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生颜子
世代书宦的家庭文化氛围给张遂打下了良好的学习基础;家境的败落,生活的困苦,又激发了他脚踏实地,勤奋苦学的精神。加之,他天性聪慧,过目不忘,不论什么书,只要看过一遍,便能一无遗漏的背诵下来。因此,青年时期的张遂知识面便相当广泛。《旧唐书·一行传》说他“博览经史,尤精历象阴阳五行之学”。“经”指经常必读的儒家经典。唐代被最高统治者敕定的经有九种,其中被尊为九经之首的《周易》是上古时代巫史文化的百科全书,它反映了中华民族远古先民们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内容充满了朴素的辩证法,它不仅影响到各个人文学科,成为中国古代经邦济世的总经典,使唐初重臣虞世南发出“不学易,无以为将相”的感叹;而且它独特的“数学模式”、“图像模式”和“思维模式”推动并制约着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此外“九经”中的《尚书》、《诗经》、《春秋》保存了我国古代天文观测学的许多积极成果,《论语》、三礼(《周礼》、《仪礼》、《礼记》)、《孝经》中包含大量的为国之道。“史”即历史书籍,唐代我国史部书籍分十三大类,仅《隋书·经籍志》著录的便有817部之多。朝廷敕定的纪传体正史有十三种。为首的《史记》,不仅“通古今之变”,而且“究天人之际”,就是说,《史记》不仅探求古往今来人类社会活动兴衰的规律,而且也探究自然界(天)和人类社会的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制约关系,从而开辟了后代“正史”记述自然科学知识的光荣传统。唐“十三史”中的“天文志”、“五行志”等“志”,“方技传”、“艺术传”等“类传”,记载了几千年来我们祖先积累下来的观察自然、了解自然,进而征服自然的珍贵科技史料。广泛阅读“经史”,不仅使张遂获得了多方面的知识,而且更启迪了他的智慧。
张遂与一般青年学子追求仕途经济,为应科举而学的读书方向不同,他在广泛吸取经史的基础之上,把学习重点放在了与科举进士毫不相干的天文历法和阴阳五行方面。
天文学是人类最早发展起来的一门自然科学,早在游牧时代,人们就注意观察天象,并且把它与地上的季节变化联系起来,总结经验,探索规律,为生产生活服务。在我国,天文学更是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天文观测的基础之上,我国很早就出现了成文历法,并流传下来大量的天文历法著作。在张遂以前,仅见诸《隋书·经籍志》著录的便有197部938卷之多。
阴阳学说是我国古代先哲从整体观念出发把宇宙间的万事万物分为阴阳两大类,而建立起来的阴阳二气对立转化的思想体系。阴阳学说指出,事物和现象中对立着的两个方面的相互作用是万事万物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五行学说是我国古代先哲根据“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的原则,把自然界的事物按其属性分别归于不同的五行(水火木金土),从而构筑的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本质特征的普遍联系之网。五行学说以五行的生克来说明事物变化的过程,认为万事万物都是在相生相克中达到动态平衡的。阴阳学说解释了事物为什么变化,五行学说则解释了事物如何变化。阴阳五行学说是我国古代思想家在长期的社会实践和对自然现象的观察中逐步总结出来的朴素的辩证自然观,对中国古代科技有着深远的影响。阴阳五行类著作在张遂之前也是著述浩繁,蔚为大观,仅《隋书·经籍志》著录的便有272部1022卷。
正是这无比浩翰的历史文化遗产,使张遂能够站在无数巨人的肩膀上向上登攀。小张遂如同扎根在这极其肥沃深厚的土地中的一棵幼苗,只要他拼命地吸取营养,就一定能够长成参天大树。
渐渐地,张家祖上传下来的丰富藏书已不能满足张遂那永远躁动着的强烈的求知欲望。张遂只要听说哪一家有他没读过的书,就一定要登门造访,求借一读。十九岁那年,张遂向长安元都观道士尹崇借书的故事,曾一时传闻遐迩,成为美谈。
唐代道教受到特别的恩宠,一来由于唐王朝是李氏天下,而道教的始祖老子姓李,二来由于李世民上台得到一批道教徒的支持,这样的历史因缘,使唐前期道教非常发达,科举考试甚至专列“道举科”。道教的活动场所叫“观”。当时首都长安城有座元都观,不仅建筑巍峨,香火旺盛,而且藏经丰富,道士众多,内中不乏学问博洽之士,尹崇便是这样的一位。他将儒释道三教融会贯通,学识十分渊博,而且拥有数万卷的藏书。这对求知若渴的张遂来说,自然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张遂决心去拜访这位博学多藏的尹崇道士。尹崇对这位勤奋好学的年轻人十分赏识,让他浏览了元都观里的丰富藏书,并最后同意张遂将扬雄《太玄经》借回家去阅读。元都观里那么多藏书,为什么张遂单单挑上了这部书作为重点借阅的对象?
