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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一、艰苦奋斗
- 陈永贵坚定地说：“山再大，沟再深，治了一山少一山，治了一沟少一沟。”
- 来人紧紧抓住陈永贵的手，激动地说：“我们这一次不仅买到了大寨的谷草，更是学到了大寨人大公无私的集体主义精神！”
- 大寨的干部充满豪情地说：“能自己走过去的路，就不让人扶；能克服了的困难，就不能伸手向国家要钱！”
成立初级农业合作社
1952年年底，大寨村党支部书记陈永贵接到通知，昔阳县委指派他到晋中地区参加培训，学习办初级农业合作社的方法。
第二天早晨，陈永贵顾不上吃早饭，只带了些干粮，就匆匆地上路了。
在去晋中地区的路上，陈永贵看到有些村庄成千成百亩的土地连在一起，三十一伙，五十一群的农民正在地里施肥，整地，偶尔还能看见一两部拖拉机在田地里忙碌，翻起一行行黑色的土块，抽水机则“哗哗”地在往地里灌水。
这下可把陈永贵吸引住了，他惊奇地问坐在身旁的老张说：“老张，这儿的农民怎么有这么多的土地，一块地就有上百亩？”
老张笑着对他说：“永贵，听说这里已试办了农业生产合作社，把地界都刨啦！”
陈永贵一听，对农业生产合作社更加感兴趣了。
一到目的地，陈永贵迫不及待地找到接待的同志，要他介绍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经验。
接待的同志看到陈永贵对农业合作社这样感兴趣，感到十分高兴。
在晋中地区参加培训期间，陈永贵的学习态度十分认真，他时常主动地向负责讲课的老师提出问题，从组织领导、分配制度一直问到经营管理、核算方法，直到老师的回答使他满意为止。
培训结束以后，陈永贵立志在大寨办好农业生产合作社。他怀着激动的心情踏上归途。
陈永贵刚回到大寨，几个支部委员和乡亲们就像迎接久别的亲人一样，把他团团围住，询问有关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问题。
陈永贵动情地讲述了他在路上看到的有些村庄大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喜人场面。
他说：“有些村为了办合作社，把地界都刨了，结果一块地就有上百亩大……”
大寨村的一个社员叹着气说；“可是大寨的生产条件这么差，拿什么跟人家比，咱们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陈永贵拍了拍这个社员的肩膀，说：“大寨有大寨的特点，现在的关键是先要把农业生产合作社办起来，将来什么事情就都好办。”
有些社员看到陈永贵这样胸有成竹，就问他：“咱大寨怎样办合作社？”
陈永贵说：“我打算把村里的小块地并成大块地，把七沟八梁一面坡的几千块土地连起来，把沟洼填平，垒上堰基，增厚活土层，加强抗旱防涝的能力……”
村干部梁便良立刻说：“那哪儿成呀？咱一家一户的土地，东一块，西一块，一块在沈梁上，一块在山沟里，有时为了一个地角角还闹意见哩。”
陈永贵说：“问题就在这里。咱们虽然组织起来，成立了互助组，但还是单家独户的小农经济。小块地不能并起来，农田基本建设就不能搞起来。一遇到天灾人祸就顶不住了。”
陈永贵说到这里，环视一下全场，又接着说：“就拿今年的这场洪水来说，有些人家损失不大，有些人家一年辛苦都被水冲掉了。同样出工，同样劳动，到秋收的时候，有的欢笑，有的发愁，这样发展下去，富的一天天富起来，穷的一天天穷下去。互助组虽是集体生产，但还是压不起千斤重担，经不住大风大浪，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一个社员叹着气说：“那有什么办法呢？农民祖祖辈辈就是这样种地的。”
陈永贵说：“有办法啦！”
大家一听，都用期盼的目光看着陈永贵，要陈永贵马上就说。
陈永贵装了一袋旱烟，点燃后，“叭叽叭叽”地抽了几口，然后说：“我说的办法就是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咱们把大家的土地合并在一起，集体耕种，打下来的粮食也放在一起，按照各家的土地多少，劳力多少，投资多少来分配，如果有困难户，再由集体适当照顾。有一些地方已经开始这样搞了。哎呀！一望无际的土地数十亩、成百亩地连在一起，社员们三五成群地在地里劳动，劲头可大哩！”
接下来，陈永贵带领大家学习《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
经过几天的学习，大寨人对农业生产合作社有了初步的认识。一张张入社申请书像雪片一样飞到陈永贵和村支部委员们的手里。
有的村民特意到陈永贵和支委们的家里表示入社的决心。
有的村民把家里的老母鸡、鸡蛋也卖到供销社，准备入社的投资。
大伙立即推派陈永贵、梁便良、贾进才和老贫农贾耕云，到县里去申请办社。可是，陈永贵他们一到县里，却被那个上面派来的办社工作队队长泼了一瓢冷水。
办社工作队队长说：“上级决定昔阳县先办3个试点社，你们要办，年后再说，现在可不能乱来。”
这意外的消息，使大寨人从头冷到脚，大家都撅着嘴，生气地说；“众人拾柴火焰高，组织起来力量强，办社是走社会主义道路，为什么偏要等到以后呢？”
陈永贵看到大家这样迫切要求办农业生产合作社，就打算组织村民们先试着办一个，也可以积累一些经验。
陈永贵把自己的想法告诉村里的大队干部和群众们，大家一致赞成，并决定马上做办社的准备工作。
但是，要做办社的准备工作，还得有一个能写会算的人当会计。大寨村的人，在旧社会里是靠扛长工、打短工过日子的，都没进过学校门，有的连自己的名字也认不上来。逢年过节写副对联呀，农具上写个字呀，都要去请人代写。现在没有个会计，大家的心里都急起来了。
会计到底叫谁担任呢？陈永贵想起了贾承让。
贾承让是贫农的儿子，在旧社会里扛过10多年长工，下过三四年煤窑，讨过几年饭，解放后念过3个月的冬学。
陈永贵找到贾承让，对他说：“承让，你先干起来，在干中学嘛！”
贾承认接受了大队的任命，并且开始认真学习有关会计的知识。
贾承让不会打算盘，就虚心地向会的人学，记账遇到不会写的字，就画上个记号，总算把账记了下来。
办社的准备工作做好了，秋收也已完毕。
这一天，大寨的村民像过节日一样，在陈永贵、梁便良、贾进才的带领下，排着队，敲锣打鼓，欢天喜地，捧着用大红纸写的申请书再次到县里去申请办社。
这次，县里同意大寨村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但是入社的农户限制在30户以内。
批准办社的消息传到大寨。大寨人听说只批准办30户的小社，大家的心里又像吊上一块石头。
在党支部里也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陈永贵、梁便良、贾进才等多数干部认为，互助组已有49户了，办社只能扩大，不能缩小，要办，49户就得一起参加。
可是副村长李志福认为：“办社是新鲜事儿，宜小不宜大，上级既然只批准办30户，咱就只能依照上级的意思办事，不能乱来。”
梁便良坚决不同意，他对李志福说：“照你的意思，剩下的19户怎么办呢？”
李志福说：“剩下的叫他们再在外面干一年互助组，等合作社巩固以后再进来。”
贾进才插嘴说：“咱大寨村的人要像一家人一样，紧紧地团结在一起，你说说叫谁参加，叫谁不参加呢？”
李志福说：“这件事情由支部决定，这有什么难处理呢？”
贾承让说：“我看这样不妥当，办合作社是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咱不能只顾自己吃肉，让人家去啃骨头。”
李志福说：“那有什么办法呢？上级只批准30户。依我看，还是照上级的意思办事保险……”
陈永贵正要发言，忽然门外涌进一批人来，他们都是为要求入社而来的。顿时，把一个小小的会议室挤得满满的。
老贫农李喜庆说：“永贵，听说县里只批准办30户的小社。俺家可一定要算上呀！”
贫农赵庆生夫妻俩都说：“永贵，咱一家子的死活算是交给社里了，离开了集体，俺就没法生活，俺们这次一定要入社！”
村民赵大和说：“毛主席号召办合作社，咱大寨人对毛主席的号召可要积极响应呀！”
贾耕云说：“要富裕，就得让大家共同富裕，要参加，就得大家一起参加！”
陈永贵见大家都争先恐后地要求入社，深受感动。他又拿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仔细地看了一遍。
陈永贵放下手中的文件，使劲地磕了一下旱烟锅，站起身来，坚定地对大家说：“乡亲们，咱听毛主席的话走合作化的道路，犯不了法，定不了罪，咱们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不管风吹浪打，非办不可，49户全部入社，一户也不能少！”
李志福担心地问：“上级知道了怎么办？”
陈永贵笑了笑，说：“大家一起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件好事。出了问题我负责！”
村支部委员们都说：“挨批评，受处分，由我们大寨村党支部去顶，谁要想拆散咱们的农业社，咱全村人就去和他们评理！”
接着，在喜庆的锣鼓声中，大寨村召开农业合作社成立大会，大家兴高采烈地选出合作社的领导班子。
陈永贵被选为合作社主任，梁便良、贾进才、宋立英、赵大和、李志福等被选为合作社社务委员，贾承让当然是会计了。
积极向国家卖余粮
大寨村农业生产合作社成立以后，陈永贵就号召社员们为改变大寨的穷山恶水而奋斗。
