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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开创大明王朝
朱元璋梦寐以求的盛大节日终于到来了，应天城沉浸在欢乐吉祥的气氛之中。家家张灯结彩、清扫门庭。千年古都金陵要以崭新的面貌，迎接新皇帝登基大典。
时辰已到，祭仪开始。首先是柴祭迎神。朱元璋焚香后，率众臣集体叩拜，然后宣读祭天祝文。祝文宣读完毕，朱元璋率众臣饮祭酒、吃祭肉。然后进入送神阶段：坛上燃起大火，将玉帛埋于地下。朱元璋率众臣一齐跪到地上，仰望长天，注目送神。至此，祭天仪式宣告结束。
实现统一成大业
那是在新年的伊始，在应天城内将举行隆重的登基大典，一个新王朝即将在这里诞生。飞雪报春形势喜人，一派欢歌笑语回荡在应天城内。
建国在即，新帝登基的准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李善长率文武百官奉表劝进朱元璋为帝，朱元璋认为此等大事不能潦草行事，应当按着礼仪办理。
洪武元年正月初四，朱元璋即皇帝位，定国号大明，建元洪武，建都应天，中国历史上又一个盛大的王朝宣告建立了。其实，大明这一朝代名号的决定，事前曾经经过长时间的考虑。
历史上的朝代名称，都是有其特殊意义的。大体上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用的是初起时的地名，如秦朝和汉朝；第二类用了所封的爵邑，如隋朝和唐朝；第三类用的是特殊的物产，如辽和金；第四类用的是文字的含义，如大真和大元。大明不是地名，也不是爵邑，更非物产，它应该被归结到第四类。
大明这一国号出于明教。明教有明王出世的传说，主要的经典有大小明王出世经。经过了五百多年公开的或秘密的传播，明王出世成为民间所熟知所深信的预言。这传说又与佛教的弥勒降生说混淆了，弥勒佛和明王成为二位一体的人民救主。
韩山童自称为明王起事，败死后，他的儿子韩林儿继称小明王，西系红巾军别支的明升也称小明王。朱元璋原来是小明王的部将，害死小明王后继之而起，国号称为大明。据说这一提议是刘基提出的。
朱元璋的部下分为红巾军和儒生两个系统，这一国号的采用，使两方面人都感觉到满意。就红巾军方面来说，大多数都起自淮西，因此受到了彭莹玉的教化，其余的不是郭子兴的部属，就是小明王的余党，是天完和汉的降将，总之，他们都是明教徒。
国号大明，第一是表示了新政权还是继承小明王这一系统，所有明教徒都是一家人，应该团结在一起，共享荣华富贵。第二是为了告诉人们“明王”在此，不必痴心妄想，再搞这一套花样子。第三是为了使人民安心，本本分分地来享受“明王”治理下的和平合理的生活秩序。
就儒生方面来说，固然是和明教无渊源的，和红巾军处于敌对地位，用尽心机，劝诱朱元璋背叛明教，遗弃红巾军，暗杀小明王，另建新朝代。可是，对于这一国号，却用了儒家的看法去解释。“明”是光亮的意思，是火，分开是日和月，古礼有祀“大明”朝“日”夕“月”的说法，千百年来“大明”和日月都算是朝廷的正祀，无论是列作郊祭或特祭，都为历代皇家所看重，儒生所乐于讨论的。而且，新朝是起于南方的，和以前各朝从北方起事平定南方的恰好相反。
再拿阴阳五行之说来推论，南方为火，为阳，神是祝融，颜色赤，北方是水，属阴，神是玄冥，颜色黑，元朝建都北平，起自更北的蒙古大漠，那么，以火制水，以阳消阴，以明克暗，不是正合适吗？再说，历史上的宫殿名称有大明宫、大明殿，古神话里，“朱明”一词把国姓和国号联系在一起尤为巧妙。因此，儒生这一系统也赞成用这一国号。
可见，同意使用大明这一国号，也是出自于不同的思想。一些人是从明教教义上，而另一些人则是从儒家的经说上，因而使得他们最终都认为这是最合适的称号。
10天之前还是连日的雨雪交加，可是到了正月初四，忽然云开雪停了。这天一大早，只见整个天空都被朝霞染得通红。北风匿迹，树梢轻摇，近半个月的冷风阴霾一扫而空，一轮红日喷薄而出。新修的皇城和铺上雪毡的大地，到处蒙上了一层吉祥的金黄色，使节日里的都城显得分外辉煌灼目。
朱元璋梦寐以求的盛大节日终于到来了，应天城沉浸在欢乐吉祥的气氛之中。家家张灯结彩、清扫门庭。千年古都金陵要以崭新的面貌，迎接新皇帝登基大典。
时辰已到，祭仪开始。首先是柴祭迎神。朱元璋焚香后，率众臣集体叩拜，然后宣读祭天祝文。祝文宣读完毕，朱元璋率众臣饮祭酒、吃祭肉。然后进入送神阶段：坛上燃起大火，将玉帛埋于地下。朱元璋率众臣一齐跪到地上，仰望长天，注目送神。至此，祭天仪式宣告结束。
其次便是皇帝即位的时刻，只听李善长率领文武百官，向北跪拜，齐声呼喊：“恭请大明皇帝升座。”
这时，只见朱元璋换上绣有日月山川图案的衮服，头戴平顶冠冕，迈着方步从后面缓缓走了出来。朱元璋来到祭坛中央，在大红飞金龙椅上款款落了座，他俯视跪在地上的文武百官，神色庄严。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百官山呼万岁，行三跪九叩大礼。朱元璋正式登基了。此时的朱元璋恍如在梦中，只见他端坐在龙椅上一动不动，两行热泪潸然而下。祭天大典一结束，洪武皇帝朱元璋便带领诸子及众大臣，去新落成的太庙祭祀先人。
登基大典的第三步是金殿受贺，朱元璋登上御辇返回奉天殿后，正式接受百官的朝贺。按着规定的礼仪程序，由中书省左相国、宣国公李善长等率文武百官上表庆贺，表文中颂扬了朱元璋的辉煌功绩和无量的功德，当今为皇帝实属人心所向，定开太平于万世。
朝贺完毕，朱元璋命李善长奉表册立马氏为皇后，立世子朱标为皇太子，以李善长、徐达为左、右丞相；所有功臣宿将都加官进爵；皇族不论活着的还是死去的全部都封为王；对外戚进行追封，包括皇外祖、皇后之父母等封为王。至此，登基大典全部结束。朱元璋成了君临华夏神州的大明朝洪武皇帝。这一年，他41岁。
新朝开基，百废待兴。朱元璋告诫功臣们不要持满骄纵，当务之急还是战争，此时，朱元璋把目标转向了北方。大将军徐达将元军在山东的最后一个据点乐安收复之后，继续挥军向汴梁进发。
洪武元年五月二十一日，大明皇帝的车驾到达了汴梁。朱元璋抚慰有功将领、慰问士兵，同时他也考察了地理和民情。私底下朱元璋单独向徐达征求了下一步北征的方略。
朱元璋在汴梁期间，除了指挥北伐战役，还游览了大相国寺、黄龙寺、宋代铁塔等名胜古迹。他在汴梁逗留了两个多月。七月二十三日，才起驾返回应天。
与此同时，虽然元顺帝已经逃跑，但是“元亡而实未亡耳”，攻占元都后的明王朝仍然受到元朝残余势力的威胁。元顺帝居于上都，保有完整的统治机构；元将李思齐拥兵陕西，扩廓帖木儿以强悍“骑兵十万、步卒倍之”据有山西，并且不时地对内地进扰；元太尉纳哈出屯兵20万于金山，这就形成北方元残余势力三路钳制明军的形势。
已在明朝控制下的地区由于久罹兵革，也多是无人之地，再加上各地水旱灾害不断，人民的生活还是无着落，各种形式的反抗活动也仍时有发生。
朱元璋是从起义中推翻了元朝而建立大明的，因此他清楚地知道，农民起义是灭亡一个封建国家的重要力量。明朝建立后，一旦出现了农民起义的情况，朱元璋就会坚决地进行镇压，实际上这已经纳入朱元璋的总体统治之中了。
那是在洪武二年十一月，真州人王昭明联合18人进行起事，朱元璋镇压后只把王昭明给杀了，释放了其余的人。那是在洪武三年六月，又爆发了陈同起义，这次起义是大明建国后最先与官军展开激战的农民斗争。泉州惠安人陈同起义后攻向永春、德化、安溪三县，姚得和龚胜等率兵进行镇压。
陈同进行了顽强的抗战，姚得和龚胜等所率官军失利。当时驸马都尉王恭镇福建，听到此事后便亲自率领精兵进行讨伐，最终，陈同被捕遭斩，其余败军统统投降。
大约从1373年开始，随着明朝统治的巩固，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朱元璋所代表的统治阶级中，越来越多的人利用其经济和政治手段压迫剥削广大劳动人民，以致发生了多起人民的反抗斗争。起义次数也是明显地增多，地区也遍布南方和北方，中原与边疆。在此时，发生过湖广罗田县王佛儿起义、福建古田县山民起义、房州段文秀起义等多起起义事件。
在这些起义中，有的是因为天灾困苦引起的，有的则是因为贪官污吏所逼引起的，但后者显然更为严重。当时的山西汾州，因旱灾严重朝廷早已下令免民租，但是本地的一些官僚却仍然进行征赋。由于这种现象不断地出现，从而激起了农民起义的爆发。
对于连续不断地出现农民起义，朱元璋感到有些不耐烦了，于是，他便借着江西的一桩利用宗教起义事件，大肆议论，说人民有“厌居太平好乱者”，也就是说，在这样的政治和谐下，也会出现一些作乱的人，而他统治下的明朝军队，其作用正是对内镇压犯上作乱的人，对外则是防御侵略的。
对统治阶级压迫剥削产生的严重不满，激起了来自社会最底层人民渴望通过反抗斗争得到平等的意愿。这不仅是广大人民的追求，即使是朱元璋，他从维护明朝长治久安的立场出发，也会予以关注。朱元璋也看到了官军迫害人民，把群众逼上了梁山的事实。
透过不断出现的农民起义，朱元璋看到了贪官污吏是害军害民的罪魁祸首。不断出现的人民的起义斗争，是受到贪官污吏的压迫与剥削后发生的。这样，为了维持国家的长治久安，就要与贪官污吏进行长期的斗争。但是，朱元璋并不会因此就会原谅起义的人民，他仍然坚持着镇压一切反抗的斗争。
统治国家的官吏和保卫安全的军队反成了祸乱之源，这绝非是朱元璋的心愿。他的理想是要在和平时期保持常规军队，以备不时之需。同时在面对上述形势问题上，为了迅速取得和稳定对全国的统治，他在继续完成对全国的统一事业的同时，也在采取措施恢复和发展生产。
八月十五日，大将军徐达、副将军常遇春、右副将军冯胜、偏将军汤和、平章杨璨等，统率大军西取山西。常遇春率军南下取保定、真定，然后自娘子关西进。冯胜、汤和自河南府渡黄河取怀庆，自南向北攻取泽州、潞州。
十一月中旬，元将扩廓帖木儿遵照元主自开平发出的指令，从太原出雁门关，经居庸关进攻北平。扩廓帖木儿来到怀来后得报太原告急，他又急忙掉头回去支援。当扩廓帖木儿到太原时，部将豁鼻马早已经被明军策反了。
十二月的一天深夜，城内突然多处起火，同时四门洞开，常遇春率部呼啸而进。扩廓帖木儿在十八名亲兵的护卫下，骑马夺路逃走，常遇春一直追击到忻州方才收兵。扩廓帖木儿逃向了甘肃。太原城顺利到手，豁鼻马以下四万余众，全部归降，山西一举平定。
次年三月，大军渡过黄河进入陕西作战，守将李思齐远奔临洮，张思道据守庆阳不敢出击。由于庆阳城防坚固，攻击比较困难，于是徐达采取了困而不打战术，偏师围困庆阳，主力西击临洮，守将李思齐被迫投降，张思道得知临洮失守，逃到了甘肃投靠扩廓帖木儿。他弟弟坚守庆阳被困三个月后，终于被攻下。至此，陕西的全部地区也被平定了。
洪武二年四月，朱元璋命副将军常遇春率偏将军李文忠出师塞北，攻打元朝老巢开平。六月开平顺利被攻破，元顺帝逃往和林，常遇春追逐了数百里才收兵。可是，在回军的途中，常遇春猝然病死，年仅40岁。常遇春勇猛无畏，战功赫赫，不愧是一员虎将。
扩廓帖木儿败退西北后，依然打着元顺帝的旗号不断在边境进行侵扰。1370年，朱元璋任徐达为征北大将军征讨扩廓帖木儿。大军兵分两路，同时出击：徐达出潼关，自西安捣定西，直击扩廓帖木儿；李文忠则北出居庸关，向和林进击，追歼元顺帝。
四月初八，在甘肃定西县北沈儿峪，徐达大败扩廓帖木儿，扩廓帖木儿仅携眷属等少数人北遁和林。大明军威远震西疆，河州以西，吐蕃、朵甘、乌斯藏等部落皆望风归附。
四月二十八日，51岁的元顺帝妥欢帖木儿，在仓皇北逃中死于和林以北的应昌，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嗣位。后来，大将李文忠进攻应昌，元嗣主仓皇北逃，五六万人被俘。至此元朝的残余势力受到了致命的打击，接近了灭亡状态。洪武三年十一月初七，征虏大将军徐达、左副将军李文忠凯旋班师回朝，朱元璋亲自到龙江关迎接慰问。十一月十一日，朱元璋驾临奉天殿，举行庆功盛典，由太监宣读了封爵行赏圣旨。
1371年，汤和灭夏后又平定了四川。1375年，扩廓帖木儿的死使北元势力进一步削弱。1381年，傅友德灭元梁王势力，平定了云南，至此明朝巩固了在北方和南方的统治。
洪武四年，明军曾从海上进兵辽东，占领了辽阳以南地区。洪武二十年，冯胜率军从陆路进击纳哈出，纳哈出大败后投降，辽东遂全部平定。朱元璋从建国至平定辽东，前后用了二十年的时间，至此终于完成了明朝的统一大业。
第二天，李善长、徐达率领文臣武将进宫谢恩，朱元璋在华盖殿接见了他们。赐坐之后，朱元璋谦逊地说道：“今天成就一统之业，都是各位爱卿的功劳呀！”
徐达等将领赶忙起身跪地叩头，齐声说道：“臣等起自田垄，风云际会，有幸追随陛下。每次征战，无不是遵循陛下的胜算。用兵次第，如以掌运指，待战事结束，竟至不差毫分。这是天赐皇上圣智，非臣愚等之所及。”朱元璋掩饰着得意，手捋疏须，嘴角上提。
然后，朱元璋对于征战杀伐，滔滔不绝地作了不容辩驳的总结。毋庸置疑，经过十多年的学习磨炼，朱元璋已经成长为一位杰出的战略指挥家。
