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全国轰动

• 毛泽东问陶鲁笳：“陈永贵是哪几个字？”
• 毛泽东说：“农业主要靠大寨精神，靠自力更生。要多出几个大寨，多出几个陈永贵。”
• 毛泽东十分亲切地问身边的陈永贵：“湖南菜辣啊，习惯吗？”

大寨精神引起轰动

大寨人改变山川面貌的壮举，受到上级领导的表扬。陈永贵也因此成为受人瞩目的模范人物。

1959年10月，44岁的陈永贵作为山西省的代表，来到北京，参加建国十周年大庆活动，他怀着激动的心情登上天安门观礼台。

1959年，大寨村迎来一位身份特殊的客人，他就是新任晋中地委书记贾俊。

贾俊深入大寨搞调查研究。他看到大寨那些肥沃的土地和长势茂盛的庄稼后，感到十分高兴。他听说大寨人改造山川、修地造田的经历以后，更是被深深地打动了。

不久，贾俊作出一个决定：要树立大寨为晋中的榜样。

贾俊还说：“大寨的基层支部好，要向模范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同志学习。”

于是，晋中地区迅速掀起学大寨，学陈永贵的热潮。

与此同时，晋中地委又把大寨村党支部书记陈永贵的模范事迹报告给山西省省委，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作了批示。

1960年2月，中共山西省委向全省发出号召：

山西省各级党的领导干部要向模范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学习。

同年6月，《山西日报》发表题为《陈永贵——党支部书记的好榜样》的社论，号召各村党支部书记：

学习陈永贵的榜样，带领人民自力更生、改天换地。

与此同时，《山西日报》多次刊登文章介绍大寨的先进经验，许多人慕名前来大寨参观学习。

大寨开始成为明星村。

这年9月，山西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黄志刚来到昔阳和大寨视察工作。他一路上看到的村庄，几乎都是土地荒芜，群众生活急需救济的困难情形，唯有大寨村庄稼生长良好，群众丰衣足食，他不禁感叹地说：

我转了不少地方，哪儿也没有昔阳县的情况好；在昔阳，哪儿也没有大寨好，竟看不出任何灾情，简直就是个“世外桃园’！”

1962年2月，大寨被评为“特等模范单位”，获得省里的奖励。陈永贵也光荣地出席了山西省农业生产先进单位代表会议。

1963年4月，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在山西省农业生产先进单位代表大会上对大寨大加表彰，他提出这样的要求：

全省每个农业先进单位都要像大寨那样，不仅自己要把自己队的事办好，还要发扬共产主义风格，带好两个落后的队。

1963年年底，当时担任中南局书记处书记的李一清到北京参加全国计划工作会议。

在这次会议期间，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对李一清讲起了大寨的情况。大寨在大灾之后不向国家要一分钱的事迹让李一清深受感动。

李一清是昔阳县人，他的家乡离大寨只有5公里。

在李一清的印象中，大寨一直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地方，怎么现在成了先进典型？李一清对此充满好奇，他决定亲自去大寨看一下。

会议一结束，李一清就赶到太原。

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热情接待李一清，向他详细介绍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事迹，还特意安排省计委副主任李进军陪同他去大寨参观。

大寨人对李一清的光临表示热烈欢迎，大寨村党支部还为他组织一个小型的欢迎仪式。

李一清与陈永贵握手的时候，看见陈永贵的手上长满了老茧，就问：“你也经常参加劳动吗？”

陈永贵笑着回答说：“劳动模范不劳动就没有资格当劳模。一天不干，一天心里就没有底！”

李一清高兴地表示赞成。

随后，李一清品尝了大寨人种植的苹果和红薯，又提出要看看大寨的灾情和重建的情况。

李一清仔细地观察着大寨村，大寨的新面貌让他感慨万千。大寨人那种改换山川面貌的豪迈气概和灾后自力更生的精神更让他肃然起敬。

李一清十分钦佩地说：“遭了这么大的灾不要钱，难能可贵！像大寨人的这种干劲，这种战天斗地的毅力，在当今中国还是少见的。”

此后，李一清成了大寨的义务宣传员。他对大寨人及陈永贵赞不绝口，并且向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薄一波和国家计委主任张劲夫汇报考察大寨的感受。他还十分热情地向在京的老同学、老战友介绍大寨人和陈永贵的事迹。