在陈永贵的提议下，大寨村党支部还提出这样的响亮口号：
叫穷山恶水献粮食，开山造地为革命。
一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从此正式开始了。
经过一冬春的苦战，大寨农业生产合作社种下的庄稼长势良好，苗儿出的齐，长的壮，人人见了都要称赞。
社员们看到办社的第一年，庄稼就长得这样好，都感到十分高兴。
天有不测风云。眼看就要丰收，一场旱灾忽然在大寨降临。
火辣辣的太阳像一团烈火，烤得人们喘不过气来，地里尽冒热气，地里的庄稼旱得卷起了叶片。
陈永贵看到旱情非常严重，感到十分焦急，他接连召开党支部会，社务委员会和社员大会，发动群众战天斗地，抗旱保丰收。
一场抗旱保苗的战斗就此打响了。
早晨，东方刚刚泛白，大寨村的社员们就兵分三路，组成三路抗旱大军，在嘹亮的歌声中浩浩荡荡地出发了。
第一路是担水队，任务最艰巨，绝大部分是青壮年，由陈永贵、梁便良亲自带队。他们把山脚下的泉水用肩担，用驴驮，送到山梁上的坡地里。
送水的任务十分艰巨，上山吃力，下山艰难。但是，担水队的队员们却毫不畏缩，干劲十足。
陈永贵担着满满的一担水，敞开白布汗褂，大踏步地走在队伍最前面。他头上的汗水滴答滴答地直往下滴。
紧跟在陈永贵后面的就是梁便良，他虽然没有陈永贵高，但担的水却不比陈永贵少，走起路来也不比陈永贵慢。
后面的青壮年男人们也学着陈永贵的样子，挑上一担水，迈开大步，跟着陈永贵和梁便良一起前进。
第二路是送肥队，由贾进才、赵大和带队。他们的任务就是在浇过水的地里，再施上一次肥料，保证苗齐苗壮。
这一队的社员虽然上了年纪，但也干得热火朝天。
贾进才赶着小毛驴送肥，嘴里“得、得、得”地喊着，干劲十足。
贾耕云、李喜庆等老汉，把贾进才送上来的肥料，均匀地撒在每一棵苗上，撒得又快又好。
第三路是锄地队。为了防止水分蒸发，这一队要在刚浇过水、施过肥的地里再深锄一遍。
这一队全是妇女，带队的当然是合作社社务委员宋立英了。
妇女队的干劲也确实不小，她们头上包着白毛巾，手里拿着锄头，一锄就是一大片。
一时间，大寨村的村民们争先恐后，干得热火朝天。担水的好象比赛跑，送肥的劲头比天高，深锄的不怕双手磨出泡。
就这样，大寨人凭借着顽强的毅力，依靠自己的辛勤劳动，战胜了长达两个多月的大旱。
农业社里庄稼仍旧长势喜人。
大寨村的社员们尝到了办合作社的甜头，认识到了集体经济的巨大威力。
接下来，大寨的社员们又勤锄细管，看苗施肥，对地里的庄稼照顾得十分周到。
秋收时节，放眼望去，只见大寨村到处是令人欣喜的丰收景象：玉米长得像棒捶，金黄色的谷子粒粒饱满……
这一年，大寨村土地平均亩产240斤，比互助组增产60多斤。
农业合作社首战告捷，社员们都高兴万分。陈永贵等干部准备开个庆丰收大会，还要在庆丰收大会上再吸收一批新社员。
秋收打场刚结束，陈永贵接到通知，到县里去开了3天会，等他开完会回来的时候，庆丰收大会的筹备工作，已经由在家的几个支部委员准备好了。
陈永贵把县里开会的精神，向支部委员们和社务委员们作了传达。
陈永贵环视了一下大家，说道：“国家现在开始实行粮食统购统销了，县里分给大寨村2.25万公斤的统购任务。”
梁便良很爽快地说：“今年农业社大丰收，不要说总数2.25万公斤，就是单干户不算，咱社里也不成问题。”
支部里的其他同志都说：“咱们一定要保质保量地完成国家的征购任务，支援祖国的建设。”
于是，陈永贵决定，在庆丰收大会上就宣布统购统销政策。
这天晚上，一轮明月高挂，天上的繁星闪烁着夺目的光彩。
大柳树下灯火通明。
大寨村的村民们，都穿上节日的盛装，高高兴兴地向会场涌去。
陈永贵、贾进才、宋立英、贾承让、赵大和等也先后来到会场。
庆丰收大会在梁便良的主持下，开始了。
陈永贵代表大寨村党支部和社委会作了办社一年来的总结。
其他几个支委都先后发了言。
社员们听得眉开眼笑，欢天喜地。
接着，梁便良宣布大会第二项议程：分红。
会计贾承让把预先用红纸袋装好的现金端上主席台的时候，锣鼓声，欢呼声，口号声，鼓掌声早已连成一片。
人们的目光都凝聚在主席台上。
贾承让喊到一个社员的名字，这个社员就走到主席台上，听贾承让说他全年做了多少工分，投资多少，土地股分配多少，平时预支多少，实分现金多少，然后从陈永贵手里接过红纸袋，核对一下现金数字，再讲几句话，表示一下决心。
就这样，不断有社员走上主席台，领取自己的劳动成果。
社外的一些单干户，看到农业社的社员收入这样好，恨不得自己立刻就成为农业社的社员，所以分红一结束，还没等大会宣布吸收新社员，他们就争先恐后地要求报名参加农业社。
陈永贵刚宣布扩社开始，现在可以办理报名入社手续，那些急着要入社的村民就争先恐后地围了过来。
不一会儿，社外的单干户，基本上都入了社。
这时，富裕中农贾志发也走到陈永贵面前，小声说：“永贵，咱也要入社。”
陈永贵看了他一眼，有些奇怪地问：“你不是还要在外面看一年吗？”
贾志发红着脸说：“农业社就是好，咱还有啥看头！”
原来，在大寨村刚开始办社的时候，陈永贵就问贾志发：“人家都要求入社，你打算怎么样？”
贾志发想了想，才说：“我本来也想参加，可是家里……我想再看一年……”
陈永贵看了他一眼，意味深长地说：“看一年就看一年，不过，你以后可别后悔！”
贾志发一直举棋不定，不知道自己到底应该不应该入社，因此，自从办农业社的那一天起，他时刻都留意着社里的一举一动，想看看农业合作社是不是真的有优越性。
农业社翻地，贾志发也翻地；农业社下种，贾志发也下种；农业社施肥，贾志发也拉着毛驴把肥料送到地里……
可是到了抗旱的时候，单干户的致命弱点就暴露出来了。
尽管贾志发动员了全家3个劳动力一齐上阵，可是他们刚浇了山坡上的，山沟里的就干了；浇了山沟里的，山坡上的又没有水了。贾志发看到这种情景，急得手忙脚乱。
虽然农业合作社后来帮助贾志发一家抗了旱，贾志发自己又往地里上了一点儿肥料，但他家的庄稼长势始终不好，平均亩产仍旧只有100多斤。
秋收打场的时候，农业合作社的打谷场正对着贾志发家的门口。贾志发看到农业合作社收获这么多粮食，开始后悔自己当初没有入社。
社里分配粮食一开始，贾志发就爬在窗台上暗暗记账，社里打了多少粮食，社员们分到多少粮食，他都一清二楚。
贾志发的老婆不理解地问他：“农业社分粮，你又不是个社员，费那么大的劲干啥？”
贾志发瞪了她一眼，没有说话。
农业社分粮一结束，贾志发就把自己收获的粮食和那些入社农户分到的粮食进行比较，他发现有两户富裕中农，同他的土地、劳力、牲口、农具都差不多，但从社里分到的粮食却比他这个单干户足足多了2000斤！
贾志发感到后悔极了。
他对子女说：“农业社就是好，这下咱可服了，赶快去找永贵报名入社！”
陈永贵和支委、社委会的成员一商量，觉得贾志发这次是真心入社，为了帮助他进步，就批准他入社。
在这次庆丰收大会上，大寨村农业合作社从49户发展到70多户。
陈永贵看到新社员办理完报名手续，就站起身来，环视一下全场，大声说：“乡亲们，为了搞建设，今年国家开始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按照政策规定，今年各户产的粮食，除了口粮、种籽、饲料以外，其余全部要卖给国家。”
大寨人听到这个消息，显然有些吃惊，小声地议论起来。
陈永贵知道村民们还有些顾虑，就大声说：“我是村支部书记，又是合作社主任，我应该给大伙儿带个头，今年，我家卖2500公斤的余粮。”
村民们听到陈永贵要卖这么多粮食，都有些吃惊。
贾进财和其他党员也都学着陈永贵的样子，纷纷表示要多卖余粮。
看到村干部们带头卖给国家粮食，大寨村的村民们小声地商量了一下，都表示要积极卖粮，支援国家。
陈永贵看见村民们都这样通情达理，脸上露出笑容。
在陈永贵等干部的带动下，大寨村当年向国家卖出2万多公斤粮食，圆满地完成了国家下达的卖粮任务。
制定修地造田规划
初级社刚成立，陈永贵就决心改变大寨村恶劣的自然环境，将大寨村的七沟八梁变成田地。
大寨村的自然条件很差，全村的耕地都挂在虎头山一侧的七沟、八梁一面坡上。全村约800亩耕地，零零散散地分布成4700多块，每块的面积都小得可怜。
由于耕地面积很小，又缺肥缺水，土地十分贫瘠，水土流失严重，种粮的产量很低。大寨人的生活十分贫困。
正因为如此，以陈永贵为首的大寨人才会迫切地希望通过自己的奋斗闯出一条路来。
陈永贵决心将沟垒起一层层石坝再填上土，使耕地小块变大块，斜坡变平地。
陈永贵开始给人们讲述愚公移山的故事，他要用这个故事来激励大寨人艰苦奋斗。
讲完故事以后，陈永贵又提起改造七沟八梁这件事情。他坚定地说：
3年不行5年，5年不行10年，我们这一辈子不行，还有我们的子孙。
当时，大寨人有一个习惯：每个成年男人到了吃饭的时候，就端上一个大碗在村子的场地里边吃边聊，人们都把这种场合叫做“饭场会”。在最近的饭场会上，他们议论最多的就是修地、造地的事。
有人有些担心地问陈永贵：“山大沟深，满村不过才50多个劳力，哪年哪月才能把地修好？”
陈永贵淡淡一笑，坚定地说：
山再大，沟再深，治了一山少一山，治了一沟少一沟。
经过一次又一次的争论，大寨人终于统一了思想，决心向恶劣的自然环境宣战。
人们都充满豪情地说：“如今地主打倒了，又办了农业社，70户人家合成一家，难道这么大的一个集体，就治不了大寨这点山？”
为了改变自然面貌，初级社刚成立，陈永贵就在酝酿着大寨的10年造地规划，要将七沟八梁变成田地。在向自然开战的过程中，陈永贵不断地思考着改造大寨落后面貌的办法，渐渐地，一个10年造地规划在他的头脑里逐渐成型。
“十年造地规划”的基本内容是：
条条荒沟变良田，块块坡地变梯田，跑土、跑水、跑肥的“三跑田”变成保土、保水、保肥的“三保田”，使大寨的土地旱涝保收。