但是，对于朱元璋把大明江山的统一，完全归结于自己的英明决策，却有了贪功之嫌。由此可见，谋士刘基、陶安等人的运筹帷幄之力，将士们的流血牺牲之功，也只不过是他在嘴上说说而已了。在朱元璋的心里，臣下们的智慧功劳也已经变得越来越淡了。
从此以后，谁敢对荣膺天命的洪武皇帝朱元璋产生半点怀疑或者是腹诽，那就无异于犯上作乱、自寻死路，他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洪武皇帝的独裁和残忍在刚登上宝座便露出了端倪。但此时的文臣武将们却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他们只看到了新皇帝励精图治的勤勉与忧思。
朱元璋在励精图治的同时，还在不断地提高自身的修养。朱元璋认同传统道德规范的过程，是他与知识分子交流学习传统典籍的过程。这一认识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不仅是朱元璋个人思考的需要，而且也是他做了皇帝之后，成为了社会的需要。
朱元璋身为皇帝，他认为人能够修身是一种良好秩序的开端。朱元璋并不直接谈论自己修身的心路历程，而往往是以典范的面貌展示给他的官员们。
洪武九年，在面对新上任一批省级地方官员时，朱元璋在讲话中再次大谈修身意义。他说：“圣贤们所讲道理，无非率性修道而已，人若能终身以此为准绳，一定会受用不尽。有人从小并不知道事物是非曲直，但是长大后仍能做到孝敬父母、关爱兄弟，这便是人与生俱来的善良天性。如果能够循着这一道理做下去，即为率性之道。一个人做好事，而其他有志者效仿他，这便是修道之教。推广此意，有什么好事做不成呢？你们这些地方长官只要努力做，就会永远保住官职。”
朱元璋多次对大臣们表达自己正心、诚意态度和价值观念。他说：“君主应该谨慎看待嗜好，不受外界诱惑，如同明镜止水，正可以鉴照万物，否则便似镜子蒙垢，水中有渣，自身昏暗不清，又如何照物？”
朱元璋始终都认为，人都有喜好，问题在于你所爱好的是什么。
譬如，国君爱贤才，则大臣中多为有才干者；国君喜欢正直的人，则左右亲近无奸佞小人，这样国家才有希望。如果喜好失当，势必造成“正直疏、邪佞进”的局面，如果到了这个时候要想再治理好国家那就太难了。所以他表示君主能否正心、修身，与国家的治乱是息息相关的。
朱元璋曾对群臣坦陈己见，他说：“智力虽然足以使人取得天下，但不足以获得人心，我每次回忆起这句话，总是通宵难以入眠。静观往事，无不如此。当初我起兵的时候，论智谋不如张士诚，论实力不如陈友谅，但是我对他们完全以诚相待，从未使用欺诈的手腕，所以他们最终败在我的手下。我想，人的智力总有穷尽和不及的时候，唯有至诚，别人才能真的信服你。”
有一次，朱元璋到东阁，翰林待诏朱善等人在场，朱元璋再次就人应有的品德发表了看法。
朱元璋说道：“一国之君，如果以天下之好恶作为自己的好恶，处事就会公正；以天下的知识作为自己的知识，就能够明达。人的天性就是爱自夸，爱说别人的错误。君子则不然，君子扬人之善，不自我吹嘘，君子能够原谅他人的错误，而待己却是十分地严格。”
朱元璋还一再提倡诚心对待万物，他说：“对待世间万物，都不要简单地用眼睛或耳朵去观察感受，唯有用心感悟，才能认清复杂的事物，万万不能凭借智力，以为靠天生的聪明就能够成功，其实，诚心才是真正有效的处世之道。”
当然，朱元璋在谈及君主“修己”时，其实带着很强功利主义色彩。他要求全国官员正心、诚意、修身，也是为了有效地维护大明政治社会秩序而采取的一种有效手段。他由修身为起点，推及治国平天下，以儒家“德治”的方法，实现对大明的有效统治。
现在，大规模的战争已经成了过去，接下来，朱元璋考虑得最多的便是如何巩固新王朝的政治统治和安抚九州百姓。
制定《大明律》
明朝建立后，一直都在推行严刑峻法。洪武七年，明朝正式颁布了《大明律》。这部记录了606条法规的书籍，相比于唐、宋、元时的律条，写得更加详尽严峻。
即使是这样，朱元璋抛开既定法规，又先后颁布了《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续》《大诰武臣》等律条。这些法外之法，大都是朱元璋独出心裁的产物。有了法外之法，还有法外用刑，因此增添了许多酷刑。朱元璋始终认为，在治理乱世时必须要使用重刑，才能够让不法之人感到惧怕。
朱元璋意识到对皇亲国戚的保护还是不够，因而他强调推行“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那一套儒家礼法。对于皇后家、皇妃家、东宫太子妃家、王妃家、郡王妃家、驸马家以及公侯之家，除了谋逆大罪一律不赦外，其他方面如果犯了罪，则由皇上谅情裁决，其真意无非就是宽大赦免。
洪武三十年，朱元璋又重新颁布了《大明律》，对73条较重的量刑标准进行了更改。几个月以后，他又将原《祖训录》加以修订，改称为《皇明祖训条章》。朱元璋在谈到汉代吕氏专权的教训之后，又再次进行重申：
以后不许设立丞相，不许后妃干政，不许太监干政，后世敢有改变祖训者，以奸臣论处！
与此同时，朱元璋再次劝诫诸藩王，一定要与皇帝同心同德，以护卫大明江山，并保住自己的荣华富贵。后来，朱元璋又对儿子们的不安分，表现出了忧心忡忡。所以，他不厌其烦地以“妄窥大位者，无不自取灭亡”相威胁。
朱元璋对法制极为重视，这也是源于历史与现实方面的两个原因。
第一，鉴于元朝灭亡的教训，法制不立，纲纪废弛；第二，是维护明朝统治的需要。
朱元璋在建立明朝之前就开始着手制定法律了。早在至正二十四年，朱元璋被拥立为吴王后，即建置百官，一个新王朝初具规模，立法也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朱元璋明确指出建立新秩序，必须要有法可依。
朱元璋调动和组织大批官员制定法律始于1367年。这年10月，朱元璋命中书省以《唐律》为蓝本，着手制定律令，即《明律》，也称《吴元年令》。以左丞相李善长为总裁官，另以杨宪、刘基、陶安、徐本、范显和文原吉等20多人为议律官。
朱元璋遂发谕令，明确了立法原则：“立法贵在简当，使言直理明，人人易晓”，“务求适中，以去繁弊”，“法网密则无大勇，法密则国无全民”，等等。当年十二月初，《律令》一书编成，内容以《唐律》为标准，适当进行了增减，最后改定，共计285条。朱元璋下令，将此律令刊布公众，并颁之各个郡县。
为使百姓明理及通晓民间所行事宜，又编成了解释律令的《律令直解》一书。1368年，又进行了修订和完善，朱元璋亲自进行增删。洪武六年，先颁布《律令宪纲》，后又下诏刑部尚书刘惟谦详定，篇目皆以《唐律》为准。
最后，朱元璋进行亲自主持，每成一篇，则命揭示墙壁上亲自裁定，直到翰林学士宋濂写《表》进呈，方命令颁行，这就是著名的《大明律》。其全律总计606条，被分为36卷。其中与人民生活有关的部分朱元璋以口语通俗的形式写出，称作《律令直解》，目的是使百姓都能看得懂，使之家喻户晓。
但是，朱元璋修订法律的活动并未至此而结束。在洪武九年，朱元璋又命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汪广洋等人以“务合中正”的要求，重新更正《大明律》13条；在洪武二十二年，朱元璋命翰林院同刑部官员，根据历年所增者，再次修订《大明律》，并将《名例律》冠于篇首。至此，总共确定为30卷，共460条。后来经过皇太孙的请求，朱元璋又命令改定为73条。
朱元璋为了把《大明律》推广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也为早日革除元朝的徇私灭公的恶习，洪武十八年，他又编成《大诰》，也称《御制大诰》，次年又编《续编》《三编》，内容都是官民犯法的记录，惩治贪官的备案。
《大明律》颁布之后，朱元璋要求所有臣民都要熟读，学校还要把它作为教材使用，每家每户也都要持有，如果家中有一本《大诰》，要是犯了罪，便可以减刑一等；如果没有，那就要加刑一等。一时间全国讲读《大诰》的师生到京城入朝的竟达19万人之多，皆得赐钞钱而返。
由此可见，这种做法，既起到了传播律令的作用，又使全国臣民驯服地在君主制下生活。同时，朱元璋要求司法量刑治罪“只依律与《大诰》为准”。《大诰》罗列罪行有千余条，而且为了达到以重刑来威慑臣民的目的，它又具有法律效力。1397年，《大明律》《大诰》最后编成，并成为定型本，终明之世未曾修订。
形式上《大明律》的制定是以《唐律》为参考标准的，但从其内容来看并不如此，在量刑上大都比《唐律》重。如臣民以“十恶”定谋反、“谋大逆”等罪时，不分主、从，一律凌迟处斩。《唐律》在量刑上要分犯罪的不同情节，而《大明律》则没有区分；在年龄上，《唐律》规定15岁以下不处死罪，而《大明律》则没有这种区分。由此可见，明朝的法律更严厉一些。
朱元璋亲自主持和参与制定的明朝律令，尤其是《大明律》，经过数十年的酝酿创制修订，最后定型颁布天下，真可谓“日久而虑精”。它是我国封建社会一部比较完善的法典，也是承前启后的法典。条例简而概，精神原则严谨，是以封建小农经济为基础的法典代表。它的影响不仅是当代及其后的清朝，甚至还远到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家。
依法行事不避情
朱元璋不断地对执法官员们进行告诫：执法就像射大鹄一样，必须要掌握好弓箭才能够射中。维护好社会秩序，维护好统治才能够得民心，这就必须要振纲纪、明法度。朱元璋认为有了法律，就要维护法律的尊严和威信。
朱元璋在即位之前，攻占浙江金华时就下令禁酒。但是，很多地方却没有认真执行，特别是一些官员更视其为儿戏。此时，带头违犯的正是朱元璋身旁第一员大将胡大海的儿子。
当朱元璋知道胡大海的儿子带头违反命令时，便下令将他逮捕，还要军法从事。而当时胡大海正在领兵征越，有人为了不惊动胡大海，奏请免杀其子。可是朱元璋却坚决不答应，他说道：“宁可使大海叛我，不可使我法不行。”所以亲手杀了胡大海的儿子。
这个消息传出后，全境震惊。从此，朱元璋所颁布的一切法令，再不敢有人轻视了。经过几个月的整顿建设，金华被治理得逐渐趋于条理化，朱元璋和他的军队在浙西的声望和影响也越来越大了。
朱元璋强调审讯主持公道，平和宽恕。除非大逆不道才能定罪，百姓犯罪不得连坐。同时，对平民百姓要体现平恕、重亲情和人性的原则。
洪武元年，朱元璋北巡，刘基和李善长则留守京师。刘基的责任是督察奸恶，以肃清京城。这时，中书省都事李彬犯了法，刘基立即将他逮捕并治了罪。李彬求李善长替他说情，以此来免其处罚，刘基不同意，反而以天旱不下雨，如果杀了李彬天必降大雨为说辞杀了李彬。
朱元璋回到京城后，发现怨恨刘基的人越来越多，因而找了个借口，送刘基回老家去了。由此事也可以反映出，朱元璋对刘基的执法严苛是不完全赞成的，他再三强调执法者主持公道，但是要做到宽严相济。
朱元璋为使执法得以“平恕”，彰显法律的公允，他发旨采取了以下四项措施：
其一，为使人民有冤得申，在皇宫的午门外设置了“登闻鼓”。规定：凡民间词讼得不到申理，或者有冤不能前来者，均准许击登闻鼓，监察御史须立即奏报，敢阻止者死罪。一旦有犯人不得申冤或提什么建议的，有特殊的情况，朱元璋仍予以通融。
其二，警告人民避免犯法。朱元璋有令，要在府州县及其乡之里社立申明亭，张榜公布当地严重触犯刑律者的罪过及姓名，使人有所警戒，“以开良民自新之路”。
其三，朱元璋亲自审案宽释。洪武二年，监察御史谢恕巡视松江，以“欺隐官租”罪名逮捕了190多人到京师，其中多数人喊冤枉，治书侍御史文原吉等上奏了此事。于是朱元璋命召数人亲自审问，了解了实情，原来纯属是冤案。
其四，提倡“明刑慎罚”。朱元璋不是无原则地放宽行刑，而是求其轻重适宜，强调“明刑慎罚”，即把犯罪事实弄清楚，处罚时也要慎重。
朱元璋认真地依法行事，虽然有些罪犯得以宽释，但最终判决有罪的人还是特别多的。作为一朝的当政者，为了维护明朝的专制统治，总的来看是极其残酷的。
此外，朱元璋还采取了劳教犯人的措施，就是不把犯人囚禁于监狱中，而是通过劳作治罪、教诲。被劳教的犯人有戍边免死的普通商民和获罪的官吏等等。如发临濠屯种的一罪犯，原是在两广戍边；有的施以酷刑以外，继续劳教；有的赴京师筑城，劳教表现好的可再被起用。
洪武七年，有一批在凤阳劳教的官吏，“已历艰苦，必能改过”。后来，经过选拔有149人至京师“各授职有差”。
睦邻友好保和平
作为明朝的开国君主，朱元璋在内政事务上大刀阔斧地进行着改革，而且还进行着孜孜不倦地追求。相对而言，他在处理对外事务方面，似乎并没有什么显著的作为。睦邻友好、相安无事成为朱元璋在处理对外关系时的最高原则。
洪武元年，朱元璋刚登基不久，他就派使者出使高丽、安南等国。除了通报改朝换代外，还表达了与各国重新建立外交关系的意愿。朱元璋宣布了外交政策：“与远迩相安于无事，以共享太平之福。”他甚至自谦地称：“朕虽不德，不及我国古先哲主，使四夷怀之，然不可不使天下周知。”
