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身伴侣

1946年夏天，冯·卡门教授因为和加州理工学院当局发生分歧而辞职，钱学森也离开加州理工学院，再次来到麻省理工学院，担任航空系副教授，专教空气动力学专业的研究生。

1947年2月，经冯·卡门推荐，36岁的中国学者钱学森成为麻省理工学院最年轻的一位正教授级终身教授。

钱学森坚持不懈地在科学研究领域探索、攀登。他像一位不知疲倦的战士孤独地走过一个个春夏秋冬，写下一曲曲震撼人心的交响乐。

这一年夏天，他收到了一封来自祖国的家信，信中说：母亲去世，年迈体弱的父亲日日倚门远望，苦苦思念远在异国他乡、一别十年的爱子。

钱学森读完信，泪如雨下，4000多个日子如云一样逝去，自己远游在外，何曾陪伴父母享受过一日的天伦之乐，何曾在父母膝前尽过一天的做儿子的责任。亲人的召唤不停地在耳畔回响，父亲白发苍苍、满目愁苦的身影晃动在他的眼前。握着这薄薄的两页纸，钱学森感到眷眷的情如山般沉重，横亘在他心头。他再也坐不住了。

第二天，钱学森对卡门教授说明家中情况，并且说自己已决定回国探亲。卡门注视着心神不宁的弟子，恋恋不舍地劝他早去早回。

很快，钱学森登上了回国的客机。飞机在一碧万顷的太平洋上空飞行，钱学森放下手中的书，揉了揉眼睛，因为睡眠不好，他的双眼有些涩。舷窗外，晴空澄澈，蔚蓝无云。一颗游子的心，已随轻风飞回家中。

飞机直抵上海，在龙华机场，钱学森的好友范绪箕从杭州专程赶来迎接他。回到祖国怀抱，踏上家乡土地，钱学森激动万分，眼里盈满了热泪。

父亲见儿子，忧愁黯淡的心绪为之一振。希望儿子能够留下来，在1947年9月份时为钱学森选定了一门亲事。

新娘名叫蒋英，容貌端庄俏丽，性情活泼开朗。蒋英是中国早期著名军事学家蒋百里的三女儿。蒋家和钱家世代友好，关系密切。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在杭州求是书院读书时，与蒋百里是同窗好友，两人都有一腔壮志豪情无法实现，常以文字抒发、排遣。

蒋英小时候经常到钱学森家玩，两个人一起读书识字，一起唱歌、做游戏。后来，蒋英到德国去学习音乐，曾在柏林研究过德国歌曲；接着又到苏黎世接受一位匈牙利女高音歌唱家的指导，成为一名著名的歌唱家。

这年夏天，蒋英恰好也学成归国，钱学森与她在上海重逢。遥远的童年往事在两个人心中唤起了美好的回忆，共同的爱好、不倦的追求，使二人相互敬重。9月中旬，在双方长辈的主持下，举行了一个古朴而又热闹的婚礼，钱学森和蒋英结为终身伴侣。

新婚的喜悦并不能完全驱走钱学森心中的阴霾。归国期间，他亲眼目睹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无比黑暗。祖国依然处于多灾多难、举步艰难的困境之中。在这样的环境里，正直、向往光明和自由的科学家是没有立足之地的。

一个偶然的机会，钱学森遇到了以前和他一起在美国留学的植物学家殷宏章。殷宏章满腹牢骚，向钱学森诉说了自己的处境：

“自从回国后，战乱频繁，抗日战争刚刚胜利，内战又起，逼得人东躲西藏，心烦意乱，举国上下，浩浩中华，竟无一处科学研究的净土。这种情形怎么搞科学研究呢！我现在真的是太苦闷了。”

“是啊，丢掉专业，学问荒疏，十几年的心血付之东流，谁能甘心啊！我们的祖国什么时候才能和平安定地搞科研建设呢？”钱学森有太多的感慨。

接着，他又先后见到了一些老同学、同事、朋友，他们的处境更加可怜，有的甚至连最起码的生活都很难维持。一位同学非常气愤地对钱学森说：

“在这个黑暗的社会里，科学总是被反动派戏弄在掌上，践踏于脚下。科学家只不过是他们政治上的点缀，他们不会让你饿死，也绝不会让你活得舒舒服服。想有所造就，无异于白日做梦。”

钱学森感到心灰意冷，虽然在内心中，他非常热爱自己的祖国，可是他无论如何也不愿意放弃自己的研究工作。为了事业，他决定再次去美国。

三个月后，钱学森带着年轻美丽的妻子回到美国。他的工作比以前更加繁忙了。在离麻省理工学院不远的一个偏僻安静的地方，有一座古旧的小楼。二楼的窗口每个夜晚都透出温暖的灯光，这间屋子就是钱学森的书房及工作室。夜行的人从窗下经过，抬头望见那一缕明亮的灯光，望见灯下伏案、时而研读时而疾书的身影，心里总会涌起一种敬意和感动。钱学森的同事和朋友都知道，当他的书房亮着灯时，最好别敲门找他，因为他在工作的时候几乎从不接待任何客人。

钱学森的敬业精神和惊人成就，博得了全体中国留美学者的尊敬。1948年前后，他被推选为全美中国工程师学会的会长。

1949年9月，钱学森离开麻省理工学院，又回到加州理工学院任教。他主要讲授喷气推进课程，同时还负责主持研究新的推进技术。他对发展核能发动机的前景非常乐观，并且怀有浓厚的兴趣。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加州理工学院的条件比麻省理工学院要优越得多。在这一年中，钱学森成功地完成了第一篇关于核火箭技术的出色论文。