陈永贵为“十年造地规划”规定的具体做法是：
沟里分段打坝，坡梁地打桩筑埂，对于土层薄的地块担土垫地，对于坡度大的地块起高垫低。在具体实施中可以先易后难，先小后大，全面规划，集中治理。在时间安排上，一般是每年秋收以后集中劳力治沟，春节到春耕前集中劳力平整土地，夏秋两季抽空打埂，并维护现有土地。
陈永贵的这个规划得到支部大会同意以后，就在社员大会上公布。
陈永贵对乡亲们说：“10年规划是长远之计，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目标。比如眼下我们要大战狼窝掌。尽管山沟深，可山是死的，人是活的。垒了一条坝是一条坝，垫了一堰地是一堰地，为什么干不成呢？”
陈永贵还充满激情地对乡亲们说：
工程倒是大一些，但工程越大，越要及早动手。只有干才能变。不敢动手，消极等待，再过几辈子，大寨还是老样子。所以，不要有任何幻想，要有长期战斗的准备。3年不行，5年；5年不行，10年；10年不行，20年；这一辈子不行，还有儿孙后代嘛！只要像老愚公那样，挖山不止，总有一天大寨会变样的！
大寨村的人都被陈永贵说服了，他们纷纷表示支持陈永贵的计划。
于是，一场大规模的造地行动紧接着展开了。
全村劳力首战白驼沟
1953年冬天，大寨人改造大寨山川的第一场战斗开始了。大寨人要改造的第一个对象是白驼沟。
白驼村是一个斜挂着的山槽，是大寨村的7条大沟中最小的一条沟。它虽然小，但改造起来也不容易。
大寨人心里都很清楚：要把白驼沟这条山槽砌成梯田，共需筑24道堤坝。这个任务是十分艰巨的。
冬天的虎头山，寒风刺骨，滴水成冰。阵阵寒风吹得枯黄的杨柳树叶沙沙地响，大寨人在冰雪面前却毫不畏缩。
党支部书记贾来恒，扛着铁棍上去了；社主任陈永贵，作为垒坝的好手，也上去了；支部委员贾进才，背着铁锤、铁錾，作为破石的战士，也上去了；土改时期的老农会主任贾承运也上去了。
全村50多个劳力全部上阵，就连70多岁的老人贾金元也乐呵呵地到了劳动工地。
有人问老人：“你怎么也来了？”
老人意味深长地说：“我喜欢修地，可一辈子也没能修一亩地。现在这么好的机会，就是没有工分，我也高兴。”
冬季的虎头山万木萧疏，大雪纷飞。在这个鸟兽都在设法避寒的季节里，大寨人却在劳动工地上干得热火朝天，浑身淌汗。
为了尽快完成任务，他们每天天刚亮就出了村，星星眨眼时才收工。
陈永贵作为这次战斗的发起者，表现得格外积极。
他领着4个壮劳力垒坝打先锋，二三百斤的大石头，要靠两个人一起使劲垒上去。石头把他们冻得麻木的手碰破了，血滴在石板上。陈永贵却好像没事人一样，一直顽强地在冰天雪地里筑坝造地，连烤火的时间都没有。
为了节省时间，筑坝的人都在工地上吃饭。饭是由村里的妇女们做好后送到沟里。
由于天气太冷，路途又远，刚出锅的热饭，挑到工地上，饭的上面已经冻上一层冰，这就是大寨人津津乐道的“冰碴饭”。
陈永贵后来提起冰碴饭的时候，十分坦诚地说：“谁不想吃好的？如果把冰碴饭和热面条同时端上来，谁也是先端起热面条吃。可是，在冰天雪地里，哪里来的热饭吃？”
就这样，这些向自然宣战的人一直干到腊月二十九才收工，刚过完年，正月初三，他们就又上了工地。
由于干劲大，他们提前完成了任务，原计划用1个月完成的工程，只用了18天就干完了。
大寨人就这样把白驼沟变成了一块一块的耕地。
首战白驼沟共投工1500个，筑坝24条，造地5亩，并使12亩地免于洪水冲刷。这是大寨村古往今来头一份大规模的造地工程，地地道道的空前壮举。大功告成之后，陈永贵豪气冲天，将祖祖辈辈叫了数百年的白驼沟命名为“合作沟”。
这是大寨人在陈永贵的带领下第一次在与大自然的搏斗中取得了胜利，他们从此更加坚定了通过自己的劳动改天换地的信心。
大寨村民治理白驼沟的行动，引起了中共昔阳县委的重视。
这年年底，昔阳县推举陈永贵出席晋中地区劳模大会，陈永贵在会上作了典型发言。
这是陈永贵第一次在大型会议上发言，他的发言很实在，很精彩，还有一定的逻辑性。
晋中地委书记岳太忠在总结讲话时，十分高兴地说：“大寨的陈永贵很有头脑，是个很好的人才。希望其他合作社也像大寨那样，不仅要搞好当年的生产，而且也要大搞农田基本建设。这样，集体经济才能逐步壮大，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才能逐步发展出来！”
1954年冬天到1955年春，大寨人又把后底沟、赶牛道沟、念草沟和小北峪沟闸住了。
利用冬闲三战狼窝掌
1955年冬天，大寨人开始改造7条沟中最大最难治的狼窝掌沟。
治理狼窝掌沟，先后进行了3次。前两次都失败了，全村人两个冬天的苦干完全付诸东流，直到第三年又干了一个冬春才最后治服这个沟。这就是大寨创业史上最动人心魄的“三战狼窝掌”的故事。
在大寨人与自然搏斗的第六个回合——闸狼窝掌的时候，他们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挫折与磨难。
狼窝掌，是大寨村的7条沟中最大的一条。这条沟长有1.5公里多，宽约13米。
狼窝掌山高坡陡，乱石堆积，相传这里时常有野狼出没，因此得名“狼窝掌”。
每逢大雨时节，雨水就会沿着狼窝掌两旁的山坡泄入沟里。这时候，狼窝掌就会像脱缰的野马一样，凶猛地奔腾咆哮。一块块巨石在洪水的冲击下顺势乱滚，令人胆战心惊。
几十年后，1986年陈永贵病重期间交代后事，让家人把自己的骨灰撒在大寨虎头山上的梯田里，但他特别要求，千万不可撒进“狼窝掌”。可见老一辈大寨人都把那条沟看成个凶险的地方。这自然是后话了。
首战“狼窝掌”是1955年冬天，陈永贵带领全村58名劳力上了工地。他们为了治理狼窝掌，快过春节的时候才收工，春节刚过就又接着干了起来。
这次，他们吃的依然是“冰碴饭”。
经过起早贪黑的辛勤劳动，大寨人在狼窝掌筑起38道堤坝，造出30多块地，总面积超出20亩。
正当大寨人对狼窝掌的未来充满信心的时候，一场暴雨无情地冲垮了大寨人千辛万苦才筑成的大坝，也冲走了地里的土壤和禾苗。
这场大灾难给了大寨人迎头一击。
全村人为此感到心痛，陈永贵更是十分痛苦。但是他是村里的党支部书记，是全村的带头人，他不能就此认输。
陈永贵笑着对全村人说：“不要紧，冬天再干。”
陈永贵决定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他要带领全村人二战狼窝掌。
这年冬天，全大寨的劳动力又聚集在狼窝掌，开始他们的第二次征服行动。
这一次，他们首先总结第一次失败的教训。经过讨论，大家都认为第一次筑坝失败是因为坝基不深，坝身不厚，所用石块也太小，因此无法阻挡洪水的冲击。
这一次，大坝人特意加深了坝基，条条石坝的基础都挖到1.5米深，坝身的厚度也由1层加到4层，石头也全部用那些一个人搬不动的大石头。
为了减缓洪水的冲击，他们还在沟的上方修了一个一亩地大小的“水库”，并且在山坡上刨了一些鱼鳞坑。
在这次劳动中，大寨人依旧干劲十足。他们有的抬石头抬断了木杠，有的天不亮就上了工。天气奇冷，他们却没有手套，手上都被石头的棱角划破了皮。
经过3个月的奋力拼搏，大寨人又一次在狼窝掌创造出20多亩人造田。
这次完工之后，大寨人怀着激动不安的心情等待着雨季的来临。他们异常希望这次筑起的石坝能够经受住洪水的洗礼。
在一个漆黑的夜晚，陈永贵在睡梦中被大雨惊醒。他担心狼窝掌上的石坝，匆忙披了件衣服，提着一盏马灯就奔狼窝掌去了。
陈永贵跌跌撞撞地在山梁上奔跑，快到上面的水库时，忽然听到一阵沉闷的雷声，暴雨下得更猛烈了。
陈永贵呆呆地立在暴风雨中。
在暴雨中，陈永贵听到一条条石坝轰然倒塌的巨大声响，每一次声响，都好似击打在他的心上。
快到吃午饭的时候，一身泥水的陈永贵才回到家里。由于神情恍惚，他手里的那盏马灯一直忘了熄灭，一直在亮着。
这一次，很多人都感到绝望了。不少人议论纷纷，怨气冲天。
有的说：“人不和水斗，猫不和狗斗，人有多大本事，还能斗过龙王爷！”
有的说：“跟上你们白白挨了两冬冻，往后守在家里闲一冬，不挣工分也不闸这条沟了。”
还有人说：“修狼窝掌，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今年再也不跟他们去喝西北风了。”
陈永贵听到各种各样的风言风语，他知道有不少人在背后骂他，他也感觉自己无脸见人。
县委书记张怀英听到消息，专程来到大寨，他热情地鼓励陈永贵说：“革命哪会一帆风顺？失败了再来嘛！”
听了张怀英的话，陈永贵的精神为之一振，他决定继续带领乡亲们完成改造狼窝掌的任务。他不相信狼窝掌永远是野狼的家园，永远长不了庄稼。
一天晚上，陈永贵躺在他家的土窑洞里，一时难以入眠，他还在苦苦地思索着大寨人两次改造狼窝掌的行动都遭到失败的症结所在。
陈永贵抬头望着窑洞顶，忽然想到这样一个问题：窑洞的上面是一座土山，但窑洞为什么没有被压塌呢？
经过仔细分析，陈永贵找到了答案：因为窑洞顶是拱形的。
清晨，陈永贵又来到大寨村的石桥边，仔细地观看着这座村里人天天都会走过的石桥。
石桥年代久远，每天都有那么多的人、车、牲畜负重从桥上通过，但石桥却依然坚固如初，这是为什么呢？是不是因为它是拱形的？如果将狼窝掌里的石坝也筑成拱形的，是不是再也不会被洪水冲垮呢？
陈永贵由此想到一个好办法。
陈永贵又召集支部会议和党员大会，他把自己的新主意说给大家听，并且让大家讨论。
在这关键时刻，大寨村党支部支持陈永贵的意见。陈永贵激动得热泪盈眶。
为了给全村人鼓劲，陈永贵充满豪情地说：
我们走的是前人没走过的路，怕摔跤还能爬山？不能从狼窝掌撤退，不能挫伤人们革命的锐气，不能让阶级敌人高兴，不能给共产党、集体经济脸上抹灰！
听了陈永贵这些充满激情的话语，大家又鼓起了干劲。
陈永贵和大寨村党支部的干部们经过慎重考虑，一起制定了新的方案：
