厅等。

写实主义

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使得社会矛盾逐渐加深。敏感的艺术家们不能无视身边的现实社会，如实地再现和揭示社会矛盾与社会不公，成为他们的主要思想和艺术实践。这是一个在艺术创作尤其是绘画、雕塑和文学、戏剧中常用的概念，更狭义的讲，属于造型艺术尤其是绘画和雕塑的范畴。无论是面对真实存在的物体，还是想象出来的对象，绘画者总是在描述一个真实存在的物质而不是抽象的符号。这样的创作往往被统称为写实。遵循这样的创作原则和方法，就叫写实主义。与写实主义（或者大致可称为具象主义）相对的概念是抽象主义。我们接触的绝大部分绘画作品，都是写实主义的，尽管有很多造型很夸张或者变形，甚至无法分辨所表达的对象，比如毕加索的《亚维侬的妓女》，但是，这仍旧被称作写实主义的作品。真正抽象的作品并不多见，康定斯基和蒙德里安是现代抽象主义的代表。

“农民画家”米叶从小就看着农民在近乎不人道的严格劳动中求生存，因此，当他在眺望自然时，也毫不忽略在自然中与大地结合为一的人类。与荷兰风俗画相比较，在这幅画中毫无任何戏剧性的偶发事件，唯有暮色中成群的羊儿和低首祈祷的牧羊女。乍看之下显得随意的构图法，透过深沉的暮色实更加深了画面的静谧气氛。这幅画意外地让米叶在官方展览中获得一致的好评，也许正因为画面上所捕捉到的“真实”，米叶的作品也超越时代深深地感动我们。

库尔培认为艺术必须描写看得见、摸得着的物体，主张结束当代那种矫柔造作的艺术。这幅‘泉水’就是对安格尔等所代表的学院派女性形体和裸体观念的反叛。他并未设法让模特儿摆好姿势，作出优美的动作，而是从背后画她。她靠在画面的对角线上，右手抓住树枝，左手伸进瀑布里，左腿则放在身体斜线的延伸部份，右腿往后缩。画中的女性裸体焕发着青春的气息，并有着农村妇女的结实。这种写实作风招来许多不解和批评，甚至画中维纳斯的臀部也被评为奇丑无比。

印象派和后印象派

印象主义的出现是美术史上的一次较大的革命。始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它使美术进一步摆脱了对历史、神话和宗教的依赖，也脱离了讲故事的传统方式。画家们大胆地抛弃传统创作观念和程式。内容和主题不在重要。关注的焦点转移到纯粹的视觉感受上。但印象主义者并没有抛弃再现的传统，而是把形体再现变成了光色再现。

“后印象主义”一词，是由英国美术批评家罗杰·弗莱发明的。据说，1910年在伦敦准备举办一个“现代”法国画展，但是临近开幕，画展的名称还没有确定下来。作为展览组织者的罗杰·弗莱事急无奈，便不耐烦地说：“权且把它称作后印象主义吧”。这一偶然而得的名称，毕竟还切合实际，因为参展者都是印象派之后的画家。以后，“后印象主义”便被用来泛指那些曾经追随印象主义，后来又极力反对印象主义的束缚，从而形成独特艺术风格的画家，其中杰出者有塞尚、凡高、高更和劳特累克等。实际上，后印象主义并不是一个社团或派别，也没有共同的美学纲领和宣言，而且画家们的艺术风格也是千差万别。之所以称之为“后印象主义”，主要是美术史论家为了从风格上将其与印象主义明确区别开来。

后印象主义者不喜欢印象主义画家在描绘大自然转瞬即逝的光色变幻效果时，所采取的过于客观的科学态度。他们主张，艺术形象要有别于客观物象，同时饱含着艺术家的主观感受。塞尚认为：“画画——并不意味着盲目地去复制现实；它意味着寻求诸种关系的和谐。”他所关注的，是在画中通过明晰的形，来组建严整有序的结构。凡高和高更则专注于精神性与情感的表现，其作品渗透着某种内在的表现力和引人深思的象征内涵。

后印象主义绘画偏离了西方客观再现的艺术传统，启迪了两大现代主义艺术潮流，即强调结构秩序的抽象艺术（如立体主义、风格主义等）与强调主观情感的表现主义（如野兽主义、德国表现主义等）。所以，在艺术史上，后印象主义被称为西方现代艺术的起源。

保罗·塞尚（1839～1906），后印象主义的代表画家，出生于法国南部城市埃克斯—普罗旺斯。其父是一位富有的银行家，曾一心想把儿子培养成律师。然而塞尚却对法律不感兴趣，而特别醉心于绘画。1862年，23岁的塞尚终于冲破家庭阻挠，来到巴黎专攻绘画。他经好友左拉介绍，结识马奈、毕沙罗等印象主义画家，并多次参加印象主义画展。后来，他由于不满于印象主义的艺术追求，而与印象主义者分道扬镖，从此专心于自己的艺术探索，并在绘画上取得巨大成就，成为西方现代美术史上一位卓越的、划时代的画家。

塞尚的画具有鲜明的特色。他强调绘画的纯粹性，重视绘画的形式构成。通过绘画，他要在自然表象之下发掘某种简单的形式，同时将眼见的散乱视象构成秩序化的图象。为此，他进行了一系列艺术探索。首先，他强调画中物象的明晰性与坚实感。他认为，倘若画中物象模糊不清，那么便无法寻求画面的构成意味。因此，他反对印象主义那种忽视素描、把物象弄得朦胧不清的绘画语言。他立志要“将印象主义变得象博物馆中的艺术那样坚固而恒久”。于是，他极力追求一种能塑造出鲜明、结实的形体的绘画语言。他作画常以黑色的线勾画物体的轮廊，甚至要将空气、河水、云雾等，都勾画出轮廓来。在他的画中，无论是近景还是远景的物象，在清晰度上都被拉到同一个平面上来。这样处理，既与传统表现手法拉开距离，又为画面构成留下表现的余地。其次，他在创作中排除繁琐的细节描绘，而着力于对物象的简化、概括的处理。他曾说：“要用圆柱体、圆锥体和球体来表现自然。”他的作品中，景物描绘都很简约，而且富于几何意味。有人认为，这是由于他不擅长于精细描绘而采取的做法。然而，即使这种说法是事实，也说明他具有扬长避短的本领，从而在形式构成方面发挥出创造才能。其三，为了画面形式结构，他不惜牺牲客观的真实。他最早摆脱了千百年来西方艺术传统的再现法则对画家的限制。在塞尚画中，经常出现对客观造型的有意歪曲，如透视不准、人物变形等。他无意于再现自然。而他对自然物象的描绘，根本上是为了创造一种形与色构成的韵律。他曾说：“画家作画，至于它是一只苹果还是一张脸孔，对于画家那是一种凭借，为的是一场线与色的演出，别无其他的。”

塞尚重视绘画的形式美，强调画面视觉要素的构成秩序。这种追求其实在西方古典艺术传统中早已出现。而塞尚始终对古典艺术抱着崇敬之情。他最崇拜法国古典主义画家普桑。他曾说：“我的目标是以自然为对象，画出普桑式的作品。”他力图使自己的画，达到普桑作品中那种绝妙的均衡和完美。他向着这方面，进行异常执着的追求，以致于对传统的再现法则不以为然。他走向极端，脱离了西方艺术的传统。正是如此，他被人们尊奉为“现代绘画之父”。

凡·高把第二幅自画像（即本幅）看作自己神志正常的标志。“我希望你能看出我面孔比过去平静得多了，尽管在我自己看来我的神色比以前茫然呆滞了些。我带有另外一幅，那是我在病中试着画的，不过我觉得你会更喜欢这一幅，我在创作这幅画时有意画得简约质朴些。等你见到老毕沙罗时，把这幅画给他看看。”

与凡·高自己看法正相反，这面孔绝非平静，表情也绝非茫然呆滞；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坚定、专注、决不退缩。作者用旋动的冰蓝色笔触描绘出似乎在颤动的背景，背景衬托出身着中产阶级上衣和坎肩、留着桔红色头发和胡须的画面主公，同时画家的面孔又出现了我们所熟悉的气质性光彩。凡·高这幅作品的目的即是暗示自己要恢复信心。他让泰奥把这幅毕沙罗看，这表明他急切地想离开医院，想回到画家群体的环境中去。在同一封信中，他还写道：“一个人毕竟不应该仅仅作画，他还必须跟人见面，必须不时地调整自己的情绪，并且通过与别人的接触给自己补充思想内容。”凡·高把这幅作品看作自己身心复原和可以重新作画的标志，因此当他回到北方时，便从泰奥那里将它取走，把它带到了奥弗。

这幅作品感动了奥弗的加歇医生，他想要一幅摹绘品。然而凡·高并没有留的摹绘品，不过也许是为了让这位恩人高兴，他采用这幅作品的色调和笔法风格，为医生画了一幅肖像。

凡·高的自画像所表现的是现代画家的气质与抱负，是从画家的立场上追求的乌托邦式的理想境界。背景使用灰蓝色的连续曲线，产生如旋涡般的效果。木然的神情与变动的背景形成对比。而他的眼神，就如安东尼阿得所说的，“能把一个人穿透”一般。

凡高（1853～1890）生于荷兰乡村的一个新教牧师家庭，他早年做过职员和商行经纪人，还当过矿区的传教士。他充满幻想、爱走极端，在生活中屡遭挫折和失败，最后他投身于绘画，决心“在绘画中与自己苦斗”。他早期画风写实，受到荷兰传统绘画及法国写实主义画派的影响。1886年，他来到巴黎，结识印象派和新印象派画家，并接触到日本浮世绘的作品。视野的扩展使其画风巨变，他的画，开始由早期的沉闷、昏暗，而变得简洁、明亮和色彩强烈。而当他1888年来到法国南部小镇阿尔的时候，则已经摆脱印象派及新印象派的影响，走到了与之背道而驰的境地。在阿尔，凡高想要组织一个画家社团。1888年，高更应邀前往。但由于二人性格的冲突和观念的分歧，合作很快便告失败。此后，凡高的疯病（有人记载是“癫痫病”）时常发作，但神志清醒时他仍然坚持作画。1890年7月，他在精神错乱中开枪自杀，年仅37岁。

这位易于激动而富于神经质的艺术家，在其短暂一生中留下大量震撼人心的杰作。他的艺术，是心灵的表现。他曾说：“作画我并不谋求准确，我要更有力地表现我自己”，他并不关注于客观物象的再现，而注重表现对事物的感受。亨利·福西隆在论述凡高时说道：“他是他时代中最热情和最抒情的画家。……对他来说，一切事物都具有表情、迫切性和吸引力。一切形式、一切面容都具有一种惊人的诗意”，“他感到大自然生命中具有一种神秘的升华，他希望将它捕捉。这一切对他意味着是一个充满狂热和甜蜜的谜，他希望他的艺术能将其吞没一切的热情传达给人类”。

为了能更充分地表现内在的情感，凡高探索出一种所谓表现主义的绘画语言。他认为：“颜色不是要达到局部的真实，而是要启示某种激情。”在他画中，浓重响亮的色彩对比往往达到极限。而他那富于激情的旋转、跃动的笔触，则使他的麦田、柏树、星空等，有如火焰般升腾、颤动，震撼观者的心灵。在他的画上，强烈的情感完全溶化在色彩与笔触的交响乐中。

凡高早期接触社会下层，对劳动者的贫寒生活深有感触。他受米勒影响，想当一名农民画家。《吃土豆的人》便是他该时期的代表作。这幅画，充分反映了凡高的社会道德感。他选择画那些农民，主要是因为他发现自己与这些贫穷劳动者之间，有某种精神上和感情上的共鸣。他在给其弟弟提奥的信中写道：“我想强调，这些在灯下吃土豆的人，就是用他们这双伸向盘子的手挖掘土地的。因此，这幅作品描述的是体力劳动者，以及他们怎样老老实实地挣得自己的食物。”

在这幅画上，朴实憨厚的农民一家人，围坐在狭小的餐桌边，桌上悬挂的一盏灯，成为画面的焦点。昏黄的灯光洒在农民憔悴的面容上，使他们显得突出。低矮的房顶，使屋内的空间更加显得拥挤。灰暗的色调，给人以沉闷、压抑的感觉。画面构图简洁，形象纯仆。画家以粗拙、遒劲的笔触，刻画人物布满皱纹的面孔和瘦骨嶙峋的躯体。背景设色稀薄浅淡，衬托出前景的人物形象。凡高自己称这幅画是“表现主义的诞生”。他说：“我不想使画中的人物真实。真正的画家画物体，不是根据物体的实况，……而是根据自己的感受来画的。我崇拜米开朗基罗的人物形象，尽管它们的腿太长，臀部太大”。有人指责他这幅画中的形象不准确，而他的回答是：“如果我的人物是准确的，我将感到绝望，……我就是要制造这些不准确、这些偏差，重新塑造和改变现实，是的，他们能不真实，你可以这样说——但是比实实在在的真实更真实。”

凡高于1888年2月来到法国南部的阿尔，在那里他深深地为南方璀璨的阳光而激动。他在给埃米尔·伯纳的信中表达了他的狂喜，他说，那里的河是翠绿的，落日象熔金的炼炉，太阳是金黄色的，“在我眼里，此地的乡间，气氛宁静，色彩绚丽，……与人们在日本版画中见到的景象一模一样。”他强烈地爱上了遍地生长的金色向日葵。他设想用“一系列黄色”的变奏，来画一组以黄色或蓝色为背景的向日葵静物画，并用它们来装饰他在阿尔的居室。他一共完成了六幅向日葵组画。在这些画中，他以抒情的笔调，充分展示了那些金色黄花的绚丽光彩。这幅向日葵作于1888年8月，是其重要代表作之一。

这不是一幅传统的描绘自然花卉的静物装饰画，而是一幅表现太阳的画，是一首赞美阳光和旺盛生命力的欢乐颂歌。画中，那一朵朵葵花在阳光下怒放，彷佛“背景上迸发出燃烧的火焰”。正如凡高自己所说“这是爱的最强光！”

