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后是非

历史的时钟指向开元十五年（727）。经过四易寒暑的呕心沥血，一行的大衍历初稿刚刚完成，这年九月，他就病倒了。为了大衍历他已耗尽了自己最后的一点心血。消息传出，众皆愕然。在华严寺病榻旁，玄宗派出的御医和使者，赐医、赐药、赐膳，穿梭不息，京城内外前来探视的僧俗人众，络绎不绝。大家似乎都有一个不祥的预感：一行好像就是一盏燃油将尽的明灯，照亮开元时期的时日不多了！长安城内，满朝文武也都回忆起睿宗复位那年（710），宰相韦安石回朝复命的那句话：“张遂已病入膏肓，大限不远！”特别是玄宗皇帝，一想起这句话，心绪就十分不安。因为在他看来，一行既能通达天地的玄机微奥，便能洞察人间的祸福吉凶。他还需要一行为他预卜他的王朝和他本人未来的命运，他还需要一行为他的国家灭祸消灾。十分顾虑的玄宗，这天晚上睡得很不安稳，令内侍速速备车，他要驾幸华严寺，亲自去探视他的国师。晃悠悠，华严寺到了，内侍扶他下得车来，却不见有一人前来迎驾，更听不见往日听惯了的山呼万岁声。他顾不得这许多，急忙忙走进寺来，寺内空无一人，冷清得叫人发怵。他直奔一行的禅房，但见禅房的纸隔子统统扇开，探头一看，禅床上空空的。他大喝了一声：“一行禅师！”猛然惊醒，原来是做了一个梦，只觉得自己额头还在冒汗。十分迷信的玄宗心想：“不好，一行走了！”他十分不甘心就这样让一行离他而去。他，大唐帝国的皇帝，深信自己是“真命天子”，有力回天。第二天刚上早朝，他就急下敕诏，命令京城内外各大寺院的所有高僧大德，速速前去华严寺，做大道场，为一行禅师祈福求寿。一时间，华严内外，香火袅袅，殿堂上下，灯火辉煌。各派高僧，各尽所能，各施所长。经文咒语，声闻数里，梵音梵乐，直上云霄。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几天过后，一行病情见轻了，能够下床活动了。不是由于“道场佛事”有灵验，而是由于皇帝的知遇之恩激励了他强打精神。十月初八，玄宗驾幸新丰（今临潼县东北新丰镇），一行用自己最后的一点精力，作为皇帝顾问，侍从伴驾到了新丰。这一路，一行“口无一言”，实际是连说一句话的气力也没有。当天晚上，他就按照密教的仪式，命人为他“浴香水换衣，趺坐正念”，问心无愧地，安详恬然地去迎接死亡。

开元十五年十月初八日新丰之夜。万里晴天，秋高气爽，上弦之月，高悬中天，笼罩大地，灰白一片，被一行的黄道游仪时刻跟踪着的日月五星仍在各自的轨道上照常运行着，然而，一行，我国历史上的这颗璀璨的科技明星却离开了自己的轨道，陨落了！年仅四十五岁。

一行是对中国古代天文历法学作出了卓越贡献的科学家，他的英年早逝，不只是当时中国科技事业的重大损失，而且也应给后世留下耐人寻味的教益。他正处在科学创造的巅峰年华，本不应该这样匆匆结束他的人生旅程。但他幼小贫寒，衣食仰仗接济，身体素质本来就差，成年以后即出家为僧，纯以植物为食，长期营养不足，而他又有一股强烈的为科学事业的献身精神，长期过度劳累，心力交瘁，又从不注重摄生，而当时整个社会的宗教神学氛围又更加重了他的这种倾向。一行的一生，为研究和掌握宏观天体的运行规律，硕果累累，留给后人一笔宝贵财富，但他却从没有对人体这个特殊的微观运行规律进行任何研究，终于导致中年早逝，不惜哉！

一行圆寂新丰的消息传出，僧俗人众无不悲哀，他的弟子们更是“悲号沸渭，撼动山谷”。众人将他的遗体停放在罔极寺，“凡经三七，爪甲不变，髭发更长，形色怡悦，时众惊异。”玄宗接到奏报，十分悲怆，即刻颁旨：“禅师舍朕，深用哀慕！”于是由朝廷供费，按国师丧礼，举行盛大隆重的国葬，下葬地点选在长安城外的铜人原。玄宗赐谥号曰：“大慧禅师”，并御撰碑文，亲书于石，立于墓前，又出内库存钱五十万，为起塔于铜人原，次年又赐绢五十万，用于塔前种植松柏。生前的厚爱与死后的恩宠，充分表达了玄宗皇帝对一行这样的杰出人才的崇敬和尊重！而当时的佛门弟子们也都因此深以为荣。