变直线坝为拱形坝，让拱背朝着来水的方向，以增加石坝承受洪水冲击的能力。
三战狼窝掌的战斗很快打响了。
这天早上，陈永贵带领队伍，迎着初升的朝阳，浩浩荡荡的进了山。
大伙来到狼窝掌，陈永贵大声地对大伙儿说：“有人说狼窝掌最难治，咱大寨人偏要在这‘狼’嘴上拔牙，看看到底谁斗过谁！”
陈永贵说完这些话，就大声宣布开工。
伴随着激昂有力的劳动号子，大寨村的劳动者又开始在狼窝掌叮叮当当干了起来。
社员们按照预先的分工，有的把基，有的开山，有的运石头，有的担灰浆，有的垒坝，满沟里人来人往，热气腾腾。
陈永贵一马当先，总是出现在最危险、最艰难的地方。陈永贵就是在干活时还不忘鼓励大家，他说：
天冷冷不了热心，地冻冻不了决心，寒风吹不倒信心。
大寨人听到这些铿锵有力的话语，都深受鼓舞，他们在冰天雪地里忘记了寒冷，干起活来个个奋勇争先。
第一生产队的队长梁便良，与村支部委员贾来恒等4人抬着大石头，在没膝深的大雪里往山下走，一路不知摔了多少跤，4个人都滚成了雪人，可他们却丝毫不感到委屈，超额完成任务。
到下午，太阳离西山顶还有一竿子高，一道2丈多高，4丈多长，坝顶两米来宽的拱形主坝又重新出现在狼窝掌。
开工的第二天，天刚蒙蒙亮，陈永贵推开门，只见像柳絮一样的大雪在天地间飘飘洒洒，地下积雪白茫茫一片，足有一尺深，西北风呼呼直吹。
陈永贵出了家门，抬头一看，进山的路上已经有了一串脚印。陈永贵脸上露出笑容，他知道又有人提前进山劳动了。
经过在冰天雪地里27天的顽强拼搏，大寨人提前3天完成任务。
狼窝掌，这个大寨人在改造自然过程中遇到的最大的难关，终于被攻下来了。从大战白驼沟到三战狼窝掌，整整过了5个冬春。在这5年时间里，大寨人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把7条沟都变成了田地，把4700多块地修成2900多块，还新增加80多亩好地。
实行科学种田方法
陈永贵是个种田能手，别人种不好的田，他能种好。全村人都很佩服他。
陈永贵成天想着如何把大寨的土地种好，一心想在大寨这块石多土少的地方创造出奇迹来。他对于钻研土地的热情竟然达到如醉如痴的地步。
陈永贵年年种试验田，他干得十分投入，常常同时种几块，试验肥料，试验种子，挖地的深与浅，水分的多与少，苗株的疏与密……
1953年，昔阳县有一个技术员在大寨辅导村民们学习科学种田，他看了大寨的牲口，又看了庄稼，对村民们说：“白发病的谷草不能喂牲口，牛马如果吃了这种谷草，拉出的粪便仍然带着病菌，下到地里会传染庄稼。如果真要用白发病的谷草喂牲口，就必须烧掉上半截，只喂下半截。”
村民们听了，都不以为然。陈永贵却把这个技术员的话记在心里。
陈永贵悄悄地用白发病谷草沤了20担肥，挑到一块8分地里，然后在这块地里种上庄稼。
结果，等到出穗的时候，100株苗竟然有82株染上了病。
陈永贵立刻把全村人都叫到地边，大声地对他们说：“专家的意见都是对的，我们以后也要讲点儿科学。”
在陈永贵的严格督促下，大寨人严格地按照技术员的吩咐去做，谷子的收成明显地增加了。
陈永贵在积极探索科学种田的同时，也十分注意选择优良品种。
有一次，陈永贵去东关农业合作社参观的时候，看到这个合作社有一种品质优良的玉米，名字叫做“金皇后”。陈永贵就找到东关农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向他讨要“金皇后”玉米种子，还细心地请教这种玉米的种植方法。
陈永贵得到“金皇后”玉米种子以后，回来就在离大寨村最远的地方种了两亩。
陈永贵每天都很早上工，最晚收工，早晚都要去玉米地里蹲上一阵，细致地观察玉米苗的生长情况，对这些玉米苗十分关心。
到了秋天，陈永贵种的这两亩“金皇后”玉米产量很高，每亩都比东关合作社的同类玉米多收30斤。
陈永贵欣喜若狂，把全村的干部群众都叫到这块玉米地旁边，让他们说说感想。陈永贵是想用这种办法激发全村人进行科学种田的热情。
陈永贵进行科学种田试验，也有失败的时候。
有一次，陈永贵用灰渣拌粪种了两分地，结果秋后产量很高，他以为试验成功了。第二年，他就用同样的办法种了7亩，结果产量一般，和普通田地没有什么差别。
玉米是大寨的高产作物。但是，玉米生长需要水肥比较多，因此，大寨过去只有30%左右的好地勉强可以种上玉米。
大寨有个老传统，即沟地、肥地种玉米，坡地种谷子，梁地薄地种豆子和高粱。实行集体化以后，各社之间产量竞争越来越厉害，而玉米产量最高，于是玉米便把其他的农作物都挤跑了。
结果，大寨的粮食产量增加了一倍。可豆子少了，谷子少了，还有瓜菜等都减少了。村民们的生活中又不能没有豆、麻和瓜菜等品种，因此，这一年增产了，反倒弄得村民们有意见。
于是，陈永贵开始带领大寨人进行种植试验，以达到又要产量高，又要花样多的目的。
大寨人试验带种、地区间作。先试几分，再试几亩；先试一种，再试几种。
几年之后，大寨人发明了一种适合大寨实际情况的种植方法。这种方法叫做“四不专种”和“三不空”。
“四不专种”就是：黑豆不专种，菜不专种，麻不专种，瓜不专种，都带种在玉米地和谷子地里。
所谓“三不空”，就是地边不空，地头不空，地角不空。这就是说没有地方能空了。
陈永贵十分推崇这种种植方法，他号召社员们按照这种方法种植农作物。
他曾经十分认真地给社员们算过一笔账：大寨有2900块地，每块地有一道边，两个地墙，四个角，加在一起就有30多亩地，能种7万多株苗。如果按亩产350公斤计算，就可以多打1万多公斤。
社员们按照陈永贵的说法做了，结果种植粮食的产量又高，品种又齐全。
人们高兴地说：“这种种植方法真是咱大寨人的一件宝。”
后来，大寨人还总结出几句顺口溜，专门称赞这种种植方法：
高垅地掉塄瓜，低垅地种小麻。
垅堰根底种高粱，大豆小豆满地爬。
春天吃菜有芥辣，秋天摘回大倭瓜。
用深刨法造出海绵田
陈永贵常常一个人蹲在地里翻土，这里翻翻，那里翻翻，仔细检查土壤的质量。
经过多次观察，陈永贵发现，大寨的田地里，土壤的干湿程度不同，粘性不同，软硬也各不相同。如果把灰渣粪施在土质本来就松软的地里，就起不到什么作用。
陈永贵就这么每天研究着，每年试验着，总结出一套包罗大寨所有土地的种田经验。他时常说：“红粘土粘性大，该用灰渣肥，因为灰渣可以改变土壤；沙土松，就要改用土肥；阳坡应该上猪粪；沟凹地土层厚实，应该施秸秆肥……”
1958年夏，又到了锄玉米的时节。这一年出奇地风调雨顺，满地的玉米长势喜人，草也长得疯狂。
这时候陈永贵又闹开新道道了。该锄草就锄草吧，上千年来就是用锄头锄，陈永贵偏偏叫劳力们扛上镢头下地，他要改锄草为刨草，而且要深刨，刨到七八寸深。
这样锄草也未免太出格了一点。社员们就七嘴八舌地嚷嚷，告诉陈永贵自古就是用锄头锄草的，从来没有听说用镢头刨草的。刨深了要伤根，秋后要喝西北风。
陈永贵说深刨就是好，地力能提高，能抗旱，能抗涝，同时还能清杂草。他讲了一大堆深刨的优越性，社员们只是冷笑。
这个道理太简单了，自古吃面条都用筷子，你非让人家用铲子？任凭你说出一朵大红花来人家也不服。于是陈永贵也就不再讲理。谁说了算？当家的说了算。陈永贵曾经明确地讲过：“家有15口，七嘴八舌头，咱可不能让社员愿意怎样就怎样。家有千口，主事一人。”
社员们扛着锄头下地了。开头大伙还尽量地把锄头当镢头使，浅浅地刨个地皮，可是陈永贵不答应，他在后边督着，非让深刨七八寸。深刨七八寸还不伤了根啦？陈永贵说伤不了，不怕。一些社员动气了，说你非要拿锄头刨，那好吧，非把地搞坏不成。
一伙人憋足了劲，像打夯一样喊开了号子：“深刨！深刨！深刨！”一镢下去就是一尺，豁出去了，冲着玉米苗的根部使劲招呼。
这下子陈永贵反倒心虚了。
办互助时，陈永贵有半分大的一块地，种的是玉米。因为草多，他就狠着心用镢头深刨了一次，刨下七八寸深。没想到这一刨反而刨出名堂来了，半分地打下120斤。头一年他又试验了一次，和贾承让比，一个深刨一个浅锄，结果也是他赢了。
可是那些地块毕竟小，深度也不及一尺。这会儿他眼巴巴地看着社员们赌气喊着号子，一镢下去就是一尺，有心制止吧，又不好开口。“叫深也是你，叫浅也是你，什么话都叫你陈永贵说了。”
陈永贵预感到这些话在等着他，他干脆不再说话，自己刨自己的去了。
几天后下了一场急雨，这场雨居然没有下山，全蓄在刨得坑坑洼洼的玉米地里。玉米喝足了水也迅速长粗长黑，茂盛得如深刨技术一样罕见。
这一年，大寨的亩产一跃而过黄河，达到543斤，比全县的平均水平高出370斤，1亩顶人家3亩的产量。
反对深刨的人谁也不吭气了。
陈永贵则开始大会小会地总结经验，将深刨的好处总结到六条之多：
一能大量蓄水，增强抗旱防涝能力；二是便于作物生长，不会伤害了主根；三是通过深刨，把犁底的冷、寡、死土翻上来，表土翻下去，有利于土壤熟化；四是深刨后，土壤空气流通，有利于微生物生长；第五有利于斩草除根；第六有利于秋耕。
农业耕作技术是在上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一代代人积累起来的，陈永贵创造的深刨法已经溶入历史，成为地少人多、精耕细作的中华民族创造的农耕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
深刨后来与深耕深种统称为“三深法”，并且成为培养大寨海绵田的基本手段之一。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发给大寨一张奖状，上面写道：
为表扬在我国科学技术工作中作出重大贡献者，特颁发此奖状，以资奖励。受奖者：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
完成成果：大寨海绵田。
