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归国路

40年代末，美国国内表面上看起来风平浪静，没有什么迹象表明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会落到为这个国家的航空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的中国科学家钱学森身上。然而，一些嗅觉灵敏的人已敏感地察觉到了平静中孕育的紧张和不安的情绪正在不断地滋长。

1949年9月份时，苏联人爆炸了他们的第一颗原子弹，从而终止了美国人的核垄断局面。

11月，原美国国务院官员阿尔杰·希斯受到审判，他被指控为共产党间谍。

第二年2月，英国人又宣称，他们的一位最高级的科学家克劳斯·富克斯博士把许多西方的原子秘密交给了苏联人。

同一个月，美国威斯康辛州的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在给惠林妇女共和党人俱乐部讲话时宣布，他掌握了一份在国家重要部门工作的205名共产党人的名单。一时间，以麦卡锡为首的狂热反共分子，对许多美国人和在美国工作的外国人展开了追查和迫害。

美国国内掀起了一种雇员们效忠政府的歇斯底里狂热，并且愈演愈烈。几乎每天都会发生对大学、军事机关和其他机构进行审查或威胁性的调查事件。

加州理工学院也难逃此劫。凡是1936年到1939年期间，在这里生活、工作过的人，都有被看做是40年代中嫌疑分子的危险。钱学森和他在火箭小组的朋友们开始受到不断的追查和迫害。其中有个人因为是共产党人嫌疑而被捕入狱；其他的人大都因此失去了在大学的职位。有的人放弃了科学研究，投身于商界，从事着与国家机密毫不相干的工作，他们的知识才能也就此无用武之地了。

怀疑终于落到了钱学森身上。联邦调查局要钱学森揭发一个名叫西德尼·槐因包姆的化学研究员。这个人曾在一个与共产主义有关的案件中提供过伪证而正在帕萨迪纳受审。钱学森和这个人有过一般性的交往。他不愿意出卖自己的朋友，于是断然拒绝了联邦调查局的无理要求。

1950年7月，军事部门突然吊销了钱学森参加机密研究的证书。他根本无法继续进行喷气推进的研究。加州理工学院院长李·杜布里奇听完钱学森愤怒的申诉，安慰他、劝他冷静，并且说自己虽然很同情他的处境，但是无能为力。

冯·卡门教授写信给钱学森，信中说：“听到这个消息，我感到很震惊，我将为你做我所能做的一切。”很多重要人物站出来为钱学森抱不平，但仍然于事无补。

钱学森决定不再等待暑假的到来，立即动身回国。院长杜布里奇希望他能够到华盛顿去一趟，争取恢复接触机密的资格。钱学森同意了。

抵达华盛顿，钱学森马上来到五角大楼丹尼尔·金布尔办公室。金布尔是钱学森在喷气中心承担的研究计划的总负责人，对钱学森颇为赏识。

钱学森简单地介绍了自己目前的境况之后，非常严肃地说：

“鉴于我已无法在美国继续工作和研究，我准备马上动身回国”。

“钱先生，希望您能再考虑一下。我个人认为，这一切只是一场可怕的误会，相信错误会很快被纠正”。

“不，我无法忍受这种不公正的待遇，失去了工作的权利，我在这里多留一日，都是毫无意义的！”钱学森说完，转身推门离去。

金布尔没有在忠于国家还是忠于朋友这个问题上费心思，当钱学森的身影消失在走廊尽头后，他毫不迟疑地抓起桌上的电话机，拨通移民局，通知了钱学森的有关情况，然后恶狠狠地说：

“钱学森知道的东西太多了，我宁可枪毙他，也不允许他离开美国！”

1950年8月23日的午夜，钱学森只身乘飞机从华盛顿回到洛杉矶机场。他刚一走下飞机，移民局的一位官员立刻迎上前去，递给他一份文件，并且说：

“遵照美国的法律，钱先生，您不能离开美国。”

钱学森接过那张纸，看也没看，就装进包里。然后，一言不发地回到帕萨迪纳的家中。他心里很清楚，这场麻烦早就开始了，而且绝不会就此结束。

蒋英见丈夫脸色难看地回到家中，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忙关切地问：

“学森，你怎么了，身体不舒服吗？”

