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内瓦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1955年，是钱学森人生的一大转折点。

6月，热风扑面。帕萨迪纳的阳光白亮耀眼，给人添了许多烦躁。

在冯卡门的回忆录中这样描述钱学森的状态：对他来说，这是一种屈辱，他从来没有放弃返回中国的打算，他认为中国在真正营救他，只有回到祖国，他才会得到应有的尊重。

一个意外的机会降临了。1955年的夏天，一位中国餐馆的伙计提着一篮菜前往钱学森的住地。他离开后，钱学森在菜篮里发现了一本中国画报，里面报道了中国庆祝五一劳动节的盛况，期中一张照片引起了钱学森的注意，在天安门城楼的国家领导人中间，他发现了一位熟人——当时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副委员长陈叔通，他是钱学森父亲的老师。钱学森异常高兴，决定写信给陈叔通说明当时情况，与毛主席联系，希望中国政府干涉营救回国。

在这封求救信中，钱学森写道：被美国政府拘禁，今已五年，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信写完后，钱学森的妻子蒋英模仿孩子的笔记，写上蒋英在比利时久居的妹妹的地址。聪慧机智的蒋英到离家较远的黑人超市买菜，将信投进超市信箱，居然躲过特务的眼睛。信顺利寄达比利时，蒋英妹妹立即将收到的信寄给钱学森的父亲。

陈叔通在收到钱学森父亲转来的求救信后，随即送往中南海，放在了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办公桌上。周总理看完信后，脸上的表情变得极其严肃，他对自己的同胞在异国遭受非人的待遇，感到非常愤怒，但他想，有了这封信，在日内瓦会谈中，我们就一定可以占优势。周总理想到这儿，立刻站起来，找到外交部的一位工作人员，把钱学森的信递给他，然后郑重地说：

“请你马上把这封信送给王炳南大使，并转达我的意见，请王炳南同志在适当的时机，以此铁证对美方代表的无耻谎言予以坚决回击。会谈一定要争得最后的胜利。”

其实，我国与美国关于平民回国问题，早在1954年4月26日在日内瓦召开的印支国际会议上，就已经开始了实质性的接触。当时，周恩来总理亲自率代表团出席会议。

接到周总理指示后，中国代表团秘书长王炳南与美国代表团负责人亚·约翰逊分别代表中美两国政府就平民回国问题进行了多次接触。王炳南严肃指出：美国正在阻挠许多旅居美国的中国人返回自己的祖国，其中包括著名科学家钱学森。

约翰逊并不接受这项指责，他振振有词地辩解说：

“在朝鲜战争期间，我国政府曾根据1918年的立法条文发布命令，凡是在美国受过像火箭、原子能以及武器设计这一类教育的中国人不准离开美国。因为他们的才能有可能被利用来反对在朝鲜的联合国武装部队。”

接触不断进行，17次之后，仍没有取得积极的进展。

1955年8月，下午4时，中美两国在日内瓦的联合国大楼举行了大使级会谈。会谈开始后，王炳南大使首先发言，他注视着约翰逊，不卑不亢地说：

“大使先生：在我们开始讨论之前，我奉命通知你下述消息。中国政府在7月31日按照中国的法律程序，决定提前释放阿诺德等11名美国飞行员。他们已经在7月31日离开北京，估计在8月4日可以到达香港。我希望，中国政府所采取的这个措施，将对我们的会谈起到有利的影响。”

但事实上，情况并没有明显好转。第二天，王炳南大使把在中国的美侨总名单提交给美国方面后，美方却一直没有相应地把在美国的中国人名单交给我方。

这一天，在历时一个多小时的会谈中，美方代表约翰逊大使一再声称美国国务院已经在4个月前发表公告，取消了过去扣留中国留学生的条例。约翰逊还信誓旦旦地向王炳南大使保证说：

“大使先生，请您相信，我国政府对任何想去共产党中国的中国人都不加任何限制，所有以前被命令留在美国的贵国技术人员已经得到通知可以自由离境。”

“那么，大使先生，我请教您一个问题，既然美国政府早在今年4月间就发表了公告，为什么中国科学家钱学森博士还在6月间写信给中国政府请求帮助回国呢？显然，中国留美人员要求回国依然遭受种种阻挠。”

约翰逊在事实面前无言以对。钱学森的信和周总理的指示，为我国代表在日内瓦会谈中取得了主动权。美国政府迫于压力，不得不在8月4日，即中美两国大使级会谈第三次会议的当天，匆忙通知钱学森可以离美回国。

美国国际合众社记者曾这样评述此事：

“1950年，在钱被捕前不久，他曾打算离开美国。然而，在到达檀香山后，他被捕了，并在这以后被拘留了5年，直到艾森豪威尔政府认为他脱离国防事务已久，不再对美国构成危险。”

1955年，钱获准回国。与此同时，中国方面释放了在朝鲜战争期间俘获的11名美国飞行员。美国国务院官员一直否认这是某种交换。

9月10日，日内瓦会谈举行第14次会议，两国大使终于就双方平民回国问题达成了协议，并发表了一项共同声明。这项声明是1972年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签署上海公报之前中美两国之间达成的唯一正式协议。

周总理对这次会谈取得的成果感到非常满意。他在一次会议上指出：“要回来一个钱学森，就是这一件事情，会谈也是值得的，会谈是有价值的。”

经过5年漫长、艰苦的斗争，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和他的家人终于踏上了归国之路。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平稳地行驶在太平洋洋面上。

