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改历

一行在回到长安的最初几年，除了做玄宗李隆基的政治顾问外，主要是从事佛学研究，一时撰述译著甚多。开元九年（721），由于当时行用的麟德历预报日食连连失误，根据一行的建议，唐玄宗下诏改定新历，并让一行全权负责这一工作。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从此，一行把它的主要精力倾注在天文历法工作上，成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一位身披袈裟的科学家。

麟德历是高宗（李治）麟德元年（664）颁布的，是当时大天文学家李淳风在隋代天文学家刘焯编制的皇极历的基础上制订的。在当时是一部相当不错的历法，所以从高宗时期起历经三代（高宗、武后——中宗、睿宗——玄宗），行用了半个多世纪。一行深知，中国历史上再好的历法，沿用时间一久，就必然产生较大误差，最明显的莫过于对气朔和日月食的预报。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出现成文历法的国家之一。在先秦时期便已制定对指导农业生产十分有效的“阴阳合历”，它既根据太阳的周年视运动（地球绕太阳公转的反映）的周期来确定“年”的日数（回归年），又根据月亮的圆缺变化的周期来确定“月”的日数（朔望月）。但由于十二个朔望月只有354天，比一个回归年（365.25天）要少十一天多，三年后就相差一个多月，不到九年，四季就将与实际气候完全不符了。古人用设置闰月（即隔若干年增加一个月）的办法来解决这个矛盾，并不断总结置闰规律，先后出现过三年一闰、八年三闰、十九年七闰……一直到南朝祖冲之用391年144闰。但无论怎样改进闰周的推算，只能趋近合理，无法最终解决，因为365.25与354之间没有公因数。所以古代历法预报季节只有相对的精确性，需要不断地改革，故到一行前已经出现过的历法有23部之多。

24节气入历，是我国历法的特点和优点。古人最初是将一个回归年365.25日均匀地分成24等分，每过15.2日交一个节气，叫“平气”，即按平均时值定气的意思。但节气是由太阳的位置决定的，而太阳的运动并不是等速的，不可能每一气都经历15.2日，因此用平气来定节气就不精确了。这个问题最早被北齐张子信发现后，到隋代刘焯便提出了改革，将黄道（太阳的周年视运动轨道）一周天（365.25度）均匀地分成24等分，让太阳每走15度多交一个节气，这样每个节气太阳所走的路程或角度是相等的，但时间长度便不相等，冬至前后，一个节气只有14天多，而夏至前后一个节可将近16日，这样按太阳实际位置来定的节气便叫做“定气”。

“朔”是一月的初始，这一天月亮和太阳走到地球的同一侧，人们完全看不到月亮，要靠推算来求得。先秦时代是根据76年内含27759日和940月推得一个朔望月的长度为29.5日，由这个平均朔望月长度推算出来的每月的朔日，叫“平朔”。但日月的运动速度都不是均匀的，所以日月合朔就未必都在平朔这一天内发生。于是历史上就屡屡出现历法与天象不符的“朔晦弦望非是”的现象。朔望测不准，当然对日、月食的预报也就必然不准确了，因为月食只有在望日，日食只有在朔日才可能发生。我们的祖先早已发现问题的症结，东汉贾逵便论述过“月行迟疾”，汉末刘洪便提出了相应的求“定朔”的办法，对相对准确地预报日月食作用极大。但由于习惯势力的阻挠，长期未被采用，仅在唐初傅仁钧造戊寅历时正式开始使用。

除了上述由于太阳和月亮运行速度的不均匀性以及二者运行周期的不相协调，古人只能找到逐步接近真实的近似计算方法外，影响历法精确度的另一个问题便是“岁差”。“岁差”是天体力学上的一个复杂问题，就其表象而言，就是太阳从冬至点出发在视运动轨道上走完一个回归年的时间内，并未像人们长期认为的那样又回归到原来冬至点的位置上，每年都要差那么一点点。东晋人虞喜发现这一现象时，把它称之“岁差”。祖冲之首次根据岁差来修正历法的各种数据，使他的大明历精确度大为提高。

这些历法史上的问题，一行十分熟悉。所以当开元九年朝廷负责编历的太史局官员依麟德历几次预报日食都不灵验的时候，一行马上敏锐地意识到：又一个创制新历的时代到了！

但他是一个出家的和尚，不是太史局的官员，“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在封建时代的政权机构里，越权的言行，常会使自己成为众矢之的，况且，他的天文历算的才学，当时并未十分显露出来，而当时在天文历算学界已经声誉卓著的名师大家的确是大有人在，如历官陈玄景、善算瞿昙撰（印度专家）、太史监南宫说等等。一行不得不考虑自己行动的后果！