凡高表现向日葵的手法，也是别出心裁，他采用1简化的手法描绘物象，使画面富于平面感和装饰的意味。画面以黄色和橙色为主调，绿色与蓝色的细腻笔触，勾勒出花瓣和花茎。籽粒上的浓重色点，具有醒目的效果。那大胆恣肆、坚实有力的笔触，以不同的走势，在明亮、灿烂的底色上找寻不同的结构与色调，把朵朵向日葵表现得光彩夺目，动人心弦。

在后印象主义画家中，高更（1848～1903）的绘画以其原始性与象征性的倾向，以及所谓“综合主义”的画风，在西方现代艺术史上独树一帜。高更早年当过水手，做过商人。1871年，他来到巴黎，成为一名证卷经纪人。这时，他在好友施弗纳克影响下，对绘画产生兴趣。1883年，一直是业余作画的高更，突然抛弃了他那前途远大而令人羡慕的银行职务，而决定去做一名职业画家，此时，他已35岁。他起初迷恋印象主义画风，参加过几次印象派的画展，后来由于受象征主义美学观念的驱使，而离开印象主义，并走上了与之相反的艺术道路。

高更反对印象主义那种客观再现自然的艺术追求。他在1888年写道：“艺术是一种抽象，它从自然中分离出来，……而较少考虑自然。”他把绘画视为独立于自然之外的东西，认为绘画应表现“思想的神秘核心”，表现“跟人的激情相似的某种强有力的东西”（贡布里奇语）。他崇尚原始精神，厌恶西方文明。在他看来，西方文化与人类的感情脱节，把人卷入一种缺乏道德和精神的生活，使人只为了物质拼命，而忘却心灵世界的需求。因而他多次离开巴黎，长期生活在单纯质朴的农民及土人中间。他试图在异乡找寻他梦想的那种未受西方文明腐蚀的原始和纯真，并且在画中将其描绘出来。高更这种强调主观表现及追求原始纯真的艺术思想，导致了其独特画风的形成。他以象征主义笔调，画那些充满原始情调的生活，把自然与幻想、现实与象征紧密地揉合，在一幅幅作品中，表现了宗教的情感和原始的诗意。

1888年夏天，年轻的画家埃米尔·伯纳来到布列塔尼，与在阿旺桥作画的高更会面。伯纳的脑子里，满是与印象主义格格不入的想法。他对于中世纪绘画的浓厚兴趣，使他探索出一种独特的平涂勾边的绘画语言。这种所谓“景泰蓝样式”的画法，虽然拘泥于形式和过于死板，却为一心要走出印象派自然主义死胡同的高更，开辟了道路。两位画家在阿旺桥的会面，导致了所谓“综合主义”画风的形成。而高更这幅题为《布道后的幻象》（又称《雅各与天使搏斗》）的油画，便是该风格的第一件完整作品。

“雅各与天使搏斗”，是《圣经·创世纪》中的故事。这一题材，在中世纪常被画家们当作“基督在人间的斗争”或“美德与恶德的较量”的象征来表现。而高更却把它画在了布列塔尼的自然景色中。在这幅画中，一群布列塔尼农妇在听完布道之后，眼前出现了《圣经》中“雅各与天使摔跤”的幻象。实际上，高更是要借这种宗教传说与现实生活的结合，来表现他自己的幻想。

高更以一根斜伸的树干将画面分为两部分。农妇们的形象被画在左下方；她们戴着白色宽帽，在黑色衣裙衬托下，显得尤为夺目。画家有意夸张了前、后景人物在透视关系上的大小比例，使前排人物占据大半个画面，而与后景的形象形成强烈反差。画的右上方，则描绘的是农妇们所产生的幻觉：带翅膀的天使与雅各扭在一起，显得难分难解。画中所有形象都被大块的红色背景所衬托。这块红色，既可代表田野，也可代表天空。画中强烈的色彩，都是非自然主义的，完全是由画家的主观感情所决定。其强烈的对比使画面充满节奏感。画面的图象皆没有阴影，深色的轮廊线使其明显突出。所有图像都以平面的形来表现，其轮廓线弯曲起伏，富于韵律，使和谐的画面不失动感。这幅画，充分显示了高更的综合主义画风。它那以不同的形状、线条和色彩所组成的图案，既具有象征性，又饱含着装饰意味。

这件作品，也反映了东方艺术、中世纪艺术以及印象主义绘画的影响。画中树干那大胆的对角线，那俯瞰的透视，以及围绕图像的深色轮廓线，使人联想起日本的浮世绘木刻（画中那两个摔交者的造型，显然是源自浮世绘画家葛饰北斋的一幅版画上的人物造型）；那种勾线平涂的技法及大胆的色彩运用，与中世纪彩色玻璃画有着渊源关系；而以边框切割形象的手法，则显然是源自印象主义的构图语言。

“我相信”，高更在给凡高的信中写道：“我在这些人物中，已获得了强烈的、质朴而带着迷信色彩的简化。它整个气氛都很严肃。对我来说，在这幅画里，景色和博斗只存在于讲道后这些祈祷的人们的想象之中。”

2.二十世纪的欧洲美术

二十世纪的艺术流派真是太多了。艺术的涓涓细流已经汇成沧海。没有主流，只感觉到令人眼花缭乱和不断地变化。科学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也在不知不觉地改变着我们的艺术观念。二十世纪离我们太近了，我们还不能看清它。这里只能就印象主义之后出现的最重要的流派略为介绍。

表现主义绘画

表现主义一词，是德国艺术评论家威廉·沃林格在其发表于1911年8月号《狂飚》杂志的一篇文章中首次采用的；他把这个词，与塞尚、凡高和马蒂斯等人的艺术联系在一起。1912年在狂飚美术馆举行的“青骑士”画展，再次被冠以这个名词。从此，该词便成为德国艺术中诸多偏于情感抒发的倾向的名称。从广义上说，表现主义可用于所有强调以色彩及形式要素进行“自我表现”的画家，但其特指的含义，则是基于二十世纪初叶德国的三大艺术运动，即“桥社”、“青骑士派”和“新客观派”。

桥社1905年成立于德累斯顿，1913年解体。其成员有基希纳、黑克尔、施密特一罗特卢夫、布莱尔、佩希斯泰因和诺尔德等。“桥社”一词是由施密特一罗特卢夫从尼采的名著《查拉斯图拉斯如是说》中引用而来。作为一个旨在开辟艺术与生活新途径的艺术社团的名称，其含义是，“联结一切革命和活跃的成分，通向未来。”1905年，桥社发表宣言称：“凡觉得必须表现内心的信念，并是自发而真正诚意的表现者，都是我们中的一员。”1907年，桥社致函诺尔德说：“桥社宗旨之一——如它的名称所意指的——是容纳现在孕育中的一切革命因素。”对桥社艺术家影响最大的，是挪威画家蒙克那充满强烈悲剧情感的画作。桥社画家对于社会问题极为关注，其作品强烈地反映了当代生活极端平淡及令人不安与绝望的一面，体现出“北方艺术的焦虑”。“该派画家均具有病态的敏感与不安，被宗教的、性的、政治和精神的烦扰所折磨。”虽然桥派画家曾受到法国野兽派画家的影响，然而其作品风格却显然与野兽派画风迥异。野兽派即使是最狂放的作品，也总是保持构图的和谐、色彩的装饰性与抒情性，而桥派画家则早把这一切抛到九霄云外。在他们作品中，扭曲的造型与浓烈的色彩，体现了某种朦胧的创造冲动以及对既有绘画秩序的反感。基希纳曾在1913年写道：“我们相信，所有的色彩皆直接或间接地重现纯粹的创造冲动。”因而，桥派绘画往往呈现出一种粗犷及狂风骤雨般的气势，这是较古典的法国气质所没有的。

青骑士社，得名于康定斯基1903年所作的一幅画的标题，1911年从慕尼黑新艺术家协会分离出来。其成员有俄国人康定斯基、雅夫伦斯基、德国人马尔克、麦克、闵特尔以及瑞士人克利等。青骑士社画家总的来说并不关注于对当代生活困境的表现，他们所关注的是表现自然现象背后的精神世界，以及艺术的形式问题。在宣告该派成立的画展目录上，写着下面这句代表该派宗旨的简单声明：“我们要确认一种固定的形式；目的是在再现的形式的多变中表明艺术家如何以各种各样的方法表现其内在的灵感。”奥古斯特·麦克也这样写道：“艺术的目的不是科学地仿造和检查自然形态中的有机因素，而是通过恰如其分的象征创造一种缩略的形式。”

新客观派出现于1923年。严格说来，它不是一个画派的名称，而是一个展览会的名称。该名称是由德国曼汗艺术馆馆长哈特劳伯提出；他在1923年所策划组织的那个新现实主义画展，便被冠以“新客观派，表现主义以来的德国绘画”的标题。参加展览的这批画家主要有格罗斯、迪克斯和贝克曼等。这是一群不满于现实的艺术家。他们大多出生于1890年前后，青年时代正逢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战后德国的政治动荡时期，因此，他们不象其表现主义前辈那样只关心形式与精神的问题，而是热衷于用艺术表现他们所处的现实，揭示社会的腐朽和阴暗。佩希斯泰因以下一段陈述，清楚表达了新客观派画家的思想：“我们画家和诗人必须在神圣的团结中与穷苦大众保持密切联系。我们许多人懂得饥饿的痛苦和羞辱。我们觉得在一个无产阶级社会中更加安心。我们不想依靠资产阶段收藏家的怪念头……我们必须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必须激起最高尚的社会主义美德——四海之内皆兄弟。”新客观派画家曾受桥社和青骑士社画家影响。不过，他们并不极端地分解和歪曲客观现实，而往往关注于对细节的真实描绘，同时，他们也把抽象的绘画语言，运用于对客观现实的真实揭示之中。

挪威画家爱德华·蒙克（1863～1944），堪称二十世纪表现主义艺术的先驱。他出生于挪威洛顿。童年时父母双亡的经历在其心灵深处打下不可磨灭的印记。这使他早年画下了许多以疾病与死亡为主题的作品。他曾在克里斯蒂安尼（今奥斯陆）工艺美术学校学习，1885年第一次旅法，学习印象派的画风，后又受到高更、劳特累克及“新艺术运动”的影响，导致了其画风的重大变革。1892年他应邀参加柏林艺术家协会的展览，由于形象怪异，其作品在德国引起激烈反响，画展只开了一周即关闭了。为此，以利伯曼为首的自由派退出艺术家协会，成立了柏林分离派。这一行动使蒙克大受鼓舞，从此在德国定居下来，直到1908年。这16年是蒙克艺术发展的重要阶段，也是其艺术臻于成熟的时期。他在忧郁、惊恐的精神控制下，以扭曲的线型图式表现他眼中的悲惨人生。他的绘画，对于德国表现主义艺术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他成了“桥派”画家的精神领袖。评论家指出：“蒙克体现了表现主义的本质，并在表现主义被命名之前就彻底实践了它。”

立体主义绘画

1908年，在巴黎秋季沙龙的展览上，当野兽派画家马蒂斯看到毕加索和布拉克的那些风格新奇独特的作品时，不由得惊叹道：“这不过是一些立方体呀！”同年，评论家沃塞尔在《吉尔·布拉斯》杂志上，借马蒂斯的这一说法，对布拉克展于卡思维勒画廊的作品评论说：“布拉克将一切都缩减在立方体之中”。他首先采用了“立体主义”这个字眼。后来，作为对毕加索和布拉克所创的画风及画派的指称，“立体主义”的名字便约定俗成了。

在西方现代艺术中外，立体主义是一个具有重大影响的运动和画派。其艺术追求与塞尚的艺术观有着直接的关联。立体派画家自己便曾声称：“谁理解塞尚谁就理解立体主义”。立体派画家受到塞尚“用圆柱体、球体和圆锥体来处理自然”的思想启示，试图在画中创造结构美。他们努力地消减其作品的描述性和表现性的成分，力求组织起一种几何化倾向的画面结构。虽然其作品仍然保持着一定的具象性，但是从根本上看，他们的目标却与客观再现大相径庭。他们从塞尚那里发展出一种所谓“同时性视象”的绘画语言，将物体多个角度的不同视象，结合在画中同一形象之上。例如在毕加索的《亚维农的少女》一画上，正面的脸上却画着侧面的鼻子，而侧面的脸上倒画着正面的眼睛。一般说来，《亚维农的少女》是第一件立体主义的作品，而立体主义运动则通常可分为两个阶段。一个阶段是1912年之前的所谓分析立体主义。画家们继承塞尚对绘画结构进行理性分析的传统，试图通过对空间与物象的分解与重构，组建一种绘画性的空间及形体结构。1912年以后，立体主义运动进入第二阶段，通常称为综合立体主义。此时在画中色彩起了有力的作用，但形体仍然支离破碎，只是更大和更富于装饰性。画家们新创出一种以实物来拼贴画面图形的艺术手法和语言，进一步加强了画面的肌理变化，并向人们提出了自然与绘画何者是现实，何者是幻觉的问题。立体主义虽然是绘画上的风格，但对20世纪的雕塑和建筑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毕加索（1881～1973），是二十世纪西方最具影响力的艺术家之一。他一生留下了数量惊人的作品，风格丰富多变，充满非凡的创造性。毕加索生于西班牙的马拉加，后来长期定居法国。他的父亲是一位艺术教师。他自幼喜爱艺术，15岁时以优异成绩进入巴塞罗那美术学校，后来转入马德里圣费尔南多美术学院。他于1900年来到法国巴黎，开始以极大的同情心描绘穷人的生活。此时，他的作品充满悲剧性。瘦削的形象和冷灰的蓝色调，使他的画上充满孤独和绝望、灾难与不幸的感觉。人们把这一时期称为其创作的“蓝色时期”（1900～1904年）。1904～1906年是毕加索创作生涯的“粉红色时期”。他这一时期的作品以描绘马戏团人物为主，形象虽然忧郁，却并不孤寂。1906年毕加索受到非洲原始雕刻和塞尚绘画影响，而转向一种新画风的探索。于是，他画出了那幅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名杰作——《亚维农的少女》。

