尴尬的会见

1939年的夏天，钱学森由卡门教授的得意学生变为与之精诚合作的同事，他的声望仅在卡门一人之下。冯·卡门在一项空气动力学的发展中有革命性的发现时，钱学森总是他不可缺少的助手和伙伴。

1941年从加拿大来了几位用庚子赔款资助的留学生：郭永怀、傅承义、林家翘。第二年，钱伟长也来到美国。同胞在异国相聚，每个人心中多了一重激动，钱学森握着几位同胞的手，热泪盈眶。

钱伟长多才多艺，傅承义专攻地球物理，郭永怀和钱学森个性最为接近，他们经常在一起吃晚饭，讨论各种问题，关注祖国国内形势，几个人相处得亲密无间。1943年秋冬，周培源先生来到加州理工学院从事研究工作，与冯·卡门教授一起探讨湍流统计理论等。

星期天，钱学森等人常约去周培源老师家，研究学问，畅谈志向，分析国家大事。到晚饭时间，大家一起动手，帮师母王蒂潋洗米摘菜，烹制家乡菜肴。小小的屋子里，充满了欢声笑语，在寂寞的异国他乡，这里成了全体中国留学生温暖的家。

1942年时，美国军方曾委托加州理工学院举办喷气技术培训班。那时，钱学森的研究工作已经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而且带出了一些优秀的学生。由于美国战争时军事科学研究的需要，暂时放宽了对外国人的限制，钱学森得以参一些机密的工作。训练班成立后，钱学森作为教员之一，开始与美国陆海空三军技术人员有了较多接触，后来美军从事火箭导弹工作的军官中，有不少是当时他教过的学生。

1944年，美国陆军得到一份关于德国正在研制V—2火箭的情报，立刻委托冯·卡门教授和马利纳研究远程火箭。美军原始型的“下士”式导弹就是他们那时开始设计的。钱学森负责理论组。为了执行这个计划，他不断地来往于五角大楼和加州理工学的喷气推进实验室。

不久，钱学森把林家翘、钱伟长也请来加入弹道分析、燃烧室热传导、燃烧理论等研究工作。同时，美国航空喷气公司还聘请钱学森担任技术顾问。由于工作出色，加州理工学院提升他为讲师。

冯·卡门对钱学森取得的成就非常欣赏和敬佩，他认为这位年轻的中国科学家正凭借卓越的才华和惊人的毅力追赶并超越着自己。在30年代末到40年年代中期，他和钱学森共同署名发表了近10篇对人类飞行事业具有深远影响的论文。两个人在工作中互相促进，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并创造了震动全世界的“卡门一钱学森公式”，在航空航天科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1945年，冯·卡门教授受聘担任美国空军顾问团团长，他提名钱学森为团员，得到允准。这个团为美国空军提供了一个远景发展规划，钱学森从中学到了从大处和远处设想科学技术发展问题的方法。

5月，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美国空军部长兼军用航空公司的首脑亨利·阿诺德是个非常有远见的军官。他出身西点军校，受过严格训练，当法西斯德国锐气尽失、气息奄奄时，他首先意识到尽快把德国的先进导弹成果和技术专家接收过来，是发展美国空间武器的一条可取的捷径。

卡门教授被军方授予少将军衔，率领包括钱学森在内的一些技术专家乘坐C—54型飞机，穿越千山万水，来到被战火折磨得面目全非的德国。

钱学森走下飞机，抬头望去，视野里遍布焦土、断壁残垣，战争使成千上万的人无家可归、流离失所。触景生情，他不由得想起了同在战乱中挣扎的祖国。什么时候人类才能够和平相处？什么时候科学才能够真正为人类带来幸福的光明？人的生命总是有限的，为了一个崇高的目标，多少人殚精竭虑，苦度一生……种种感慨在他心中奔涌交汇，钱学森久久无言。

在来德国考察前，钱学森已被加州理工学院提升为副教授：为参加与这次考察，美国军方授予他上校军衔。

冯·卡门教授带领钱学森等人首先考察了德国不伦瑞克附近一座隐蔽在一片松林中的德国空军的秘密研究所。这座研究所是纳粹头子戈林直接领导的，由56幢建筑构成。四周是遮天蔽日的松林，寂静无声，几乎看不见有人走动，研究所设有研究导弹、飞机引擎的成套仪器设备，以及严密的组织机构。很难想象，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片秘密丛林中，竟有几千人在紧张地工作着。仅是他们写出的秘密研究报告就有300万份之多。材料总重量超过了1500吨。

