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航天科技的奠基人

进入国境后，钱学森一家人见到了科学院派来接他们的朱兆祥，感受到党和政府无微不至的关怀。到达广州后，广东省委书记陶铸亲切地会见了钱学森，并详细询问了他和家人的身体和其他方面情况。第二天，陶书记派专人陪同钱学森一家人在广州参观。

参观了广州之后，钱学森和家人乘车北上。列车一路飞驶，车窗外的景物是一闪而过，却在钱学森心中留下了难忘的印象。经过上海、杭州时，永刚、永真两个孩子吵着要父亲讲讲家乡的故事，钱学森愉快地答应了。蒋英在一边看着父子三人聊得热闹，脸上不由得露出了轻松的笑容。很快，她也兴致勃勃地加入了谈话，一家人在说说笑笑之中穿越着祖国大地。

列车驶入北京车站。第二天清晨，钱学森就和妻子蒋英带着两个孩子来到了他们在异国朝思暮想的天安门广场。广场气势恢宏，庄严肃穆。他来到天安门城楼，抚摸着汉白玉栏杆，感受着凉爽的秋风，钱学森以睿智的目光观察着这变化中的一切。

不久，中央领导安排钱学森到东北参观。看着农民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听着农民发自内心的朗声大笑，钱学森感到一种鼓舞，一种净化。他觉得自己的心胸，在面对广袤的东北平原时，变得更加开阔；自己的信念，在面对为建设美好的新生活而大步向前的农民们时，变得更加清晰、坚定。

接着，钱学森又参观了一些工厂。虽然工厂的规模不算大，技术力量也比较薄弱，但是工人的干劲使钱学森钦佩不已。短短的几天，他走了很多地方，贫穷、落后依然折磨着刚刚摆脱旧社会的黑暗统治的人民，但是几乎所有人脸上都绽放出了笑容，他们相信明天的生活更加美好。

钱学森参观的重点是飞机厂。在工厂里，他认真地走访每一个车间，找了一些技术人员和有经验的老工人谈话，询问近期飞机生产制造的有关情况，尤其是技术上存在的问题。技术员和一些很有才能的工程师，知道钱学森在美国研究了20年空气动力学和喷气推进技术，又专门研究过工程控制论后，纷纷前来向他请教。钱学森环视着围在自己身边的一张张诚恳的笑脸，一双双期待的眼睛，忽然有了一种不能推卸的责任感，他暗想：未来的路正长，自己肩上的担子很沉重，也很神圣。

几天后，钱学森在哈尔滨参观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院长陈赓大将专程从北京赶回哈尔滨，会见了钱学森。

两个人一见面，陈赓大将马上豪爽地问：

“钱先生，咱们中国人搞导弹行不行？”

“外国人能干的，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干？”钱学森话语中充满了身为中国人的自豪和自信。

“好！钱先生，我就等着你这句话呢！”陈赓大将握住钱学森的手，用力地摇了又摇。

这次谈话，决定了钱学森从事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生涯。从东北回到北京，首都已是初冬景象。微微寒意迎面而来，钱学森心中满载祖国欣欣向荣的美景，热情潮涌，完全感觉不到冬寒。

11月，中国科学院委托钱学森和钱伟长合作筹建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两个人在一起认真、细致地研究了有关事宜，做了大量筹备工作。

1956年新春伊始，空中飘着鹅毛大雪。纷纷扬扬的雪花织成了一幅天地浑然一色的纯净画面，预示着又是一个充满希望之年。

1月5日，力学研究所在式成立。钱学森被推举任命为第一任所长。接着，在他的积极倡议下，又成立了中国应用与理论力学学会。钱学森被一致推举为第一任理事长。后来，钱学森又担任中国力学学会第一任理事长。