洪武四年，朱元璋在奉天门召见各部大臣，就对外关系问题发布训示：“海外诸蛮夷国家如果对中国有所侵害，不可不加以讨伐，但是，如果他们没有危害中国，则不可以主动兴兵征讨，地广非久安之计，民劳乃易乱之源。”明代初年，国内统治还不稳定，百废待兴，也需要一个和平安定环境，此时，朱元璋采取睦邻友好的外交方针是有道理的。
洪武末年，在重新修订颁布《皇明祖训》中，朱元璋还特地将这一方针放在显著的《首章》中，让子孙世代都遵守：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不自揣量来扰我边，则彼为不详。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犯，我亦不详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杀伤人命，切记不可。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是朱元璋对外关系思想的一大特征，但他实际上并没有停留在“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这个层次上，他特别反对使用武力来解决国家之间的争端，他主张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应该靠道义、道德来维系。
讲到汉武帝巩固边防的雄才大略时，朱元璋是非常赞赏的。他认为北方胡人侵扰边境，自古是常有的事。以汉高祖那样的权威，统率大军尚不能击败匈奴，反而被围困，那文帝和景帝也就只能守成了。虽然多次遭受匈奴侵扰，但是也只能是被动地进行防守了。
只有汉武帝才能真正地把被动的局面扭转过来，他发大军进行征讨，先后五次出塞打击匈奴，洗雪汉军白登被围之耻，最后终将匈奴降服。此举虽对国力有所消耗，但消除匈奴侵扰边境之息，其功不可没。
洪武年间，明朝与朝鲜的关系一直时断时续。洪武二年，朝鲜国王派使者入贡请封，与此同时，他仍与北元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洪武十七年，由于军事格局发生了变化，朝鲜与北元的交通被完全隔断，朝鲜这才断绝了与北元的联系。
洪武二十六年六月，朝鲜边疆招诱女夏人500多名，随后发生了潜渡鸭绿江寇掠辽东的事件。同年十月，又有朝鲜海寇人在金州新市发生掠劫的事情。此时，五军都督府及兵部等大臣多次奏请加以讨伐，可是都被朱元璋拒绝了。
朱元璋总是说：“兴师伐之，本来不难。我拥有骑射舟师，水陆毕备，且为百战之兵，亲杰精锐，带甲百万，舳舻千里，水繇渤澥，陆道辽阳，区区朝鲜，不足以具朝食。只是为百姓着想，而不欲轻燃战火。”每次都以道义、利害诸理加以劝阻、警告。
洪武末年，安南与思明州发生了领土争端，明朝政府屡次下令让安南归还，大臣们也都建议举兵征讨安南，朱元璋却不同意。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后，以宗主国自居，视其他周边邻国为藩属国，明廷的涉外关系也就保留了宗藩关系的根本特征，只是这种宗藩关系在朱元璋看来是无足轻重的。
朱元璋受到“求相安无事”涉外指导思想的支配，对藩属各国没有任何要求，使得这种宗藩关系比以往更加名义化，以至各国与明王朝的关系事实上是平等的。
那时，维系宗藩关系的主要纽带是相互之间的贡赐活动，各国定期派使臣携带本国的土产或奇珍异宝之类及相关文书，向明廷朝贡，这标志着该国承认明朝宗主国的地位。明廷接受贡物，给予隆重接待，回赐大量礼物，也就表示明朝视该国为自己的藩属国。
对于各种外交礼节活动，朱元璋都主张从简，他认为这不仅可以减轻朝贡国负担，对朝廷来说也是十分省心的，可避免节外生枝。
洪武五年，朱元璋就朝贡问题指示如下：高丽国贡献次数太多，甚至一年多次，加重了其百姓负担，而且海路异常艰险，因而使者的人身安全也是难以保证的。特别举了当年高丽使者洪师范一行在返回途中遇到大风，船翻后溺死了39人，另外113人则漂流到嘉兴海岸才被救起的例子。朱元璋认为，幸亏有被救者可以回国说明情况，要不然高丽国能不起疑心吗？
因此，朱元璋提出三年朝贡一次，所贡之物以所产布十匹足矣，不必过多。同时，也将此令告知占城、安南等国。但是，多数藩属国并不遵守规定，朝贡次数仍远远超过了规定次数。
洪武七年，朱元璋不得不重申有关规定，由礼部通知各国。但是，第二年安南又要求增加朝贡次数，朱元璋只得又一次让中书省转达他的意思：“朝贡常制，三年一次，来朝使臣人数也以三五人为宜，贡献物品也不必过于丰厚，表示诚敬之心即可。”
洪武十六年，朱元璋又专门制定了朝贡勘合制：朝贡使者必须持明廷颁发的勘合。勘合由明朝制定，每个朝贡国发给勘合200道，号簿四扇，分存双方，以供验比。
洪武五年正月，琐里派使臣朝贡时，朱元璋对中书省大臣说：“西洋琐里，涉海而来，艰难险阻，难计年月，其朝贡无论疏数，厚往而薄来可也。”
后来，朱元璋又对礼部官员批示说，对来朝贡的各国给予丰厚赏赐，以表示朝廷的关怀之意。各国所贡之物，多数为供玩食用的奢侈品，少数可用于生产、生活，如马匹、药材等，量也极为有限，对于中国来说自然是无足轻重的。历代统治者多重视各国朝贡的政治意义与象征意义。
洪武十六年二月，占城国王阿答阿者派使臣杨麻加益等前来朝贡，其礼品包括象牙20只以及檀香、番布等物品，明朝回赐给使臣织金文纺30匹，瓷器19000件。在此后，得到同样赐物的还有暹罗、真腊等国。
洪武十九年九月，阿答阿者又派他儿子等人前来朝贡，其礼品包括象牙54只，还有犀角、胡椒、鸟木、檀香、花丝布等。朱元璋回赐占城国王冠带、织金文纺和龙衣，并赐王子黄金200两，白银1000两。
受经济利益的驱动，外国使者往往趁朝贡的机会携带私货来到中国进行交易，或者换取中国的优质手工艺品。对此，朱元璋统统给予了宽大的政策。如在洪武三年，中书省请求对高丽贡使携带入境的私人货物征收税金，同时还禁止他们额外携带中国货物出境，但是这些都被朱元璋给否定了。
洪武十七年，明朝又明确规定：海外诸国朝贡使者，有附带私货入境交易者，一律予以免税的优惠。各国朝员使者所带土产愿在中国进行交易的，悉听尊便。
他们因不知避忌而违犯有关规定和律令，也予以宽宥，不加追究。中国商人与外国使者进行交易的，除了不准私自进行外，也不准赊买、故意拖延、欺骗、敲诈等行为，违者便会被问罪。
朱元璋不只是尊重各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而且他也从来都不插手干涉别国的内务。这种外交政策，在当时赢得了许多周边国家的好评。
倡廉洁惩贪污
出身于农民家庭的朱元璋，做了明朝皇帝之后就有了双重的身份和背景。他异常痛恨贪官污吏欺压和剥削劳苦大众，嫉恨贪官污吏横征暴敛破坏社会秩序，尤其是对抗他的法令，而对付这一社会弊病的方式就是倡廉惩贪。
明王朝建立时，百姓生活很艰难，而功臣们则是尽情享乐，并且还产生了一些骄纵之气。可是，从社会最底层上来的朱元璋深深知道民间的疾苦，也知道那些东西意味着什么。
有一天，朱元璋下旨宴请文武群臣，为皇后祝寿。臣子们非常高兴，以为又可以重温战争年代那段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猜拳行令，一醉方休的快乐时光呢！
可是让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宴会有些特别：第一道菜上的竟是炒萝卜，第二道菜是炒韭菜，第三道是两大碗青菜，最后一道是葱花豆腐汤。
朱元璋逐一大赞每道菜的好处：“萝卜上了街，药店无买卖”；
“韭菜青又青，长治久安定人心”；“两碗青菜一样香，两袖清风喜洋洋”；“小葱豆腐青又白，公正廉洁如日月”。群臣听后，顿时恍然大悟，原来皇帝这是在教育他们要勤俭呢。
随后，朱元璋又当众宣布：“今后众卿请客，最多只能‘四菜一汤’，这次皇后的寿筵即是榜样，谁若违反，严惩不贷。”
朱元璋的俭朴在穿戴上的体现也是十分明显的。有一次，朱元璋走进东阁检查政事时，因为此时正好是酷暑时节，所以汗水湿透了衣衫。这时，侍从们拿来衣服给朱元璋换上，在场的人看见拿来的衣服都是经过多次洗过了的，没有一件新衣服，在场的官员们被他的这种俭朴的精神感动了。
此外，朱元璋不仅自己坚持勤与俭，而且他还要求各级官吏也要这样去做，否则，他将决不容情。在面对贪官污吏的问题上，朱元璋更是严加惩处，甚至不惜大开杀戒。
倡廉并不是不给官吏们应有的待遇，作为皇帝朱元璋对官吏想的还是很周到的。明朝建立前一年，他任命了234名郡县官吏，并下令给他们优厚的派遣费，以免到任后，借贷侵渔百姓，对奉公不利。
勤俭是廉洁之母。朱元璋不厌其烦地向官吏们讲述着要以俭朴为荣、奢华为耻的道理。朱元璋对奢华者严惩不贷，对节俭者则会给予奖励。
朱元璋告诉新上任的官员，百姓所出的租赋以资国用，也是官员们的俸禄来源，明白了这一道理，当官的应该勤于政事，尽心于民。民有词讼应当为其办理曲直，不能尸位素餐，贪赃枉法。
朱元璋一生简朴勤奋，他很少征召女乐舞伎进宫，也不迷恋戏曲，更没有丝竹环绕、长夜饮宴的习惯。他一心扑在国事上，稍有空闲，不是读书练字，就是与文人学士谈论经史文学。
每当耕耘收获的季节，朱元璋总是亲自劳动，并一再教诲内监和儿子们：吃亲手种的东西，味道会特别的香。不仅是皇帝本人，就连皇后在后宫也能够起到带头的作用。宫女内部也能自行节俭，穿洗濯之衣。
朱元璋总是说不能浪费了天生之物，劳民伤财，所以谁都不敢不谨慎从事。
不仅如此，朱元璋对从劳动者身上抽取的这些物资也是十分珍惜的。有一天，朱元璋在内廷看见有的宫女把很少的一点丝线丢在了地上，他立刻召集来所有的宫女，向她们说明生产这类蚕丝是何等的不容易。朱元璋斥责宫女们不应该无故丢失，并立下规矩，从今以后再有犯此错误者定斩不饶。
由这件事情可以看出，朱元璋对劳动人民用辛勤劳动生产出来的物品是多么爱惜。与此同时，朱元璋也不会放过对孩子和身边的宫姬等人的教育。
朱元璋要求宫中的裁剪师把做衣服剩下的绸缎片，缝制成百纳被面；剩下的丝绢布头，缝成衣服赐给王妃、公主们，并且时刻会告诉她们，桑蚕丝制成丝绸是何等费工费时的事儿。朱元璋还要求，包表笺是绣金龙的，要求宫人把金子清洗出来，积少成多，铸成金块。
朱元璋对宫内的太监也不放过教育的机会。洪武三年十月的一天，天降大雨，宫内遍地积水。朱元璋见两个小内监穿着新靴子在雨水中行走，立刻严厉训斥：“地上这么多积水，你们穿着新靴子走在泥水中，难道一点都不心疼吗？尔等如此不知爱惜，给我各打二十板子。”两个小太监被打得腿瘸股肿。从此，内监们哪个还敢再浪费，宫廷内奢靡之风也大大地改变了。后来，朱元璋还宣布百官上朝如果遇着雨雪天气，允许穿雨衣和雨靴，以此来珍惜贵重的官衣。
在饮食上，朱元璋最不喜欢大吃大喝，饮酒作乐，尽管他能喝酒，但却很有节制。曾经有潞州派人进贡人参酒，太原岁进葡萄酒等都被朱元璋给拒绝了，并向他们说明了中国自有秫米供酿造酒，何必以此劳民。
明朝初建时，全国多处受到灾害。遇有父母忌辰时，朱元璋也不会忘记曾经的苦难日子。于是，他便率领妻妾吃草根、野菜、粗饭等，以此来表示愿意与百姓共苦。
朱元璋曾经说过，珠玉非宝，节俭是宝。对于居住的地方，朱元璋也从来都不会挑剔。即使在修建皇宫时，他也把那些雕琢奇丽的设计都给去掉了，他要求宫殿中不要多施彩绘；在宫妃住的地方，墙壁和屏风上，画的也都是耕织图；在太子东宫画的是朱元璋的身世以及后来的经历图；在处理国事的殿堂内，则书写了治国平天下的经典谋略。由此可以看出，朱元璋讲究的是居室的实用，殿堂也不讲求奢华，只追求效果。
朱元璋出行用的舆辇服饰，也是以铜代金，从来都不会过多地奢侈，从而表现出了他珍惜百姓的辛勤劳动的作风。其实，朝廷官员为皇帝贺寿是封建王朝礼制的极为正常的现象，可是朱元璋在生日来临之时也是一拖再拖不许贺寿。直到洪武十三年，他拗不过群臣，说定依朝中规矩办事的要求，才允许朝贺，这也是朱元璋俭朴低调的表现。
朱元璋高兴的是马皇后能够以身作则，做出榜样。这位出身贫寒之家的后宫之主，平时都穿浆洗过的衣服。有时衣服褪了色，甚至有了破绽，仍然舍不得丢掉，补好之后继续再穿上。马皇后命人用杂丝织成绸子，做成被子赐给老弱孤独者。做礼服剩下的丝绢布头缝成百衲衣，赐给王妃、公主，让她们知道蚕桑的艰难。
朱元璋知道，自己是“吃了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这苦中之苦对于保住这份巨大的基业至关重要。而自己的儿孙们，他们生于富贵，滋生骄奢之心在所难免。如不及早教诲，将会毁掉他半生拼杀所创下的基业。因此，朱元璋会利用各种机会，对儿子们进行教育，并尽量创造机会让他们经受磨炼。
朱元璋叫太监们在后花园里种上蔬菜，朱标和众王子读书累了，就会去浇水灌园，捉虫除草。有一天，朱标和几个兄弟正在空旷的菜地上打闹玩耍。
朱元璋见孩子们在菜地上摔跤、叠罗汉，浑身上下沾满了泥土，不由心生疼爱。心想，帝王家的孩子不该如此寒碜，他们应该有更舒适的玩乐场所。但转念一想，随即打消了这个念头。
这时，朱元璋的二儿子朱樉问道：“父皇为什么不给我们建一座漂亮的花园玩呢？”