在一次中南局书记处书记和有关方面领导参加的会议上，李一清系统地介绍了大寨艰苦创业、战天斗地的生动历程，并且充满热情地谈起自己考察大寨时的见闻与感想。

他的发言引起与会人员的极大兴趣，大家就大寨这个话题展开热烈的讨论。

国家计委副主任王光伟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他被大寨的事迹所吸引，会议一结束就前来大寨了解情况。

在大寨，王光伟与陈永贵进行过多次接触，详细了解了大寨村的艰苦创业过程，他被大寨人自力更生自强不息的精神深深打动了。

王光伟回到北京以后，先是向周恩来作了口头汇报，然后又分别以书面报告的形式向国务院和中央书记处汇报大寨的先进事迹。

1963年12月下旬，中共中央华北局在太原开会，专门听取陈永贵的汇报。

1964年1月，陈永贵奉召到国务院有关部门汇报。陈永贵的汇报毫无“八股”气，十分生动，又非常合乎当时的时代精神。于是，在刚刚掀起的“向雷锋同志学习”的热潮之中，国务院有关部门安排陈永贵在人民大会堂向首都各界代表汇报。

1964年1月19日，陈永贵头上裹着白毛巾，精神抖擞地走上人民大会堂的讲台，向首都各界的代表汇报大寨人的先进事迹。

面对着1万多名衣着笔挺的听众和台下闪烁的各级军官的肩章，陈永贵毫不怯场。

陈永贵所作报告的题目是《关于大寨人民以革命精神进行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以及自力更生战胜严重灾害的报告》。

在热烈的掌声中，陈永贵开始了他的报告。

陈永贵充满感情地讲述着大寨人立志改变家乡贫穷的面貌，战天斗地，三战狼窝掌的光荣经历，他还重点讲述1963年的特大洪灾以及大寨人在灾后自力更生重建家园的事迹。

听众们盯着这位不同凡响的农民打扮的大队书记，随着陈永贵讲的那些新鲜生动的英雄般的故事，时而振奋，时而沉静，时而发出笑声。

陈永贵讲到精彩之处，还不紧不慢地端起茶杯喝上一口，大厅中静得连那茶水下咽的咕嘟声都清晰可闻。

陈永贵的讲述朴实无华，却又自然坦诚，强烈地吸引了在场的人们。台下不时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后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又多次播放陈永贵的报告录音。陈永贵和他的大寨村开始被全国人民熟悉和喜爱。

节目播出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收到13个省市上百封听众来信。

大寨大队的事迹引起各方面的重视，逐步成为农业战线上的一面旗帜。

在中共中央的大力提倡下，《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各省市的新闻媒体都多次介绍大寨的先进事迹和先进经验。

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十分详细地介绍了有关大寨的许多情况。头版头条是一篇名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的社论，与社论同时发表的，还有反映大寨先进事迹的长篇通讯《大寨之路》。

社论高度赞扬大寨建设山区的先进事迹和宝贵经验，并且指出：

一个人穷、地穷的山村——山西昔阳县大寨公社大寨大队，用自己亲身的经历，证明了这样一个真理：尽管自然条件多么不利，但是只要人们有了建设社会主义的雄心大志，充分发扬革命精神，并且把革命干劲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就一定能够使大地变样，使河山易色，创造出伟大的成绩。

社论还具体概括了对全党和全国各界学习大寨革命精神的要求，即：

学习大寨人远大的革命理想和对未来坚定不移的信心。

学习大寨人敢于藐视困难，敢于同困难作斗争的顽强精神，学习他们实干、苦干的优良作风。

学习大寨人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优良作风，学习他们严格要求自己、以整体利益为重的共产主义风格。

学习他们永远前进并且把伟大的革命精神和严格的科学态度结合起来的好作风。

社论还充满激情地谈到大寨精神的闪光之处及其对全国人民的影响：

大寨人民的革命精神，固然是穷逼出来的，但是，正如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同志所说，他们所以那样辛勤地和忘我地劳动，不仅仅是为了“自己做饭自己吃”，而是要为社会主义打基础，要让人们看看社会主义有多么远大的前途，集体经济的力量有多么的大。