这幅不可思议的巨幅油画，不仅标志着毕加索个人艺术历程中的重大转折，而且也是西方现代艺术史上的一次革命性突破，它引发了立体主义运动的诞生。《亚维农的少女》始作于1906年，至1907年完成，其间曾多次修改。画中五个裸女和一组静物，组成了富于形式意味的构图。这幅画的标题是由毕加索的朋友安德鲁·塞尔曼所加，据说毕加索本人对之并不喜欢。但不管怎样，这只不过是作品名称罢了。在现代艺术中，标题与作品的相关性越来越小，画家们常常有意识地不以标题来说明作品的内容。毕加索这幅《亚维农的少女》，想必亦是如此。该画原先的构思，是以性病的讽喻为题，取名《罪恶的报酬》，这在最初的草图上一目了然；草图上有一男子手捧骷髅，让人联想到一句西班牙古老的道德箴言：“凡事皆是虚空”。然而在此画正式的创作过程中，这些轶事的或寓意的细节，都被画家一一去除了。其最终的震撼力，并不是来自任何文学性的描述，而是来自它那绘画性语言的感人力量。

这幅画，可谓第一件立体主义的作品。画面左边的三个裸女形象，显然是古典型人体的生硬变形；而右边两个裸女那粗野、异常的面容及体态，则充满了原始艺术的野性特质。野兽派画家发现了非洲及大洋洲雕刻的原始魅力，并将它们介绍给毕加索。然而用原始艺术来摧毁古典审美的，是毕加索，而不是野兽派画家。在这幅画上，不仅是比例，就连人体有机的完整性和延续性，都遭到了否定。因而这幅画（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述），“恰似一地打碎了的玻璃”。在这里，毕加索破坏了许多东西，可是，在这破坏的过程中他又获得了什么呢？当我们从第一眼见到此画的震惊中恢复过来，便开始发现，那种破坏却是相当地井井有条：所有的东西，无论是形象还是背景，都被分解为带角的几何块面。我们注意到，这些碎块并不是扁平的，它们由于被衬上阴影而具有了某种三度空间的感觉。我们并不总能确定它们是凹进去还是凸出来；它们看起来有的象实体的块面，有的则象是透明体的碎片。这些非同寻常的块面，使画面具有了某种完整性与连续性。

从这幅画上，可看出一种在二维平面上表现三维空间的新手法，这种手法早在塞尚的画中就已采用了。我们看见，画面中央的两个形象脸部呈正面，但其鼻子却画成了侧面；左边形象侧面的头部，眼睛却是正面的。不同角度的视象被结合在同一个形象上。这种所谓“同时性视象”的语言，被更加明显地用在了画面右边那个蹲着的形象上。这个呈四分之三背面的形象，由于受到分解与拼接的处理，而脱离了脊柱的中轴。它的腿和臂均被拉长，暗示着向深处的延伸；而那头部也被拧了过来，直楞楞地对着观者。毕加索似乎是围着形象绕了180度之后，才将诸角度的视象综合为这一形象的。这种画法，彻底打破了自意大利文艺复兴之始的五百年来透视法则对画家的限制。

毕加索力求使画面保持平面的效果。虽然画上的诸多块面皆具有凹凸感，但它们并不凹得很深或凸很高。画面显示的空间其实非常浅，以致该画看起来好象表现的是一个浮雕的图像。画家有意地消除人物与背景间的距离，力图使画面的所有部分都在同一个面上显示。假如我们对右边背景的那些蓝色块面稍加注意，便可发现画家的匠心独具。蓝色，通常在视觉上具有后退的效果。毕加索为了消除这种效果，便将这些蓝色块勾上耀眼的白边，于是，它们看上去就拼命地向前凸现了。

实际上，《亚维农的少女》是一个独立的绘画结构，它并不关照外在的世界。它所关照的，是它自身的形、色构成的世界。它脱胎于塞尚那些描绘浴女的纪念碑式作品。它以某种不同于自然秩序的秩序，组建了一个纯绘画性的结构。

未来主义绘画

未来主义首先是一场文学运动，它最初由意大利诗人马里内蒂（1878～1944）一手炮制。在1909年2月20日的《费加罗日报》上，马里内蒂以浮夸煽情的文辞推出了“未来主义宣言”，号召扫荡一切传统艺术、创建能与机器时代的生活节奏相合拍的全新艺术形式。未来主义自此诞生，并迅速由文学界蔓延渗透至美术、音乐、戏剧、电影、摄影等各个领域。在一连串形形色色的宣言、声明的强力扶持下，它一度声势喧赫、影响深广。

未来主义热情讴歌的是现代机器、科技甚至战争和暴力。他们迷恋运动和速度，要求“摧毁所有的博物馆、图书馆和科学院”，割断历史以白手起家，创造全新的艺术。在他们看来，“这个世界由于一种新的美感变得更加光辉壮丽了，这种美是速度的美。……如机关枪一样风驰电掣的汽车，比带翅膀的萨莫色雷斯的胜利女神像更美。”（1909年，未来主义宣言）如何把这种文字描述的画面展示在画布上，使之成为一种真正的视觉形式——绘画呢？这是聚集在马里内蒂周围的那些画家们所努力探寻的。未来主义画派的中坚力量是五位意大利人：波丘尼、卡拉、巴拉、塞韦里尼、鲁索罗。1910年2月11日，《未来主义画家宣言》发表，并于3月3日在都灵的一家剧院公开宣布。4月11日，《未来主义绘画技法宣言》再度出炉。这五位画家都在宣言上签了名，展示他们跃跃欲试的抱负。1912年2月，在巴黎颇有名气的伯恩海姆——让画廊举办了首次未来主义画展，这意味着未来主义画派正式确立。随后，在伦敦、柏林、布鲁塞尔、维也纳、芝加哥、阿姆斯特丹、海牙、墨尼黑等地相继举办了多次未来派画展。如此，未来派逐渐走出国门而成为世界现代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未来主义绘画致力表现的是“现代生活的漩涡——一种钢铁的、狂热的、骄傲的、疾驰的生活。”（1910年，未来主义绘画宣言）画家们努力在画布上阐释运动、速度和变化过程。空间不再存在，物体从不静止，它们永不停歇地运动并相互穿插，一如那些画家们所描述的，“我们的身体穿透我们所坐的沙发，沙发也穿透我们的身体。”在把理论变为实践的过程中，未来主义深受新印象主义和立体主义的影响。它借鉴了新印象派的点彩技术，其色彩大多比较强烈，如被棱镜分解过一般呈现出某种特别的闪烁波动。它也借鉴了许多立体主义的形式语言，并与立体主义一样，致力于传达现代工业社会的审美观念。然而它们之间的不同也是显而易见的：立体主义是一种静止的几何构成，它通过分解重构展示机械的静态美，而未来主义追求运动和变化，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五光十色的场景诉说了艺术家对工业文明的狂热和激情。1914年爆发的战争意味着未来主义画派的解体。随着画派的重要人物波丘尼于1916年意外死亡，这个集团便再无可能重新组织起来。但其影响并未随之而逝。

未来主义理论其实非常庞杂，它扎根于伯格森和尼采的哲学思想，扎根于无政府主义气氛中，并与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和流行的虚无主义思潮密切相关。在政治上，它遗憾地被法西斯势力所用，成为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附庸。从绘画上看，未来主义没有统一的风貌，也没有太多的创造，甚至从时间上看也仅仅是昙花一现，但这一切并不能抹煞它的重要意义。如里德所说，就整个而言，“它对现代运动的贡献是重要的和有决定性作用的。……它们的真正的重要意义却在于：它们促进了大家对我们时代的典型事物的一种新的感受，如对机械的感受；促进了大家对现代人最切身的事物的感受，如对速度的感受。”他们的一些艺术主张，如反对“一切模仿的形式”、·提倡“一切创造的形式”，反对既定规范及“和谐”、“高雅”等传统鉴赏标准，尽管语辞过激，但不失为重要的现代意识。事实上，“正是这些观点的力量，而不是这些观点实现的程度，才使得未来派名扬整个欧洲，才使得它甚至在马里内蒂自己的才能名誉丧失殆尽以后还能成为一种建设性力量”。

超现实主义艺术

“超现实主义，阳性名词：纯粹的精神的自动性，主张通过这种方式，口头地、书面地或以任何其他形式表达思想的实实在在的活动。思想的照实记录，不得由理智进行任何监核，亦无任何美学或伦理学的考虑渗入。

哲学背景：超现实主义的基础是信仰超级现实，这种现实即迄今遭到忽视的某些联想的形式。同时也是信仰梦境的无穷威力，和思想能够不以利害关系为转移的种种变幻。它趋于最终地摧毁一切其他的精神学结构，并取而代之，以解决人生的主要问题。”

在1924年的《第一次超现实主义宣言》中，安德烈·布雷东对超现实主义作了上述定义。布雷东是超现实主义的理论旗手，他提出的“超现实主义”一词来自阿波利奈尔的剧本《蒂蕾丝娅的乳房》。该词表达了布雷东及其追随者在这场文艺运动中的追求，那就是超自然的、无意识、无理性的精神自由。

弗洛依德所创立的精神分析学说，对超现实主义艺术具有重要意义。这一学说揭示了沉睡于人们心底、不被人们的意识所触及，但对人们的行为具有决定意义的所谓无意识和潜意识。根据弗洛依德的观点，梦是无意识、潜意识的一种最直接表现形式，是本能在完全不受理性控制下的一种发泄，它剥露了人的灵魂深处秘而不宣的本质。而艺术创作也如同梦幻一般，是潜意识的表现和象征。以此为源，超现实主义艺术家们强调梦幻的万能。他们认为，梦幻能显示“生命永恒”的“彼岸”，只有用梦幻纠正现实，改变现实，才能推倒通往“彼岸”的墙，达到神妙的超现实的境界。

超现实主义的先驱人物，可推那位被归为“形而上”派的画家基里柯。他的作品创造了现代艺术中最令人心动又最令人不安的梦幻景象：广场、拱门、楼宇、寒月，运家具的空车、玩铁环的女孩，所有的一切仿佛舞台布景般凝固在死寂的光线中。这些偶然而荒诞的内容令人不安。然而，形象之间这种奇怪的冲突及清澈的气息又让人感到一种神奇而特别的魅力。他画中的那种宛如舞台的、平坦的地面，后来成为许多超现实主义绘画的“标准空间”。这是一块中性的地方，在这里，互不相容的东西相遇在清澈的光线下，一如那位名叫洛特雷阿蒙的作家所言，“像一台缝纫机和一把阳伞在手术台上偶然相遇那样地美。”

超现实主义艺术家全力追求的正是这种梦幻效果。他们的美学信条是布雷东在《第一次超现实主义宣言》中所提出的，“不可思议的东西总是美的，一切不可思议的东西都是美的，只有不可思议的东西才是美的。”“美可能使人震惊，也可能不使人震惊。”这样，达利带来的那种荒诞不经的梦的世界确乎十分地美——挂在树上的软表、被肢解了的躯体、可怕背景上的骷髅骨架，等等。那种通过可以识别的变形形象营造出的梦魇般的场景，看起来既精细逼真，又遥远陌生。这种风格被称为自然主义的超现实主义，其代表画家除达利外，还有马格利特等人。超现实主义的另一种风格被称为有机的超现实主义，以米罗为代表，追求幻想的、与生命力相关的抽象画面。

首次超现实主义画展于1925年在巴黎举办，翌年举办了第二次。此后，在巴黎、哥本哈根和特纳里夫、伦敦、纽约等地有过多次重要展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中断了该运动的蓬勃状态，不过由于其成员分散到了世界各地，战争倒也间接地扩大了它的国际影响。战后，在巴黎、纽约等地先后举办了国际性展览会。除了组织各种活动外，超现实主义团体还充分运用杂志、报刊等媒体及传单、小册子等手法来传播其观念。1966年9月28日，超现实主义运动的核心人物布雷东去世，这使团体失去了极其重要的凝聚力量。1969年10月4日，许斯特在《世界报》发表最后一个超现实主义宣言《第四章》，指出“超现实主义运动已经没有任何内部的一致，我的一些朋友和我本人于二月份决定将它放弃，它和我们再也没有关系。”曾经轰轰烈烈的一场运动至此结束。不过，其影响力绝不会因此而烟消云散。事实上，超现实主义运动对20世纪美学观念有着重要影响。

在具体阐述超现实主义艺术之前，有必要对达达运动作一扼要梳理，因为这二者之间的联系确实十分紧密。可以说，达达在精神上和艺术手法上为超现实主义艺术的出现作了必要的准备。没有达达，超现实主义几乎没有可能发展。

达达运动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产物。在这场席卷欧洲的战争中，瑞士因其中立国之态而成为最佳避难所，接纳了众多逃避战火的文化、思想界青年。1916年2月，在瑞士苏黎士的“伏尔泰酒店”举办了一场音乐、戏剧、诗朗诵及造型艺术展并行的独特晚会。晚会上，一把裁纸刀在一本法德辞典中碰巧点中的名词“达达（法语中原意为玩具小木马）”成为他们一切活动的代名词。达达，这个被玩世不恭地找出来的偶得之词很快便声名远扬——它成为这场与破坏、疯狂、虚无主义、愤世疾俗密切相关的运动的标签。

战争使人们在思想上和情感上产生更多共鸣，因而几乎是同时，达达运动还在纽约、巴黎等地出现。在美国纽约，达达的风云人物是杜尚和毕卡比亚；在德国柏林，达达的核心是胡尔森贝克；而在巴黎，达达则以文学界力量为主，它的主力是阿拉贡、布雷东等人。此外，达达运动还在科隆、汉诺威等地发生。达达的范围扩及世界各国，然而其组织却是一盘散沙。一如那些不胜枚举的宣言，达达展示的是杂乱无章和惊世骇俗。总体上说，它是从无政府主义和虚无主义出发，以各种讽刺手法甚至恶作剧形式对一切艺术形式的挑战和攻击。它产生于混乱，又致力于创造混乱。在破坏一切的同时，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打破现成品与艺术品、创造者与欣赏者、艺术与生活之间的界限。从1922年起，达达派的内部分歧变得日益明显。1923年，达达宣告解体，应验了他们自己所述的预言，“达达派也要消灭自己”。