朱元璋不慌不忙地说道：“孩子，这里本来可以弄些台榭亭阁，曲水拱桥，让你们游玩。可是，我却命内侍开成了菜园。知道是为什么吗？”
“为了省钱呗。”朱樉麻利地答道。
“是为了省钱，你们知道，每天的花用钱，是从哪里来的吗？”
“户部。”
“那，户部的钱又是从哪儿来的呢？”
“不知道。”
“户部的钱，都是从老百姓那儿收来的。我们自己种菜吃，就是为了爱惜民财民力。当年，商纣王建了好多歌台舞榭，整天饮酒作乐，不知体恤百姓，百姓人人痛恨，起来把他推翻了。而汉文帝就不同，他想建一个露台，一计算下来，相当于十户人家一年的生活费用呀，立刻就打消了这个念头。你们看，一个奢侈，一个节俭，多么不同。结果，一个国亡，一个富足，天差地异。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
孩子们齐声答应“明白”，朱元璋才高兴地离去。
在明朝洪武年间，为官清廉者不在少数，以廉能受到朱元璋奖赏的官吏也是大有人在。如宁国知府陈灌，在任时大力兴办学校，访问疾苦，严禁豪绅兼并土地，“创户帖以便稽民”，就是建立类似户口的簿子便于掌握居民情况，得到了朱元璋的肯定，以此为榜样，颁行全国；又如济宁知府方克勤，鼓励农民开垦，3年不纳税，言而有信，田野得以开垦，户口增加数倍，使该郡富足，而他本人却是极为简朴的，一件布袍穿10年也不更换，饭桌上也是没有肉的。
此外，有个一父教子的生动事例，引起了朱元璋的重视。吴兴县人王升，有罪被囚在狱中，刑部查狱囚时，发现了王升给其子平凉知县王慎的信，奏报给朱元璋审阅之后，朱元璋对其是赞叹不已，信中说道：
“为官须廉洁自持……抚民以仁慈为心，报国以忠勤为本，处己以谦敬为先，进修以学业为务，有暇日宜玩味经史。至于先儒性理之书，亦当潜心其间，于此见得透彻，则自然所思无邪。又熟读律令，则守法不惑。仕与学，盖不可偏废。”
朱元璋阅读后，亲手写诏书给王升，他认为王升是位善教者，能以忠尽之言叮咛其子。在贪风遍布之中，能看到这样的家训，谁也比不了。肯定此信“劝善惩恶，移风易俗”，实有国之务。于是，朱元璋便下令将王升释放了。
朱元璋对犯有其他过失的官吏尚可宽恕赦免，但唯独对贪官的处罚是极其严厉的，他一般都不会轻易放过。洪武四年，朱元璋下令“自今官吏犯赃罪者无贷”，即贪污犯赃罪者不能宽恕。
除去用刑法规定的徙、杖、徒、流、死五刑外，对付贪污官吏，朱元璋还允许法外用刑。抽筋、割膝盖、剥指、剁脚、剥皮等酷刑，都成了惩治贪官的利器。
在各地的官衙前，都设有一个“剥皮场”和一个高挑着贪官人头的长杆。在官衙的办公书案旁，则吊着一个填充稻草的人皮，宛如一个活人吊在那里。恐怖之状，不忍目睹。重刑可以使人丧胆，朱元璋认为只有这样，才能震慑和恐吓住那些心存贪渎恶念的不法之徒。
朱亮祖是庐州府六安人，元末时，朱亮祖便拉起队伍做了义兵元帅，据守宁国，称霸一方。不久，朱亮祖为了自保，归顺了元朝。朱元璋占据集庆后，亲自督师攻下宁国，生擒了这个土皇帝。
朱元璋觉得朱亮祖是个血性汉子，当即加以重用。在与胡深合攻陈友定时，朱亮祖作为主帅，逼迫胡深孤军深入，结果，在建宁城下使其被俘遇害。
朱元璋降了朱亮祖的官职，并对其进行了严厉的斥责。在平定方国珍时，朱亮祖却立了大功。后来，朱亮祖以副将军的身份，配合廖永忠征讨两广，更是功勋卓著。洪武三年封永嘉侯。洪武四年，率师伐蜀，虽有勋劳，但因擅杀军校，功过相抵，没有得到奖赏。
元朝末年时，广东是地方军阀何真的地面。何真归降后，广东一直处在军事管制之下。所以，军人在这里有着特殊的权力，不但百姓怕兵，连地方官都得退让三分。
军人的一切需求，不但都由地方政府进行筹办，而且他们还擅立名目，借端进行勒索，就连县衙的吏员也常常遭到他们的斥骂甚至责打，朱亮祖坐镇广州后更是擅作威福。官军的横行霸道，更是变本加厉，甚而同地方豪强沆瀣一气，从中盘剥百姓，欺压良善，使得民怒沸腾。
如今，广州府首县来了个刚正耿直、保护百姓的县令道同，因而立即遭到了朱亮祖的刁难。他几次把道同叫到帅府，威逼利诱，软硬兼施，要他给自己留条后路，少管军队的“闲事”。道同则是不亢不卑，巧妙周旋。朱亮祖只得暂时隐忍。
一天，朱亮祖听说道同抓了他的爪牙跪街示众，立刻火冒三丈，决定亲自会会这个愣头青。他把道同请到帅府设宴款待，酒过三巡，朱亮祖不经意地问道：“听说，县太爷抓去了5个买东西的人，这是真的吗？”
“是的。不过，他们不是寻常的购物者，而是……”道同理直气壮地说道。
“不管是什么购物者，既然是购物，就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依我看，贵县还是不与他们计较为好。”
“侯爷，道同蒙皇上厚恩，荣任一县之长，自应造福一方，为皇上效力，为百姓做主，岂敢随意释放恶人？那帮恶棍，欺行霸市，强买强卖，不亚于恶霸强盗。对其绳之以法，罪有应得。”
“不瞒贵县，他们当中有本帅手下人的亲友呀。”
“侯爷，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莫说是侯爷部属的亲友，就是侯爷自身的亲友，卑职也不敢徇情枉法呀。”
“难道你连这点面子都不肯给本侯吗？”朱亮祖继续说道。
“这不是给不给侯爷面子的事情，而是执法或枉法的大事，还望大人谅情。”道同正色抗辩道。
“那你就好自为之吧。”朱亮祖被顶了个张口结舌，扔下一句话后便扭头离开了宴席。
朱亮祖越想越气，第二天，他便亲自带领一队武士，来到县衙前驱赶围观的百姓。跪地示众的泼皮无赖，一看救星到来，一齐大哭喊冤。朱亮祖怒气冲冲地答道：“本帅知道你们都是被冤枉的好人，我是来救你们的。都给我放了！”说罢，朱亮祖大手一挥地说道。
统帅一声令下，武士们一齐抢上前来放人，看管罪犯的衙役哪里敢制止，只好眼睁睁地看着人犯被劫走。朱亮祖骑在高头大马上，耀武扬威地走了。
走了一段路后，朱亮祖竟然有些生气，一个尊贵的侯爷，竟在大庭广众之下，去解救那几个地痞流氓，实在是太有失尊严了。听着沿途百姓的讥笑咒骂，他才感到此举的轻率鲁莽。回到帅府，朱亮祖愈想愈窝火，竟然把一切怨恨发在道同身上。
第二天，朱亮祖借着官员常规拜见的机会，硬说道同“礼仪不周，藐视大臣”，并吩咐当众责打了二十板子。
朱亮祖不但袒护坏人，而且又让自己无端受辱，道同怎能咽得下这口恶气？这个蒙古族汉子发誓，拼着性命不要，也要与这个无法无天的家伙斗争到底。
朱亮祖释放了恶人，又当众殴打县令的“威名”愈传愈远，那些仗势作恶的富豪劣绅，纷纷投其所好，你送金银珠宝，我送美媛名姬。朱亮祖来者不拒，一律“愧受”。吃了人家的嘴软，拿了人家的手短，自然是有求必应，无力不出。
有一家姓罗的财主用金钱开路，结识了朱侯爷，又把年轻美貌的妹妹送给侯爷做小妾。朱亮祖大喜过望，视罗氏兄弟如同家人手足。罗家本来就是当地一霸，现在成了侯爷的大舅子，就更加有恃无恐，为所欲为了。
罗家不仅抢人田宅，夺人妻女，而且还经常带一帮豪奴横行乡里，简直是无法无天，使得百姓们对他们恨之入骨。由此控告罗氏的状纸，像雪片似的飞到了道同的大堂上。不少人甚至还在路上等候着道同，拦住他的官轿喊冤。
道同简直忍无可忍，决心拼上一条命，也要捋一捋侯爷的虎须，狠狠惩治那帮恶魔。于是，他下令逮捕了罗氏兄弟，严加审讯。朱亮祖听说之后极为愤怒，立即派兵包围了县衙，将罗氏兄弟当堂放走。
道同眼睁睁地看着罪犯被劫，也没有任何办法，一个小小的县令，根本就无法制服兵权在握、统辖一方的大员。正在长吁短叹时，道同忽然想到了皇帝。当今皇帝一再倡导廉洁，严惩贪贿，并提倡地方官吏控告权贵，何不上一个奏章，据实进行弹劾？
可是，道同又转念一想，朱亮祖是炙手可热的侯爷，是作为皇帝亲信派来弹压地方的，皇帝岂能听信一个七品小令的劾奏，去处置一个朝廷勋贵？就是派员调查，又有谁敢为了穷苦百姓而去得罪权贵，到了那时，百口莫辩，简直是自找难堪，也许还会搭上性命。
但是，道同继而又一想，既然已经三番两次得罪过朱亮祖了，那太岁爷绝不会饶过自己，借助官员考核的机会，随意捏造上几条罪名，要了自己一条小命，也不过是动动手指头的事情。
现在，已经没有退路可走了，倘若拼却一腔热血上书，万一使皇帝感悟，不但为民除了害，自己也可以保住身家性命！于是，他冒着杀头的危险，搜罗了朱亮祖的种种罪状，秘密上奏了皇帝。
朱亮祖也没有睡大觉，他的幕僚们献计说，道同顽劣不驯，无端受到惩罚，十之八九会向皇帝上书。与其被动挨打，何如先发制人？朱亮祖一听也有道理。于是，恶人先告状，一封弹劾番禺县令的奏章，派快马送去了京城。
道同的奏折还在路上，朱亮祖的奏章，已经率先摆到了朱元璋的御案上。一个封疆大吏居然郑重其事地弹劾一个小小县令，这是没有先例的，聪明的朱元璋立刻嗅到了事情蹊跷。再仔细看奏章的内容，果然是非同寻常：道同不仅排挤大臣，目无官长，以蒙古苗裔相标榜，而且，他还纵容刁民聚众闹事，那些刁民或为故元残匪，或为何真旧部。其事可疑，其心可诛……
为朱亮祖拟折的幕僚，不愧是刀笔里手，一句话击中了要害：一个蒙古“苗裔”，而与“故元残匪”“何真旧部”相勾结，不啻是明目张胆的“谋逆”，这是朱元璋最为害怕的事情。于是，他当即写了个“斩立决”的手谕，派使者送往广州。
朱亮祖在京城的坐探，立刻买通了使者，让他舍舟就陆，六百里快马，日夜兼程。圣谕到达广州的当天，抗击权贵、为民请命的道同，便血洒法场，衔冤而去。
道同被杀后，土豪劣绅欢欣鼓舞，善良百姓则悲伤哀叹。月黑星昏之夜，百姓们在路口道旁，悄悄焚香奠酒，烧化纸钱，送父母官的冤魂上路。道同的冤死，也使许多同僚震惊哀伤。
广东的布政使徐本更是为道同抱不平，他了解道同的为人，更敬重道同的品德。道同廉洁自律，与家人一起常年吃糙米粗食，省下俸禄厚奉老母，并周济贫寒百姓。
徐本曾经与道同发生过一次龃龉，小县令的执拗与倔强，竟使徐本深为敬佩。事情是这样的：番禺县有一个姓胡的郎中，医道虽然高明，品行却是极其恶劣。他仗势凌辱百姓，被道同抓来问罪，按律当受笞刑。
恰巧，徐本正要找这个名医看病，急忙亲临县衙，请道同赦免胡郎中。他礼貌地恳求道：“贵县，胡郎中虽然按律当受刑，无奈，本官急需他诊治，可否谅情饶他一次呢？”
道同决绝地摇了摇头，说道：“朝廷之法难废，百姓之屈必申。请大人不要学永嘉侯的样子。”徐本说情碰了壁，悻悻而去。胡郎中受过笞刑之后，才被放走。
一个小小下属竟然如此不肯给面子，徐本心下愤愤不已。事后扪心自问，对道同忠于法宪、体恤百姓的“固执”，反而产生了几分敬意。正所谓不打不相识，从此之后，两人反倒成了朋友。
现在，这个忠于朝廷、爱民如子的好官，无端蒙受不白之冤，含恨而死。徐本对官海的险恶，朱亮祖的心狠手辣，目无王法，惶惶不可终日。他不知道哪一天，就会轮到自己的头上。
道同被杀的第五天，他的奏章才被送到了朱元璋的手里。朱亮祖贪污受贿、暴戾蛮横、赏恶罚善、为害百姓等罪状，每件都是条分缕析，凿凿有据地写在奏章上。自己因为打击土豪，便受到朱亮祖凌辱笞杖，以及百姓身处水火之中而哭诉无门的种种苦状，更是写得一字一泪。
朱元璋将奏章反复看了三遍，觉得自己上了朱亮祖的当，不由得拍案叹息起来：“那道同，官卑职微，处在达官贵人的包围之中，却敢于同邪恶抗争，实在是凤毛麟角呀。那朱亮祖竟然胆大包天，捏造谎言欺骗朕躬，实在是死有余辜。既然诛杀道同的手谕，刚发出不久，追回还来得及。”
于是，朱元璋派飞骑速下广东，追回前命，并命道同立即入京陛见。但是，一切都晚了。飞骑的四蹄再快，也没有朱亮祖的一把刀快。使臣赶到广州，道同早已经被杀了。
朱元璋知道后，他细细算算日期，立刻醒悟过来：是朱亮祖在使计捣鬼骗了自己。他气愤之极，当即颁下一道谕旨，锁拿朱亮祖以及他的儿子、时任广东卫指挥使的朱暹，一同进京。
那是在洪武十三年九月初三，朱亮祖父子镣铐叮当，被带进午门。朱元璋站在奉天门的台阶上，一脸肃杀怒气。朱亮祖一见，吓得脸色苍白，急忙跪地膝行。来到皇帝面前以头撞地，哀哀哭求道：“陛下，臣知道，我父子罪该万死。望万岁看在臣跟随你老人家，南征北战、出生入死的分儿上，饶恕我父子的性命吧！”朱暹也紧跟着哭求。
朱元璋把压抑在胸中的怒火迸发出来，说道：“留下尔等性命，只会用鱼肉百姓、残害清官和耍鬼蒙骗来报答朕躬！”只见朱元璋大手一挥，“武士们，给朕狠狠地打！”
善观眼色的武士们知道，皇帝要的是催命棍。一个个蜂拥上前，用尽全力狠狠打去。直到朱家父子血肉横飞，气绝身亡，朱元璋方才在侍从的簇拥下，恨恨离去。
朱亮祖被杖死的消息传到广州，百姓们激奋不已。有的跪到大街上，北向叩谢，高喊皇帝万岁。有的喜极而泣，庆幸正义伸张、父母官道同的沉冤洗雪。为了不忘父母官的恩德，很多家庭供起了道同的神主。
同时，也是为了展示皇帝的仁慈，朱亮祖父子被打死的第二天，朱元璋发布旨意，以侯爵之礼安葬朱亮祖，并亲自撰写墓志铭，详述他的丰功伟绩。其实，明眼人一看便知，这不过是演了一出猫哭老鼠的闹剧。朱氏父子公然欺瞒朝廷，横行不法，更使朱元璋认识到武将们的咄咄威焰，促使他加快了诛杀武臣的步伐。
说到朱元璋严惩贪官污吏的事件，那就不得不再说一下钱粮案。钱粮案中包括了两桩案件，其中一案就是发生在洪武九年，也就是1376年的“空印案”，这是明朝建立以来牵涉官员最多的一件大案。