冯·卡门和他领导的考察团详细地察看了这里的全部研究设备，分析了有关技术成果，同时还审讯了一些主要研究人员。钱学森细心地记录着自己见到的一切，虽然他对法西斯德国使用新式武器从事非正义的侵略战争感到特别气愤，但同时他也不得不赞叹德国的设备、技术、成果都是世界一流的。

接着，考察团又前往诺德豪林、哥廷根、亚琛和慕尼黑等地作了调查。德国在佩内明德建立的V—2火箭基地，在柏林投降后，就被苏军解放，因此，考察团没能够到那里去取得第一手材料。不过，在火箭基地工作的400名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已经逃到了慕尼黑。考察团对这些人进行了认真细致的审讯。

在审讯中，冯·卡门和钱学森得知一个惊人的事实：已经研制出来的V—2火箭只有322千米的射程，但德国人不甘心就此止步，他们正在研究制造一种可以达到美国纽约的射程为4828千米的远程火箭，并且已取得一定成果。钱学森敏感地意识到德国的火箭导弹技术已经走在美国前面了。

在整个考察旅途中，给钱学森留下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在哥廷根，他见到了卡门的老师路德维格·普朗特。

哥廷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没有毁于战火的德国几座城市之一。普朗特一直居住在这座号称“大学之城”的城市里。他被世界公认为是近代流体力学的奠基人，被誉为“空气动力学之父”。

师生三代人相见的场面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冯·卡门和钱学森是审讯者，普朗特是被审讯者。卡门教授后来回忆说：“这是一次多么不可思议的会见啊！我发现，是钱学森和我在共同审问我昔日的老师路德维格·普朗特。而钱学森是与红色中国紧密相连的、我的杰出的学生；普朗特是为纳粹德国工作的、我的亲密的老师。现在我们经历的是一个多么奇特的境遇，一种可怕的力量，把立志一生献身科学事业、对物质生活毫无所求的三代空气动力学家分隔开来。”

钱学森面对这个能够引发人无限感慨的场面，感到非常难过。神圣的科学，成为一些人手中制造罪恶的工具；而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对此却无能为力，他们在历史舞台背后，充当看不见的杀人凶手，这是多么可悲的事情。三代空气动力学家本应该携手推动人类文明与进步的历程，现在，却不得不变成令人难堪的敌对双方，拼命维护各自的尊严。

冯·卡门在考察结束之后，应阿诺德将军的要求，写了一份题为《我们在何处》的报告。在报告中，他把美国和德国在战争期间的科学发展状况作了比较，并且很自信心地指出，美国已经有可能研制出9656千米射程的导弹。

这次德国之行，大大地开阔了钱学森的眼界和思路。回到加州理工学院后，他认真地整理了自己的考察记录，写出了一份非常精彩的报告，获得美国空军部长阿诺德将军的通令嘉奖。

在加州理工学院的校园里，钱学森并不是受所有学生爱戴的教授。因为他对学生要求十分严格，有时候显得性情急躁，不够亲切。但是，如果和他接触的时间长了，就会发觉他对科学研究的严肃态度是非常难得和有益的。凡是有毅力和进取精神的学生，总会从他那里学到很多宝贵的东西。

钱学森始终非常尊敬冯·卡门教授，虽然他们已成为同事和好朋友，他仍然坚持称呼卡门为“我尊敬的老师”。卡门一直和他没有出嫁的妹妹住在一起，他待钱学森就像父亲对待自己的儿子一样，经常邀请钱学森到自己家中去。钱学森也很喜欢老师家中那种轻松、自由的氛围。在那里，他总是谈笑风生，热情洋溢。他的诙谐幽默、诚挚率直的风度和个性使他成为最受卡门妹妹欢迎的客人。他们三人经常围坐在一起，听一些轻松的乐曲，谈一些新鲜活泼的话题，品尝着卡门的妹妹亲手制作的精美可口的小点心，共同度过一个个平静、温馨的晚上。

钱学森在36岁时，已成为一位无可置疑的天才，他的工作大大促进了高速空气动力学和喷气推进科学的发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对美国的火箭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美国空军高度赞扬了他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发挥的极其重要的作用。一位美国海军次长感慨万分地说：“钱学森无论在哪里，他都抵得上五个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