在达达派的众多组织中，纽约达达因马塞尔·杜尚的存在而显得令人瞩目。杜尚1887年生于法国布兰维尔的一个温馨家庭，兄妹六人中有四人致力于视觉艺术。他早年曾做过图书管理员，接受过短期绘画训练。从1906年离开军队至1912年，他尝试过印象派、野兽派、立体派等各种风格。1912年他因其作品《正在下楼梯的裸女》而一举成名，并因此带来订画要求。不过杜尚对此不感兴趣，他说，“不，谢谢，我更喜欢自由。”1915年，他来到纽约，和毕卡比亚一起成为纽约达达的精英。事实上，早在达达名称出现以前，杜尚就表现出明显的达达精神。他的作品总是独特、大胆、充满狂想。他用锡片、铅丝、油彩、粉末等非传统材料和全新技法进行创作，还用自行车轮、铁锹、梳子等现成品做成雕塑，甚至让现成品直接成为作品。他把署有R·Mutt之名的小便器送至1917年的纽约独立艺术家协会展览，题名为《泉》。这种标新立异让人有种玩笑开过了头的感觉，它遭到了以前卫自诩的组委会气急败坏的拒绝。

与《泉》一样著名的恶作剧是他1919年回法国后所搞的若干幅“带胡须的蒙娜丽莎”。在达·芬奇那件举世闻名的《蒙娜丽莎》彩色复制品上，他用铅笔给这位美人加上了式样不同的小胡子。于是，美人的神秘微笑立即消失殆尽，画面一下子变得稀奇古怪、荒诞不经。《L.H.O.O.Q》是这批“带胡须的蒙娜丽莎”中最为有名的一幅。L.H.O.O.Q是法语elle a ehaud au cul的快读谐音，暗喻画面形象是淫荡污浊的。在这里，杜尚将达·芬奇的经典名作当作公然嘲讽的对象，展示了他真正渺视传统、无视约束的品性。他把反艺术推向了极致，给后继的艺术运动以新的启迪。

对于超现实主义者而言，杜尚是一个极具魅力的人物。他的“姿态亦具有超现实主义的意义……表现了先于后来的超现实主义者的思想。从艺术角度看，超现实主义者几乎没有超越出这种思想。”达达开拓的新的视觉艺术领域成为超现实主义艺术最为直接的根源。

抽象表现主义

绘画抽象表现主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的、以纽约为中心的一场广泛的艺术运动。肯沃思·莫菲特在《1945年以来的美国抽象画》中说，“战争造成了许多重要的法国和欧洲画家的流离失所，大家都来美国避难，并带给他们一种处身于现代运动中心的感觉。这有助于增加美国人的信心，去继承并且进一步发展现代欧洲绘画的传统。”这些避难画家包括唐居伊、恩斯特、马宋、达利、蒙德里安、杜尚等人。有些画家（如毕加索和马蒂斯）尽管未曾来到美国，但对纽约的影响同样十分强烈。在各种现代艺术思想、尤其是立体主义、新造型主义和超现实主义思想的影响下，美国艺术获得了某种前所未有的新精神。二战刚刚结束，抽象表现主义便迅速出现，并很快获得了世界性的影响。纽约第一次取代巴黎，成为世界艺术的中心。缺乏描述，以表现性或构成性的方法表达概念，这是抽象表现主义的基本特点。“一般说来，在画面结构与统一感方面，抽象表现主义画家是在立体主义绘画思想中找到各种形式的。他们在超现实主义绘画中寻求心理的即兴表现力量，作为发现一种个人神秘感和激发潜在想象力的手段。”值得注意的是，抽象表现主义没有统一的风格，这一标签下的艺术家们除了反对的目标较为一致外，就很少有共同之处了。它包括了几乎不是“抽象”的德·库宁和完全不是表现主义的纽曼的艺术。不过，这并不妨碍其在某种意义上的相互协调。抽象表现主义的先驱者是阿谢尔·戈尔基和汉斯·霍夫曼，重要画家包括波洛克、德·库宁、罗斯科、马瑟维尔、戈特利布和纽曼等。这些艺术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德·库宁、波洛克为代表的行动画家，把动作和姿态作为创作的基础；另一类是以罗斯科、纽曼等人为代表的色域画家，依靠大面积的色彩表达某种思想。抽象表现主义又被称为“纽约画派”。1951年，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举办了大规模的“美国抽象绘画和雕塑”展览。1958～1959年，博物馆在欧洲八个国家巡回举办了“新美国绘画”展览。至50年代末，该运动走向衰落。抽象表现主义对后继的美国艺术有着重要意义，也对欧洲艺术家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

汉斯·霍夫曼（1883～1966）是抽象表现主义艺术的先驱。这位从德国来到美国的艺术家和艺术教育家，为美国前卫艺术的振兴作出了重要贡献。抽象表现主义的两个分支，无论是行动绘画还是色域绘画，都与他的艺术相关联。在某种意义上，他可以被称为“抽象表现主义之父”。霍夫曼生于巴伐利亚，在慕尼黑长大。从1904到1914年这段欧洲现代艺术产生的重要时期，他一直住在巴黎，参加了从野兽派到立体派的许多活动，并与德劳内、马蒂斯、毕加索、布拉克等人保持友谊。

因此，他从一开始便对现代派艺术有着非常透彻的理解。霍夫曼热衷于艺术教育，是一位杰出的艺术教师。他于1915～1932年在慕尼黑开办艺术学校，运用康定斯基抽象艺术的教学体系，吸引了大批国际追随者。1932年，他来到美国，在纽约艺术学生联盟任教。1934年他在纽约开办了自己的“汉斯·霍夫曼美术学校”，把正宗的欧洲现代艺术观念带到美国的艺术课堂。在他的门下，走出了一大批有影响的画家。艺术评论家克利门特·格林伯格曾这样评论他的教学本领，“从霍夫曼那儿，你能比从马蒂斯本人那儿学到更多马蒂斯的色彩。”还说，“在本世纪，不管以前还是今后，没有人能够象霍夫曼那样透彻地理解立体派。”霍夫曼不仅把欧洲现代艺术的精髓带给美国学生，还帮助他的学生摆脱欧洲风格的局限，探寻具有美国人自己特色的艺术之路。

在后来的抽象表现主义画家中，几乎有一半人出自他的门下。在绘画上，霍夫曼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将色彩和形的要素有效地统一起来。在他看来，绘画意味着用色彩进行塑造，画家的使命，是利用色彩的因冷暖、明度及纯度的不同而形成的进、退、胀、缩的视觉效果的差异，在画面上创造力与势的结构，表达内在情感。四十年代初，他开始采用以颜料滴、洒、甩、泼的方法进行创作，使画面充满强烈的表现性。这种作画方法，后来被波洛克、德·库宁等画家进一步发展，成为与欧洲现代绘画迥然相异的美国行动绘画的一大特征。《门》是霍夫曼创作于1960年的作品，画面看上去简洁、明确。不同形状的长方形错落有致，红黄蓝的色块在黑色与灰色背景的衬托下显得十分强烈。整个画面在抽象色块的对比中显出节奏和张力。

第二节　中国近现代美术

1.清代绘画概述

中国清代绘画，在当时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影响下，呈现出特定的时代风貌。卷轴画延续元、明以来的趋势，文人画风靡，山水画勃兴，水墨写意画法盛行。文人画呈现出崇古和创新两种趋向。在题材内容、思想情趣、笔墨技巧等方面各有不同的追求，并形成纷繁的风格和流派。宫廷绘画在康熙、乾隆时期也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并呈现出迥异前代院体的新风貌。民间绘画以年画和版画的成就最为突出，呈现空前繁盛的局面。清代绘画发展的历史进程，与整个社会的发展变迁相联系，亦可分为早、中、晚3个时期。

早期绘画

郑燮《竹石图》，竹子作为独立的画种出现很早。唐、五代纯以浓墨画竹，至北宋文同创浓墨为面，淡墨为背之法，苏轼及后朝的赵孟頫、王绂等皆以此为宗，以写实为主：竹竿较粗，竹叶较细，结构比例准确。至清代郑燮为之一变，独创“板桥竹”，造型削繁就简。竹竿细挺有韧性，而叶肥如柳、桃叶，具不似之似妙，而且竹子虚心自强、劲直向上的品性，被赋予坚贞高洁的寓意。《竹石图》修竹数枝，秀石几块，形简而意足，是板桥六十二岁的作品，‘总观全局，气势俊朗萧散，卓然不群。竹自姿致疏落，顾盼有情，石则拔地直耸，瘦硬秀拔，笔致灵动疏爽，竹浓石淡，浓淡辉映，妙趣横生。题画行款独具特色，大小、正斜、疏密、浓淡灵巧有致地排列起来，使诗书画和谐地融在一起，增强构图的形式美，并通过题跋，表露出自己的思想及创作动机。“昔东坡居士作枯木竹石，使有枯木石无竹，则留然无色矣，余作竹作石固无取于枯木也，意在画竹，则竹为主以石辅之，今石反大于竹，多于竹，又出于格外也，不泥古法，不执己见，惟在活而已矣。渐老年兄属，乾隆甲戌重九日板桥郑燮画。”钤“七品官耳”、“丙辰进士”印。

约自顺治至康熙初年。这一时期，文人山水画兴盛，并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艺术追求。承续明末董其昌衣钵的四王画派，以摹古为宗旨，受到皇室的重视，居画坛正统地位。活动于江南地区的一批明代遗民画家，寄情山水，借画抒怀，艺术上具有开拓、创新精神，以金陵八家、“四僧”、新安派为代表。

四王画派主要指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4人，有时亦加上吴历、恽寿平，合称“四王吴恽”或“清初六家”。他们大都奉董其昌的艺术主张为金科玉律，致力于摹古，推崇元四家，强调笔墨技法，追求蕴藉平和的意趣。由于“四王”社会地位显赫，交游广、门生多，在士大夫中影响大，其艺术旨趣又受到统法者赞赏，因此，被视为画坛正统派，影响所及，直至近现代。他们在以临古为主的艺术实践中积累了较深厚的笔墨功夫，在笔墨、构图、气韵、意境等方面，也总结了一些规律性的经验，尤其是发展了干笔渴墨层层积染的技法，丰富了中国画的艺术表现力。然而，他们忽视师法自然，回避现实生活，缺乏具体感受，致使作品大多单调、空洞，缺少生气和新意，阻碍了他们取得更高成就。“四王”之中，王时敏、王鉴、王原祁更重笔墨，主要宗法黄公望。王原祁被称为娄东派首领。王翚尚能体察自然，并兼容各家技法，面貌比较多样，后世称其为虞山派首领。四王画派至清代中期，影响遍及朝野，宗娄东派的有黄鼎、唐岱、董邦达、方士庶、张宗苍、钱维城等人。属虞山派的有杨晋、李世倬、宋骏业、唐俊、蔡远、顾昉等人。此外，还有“小四王”（王昱、王愫、王宸、王玖）、“后四王”（王三锡、王廷周、王廷元、王鸣韶）等。

明末清初，聚集于江南地区的一批遗民画家，呈现出与正统派相左的艺术追求。南京的金陵八家，以龚贤为首，包括樊圻、高岑、邹喆、吴宏、叶欣、谢荪、胡荪，他们遁迹山林，洁身自好，重视师法自然，主要描写南京一带风光，揭示山川之美，抒发真切感受，广泛学习前人之长，以扎实的功力求突破成规，创立新意，风格虽各有不同，但均具有清新怡人的意趣。同时，称誉南京的还有陈卓、王概、柳口、张风等人。

“四僧”是指石涛、朱耷、石涛、渐江4人。前两人是明宗室后裔，后两人是明代遗民，4人均抱有强烈的民族意识。他们借画抒写身世之感和抑郁之气，寄托对故国山川的炽热之情。艺术上主张“借古开今”，反对陈陈相因，重视生活感受，强调独抒性灵。他们冲破当时画坛摹古的樊篱，标新立异，创造出奇肆豪放、磊落昂扬、不守绳墨、独具风采的画风，振兴了当时画坛，也予后世以深远的影响。其中石涛、朱耷成就最为显著。石涛的山水不宗一家，戛然自立，景色郁勃新奇，构图大胆新颖，笔墨纵肆多变，格调昂扬雄奇，是清初最富有创造性的画家。朱耷以花鸟画著称，继承陈淳、徐渭传统，发展了泼墨写意画法。作品往往缘物抒情，以象征、寓意和夸张的手法，塑造奇特的形象，抒发愤世嫉俗之情和国亡家破之痛。笔墨洗练雄肆，构图简约空灵，景象奇险，格调冷隽，达到了笔简意赅的艺术境地。对后来的扬州八怪和近现代大写意花鸟画影响重大。石涛的山水从黄公望、王蒙变化而出，以真景为粉本，描绘重山复水，繁密而不迫塞，用渴笔秃毫层层皴染，厚重而不板滞，具有雄伟壮阔，苍茫浑厚的气势。与石涛并称“二石”。渐江的山水取法倪瓒，多绘名山大川，尤善写黄山真景，构图简洁，丘壑奇倔，干笔渴墨劲峭整饬，境界荒寂，富有清新静穆之致，真实地表现了名山之质。他与石涛、梅清有黄山派之称，与查士标、孙逸、汪之瑞合称海阳四家，形成了新安派。