“没有。移民局通知我不准离境，这项限制我也不知有效期是多长，要不，你和孩子先回去吧，回到国内一定会有人好好照顾你们的。”钱学森看着满脸焦灼的妻子，声音和缓地说。

“不，我要留下来陪你，他们不敢把我们怎么样的。只要我们坚持斗争，总有一天可以回到祖国。”蒋英心情很激动，长期以来，她对美国的生活感觉不错，但是她更热爱自己的祖国。现在，丈夫失去了工作和回国的自由，她感到非常愤怒，两滴热泪落下来。

“好吧，那就让我们一家人永远在一起同甘共苦吧！”钱学森抬起头，轻轻地为妻子拭去泪痕，然后，紧紧地握住妻子的双手，脸上现出了他特有的平静、从容的神情。

第二天，钱学森取消了原订的机票，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又去加州理工学院上班了。

联邦调查局的密探严密地监视着钱学森的一举一动，他的住所也处在密切监控之中。同时海关无理地扣留了他的全部行李。原来，钱学森在去华盛顿以前，就已经打好行李，用板条箱装好，运到海关，准备由8月29日开往香港的美国“威尔逊总统号”轮船运送回国内。

海关的检查人员发现钱学森运行李的板条箱里满满地装了800多千克书籍和笔记本时，马上得出结论说这些都是高度机密的材料。于是，一些新闻媒介马上大造声势，向全世界发布这个“骇人听闻”的消息：“一名‘共产党间谍’企图携带大批机密文件离开美国。”可是，经过进一步检查，美国政府发现这些行李中的东西实际上和钱学森坚持申报的完全一致，根本没有什么机密情报可言。

钱学森为人一向光明磊落。早在他决定回国的几周之前，就已经详细地检查了手中的材料，把所有关系到国家机密的都谨慎地退回美国政府。他要带回国的只是一些教科书、课堂讲义和一些科技文献，以及自己论著的复印件。照此情况，钱学森应获得回国的自由，可情况正相反。

美国当局的惊恐日益加剧，在他们看来，钱学森仿佛成了一枚定时炸弹，随时都有爆炸的危险，必须尽快想个稳妥的办法，把他“保护”起来。9月9日，钱学森突然被联邦调查局非法拘留，送进了移民局的拘留所。

联邦调查局对钱学森的指控仍然是：“钱学森隐瞒了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企图运送秘密的科学文件回国”，并且据此宣布他是“不受美国人民欢迎的异己分子。”

钱学森被关押在特米那岛上的一个拘留所里。囚室内阴暗潮湿，狭窄憋闷。看守人员把钱学森完全当成一个囚犯对待，对他进行了长时间极其不人道的折磨和迫害：不给他足够的水和食物，不允许他跟任何人谈话；每天夜里，隔10分钟看守就会闯进囚室，打开灯，察看他在做什么。钱学森一夜一夜地无法成眠、屈辱、愤怒折磨得他坐立不安。

非人的囚禁生活，使钱学森的肉体和精神遭受了巨大的伤害。他的体重在短短的十几天里就减少了5.9千克！而精神折磨比这更重，更令他难以忍受。每天深夜，他独自站在窗前，无聊地数着天上的寒星，心里反复地诅咒这个使他蒙受了不平和苦难的地方，并且不停地告诫自己：若今生能活着离开这块土地，那么将永生永世不再踏上美国半步！

在钱学森被关进拘留所的同时，他的学生罗时钧和科学家赵忠尧、沈善炯三人乘坐“威尔逊总统号”轮船归国。途中，船行到日本横滨时，驻日美军登上轮船，不容分说把三人逮捕，关进横滨的监狱中。一天，罗时钧从报上看到了老师被捕的消息，忍不住泪流满面。

这就是美国的民主和自由。

钱学森被捕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全世界。冯·卡门教授以及加州理工学院的师生、社会各界主持正义的人们纷纷伸出援助之手，向美国移民局提出强烈抗议。杜布里奇院长首先急飞华盛顿，力劝司法部长，使他相信钱学森是一个诚实的人，只要他答应留下来，那么就不会偷偷地离开。接着杜布里奇院长又找到钱学森的几位朋友，凑足了1.5万美元作为保释金。法院还不满足，他们又附加了一个条件：钱学森不能超越洛杉矶县的范围去旅行。钱学森没有别的选择，只得被迫答应下来。

坐了两星期牢之后，钱学森被保释出来了。但是，他丝毫没有因此而感到轻松，因为，真正的自由并不属于他。他实际上是被软禁在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