大寨大队的党员、干部和群众，虽然住在群山之中，但是并没有被太行山的山峰遮住视线，他们身在太行，眼看全国。

在大寨大队党支部的领导和教育下，大寨的绝大多数人，尤其是那些在旧社会受尽剥削和压迫的贫农和下中农，心胸开阔，眼光远大。他们不仅看到自己的集体，而且看到别的集体，看到我们整个的国家及它的光辉灿烂的前景。他们对于自己的集体，对于我们国家的未来，充满了无限信心。正是在这种远大理想和对未来坚定不移的信心的鼓舞下，大寨人民始终保持着旺盛的革命斗志，把穷山沟建设成了社会主义的新农村。

当时，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仍然处在困难时期，国家的财政状况依旧十分紧张，为此，《人民日报》社论特别指出：

大寨人民是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从事山区建设的。他们在创业的初期，虽然自己也很困难，但是他们没有要求国家援助。他们时刻想到国家要兴办的事情很多，想到有些兄弟队比他们更困难。他们懂得“路要自己走，家业要自己创”的道理。

社论最后充满激情地强调：

在我们国家的每一个地方，不论是山区还是平原，都有自己的“大寨”。每一个地方，既要很好地学习大寨的经验，也要很好地总结推广自己的“大寨”的经验。在无数个“大寨”的光辉事迹鼓舞下，我国农村人民必将鼓起更大的革命干劲，积极开展科学实验，推动农业生产的新高潮，促进我国的农业生产和农业现代化更快更好地向前发展。

许多人在得知大寨的先进事迹以后，怀着激动的心情给报纸、电台写信，表明自己立志学习大寨的决心。

北京郊区的农民邢凤德在信中写道：

要建设社会主义就要树立坚强的革命意志，顽强的战斗精神，付出艰巨的劳动。陈永贵同志说得对：“世界是人闹的，山再大，沟再深是死的，人是活的。”我相信这句话。只要我们艰苦奋斗，就能战胜一切困难。

我曾经想过我们队的底子薄，土地少，每人平均2亩地，工作有困难，比不了别的队土地多。这次听了大寨的自力更生精神，扭转了我的思想认识，……我们要学习大寨的自力更生精神。正如陈永贵同志指出的：“干革命就得有干劲，不能靠国家扶着走。”

河北听众刘致芳在信中写道：

大寨人民知道，要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听毛主席的话，长革命的志气，奋发图强，自力更生。这是方向。方向明确了，路就走对了。这就是大寨之路，也是全国人民的路。

河北农民冯书范在信中写道：

起初，我听广播后向大家介绍大寨人民的模范事迹，后来干脆，他们都直接到我家听广播。社员赵希赞怕来晚了，每天晚上顾不上吃饭拿着干粮就往我家跑。我的屋里每天晚上都拥得满满的。白天在生产中大家都以大寨人民为镜子……

广西大新县干部社员在信中写道：

大寨能够条条山沟种地，坡坡岭岭打粮，我们为什么不能做到呢？

此时，大寨已经成为中国农村的学习榜样，陈永贵也受到亿万中国农民的敬仰。

陈永贵在北京作完报告后，从北京返回大寨。他在火车上的时候，人们认出了他，就亲热地围住他。其他车厢的人知道后也如同潮水一样向这节车厢涌来。

为了让热情如火的乘客们平静下来，列车长只好领着陈永贵在整个列车上走了一个来回，接受人们的掌声与敬意。

作家马烽曾经在60年代见到过陈永贵，他后来在回忆中谈到自己对陈永贵的印象：

1965年春节后的一天，孙谦告诉我说，陈永贵正好来省城参加个座谈会，他已经约了陈永贵第二天到家里来和我见见，认识一下。我当然很高兴，我俩当即商定在我家与陈永贵“共进午餐”。听老孙讲，陈永贵也是爱喝两杯，那年他在大寨，有时开会开到深更半夜，肚子一饿了，就去敲开供销社的门，买两瓶酒，买两个罐头，和陈永贵喝酒聊天。钱当然是老孙掏腰包，因为陈永贵是靠劳动分红过日子……