清初至康熙（1662～1722）年间，还有一些画派、画家各擅其能。恽寿平的没骨花卉画，以极似求不似，风格清新淡雅，影响广泛，被称为常州派或南田派。袁江的界画结构精微，气势雄伟，为清代界画名家，其侄袁耀承其画风，有袁氏画派之称。其他地方性流派还有罗牧的江西派、蓝孟、蓝深的武林派等。另外还有禹之鼎、王树毂、谢彬、上官周等人，善画人物、肖像。周昉、张穆善画龙、马，傅山、普荷、法若真、黄向坚等善画山水，均负有时名。

中期绘画

康、雍、乾年间，是清代社会安定繁荣时期，绘画上也呈现隆兴景象，北京、扬州成为绘画两大中心。京城的宫廷绘画活跃一时，内容、形式都比较丰富多彩。在商业经济发达的扬州地区，崛起了扬州八怪，形成了一股新的艺术潮流。

清代宫廷绘画，在康熙（1662～1722）、乾隆（1736～1795）年间，随着全国统一，政权巩固，皇室除了罗致一些专业画手供奉内廷外，还以变相的形式笼络一些文人画家为其服务。宫内除了设立如意馆等机构以安置御用画家外，还用入值“南书房”的形式，以延纳学士、朝官身份的画家。有不少的学士、朝官，实际上已经成为宫廷画家，他们经常画些奉旨或进献之作。这些作品大多署有“臣”字款，统称为宫廷绘画（见清代宫廷绘画）。其内容主要有：描绘帝后、大臣、少数民族上层首领的人物肖像画，表现帝后生活的宫廷生活画，记录当代重大历史事件的历史纪实画，供装饰、观赏用的山水、花鸟画等。风格面貌比较多样。人物画有传统的工笔重彩和白描画法，还有吸收西法比较写实的画法；花鸟画有宗法黄筌的工笔写生和恽寿平的没骨法；山水画则多属“四王”派系，唯大写意画法则未在宫内传布。这一时期，最负盛名的人物画家有焦秉贞、冷枚、崔慧、金廷标、丁观鹏、姚文瀚等。山水画家有唐岱、徐扬、张宗苍、方琮等。花鸟画家有蒋廷锡、邹一桂等。还有一批供奉内廷的外国画家，如郎世宁、王致诚、艾启蒙等人。他们带入西洋画的明暗、透视法，创造了中西合璧的新画风，还培养了不少弟子，深受皇帝器重。清代宫廷绘画自嘉庆（1796～1820）以后，日趋衰微，已无可以称道的画家。

清代中期，南方商业城市扬州，富商聚集，人文荟萃，经济、文化迅速发展，成为东南沿海地区的一大都会。各地画家亦纷至沓来，卖画献艺，扬州八怪就是其间最著名的一批画家。“八怪”并不限于8个人，而是代表了艺术个性鲜明、风格怪异的一批画家。他们接过石涛、朱耷的旗帜，重视生活感受，强调抒发性灵，作品多写梅、兰、竹、石，善用泼墨写意，具有较深刻的思想和炽热的感情，形式也不拘一格，狂放怪异，在画坛上独树一帜，富有新意。主要画家有金农、黄慎、汪士慎、李鱓、郑燮、李方膺、高翔、罗聘以及华嵒、高凤翰、边寿民、闵贞、陈撰等人。这些画家多有相近的生活经历和社会体验，或宦途失意、被贬遭黜，或功名不就、一生布衣；或出身贫寒、卖画为生，他们对腐败的官场、炎凉的世态、民间的疾苦都有切身的体会，其性格、行径也比较独特，或迂怪、或狂放、或高傲、或孤僻，寄情于画，遂形成艺术上的“怪”。他们多取梅、兰、竹、菊和山石、野花、蔬果为题材，以寓意手法比拟清高的人品、孤傲的性格、野逸的志趣，使作品具有较深的思想性和激荡难平的情愫。艺术形式上继承陈淳、徐渭、石涛、朱耷的水墨写意传统，不拘成法，泼辣奔放，自由挥洒，进一步发展了破笔泼墨技法，形成个性鲜明、神韵独具的风格。“八怪”之中，金农的水墨梅、竹、人物、山水，郑燮的兰、竹，汪士慎和李方膺的墨梅，李鱓的写意花卉，黄慎和罗聘的人物，华嵒的小写意花鸟等成就最为突出，对后世有深远影响。

此一时期扬名画坛的还有镇江地区的张崟、顾鹤庆创立的丹徒派（亦称京江派、镇江派），高其佩自成一家的指头画派，擅长肖像的丁皋，以花鸟、竹石见称的沈铨、张锡宁、张崟等，兼长金石学的山水画家黄易、奚冈、赵之琛等。

晚期绘画

自嘉、道至清末，随着封建社会的没落衰亡，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绘画领域也发生了新的变化。视为正宗的文人画流派和皇室扶植的宫廷画日渐衰微，而辟为通商口岸的上海和广州，这时已成为新的绘画要地，出现了海派和岭南画派。

上海自近百年来，成为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文人、画家纷纷聚集此地。为适应新兴市民阶层需要，绘画在题材内容、风格技巧方面都形成了新的风尚，被称为海派。其代表画家有赵之谦、虚谷、任熊、任颐、吴昌硕。赵之谦和吴昌硕作为文人画家，在大写意花鸟画方面有重大发展，他们继承了前人传统，并将书法、篆刻等艺术表现形式融于绘画，以遒劲酣畅的笔力、淋漓浓郁的墨气、鲜艳强烈的色彩以及书法金石的布局，创造出气魄宏大、豪迈不羁的绘画艺术形象，兼之诗书画的有机结合，为文人画开拓了新的天地。任熊、任颐是以画谋生的职业画家，与任薰、任预合称“四任”，他们在人物、肖像和小写意花鸟画方面成就突出。作品取材广泛，立意新颖，构思巧妙，笔墨灵活，以清新明快、雅俗共赏的格调，博得了广大市民阶层的喜爱。其中任颐技巧全面，变化丰富，在海派中最负盛名。虚谷以画花鸟草虫著称，善用枯笔秃锋，干墨淡彩，线条多战掣，风格清逸冷隽，独具一格。他们的绘画对近现代影响甚大。

广东的岭南画派，形成时间较晚，晚清居巢、居廉兄弟开其先声，民国初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创立新派。他们汲取素描、水彩画法所形成的中西结合画风，为中国画的新发展作出了有益尝试。

李鱓《芭蕉萱石图》是李鱓绘画风格成熟的作品。受徐渭、石涛影响，用笔挥洒自如，豪爽奔放，泼墨酣畅淋漓，将水与墨结合，并参以书法用笔，形成自己“水墨融成奇趣”的风格。他曾自题水墨花卉云：“八大山人长于用笔，而墨不及石涛。清湘大涤子用墨最佳，笔次之。笔与墨作合生动，妙在用水。余长于用水，而用墨用笔又不及二公甚矣。笔墨之难也。”

民间绘画

以乾隆、嘉庆年间最为发达，尤其在工商业经济繁荣的小城镇比较活跃。民间画工还组织了各种行会。主要有壁画、版画、年画等画种。壁画不如前代发达，各地寺庙、道观、宗祠、会馆留存遗迹不，但足以代表时代水平者不多。民间画像较明代有所提高，在写实技法、表现形式等方面均有进一步发展。存世作品也相当多。版画创作在康、乾时期曾兴盛一时，由官家主持的“殿版”版画，出现了许多宏帙钜制，多由著名画家起稿。典型代表作有焦秉贞的《耕织图》、郎世宁等外国画家绘制的《乾隆平定准部回部战图》、王翚主绘的《南巡盛典图》以及《皇清职贡图》等。民间版画也很繁荣，由名画家绘图的木刻画像、画谱，计有数十种之多，著名的有刘源《凌烟阁功臣图像》、上官周《晚笑堂画传》、王概《芥子园画传》、任熊《剑侠传》、《于越先贤像传》、《高士传》和《列仙酒牌》等。同时，在小说、戏曲等书籍的木刻插图中也有不少精品。

金农《佛像图》佛像神情安然飘逸，衣纹用笔粗犷古拙，身后背景以其独特的书法来完成。新颖的构图及劲道的笔力得益于作者深厚的碑刻功底。

清代木版年画最为兴隆，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制作地区遍及大江南北的一些城镇乡村，并形成杨柳青、桃花坞、杨家埠、绵竹、佛山等富有地方特色的年画。天津的杨柳青是北方的年画中心，初创于明代中期，盛行于清代早、中期，主要继承北宋雕版印刷、宋元明绘画和清代画院的传统。多绘喜庆吉祥题材，内容通俗，画面耐看，构图饱满，色彩鲜明，造型简练，富有装饰性。山东潍县杨家埠年画，属于杨柳青年画系统，注重原色，对比鲜明，风格淳朴，更适合广大农村需要。江苏苏州桃花坞是南方年画中心，产生于明末清初，清初至太平天国时期一直保持繁盛。作品在描绘传统的喜庆吉祥题材的同时，还表现繁华的都市风貌。风格既有仿古的传统面貌，也有讲究透视、明暗的仿西洋画法。四川绵竹年画，始创于明末清初，盛行于光绪（1870～1908）年间，造型质朴、色彩艳丽。广东佛山年画始于明永乐（1404～1424）年间，盛于清乾隆至抗日战争期间，多绘门画，销行于华南、南洋等地。另外，太平天国政权也重视绘画的创作，在江南的一些地区留有多处壁画遗迹，包括山水、花鸟、人物，著名者有《防江望楼图》等。在年画方面则有《燕子矶》等作品传世。

绘画论著

清代绘画史论著述的数量，超过以往的任何朝代，有数百种之多，具有重要价值的也不下20～30种。谈论画理、画法的理论著作，多论述元代以来的文人画，并侧重于山水画，探讨其历史发展及艺术特点。专论画法的许多著作，往往图文并茂，以图谱形式出现。最重要的画论有石涛《苦瓜和尚画语录》，运用道家和禅学的哲理语言，较系统地论述了绘画创作的原理，有许多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方薰的《山静居论画》、笪重光的《画筌》、沈宗骞的《芥舟学画编》、秦祖永的《桐阴论画》等，亦为谈论画理方面的名著。主要讲述画法的有王概的《芥子园画传》和后续3集所附的《画学浅说》等，以及论及山水、梅兰竹菊、草虫花鸟、人物各科的画法。丁皋的《写真秘诀》，专谈肖像技法。邹一桂《小山画谱》，为最早的花卉画法专著。高秉《指头画说》，专论指头画。蒋松《写竹杂记》论述画竹。其他许多画跋、画诀、品评、杂论等著作中，也有涉及画论的内容。

画史要籍

体例多样，既有通史、断代史，也有专史、地方史；既有按时代排列的画家传记，也有按姓氏序列、类似人名辞典的画家传。

恽寿平《牡丹图》这幅《牡丹图》，造型典雅，牡丹雍容华美，枝叶舒展婀娜；神情骨秀，色泽润藉，笔法俊逸，意境幽淡，—派明丽清新的感觉。秦祖永评价恽寿平的画“花卉斟酌古个，以北宋徐崇嗣为归，一洗时习，独开生面，为写生正派”，“比之天仙化人，不食人间烟火，列为逸品”。中国画分品第论画，以逸品为最高，可见恽氏在历代所受评价之高。

断代画史方面

为明代画家作传的有姜绍书《无声诗史》、徐沁《明画录》等。专为清代画家作传的有张庚《国朝画征录》，收录清初至乾隆中叶画家450余人；冯金伯《国朝画识》和《墨香居画识》，收录清初至嘉庆时画家1800余人；蒋宝龄《墨林今话》，接《墨香居画识》收录乾、嘉、道、咸四朝画家1286人；张鸣珂《寒松阁谈艺琐录》，又续《墨林今话》收录咸、同、光三朝画家330多人，为清代断代史的终篇。

专史著述

按地域论述的有鱼翼《海虞画苑略》和邵松年《虞山画志补编》，专录常熟地区历代画家；汪鋆《扬州画苑录》，专记扬州地区清代画家；程庭鹭《练山画征录》，专辑上海嘉定地区画家；陶元藻《越画见闻》，专采绍兴地区历代画家；周亮工《读画录》，载明末清初作者得与交游的画家。还有按类著述的，如胡敬《国朝院画录》，专记清代宫廷画家；汤漱玉《玉台画史》，专辑历代妇女画家；李放《八旗画录》，专辑满族画家；童翼驹《墨梅人名录》，专述历代画梅名家。按画家姓氏笔画序列的画传，以彭蕴璨的《画史汇传》最著名，亦开创了画家人名辞典之先例。

清代许多绘画论著与书法论著合一，同时还出现了综合性的丛辑，《佩文斋书画谱》是最重要的宏篇巨著，共100卷，引用书籍1844种，资料完备，体例精密，为书画史论集大成之作。

清代著录书籍十分丰富。内府藏品的著录书比较系统齐全，乾、嘉年间编纂的《秘殿珠林》、《石渠宝笈》正、续三编，几乎将内府收藏辑录无遗。一些编纂者还根椐自己的笔记整理成著作。如阮元《石渠随笔》、胡敬《西清札记》等。私人收藏、鉴赏家所编撰著录之书也很普遍，著名的有安岐《墨缘汇观》、高士奇《江村销夏录》、孙承泽《庚子销夏记》、顾复《平生壮观》、吴升《大观录》等。同时也出现了汇编的丛辑，卞永誉的《式古堂书画汇考》，堪称集历代著录书之大成。

2.近代绘画概述

从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就一直在动荡之中生活着，她饱受外国列强的欺凌，她的不屈的子民们从来没有放弃过奋争的权力，用他们自己的生命和鲜血在改变中国的命运。

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的最后的一个封建王朝——清，也开始向新的民主与自由的社会迈进。但本世纪以来的中国还是经历了那么多的磨难，1919年的“五四”运动的爆发，“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被高高举起，传统的制度，尤其是传统的思想和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百年来的中国人第一次把外来的侵略者赶出了家门，随后的解放战争又使最大多数的农民和工人的利益得到了保护，并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虽然，安定和平的局面不断地受到各种各样的运动的侵扰，但是，我们毕竟走过了20世纪，站立在了新时代的面前。