合作完成成果：
1大寨海绵田的研究；
2农田基本建设全面规划综合治理经验；
3粪便垃圾无害化处理及卫生学评价。
陈永贵改造出的海绵田，踩上去是柔软的，抓起来一把土，却是松的。它的优点是下雨不粘，天旱不干。遇到干旱，海绵田积存在底下的水分就会发挥作用，起到良好的抗旱作用。
海绵田是陈永贵经过多年试验和不停地改造得到的结果。海绵田，是真正的大寨田。大寨田，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成为高产稳产的代名词。
农业专家来到大寨，对陈永贵积累的种田经验也赞不绝口。
在陈永贵的影响下，大寨人争先恐后地进行种田试验，几乎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试验田。
在陈永贵的带领下，大寨人不断深耕土地、连年不断地大量施用秸秆沤制的农家肥，使耕地里腐殖质增加，团粒结构增加，结构绵软，变成了像棉絮一样柔软的海绵田。
这种田，保水性能好，肥力高，抗旱能力强，因此是稳产高产田。
国家农业部把大寨的这种海绵田在北方普遍推广，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在治理土地和实践过程中，大寨人也积累了一些行之有效的科学方法。
大寨人的具体做法是：
修水平梯田、闸山沟淤地，做到保水、保土、保肥，克服水土流失；
通过深耕、深刨、松土和大量施用有机肥料等措施，加深了耕作层，改善了土壤的团粒结构，大大地提高了土壤蓄水保肥的能力。
大寨人在改善土壤条件以后，又抓住扩大种植玉米面积这一重要环节，充分发挥玉米的高产潜力。
全体干部参加集体生产
大寨村让人敬佩的另一个闪光点，是全体干部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
陈永贵常说，“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还说“打铁先得自身硬”，要想让社员干好，首先要自己带头苦干。干部干部，先干一步，多干一步。
在大寨合作社成立后的第一次支部会议上，支部书记陈永贵就宣布：
当大寨的干部就得说在前，干在前。不劳动的人不能当干部，劳动不好的人就不能算好干部。
1955年12月，大寨与几个相邻的村合办了新胜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陈永贵任社长。
有一段时间，陈永贵由于忙于高级社的事务，就安排一个党员负责大寨村的生产。这个人只注意抓村里的各项工作，参加劳动的时间就减少了。陈永贵了解到这一情况以后，认为这个党员是在逃避劳动，感到十分气愤。
在一次党支部会议上，陈永贵当面问这个党员：“这3个月你参加了几天劳动？”
那人脸一红，硬着头皮说：“我最近事情太多，工作太忙，没有顾上参加劳动。”
陈永贵提高了嗓门，大声说：“我忙还是你忙？我3个月参加了几天劳动，你3个月参加了几天劳动？怪不得工作上不去，地头都不到，还能把工作搞上去？”
陈永贵说完这些话后，当场宣布撤销这个党员的代理生产队长职务。
陈永贵认为，农村领导干部要想带领社员共同前进，就是靠参加劳动，而且要在劳动中发挥模范作用。
根据陈永贵的提议，大寨党支部作出专门针对干部的“三不准”的规定：
一是没有特别重大的事情，一般不准占用劳动时间在村里开会；
二是不准干部占用劳动时间在办公室里办公；
三是不准从地里叫走社员谈话。干部给社员做工作，都要利用“三会”时间，即碰头会、饭场会、地头会。
自从农业合作社成立以后，无论干什么活，陈永贵、贾进财、梁便良这些大寨村干部都抢在前面，带领村民们冲锋陷阵。
每到太阳下山的时候，全村人该收工了。这时候，其他社员扛起农具回村，陈永贵等干部则顾不上休息，就留下来检查当天的农活。
一次，村里决定要盖房子。在社委会上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人提出怎么往村里运石头的问题。
陈永贵态度平淡地说：“算了吧，这个事不讨论了，到时候就有了办法。”
房子就要动工兴建了，马上就要用到石头，石头的问题到底怎样解决呢？大家心里都充满疑惑。
第二天中午收工的时候，陈永贵走在路上，看到路边的一块大石头，就把农具放下，指着那块石头对一个社员说：“你给我搬上肩。”
看到陈永贵扛起石头往回走，大家这才恍然大悟，也纷纷找到石头扛了起来。
从此，大寨人每天都利用下工的机会，每人捎带两块石头。石头的问题就这样迎刃而解了。
陈永贵带头搬石头的故事后来被昔阳县委作为“身教重于言传”的典型事例，在全县广为流传。
大寨村干部参加劳动的事迹引起昔阳县委的重视。
昔阳县委经过调查，发现那些搞得不好的合作社，大多存在着干部不参加劳动，而是坐在办公室里指手画脚的现象。这些干部不深入生产实际，也就难以指挥好生产，而且增加了群众的负担，引起了群众的不满。有一个村，由于干部脱离劳动，田间管理松懈，竟有一块地搁了荒。
针对这种现象，昔阳县委作出一个规定，要求：
全县四级干部都要向大寨干部学习，带头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所有领导干部必须坚持每周一、三、五参加劳动，形成四级干部劳动制。
1964年1月8日，《山西日报》发表长篇通讯《大寨》，其中有一段陈永贵关于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话，发人深省。
陈永贵说：
要搞好三大革命运动，就必须参加集体的生产劳动。干部参加了劳动，能看到，能听到，能做到，能说到，生产还能搞不好？
如果干部离开了集体生产劳动，就和社员隔了一层皮，鼻子不通了，眼也不亮了；如果干部要离开集体生产劳动，摆起官架子来，靠社员养活自己，不就成了新的剥削阶层，还谈什么社会主义方向。
陈永贵还说：
用人要知人性，种地要知地性，生产斗争，既改变自然面貌，也改变人的思想面貌。领导生产斗争，和指挥战斗一样，你不拿枪杆子，不懂得“兵法”，不了解战士的思想情况，怎能打胜仗！
毛泽东对昔阳县的四级干部劳动制也十分赞赏，他在一篇报告中亲笔写道：
昔阳地处山区，土质不好，干部参加劳动带动起来了。干部参加劳动是个重要的问题，红楼梦贾家是怎样败下来？他们主仆上下，安富中荣者尽多，运筹帷划者无一。
全力帮助邻村的困难
1962年的秋天，虎头山下的庄稼呈现出令人陶醉的丰收景象，预示着大寨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
这天，天蒙蒙亮，大寨车把式赵成名没等鸡叫就赶紧穿上衣裳，跳下炕来，匆匆忙忙地赶着马车到田里运庄稼去了。
这几天，社员们已经开镰收秋了，地里搬下来的玉米得赶紧往场上运。青年、壮年、老年、妇女全出动，用担担，用筐抬，赵成名他们这些车把式用马车拉，干得真欢！
这几天，眼看快立冬了，可是，由于大寨村的马车少，因此，大寨还有一大半庄稼扔在地里，赵成名心里很着急。
中午歇息的时候，赵成名走到陈永贵跟前，带着恳求的口气说：“永贵叔，你看现在秋收任务这么紧，单凭人担恐怕是有些赶不来吧，大伙的意见还是最好再弄一辆马车，你说呢？”
陈永贵说：“别急，这也不光是你一个人这么想，这是大伙的意见，车咱们想办法买，保险不误秋收。”
赵成名看见陈永贵答应了，咧开嘴乐了，他又对陈永贵说：“可得赶快办理呀！越快越好！”
陈永贵身旁的小伙子们一听说买车，高兴的都站了起来，把陈永贵围得紧紧的，他们个个探着头争着说：“买车，这可得给咱快一点办理呀！”
另一个小伙子插嘴说；“买下车就是我赶！”
陈永贵笑着对大家说：“告诉大伙，车咱们是要买的，但是可不能说买下车咱们的肩膀就可以歇一歇了，就是咱再买上3辆马车也不够使用，田里的庄稼还得要人担，艰苦奋斗的精神咱可不能丢呀！”
大伙儿说：“你放心，就是买来了车，咱艰苦奋斗的精神也丢不了！”
当天晚上，县供销社给大寨打电话来了，说巴州供销社要卖掉1辆马车，4头牲口，连车带牲口一齐卖，问大寨要不要。
社员们知道以后，都高兴地催着陈永贵说：“快，快，一定要买下，现在正等着用呢！”
陈永贵说：“大家别着急，俺明天就到城里去看看，如果合适的话，咱就买下。”
第二天一早，陈永贵就赶到城里。
供销社的负责人指了指人群多的一边，说：“车在那边，你先去看看。”
陈永贵走到车前，只见4头牲口个个腰粗体壮，小耳朵直挺挺的，扫帚大尾巴扑扑地乱甩，其中有一匹马和一头骡口齿很轻，另两匹虽然上了点口，但身上光溜溜的，看上去十分精神。
陈永贵又仔细打量着马车。车有八成新，看上去还很结实。
陈永贵一手摸着骡背，一边对负责人说：“车是不差，不过我回去和社员们商议商议，明天再给你回话！”
负责人答应之后，陈永贵就急急忙忙赶回大寨。
回到村边，陈永贵远远瞧见社员们刚出工，他也回家担上扑篮、镰刀，准备和社员们一面劳动，一面商量买马车的事情。
到了地里，陈永贵二话没说，就拿镰割开玉米秆了。
忽然，一阵清脆的吆喝牲口声打断了永贵的思路，他抬起头来一看，只见一个金石坡大队的社员正在赶着牲口往坡下走，因路面窄，前面的牲口一停，后面的跟着停下一大串，牲口后面担担的人，放不能放，走不能走，只好站着不动。
陈永贵看到这种场景，十分同情金石坡大队。由于没有马车，金石坡的社员们在运送粮食、肥料的时候，十分艰难。
金石坡是紧靠在大寨北面的一个生产大队。两队相隔不到2里地，两队的田地也是坡靠坡，梁靠梁地连在一起的。
由于自然条件差，生产家底薄，金石坡的公共积累当然也不可能多，所以现在还没有一辆马车，干的农活差不多都是人担牲口驮。