朱元璋登基后，制定了一种月报制度，各地的户口、钱粮、学校、讼狱等，府州县要逐月统计上报。后来，由于太麻烦，在1373年时改为了季报和岁报。除了逐级上报，各府州县及布政司每年年终，还要将户口钱粮等事项向户部呈报。
为了表示确凿精到，要求所有上报账目，都要精确到分、厘、毫、丝。但是，地方与户部的账目很难分毫不差。因此，遭到户部驳回的事常常发生，各地也只得在京城重新登造一次账目。
这个新账，必须用原报衙门的大印。而从京城返回本地用印，有的要往返数百里、数千里，甚至上万里。不但备极辛苦，而且拖延时日。报账官吏只得带上预先盖好印章的空白文书，在京城里做账。
但是，朱元璋却认定是各地方官员和中书省勾结作弊，欺骗愚弄自己。于是，他把有关人员统统抓了起来，并立即处死了。凡是参与其事的吏员，各杖一百，充军到边远地方。
朱皇帝一言既出，上万颗人头，顷刻间无辜落了地！其实，空印文书的出现，是得到中书省和御史台的默认的。这时，一个名叫郑士利的布衣，不惜冒死上书，希望澄清事情原委，为冤死者鸣冤。
朱元璋认为郑士利情真意切，有理有据，自己做得太冒失，杀害了许多无辜的官员。于是，决定奖励这个仗义执言的布衣，但随后他从中书省得知，郑士利的哥哥是刚受空印案牵连而死的，朱元璋立刻转变了态度把郑士利杀掉了。
朱元璋严惩贪污之令屡次下达，但违反法规的人还是有的。其中一桩大案就是洪武十八年发现的盗窃仓粮“郭桓造罪”。
有一天，朱元璋接到一份密奏，密奏告发户部侍郎郭桓伙同北平布政司、按察司官员贪赃舞弊、盗卖官粮。朱元璋拍案而起，怒不可遏。
郭桓是户部侍郎，户部主管全国户口、土地及钱粮等。在朱元璋惩治贪官污吏案件中，拿以六部为罪魁，而郭桓被指责为诛首第一人，也是头一次，从公布的罪状中看到贪污的事实是极其严重的。
罪状中说郭桓等收受浙西秋粮450万石，而郭桓实收60万石上仓、钞80万锭入库，这些可抵200万石，其余190万未曾上仓，还有50万贯钱，伙同其他人私分了。又有应天等五府州县，有数十万亩官田地夏税秋粮，但是并无一粒上仓，而是被郭桓等户部官员分赃，军队卫所的仓粮被卖空。
事发之后朱元璋进行了严惩：六部以及各省的大部分官吏都被牵连了进去，左右侍郎以下的官吏，全部被处死了。至此，逮捕判刑、处死的各省官吏，多达两万人。朱元璋仍然不解气，命令穷追猛打，由官追到民，“罪赃”遍天下。因此，很多富室特别是江南富户都被牵连进去，中产之家大抵破产。
朱元璋惩治贪官无论有多么狠，那都是可以理解的。可是，郭桓案只有少数人有贪贿的事实，但瓜蔓株连达数万人之多，这样看的话的确有点过头，也不可避免地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
可是朱元璋并不认为自己处置过当，他对诸位大臣振振有词地说道：“郭桓赃罪暴露后，天下诸司尽皆犯有赃罪，系狱者数万，无一赦免。足见跟空印案一样，这是两起惊人的联合作案。不彻底铲除，不足以固国基；不加以严惩，不足以平民愤。怎么能说不是一件大好事呢？”
精明过人的朱元璋，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他是有意矫枉过正。其实他是找个借口，制造一场血案。这样，不仅可以打击震慑贪官污吏，还可以借机打击地方豪强势力。因为在朱元璋的心目中，那些人都是横行乡里、梗顽不训、鱼肉百姓、危害国家的渊薮，严厉地进行打击铲除，乃是利国利民的天大好事。
朱元璋毕其一生，都没有停止对贪官污吏的打击。贪贿之徒像割韭菜似的，割了一茬又一茬，难免没有冤死的人，但朱元璋打击贪官污吏的成效，却是有目共睹的。贪官，贪的是金钱，图的是富贵享乐，有谁见过不怕死的贪官？所以，用严刑峻法打击贪官污吏，不失为厘清官场必不可少的手段。
朱元璋很注意六朝败亡的教训，而应天又是六个短命王朝的都城。作为一朝的最高统治者，朱元璋懂得以史为鉴，可以治国。不仅如此，他让人抄录许多前人古训，放在宫中醒目之处，以便能够时刻地警示自己，记住曾经的教训。
勤政事忌懒惰
在历代帝王中，洪武帝朱元璋的励精图治、勤政不懈与任何一个帝王相比都毫不逊色。朱元璋有几个习惯就是他长年积累的结果，同时，这也充分表明了他的勤政。
每当朱元璋要吃饭时，如果他想到了一件事，就会立刻拿出纸片记下来，然后挂到衣服上。有的时候朱元璋想的事太多了，纸片就会挂满衣裳。等到上朝时，朱元璋再一件一件地去处理。
还有一个习惯是，凡是奏疏上达，他就命令左右的人把奏疏中的事情节录下来，然后粘到墙上，最后分清主次来处理，这样下来，就使得墙壁上的帖子一天要更换好几次。也正是如此，朱元璋孜孜求治，成效可见。
朱元璋认为身为人君，无论在什么时候，也不能滋长怠心。身为大明皇帝，朱元璋既不是在向群臣诉苦，也不是宣扬个人，他的目的很明确，那就是要大家共同努力，让他以身作则来勤求治理。
朱元璋的勤奋在称帝之前就已经显露出来了，他往往是通宵达旦地听取名儒讲史论经。当了皇帝后，朱元璋更是不敢懈怠，他日理万机，每天四更便会起床，天不亮就会上朝。下了朝，稍有空闲朱元璋就会与儒士们谈史论政。到了下午三点左右，他又在朝堂听政，处理国家大事，直至黄昏掌灯时分才回宫。无论春夏秋冬，朱元璋都数十年如一日的这样做着。
大凡勤奋的人，都会反对怠惰的人，以至于对他产生厌恶。朱元璋经常会以前人的经验教训来激励自己，他要把勤政与怠惰和统治的兴废联系起来。
朱元璋还把“勤”与“惰”的道理及其后果，以故事的形式写成《勤惰说》一文，文中说：“有勤、惰二人，即同乡又其志向相同，但未来入仕当官可做事大不一样。勤者为民时，家境丰厚，夜间读书，白天带着书本种田；惰者同为民，只是精研文学，其他不作，未暮而寝，日高才起，吃完饭念几行书本即悠悠然，自以为很清高。有一天，惰者到勤者田里，劝他像自己一样，以待明君之用，勤者不听，说：‘农、书俱不弃也。’又一天，国君听说二人皆为儒者之学，召至京城，各给官做，皆侍驾而朝。按着国君的要求和朝廷的规矩，每天须凌晨而起，待时召见，日暮而归，犹不能安寝。一旦做起事来，勤者容光焕发，反之惰者憔悴。再者君命勤者管水部，于是亲到现场，变害为利，筑堤固防，得到国君赞赏。反之惰者，管教种地，到了田里，不知如何操作，欲为民利，反成民害，受到了国君的责备。惰者决心要改正，请教勤者，说你平日所学比我简单，而用起来何以超过我呢？谁教你的？回答说，别无其他，不过根据经典所说，‘顺天之道，因地之利’，你比我熟悉这些话，只是没有照之实行。惰者听了此言，明白了‘博学而不能行，不如没有，学得少而专精可真妙’。这里告诉一个道理，读书要勤奋懂真谛，和实践结合起来，勤于思考。”
通过本文可以看出：勤奋的人，虽然劳其精力但终究会获得成功，懒惰的人则是适得其反的；国君勤于政事，奖勤惩懒，实际上正是朱元璋的自我写照。
面对初建的明朝，朱元璋迫切地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繁荣富强，长治久安。对于这些，勤政便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朱元璋决定在政治上要呈现出朝气蓬勃，摆脱旧王朝的陈规陋习，让明朝以崭新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
朱元璋任用了许多老臣。危素是一位自元朝以来就德高望重的名儒，明朝初年他已经70多岁了。他是翰林侍讲学士兼弘文馆学士，平日很受朱元璋的尊重。
然而，有一天，危素带着拖沓履声去见朱元璋，当朱元璋问及是谁时，危素回答说：“老臣危素。”当时朱元璋就显现出了满脸的不高兴。办完事走后，朱元璋说他不再适宜在朝中当官了，于是，就把危素贬到和州去守墓了。此事不但表明了政治上的残酷性，而且也看出了危素在政治上的态度与朱元璋励精图治的精神是不一样的。
其实，朱元璋的身体并不特别健康，但即使有病了，他也仍然坚持亲自处理朝政。有一次，朱元璋从建康冒着冰雪赶赴婺州，受了寒气腹痛不已。后来，经过医生严景明的细心调治便很快痊愈了。为此，朱元璋写了“良医景明”四个大字，并且赐给了这位医生。朱元璋一生勤政，他除了在患病时有短暂休息之外，当政数十年坚持上朝理政。
建立礼仪法规
朱元璋制定了很多的礼仪法规，一方面表示他对传统礼仪的重视和继承，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因时制宜的改革。但是，最主要的是通过礼仪法规的制定，把制礼和治乱结合起来维护朱氏的皇权威严，对社会各种关系进行调整，并向广大民众开展教化。具体地说，定礼制是为辨贵贱，明等威，这是一代帝王治国必须做的。
为了使百姓知礼仪，朱元璋接受了儒士们的建议，大力倡导教化，以教化推动治理。朱元璋要求8岁以上的儿童一律入塾读书，学习应对、射、御、书、数等知识。15岁以上的孩子要学习《诗经》《书经》《礼记》《易经》等儒家经典。甚至他还要求成年男子在忙碌完之后，也要去听讲道德礼仪。
如果老百姓犯了盗窃、斗殴等过错，由老人与里长共同调解。不听教诲者，则可以用藤条竹抽打，但不得拘押刑罚。除了教诲惩罚之外，同时还提倡扬善。对孝子贤孙，义夫节妇，里长、老人可以直接上奏朝廷。每里都要设“申明亭”和“旌善亭”，有罪过的将姓名写在“申明亭”上，有了善举则张榜在“旌善亭”上。同时，每乡还设一个摇铃，由一个残疾人每月六次，在全乡巡回摇铃，高声吟唱六句为善去恶的唱词：“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勿作非为。”
洪武三年，一场大旱灾袭击了江南地区。从仲春到盛夏，四五个月滴雨未降。本应绿油油的稻田里，此时却土地皴裂，禾苗干枯，早稻彻底无望了。
朱元璋焦急万分，他决定亲自去山川坛祈雨。他穿了一身麻布素服，足踏草履，既未骑马，也没坐车辇，在锦衣卫拱护下，徒步走出了奉天门。大臣们各个麻衣素服跟在后面。
走了不远，朱元璋便看见街道两旁跪满了烧香礼拜的百姓，春雷般的山呼万岁声，此起彼伏。自从登上皇帝宝座，“皇帝万岁”的颂扬声，天天在脑中盘旋，即使是这样他也不觉得厌烦。
今天，朱元璋不但高兴不起来，甚而觉得有愧于百姓的期望。直到登上山川坛，仍然在心里虔敬地祝祷，希望溢满心头的至虔至诚，能够感动上苍，降下一场及时甘雨。
行完礼仪，祈求完天地神祇，朱元璋吩咐大臣们，各回衙门理事。自己则在坛顶的萆垫子上，露天盘腿而坐。六月盛暑，又是久旱不雨，太阳一露脸，就将滚滚热浪拼命地向大地抛洒。近午时分，大地像一只大蒸笼，热浪炙得人皮肤刺疼，窒息难忍。尽管侍从不住地给他用冷手巾擦拭身上的汗水，朱元璋仍然感到肤疼头晕，似乎随时都会晕倒。
朱元璋极力昂起头，挺直腰杆。无奈，虔诚的祝祷并没有感动上苍，汗水也没有换成雨水。第二天，朱元璋又在烈日凶焰下苦熬了一个白天，夜里仍宿在山川坛上。第三天一大早，大臣集体恳请他回朝，朱元璋仍然坚持说：“怎能半途而废呢？放心吧，烈日晒不死朕，朕只担心天不下雨！”
然而，朱元璋在山川坛上一直虔诚地跪了三天，也没有祈来一星半点雨水。第三天傍晚，他怏怏不快地下坛回宫，但仍然沐浴斋戒，夜宿廊庑之下，坚持不懈地向天祈雨。
“轰隆隆……轰隆隆……”一声声惊雷，接连不断地滚过天空。
刘基正在午睡，突然被响雷惊醒。趿着鞋来到窗前一看，乌云低垂，大地幽暗。一阵狂风卷来，大树弯腰，风沙弥漫。一场大雨就要来了。他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孩子似的，扶着窗台高声喊了起来：“望穿双眼的好雨呀，赶快来吧！”
“哈哈，父亲好久没有这么高兴了。”刘琏不知什么时候来到了刘基的身后。
刘基兴奋地答道：“为官者当以民瘼为念，皇帝更是以苍生为念。范文正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教诲，人人都应引以为戒。”
“儿子谨遵教诲。可是，虽然皇上堪称是开国英主，但动不动就苛刑杀戮，能说是以苍生为念吗？”
刘基有气无力地答道：“皇上以武功平定乱世，以文德治理天下，寰宇之内赖以粗安，这是他最大的功德。多年征战，他再三号令，不嗜杀，不扰民。遇有荒歉，多次减免灾区税粮，也是一大功德。不过，他多猜善疑，往往诛杀失当，以致牵连无辜太多，又显得不仁不义了。”
“要是陈友谅、张士诚等人得了天下，也会这样吗？”
过了许久，刘基才自语似的说道：“不论是谁，初得天下时，都会有一些抚民安众的善举。不过，做多做少，却是因人而异。陈友谅恣肆暴戾，唯我独尊，肯定不是恤民的角色。张士诚虽然仁慈，但荏弱少谋，耽于淫乐，也不会把百姓放在心上。相比之下，洪武皇帝，要勤奋清廉得多。自从登基以来，除非是生病，每天两次上朝不辍。披着星星起床，日上三竿方才退朝。吃过早饭，不是读书，就是批阅奏章。午后，再次召见臣民，直到暮色苍茫，方才回宫休息。已经是难能可贵了。”
正说着，侍从来报：皇帝驾到。由于刘基神机妙算下了雨，朱元璋特地来奖赏他，将两个女子赐给刘基，让她们照料刘基的起居。刘基不敢忤旨就收下了，但始终都没有收房。