西方文化的传入，是近现代中国史上最重要的现象之一，要不要接受西方艺术，怎么样接受西方艺术，怎么样保持本土艺术的面貌，成了本世纪中国画家思考的最多的问题。

清末民初的绘画

几乎可以用“萧条”两个字来概括清末民初中国画坛的景象，大部分的著名画家在辛亥革命前已经去世了，只有吴昌硕为代表的海派画家和后起者以及岭南派的“二高一陈”的出现，才使得中国画坛有了生气。身居北京的画家大多恪守着“四王”的衣钵，没有大的突破。接受了新思想和革命洗礼的艺术家，开始仿照西方的模式开办新学校，倡导“美术革命”，对古代绘画重新加以评定，贯穿本世纪的关于创新与保守的争论就此开始。

吴昌硕的传派：由于吴昌硕的在清末画坛声望的影响，以及他本人融入金石风味的大写意花鸟画的创作成就，使得一批后起的年轻画家追随了他的脚步，比如王震、陈师曾、赵云壑、王个簃等，此外，齐白石和潘天寿也受到了他的画法的影响。

传统阵营的画家：在革新派的国画家进行艰苦探索的同时，在各地都有一些有传统主义倾向的画家的起来反对他们的做法，在几个大城市，还成立了社团，他们以自己的行动和创作来维护传统国画的观念，并参与到与革新画家的论战中去。这其中，最著名的有北京的中国画学研究会、广州的国画研究会等。

岭南三杰：20世纪初，伴随着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在广东出现了以革新传统绘画为己任的“岭南派”，代表人物是号称“岭南三杰”的高剑父、高奇峰和陈树人。

中国画研究会及在京的画家

1918年，为了回应主张改革的新派画家，北京的著名画家金城、周肇祥、陈师曾等，在总统徐世昌的支持下，组织了以“精研古法，博取新知”为目标的“中国画研究会”。开展了一系列的中国画研究、观摩、教学活动。

金城（1878～1926），又名金绍城，字巩伯，一字拱北，号北楼，一号藕湖，浙江湖州人。曾留学英国。自修之余，自学绘画。光绪末年起，在上海、北京等地任职，宣统时曾被派赴美国考察监狱，并留心海外美术。辛亥革命后，任职内务部、众议院、国务院等。工花卉、人物，尤精于山水，所作山水笔墨清秀，严谨有致。传世作品很多，多为摹古之作，少又新意。

1926年，金城的去世使得研究会分成了两个组织：一个是以金城的儿子金开藩为首的湖社，另一个是以周肇祥为首的中国画学研究会。两个画会各出版一个刊物：《湖社月刊》和《艺林月刊》。中国画学研究会成立后，就开始培养青年，1949年以后尚健在的一批老国画家，多是在中国画学研究会学画并参加画会活动的。如刘子久、王雪涛、刘凌沧、赵梦朱、徐燕荪、吴镜汀、马晋、陈少梅、惠孝同、陈缘督、于非闇、黄均、王叔晖等。

林纾（1852～1924），初名群玉，字琴南，号畏庐，福建福州人。光绪举人，任教于京师大学堂，工诗文，以意译外国小说闻名。早年擅花鸟，晚年居北京后致力于山水画，多工细渴笔，近似戴熙。代表作品有藏于上海博物馆的《理安山色图》等。

萧俊贤（1865～1949），字厔泉，初名稚泉，号铁夫，又号天和逸人，湖南衡阳人。工山水，致力于摹古，主张“先师古人，后师造化”。笔墨谨严，雄浑苍厚，人称“萧派”，曾被李瑞清聘为两江优级师范学堂国画教习，为学校有国画科之首创。吕凤子、姜丹书等皆出于其门下。代表作品有《山居图》轴等。

王云（1887～1938），字梦白，号乡道人，江西丰城人。善花鸟鱼虫，尤精于画像，初受任伯年影响，后得吴昌硕、陈师曾指导，远师徐渭、华喦，动物画成就突出。

国画研究会

1923年，14位画家在广州成立了“癸亥合作社”，1925年又扩大为“国画研究会”，连续出版《国画特刊》，并举办展览，以维护艺术的民族性等理由批评岭南派的观点和作品。其中的核心人物是黄君璧。

黄君璧（1898～1991），本名韫之，别名允瑄，以号行，广州人。曾师从李瑶屏学画，1922年入楚庭美术院研习西画。1923年，与黄般若等组织癸亥合作画社（后改为国画研究会）。后历任广州市立美专、广东省立女师、江村师范、中央大学、国立艺专等校教师、教授等。并曾被聘为南京中山文化馆研究员。1949年赴台，任台湾师大艺术系教授兼系主任。此后，多次赴日、欧美及东南亚等地考察、访问及举办展览，在台湾画坛影响很大。工山水，早年师渐江，中年宗夏圭法，曾临摹古代名画数百，所画山水，笔墨氤氲、气势雄壮，偶作工笔仕女及花鸟，清新秀逸。代表作品有：《老树隐水湾》、《风正一帆悬》等。

其他画家及其作品

陆恢（1851～1920），原名灰奎，字廉夫，号狷叟，一字狷盦，自号坡佛盦主人，江苏吴江人，寄寓吴县。工书画，受业于陶诒孙、刘德六等，有出蓝之誉。曾入吴大澄幕府，遍游各地，画艺精进。山水师娄东派，花卉则取法恽寿平。代表作品有藏于南京博物院的《花卉图》通景屏十六幅等。

黄山寿（1855～1919），原名曜，字旭初，别字旭道人，晚号旭迟老人，又号丽生，江苏常州人。官直隶同知。山水、花卉、人物皆能，尤长于墨龙。人物仕女多用工笔重彩，有改琦逸韵；山水则多以青绿法为之，颇见功力；双钩花鸟，亦工致而不刻板。代表作品有藏于上海博物馆的《秋山飞瀑图》轴等。

倪田（1855～1919），初名宝田，字墨耕，号默道人、壁月盦主，江苏江都人，侨居上海。师从王素，工人物仕女及马、走兽等，后参以任伯年法作设色花卉。代表作品有藏于上海博物馆的《写吴昌硕六十六岁肖像》轴等。

程璋（1868～1938），字德璋，号瑶笙，原籍安徽新安，移居江苏泰兴，后居上海。曾为典当学徒，后从汤润之学画。早年工没骨法花卉，中年后参用西法，尤长于写生，形象逼真，色彩秾丽。曾执教于清华大学等校。代表作品有藏于上海博物馆的《乡景图》轴等。

姚华（1876～1930），字重光，号茫父，贵州贵阳人。光绪进士，精于诗文词曲、碑版古器及考据音韵之学。久居北京莲花寺，因别署莲花庵主。与陈师曾友善，工书法，偶以书法作画，古拙有奇趣。代表作品有《重九登高图》扇面等。吴昌硕的传派由于吴昌硕的在清末画坛声望的影响，以及他本人融入金石风味的大写意花鸟画的创作成就，使得一批后起的年轻画家追随了他的脚步，比如王震、陈师曾、赵云壑、王个簃等，此外，齐白石和潘天寿也受到了他的画法的影响。

王震（1867～1938），字一亭，号梅花馆主，别署白龙山人，法名觉器，浙江吴兴人，生于上海。少年时曾于画店学徒，后拜任伯年弟子徐小仑为师，并受到任伯年的指点。后在商业上获得成功，成为清末上海三大买办之一。并曾任中国佛教会会长及上海商会主席。1911年开始师从吴昌硕，画风由清俊转为浑厚。工人物、佛像、花鸟、山水及书法，曾为吴昌硕和康有为等画像，多画古代历史人物、民间传说及四君子题材等。

陈师曾（1876～1923），又名衡恪，号朽道人、染仓室等，江西修水人。祖父陈宝箴为清末湖南巡抚，是著名的维新派成员。父亲陈三立是清末民初的著名诗人，弟陈寅恪是著名历史学家。少承家学，1902年东渡日本留学，回国后先后在南通、长沙、北京等地任职和任教。曾向吴昌硕学画及篆刻，并远师沈周、石涛、龚贤等。工山水、花卉及人物，长于写意，笔力雄健，着色吸收西画之法而不露痕迹。并曾撰文对文人画的价值进行阐释，颇有见地。齐白石的衰年变法即受其启发所致。可惜早逝，未能发挥更大作用。

民国中后期的画家

1927年，由孙中山所创立的中华民国与封建军阀的争战基本结束，国民党和共产党的第一次合作宣告破裂，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同一年，吴昌硕在上海去世，齐白石则在北京完成了他的“衰年变法”，中国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齐白石和北京的画家群

齐白石（1864～1957），原名纯芝，字渭青，后改名璜，字濒生，以号行，别号借山吟馆主者、寄萍老人、齐大、木居士、三百石印富翁等，湖南湘潭人。家本贫农，12岁其学木工，以此闻名。27岁时学书画，习诗文，刻印章。中年时多次出游南北，57岁后定居北京。常与陈师曾切磋画艺。推崇徐渭、八大、石涛、李鱓及吴昌硕诸家。60岁后，“衰年变法”，画风大变，自成一家。山水、花鸟、人物皆能，写意、工笔兼善，尤以画花鸟虾蟹闻名。其大写意花鸟，笔墨纵横雄健，造型简练质朴，神态活泼，色彩鲜明强烈，并善于把工细草虫与写意花卉结合；山水、人物皆执笔涂抹，不入常格。作画主张“妙在似与不似之间”；书法及篆刻成就亦很高。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文联主席团成员、中国美协主席等职，并于1956年获1955年度国际和平奖金。传世画迹很多，国内外各大博物馆都藏有其画作，影响极大。代表作品有：藏于中国美术馆的《虾》、藏于荣宝斋的《荷蛙》、《贝叶工虫》、藏于天津艺术博物馆的《雨后》等。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有《齐白石全集》。

在30、40年代的北京，还生活着许多画家，著名的有陈半丁、萧谦中、溥心畬、于非闇、胡佩衡、秦仲文、徐燕荪等。其中以溥心畬成就最大。

溥心畬（1887～1963），名儒，以字行，号西山逸士，辽宁人，满族，清宗室，恭亲王后裔。自幼好学，通经史，毕业于北京法政大学。辛亥革命后隐居北京西山戒檀寺，前后十年，后迁居颐和园。以山水画闻名于世，与张大千合称“南张北溥”。其山水画兼有南派山水的秀丽含蓄和北派山水的力量和气势。1949年移居台湾，曾任教于台北师范大学美术系，晚年对台湾画家有很大影响。代表作品有藏于上海博物馆的《溪舟访友图》轴、《秋山楼阁图》轴等。

陈半丁（1877～1970），名年，以字行，一作半痴，又字静山，浙江绍兴人，居北京。曾在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任教。新中国成立后任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中国画院副院长等职。工山水、人物、花卉，以花卉见长。初得任伯年、吴昌硕之法，后吸收明清诸家法，有秀润苍古之趣。代表作品有《牡丹》、《菊花》等。

萧谦中（1883-1944），以字行，号大龙山樵，一作龙樵，安徽怀宁人。为姜筠弟子。山水似其师，并多为其代笔。后学石涛、龚贤，笔力苍劲，气势雄浑。曾任北京美专教授，代表作品有藏于安徽省博物馆的《山水横幅》等。

于非闇（1887～1959），原名照，以字行，又号闲人，山东蓬莱人，生于北京。清末贡生。新中国成立后任北京画院副院长。擅书画篆刻，书宗瘦金体，画初学写意花鸟和山水，46岁后开始趋向工笔花鸟，从陈洪绶入手，上溯唐宋诸家法，所画花鸟，富丽绚烂，对现代工笔花鸟有较大影响。代表作品有《双钩水仙图》轴等。

胡佩衡（1892～1965），原名衡，又名锡铨，以字行，号冷庵，河北涿县人。工山水，取法四王并上溯元四家等，风格苍茫深秀，亦重视写生，富于生活气息。曾任北京画院画师。传世作品有《漓江春雨》等。

秦仲文（1896～1974），原名裕，号柳湖，以字行，河北遵化人，寓居北京。从《芥子园画传》入手学画，后入中国画法研究会和中国画学研究会，得贺履之、陈师曾等指教。历任北平大学艺术学院、京华美院、北平艺专教授。新中国成立后任北京画院画师。工于山水，宗法“四王”，雄浑苍秀。代表作品有《乌江天险图》轴等。

黄宾虹和江南画家群

以上海为中心的江南画坛（江苏、浙江、安徽等地），自20年代以后，逐渐改变了清末民初一味地秉承“四王、吴、恽”的局面，画家们一方面将目光投向宋、元时代，另一方面也开始从写生中寻找自己的出路。清初的四僧、扬州画派、金石书画家和海派都成为这一个时期画家们所师承的重点。组织画会、创办刊物、举办展览都是他们的活动形式，一时间显得十分活跃。上海由于是当时中国的头号通商口岸和对外文化窗口，各种画家都在这里云集，寻找属于自己的天地；南京和杭州则分别有著名的国立中央大学和杭州艺专，由于教学的需要，加上两地固有的文化传统，也吸引了一大批各种面目的艺术家在两地生活。在这种百花争艳的气氛中，一批杰出画家脱颖而出，黄宾虹、潘天寿、傅抱石、张大千等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黄宾虹（1864～1955），名质，字朴存，亦作朴丞，号村岑，别署予向、虹庐，中年更号宾虹，以号行。祖籍安徽歙县，生于浙江金华，居杭州。早年参加反清革命。后相继在上海、北京、杭州等地美术院校任教，参与创办和参加多个艺术团体，并主持神州国光社、商务印书馆美术部编审工作多年。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美协华东分会副主席、中央美术学院民族美术研究所所长等职。以水墨山水画闻名于世。60岁前学古人，60岁到70岁游历名山大川，70岁后自创面目，大器晚成。早年多受渐江、查士标、恽向等的影响，疏朗淡雅，被称作“白宾虹”；晚年则喜浓重的北宋山水，以积墨法求“浑厚华滋”。在近代画家中以重视笔墨著称。创“五笔七墨”之说。所作山水，元气淋漓、笔墨飞动、意境深邃。亦偶作花鸟。卒后，所藏金石书画及遗作俱捐献国家，存于浙江省博物馆。亦擅美术史论，曾编纂《古画微》等，影响很大。代表作品有现藏浙江省博物馆的《拟何绍基意》轴等。