年年干部整风时，金石坡的群众都会提意见：“办社几年了，公共积累就是那个破场房和烂猪圈，连辆马车都没有。看人家大寨，自然条件和咱们一个样，人家村里是鞭子响，马车跑，送粪、运粮、拉庄稼什么都用马车，既快又省力，咱也该想想办法了。”
为此，金石坡大队支部书记老韩找过陈永贵几次。有一次，老韩对陈永贵说：“咳，没车真难呀！白天社员们劳累一天，晚上还得翻山越岭地往城里送三四趟粮，一回到家总是深更半夜。第二天，天刚亮又得出工，再说运肥、收秋、装货的时候都很不方便啊，要是有辆马车该多好呀！”
陈永贵知道金石坡没马车，对生产有影响，早就想帮助金石坡置办一辆马车了。这时候，他想到金石坡大队的困难，决心把县里那辆马车让给他们。
到了吃午饭的时候，在大寨饭场上，正在吃饭的社员把陈永贵围得水泄不通，他们七嘴八舌地打听买马车的事儿。
陈永贵环视一下全场，大声说：“金石坡大队现在没有一辆马车，我打算把这辆马车让给他们，大伙儿愿意不愿意？”
在场的社员们吃了一惊，接着就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
大部分社员都说陈永贵做得对，这辆马车应该让给金石坡。但有些社员不同意这样做。
车把式赵成名说：“永贵叔，眼下秋收这么紧张，我使唤的那头调皮牲口也该换一换，等以后有了再给金石坡也不迟呀！”
赵成名的话刚说完，就有不少人表示赞同。
陈永贵看了一眼乡亲们，大声地说：“乡亲们，大家都学习毛主席著作，毛主席教导咱们要顾全大局，一切革命的人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咱们大寨人应该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想得宽一点。咱们考虑问题不能光考虑到咱村，还要想办法帮助别村哩！金石坡到现在还没有一辆马车，收粮食全凭人担驴驮，他们的困难比咱们大，咱们应该支援他们，把咱们要买的这辆好马车让给他们，帮助他们克服困难，让他们也很快富裕起来。”
陈永贵的一番话把大伙儿说得心服口服。
有的群众说：“永贵书记说得对啊！没有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就没有咱集体，也没有咱每个社员的今天。”
有的群众说：“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咱们大寨发展了，就应该和兄弟队一起把集体生产搞好，可不能光顾自己……”
最后，大伙都说：“还是把马车让给金石坡吧！”
于是，陈永贵很快赶到县城，把买马车的钱交完，然后让人把马车赶到金石坡，交给金石坡大队书记老韩。
老韩听说大寨村不仅给他们让了车，而且还代付了钱，又是欢喜，又是感激，连声说：“你们大寨人的风格可真高啊！我们一定要好好向你们学习！”
一天上午，郭庄水库派人到大寨找陈永贵联系买谷草的事情。
郭庄水库的大坝必须在洪峰到来之前完工，形势十分紧迫，全县调集130多辆马车突击运土运料，谁知道偏偏就在这个节骨眼儿上，牲口就要断草了！
不巧的是，陈永贵天还没有大亮，就已经领着社员来到狼窝掌，不失时机地抢种玉米。来人感到万分焦急。他只好到狼窝掌寻找陈永贵。
这时候，陈永贵正在玉米地里辛勤地劳动着。
北方的3月还有点寒意，陈永贵却干得汗流满面。
陈永贵看到来了客人，连忙把手中的活计放下，走过来招呼客人。
来人把陈永贵拉在一边，说：“老陈；咱队里的牲口正在郭庄水库工地上劳动，眼看就要断草了，昨天我回俺大队跑了一趟，家里的草料刚够养种的牲口吃，实在没办法，不知道大寨有没有多余的谷草？”
陈永贵听说是郭庄水库工地上要草，就爽快地说：“行，这事我和社员们商量一下，问题不大。你就在俺村里吃上一顿饭再回去，保证误不了你们的事。”
陈永贵抬头看了看天色，确实该吃饭了，就招呼大伙儿吃了饭再干。
来人怀着感激的心情，跟着有娃娃的妇女们一起回村了。
趁着大伙儿在地头吃饭的时候，陈永贵把卖谷草的事情提了出来，让大家讨论。
社员们一听水库工地上的牲口缺草，都感到十分焦急。他们说：“牲口没草还能动弹？听说水库那大坝要合龙了！”
老贫农李喜庆把饭碗往地下一放，说：“咱大寨有的是草，应该支援人家！”
有一个大队干部抢着说：“行呀！咱大寨这几年闹腾得不赖，可真是家大业大，人畜兴旺，现在既然兄弟队发生了困难，咱就应当帮人家一把，要发扬共产主义的风格嘛！”
这时，有人却表示反对，他说：“前两天我进城去打听了一下，眼下谷草很缺，人常说缺者为贵嘛，现在出3毛钱一斤还买不到谷草哩。咱大寨积存下5万多斤谷草，放着也是死宝，我看趁现在这行情，该把死宝变成活钱，这谷草……”
不等他把话说完，李喜庆就生气地打断了他的话，说：“你在说啥！你这明明是坑人嘛！”
很多社员都大声指责这种自私自利的落后思想。
这时候，陈永贵站起身来，大声说：“我看，咱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卖高价草是坑害国家的事情，咱们坚决不能干。”
陈永贵说完这句话，顾不得吃饭就赶到大队办公室。
来人刚吃过饭，他一看见陈永贵，忙问：“老陈，行不行？
陈永贵说：“没问题，社员们一听说咱水库工地上的牲口缺草，都急得不行，不知道你们需要多少？”
来人怕要得多了大寨有困难，就用试探的口气说：“三四千斤可以吧？”
陈永贵知道水库上的牲口多，三四千斤谷草解决不了大问题，就说；“怕不够用吧？先给你们弄上1万斤！”
来人一听，真是喜出望外，他感激地说：“那太感谢你们了。咱们队里已经研究过了，只要你们肯卖，一分钱也不少给，每斤3毛钱。”
来人以为陈永贵听到这个价钱，一定十分高兴。不料陈永贵一听这话，紧皱双眉，说；“咱们没有那3毛钱一斤的谷草，要买就是5分钱一斤！”
来人顿时愣住了。
陈永贵知道他不相信，就拍拍他的肩膀，诚恳地说：
咱们都是干革命，搞社会主义，你们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我们不能只为了多赚几个钱，就连社会主义也不要了……
来人听了这些话，深受感动，他紧紧握住陈永贵的手，激动地说：
老陈，我们原来只考虑，只要能抓到草就行，不管出啥价钱，想不到你们的思想这样先进，我们这一次不仅买到了大寨的谷草，更是学到了大寨人大公无私的集体主义精神！老陈，太感谢你们了。
就这样，在国民经济处于困难时期，大寨人在党支部的带领下，把自己积余的5万多斤谷草，全部支援给兄弟社队，帮助他们度过困难时期，有力地支援了国家建设。
在3年自然灾害时期，别村挨饿，大寨村有粮，来借粮的人自然不会少。有集体来借的，也有个人来借的；有的来借吃的，也有人来借种子。
大寨人面对络绎不绝的借粮人，总是热情接待，不论是谁，只要张开口了，都尽量给予满足。就是对于那些过去讽刺挖苦过大寨的人，大寨人也全不计较，一样借给他们粮食，帮助他们度过灾荒。到了该还粮食的时候，大寨人依旧表现得十分大度，有粮食的就还粮食，实在没有粮食的，就按交给国家的价格收钱。
一次，大寨一个守护庄稼的人抓到一个小偷，交给陈永贵去听候处理。小偷被送到陈永贵面前的时候，他低着头，又是羞愧又是害怕，认定要受到严厉惩罚了。
陈永贵并没有惩罚这个小偷，他还让小偷吃饱了饭，又把几元钱和几斤粮票塞到小偷的手中。
陈永贵说：“你今后缺粮食吃就来要，但不能糟蹋庄稼。”
陈永贵语重心长地对小偷说：“要是在旧社会，你偷在地主门下，跑不了吊在柳树上挨皮鞭打的下场，可现在是毛主席领导，我们的国家有困难，人民有困难，我就活，你就死，这难道说得下去吗？我只希望你们一点：你回去以后，想办法战胜灾害，克服困难！”
抓小偷的人听说陈永贵不仅没有惩罚小偷，还给吃给喝给钱花，感到十分生气，忍不住发了几句牢骚。
一些群众知道这件事情以后议论纷纷。陈永贵听到议论后，在会上教育大家说：“你们现在不理解，以后会理解的。你们仔细想想，我们的秋粮为什么过去不丢，今年却老是丢？小偷为什么不偷别人，就偷我们？别人没有粮食，我们有嘛！我们如果见死不救，是犯罪呀！”
陈永贵环视一下全场，又接着说：“你们也反映了，邻村的人不偷，外地人偷，这又为什么？道理也明白呀，人心都是肉长的，他们找上门来，正是个机会，我们贴上一顿饭，正好向他们宣传艰苦奋斗，给他们一点克服困难的办法，把生产搞起来，这不是个意外的收获吗？他们学了我们的经验，有了粮食，叫他们偷，他们还不来呢！”
水灾之后大战石窝
1963年，大寨遭遇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洪水灾害。一场长达7天的暴雨无情地袭击了大寨村。这7天7夜下的雨相当于1962年全年的降雨量！
狂风暴雨引起山洪暴发，除了狼窝掌，大寨人十来年经营起来的100多条大坝全被冲垮，层层梯田都被冲成了大沟壑，好端端的土地被冲成了红石板，辛辛苦苦种下的庄稼几乎全被摧毁。全村有180亩土地被冲毁和淤没，540亩地被洪水冲刷过。房屋也倒塌大半。当时的悲惨景象让人触目惊心，欲哭无泪。
陈永贵仔细察看完灾情以后，就在山上认真地寻找着，希望能找到还可以救活的庄稼，他希望能尽量减少这次水灾带来的损失。后来，陈永贵在玉米地里发现，有些玉米苗还能够站住。他那布满皱纹的脸上顿时露出欣喜的笑容。他知道只要抢救及时，粮食还不会绝收。
陈永贵立刻召集全村村民，赶快下地抢救这些玉米苗。在劳动过程中，陈永贵趁机鼓励大寨人努力劳动，用自己的双手重建新家园。
暴雨把庄稼冲得东倒西歪，有的搬了家，有的被淹没在泥水里，有的被压在石头底下。全村男女老少一起行动，争先恐后地投入扶苗的劳动之中。
经过大寨人的精心呵护，那些在水灾中已经奄奄一息的庄稼又恢复了生机，地里的庄稼仍然长势良好。