扬雄(前53—18),字子云,西汉蜀郡成都人,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和语言学家。扬雄从小勤奋好学,博览群书,但是说话结巴,不善言谈。他写得一手好辞赋,与当年大辞赋家司马相如被后世文人并称为“扬马”。扬雄所著《方言》和《训纂篇》是我们今天研究古代语言文字的重要资料。扬雄一生不追求富贵,安于贫贱,也不做那些沽名钓誉的事情,而是醉心于学术研究。中年以后,扬雄痛感辞赋无益于世道人心,转而潜心研究哲学。到了晚年,他在学术思想上已形成了一整套成熟的独到见解。《太玄经》是扬雄晚年模仿《易经》的力作,它集中反映了扬雄的哲学思想。它以“三分法”取代《易》的“两分法”,把宇宙间千变万化的万事万物全部纳入以“三”为基础的框架中,构成了一庞大的哲学体系,在当时乃至后世皆被视为高不可攀、深不可测,不被一般人所能理解的“绝学”。与扬雄共世的大学者们大多都为扬雄这部著作的命运担忧。著名文献学家刘歆劝告扬雄:“何必这样白白自找苦吃呢?现在已追求到功名利禄的念书人,对《易经》尚且读不明白,何况您这‘玄’呢?我担心您这本书,后人恐怕只有用来盖酱钵了。”当时只有著名唯物论者桓谭看重他的《太玄经》。扬雄去世时,桓谭的两个好友问桓谭:“您曾经盛赞扬雄《太玄》这部书,难道它果真能传于后世吗?”桓谭斩钉截铁地回答:“必能行于后世,而且对后世的影响必在诸子之上,只不过你我不能看到这一天罢了。”桓谭的预言被应验了。汉末宋衷、三国陆绩、晋代范望等均研习过“太玄经”并为之做注,现在到了唐代,又遇到了张遂这个知音。
有多少为功名利禄急需研读的书籍,张遂不选,却偏偏相中了《太玄经》,这件事本身便是很有意义的。第一,它说明年仅十九岁的张遂已具有渊博学识和深厚功力,因而才能独具慧眼,识透《太玄经》的学术价值;第二,它说明张遂不怕《太玄经》晦涩艰深,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气和毅力,在科学的道路上勇于探索,敢于攀登,第三,它还向世人昭示,金子即使深埋地下,它也仍然是金子,是金子总会生辉,是真理总会有人探求。
“博学先达,素多坟籍”的尹崇对张遂指名借走《太玄经》,一则心里高兴,欣赏这位小青年的学术胆识,一则也心存疑虑;年轻人好高骛远,拿去看得懂吗?完全出乎尹崇意料,没过几天,张遂兴冲冲地来到元都观,向尹崇道谢还书来了。尹崇一时猜不透是怎么回事,心想:大概是读不下去了,也好,知难而退,也免浪费光阴。又一想:不对,我作为长者,对这样有一定学识基础的年轻人应该说一些鼓励上进的话,于是开言道:
“扬雄这部《太玄经》的确是深奥了些,老夫我也研究过好多年了,其中的道理还是不太明白。你不必急于还书,还是拿回去好好研读吧。”
“我已经基本上读明白了。”张遂面带自信而谦恭地答道。
听了张遂的回答,尹崇更是感到意外。站在自己面前的,分明是个好学老成的孩子,怎么竟然说出这种不知天高地厚的大话?正值尹崇满腹狐疑,面生不快之际,张遂恭敬地双手呈上自己写好的研读《太玄经》的两种心得,一是《大衍玄图》,一是《义诀》。《大衍玄图》是用图示法把《太玄经》的整个体系结构高屋建瓴地表现出来。《义诀》是用文字阐释的方式,概括简要地把《太玄经》的主要义旨,明白无误地表述出来。若不是对《太玄》透彻理解了,深刻领会了,是决然写不出这等言简意赅的文字来的。
尹崇有些惶惑不解地从张遂手中接过这一卷图、一卷字,回坐蒲团上,双手展开,细看起来。一边看,一边不时地抬头瞧一眼站立一旁的张遂,渐渐地,全神贯注起来。看了《大衍玄图》,连连点头,啧啧称赞,看了《义诀》已经忘乎所以,看到精彩处,不由自主地大声朗诵起来。这更是完全出乎他的意料,总共就只这么几天时间,从逐字逐句仔细琢磨弄懂文义,到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消化理解,融会贯通,到总结概括写出这两种著作,这可能吗?难道世界上真有这样的奇才、天才吗?其实,一点也不奇怪,张遂从小对《易经》情有独钟,早已将易象义理熟谙于心,所以他才能厚积薄发,轻松地读通《太玄经》。
尹崇慢慢地从蒲团上站起,先是呆呆地伫立许久,两眼直盯在这两部杰作上,然后就不禁脱口高喊张遂的名字,手舞足蹈起来。这位素有稳重长者之风的道长,一时不免有些失态。慢慢地,尹崇平静下来,拉着张遂坐在自己面前,这一老一少开始促膝抵掌长谈,进一步探讨《太玄经》的危言宏论和深文幽旨。尹崇尽自己生平所学,把《太玄经》中疑而未决的每一个问题和盘托出,与张遂探讨,张遂时时能够说出些“人人心头似有,个个笔下却无”的明白确切而又新奇别致的道理。尹崇激动地站起身来,拉住张遂的手,连声称道:“足下真后生颜子,后生颜子啊!”从此,二人成了忘年之交,经常在一起谈天说地,切磋琢磨,张遂的学识也因此而大为长进。
尹崇所称的“颜子”,姓颜名回字子渊,是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做出杰出贡献的大思想家、大教育家、儒家学说创始人孔夫子的最得意的门生。孔夫子认为只有颜回才能全部继承他的思想学说。颜回去世时,孔夫子大放悲声,痛哭数日。后世将颜回的牌位放进孔庙,供奉在大成至圣先师孔夫子神位旁边作为陪祀,被世人尊称为“颜子”。尹崇把张遂称为“后生颜子”,这是对张遂的多么崇高的评价啊!
由于学富五车、德高望重的尹崇在当时学术界的地位,这“后生颜子”的称号便不胫而走。张遂声名鹊起,成为朝野上下尽人皆知的青年学者,成为众人所称道的对象,甚至在当时的读书人中形成了一股争相与张遂交友并以此为雅为荣的风气。当时的人们几乎都认定张遂将来必有一番“封候拜相”的锦绣前程,并宣称自己绝不会看走了眼。不料,张遂却出家为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