但他想到颁布历法是王权的象征，历法是否精确，乃是关系王朝威信的国家大事。一行亲眼看到，唐王朝好不容易从武则天之后的多年动荡困境中走出来，出现了“开元盛世”。为了天下苍生，这个安定、繁荣的政治局面，值得珍惜！历法疏误，不仅授时不准，贻误农时，影响农业生产，在经济上给国家造成损失，而且在那个崇尚“天人感应”的时代，像预报日食这样的大事，如果一而再，再而三的失误，弄不好就会引起人心浮动，造成政治动乱，葬送开元盛世。他不是一般的出家人，他是宫廷和尚，是皇帝的顾问！科学家忠于科学的勇气，加上读书人忠君爱国的良心，促使一行义无反顾地要管这件事情。他没有多想，就径直造访宰相府，向当朝宰相张说详细陈述了必须改制新历的种种理由。张说平素对这位博学多才的和尚就有所敬重，今天亲耳听到他的侃侃陈辞，更觉十分有理，事不宜迟，忙唤“备轿”，连夜进宫，禀告玄宗。

玄宗正在秉烛批阅各地奏章，有呈报灾情的，有建议兴修水利的，有保荐人才的，正当盛年的李隆基越看越高兴，越批越来精神，丝毫不觉困倦。正在兴头上，忽听内侍来报：“宰相张大人进宫来了！”玄宗更加高兴起来，连忙起身：“请进，赐坐！”

张说这位有名的文武双全的宰相，早在李隆基当太子时，便是东宫的侍读，整天伴随李隆基左右，讲经说史，谈古论今，又曾为李隆基登大统立下汗马功劳，李隆基对张说始终是心怀感激之情的。所以今天还未等到张说开口，玄宗即用手点着那堆奏折开言道：“关心朝政得失的人越来越多，这正是我所期望的，这，有您这位宰相的功劳啊！”张说也直言不讳：“臣今晚进宫，是给陛下送来一位更关心朝廷大事的人的一个重要建议！”

“是么？太好了，请讲！”

于是，张说把一行和尚的长篇大论加上他自己的意见，原原本本、详详细细地向玄宗陈述了一遍。

开元前期的唐玄宗，豁达大度，从谏如流，锐意进取，知人善任。他一边倾听，一边不时点头，还偶尔情不自禁附合一两句，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但等张说奏完，却故意问道：“照爱卿的意思，这祖上制定的麟德历是非废除不可了么？”

张说答道：“是的，陛下。自古以来，没有不变的历法。一行禅师向我讲述了包括先秦古六历（黄帝历、颛顼历、夏历、殷历、周历、鲁历）以来颁行过的23部历法的经过，哪一部历法颁布时候都认为是最好的，远的不说，就说前隋吧，朝代虽短，只30年，就出现过三部历法，除刘焯皇极历未予颁行外，张宾主持修订的开皇历只用到开皇十六年（596）便废止了。张胄玄订的《大业历》从开皇十七年（597）起用，到隋亡后也就废止了。我大唐开国以来，太祖武德二年（619）起用傅仁均的戊寅历，首次用定朔排历日，后人评价很高，但也只用到高宗时期，便感到疏误越来越多，这才颁行李淳风的麟德历。麟德历的创造更多，当年朝野一片称赞，现在呢？竟然连连出现这样大的差误！事实上，它已经用了60多年，已经是很不错的啊！是该换新历了。”说到这里，张说咽了一口唾液，顿了一下，继续说道：“这个一行，真不愧当年尹崇夸他为‘后生颜子’，真是名不虚传啊！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几十部历法，经行过的，编制好但未颁行过的，各自都有哪些优缺点，他如数家珍一般，对我说了一个遍！”

玄宗聚精会神地倾听，两眼直盯着自己的宰相，等着他继续说下去。但张说却把话打住了。玄宗这才接话道：“那么，要编撰新历，这副重担应该交给谁最适合呢？”

张说斩钉截铁地答道：“非一行莫属！我从一行的谈论中看出他不仅对天文历法史了如指掌，而且对天文历法中的重大问题、关键问题、造成历法不可能一劳永逸的原因，如日月盈缩、岁差、气朔等都有超越古人的一套独到见解。让他主持制历工作，肯定成功！”

“爱卿所奏，正合朕意。”君臣二人不由得站起，相视而笑起来。

“不过，陛下……”张说敛起笑容，态度严肃起来。

“不过什么？有话直说嘛！”玄宗催问。

张说道：“陛下，一行禅师跟我讲了一个故事——”

