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时代

1929年，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魔爪伸向了中国东北、华北的大片领土；蒋介石政府在美、英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与各派新军阀展开混战，紧接着，国民党白色恐怖笼罩全国。

钱学森目睹祖国惨遭列强蹂躏、国内反动派镇压人民的严峻局面，内心悲愤交加。当时他认为，祖国落后挨打，是由于工业落后，为振兴民族工业，钱学森决定学工科。

同年秋天，钱学森以优异成绩考入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

上海是钱学森的出生地。16年后，重新踏上这块土地，一路上映入眼里、浸入心中的是城市的萧条、冷落，钱学森心绪沉重、感慨万千。

上海交大校园环境优雅，空气清新。园中很少有人悠闲地转来转去，同学们个个行色匆匆，表情紧张。钱学森觉得很奇怪。过了没多久，他就明白其中的缘故了。原来，这所学校特别注重考试分数。据高年级的同学说，每学期期终考试后，学生都特别关心自己的成绩，各科平均分数甚至要算到小数点以后两位。所以，几乎所有学生都在为高分奋斗，平时，他们很少休息，全部时间都用来钻研课本、制图、演算。

钱学森对此很不以为然。他认为学知识关键在于有用，学生不应该只把目光盯在分数上；交大校园的沉闷空气，压抑了学生的创造精神。钱学森虽然对学校的这种氛围很不满意，但是，一向争强好胜的他不愿意在分数上落在其他同学后面，所以，入学没多久，他也被卷入了废寝忘食、分秒必争的行列之中。

钱学森埋头书海，不忘国难民忧。身在交大校园，心系着亿万苍生。他认为，自己只有掌握了坚实的基础知识以及世界最先进的理论技术，才能在毕业后实现自己的理想，振兴民族工业，拯救国家危亡。他在读书之余，经常一个人在灯下沉思。皎洁的月光洒满庭院，摇动的枝叶簌簌地响着，似在谱写他的忧心。钱学森默默地为祖国描绘着未来的蓝图。

很快，一学期结束了。钱学森各门功课成绩都在90分以上，同时，他还赢得两位教授的赏识：一位是工程热力学教授陈石英先生，一位是电机工程教授钟兆琳先生。这两位老师都积极倡导把严密的科学理论和工程实际结合起来，以理论指导实践，在实践中发展理论。

钱学森非常喜欢听陈教授和钟教授的讲课，对他们精深的知识和诲人不倦的精神钦佩不已。两位老师也特别欣赏钱学森的勤恳和远大志向，经常在课后为他讲解疑难，指导他进行独立研究，鼓励他发表自己的见解。

有一次，钱学森被一个问题难住了。表面上看起来，这是关于工程力学的最基本的概念，可是，传统力学工作者提出的观点并不能够很好地解释具体应用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钱学森思考了很久，试图在此基础上有所突破，结果，他发现自己面前仿佛横亘着一座无形的大山，无论他怎样努力，都无法逾越。

陈教授拍了拍钱学森的肩膀，微笑着说：

“学森，你遇到的难题，我们也都遇到过，关键是你不能心浮气躁，急于求成。知识的积累是一个艰苦漫长的过程，勇于超越前人，推动某一学科向前发展是一种值得人尊敬和向往的事业。我相信你经过脚踏实地、平心静气的努力后，会有所收获的。”

“老师，谢谢您的教导，我一定坚持不懈地做下去，希望您能在学术上给我更多的帮助。我有很多困惑，一直在思考着，但不知该从哪一点上深入。”钱学森目光中满含期待。

师生二人坐在桌前，认真地讨论起来。钱学森倾听着老师精辟的分析和引导，混乱的思路一下子豁然开朗，他在表情轻松中又多了一份信心。陈教授看了看心爱的学生，脸上露出了满意的微笑。

1930夏天，钱学森完成了大学一年级的学业，人长高了，思想也逐渐成熟了。放暑假时，他一个人回杭州老家。

沿途，城市中各业凋敝；村镇里人迹萧疏。满眼是饥饿的折磨，到处是战乱的煎熬。国民党反共围剿的枪声，粉碎了老百姓安居乐业的梦想；帝国主义侵略者残忍的铁蹄，日益逼近贫弱的国土和无辜的人民。牛背上的短笛吹出激越苍凉的愤怒，田野中的落日渲染着如火如荼的抗争。

钱学森一路看，一路想，回到家中数日，心情依然无法平静。强烈的忧愤感伤扰得他坐卧不宁。苏堤漫步，游人寥落，盛夏的孤山、亭台蕴蓄着一种隐隐的凄凉，锦峰秀岭，水色清幽，唯有钱学森的心境苦闷、烦躁。

8月，杭州城流行伤寒，钱学森不幸染此重病，卧床不起。母亲焦急万分，日夜守护在床前。高烧中的钱学森时而安静，时而大叫“祖国祖国”，捶胸顿足，撕肝裂肺。母亲在一旁扶按不住，心疼得泪如雨下。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原本结实健壮的钱学森被疾病折磨得脸色苍白，双目无神。他整日躺在床上，很少吃东西，母亲一匙一匙地把水喂进他干裂的嘴唇，一遍一遍地轻唤着爱子的名字。孩子这场病使她的身体和精神大受打击，两鬓染霜，脸颊瘦削不堪。