钱学森坐在三等舱中，静静地回忆离美前的最后一幕。

当他接到美国政府准许离境的通知后，马上到轮船公司订购船票。工作人员告诉他这一班船上只剩有三等舱的票了，钱学森毫不犹豫地掏出钱，递过去，同时急促地说：

“没关系，就三等舱好了，只要有票就行”。

那个售票的美国人抬头看了看面前站着的这个焦急中隐藏着喜悦的中国人，很不理解地把票递了过来。

回国的巨大欢欣鼓舞着钱学森一家人，他们根本不去顾及旅途的艰苦。只要能回到祖国，远涉重洋的艰苦又算得了什么呢，他们在这里已经是一天也不愿待下去了。

启程前一天，美国合众国际社记者专程赶到船上采访钱学森。第二天，世界上一些国家和地区的主要报刊均在显著位置刊登了合众社关于钱学森返回中国内地的电讯。

与钱学森同船回国的还有一批滞留美国的留学生。在船上，大家兴致勃勃地讨论着归国后的打算，对新中国的科技事业发展表现出极大的信心和责任感。船上的中国留学生还组织了一个“18学会”。该学会在启程的第三天就印制出了一份《克利夫兰轮第60次航行归国同学录》。

一位从事数学研究的同学对钱学森特别注意。有一天，他发现钱学森不管周围的环境多么嘈杂，仍然能孤紧时间聚精会神地读书，忍不住由衷地赞叹了一句：

“钱先生，您真不愧是一位献身科学的人！”

钱学森抬起头，看到了一张充满敬意的笑脸，他谦逊地笑了：

“也没什么事，想多看点儿书。不知道您是从事哪方面研究工作的？”

当钱学森得知站在自己面前的这位名叫许国志，正在从事数学研究时，忙放下手里的书，和他滔滔不绝地谈起运筹学来。

轮船行驶到日本横滨时，暂时靠岸，船上的人纷纷上岸游览、购物，有人引诱钱学森一家下船买东西。因为钱学森如果在日本遭枪杀，美国不负责任。但在此前，陈叔通已经打电报给钱学森的父亲，叮嘱钱学森沿途勿登岸。钱学森一家人没有离船，只希望能尽快地安全地回国，中途不要再生任何波折、变故。

第二天，克利夫兰号又继续向前行驶了。越是接近祖国大陆，钱学森的心情越无法平静。多少悲欢、恩怨留在背后，抬头注视前方，洋面上波澜起伏，壮阔中隐隐露出缕缕雾气，钱学森感到自己的心也随之湿润了起来。

1955年10月1日，中国人民迎来了“第6个国庆”。这一天，举国同庆，一片欢腾。“克利夫兰总统号”依然在茫茫海面上颠簸。船上的“同学会”也在积极筹备着国庆纪念活动，每个中国留学生的脸上都充满了幸福与自豪。

吃过早饭，钱学森神采奕奕地来到休息室。在这里将要举行一个别有意义的庆祝会，钱学森应邀在会上发言。

会场上，悬挂着一面同学们亲自动手精心制作的五星红旗，鲜艳的色彩，把气氛渲染得格外热烈。围坐在一起的中国留学生，凝神体会这一瞬间的感动和震撼。钱学森眼里闪动着晶莹的光芒。他的声音深沉有力，同学们受到感染，请求钱学森为大家介绍一下国内的建设情况。钱学森就把自己在美国收集到的有关资料详细地讲述了一番。然后，他又非常恳切地说：

“祖国一些机关的领导干部都是身经百战的老同志，他们为祖国解放牺牲了个人的一切，其功绩如日月光辉，永远普照后人。我们回国以后，一定要尊重这些老同志，虚心接受他们的领导，和他们搞好合作。”

停顿了一下，钱学森又接着说：

“我们的祖国正处在百废待兴的建设时期，迫切需要各方面的人才。我们在国外学习了这么久，回国后，相信每个人的才智都会大有用武之地，我们一定要尽己所能，努力工作。”

他的发言赢得了长时间热烈的掌声。接着，又有一些同学相继发言，大家畅述雄心壮志，座谈会开得很热烈。

第二天，“同学会”又商拟了一份关于声讨美国政府迫害要求回国的中国科学家的书面声明，准备到达香港后向报界散发。声明起草完毕，中国留学生代表找到美国船方工作人员，要求用中文打印若干份，但遭到无理拒绝。

钱学森是这项活动的领导者和积极参与者。他听到这一消息后，马上找美方人员交涉，并鼓励全体中国乘客与之斗争。在正义的谴责和群众的压力下，美国船方不得不同意了“同学会”的要求。

轮船经过20天的海上航行，终于到达了香港。在候车室等候火车时，一群记者围住了钱学森，闪光灯不停地闪烁，钱学森一脸的平静从容。当有记者问起他在美国是否经常受人监视时，钱学森只简单地答了一句：

“有没有监视我，只有美国人才知道。”

“那么，钱先生，您在美国时，行动受到限制的原因是什么呢？”又一个记者问道。

“什么原因，请你去问美国政府吧。”钱学森眼底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愤怒和苦涩，但转瞬即逝，又恢复了他特有的安详。

另一位记者挤过来问：

“钱先生，请问你在原子能方面的著作能不能带出来？”

“我想你的情报不准确，我跟原子能毫无关系。”

接着，一位记者用英语提问，钱学森郑重地说：“回到祖国，我要说中国话。”

离开香港前，钱学森等24人对港报发表了书面谈话：

“今天，我们重新踏上祖国的土地，觉得无限地愉快和兴奋。过去四五年来，因为美国政府无理的羁留，归国无期，天天在焦虑和气愤中过活。现在靠了我国政府在外交上严正有力的支持，和世界主持正义人士在舆论上的援助，我们才能安然返回祖国。谨向我国政府和所有帮助我们的人致谢。”

1955年10月8日上午l 1点25分，钱学森一家和同行的30多位中国留学生乘火车离开尖沙咀，经过罗湖，踏上了祖国大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