刘基曾说：“军国大事，自然是要陛下亲躬；微末细事，不妨让丞相和中书省径直处理。公文呈送，奏折格式应当进行简化，废话连篇的习惯，应予禁止，以减却龙体之劳。此乃微臣之陋见，不知是否得当？”
刘基的话，并没有改变朱元璋的做事原则。他害怕大权旁落，根本不敢放手让丞相和中书省去处理所应承担的公务，事无巨细，一律亲自过问。除非是生病，朱元璋总是坚持每天两次上朝办公。每天晚上，他都要把白天做过的事，仔细想一遍，有不妥当的，立即笔录下来，以便次日更改。
但是，事情的多头多绪，内外奏折的繁多和冗长，终于使朱元璋不能忍受了。历代沿袭下来的文牍制度相当烦琐，写给皇帝的奏章更是叠床架屋，穿靴戴帽，帽子甚至大到把身体都淹没了。整天在这样的文牍海洋中打滚，只怕什么人也难有耐心。
这天晚上，一颗特别明亮的流星，陨落到西北方地平线上，恰巧被朱元璋看在眼里。这时，陕西来了奏报：西岳华山西峰，一块巨石突然崩塌。天星陨，山峰塌，乃是天降灾异之象。朱元璋心下忐忑，立即下诏，广求直言。
皇帝的号召，迅速得到了朝廷内外的积极响应。一时间，奏折纷飞，洪武皇帝的龙案上堆了足有一尺多高的“直言”。早朝后，已经很累的朱元璋仍然伏到龙案上看奏折，他顺手拿起一份奏折一看，是刑部主事茹太素上奏的。由于茹太素的奏折写得拖沓啰唆，繁文废话令人厌烦，于是，朱元璋打了他一顿板子。
随后，朱元璋命宋濂拟订一个范本，以后行文、进言，都要按照规格行事。有了统一的格式，拟订公文，上折叙事，没有人再敢套话、空话连篇，皇帝的负担也减轻了许多。可是尽管这样，每天要批阅的奏章，数目仍然多得惊人。朱元璋虽然感到苦于应付，但是为了江山社稷，他如果不这样就会感到不安心。
选贤与纳谏举措
朱元璋自从崭露头角开始，身边就聚集了各种贤能人才为他出谋划策，通过这些智者的一些计谋，他如虎添翼并且取得节节胜利，直到成为一国之尊。
在人类漫长的争斗中，只有尊重人才并得到他们支持的人，才可能在最后赢得胜利。如果说斗争的开始是靠个人的机遇、智谋和勇力，那么，到了最后决定胜王败寇的关键，那就只能看是谁赢得了人心。
历代的儒士都有一个很高的理想，那就是《大学》中所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自从反元起义开始，一直到建立了明朝，朱元璋逐渐认识到，这些成功的实践，并非是他个人的力量就能够实现的，这些与贤臣的辅助是分不开的。因此，朱元璋得出一个结论：“举人贤才，立国之本。”
在朱元璋的这些功臣中不仅有文臣武将，同时还有儒者学士，其中著名的武将首推徐达。在众多同辈人中徐达唯独崇拜的是朱元璋，认为他是最有前途的。而朱元璋也视徐达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想当年，朱元璋还在郭子兴麾下时，有一天吃饭时，朱元璋对李善长说：“我想立一员大将军，让他统领军校，操练三军，你知道什么人可当此任，请为我推荐一人吧？”
李善长沉吟半晌说道：“主公想求这样一员大将，也许有一个人，可担当此任。”
朱元璋问：“是何人？”
李善长说：“濠州城外永丰县，有一人姓徐名达，祖籍是凤阳人，精通韬略，名震乡关，如今也有20多岁了。徐寿辉、刘福通、张士诚等人去请他都不去。他说，这些人不是可辅佐之人，坚意守己，待时而出，常说帝星自在本郡。若得此人，大事可成。”
朱元璋说：“请你去请他如何？”
李善长说：“过去商汤聘伊尹，文王访姜尚，汉得张良，光武求子陵，蜀主三顾诸葛，苻坚任王猛，此乃礼贤之效，还是您亲自去才是啊！”
第二天，朱元璋便跑去对郭子兴说道：“麾下虽有数万甲兵，但无强将。李善长举荐徐达，我想与李善长去请此人。”郭子兴同意了。于是朱元璋和李善长一起策马而去。
朱元璋同李善长到了永丰县，他传令三军不许扰动居民。两人下马步入村中来到徐达家里，李善长上前叩门，过了好大一会儿，才见徐达来开门。
朱元璋仔细看着徐达，果然仪表非凡。徐达让客人进来，三人共入草堂，分宾而坐。李善长把朱元璋介绍给徐达，徐达命人备茶，茶罢一巡，徐达便说：“朱公欲救天下的百姓生灵，有一件事必须先做。”
朱元璋忙问何事，徐达说：“必须先扫净各地举兵造反的群雄，统一天下。今天元势尚盛，诸雄割据，以濠州一郡之兵来促成统一大业，恐怕是很困难的。”
朱元璋点头说：“历史上，周文王得太公而灭纣，汉高祖得韩信而楚亡，我已经得了像你这样的一批良将贤士，况且我又是仗义诛讨，我实施的又是以仁治军，深得民心，我完成一统大业，又有何难的？”
徐达听了朱元璋豪气冲天的一番话，便大笑道：“从来定天下者，在德不在强，明公能以仁、德为心，不嗜杀为本，天下足可平也。”随后徐达便安顿了一下家属，与朱元璋、李善长一起骑马来到朱元璋的招兵馆中。
朱元璋坐下来之后，问徐达打仗攻战都有哪些好招。徐达说：“这我就很难说了，打仗应该临时发挥随机应变，哪有一定的招数？古人云，打仗可以分为三种胜：一是上胜，这是以仁取胜；二是中胜，这是以智取胜；三是下胜，这是以勇取胜。但这仁、智、勇三者，做大将的缺一不可。”
朱元璋又问：“历史上不乏这样的例子，有些小国越打越大，而有些大国反而灭亡了，这是何故？”
徐达说：“合天理，顺民心，爱众恤物，敬老尊贤，人自乐而从之，虽小可以致大；倘若淫暴虐，或柔而无断，或刚而少柔，或愚昧不明，或好杀不改，未有不亡者也。”朱元璋完全赞同徐达的观点，认为这徐达确实不是个等闲之辈。
当天晚上，朱元璋主动与李善长、徐达同眠共寝。第二天早起，朱元璋见徐达、李善长两人眼珠发红，眼圈发青，便问他们为什么没睡好，徐达说：“主公的呼噜声太大了，所以我们睡不着。”
李善长忙出来打圆场：“史书上讲，干大事的人都打呼噜的，呼噜声越大，作为越大，主公要是不打呼噜，我们反而会更睡不踏实。”
朱元璋将徐达引荐给郭子兴，郭子兴见徐达气度非凡，委实喜欢，当即封了个镇抚之职。
几天后，郭子兴校场点军：以朱元璋为元帅，徐达为副将，赵德胜统参军，邓愈统后军，耿再成统左军，冯国用统右军，李善长为军师，耿炳文为前部先锋，冯国胜为五军统制，李文忠为谋计使，率兵七万，去攻打滁、泅二州。
经过后来的事实证明，朱元璋请来的徐达真是个奇才，文武双全，出生入死，征战四方，功勋卓越，后来成了名声显赫的大明开国元勋。
徐达始终都听从着朱元璋的调遣，南征北战配合得也是异常默契，并且屡立战功。在攻占集庆以及北伐攻大都时，徐达都是率军一马当先，从而对战胜敌人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尤其是在对张士诚开始争战的决策上，徐达更加显示出了他的深思熟虑。
那个时候，朱元璋召集中书省及大都督府诸臣询问征讨张士诚的方法。李善长以张士诚兵力未衰，认为应缓攻打。徐达则说：“张士诚暴殄奢侈，其罪行着实令人发指。同时，担任要职的官员也都不关注国家大事，因此使得百姓无比憎恨。与此同时，我方兵力精锐，如果在公布敌方的罪行后再去讨伐，那么，打败张士诚是指日可待的。”朱元璋认为言之有理，于是，决定立即出兵讨伐张士诚。
在明朝建立之后，徐达因为战功卓绝官至太傅、中书右丞相、征虏大将军，并被封为魏国公。事实上徐达始终都在战争的第一线，他关怀部下，并且与他们同甘共苦，从而使得战士对他非常感激，在战斗中也显示出了英勇无比的作战精神。
打败敌人之后，地方的秩序也是井然有序。此外，徐达的个人生活也是非常俭朴的，朱元璋对他也是极力地称赞。在有最难打的战役时，朱元璋首先就会想到徐达。在攻打常州，消灭陈友谅的战役中，徐达不辱使命，屡创佳绩。因此，徐达在军中的威信极高，各位诸将也是绝对服从，唯有在朱元璋面前他言听计从。
常遇春是怀远人，他投奔朱元璋后，也是表现出了英勇无敌的精神。常遇春在战胜陈、张的征战中，与徐达协同作战，后因为其勇敢善战而闻名军中，并且被朱元璋称之为“长城之将”。常遇春是一位难得的人才，为朱元璋打天下立下了汗马功劳。
李文忠是朱元璋的亲外甥，自从20岁丧母后，他就一直在朱家，朱元璋把他当作儿子一般对待。李文忠自幼便练就了一身好武功，他骁勇善战，在诸将领中也是首屈一指的将才。同时，他在军中也深得军士们的爱戴。
常遇春死后，李文忠受命统领常军，成为明初的主将之一。他与徐达、傅友德、沐英共同北征西讨。1370年，李文忠因功绩显著被授予大都督府左都督，并且还被封为曹国公同知军国事。李文忠于洪武十七年病卒。
冯国用和冯国胜是定远人。有一次，朱元璋率领队伍经过定远县妙山脚下时，恰巧遇到了一队人马。这支队伍的首领是冯国用和冯国胜两兄弟。他们虽说没有见过朱元璋的面，但对他的为人和才干还是知道的，所以，他们早就有了投奔他的意思。当他们得知朱元璋的队伍要从这里经过时就事先做好了准备。
朱元璋对冯氏兄弟的队伍是十分敬佩的，这是一支训练有素的队伍。冯氏兄弟有勇有谋，兄长冯国用书生意气，处事颇具儒雅之风。弟弟冯国胜则擅长武技，精通兵法，以多谋略闻名于军中。在其兄冯国用死后，他沿袭其职为亲军都指挥使，并且位于徐达和常遇春之下，曾受命为征虏大将军出征纳哈出。
在元朝统治下，整个社会早已是儒道废弛，人不习文，而冯氏二兄弟却文武兼备，又善兵法，这正是朱元璋需要的人才。
朱元璋和冯氏兄弟谈得很投机，第二天，冯氏兄弟就随朱元璋一起上路了。有了冯氏兄弟的加入，朱元璋愈发觉得将才的重要，他认为队伍需要补充领导人才，以便加强管理，像冯国用这样言谈具有远见卓识的人，现在真的是太少了。
朱元璋很高兴遇到了冯国用这样的儒生，内心深受触动。冯国用所说的平定天下之道，使朱元璋大有茅塞顿开之感，他看到了一条通向未来的光明道路，也深刻认识到了读书人的重大作用。冯氏兄弟归附朱元璋后，很快就得到了他的信任。
此后，朱元璋便开始注意网罗读书人，向他们垂询治道，请他们出谋划策。再说汤和，他与朱元璋是同乡。早在朱元璋南征定远时，在选定的24人中就有汤和。后来，汤和追随朱元璋南征北战，在征讨方国珍、捉拿陈友定等战役中，因屡建功绩而被封为中山侯。
洪武十一年，汤和被封为信国公。洪武十八年，汤和告老还乡。但是不久之后，倭寇纵横于海上，朱元璋又请汤和出征。于是，他和方鸣谦共同在山东、江苏以及浙东、浙西经营，并在沿海筑建军事据点卫所城59座。洪武二十年，也就是1387年，汤和又在闽中于沿海建卫所城16座，为后来在防倭抗倭上，发挥了多方面的积极作用。到了晚年，汤和在家乡居住10多年，与政治风险没有关系，寿终70岁。
有一年，朱元璋在农村寻访人才。他来到了徽州，朱元璋听说有个很有学问的高人叫唐仲实，因避乱住在洪门的山里。军队来到洪门，朱元璋便命令军队驻扎下来，自己和李善长骑着马，往山里去寻找。到了山庄，唐家大门紧闭着，朱元璋上前敲了两下，门开了。朱元璋上前作揖，问道：“唐仲实在家吧？”
“哎呀，小婿外出未归，请将军留下姓名，我好转告。”朱元璋全身披挂戎装未脱，就这样匆匆忙忙赶来，竟然未找到要找的人，他十分懊恼地说：“真是不巧啊！”白胡子老汉一听，哈哈大笑起来，说：“哈哈，不巧之事天下多，做尽不巧就见巧。你说对不对，将军？”朱元璋被逗乐了，说：“对。”说完，写了四句诗：
夕阳落门遍地红，元璋洪门访先生。
风雨大地同舟渡，山里求贤为百姓。
写完便送给老汉，说：“有劳老主，转给唐先生，等两天我再来。”在回营的路上，朱元璋和李善长商议说：“要等唐先生，且在洪门住下。”
李善长急了，说：“兵贵神速！如此等待下去，恐有不测。”
朱元璋说：“是的，但军为谋用，勇而无谋，虽猛何益？我决心等唐先生，请勿多言。”
第三天一早，唐仲实自己前来拜见，朱元璋一见大喜，迎进军营，宾主坐下，两人越谈越投机。朱元璋问道：“唐先生，汉高祖、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都在危难之时统一中国，请教先生，我当如何呢？”
唐仲实说：“这几个皇帝都爱护百姓，所以能做到统一。现在，你攻取城池，军纪良好，民心安定，这也是大好事，但是，大多数老百姓对生产还没有信心，负担还很重啊！”
朱元璋连忙说：“先生讲得好，讲得对。目前我的积蓄少，费用多，只好多拿百姓一点儿，我也想让百姓能够松一口气，只是目前尚无万全之计呀！”
“将军，何不学曹操实行屯田？”唐仲实对朱元璋说道。
朱元璋一拍大腿，说：“好办法。”随后，朱元璋命令大将康茂才快速去办。
唐仲实见朱元璋行事如此果断很受感动，于是就说：“现如今耕作仍是老办法，产量不能提高。拿水稻来说，从神农尝百草到如今，还是撒稻，这要改一改。不过这是后话了！”
朱元璋说：“不是后话，现在就动手，我有办法！”
原来，朱元璋少年时家贫，给财主家放过牛。有一次由于只顾玩耍，牛闯进了东家的“撒稻”水田，吃了一大片“撒稻”秧苗，等到发现时，太阳已落山了。朱元璋害怕东家知道后自己受皮肉之苦，就悄悄地下了另一块“撒稻”秧地，拔了几把秧苗，补插在秧苗地里，远看着也是绿油油的，就跟原来的一样，东家竟然没有发现破绽。
朱元璋过了几天后再去看，那后插的秧苗渐渐由黄转青，竟然长得比“撒稻”还要好，秆子粗壮，叶子厚大。秋收时，那稻子就像狗尾巴一样沉甸甸的，每株要比“撒稻”多二三十粒，不到半亩地，长的稻要抵上一亩收成。
唐仲实一听，连说：“将军好记性，这也许就是天意，小人愿意拿百亩水田试种。”