大寨人白天扶苗造地夺丰产，晚上还要盖房砌窑建新村。这时，一个严重的问题摆在了大寨人面前。啥问题呢？就是石头问题。土地要恢复，修坝垒堰离不了石头；房子要重建，盖房砌窑更离不了石头。而这种石头，必须用那种6个面，面面平滑，12条棱，棱棱笔直，每块一二尺见方的大青石才行。这种石头只有石窝里才能开出来。上哪儿去开石窝呢？
在群众大会上，经过讨论，陈永贵把开石窝的任务交给贾进才。贾进才一听陈永贵把开金石坡的任务交给他，自然格外高兴。第二天天刚亮，贾进才带着两个助手大青和志红来到石窝。
到了金石坡石窝，贾进才一看这青刷刷一面石坡，连声称赞“好石头，好石头。”他知道，打开这石窝，大寨整修土地，建设新房的石头问题满可以解决了，心里自然喜欢。
“咱们干吧！”贾进才一声令下，大青和志红站在了青石面前，抡锤的拿锤，掌针的握钎，就干了起来。只有两三袋烟的工夫，一个1尺多深的炮眼已经打成了。大青把黄炸药往炮眼里一放，导火索一点燃，3人赶紧躲在一块大石头背后。
只听“轰”的一声，3个人跑上去一看，碎石片崩了一地，只炸了“草鸡窝”大的坑儿。
第一炮没炸成，紧接着就又打炮眼。可是，第二炮仍然炸了个“草鸡窝”。就这样打眼、放炮，放炮、打眼，辛辛苦苦打闹了7天，抡铁锤的赵大青甩肿了胳膊，掌钢钎的贾志红震裂了虎口，金石坡石窝呢，还只是炸了个“柴锅底”，没有打出一块石头来。
吃过早饭以后，3个人又顺着原来3个穴窝的方向，重新开了3个穴窝。吃过中午饭，刚过一袋烟，他们连晌也没歇，抄起大锤就又干开了。这一次，他们增加了穴窝；大锤也抡得更猛了，贾进才一面挖锤，一面观察，一面指挥，3只大锤6个铁楔，“叮铃眶啷”把金石坡闹了个红火热闹。
大青的胳膊肿也消了，志红的手上裂口渗着血珠，也不觉疼了。3个人正干得起劲，只听得“眶啷”，一声，贾进才的大铁锤又被砸碎了。
自从进了金石坡，光大锤他们就砸烂了两把，3根1米多长的钢钎，已经磨得只剩下尺数长了，十几个七八寸长的铁楔，也打得短了三四寸。这时候，只听老贾命令道；“志红，回家给咱拿大锤去！”说着接过志红手里的铁锤又“嗨嗨嗨”地打起来。
贾志红一溜小跑，不一会儿又拿来两把新锤。
经过半个下午的激烈战斗，到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6只铁楔已经牢牢地扎进石头缝里。贾进才斜过身子一看，好！铁楔已经吃上劲了，再加一股劲，石缝就要打开。他兴奋得眯起眼睛，瞅了又瞅，“嗤啦”把小夹袄一脱，腰带紧了又紧，提起铁锤对大青、志红说：“再加把劲就开了，大青、志红你们都站到这边来，当心石头打开了，把你们震下去。现在我喊‘一二’，咱们3把铁锤一起打。”
等大青、志红转过方向，摆好架势，只听贾进才大喊：“一——二——嗨”“一——二——嗨！”3人一条心，黄土变成金。3个人的榔头高举好以一轮弯月，榔头落地，赛三颗流星，把整个金石坡都震得山摇地动。
就在这个时候，贾进才喊了一声；“一——二——开！”只听得“嘎巴”一声，一块七八百斤的大青石，“轰隆”一声从金石坡滚落下来。
金石坡被打开了！这消息就像长了翅膀，很快地传了出去。收工的社员们纷纷赶来观看。大寨的社员来了，金石坡的社员来了，武家坪的社员也来了，熙熙攘攘，把金石坡围了个水泄不通。
这个说：“大寨人真是好样的，专家不敢干的事，他们几天就干成了。”那个说：“好石头呵，要没有贾进才这样的好把式，可真难打开！”有的说：“进才哥，了不起，了不起，金石坡这块硬骨头，到底叫你啃下来了，佩眼，佩服！”一面说，一面把大拇指伸出来，翘得老高老高。
正说着，党支部书记陈永贵也赶来了。他高兴得拍拍大青的肩膀，摸摸志红的脑袋，一眼看见了贾进才，跑过去紧紧握住他的一双铁手，激动地说：“进才同志，你们干得好，为咱集体立了一大功呀！”
打开了金石坡，就像打开了一座巨大的石头仓库。从第二天起，大批的石头就源源不断地运到了修坝垒堰的田间，运到了砌窑修房的工地。大寨的一道道石坝，一眼眼石窑，一排排新瓦房，几乎处处有贾进才他们从金石坡开出来的石头。
在全体大寨人的共同努力下，大寨村一年来修补房屋、窑洞62处，新建瓦房72间，窑洞36孔。
大寨党支部还提出一个大胆的设想：用10年时间建成新村。当时，有人感觉10年建成新村这个设想有些太快了。可事实上，到1965年，大寨新村就建成了。
新盖的20眼青石窑洞，新建的40门红瓦房，一排一排整整齐齐地座落在大寨新村。
大寨人只用了3年多的时间，就让社员们全都搬进新居，永远结束了住土窑的历史。
大寨人真正实现了陈永贵所说的奋斗目标：送走一个旧大寨，迎来了一个新大寨。
后来，周恩来到大寨时，看到大寨新村的民居，不禁赞不绝口。
坚持三不要三不少
大寨遭遇特大灾害以后，中央和省、地、县各级领导都派来慰问团，全国各地的慰问信也雪片一般从四面八方寄到大寨。从各种渠道还先后有多批救灾钱物拨发下来。
这时候，大寨通往县城的电话线也修好了。
头一天，公社打来电话，对大寨村说：“公社给你们拨下80元的医药补助费。”
大寨的干部说：“把钱给别的兄弟队吧，我们没有伤病员。”
第二天，公社又打来电话，说：“公社又给大寨拨下100元安置金。”
大寨的干部们又回答说：“我们能安置得了，把钱给别的生产队吧！”
第三天，公社担心大寨人没房住，拨给大寨50领席。大寨的干部又说：“大寨有苇子，咱们要用苇席可以自己编；社员嘛，咱们也安置好了，这批苇席就让给困难大的重灾队吧！”
后来公社又打来电话说：“你们的灾情重，国家拨给你们1000元救灾费！”
大寨的干部又十分坚定地拒绝了，并且充满豪情地说：“能自己走过去的路，就不让人扶。能克服了的困难，就不能伸手向国家要钱！”
有些群众对于村党支部拒绝接受来自各方面的救济这件事情，有些不满的情绪。
有的说：“这些东西又不是我们自己伸手要的，人家主动给送上门来了，为什么不要？”
有的说：“大寨是重灾区，送来的钱和东西并不是不需要，单凭自己的力量渡过难关，要多吃多少苦？多受多少罪？
大寨村党支部很快听说了群众的这些意见。
陈永贵开始给大家做工作。
他在一次村党支部会议上说：
咱大寨的土地遭了灾，但是咱大寨人的思想上可不能遭灾，如果我们屈服于灾害的压力，就是思想上遭灾，这个灾比什么都厉害！
大寨党支部一连召开7次群众座谈会，支部委员们多次与村民们谈心，以便真正从思想上解决问题。
这时候，陈永贵家的窑洞让给了一个产妇住，他同许多人一样，住在大队办公室里。
晚上，陈永贵无法入睡，他在翻来覆去地思考大寨村拒绝接受救济这件事情。他觉得应该多向群众讲讲自力更生的好处，激发群众在灾后艰苦奋斗的热情。
在陈永贵的提议下，大寨党支部开始大张旗鼓地向群众宣传自力更生精神的可贵。他们还十分郑重地把自力更生的好处归结为：
自力更生激起了干部和社员更大的革命干劲，调动社员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自觉性和积极性。
自力更生能使社员更加热爱集体，依靠集体，自觉维护集体利益。
自力更生进一步增强社员之间，干部之间的团结，形成了一种同心协力，克服困难的新风气。
自力更生医治自然灾害创伤，不仅有利于当前，而且有利于长远。
自力更生促进了勤俭办队，勤俭持家，勤俭办一切事业。
自力更生考验了干部，锻炼了干部，增长了干部的才干。
自力更生使干部社员看到自己的缺点，找到差距，并积极想办法消灭差距。
自力更生打击了阶级敌人的气焰，进一步巩固社会主义阵地。
自力更生克服困难，给革命接班人树立好榜样。
自力更生战胜灾害，推动“一带二”比学赶帮运动的发展。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极大地激发了大寨人重建家园的热情，大寨村很快掀起了恢复生产、重建家园的劳动热潮。
在“三不要”的基础上，陈永贵又进一步提出“三不少”的口号，即向国家卖粮不少，社员的口粮不少，集体的库存粮不少。
大寨人已经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做到了“三不要”，“三不少”要到秋收以后才能兑现。
公社党委书记卜鸿义对这个“三不少”有些顾虑，他担心不减少些征购粮指标，会影响到大寨人的生活。
卜鸿义为此专门找陈永贵谈话，他对陈永贵说：“公社今年遭了灾，哪一个村也完成不了征购的任务，给你减一减吧。”
陈永贵却不领情，他很干脆地说：“不减，保证完成，而且口粮和储备都不少。”
在陈永贵的带领下，大寨人为了做到“三不少”而奋力拼搏。
在这场群众性的抗灾斗争中，大寨人每天天刚亮就出工，早饭、午饭送到田间，白天扶苗、修地，晚上收工回来，吃过晚饭再去修房盖窑。
大寨人苦干了两个月，到秋天，600来亩土地粮食平均亩产740多斤，总产量40万斤，除了口粮、种子和饲料，他们在大灾之年卖给国家的粮食仍然是24万斤。
由于遭了灾，总收入比1962年少了2万多元，干部就和大家商量：“今年积累不积累？”
大家热情都很高，纷纷说：“应该多积累，如果不是前几年积累多，这场大灾就过不去。”
按照大家的意见，这一年大队留的公共积累占总收入的15％。
大寨人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做到了在大灾之年向国家卖粮不少，社员口粮不少，集体的库存粮不少，实现了村支部书记陈永贵提出的“三不少”。
1963年的大洪水考验了大寨人，考验了陈永贵！他们在大灾面前的英雄气概在全国引起强烈的反响。
这年的11月28日，《人民日报》刊出长篇通讯《大寨大队受灾严重红旗不倒》。
与此同时，山西省委也发出文件，号召全省学习大寨藐视困难的英雄气概和高尚精神。
铁姑娘队战天斗地
1963年8月，大寨遭遇了一场毁灭性的洪涝灾害。百年不遇的山洪使大寨人的粮田和房屋陷入了一片汪洋之中。危急关头，郭凤莲和全村22名女青年组成一支突击队，义无返顾地奔忙在抢险第一线，这就是后来闻名全国的“铁姑娘队”。