张大千（1899～1983），原名正权，后改名爰，小名季，又名季爰，曾入佛门，法号大千，又称大千居士，还俗后以号行，四川内江人。少年习画，青年时随兄张善孖赴日学画。回国后师从李瑞清及曾熙学习书画。卓绝有才气，遍临先贤作品，尤得益于四僧，得其精髓，所仿石涛作品，几欲乱真。山水、花鸟、人物，无所不能；工笔、写意俱臻于妙境，30年代时与齐白石齐名，并称“南张北齐”。曾临摹敦煌壁画3年，画风大变，善用复笔重色，丰厚浓重。50年代后，长期居巴西，创泼墨、泼彩新法。1978年，移居台北。传世作品极多，在海内外影响极大，代表作品有藏于台北大风堂的《庐山全图》等。

与此同时，活跃在上海和南方地区的画家还有冯超然、吕凤子、贺天健、吴湖帆、刘海粟、丰子恺等。

吕凤子（1885～1959），名浚，以字行，号凤痴，别署凤先生，江苏丹阳人。早年毕业于两江优级师范学堂，师事李瑞清、萧俊贤。后任中央大学艺术科教授。1939年创办正则艺专并任校长。新中国成立后任江苏师范学院教授。工书善画，长于人物、佛像、仕女，尤善写墨笔仕女。晚年喜作减笔佛像，造型奇古，生态动人。代表作品有《仕女》册页等。

贺天健（1891～1977），别署纫香居士，江苏无锡人，寓上海。曾主编《国画月刊》，历任南京美专、上海美专教授。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上海美协副主席、上海画院副院长等职。少孤贫，初学肖像画，后改习山水，师吴历、王翚法，兼习石涛、髡残等技法，远追宋元人笔意，并受新安派及浙派影响。重视写生，博取众长。画风雄奇阔达，用笔酣畅，善用水墨之法，亦擅青绿。传世作品很多，代表作有陈列于人民大会堂上海厅的《河清可俟图》巨幅等。

吴湖帆（1894～1968），名翼燕，字遹骏，更名万，字东庄，又名倩，号倩庵，别署丑簃，书画则署湖帆，江苏苏州人。吴大澂孙。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上海画院画师、上海美协副主席等职。工山水，从四王、董其昌入手，上溯宋元诸家，画风清隽明润。精于鉴赏，富收藏，弟子有王季迁、徐邦达等。传世作品有藏于荣宝斋的《松风雪海图》、《青岭横云图》等。

刘海粟（1896～1994），原名槃，又名九，后改名海粟，字季芳，江苏武进人。幼习诗文书画、14岁时赴上海，入布景画传习所学习。1912年，与乌始光等发起创办上海图画美术院，并任副校长。率先使用人体模特，曾引起轩然大波。后多次赴京讲学，并创办天马会，探索艺术道路。1919年后，多次在日本、东南亚及欧洲各国举办画展及讲学。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华东艺专校长、南京艺术学院院长等。早年多作油画，后以中国画创作为主，工写意山水及花鸟，尤以画黄山闻名，曾经十上黄山。所画山水，多用重墨泼彩之法，气势雄壮，富于个性。传世作品很多，代表作品有中国美术馆藏《黄山》轴等。并出版有书画集及文集数十种，影响极大。

丰子恺（1898～1975），名仁，又名婴行，以字行，浙江桐乡人。早年师从李叔同，为中国漫画先驱之一，并长于书法、音乐、文学等。1921年赴日，回国后在上海、浙江、贵州、广西、重庆等地从事美术和音乐教育，并任开明书店编辑多年。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上海中国画院院长、上海美协主席等职。长于人物画，受日本画家竹梦久二影响，勾线平涂，造型简括，风格朴实，富有情趣。代表作品有《护生画集》组画等，出版有著作数十种。

徐悲鸿及其传派

20世纪初到欧洲留学的艺术青年大都选择了写实主义作为自己的目标，在回国以后，他们又多从事美术教育，开设了素描、透视等课程，力主将西方的写实传统融入中国的传统绘画中去，以改造在他们看来已经衰败不堪的中国画。这其中，出力最多，影响也最大的是以徐悲鸿为代表的现实主义画派。徐悲鸿（1895～1953），江苏宜兴人。少年有才，曾在乡村学校任教。后去上海，结识高奇峰。1914年入震旦大学习画，1917年留学日本，1919年赴法留学，师事达仰，后入巴黎国立美校。1927年回国后，在中央大学艺术系任教。多次赴海外举办画展。抗战开始后投身民主运动。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中国美术工作者协会主席等职。兼长油画、国画，作画主张“尽广大，致精微”。所作中国画，题材广泛，尤以画马闻名。于美术教育贡献尤大，桃李遍天下，影响极大。传世作品很多，中国画代表作有：《九方皋》、《愚公移山》、《漓江春雨》、《泰戈尔像》、《奔马》等。作品现多存于北京徐悲鸿纪念馆。

蒋兆和（1904～1986），四川泸州人。自幼喜画，16岁赴上海以画像和广告、服装设计为生，业余自修油画。结识徐悲鸿后，受其写实主义主张和改革中国画的思想影响，遂致力于以写实笔法描绘中国民间生活。1928年后，先后任教于中央大学、上海美专、北平京华美术学院、北平艺专等校教授。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美协理事、顾问等职。长于水墨人物画，从写生来，早年多画民间疾苦，50年代后多画时事生活及历史人物肖像等，造型写实，笔法严谨，融西画写生之长于水墨之中。代表作有《流民图》卷、《给爷爷读报》等。

其他重要画家

何香凝（1878～1972），号双清楼主，广东南海人。廖仲恺夫人。早年参加同盟会，为国民党元老。49年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副主席及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等多种职务。1908年入日本东京本乡女子美术学校学画，师从田中赖章。早期作品日本风格浓厚，善山水、花卉，常画松、梅、菊，尤工狮、虎等。用笔圆浑细腻，设色古雅，意态生动。传世作品很多，但大多已流散。代表作品有藏于上海博物馆的《虎》轴等。

张善孖（1882～1940），名泽，以字行，号虎痴，四川内江人，张大千之兄。曾师从李瑞清。1917年东渡日本，回国后寓居上海，任上海美专教授，与黄宾虹等组织烂漫社。善画走兽、山水、花卉，尤以画虎著称。传世作品很多，代表作品有藏于四川省博物馆的《虎图》等。

余绍宋（1882～1949），字越园，别号樾园、粤采、觉庵、觉道人、映碧主人，寒柯等，浙江龙游人。书画承家传，善画木石松竹等，间作山水，喜用焦墨，笔法谨严。精于鉴赏，富收藏，代表作品有《层峦叠嶂图》轴等。

刘奎龄（1885～1967），字耀辰，号蝶隐，自署种墨草庐主人，天津人。少年自学绘画，多作写生，中学毕业后任小学教员，后被天津《新心画报》聘为画师。1912年起以卖画为生。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天津美协副主席。善画动物及花鸟，长于工笔，取法郎世宁及院体画，画法精细入微，技法纯熟但不刻板，多从写生中来。代表作品有藏于天津艺术博物馆的《双狗图》轴等。出版有《刘奎龄绘画全集》等。

郑午昌（1894～1952），名昶，以字行，号弱龛、丝鬓散人，浙江嵊县人。曾任中华书局美术部主任，杭州艺专、上海美专及新华艺专教授等。工山水，兼擅花果。山水近王蒙，用笔精微，设色妍丽。并精于画学理论，著作很多，以《中国画学全史》最为著名。

钱瘦铁（1897～1967），名崖，一署厓，以字行，一字叔崖，别号数青峰馆主、天池龙泓斋主，江苏无锡人。早年在刻碑馆为徒，被郑文焯收为弟子，后参加海上题襟馆，为中国画会创办人之一。1923年赴日，任《书苑》杂志顾问编辑。新中国成立后任上海画院画师。工于书法篆刻，并善山水，宗法黄山派，并师法石涛，笔墨苍润，气势雄浑，画风朴拙而有生气。花卉则学沈周、徐渭，笔墨苍秀。代表作品有藏于上海中国画院的《旭日东升图》轴等。

张石园（1898～1959），名玄，字克和，以号行，江苏武进人。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上海中国画院画师。工书法，精鉴赏，并善山水，师法王翚，用笔浑厚凝练，老硬有力，墨色秀润清丽。传世作品有《杏花春雨江南图》轴等。

丁衍庸（1902～1978），字叔旦，号肖虎、丁虎，广东茂名人。1918年赴日留学，翌年入东京美校。1925年回国，任立达学园、神州女子学校教授，与蔡元培等创办中华艺术大学并任教务长及教育系主任。后于广州博物馆、广州美校、重庆艺专等就职，1946年任广东艺专校长。1949年移居香港，改名丁鸿，先后任教于德明书院、珠海、香江、诸圣堂等校。长于西画，宗法马蒂斯。兼善中国画，花鸟取法八大、徐渭及金农，亦工于山水及人物，画法别有情致。传世中国画有《花鸟》、《群仙祝寿》三连屏等。

3.现代绘画概述

新中国前期的绘画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由于处于半封闭的状态，所以这一个时期的中国画创作是在一种相对狭小的空间中进行的。处于美术的正统地位的是由延安革命美术传统、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徐悲鸿所倡导的写实主义相结合而成的一种新中国模式的现实主义形式，但是由于上半世纪的美术发展的余波仍在，许多已有成就的老画家的艺术更加臻于成熟，一批新人也开始登上画坛。但是，文化大革命的到来，使得中国画的发展几乎陷于停顿。林风眠和他的彩墨画探索潘天寿（1898～1971）原名天授，更名天寿，字大颐，号阿寿，别号寿者、雷婆头峰寿者、秃寿、懒道人，浙江宁海人。早年毕业于浙江省立第一师范，曾入上海美专，后任叫席。得与吴昌硕、黄宾虹等交游。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浙江美协主席、浙江美术学院院长等职。擅长写意花鸟和山水，远师徐渭、八大及石涛等，近受吴昌硕影响，自成一格。其画布局奇险，笔墨浓重，色彩单纯、气势雄阔，亦善指画。传世作品有《凝视》、《松石》等。著述甚多，以《中国绘画史》影响为大。在潘天寿“中西绘画，拉开距离”的方针下，他主持的浙江美术学院比中国其他美术院校更加注重中国传统，并率先在60年代初实行人物、山水、花鸟的分科教学，并将书法课纳入国画基础课表中，聘请了以传统功力著称的国画家、书法家到校任教，如吴茀之、顾坤伯、陆俨少等，培养了很多传统功力好，重视笔墨表现的国画家，这些画家因与浙江美术学院的传承关系和风格上的相似性，被成为“新浙派”。

南京画家群

新中国成立后，作为文化重镇的南京，聚集了一批中国画家。老画家有吕凤子、陈之佛、傅抱石、钱松喦，以及年龄上稍小于他们的宋文治、魏紫熙、亚明等。其中，最负盛名的，是陈之佛与傅抱石。

陈之佛（1895～1963），别署雪翁，浙江余姚人，居南京。日本东京美术学校图案科毕业。1924年回国后，从事工商图案设计。35岁后，亦致力于国画创作。曾任上海艺术大学、上海美专、中央大学教授及杭州艺专校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南京师范学院艺术系主任、南京艺术学院副院长等职。长于花鸟，习宋、元人法，用双钩细染法，精雕细刻，设色秾丽，将近代中国工笔画推到了一个新的水准。间及山水和艺术理论。代表作品有南京博物院藏《梅鹤迎春图》轴、《紫薇双鸽》轴等。

傅抱石（1904～1965），原名长生，又名瑞麟，因喜爱石涛，自名抱石，江西新余人，生于南昌。青年时酷爱书画篆刻，得徐悲鸿资助留学日本，从金原省吾攻读东方美术史学，毕业于东京帝国美术学校。回国后，执教中央大学。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江苏省国画院院长、中国美协副主席等职。以写意山水及人物著名，崇尚创新，用线纵逸挺秀，设色沉毅瑰丽，用硬豪散锋，以横竖、上下、圆转的笔势画山石肌理，多逆锋，有时也卧笔横扫，然后加点，人称“抱石皴”。所画山水意境深远、气势苍茫；所作人物，造型高古，神态雅致。代表作品有与关山月合作的《江山如此多娇》（陈列于人民大会堂）、藏于傅抱石纪念馆的《听泉图》等，影响很大。并有多部著述行世，亦有较大影响。

钱松喦（1899～1986），又名松岩，曾用名芑庐主人，江苏宜兴人。幼年随父习诗文书画。1923年毕业于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先后在苏州、无锡等地的中小学及无锡师范、无锡美专等校任教。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无锡美协主席、江苏美协名誉主席、江苏画院画师、院长等职。工山水，重视写生，多次长途旅行写生，遍游南北。其画意境深邃，笔墨浑厚苍茫。代表作品有《红岩》、《常熟田》等。

宋文治（1919～1999），笔名宋灏，江苏太仓人。早年家贫，小学毕业后到上海广告社当学徒，业余学画。后长期任小学、中学及师范教师。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江苏画院画师、副院长、中国美协理事、江苏美协副主席等职。工于山水，因善于以传统笔法表现时代风貌而闻名。代表作品有《江南春潮》、《井冈山》等。

亚明（1924～）原名叶家炳，安徽合肥人。1941年毕业于淮南艺专，曾任美术编辑，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江苏画院副院长，江苏美协主席等职。长于人物、山水画。代表作品有《货郎图》、《峡江云》等。