钱学森的工作越来越忙了，连春节都不能好好休息几天。蒋英非常支持丈夫为党和人民所做的工作，但也常常劝他注意身体。

1956年初春，钱学森应邀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并在会上发言。2月1日晚上，毛泽东设宴招待全体委员，并特意安排钱学森和自己坐在一起。钱学森看着主席亲切的目光，听着主席关怀的问话，不觉中感动得热泪盈眶。主席和他从力学研究所谈起，谈到国际、科技各项事业正待发展时，毛主席语重心长地说：

“钱先生，你们回到国内，生活条件一定很差，在这样的环境中搞科研、搞建设，真是难能可贵，我们国家现在还很贫穷、落后，需要大家共同努力啊！”

“主席，您放心，我们回来是为了为祖国和人民贡献力量，不是贪图享受。祖国的发展形势使我深受鼓舞。我愿意尽己所能为我国科学技术进步打好基础。”

钱学森从这次会谈中获得了无穷的力量，主席的信任、祖国和人民的重托使他感到又年轻了很多，少年时的壮志，青年时的豪情，重新在他心头回响、激荡。他几乎一刻也闲不住，一头扑进了繁重、艰苦的开创工作中。

春风吹拂着大江南北的山川景物，首都又披上嫩绿的新装，千年古城焕发出少女般的青春活力。新中国仿佛一串跳动的音符，刚刚跃上琴键，正等待勤奋智慧的双手，奏出和谐、欢快、美好的乐曲！

在周总理的领导下，几百名科技专家共同制订了新中国第一个远大的规划——《1956至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确定了57项国家重点科学技术任务。钱学森主持完成了第37项《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立》。合作者有王弼、沈元、任新民等人。他们在这项重要科学技术任务的说明书中指出：

“喷气和火箭技术是现代国防事业的两个主要方面：一方面是喷气式飞机，一方面是导弹。没有这两种技术，就没有现代的航空，就没有现代的国防。建立喷气和导弹技术，民用航空方面的科学技术问题也就不难解决”。

“本任务的预期结果是建立并发展喷气和火箭技术，以便在12年内使我国喷气和火箭技术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并接近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水平，以满足国防需要。”

2月17日，在周恩来总理的鼓励下，作为一个刚刚回到祖国怀抱的科学家，钱学森以极大的热情和责任感，给国务院写了关于《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

3月14日，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中央军委会议。会上研究决定由周总理和聂荣臻元帅以及钱学森等人筹备组建导弹航空科学研究的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4月13日，委员会正式成立，聂荣臻元帅任主任，钱学森被任命为委员。

5月10日，聂荣臻元帅提出《关于建设我国导弹研究工作的初步意见》，并且建议在航空工业委员会下设立导弹管理局，由钱学森担任总工程师；建议建立导弹研究院，由钱学森任院长。

很快，钱学森受命负责组建我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院——国防部第五研究院。

10月8日，正是钱学森归国一周年的日子。这一天，他心情格外激动，回想起360多个日日夜夜，多少希望、多少激情和多少殷切的目光交汇在一起，催促着他奋进。

同一天，聂荣臻元帅亲自主持了第五研究院的成立仪式。这一天也是新中国156名大学毕业生接受导弹专业教育的开课纪念日。钱学森重新登上讲坛，主讲《导弹概论》。

离1942年在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技术训练班授课已有14个年头了。钱学森站在讲台上，面对着一张张年轻、充满朝气的脸庞，他为自己能在祖国培养新中国第一批火箭、导弹技术人才感到极其欣慰。这批受训的大学生，后来大都成为我国火箭、导弹与航天技术队伍的骨干。

1957年2月18日，周恩来总理签署国务院令，任命钱学森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第一任院长。从此，在周恩来总理、聂荣臻元帅直接领导下，钱学森开始了作为新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技术领导人的长期历程。

1957年春末，钱学森的著作《工程控制论》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同时钱学森被补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这一年的6月，中国自动化学会筹备委员会在北京成立，钱学森任主任委员。9月，国际自动控制联合会成立大会推举钱学森为第一届理事会常务理事。