陈永贵给我的第一印象：他不像当时的村干部，纯粹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山区农民。他穿一身黑色的棉袄棉裤，脚上是一双砍山鞋，头上包一块白羊肚毛巾。古铜色的长脸上刻满了很深的皱纹。嘴唇比较厚，牙也比较长，牙缝也比较宽，猛一看，好像土围墙上安了个栅栏门……我家准备的午饭尚可，除了一些下酒的冷盘热菜以外，还有一个大火锅。这大多是过春节的剩余物资。我还特意准备了两瓶汾酒，打算3个人痛饮一番。陈永贵没说什么客套话，坐下来就和我俩对酌。我们就这样“东沟里一犁，西坡上一耙”地聊了起来。

毛泽东多次说学大寨

1964年28日、29日，毛泽东到河北邯郸，车停于邯郸火车站，召见河北省委书记林铁和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听取他们的工作汇报。

陶鲁笳汇报了他在昔阳蹲点的情况。

陶鲁笳先是把山西的农业情况作了全面汇报，没有引起毛泽东太多的兴趣。可是，当陶鲁笳讲述大寨的先进事迹和先进经验时，顿时引起毛泽东的注意。

毛泽东津津有味地听着汇报，还不时插话提些问题。

陶鲁笳作为山西省委第一书记，曾经3次去大寨蹲点，对于大寨的情况十分熟悉，他谈起大寨来，真是如数家珍。

陶鲁笳在毛泽东面前，详细地汇报了大寨艰苦创业的历史和改变山川面貌的英雄气概，动情地讲述他们不要国家一分钱战胜巨大自然灾害的感人事迹。这些情况让毛泽东感到新鲜而富有意义。

毛泽东特别感兴趣的是大寨的劳动管理制度。

陶鲁笳汇报说：“大寨在工分管理上的办法简便易行，10年来，大寨全村的工分账和财务账，从来是清清楚楚，一直主动接受群众监督，定期向社员公布。”

毛泽东高兴地说：“评工记分有差别，不悬殊，又不太繁琐，这是个好办法，体现了政治挂帅，又不耽误劳动时间。”

陶鲁笳又汇报说：“大寨党支部要求每个党员的劳动要好于一般群众，支部委员要好于一般党员，支部书记更要好于支部委员。他们还提出了一个口号：参加生产，领导生产。”

这些话引起毛泽东的共鸣，他用打仗作比喻，说：“很好嘛！就像打仗一样，纸上谈兵不行；你不参加打仗，怎么会指挥战争呢？”

陶鲁笳的汇报还引起毛泽东对大寨村党支部书记陈永贵的关注。

毛泽东问陶鲁笳：“陈永贵是哪几个字？”

陶鲁笳赶忙在纸上写下“陈永贵”3个字。

毛泽东又问：“他识字不识字？”

陶鲁笳很老实地说：“陈永贵43岁扫盲，今年50岁，现在能读报，还懂得什么叫逻辑。不久前他在太原作报告，赵树理听了很佩服。说陈永贵的报告，没有引经据典，但他的观点完全合乎毛泽东思想和辩证法。”

毛泽东听了陶鲁笳的这些话，感到十分高兴，笑着说道：

穷山沟里出好文章。唐朝有个柳宗元，是你们山西人，在我们湖南零陵县做过官，那里也是个穷山区，他在那里写出过许多好文章啊！

后来，毛泽东又很认真地问陶鲁笳：“你有陈永贵的材料没有？”

在场的山西省委农工部副部长阴发祥马上把事先准备好的有关大寨和陈永贵的材料，毕恭毕敬地送到毛泽东手里。毛泽东接过材料后说：“我要先看一看。”

陶鲁笳这次的汇报给毛泽东留下深刻的印象，毛泽东从此记住了大寨和陈永贵。

尔后，火车继续南行。每到一地，毛泽东都兴致勃勃地宣传大寨和他的领路人陈永贵，毛泽东说：

大寨就是一面旗帜。你们学不学？农业要过关，没有大寨那种精神不行哪！

这时候，我国正面临着被封锁、被孤立的国际形势，日子过得比较艰难。

毛泽东曾经在一份材料中写道：

只要有利，向魔鬼借钱也愿意。但是，魔鬼不给我们贷款。我们要靠陈家庄的陈玉梅，大寨的陈永贵。

1964年4月，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说：

农业要靠大寨精神。

在毛泽东的提议下，中央决定树立大寨这面红旗。

为了慎重起见，在正式作出决定之前，还要首先核实大寨村的那些先进事迹。

1964年4月20日，周恩来委派国家农业部部长廖鲁言一行专程赴大寨考察实际情况。

廖鲁言一行人来到大寨以后，与大寨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在实际生活过程中全方位地了解大寨。