一行临终前，他的大衍历只完成初稿，他去世之后，玄宗就命宰相张说和历官陈玄景等人对初稿做进一步整理。他二人接旨后，经过十个月左右时间，到第二年（开元十六年，728）八月完成，并且于这年八月十五上奏朝廷。从开元十七年（729）起，每年按大衍历编出年历向全国颁行。

大衍历是当时最精密的历法，颁行不久便受到全国老百姓的欢迎，但一行死后，在朝廷之上却遭到非议。首先起来反对的便是前面提到的那位在朝任职多年的印度历算专家，现任太史丞的瞿昙撰。一行受命改订新历的大规模工作开始以后，由于他的态度消极，也由于他的历法思想过于偏执，一行没有请他参加。他就一直站在旁边看热闹，等待有一天秋后算账。后来，一行果然成功了，举朝称誉，他心里感到很不舒服，也很不服气，还总觉得印度的九执历才是最上乘的。第二个起来攻击《大衍历》的便是帮助张说整理一行遗稿的历官陈玄景。本来，整理遗稿，分篇别卷，整齐文字，完成52卷《大衍历》，陈玄景是付出了辛劳的。但上表署名者是张说，历书署名者是一行，他认为自己心血算是白费了，心里也很不是滋味。因为他们同在太史监工作，经常见面，免不了互相发泄情绪，两人一拍即合，通同一气，开始还只是背后嘁嘁喳喳，后见没人反对，转而公开攻诘。最意想不到的是他们的原顶头上司，现已调离太史监，改任太子右司御率的南宫说，竟也支持他们。这位在当年的天文大地测量中立下汗马功劳的南宫说，在一行身后不久，竟参加到反对一行的大合唱中来，而且对当时形势的逆转起了推波助澜的关键性作用，这的确令人费解。其实也很简单，大衍历的空前成功，一行的去世，种种桂冠都挂在一行头上，皇帝的诏旨、铭文对他南宫说只字不提，张说的《历序》和《进表》也不过轻描淡写地提了一下他南宫说的名字。上得朝来同僚们啧啧称颂的是一行，回到太史监，下属们念念不忘的还是一行。他南宫说几年拼命苦干算是白干了，没有他南宫说的支持，一行能有这么多，这么大的成就么？他觉得他对《大衍历》的贡献和朝野对他的评价太不公平。他又回想过去：他早在一行出山之前，就曾有过成就。他在中宗复位后编纂的神龙历，回归年值为365.2448日，朔望月为29.5306日，他的数据测定都用黄道坐标而不用传统的赤道坐标。他还首次废除了繁复的分数数据，而一律采用余、奇、小分形式的百进位制，他的新历法只不过因睿宗即位而未颁行，可他在历法上所取得的新成就，怎么就没有人看见呢？看看现在：朝廷将他调离太史监，这更加重了他的心理失衡，现在听到瞿、陈等人对一行的非议，他似乎找到一点平衡的感觉，觉得很痛快，很开心！

有了南宫说等人的附和，瞿、陈等开始由地下转入公开，竟一起上书朝廷，公开发难了。他们煞费苦心草拟了一篇奏章，主要的一点实质内容就是指责大衍历没有充分吸取印度的九执历的经验，导致许多不足和缺陷。

这是做了二十多年皇帝的李隆基根本没有料到的，一时他也竟没有了主意。但这毕竟还是在开元时期，李隆基还没有昏瞶，他马上下意识地忆起，当年他答应过张说的话：“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若遇意见分歧，朝廷不搞行政干预，让他们各派公开辩论，有证于古，有验于今，用灵台实测的验证，来判断是非。”他立即下旨：

“侍御史李麟！”

“臣在！”李麟出班拱手恭立。

“太史令桓执圭！”

“臣在！”桓执圭出班拱手恭立。

“朕令你二人速去灵台，取开元十一年以来全部观测纪录，仔细校验《大衍》、《麟德》、《九执》三部历法，将结果报来。”