灾后，国家送来了钱、粮和物资。然而，大寨人没有收下，原封不动退回去。党支部当即提出了“三不要”“三不少”的口号。全国性的“农业学大寨”拉开帷幕后。“铁姑娘”郭凤莲和所有的大寨人一样无比欢欣鼓舞、干劲倍增。她们投入“先治坡，后治窝”的抗灾自救的艰苦奋斗中，白天扶苗整地，晚上建设家园，被人们称为“铁姑娘”。艰苦岁月她与那些花季姑娘和男社员一样大干苦干，改造家乡落后面貌，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
1963年11月份，大战狼窝掌拉开序幕。那天天气特别冷，早饭和中饭都是送到地里吃的，冷得很厉害。到了下午，天也快黑了。
支书说：“姑娘们暖和完了以后，休息休息，你们走吧，你们早点下工吧。”
女青年突击队队长郭凤莲说：“你们下不下班啊？”支书说：“男同志再干一会儿也得回去了，姑娘们先回去吧。”
姑娘们都说：“咱不回去，男同志还没有下工，咱们就回去了，咱们也干吧。”
烤完火后，就跟男同志一块干。这些姑娘都跟铁人一个样子，你指到哪里她就干到哪里，干脆就叫“铁姑娘”算了，还叫什么女青年突击队，就叫铁姑娘队吧。从那天起，“铁姑娘队”就叫成了。
由于高强度的劳动，许多人当时犯了关节炎，关节都粗了。到了冬天，连手指都疼，脚也起冻块。
郭凤莲在读小学时，留给她的最深记忆都和吃有关。有一天下午，郭凤莲与几个小伙伴在院里做游戏，玩着玩着，几个人饿得不行，下午的太阳还高高挂在天上，等大人回家还不知要等到何时。孩子们饥饿的眼神在屋里院外搜寻，可是哪里还有吃的东西轻易出现在眼前。
渐渐地，孩子们的眼神聚焦在院里的大磨盘上。几个孩子焕发出惊人的力量，她们居然把磨盘抬了起来，把磨盘底下的面扫出来，然后放到锅里煮好，蘸了点辣椒，几下就吃了个干净。然后，再刷锅洗碗，恢复磨盘。大人们回来后，啥也没发现。只是再磨面的时候很奇怪，怎么磨了半天才磨出来。
对于郭凤莲来说，她的童年和少年时代还是快乐的，即使是与艰难、饥饿的对抗也是在一个单纯而激扬的氛围里完成的，以至于她认为生活的一切本该如此。
很快，命运将在她的肩上放一个沉甸甸的担子。从此，她将挑起自己和大寨的兴衰荣辱。
那场特大洪水袭击大寨村后，大寨简直一贫如洗，也就只有库房的粮食还存下一点，但好在人没死，牲畜还在。在那些像钢铁般不停地劳动的人们中间，就有年仅16岁的郭凤莲和22名同样年轻的姑娘们，她们中年龄最小的只有13岁，最大的也不过17岁。
多年之后，郭凤莲回忆道：
正困难的时候，天不亮，人都下地了，干到晚上看不见路的时候才能回来，回来还得加班修房子，修完了房子回去以后吃酸饭，酸饭是什么概念呢？就是白开水下点小米，再放点咸盐，再放点野菜，这就是酸饭。男同志少吃点窝窝头，糠面窝窝头，我们女同志吃一碗酸饭都睡觉了，没有办法。
那时候，除了恶劣的自然条件，最大的敌人还是饥饿。快到中午的时候就已是饥肠辘辘，人们盼着午饭赶紧送到地里。人人的饭量都变得奇大无比，一个4口之家用的大锅，每人都可以喝一锅稀饭，有时是玉米面条上放点萝卜丝，没有什么营养，也没有什么油，很快就饿了。
11月份，天特别冷。寒冷仿佛能够冻僵一切。姑娘们手上起了泡，开裂了，流血，然后再冻成冰。谁也没有戴过手套，没有穿棉鞋，没有钱去买。
数九寒天，陈永贵会点燃一堆玉米秆，让大家烤火。烤完火，郭凤莲她们坚持和男人们一起干活，她不认为女人可以比男人少承担辛劳。她们当时的主要工作是垒石头，抱起石头走一大段路，垒到堤坝上。
这些和男人们一样承受苦难和繁重劳动的姑娘们，赢得了所有人的尊敬。陈永贵感叹说，“这是群铁妮妮呀”。“妮妮”是山西农村对女孩子的称呼，这个称呼后来变成更具普通话味道的“铁姑娘”并风靡一时。。
那时候，她虽然不知苦、不知累地干活，却也和现在的姑娘一样爱唱爱跳。那是一个充满了单纯的激情与快乐的年代。繁忙的劳动、艰苦的环境并没有泯灭少女们的爱美之心。郭凤莲悄悄保留了自己对美的理解。白天，她穿着旧军服去劳动，晚上会悄悄地在家里穿着红衣服照镜子，甚至她的长辫子也不是自愿剪的。
有一次，郭凤莲参加民兵集训，一天睡觉起来以后，发现辫子突然掉下来一把，郭凤莲大吃一惊，不知是怎么回事。原来是和她同住的另一个女民兵，觉得郭凤莲的辫子不够“飒爽英姿”，于是趁夜里把郭凤莲露在外面的辫子剪掉一股。郭凤莲一看实在太难看，只好全部剪到耳根。后来，“铁姑娘”们都剪了辫子。
1966年春，年仅20岁的郭凤莲面临着人生的一个大关头，因为她的年龄在当时已经可以当母亲了，但她没想到自己的婚姻问题居然摆上了大寨村党支部的会议桌，而且是连开3次会讨论她的恋爱结婚事宜。
此时的郭凤莲和“铁姑娘”队已经名声在外，有了许多追求者。但是，任何事情都有两面。当“铁姑娘”队长、团支部书记、民兵连指导员等一个个光环落在郭凤莲身上的时候，这些给了她荣耀，也在她身上套上了一个又一个难以摆脱的责任。无论是大寨还是陈永贵，普遍都不愿意郭凤莲嫁出去，希望她留在大寨，培养一个人毕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是郭凤莲对大寨的小伙子们没有产生特别的感觉，她甚至想着也许会在大寨以外碰到一个可心的年轻人，并愿意到大寨当上门女婿。但是陈永贵没有松这个口，而是明确表态，郭凤莲应该带头在大寨找对象。陈永贵还积极为郭凤莲张罗对象，最后他敲定的“最佳人选”是原来在大寨放羊，后来参军入伍的贾富元。
此后的一切让郭凤莲如坠梦中：明明是自己的事，却眼睁睁地看着别人忙得不亦乐乎，而自己却动弹不得。当时为了做通郭凤莲的工作，大寨的领导们甚至跑到外村做她父亲和哥哥的工作，再让她父亲和哥哥来做她外祖母的工作。当全体人员一致表示同意的时候，一肚子不乐意的郭凤莲也没办法了。
到了婚期，郭凤莲头一天回娘家，第二天再返回大寨，这就算是结婚了。陪嫁的东西就是个包袱，里面有自己缝的衣服、裤子，还有哥哥们花了28元买的一双鞋和几块布。所谓的婚宴就是买了点白面，做了点拉面，吃了点年糕，这便算是“大婚”告成。下午，郭凤莲就开始参加劳动。
第三天，爱人就回部队了，郭凤莲回父亲那儿去看了看，吃了点饺子就回大寨。整个结婚过程总共花了150块钱。据说主要是花在两个被面上了，一个被面是粉色，另一个是绿色，都是绸被面。爱人走了以后，郭凤莲越盖这个被面越心疼，干脆就把被面从被子上拆下来，拿到供销社又卖了，把钱换回来。然后，郭凤莲给爱人做了个布面被子，自己继续用“铁姑娘”时代的旧被子。
以今天人们的观点来看，郭凤莲的恋爱婚姻带着点不太让人“欣赏”的包办味道。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两人此后琴瑟和谐，称得上幸福。
对郭凤莲来说，那个时代最大的快乐是在“铁姑娘”们参加劳动的一年之后。那个秋天，郭凤莲看着在废墟上重建的新居和40万斤粮食，激动不已，因为那里也有她的一份辛劳和努力。大寨除了口粮、种子和饲料，还向国家卖了余粮。她第一次感受到人的智慧和勤劳具有多么大的力量，并深深沉醉于艰苦创业带来的成就感中。更令她惊讶的是，大寨这个普通农村的名字开始频频出现在报纸、电台和先进事迹报告会上。
1964年以后，大寨开始走入全中国人的视野，他们在极其恶劣的自然环境中所体现出的智慧和勤劳，打动了许多人。
在“农业学大寨”期间，周恩来曾经3次陪同外宾前往大寨，邓小平、李先念等中央领导都曾经到过大寨。此外，还有22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也到大寨参观过。比如墨西哥总统埃切维里亚、马里国家元首特拉奥雷、塞内加尔总统桑格尔、缅甸总统吴奈温、莫桑比克总统马歇尔等。
1964年至1978年，据有关方面统计，全国各地先后赴大寨学习参观的人，超过了1000万人，有时候一天就有上万人。
渐渐地，大寨的接待工作也成了一个中心任务。昔阳县专门成立了一个接待办公室，负责协调大寨的接待。只有重要客人，才由大寨干部出面。当时，在接待各地来“取经”的人群时，来访的人们站成两排，大寨干部从中间走过。然后，由在场职位最高的大寨干部讲讲话，就可以了。据说这是得到中央批准的接待方式，因为大寨的干部白天要劳动。陈永贵、郭凤莲本人也是边劳动、边接待。
在这个过程中，郭凤莲就像一只雏凤已发出清音，引人注目。
有一次，周恩来视察大寨。当他看到一个深坑时，就问郭凤莲：“你看这人厉害，还是这水厉害？”
郭凤莲笑着说：“还是人厉害，几千年才形成这么一个坑。我们人呢，战胜灾害没有几年，就慢慢地把狼窝掌和大寨的七沟八梁治理了，还是人厉害。”
周恩来对陈永贵说：“这是个好苗子，你要培养她。”
1973年6月，陈永贵不再担任大寨党支部书记，26岁的郭凤莲接掌大寨的帅印，成为大寨村第三任党支部书记。
就在郭凤莲就任大寨党支部书记的这一年，周恩来最后一次来大寨，在快走的时候，郭凤莲鼓起勇气，请求总理和大寨的女同志合个影。周恩来欣然应允。可惜拍照的时候，男同志们也围了上来。这是郭凤莲与周总理的最后一次合影，也永远烙在她的心灵深处。
郭凤莲带领大寨人继续进行土地改造和建设，实行种植制度改革，并大力推进山区田园化、水利化、机械化，大寨的农林牧都有长进。同时，她满足地看着大寨成为一片精神圣地，各地的人们朝圣般地涌来。
郭凤莲坚信，作为一种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具有普遍意义。在那个年代，大寨被树为中国农村的代名词。从大寨村、大寨公社，到大寨县，人们恨不得把全国都建成“大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