11月16日，周恩来总理任命钱学森兼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院长。繁重的工作任务，经常使他日夜兼程，少有休息。祖国的未来，在他心中像一幅壮美的长卷，他乐于在上面泼墨山水、写意人生，将梦想化作光辉的现实。

1958年5月29日，聂荣臻元帅同黄克诚、钱学森一起部署了我国第一枚近程导弹的制造工作，为我国国防事业揭开了崭新的一页。

1960年11月5日，甘肃酒泉火箭发射场笼罩着一种严肃、紧张的气氛。工作人员秩序井然地忙碌着，每个人脸上的表情都十分凝重。

在总指挥室里，聂元帅高大的身影使周围的人更增添了一份信心。以张爱萍将军为主任，孙继先、钱学森、王诤为副主任组成的试验委员会，将在这里组织进行我国独立制造的第一枚近程导弹的飞行试验。

预定的发射时间一分一秒地临近了。人们已经做好了全部准备工作，为确保首次发射成功，工作人员反复地检查各个程序。所有人都屏息凝气，等待最后时刻的到来。

“3秒，2秒，1秒，点火！”导弹在空中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准确地落到预定位置。“成功了！”发射场上，顿时一片欢腾。“成功了！”“成功了！”人们激动的欢呼声直冲云霄。

聂荣臻元帅紧紧地握住钱学森的双手，良久无言。为共和国南征北战，出生入死的大元帅，流下了两行激动的热泪。

钱学森抬头远眺，发射场四周天空烟云浩渺，莽莽苍苍之中蕴蓄着无穷的生命动力，清风鸟鸣诉说着无限的惊奇。钱学森同样无法自抑地落下泪来。

在庆祝导弹发射成功的宴会上，聂荣臻元帅致祝酒词，他的话简短有力，振奋人心：

“在我们祖国的地平线上，飞起了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导弹，这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转折点。相信，只要我们不断努力，一定可以赶上世界最先进水平，总有一天，我们可以赶上世界最先进水平，总有一天，我们可以向全世界证明，中国人不比任何人差，中国不比任何国家落后！”

1964年6月29日，我国第一个自行设计的中近程导弹进行飞行试验获得成功。两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了国防史上最重要的一天。

遵照周恩来总理“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指示，钱学森协助聂荣臻元帅，在酒泉发射场直接领导用中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的“两弹结合”飞行试验。

比起6年前发射第一枚导弹的试验，这一次，酒泉的气氛显得更加紧张。试验前，各项准备工作全部就绪。钱学森相当冷静地检查着每个环节，又重新核对了所有数据。发射现场看不到一个闲人，工作人员坚守在各自的岗位上，全神贯注，不敢有一丝一毫的疏忽。

很快，发射时间到了，点火装置工作正常，导弹运载着原子弹高速飞行，人们盯着计算机屏幕上那个小小的亮点，一颗颗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导弹飞行正常，原子弹在预定的距离和高度实现核爆炸。

被巨大的喜悦冲击着的人们，看着那一团清晰的蘑菇云腾空而起，猛烈的爆炸声震撼山谷，震撼着所有工作人员的心，也震惊了全世界。

这次史无前例的试验获得成功，标志着中国开始有了用于自卫的导弹核武器，也标志着《1956年至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中规定的“1963-1967在本国研究工作的指导下，独立进行设计和制造国防上需要的、达到当时先进性能指标的导弹”这一任务的提前完成。

第二天，即1966年10月28日的《纽约时报》，在显著位置报道了这一重大事件：

“一位15年中在美国接受教育、培养、鼓励，并成为科学界名流的人，负责了这项试验，这是对冷战历史的一个极大的嘲弄。1950年至1955年的5年中，美国政府成为这位科学家的迫害者，将他视为异己的共产党分子予以拘捕，并试图改变他的思想，违背他的意愿滞留他，最后才放逐他出境，回到自己的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