桓执圭办事从不含糊，很快组织一个精干的小组，将十年来的全部实际观测数据与大衍、麟德、九执三种历法所提出的理论和数据一项一项地认真核对、反复校验。李麟忠于职守，带着他的副手，对校验工作每个环节都实行严格监督，保证不出差错。经过他们的辛苦奋战，终于，结果出来了。

这天早朝，玄宗令他们从实奏来，桓执圭与李麟出班分列左右，大声奏道：

“启奏陛下，臣等奉旨，用灵台近十年来的新测数据，逐项核对大衍、麟德、九执二历的理论和数据，按完全无误、基本无误、失误列表分别登记，最后归纳，按通法比较，其准确程度结果如下。”

桓执圭停了一下，用眼角横扫了一下朝堂下的众人，然后大声宣道：

“大衍十得七八，麟德才三四，九执仅一二焉！其术繁碎，或幸而中，不可以为法！”

这就是实践检验结果，僧一行的大衍历精确度最高，达到70%~80%，麟德历仅及其半，30%~40%，而九执历呢？其准确度差得远，还不及麟德历的1/4，仅仅有少数侥幸符合了而已，所以基本不能用。

在事实面前，南宫说、瞿昙撰、陈玄景面面相觑，哑口无言。

玄宗勃然大怒，因为这属于诬告，陷害，情不可原，他站起身来，厉声喝道：

“将南宫说等拿下，交付大理寺审理定罪！”

一场风波总算结束了。

唐玄宗的果断判决，不仅保住了他李隆基作为英明天子的威信，而且也保住了一行和他的大衍历。

以后的历史也证明了他的判决是正确的。宋人欧阳修在《新唐书·历志》中写道“自太初至麟德，历有二十三家，与天虽近而未密矣。至一行，密矣。其倚数立法，固无以易也。后世虽有改作者，皆依仿而已。”大科学家沈括在他的《梦溪笔谈》中也说：“开元大衍历法最精密，历代用其朔法。”

但是，大衍历是不是完美无缺呢？我们今天应该怎样正确评价僧一行及其科学成就呢？

首先，作为科学家，从事科学研究都有一定的哲学世界观作为他方法论的理论基础，这一点，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而支配科学家的哲学世界观是要受到他所处时代的制约和社会群体意识或公共无意识的限制的。一行生活在一千三百年前的唐代，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也是在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意识形态发展到最完备，最有影响力的时期。一行出身于世代簪缨的文化贵族家庭，从小受到儒家思想透骨铭心的熏陶，儒家经典，特别是作为群经之首的《周易》的哲学宇宙观已完全溶化在小张遂的血液里，成为支配他思想言行的主宰。长大以后，由于武三思的专横，又把他推入了佛门，最后成了中土密教真言宗的领袖。《周易》的象数理论和佛家玄奥哲理，在他脑子里合流，形成了一个牢固的具有一行特色的神秘主义哲学体系。这就是指导他从事天文历法科学研究工作的世界观。这是不以他的主观意识为转移的历史的必然，就像奠定近代经典力学基础的伟大的牛顿不能摆脱神学和上帝的支配一样。我们打开记录在新、旧《唐书》天文、律历志和其他散见文献中的一行大衍历的原始文字，可以看出，那里充满了占星学和天人感应学的迷信内容。这才是真实的中国天文史的一部分。和欧洲人经历了一个“科学成为神学的婢女”的漫长时代一样，中国更是经历了“天文学与星占学共存”的漫长时期。科学与迷信本是孪生兄弟，它们互相作用，互相转化，同步发展。

有了这种认识，我们就可以对僧一行做出总的评价了。本书前面较详细地介绍一行在天文历法方面所取得的前无古人的科学成就，这些都是真实的，但这真实却是我们从它的神学总体系和外包装中剥离出来的。读者可能早就想提出一个问题，一行经过千辛万苦编制的新历法，为什么以“大衍”为名呢？

“大衍”二字出自《周易·系辞上》的第九章，该章讲占筮法，其中有“大衍之数五十”的话。“衍”通“演”，即“推演”、“演算”。“大衍”二字合在一起，即推演宇宙的大变化的意思。

对“大衍之数五十”的解释很多，如认为十天干、十二地支、二十八宿，加起来是50，太极、两仪、日月、四季、五行、十二个月、二十四节气加起来仍然是50，所以要想推演宇宙的大变化，只有依靠“五十”这个数。