一个月过去了，钱学森在母亲的精心照顾下，逃过了危险，渐渐恢复了生机。窗前的花依然开得热闹、悠闲，绚烂的色彩，诉说着生命的美好和渴望，钱学森凭借着顽强的生命力与病魔抗争，他知道，这一生还有很多重要的事等着他去做。

因为身体虚弱，无法继续学业，9月份，钱学森支撑着起来，给上海交大校长写了一封信，简单地介绍了一下自己目前的处境，请求休学一年。学校方面很快回信劝他保重身体，安心养病，同意休学。

身体略好些，钱学森开始躺在床上读书。他一直喜爱美术，尤其是受高希舜老师的3年熏陶后，不仅具有了很强的艺术鉴赏力，而且经常自己动笔写写画画。可是因为交大的学习任务太重，加上自己对工程技术寄望甚殷，所以，始终没有时间细细地读几本艺术著作。现在，他有足够的时间供自己支配，于是首先选了一本艺术史放在枕边。

钱学森仍然很虚弱，天气转凉了，他偶尔出去走走，走不多远，头上就冒出一层密密的汗珠。想到自己还有很多知识要学，可现在这个样子简直什么也干不成，他心焦如焚。母亲博大的爱给了他最好的安慰，他终于暂时平静地走进了恢宏的艺术世界。

原以为这本艺术史不过是从鉴赏的角度出发，重在介绍艺术作品的表现力及其带给人心灵的震撼；可是，当他深入其中，反复咀嚼时，才发觉作者在著作中，运用唯物史观，对艺术的本质和发展做了科学、透辟的分析。钱学森对这位匈牙利社会科学家的艺术理论产生了深厚的兴趣，他整日手不释卷，浑然忘我。母亲担心儿子的身体，总是劝他动脑的事适可而止，不要过度劳累。钱学森看着慈爱的母亲关切的目光，感动得无以言表。

艺术史读完了，钱学森觉得自己获益匪浅。身体好些时，就到书店去把苏联文艺理论家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布哈林的唯物论等书买了回来，潜心苦读，深入思考。后来，他又读了西洋哲学史，还有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这方面的书读得多了以后，钱学森从中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只有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才是科学的；经济学也只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才是符合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而资本主义的那一套理论，却是漏洞百出，难以自圆其说。

休学这一年中，钱学森初步接触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他后来坚定共产主义信念打下了良好基础。

1931年夏末，钱学森回到上海交大校园。

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一段铁路，然后炮轰中国东北军驻地，并向沈阳城发动进攻，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九一八事变”，拉开了侵华战争的序幕。蒋介石政府对日军的侵略行为采取不抵抗政策，致使祖国大好河山相继沦陷，东北人民惨遭日军蹂躏。

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领导下，掀起了抗日救国的高潮。钱学森在这一时期，开始接触到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参加过很多次小型的时事讨论会，并且从那里了解了红军和解放区的存在。数学系的乔魁贤当时是交大活动小组的负责人，小组主要成员还有许邦和、袁轶群和褚应璜。他们经常秘密集会，商讨如何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斗争。“一·二八”事变后，上海学生走上街头，发表演说，支持十九路军将士英勇不屈的抗日爱国行为。后来，乔魁贤被学校开除，钱学森和小组的联系也逐渐中断了。

学习任务依然繁重紧张，钱学森把一腔爱国热血都倾注在学业上。每学期他的平均分数都超过90分，因而得到了免交学费的奖励。他在交大的好朋友有林津、熊大纪、郑世芬、罗沛霖、茅于恭等人。这些都是品学兼优的青年，都有一颗忧国忧民的赤诚之心。他和这些青年常在一起钻研学问、讨论时事，说到悲愤处，人人眼里闪动着火一样的光芒。

大学三年级的假期，钱学森回到杭州。表弟李元庆因为敬慕表哥的学识，经常找他谈心，两个人思想接近、志趣相投，很快就成了无话不谈的知心朋友。钱学森从这位学音乐的表弟那里了解了左翼文艺运动的大致情形，他对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众路线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

1934年夏天，上海交大校园酷热逼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像浓重的乌云一样，压在所有爱国的大学生心头。7月份，钱学森从机械工程系铁道机械工程专业毕业了。没等有关方面给他派定工作，他就考取了清华大学公费留学。

钱学森选择的专业是飞机设计，两位导师分别是王助先生和王士倬先生。王助是我国早年的航空工程师，设计制造了中国第一代飞机；王士倬也是清华大学机械制造方面成就卓著的教授。根据清华留美学生的规定，钱学森在1934、1935年间先到杭州笕桥飞机厂实习，然后到南京、南昌国民党空军飞机修理厂见习，最后去北京参观清华大学，同时拜访导师。时隔6年，再次面对怀念的北京城，看到北京在没落，钱学森感触很深。他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极为不满；华北事变加深了亡国的危机，钱学森更是忧心如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