“那就太感谢先生了。”朱元璋感激地说道。
朱元璋带兵继续南行，唐仲实则在洪门向各家佃户宣传改“撒播”为“栽秧”的新育稻方法，“栽秧”高产，按原地约收税，若“栽秧”失败了，唐仲实和朱元璋愿意赔偿。
当时，从洪门北到宁国、南到徽州的农民，都按照朱元璋的方法，把水稻的种植方法由“撒播”改为了“栽秧”。这年秋收，所有“栽秧”的水稻亩产量都比“撒播”的多收了五六成。
朱元璋在戎马之际，重视发展农业，这件事被传了出去，那些割据一方的草莽英雄听了都不以为意，然而老百姓听了却都盼望朱元璋早日到来。朱元璋登基以后，就颁布命令，全国推行“栽秧”，这使水稻的产量大大提高。
朱元璋在广纳贤臣的同时，还很注意军纪，并且能够虚心求言纳谏。他不断地整治着军队士兵的纪律，从而能够保证军队的战斗力。在攻打和州时，由于军纪败坏激起了当地百姓的严重不满。朱元璋很是恼怒，立即责令诸将整顿军纪，使得百姓对他又增添了几分信任，自然也就拥护他们了。
明朝建立后，统治范围扩大了，如何在世间纷纭新的争斗中掌握取得胜利的大计，这是朱元璋脑中不断思考的事情，于是，招贤纳谏为新政出谋划策便成了当务之急。
朱元璋采用了各种方式求贤，比如说颁发求贤诏令，派使者到全国各地访求贤才。凡是所选的文臣儒士要在新王朝发挥才智，贡献所能。朱元璋任用陶安，就说明了这一问题。
陶安是较早归附朱元璋的贤臣之一。在朱元璋渡江攻取太平后，儒生李习、陶安便率父老出城迎接。朱元璋第二天召见他们，谈论天下大事。陶安献策说：“当今四海翻腾，群雄并起，攻城夺邑，在争雄长。
然皆好女子玉帛，无拨乱救民之心。将军您若能一反群雄所为，不烧杀掳掠，顺天应人，民心悦服，必能平定天下。“
朱元璋问陶安：“我想攻取集庆，您认为如何？”
陶安回答：“集庆是古代帝王建都之所，龙盘虎踞，又有长江为天然屏障，若攻取以此为根据地，然后出兵四方，一定会战无不胜。”
朱元璋十分赞赏陶安的话，于是将他留在了自己的幕府中，遇事就同他商量。陶安在侍帝的十几年的时间里，为国家提出了许多可行之谋略，从而深得朱元璋的赞赏。十几年后，当朱元璋成就了帝业，他还曾追念说：“劝我创建帝王基业的是陶安啊！”此后，李习也受到了朱元璋的重用，他被任命为新建立的太平府的知府。
朱元璋做事一向都是雷厉风行。1356年，占据应天后，朱元璋马上宣布：“贤人君子有愿意跟随我建功立业的，我都尊礼重用。”消息被传开后，夏煜、孙炎、杨宪等十几个儒士前来谒见，朱元璋均加以录用。
朱元璋听说曾担任元朝江南行台侍御史的名儒秦从龙隐居于镇江，在命徐达率军去攻打镇江时，朱元璋特地嘱咐说：“镇江有一个名儒秦从龙，他才华横溢，你要设法找到他，并转达我希望见到他的心愿。”
徐达攻克镇江后访得秦从龙，朱元璋立即派侄子朱文正和外甥李文忠带着金银前去礼聘。当秦从龙抵达应天时，朱元璋还亲自到城门外迎接他。
一年后，由于朱元璋善待自己的部下，部下邓愈又向朱元璋推荐了徽州名儒朱升。朱升早年曾拜著名学者陈栎为师，他刻苦好学，至正四年参加科举考试，乡贡进士第二名。朱升曾出任地州学正，后见天下混乱便弃官回到家乡，隐居于石门山，闭门著述。
朱元璋早就听说江南文人才子众多，渡江以来一直留意求访人才。朱元璋对朱升的名声早已有所耳闻，现在又听了邓愈的介绍，知道朱升是个有才学的贤臣。朱元璋便微服从连岭出石门，登门拜访朱升，向他请教平定天下的大计。
朱升虽身在山中，却时刻都在关注着时局的变化，心中也是有所谋划，他被朱元璋的诚意打动了，就进言三策：“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这第一计策是为了加强根据地建设，巩固后方；第二计策是为了发展生产，积蓄经济力量；第三计策是让他不要过早地吸引对手的注意力。这三计言简意赅，为朱元璋经营江南指明了方向，朱元璋牢记于心，作为自己一段时期内奉行的基本方针。
朱元璋广纳贤士，表现得很谦虚，并鼓励他们大胆地提意见。他并不自高自大，对许多儒生他也都是亲自上门聘请的。
那是在龙凤四年，朱元璋途经徽州时特意召见了唐仲实、姚琏等人，并询问了民事得失。在得知筑城给百姓带来了很大的困苦后，朱元璋立即下令停工。朱元璋把这些贤人吸纳到身边，不仅有助于稳固当地的统治，而且也可以扩充自己的智囊团。
随后，朱元璋又召见了范祖千、叶仪，询以治道，接着他又请这些人为他讲解儒家经典和历史书籍，并把范祖千、王冕等人纳入幕府，让他们参议军国大事。朱元璋的这次徽州之行，使得他更想把民间的有才隐士都招在门下。
文臣中投奔早又在明建国后为朱元璋重用者，应首推李善长。李善长不仅有智有谋，还熟知法家理论，谋事也是异常地准确，因而深受朱元璋的器重。
李善长知识渊博，裁决果断，娴于辞令，讨陈伐张的檄文多出自他的手笔；朱元璋称帝追封、册立也皆由他充任大礼使；改官制、修法律也是由李善长奏定。洪武三年，李善长被封为太师、中书左丞相、韩国公，是六公之首。朱元璋称其堪比汉相萧何，对他真是赞美备至。
有一天，朱元璋对李善长说道：“应该收些儒生，做些礼乐之事，以究管理之业。”李善长听了心中一惊，对朱元璋也更加地敬畏。如今，战事尚未尘埃落定，他就想到了礼乐之事，如果没有天子的胸襟，又怎么能够想到这些呢？
此后，对于寻找贤儒的事情，朱元璋又和李善长说了几回。李善长自己就是一大儒生，英雄识英雄，在他的心中其实早就有几个熟知的贤儒了。
只不过，如果将差一些的推荐给朱元璋，可能会使这个胸有大志的国公感到不快；如果将那些优秀的推荐给朱元璋，李善长又担心这样一来，自己将被赶下第一谋士的位置。因此，时间过去了很久，李善长始终都没有给朱元璋推荐一个贤儒来。
这次，李善长又听朱元璋说起了此事，知道朱元璋已经看透了他心中的那个小算盘。既然如此，李善长就不能不说出一个贤儒来。李善长稍稍犹豫了一下，对朱元璋说道：“我见国公这一向忙于军务，还没来得及告诉你，在乐思山上有四位君子，皆是当代的贤儒，国公可以去请来，让他们来辅佐你。”
朱元璋听了非常高兴，当即表示要首办此事。李善长听了则有些不安，因为，在他的内心中有些惧怕那个刘伯温（即刘基）。朱元璋看着李善长的脸色，已经有些明白他的意思了。
灵谷寺的前身是什善寺，位于钟山的左侧，十分雅致清幽。刘伯温、叶琛、章溢还有宋濂，白天遍游了城里城外名胜，晚上便在灵谷寺里安歇。
四个人并不曾相约，只是在路上遇到的。这一天，朱元璋派了汤和来请，并且还带了千两黄金，令大儒们感到不快。四个人当中，章溢最为性直，汤和走后偷开口说道：“伯温先生赞朱元璋宽大为怀，渴望别人来帮助，可是如今……”他望着刘伯温一笑。
“是不是连续的胜利，使他也生出一些常人的傲气？”叶琛说。
“我看不会，凭着吴国公的智慧与经验一定不会，要不然，我们也没有必要在这里再住上一晚了。”宋濂说道。
“你相信他会亲自来？”章溢问。宋濂点点头。
“伯温先生，你也相信？”章溢转向刘伯温。
“我当然相信。”刘伯温也说道。
“难道你不相信么？”
“我们四个人中有谁不相信，还会在这里等他？天时、地利、人和，我看他全占了。”章溢说道。
正在此时，朱元璋由李善长领着，进了灵谷寺的殿宇间。当朱元璋走到里间时，刘伯温等四人早起身相迎。李善长从旁上前，正要介绍，朱元璋拦住了他：“四位贤士，我朱元璋久闻大名，虽未谋面，却已是很熟。右相国不必介绍，待我朱元璋猜猜看。”
说罢，朱元璋走近一个相貌伟岸、长着长髯的人面前：“先生一定是博通经史、书无不窥，尤精象纬之学，才比孔明不弱的刘伯温。”“国公夸赞，伯温实在是愧不敢当。”刘伯温点点头，微笑着说道。朱元璋又走到一个状貌雄伟、美须髯的人面前：“先生便是以强记博览著称，就学于梦吉，能晓‘五经’的宋濂。”宋濂点点头，双手作揖答礼道：“与国公相识，真是三生有幸。”朱元璋又走到一个身材修长、浓眉厚唇的人面前：“先生一定是博学有才藻，曾授行省元帅的叶琛。”叶琛大为感动地说道：“感谢国公知我。”朱元璋走到最后一个肩阔胸挺、勇猛壮健的人面前：“先生一定是坚持不受浙东都元帅府佥事，退隐匡山的章溢。”“谢谢国公知我。”章溢点头说。“幸会，幸会。”朱元璋欢快地笑着说，“我今天实在是太高兴了，能够与四位大贤士相见真是幸会，实是我朱元璋三世修来的福气。还请四位看在天下百姓的分儿上，随我朱元璋下山平息战乱，救民于水火。”朱元璋说完，便对四位贤士躬身一一作揖。
他们之所以来到这里，为的就是这句话，此时听到朱元璋说了出来，又见他如此诚意相请，自然大喜过望。四个人同声道：“能得国公厚爱，我们愿意随国公下山，效力于麾下。”
朱元璋更加高兴，目光灼灼地望着他们，热情朗然地邀请道：“我们就此下山去吧！”
宋濂、叶琛、章溢三人听后，都把目光一起转向了刘伯温。刘伯温稍一思考，非常坦率地说：“恭敬不如从命，更何况我们来此钟山灵谷寺，不就是希冀国公的召唤么？”
三人见刘伯温说得这么坦率，先是目瞪口呆的一惊，随后便哈哈大笑起来。朱元璋和李善长见了也禁不住，跟着大笑起来。随后，刘伯温对朱元璋礼貌地一伸手，说：“国公请！”
朱元璋对他笑笑，高兴地迈开大步，刘伯温、宋濂、叶琛、章溢，还有李善长都跟随着朱元璋，走出灵谷寺，走进了国公府。
朱元璋早已命人盖了一座礼贤馆，以备讲经讲学之用。当晚，四个人都被朱元璋安置在这座豪华的礼贤馆内。等不及第二天，朱元璋当晚就去了礼贤馆，他首先见着的是章溢。
“现在天下乱纷纷的，怎么才能平定下来？我为天下人求问先生，还望先生赐教。”朱元璋开门见山地向他请教。
章溢听了也直言不讳地说道：“平定天下没有一定的准则，只有高尚品德的人才能做成这件事。只要国公宽仁待人，取得民心，天下一定是国公的。”
朱元璋点头称是，说：“我授先生为佥营田司事，并造福百姓，不知先生是否愿意？”章溢感谢朱元璋从百姓立场出发，让他为官，便欣然接受了，随后便跪下谢恩。
朱元璋双手扶起章溢，恭恭敬敬地朝章溢作了个揖，说：“我代天下百姓感谢你。”
离开章溢后，朱元璋找到了宋濂，说道：“不知先生对当今天下，有什么看法？”
宋濂说道：“如今天下大乱，是因为人心已乱。要平乱世，武力统一固然重要，但统一人心亦是非常重要的。如果知道了哪些是好事，应该去做，知道哪些是坏事，不应该去做，真正地达到这般境地，那么天下自然也就统一了。”
朱元璋听了连连点头，说：“先生学贯古今，一代大儒，请先生留在我身边以便能够随时请教，今后先生就在礼贤馆内，常常设坛讲课，传授《春秋》《尚书》《三略》等儒家经典，教化文武百官，不知先生是否愿意？”
“做学问之人，最美之事就莫过于将其所学传授众人，能够得到国公如此安排，宋濂感激涕零。”宋濂说道。随后，朱元璋又去了叶琛和刘伯温处。
刘伯温博经通史，尤其精通天象学，人们把他视为诸葛亮似的高人，也为朱元璋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策略。在明朝建立时，57岁的刘伯温任御史中丞兼太史令。在制定法律、军制、官制等方面皆有刘伯温参与和定论。
有一天，朱元璋走进马秀英的卧房，马秀英便递来杯热气腾腾的龙井茶，这茶是要花点时间才能泡出来的。“你怎么知道我会来？”朱元璋不解地问道。随后，他上前一步紧紧地抱住了挺着大肚子的马秀英。这时，朱元璋看着马秀英，问道：“依你之见，我是先打陈友谅，还是张士诚？”“这两个人迟早都是你的手下败将，只是现在，我看还是先把已攻占的地盘稳固好。”马秀英说道。“你也是这么看的？我还想在孩子出生之前的这三个月的时间里，消灭他们中间的一个，作为给我儿子的见面礼呢。”朱元璋笑着说道。
“凡要成大事都只能先将基础打牢，特别是征战之事，就更需要慎之又慎了，万万不能有半点儿差池，这不也是你自己说的吗？”马秀英望着朱元璋，轻言细语地说道。
“感谢，感谢夫人提醒。我想，明天还是同李善长一道，去乐思山上，请来刘伯温等四位大儒。”朱元璋说。“刘伯温？听说他可是个大儒中的大儒！”“是啊，他的架子太大了，今天我派人去请了，他还不肯来。”“你是怎么去请的？”马秀英问道。
“我亲笔写了封信，派汤和带去，还带去了一千两黄金。”朱元璋细细地说着。
“黄金？你若不让汤和带黄金，他倒有可能会来。”马秀英说。
朱元璋不解地看着马秀英，希望她继续说下去。马秀英说：“刘伯温是元朝大臣，家境颇丰，他要来追随你，也是为了功名。你拿黄金给他，他是不需要的，反倒认为你是小看了他。”
朱元璋听了连连点头，不由得紧紧地拥抱着马秀英，深情地说：“对于患难之交，我是不会忘记的。”
朱元璋把四位大儒接到礼贤馆后，当晚朱元璋又去找了刘伯温。此时，刘伯温已经准备好了上等的茶，他是在专门等候着朱元璋的到来。朱元璋品着热茶问道：“你知道我要来吗？”
“你也知我定在等你。”刘伯温说罢，两个人便哈哈大笑起来。笑完后，朱元璋又说道：“元璋想以天下大事问先生，还请先生不吝赐教。”
“但问无妨，只要我刘伯温知道的，一定如实回答，只怕是刘伯温知道的，国公早已成竹在胸了。”
“千万别这么说，我今日能有些实力，也全靠大家的相互帮忙。就是这样，比之西面陈友谅，东面张士诚，也远去一些，如今处在两面夹缝之中，不知如何才有作为？”
朱元璋说话时，刘伯温认真地打量着他，只见朱元璋身长背挺，腰粗肩窄，额骨突出，下颊肥硕，眼细嘴阔，齿小唇大，手肥实而指细小，腿修长而脚板大，行动起来犹如龙虾在水……刘伯温心中暗自称奇，自己一生钻研相术，却还是第一次见到这般相貌的人。