“请讲！”玄宗示意张说坐下，二人重新落座。

“陛下知道前隋时期有三部历法，其中刘焯的皇极历为何没有颁行吧？据一行讲，其实，隋代最优秀的历法是皇极历。我朝李淳风制麟德历还是以皇极历为基础的咧！”

“啊？”玄宗惊讶了一声。张说继续说了下去。

“刘焯，本是冀州博士，是有隋代最杰出的天文历算学家。文帝杨坚早有所闻，在开皇三年（583）就曾颁诏让他修撰历法。杨坚身边当时有一位名叫张宾的道士，此人自称洞晓星历，在杨坚取代北周，夺取皇位的过程中，曾经用相面术为他制造过舆论，立了大功，杨坚十分宠信他。其实这个张宾并无真才实学，他不过是将南朝时何承天的元嘉历略加增损，改头换面，作为自己编撰的新历献给杨坚。这就是前面所讲的开皇四年（584）颁布的隋代的第一部历法开皇历。可想而知，它的质量当然是落后于当时整个天文历法发展水平很多了。当时真正有历学水平的刘孝孙和刘焯就上奏朝廷，指出了开皇历不用岁差，不用定朔等许多严重缺陷，结果张宾勾结太史令刘晖合谋污蔑他俩‘诽毁天历’、‘惑乱时人’，将他二人赶出京城。后来张宾死了，刘孝孙再次进京上书。这时的太史令还是刘晖，此人十分狡诈，他一方面扣压下刘的奏章，一方面把刘骗进他管辖下的司天监，让刘有职无事，架空起来。刘孝孙悲愤之下，抱着他的历书，用车子推了棺材到皇宫门外恸哭死谏，这才引起杨坚的注意，杨坚命人评比各家历法的优劣。这时，司天监的另一个官员张胄玄也乘机出来批判张宾，并也献出自己的历法。评比结果，证明开皇历的确错误很多，当下，刘孝孙要求朝廷先将刘晖斩首，再定新历。这一下子冒犯了隋文帝的尊严，就这样，刘孝孙的历法最终还是被搁置一旁，不久刘孝孙便死了，这时张胄玄就乘机一方面用伪造天象吹捧杨坚的卑劣手段讨得主上欢心，另一方面又勾结朝中几位重臣和太史令袁充，尽力排挤、压制刘焯。刘焯虽是十分努力，尽其所学，在刘孝孙历法的基础上再加增损，进一步完善，撰成了皇极历上奏，但被张胄玄、袁充之流，利用职权将它压下，并且于开皇十七年（597）抛出了他们自己的新历，这就是隋代颁行的第二部历法——大业历。张胄玄的这部历法只不过在祖冲之，刘孝孙等人历法的基础上有些改进，但对刘孝孙历法中的关键内容定朔方法还是没采用。没出几年，开皇20年（600），就出现差误。刘焯又进一步增修自己的历书，且列举了张胄玄历法中536条明显疏误，并一一予以驳正，但仍然得不到支持。一直到文帝归天炀帝即位，大业四年（608），太史又奏大业历预报日食全无效应，炀帝这才召见已经67岁的刘焯，本想启用他的历法，但当时太史令袁充正得宠于炀帝，加上炀帝左右许多人，都不喜欢刘焯这个倔老头，他们狼狈为奸，诽谤刘焯，不久刘焯便与世长辞了，这皇极历终隋之世也没有经行过。多可惜啊！”

玄宗静静地听完故事，眼珠微微转动了几下，说：“好！我听懂你的意思了。在制历问题上，第一，既然相信一行，就要专任于他，让他有总揽全权，此即古人所说‘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的道理吧！第二，现在我朝懂得天文律历的强手如云，人才济济……”

“但像陛下那样深谙音律的人却不多！”张说插了一句出自内心敬佩玄宗的话。

“……如果出现意见分歧，由我们主持会议，让各方充分陈述己见，互相辩驳，最后让事实来验证，谁的历法更精密，就采用谁的，决不凭我们个人感情用事，搞行政干预。我的好宰相，您说对吗？”

“陛下圣明！陛下圣明！”张说惶恐不安地连声称谢！

“就这么定了！明天早朝朕就正式颁诏，令各省、部、曹、司、监就制历所需人力、财力、物力各方面全力支持，让一行禅师大权独揽，充分施展平生所学，大胆创造，搞出一部无愧于我开元盛世的好历法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