一行从小就精研《周易》象数之学，认为《周易》中的这些数是古人“观象于天”、“观法于地”得到的，具有“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的功能。因此，他对这些数字充满了敬畏之情，他说：“五十为大衍之母。”又说：“大衍为天地之枢，如环之端，盖律历之大纪也”。所以他的新历法的全部推算数据都要符合《周易》的象数。为此，他在《历议》的第一章《历本议》里用了两千余言来说明他的这个运算体系，并把他的新历命名为《大衍历》。一行这样做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但问题的关键是，即使《周易》象数正确地反映了宇宙间的变化规律，那也是几千年前的古人从观测的实际经验中总结出来。宇宙万物是不断向前发展变化的，一行发起组织的史无前例的天文大地测量取得了那么多不同于古人的实际数据，不从实际出发进行运算，而硬要将之纳入古人的象数体系，甚至一些天文历算的习用常数也都要换上《周易》象数的名称，其结果不仅使历法充满了神秘主义气氛，而且必然要在一些问题上削足适履，妨碍得出正确结论而损害历法的科学性了。也就是说：他本来可以取得更多更大的成就，只是由于他的这个指导理论的框子限制了他，而没有得到。

简单举一个例子：古人制历，对回归年和朔望月等凡是有零数的都习惯用分数表示。为计算方便，李淳风以后开始用一个公分母来表示，叫做日法（一行改称“通法”）。一行把每天分成3040份，在计算历法中的各种基本数据时，都以3040为公分母来计算，再根据这些基本数据安排每年的日历、节气，推算日月交食和五星出没。凭一行的深厚筹算功力，找到3040这个值并不难，只要它符合天文观察实际，但一行并没有实事求是地这样做。他绞尽脑汁绕了一个大圈子，来使这个3040符合《周易》的象数。首先，根据《周易》，一、二、三、四、五叫做“五行生数”，这五个数加起来得15，六、七、八、九、十叫做“五才成数”，这五个数的总和为40，以40乘以15，得600，一行称之为“天中之积”，反过来以15乘以40也得600，一行称之为“地中之积”。这“天中之积”与“地中之积”相加得1200，再除以4，得300，这个数叫“爻率”，再乘以10，得3000，称为“二章之积”。然后以五（五才）乘以八（八象）得40，叫“二微之积”。最后，将“二章之积”和“二微之积”合起来，这才得出3040这个数，作为气朔的分母。所以，这个“3040”便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数，而是“在章、微之际者，人神之极也！”奥妙无比，神秘得很！像这样，历法中的任何一个问题都必须服从他的大衍之数，既增加了历法的神秘色彩，又必然要损害推算的客观精确性。所以我们看到，尽管他对岁差的强有力的论证，结束了400年来的纷争，使之成为定论，但他所测算的岁差之值，反而不及刘焯接近实际。这就充分说明，因为他把大衍之数作为历法必须与之吻合的根本原则，对一系列天文数据，必须由神秘的大衍之数来加以简单加减乘除推演而定，结果必然削弱由实际而得的天文数据的本来精度，这的确是令人惋惜的。

问题还不止如此。如，根据一行的推算，开元十二年（724）七月初一和开元十三年（725）十二月初一，都应该有日食，但是根据全国各地观测结果，都不曾观测到这两次日食。其实这两次日食，按今天的天文专家的推算，的确是发生了的，只不过在我国看不到而已。两次日食，全然不验，一行如何解释呢？他说，这是开元时期的政治好，唐玄宗的德性好，“德之动天”，“则天为之隐，虽交而不食”，并由此申发出他的一大篇论天人感应的日月五星“失行论”。他认为，在一般情况下，日月五星的运行是合乎常规的，是可以用历法加以预推的，但人间政治的清明或者腐败，教化的高尚或者堕落，都将使日月五星运行突然加速或减速，这就是所谓“失行”，是历法不能推知的。这种“失行”说阻碍人们对日月五星运行规律的精益求精的探索，是一行天文历法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糟粕。

总之，我们既不能因一行的严重局限性而否定他作为伟大科学家的历史地位，也不能只看到他所取得的辉煌科技成就，就忘了历史、时代赋给他的严重局限性，我们应该还他以历史的本来面目。这就是我们以“一位身披袈裟的科学家”为题来讲僧一行的故事的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