李可染、石鲁和新写生派

李可染（1907～1989），江苏徐州人。自幼喜爱绘画，曾拜钱食之为师，学画山水。后入上海美专习画，毕业后，回乡任教于徐州艺专。1929年考入杭州艺专研究班，师从法籍教师克罗多，后因参加左翼团体被迫回乡。抗战开始后，参加政治部三厅美术科的工作。1943年，任国立艺专中国画讲师，专心国画创作与研究，以写意人物画闻名于时。1946年，任北平艺专教员，次年拜齐白石为师，同时执弟子礼请教于黄宾虹。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长期主持山水画教学。1979年，被选为中国美协副主席，两年后，兼任中国画研究院院长。40岁前兼习国画和西画，国画主要学石涛和八大。新中国成立后，他接受了“改造旧国画”、“从生活中和写生中寻求出路”的思想，从1954年起至60年代前期，到东南、西南及海外，写生作画。其山水画，以墨为主，浓重浑厚，深邃茂密，被称为“李家山水”，影响了一大批山水画家的创作。

赵望云（1906～1977），河北束鹿人。毕业于北京京华美专。抗战时，创办《抗战画刊》宣传抗日。新中国成立后，历任西安美协主席、陕西省文化局副局长等职。以人物、山水写生见长，长安画派的奠基者。建国前作品多取材于平民生活及西北各地风情，画风平实朴素；新中国成立后，到关中、陕南、陕北、甘肃、青海等地写生，地方特色更加浓郁。弟子有黄胄等。传世作品有藏于中国美术馆的《雪天驮运图》等。

石鲁（1919～1982），原名冯亚珩，四川仁寿人。早年学习传统水墨，抗战时赴延安，长期从事抗战和革命宣传，创作过许多版画及年画。新中国成立后，任陕西美协、书协主席等职。50年代后重画国画，以富有独创性和多才多艺著称。人物、山水、花鸟皆长。以用水墨表现黄土高原闻名，其画浑厚有力，生气勃勃。是长安画派的核心人物。文革中受迫害后，精神一度失常。后期创作多为四君子题材，笔锋散乱，墨色浓重，风格奇特、狂怪。代表作品有藏于中国美术馆的《转战陕北》轴、《梅》轴等。

何海霞（1908～），初名福海，字瀛，又字登瀛，满族，北京人。早年曾入中国画学研究会，1934年夏拜张大千为师，随其游鲁入川，临摹大量宋元明清画迹。新中国成立后，历任陕西美协专业画家、陕西国画院副院长等，是长安画派的主要干将之一。长于山水画，尤以青绿山水著名，亦善界画，多画西北景色，笔力凝健，意象雄奇。代表作品有《华山下棋亭》等。

林风眠（1900～1992）原名凤鸣，广东梅县人。出身石匠世家，18岁赴上海，1919年赴法国留学。先后在法国、德国学习西画。1924年在巴黎与同学林文铮等组织霍普斯会，并举办中国美术作品展览。1925年回国，任北平国立艺专校长，1927年任国民政府大学院艺术教育委员会主任。1928年，创杭州国立艺术院并任校长。抗战时曾一度潜心创作。1945年后，任重庆国立艺专教授，后复回杭州艺专任教。新中国成立后，任杭州艺专教授，1952年退休后居上海，任上海美协副主席等职。文革中遭受迫害，1977年出国举办展览，1979年定居香港。早年创作以油画为主，兼画水墨山水、花鸟等，30年代后，致力于变革传统绘画的探索，历经多年，探索出一条中西融合的道路，并吸收了民间瓷绘的意匠。其画多方形构图，线钩色染，水墨淋漓，多画秋骛、白鹤、枫林、睡莲、瓶花、仕女等，别具一格，在现代变革中国画的探索中，他的创造性劳动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代表作品有藏于上海画院的《鹭》、《静物》等。受其影响的人很多，如吴冠中、黄永玉等。

其他画家及其创作

俞剑华（1895～1979），名琨，以字行，另字玉愚，山东济南人，长期寄寓上海、南京。1918年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图画手工科。历任上海美专、西画艺专、暨南大学教授。新中国成立后人华东艺专、南京艺术学院教授，中央美术学院民族美术研究所研究员等职。工山水，花卉，为陈师曾弟子。传世作品有《空岩雪瀑图》轴等。并长于史论研究，著作很多，以《中国绘画史》和《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影响最大。

江寒汀（1903～1963），名上渔，以字行，江苏常熟人。曾师从于同乡陶松溪，后任教于上海美专。28岁开始卖画为生。新中国成立后为上海中国画院画师。工花鸟，双钩与没骨均长，尤擅描绘各种禽鸟，风格近华喦，并得益于虚谷、任伯年颇多，所仿几可乱真。传世作品有藏于上海中国画原的《杜鹃鹦鹉》、《白鹰》等。

来楚生（1902～1975），原名稷勋，以字行，一字凫，号贫翁、楚鸟，别署非叶、木人，晚号初升，浙江萧山人。上海中国画院画师。工书法篆刻，善阔笔花鸟，宗法徐渭、八大及李鱓、赵之谦等，兼法吴昌硕、齐白石笔意，造型简略，以篆刻刀意入画，风格古拙有致。传世画作有藏于上海中国画院的《墨竹》、《芭蕉青蛙》等。

郭味蕖（1908～1971），原名析，后改慰劬、味蘧、味蕖，曾用别号汾阳王孙、浮翁，晚号散翁，山东潍县人。早年于上海艺专习西画，后入故宫博物院从黄宾虹学中国画。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精于金石、鉴赏，工书画，善画花鸟，以工带写，水墨与重彩、白描与点染互用，风格秀丽清新，题材多从写生中来。有著作《宋元明清书画家年表》等行世，影响颇大。

新时期的国画创作

文革的结束，意味着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开始，改革开放的政策使得西方文化大量涌入，人们的思想得到了进一步地解放。一批卓有成就的老画家的作品大放异彩，显得格外的突出，中年和青年的画家则开始改变旧的思维方式，重新思考传统和现代、东方和西方的问题。水墨画的现代转向问题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卓有成就的老画家

李苦禅（1898～1983），原名英杰，后改名英、超三，号励公，以艺名行，山东高唐人。1925年就学于北平艺专西画系，不久后师从齐白石学国画。先后在北京师范学校、北京华大艺专、北平艺专、杭州艺专任教。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等职。长于大写意花鸟，广泛吸收石涛、八大、扬州画派及吴昌硕、齐白石诸家画法，笔墨雄阔，气势磅礴。代表作品有《盛荷》、《群鹰图》等，作品多藏于山东济南万竹园的“李苦禅纪念馆”。

朱屺瞻（1892～1997？），乳名增均，号起哉、二瞻老民，江苏太仓人。幼习丹青，1913年与徐悲鸿等熟识，任上海图画美术园教师。1917年赴日，入川端美术学校，从藤岛武二学习素描。不久回国，在家乡辟画室梅花草堂。后历任新华艺专教授。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上海美协常务理事、上海中国画院画师等职，遍游山川，80年代后多次在国内外举办画展。初习油画，后转中国画，善写意山水，花卉，间作人物。其山水朴拙淋漓，设色秾丽，并率先将丙烯色用于国画。所作花卉，多用浓墨、焦墨和重色，用笔酣畅，造型质拙。传世代表作品有中国美术馆藏《兰幽香风远》等。

陆俨少（1909～）又名砥，字宛若，上海嘉定人。曾入无锡美术专门学校，退学后拜画家冯超然为师，并结识吴湖帆。30年代起，遍游南北胜地。新中国成立后，任上海画院画师，并在浙江美术学院兼课，后任浙江美术学院教授、浙江画院院长等职。以山水闻名，兼作人物、花鸟。善于用笔，以笔之不同部位表现山川的不同变化。尤善描绘云水，其山水多江河浩淼，云蒸雾霭，变化丰富。代表作品有《硃砂冲哨口》轴等。

勇于变革的吴冠中

吴冠中（1911～），别名荼，江苏宜兴人。1942年毕业于杭州国立艺专。1946年至1950年留学法国，回国后相继执教于中央美术学院、清华大学、北京艺术学院、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他在法国时接受了现代主义的教育和艺术思想，但是在改革开放前的时代，他的艺术思想和追求没有能够得到施展，文革后，他率先提出了“形式决定内容”、“抽象美”等观点，在美术界引起了极大的震动。70年代以前，他主要从事油画创作，70年代以后，他开始从事水墨风景画创作，偶尔也画人物和花卉。他继承了老师林风眠融合中心的主张，试图将西方现代艺术与中国精神相结合。他的水墨画，多取材于江南的白墙黑瓦，绿柳红花，也有作品描绘都市风貌，点线交错迷离，色墨飞舞辉映，抽象意味浓重，影响很大。代表作品有《榕树》卷等。

其他重要画家

吴作人（1908～1998），安徽泾县人，生于江苏苏州。早年入苏州工业专门学校预科，业余习画，1926年考入本科建筑系。1927年入上海艺术大学美术系，1928年转入南国艺术学院美术系，师从徐悲鸿，并参加南国社，后至中央大学艺术系。1930年起，赴法、比利时留学。1935年回国后，历任中央大学艺术系讲师、北平艺专教务主任兼油画系教授等。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教务长、院长、中国美协主席等职。早年主攻油画，作有大量作品。40年代中期开始画水墨画，60年代后形成清新简约、平和优雅的独特风格，多画骆驼、熊猫、金鱼、鹰等动物禽鸟画。代表作品有《牧驼图》等。

王雪涛（1903～1982），字迟园，河北成安人。1918年就学于直隶高等师范手工图画科，1922年入北平艺专西画系，后入国画系，毕业后留校任教。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北京画院院长、北京美协副主席等职。擅长小写意花鸟，师法王云、齐白石及陈半丁等，作画注重写生，笔墨洒逸，赋色清爽。传世的代表作品有《欣欣向荣》、《百花齐放》等。

王个簃（1897～1988），名贤，字启之，以号行，江苏海门人。中学时自习书画、篆刻。1924年结识吴昌硕后，随其学习辞章书画，为吴昌硕晚年亲授弟子。曾与王震等创办上海昌明艺专，历任新华艺术大学、东吴大学、昌明艺专及上海美专教授。新中国成立后任上海中国画院第一副院长、名誉院长、上海美协副主席、西泠印社副社长等职。工书画，创作融诗书画印于一体，长于藤本花卉，设色古淡沉雄，饶有韵致。

关良（1900～1986），字良公，广东番禺人。1917年赴日，就读于东京太平洋美术学校，跟随藤岛武二等学习油画。1923年回国后，任上海美专教授。1926年任北伐军总政治部艺术股股长，30年代起，历任广州美专、上海美专、上海艺大、中华艺大、重庆国立艺专教授等。工国画，兼长油画。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上海美协副主席，浙江美术学院教授、上海画院画师，交通大学艺术系主任等职。1928年起，以水墨画表现戏剧人物，独步画坛。所画戏画，人物造型稚拙，笔墨变化多端，于不经意间现出真意。代表作品有《醉打山门》等。

叶浅予（1907～1995），原名叶纶绮，笔名初萌、性天等，浙江桐庐人。自幼喜爱书画，1926年后入上海谋生，先后任绘图员等职，后以漫画名世。抗战开始后，组织漫画界救亡活动，并创办《救亡漫画》等刊物宣传抗日，后任《今日中国》画报主编。1942年后，以毛笔作人物写生，并曾从张大千学画。后任北平艺专教授，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协副主席、中国画研究院副院长等职。多以速写法入画，长于人物，尤精于舞蹈画，以线勾形，造型准确，富于运动感。代表作品有《梅兰芳》、《夏河之秋》等。

黄永玉（1924～），土家族，湖南凤凰人。出身文人家庭，1936年入厦门集美学校习画，不久离校开始流浪生活。1939年开始学习木刻。后在上海等地任中学美术和音乐教员，从事木刻创作。1948年后，辗转于台湾、香、广州等地，曾任报社编辑。1953年从香港来京，任教于中央美术学院。前期主要从事版画创作，70年代后主要把精力用于彩墨画创作，其画形式新颖、色彩披沥，并多宏幅巨制。代表作品有《荷花》、《天问》等。

黄胄（1925～1998），原名梁黄胄，河北蠡县人。1940年起从赵望云学画，1945年随赵望云赴西北写生。1948年参加解放军，任美术编辑及记者等。新中国成立后，历任西北师范学院讲师、北京军区政治部创作部创作员、军事博物馆创作员、中国画研究院副院长等职，晚年创办炎黄艺术馆并任馆长。主要从事人物画创作，多表现少数民族题材，尤以画驴著称。其画以速写为基础，真实生动，富于生活气息。代表作品有《载歌行》、《百驴图》等。

张仃（1917～），笔名它山，辽宁黑山人。早年以漫画创作闻名，抗日战争时从事漫画宣传，后到延安，在鲁艺任教并从事创作。后任《东北画报》总编辑。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美术学院、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授兼院长、中国工艺美术学会副理事长等职。其多才多艺，先后从事漫画、年画、宣传画、装饰画、壁画等的创作，50年代起开始水墨山水画创作，擅长焦墨山水，主要从写生中变化而来，影响颇大。中国画代表作品有《万里长城》等。

赖少其（1915～），广东普宁人。曾就读于广州市立美校，早年从事木刻创作。后参加新四军，从事宣传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华东文联秘书长、上海文联副主席、安徽文联主席安徽美协、书协主席等职。早期主要从事版画创作，自本世纪60年代开始，从事中国画创作，以山水画闻名，以黄山、九华山等为主要描绘对象，宗法新安派诸家，画风雄浑凝重，善用焦墨。代表作品有《黄山之赞》等。

这一时期的重要画家还有主要从事花鸟画创作的唐云、谢稚柳、俞致贞、崔子范、陈大羽、刘继卣等；主要从事山水画创作的陈子庄、黄秋园、白雪石、方济众、秦岭云等；致力于人物画创作的任率英、王叔晖、潘洁兹、程十发等，都有重要的成就，在此限于篇幅，不再一一详述其艺术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