见朱元璋正等着自己回答，刘伯温这才回过神来说：“张士诚目前已经降了元朝，这是有些麻烦，但比较而言，陈友谅的麻烦则是更大的。一是他的力量强大，而且还在迅速壮大；二是陈友谅野心勃勃，先杀了自己的主子倪文俊，如今又控制义军领袖徐寿辉，可说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对您发起进攻恐怕不远了。”
刘伯温一席话，直说得朱元璋额头直冒汗，急忙问道：“那依先生之言，我现在当如何防御？”
刘伯温说：“现在不是防御的事。孙子曰，决定战争胜负，主要是从这七个方面来分析比较：国君政治是否贤明，将帅指挥是否高明，天时地利哪方更好，法令能否得到贯彻执行，军事实力哪方强大，士兵训练是否有素，赏罚是否严明。就这七条，国公与陈友谅相比，胜负也就出来了。只要国公消灭了陈友谅，张士诚势孤力单，一举可破，然后国公向北挺进，便可成帝王之大业。”
朱元璋听了非常高兴，说道：“先生分析得精妙，一定还有败敌良策，还请都能讲出来。”
刘伯温说：“以上七条，陈友谅明显地占着的只有一条，那就是在军事实力上要比国公强大。因此，要打败陈友谅，国公必须集中所有兵力，将西路、东路、北路大军都召回来，方可一举击败陈友谅。”
“可是，如果召回常遇春与李文忠，张士诚与残余元军必然趁机进行反扑，夺我东部、北部的领土，那后果一定不堪设想。”
“国公的担心是非常正确的，但是群雄争霸在于实力，丧失土地换来实力壮大，才可能是最后的赢家。如其不然，则实力尽而土地丧，再无争胜之本钱，不知国公认为是这样的吗？”
“听了先生的这番话，使我朱元璋茅塞顿开，我在这里再次感谢了。”朱元璋说着，就席上朝刘伯温拱手作揖。
刘伯温慌忙还礼说：“国公相貌不凡，威武仁厚，且能礼贤下士，实是帝王风范，令伯温大开眼界。”
朱元璋见刘伯温说得真诚，不由得也感动了起来，他握着刘伯温的手说道：“我朱元璋为人直率，相处久了你就会知道，有关军国的大事，先生有什么想法时，还请随时赐教。”刘伯温点头称是。
这一夜，朱元璋就在刘伯温的馆里，与他彻夜长谈，直到天亮时方才离去。
刘伯温为人谦虚、心胸宽厚，在用人方面有着卓越的见解。明朝建立之初，在选相的人选上，刘伯温也有着他独到的看法，从后来的事实上也能够证明，他的见解是正确的，可惜这些看法却并没有被朱元璋完全接受。
在与陈友谅、张士诚交战的问题上，朱元璋也都要听取刘伯温的意见，几乎是言听计从。在打江山又怎样坐江山的问题上，刘伯温通过《时务十八策》为朱元璋讲明：谁能遵行褒善贬恶，赏罚适中，谁就是天下可定之人了。
刘伯温做了朱元璋的军师后，他向朱元璋推荐了奇才施耐庵。朱元璋很重视，特派刘伯温前去召请。施耐庵听到这个消息后便躲避了起来，因为他厌恶官场的险恶。
施耐庵回到了苏州，继续他的创作。施耐庵为了创作《水浒传》，呕心沥血，可以说，他是为《水浒传》而生，也是为《水浒传》而死。
1331年春，年已36岁的施耐庵上京应试。天遂人愿，施耐庵中辛未榜进士。发榜后，他在拜谢师友中结识了同榜得中的刘伯温。从此以后，两人经常在一起谈古论今，十分投契。不久，朝廷派施耐庵到钱塘担任县尹。
面对官场黑暗，施耐庵不想同流合污，所以只干了两年，他便愤然辞官归隐。他从钱塘弃官回来后，便在苏州东南隅的施家桥开教授徒。施耐庵有匡济天下救民之志，他便想用笔耕来施展自己的抱负与才华。
那是在1367年9月，朱元璋手下大将常遇春攻破了平江。朱元璋再次派刘伯温带着御旨专程登门召请施耐庵。刘伯温费了很大的劲才找到施耐庵的新居。
这天，当刘伯温来到时，施耐庵忙出门恭迎。随后，施耐庵立刻命家人摆上酒席。他殷勤劝酒，自己也喝得很猛，一连干了几大杯，然后装着酒醉伏案睡着了。此时，刘伯温近前一看，桌上放着施耐庵还未写完的《景阳冈武松打虎》墨迹未干的一回书稿。顿时，刘伯温已明白施耐庵其意甚坚，就未再多说，回去复旨了。
施耐庵唯恐朱元璋再来召请，便到白驹场以西18里自己的庄田上，按苏州格局建了房院迁来居住。
当《水浒传》成书后，很快就被传抄到社会上去了，人人争相阅读。朱元璋因为两次派人请施耐庵出来做官都被拒绝了，所以一直有气。看到此书后，朱元璋的气就更大了，他随即派人把施耐庵抓了来，并且关进了南京天牢，兴师问罪。
刘伯温知道此事后大为吃惊，他到天牢去探望施耐庵。施耐庵要刘伯温想个办法救他出去。刘伯温狡黠地说道：“这还需问我吗？你是怎么进来的，就应该能怎么出去。”说完刘伯温便一笑而去。
施耐庵反复琢磨着刘伯温这两句话，终于明白了：“我是因为写书坐牢的，还是要通过写书才能出去呀-因我写了宋江一伙人起义造反，犯了朱元璋忌讳。要是把宋江等人写成像张士诚那样接受元朝招安，那不就得了吗？”他将创意向刑部阐明后，得到刑部的允许。于是他便在天牢里，把《水浒传》续下去，写了宋江等受招安，归顺了朝廷。
施耐庵用了整整一年时间，才把《水浒传》后五十回续成。最后送呈朱元璋进行阅览，再加上刘伯温的从中帮忙，施耐庵才被释放了。
宋濂是浦江人，他尤其擅长文化方面。宋濂与刘伯温是同时被召至应天的，他比刘伯温大1岁。宋濂不仅充当着朱元璋的顾问，而且还是太子的老师。朱元璋最为满意的是他在教授太子过程中，使太子认识到了孝友敬恭、进德修业的重要性。
宋濂在教授太子的10多年的时间里，凡是一言一行，都以礼法规劝，有关国之兴亡大事，必拱手相告，太子也都认真照办。宋濂的官职并不高，主要是发挥了他的学术专长。
明朝建国后，诏修《元史》，宋濂被任命为总裁官。后来，朱元璋召四方儒士数十人为编修，入宫中文华堂研习受训，任命宋濂为师。对于宫中之事，宋濂也是从不多言，因而深得朱元璋的信任。
朱元璋认为宋濂是最讲实话的，他从来都不会去评论群臣的好坏，处事也很公道。宋濂被推为明朝开国的文臣之首，这主要是他在文化学术上的贡献，四方学士也均称其为太史令。朱元璋命宋濂撰修《元史》的同时修国史，让他参与制定礼乐诸书。宋濂著有《宋学士全集》与《孝经新说》等，其著作、文章都被国内士大夫、外国贡使争相收存。
不得不说，朱元璋的确是一个网罗人才的高手，他遍撒人才网，不仅抓到小鱼之才，大鱼之才也纷纷落网。朱元璋无法按捺心中的喜悦，图大业的野心也是与日俱增。
对于人才朱元璋曾形象地比喻说：“锋利宝剑可以刺穿犀牛和大象，但用它砍石头必会受损；骐骥可以奔跑千里，但让它拉犁耕田必将摔倒。”他强调人尽其才。刘伯温、宋濂、朱升等博通经史、长于谋略，朱元璋将他们留在了幕府，让他们发挥智囊作用；胡深等是精通兵法、骁勇善战的人，被任为将官，让他们统兵征战四方；汪广洋、叶琛、章溢等善于办事的人，则被派往各地担任行政职务。这样，大家都能充分施展自己的聪明才干，朱元璋的事业自然也就蒸蒸日上了。
朱元璋对俘虏得到的人才，也能唯贤任用。他坚持“神武不杀”的宽大处理政策，这充分说明，朱元璋虽然布衣出身，却很重视人才。正如学棋要拜高师一样，求才也要求比自己更能的高才，这是成大事的人必须要有的认识。妒贤嫉能的人，是很难成大业的。
从朱元璋的举动中，可以看出他对于高级人才的重视，只有觅得高才，留住高才，善用高才，才有可能得到天下。无论是文臣还是武将，只要对反元有利，只要有助他得到天下，就一定要想方设法地把人才招至麾下，这样保证了事业的顺利进行。
虽说朱元璋重视人才，但是由于当时的地主、儒士大多都参与过镇压农民起义的活动，因而对朱元璋的招降心存疑虑。朱元璋考虑到这一因素，因而特地宣布“吾当以投诚为诚，不以前过为过”，讲明只要诚心归附，一概既往不咎。在朱元璋的感召下，不少曾经在元朝做官的地主、儒士和多年隐居的名贤，也都前来投奔他了。
朱元璋在推行求贤纳谏的同时，也采取奖励提拔的政策，一些地方官吏得到升迁。朱元璋这时已经认识到，君听不听谏言，臣能不能谏言，是关系国家的存亡问题。因此，朱元璋总是不断地告诫群臣，人君深居高位，就怕听不到看不见外界事物。若有忠谏之士，毫无隐讳地谏言，君的威信会日增，天下也会长治久安。反之，昏庸之主，拒绝纳谏，必然导致亡国。
朱元璋在用人问题上是很明确的，那就是要选用其所能，这也是广招贤才的主要目的。尽管他对谏言一般采取了鼓励态度，但也不是完全如此，有的就是因为谏言而受到了严厉的斥责。尤其是到了后期，朱元璋当政久了以后，就产生了狂妄、傲慢、多疑的心理。因此，后期对求言纳谏者与当初的态度是明显不同的，从而发生了许多纳谏者的悲剧。
叶伯巨是宁海人，通经术，当时是陕西平遥县训导，应诏上书，结果却是异常地悲惨。叶伯巨就当时的国家大方针，既揭露出了问题所在，又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有理有据。然而此书一上，下诏求言的朱元璋竟然勃然大怒，他不但斥责了叶伯巨，而且还把他捉来，下了刑部大狱，最终叶伯巨惨死在了狱中。
其实，朱元璋最愤恨的是叶伯巨说的分封诸王一事，这件事触动了朱元璋的内心，也是朱元璋最担心的一件事。因为那个时候，燕王的强势已经逐渐显露了出来，对此，朱元璋感到极为担忧。
另一件事情就是关于刑部主事茹太素的，他也是应诏上书。朱元璋命令王敏读给他听，“有才能的人，数年来幸存者只有百分之一二，而今当政者手下率领一些迂腐儒士、平凡世俗的官吏，能把国家治理好吗？”此话一说出口，即刻触犯了朱元璋的尊严。大怒的朱元璋还没有听完，就把茹太素在朝廷上杖打一顿。
后来，由于茹太素的刚直不屈，有好几次濒于罪死，但最后都得到了宽宥。直到后来有一天，朱元璋举行便宴，赐茹太素酒，吟诗道：“金杯同汝饮，白刃不相饶。”
茹太素磕头致谢，当即回敬吟道：“丹诚图报国，不避圣心焦。”朱元璋听了，不禁为之恻然把茹太素降了职。后来，朱元璋还是以借口犯法的罪名把茹太素处死了。茹太素的刚正直言，揭开了朱元璋的疮疤，从而触到了他的痛处，使自己丧了命。
尽管朱元璋害怕上当受骗，喜欢敢讲真话的人，但他更害怕自己的心思被别人猜中，因此他总是变幻莫测。如果一味地实话实说，梦想因此可以得到皇帝的青睐，甚至可以加官进爵，有时往往也会适得其反，可能连宝贵的性命也得白白搭上了。
大礼寺卿李仕鲁就是这样一个不识时务的人，他崇尚正学厌恶异端。因此，他曾多次上书，要求皇帝崇正学辟异端。但是，朱元璋却始终不予理睬。
这一天，李仕鲁在朝堂上再次复奏，希望以满怀忠诚，刚正的言辞，使皇帝感动和醒悟。他摇着朝笏，慷慨激昂地奏道：“陛下深溺佛教，无怪乎臣说的话总是听不进去。今天交还陛下的牙笏，请赐还臣这把老骨头，放归田里！”
李仕鲁一边说着，一边把牙笏放到了地上。李仕鲁一定没有想到，一句“深溺佛教”深深地刺痛了从佛寺走出来的朱元璋，当即勃然大怒，气急败坏地怒吼道：“打死他！打死他！”随后，众多武士闻声而来，一顿拳打脚踢，将李仕鲁当即打死在了殿上。
大理寺少卿陈汶辉，曾经也附和李仕鲁的奏呈，屡次以辟佛相争。当他看见上司被当廷打死后，惊恐得晕倒在地。退朝后，在路过金水桥时，陈汶辉一头扎到水中，追随他的上司去了。
御史王权因耿直憨厚，深得朱元璋赏识，受到格外恩宠，还为他改名为王朴。王朴本应“见好就收”，谁知，反而更加助长了直肠子的犟劲。
这一天，王朴为了一件小事，竟然与皇上当廷争论起来。朱元璋再也按捺不住，愤怒地命人将他拉出去砍头。可是，刚过了不一会儿，朱元璋又派人把他喊了回来，气呼呼地问道：“王朴，你知罪吗？”
“臣不知。”直肠子变成了犟驴子。
“你多嘴多舌的毛病，改不改？”
王朴是横了一条心，毅然答道：“陛下不以臣为不肖，任命为御史之职，却为何又如此摧辱？如臣无罪，安用杀之？臣若有罪，又安得生之？臣今日只愿速死！”朱元璋大怒，命人立刻杀死他。
朱元璋对王朴的隐忍，无非是想给朝臣们树立一个榜样。本来无意杀死他，只是那犟木头太不给自己留面子，这才起了杀心。王朴死后，朱元璋悄悄询问行刑人，王朴临刑前曾经说些什么，行刑人回答说：“王朴念了一首诗。”
“什么诗？快快念给朕听。”
行刑人答道：“小人记得是这样，‘磊落丹心忧社稷，何曾挟私求利禄。早知耿忠犯君怒，何必更名称王朴！’”
“为什么不当即前来禀报？”朱元璋分明是后悔了。行刑人却不知该如何回答。
“一群坏事的蠢奴才！”此刻的朱元璋迁怒于人。当天夜里，几个行刑人都被暗暗杀死了。
朱元璋培养王朴这样的典型，可谓是用心良苦。朱元璋动辄大开杀戒，死亡的阴影重重地笼罩在朝臣们的心头。从此，人人明哲保身，谁也不敢说实话招祸惹灾。逆耳忠言的话也离朱元璋远去了，听到的尽是投其所好的甜言蜜语。此时，朱元璋知道自己已经处在蜜水和谎言的包围之中，这曾使他一度非常苦恼。
由上面的事件不难看出，朱元璋有时虚怀若谷纳谏，而有时却又顽固地拒谏，以致出现了极刑。然而产生这一切的原因，我们可以作这样的解释：朱元璋从起义到夺取政权，当上了大明朝的皇帝后，几乎就没有遭受到过重大的挫折，因而，他逐渐形成了过分自信和固执的脾气，这样的态度妨碍了他要正确地接受谏言。对于他的拒谏杀人，这完全是出自于他为了朱家王朝的专制统治着想。对于朱元璋来说，即使是正确的意见，若违背了其加强专制统治的思想，他也不会采纳，更有甚者会被他处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