蒋英因为久居国外，能讲流利的英语。她很快适应并爱上了帕萨迪纳喧闹的亚热带生活。夫妻二人生活得相当愉快。加州地区反东方的偏见并没有对他们产生什么影响，他们和很多美国人保持着亲密友好的关系。无论两个人出现在公共场合，还是在同事、朋友的家中，都会受到真诚热情的接待。

当时，钱学森和妻子住在帕萨迪纳的老房子里，同事们经常去那里做客。钱学森兴致勃勃地为大家做中国菜，妻子蒋英在他身边忙来忙去，做他的助手，他总是反对妻子的指点，坚持自己的意见，有时显得固执可笑。蒋英亲切地嘲笑丈夫的自以为是，对丈夫的批评毫不在意。客人们感到轻松自在，一致认为这对夫妻的结合非常美满。

很快，他们有了第一个孩子。钱学森给儿子取名永刚，大约是望儿子一生坚强、正直。钱学森非常疼爱孩子，他愉快地参加家长、教员联合会的会议，为托儿所修理玩具，和淘气的儿子做各种各样有趣的游戏。看着孩子一天天长大，他的心里充盈着温馨的爱。

钱学森的家庭生活充满了无限的乐趣，但他的工作却一点儿也不比以前轻松。一个工作在西方的中国人，想有所作为，他所要承受的压力和付出的心血都格外多些。钱学森深深了解这一点，所以他对自己和跟随自己一起从事研究工作的中国学生提出了近乎苛刻的要求。他一向反对心懒意庸和碌碌无为；他认为一个人只有勇于战胜自我、超越自我，才有可能超越别人，站得更高、看得更远。

钱学森曾不止一次地公开表示自己对同事敷衍的工作态度和拖沓的工作作风的极度不满。同事经常被他教训得面红耳赤。他的爽直博得了周围的人的尊敬。钱学森也因此在加州理工学院获得了更大的自由。他讲授自己愿意讲的课程；选择自己感兴趣的研究方向；挑选自己欣赏的优秀研究生。他有充足的经费和能干的助手，能够保证他的课题顺利进行。

时光飞逝，钱学森重返美国又是两个年头过去了。1949年的中秋节，在大洋两岸的中国人心中别有一番感受。这天夜里，加州理工学院校门对面的一个街心花园，洋溢着节日的热闹气氛。原来，钱学森和妻子蒋英以及罗佩霖等中国留学生欢聚在一起，共庆祖国的传统佳节。

这一天，正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六天，全国人民都沉浸在翻身当家做主人的喜悦之中。大洋彼岸的这些游子“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心中盛满了深切的思恋之情。柔和的月光，轻盈如水的夜风，在众人眼底编织着晶莹闪光的童话，牵动了这些中国师生的心。

夜深了，众人仍不忍散去。新中国的未来像一幅亟待设计、描绘的图画，人们怀着无限的憧憬翘首以待，渴望祖国早日富强起来。钱学森注视着每一张为祖国祝福的笑脸，一股暖流奔涌在他的胸中，他忍不住站了起来，在馨香的花丛中，激动地踱来踱去。回祖国去，加入到祖国建设的大潮中，为这幅伟大的蓝图绘下自己的一笔，在他的心里强烈地涌现出来。

1950年2月，钱学森应邀出席了在纽约召开的一次会议。会上，他发表了十分精彩的演说，受到好评。

在演说中，钱学森相当自信地指出：火箭或者导弹，每小时飞射16093千米，不仅是可能实现的事情，而且目前已到了接近完成的阶段。因为，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已经取得了极大进展。台下的听众请他描述一下这种能够飞射16093千米的火箭或导弹的形状，钱学森微微一笑，很快描画出来。他说：这种火箭或导弹很像一支中间有一对小翅膀的铅笔，长约27米，全身重量和混合燃料加在一起，预计总重量约有5吨。

接着，钱学森详细地解释了这种火箭或导弹的原理和性能。他的这一论断引起了一场不小的轰动，当时的人们称之为“惊人的火箭理论”。纽约及其他城市的报刊纷纷加以报道，《时代》杂志上还刊登了他的一组照片。后来，又出版了一些有关他设计的火箭的连环画。

钱学森领导的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中心成为举世瞩目的航空研究最先进的基地。金钱、地位、声誉随之而来，但他却不为所动，祖国蒸蒸日上的形势鼓舞着他、吸引着他，回国的打算越来越明确、坚决了。

钱学森一边潜心钻研，一边精心指导学生。在指导罗时钧的博士论文时，钱学森经常和他谈起祖国急需建设人才的事。

“时钧，祖国解放了，我们不能永远留在异国，当初留学的目的就是想学成后为祖国建设服务，你早点儿回去吧，我是去意已决。”

“老师，您放心，我决不会留恋这里的优厚待遇，祖国生我、养我，现在需要我，再苦再累，我也应该回去。”罗时钧年轻的面庞上，现出坚毅的神情。

钱学森拍了拍心爱弟子的肩头，欣慰地笑了。在他的影响下，罗时钧的学业还没有全部结束，就提前归国了。很多在美国工作、学习的中国人，虽然并不了解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但是在钱学森的感召下，也都纷纷打点行装，踏上归途。

唯独钱学森自己的归国路漫长、艰辛、而又险恶。一股莫名其妙的风潮把他卷入了政治斗争的漩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