廖鲁言还认真阅读《大寨公社广泛开展学大寨、赶大寨运动》、《大寨的自然条件》、《大寨干部坚持参加集体劳动》、《陈永贵种试验田》等10多份材料；仔细考察大寨的农田水利建设、劳动管理以及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具体情况；对于大寨的粮食产量也进行认真的调查。

在考察期间，廖鲁言等人还多次开会，认真听取各方面的意见。

最后，他们一致认为大寨的成绩很突出，没有任何夸大与虚报。

在考察工作即将结束的时候，廖鲁言在大寨村召集有中央有关部门、山西省、晋中地区、昔阳县及大寨公社、大寨大队各级领导干部参加的座谈会。

在这次座谈会上，廖鲁言对20天来的考察工作作了总结，并且说：

大寨可是给吹开了。全国工业上树大庆，农业上学大寨，这是中央定的，是主席和总理说了话的，这对全国是有普遍意义的。这面旗帜垮下来可不行。

廖鲁言在讲话中还特意提到周恩来对大寨的关心，他说：

总理很重视劳模，最近也很重视大寨，他叫我们好好调查一下，就是想让大家学的。先进也不是一切都先进，各部门都要求大寨来个第一，根本不可能。这样就会把大寨搞垮。

总理是非常关心大寨的，在大寨问题上和我谈了很多，不要搞垮了。不要把自力更生的牌子弄坏了，其他几位副总理都是这么说的，一定要保持下去。

当晚，廖鲁言又专门为大寨人召开一次会议，参加会议的都是大寨的党员、团员、贫协委员和积极分子，一共有50多人。陈永贵主持会议。

廖鲁言在大寨人热烈的掌声中开始讲话。

在这次讲话中，廖鲁言将大寨的经验总结为：

一是大寨的革命精神；

二是革命干劲和科学态度相结合；

三是干部大公无私，以身作则；

四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

五是改造人的工作，就是政治思想工作；

六是共产主义风格，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关系。

廖鲁言从大寨回到北京后，立即将考察情况写成《大寨大队调查报告》，于5月下旬呈送中共中央、毛泽东阅示。

这个调查报告共分以下部分：

一是党的政策在大寨开了花，人民公社棒打不散；

二是旱涝保收，稳产高产的大寨田；

三是加工改造耕地，蓄水保墒，抗旱抗涝；

四是在土地加工改造的基础上，综合实行‘八字宪法’；

五是自力更生，苦干实干；

六是大寨干部，大寨人，大寨田；

七是大寨大队在经营管理方面的经验；

八是保证大寨这面红旗越举越高。

廖鲁言在调查报告中还十分仔细地把大寨大队干部和群众的革命精神概括为：

第一，树雄心，立壮志，不断革命；

第二，始终坚持依靠贫农、下中农的阶级路线；

第三，大寨不仅有陈永贵这样的好当家人，更重要的是有一个比较好的领导班子；

第四，干部参加劳动，大公无私，以身作则；

第五，冲天的革命干劲同严格的科学态度相结合；

第六，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爱国家，爱集体，爱社会主义。

1964年5月10日，毛泽东在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汇报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设想时，插话说：

农业要自力更生，要像大寨那样。他们不借国家的钱，也不向国家要东西。

1964年6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一次扩大会议上又说：

农业主要靠大寨精神，靠自力更生。要多出几个大寨，多出几个陈永贵。

很显然，大寨通过艰苦奋斗取得的成绩，让毛泽东感到欣喜和振奋，他由此看到了中国农村的希望。

从此，毛泽东每次谈到中国的农业，就要提起大寨。

周恩来号召学习大寨

在1964年12月21日，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

1964年12月22日，在北京5年前落成的人民大会堂外，着装整洁的解放军战士拉了一圈警戒线，笔直地站在风中。

人民大会堂里面温暖如春。新当选的数千名三届人大代表按地区分片入座。在阵容庞大的山西代表团里，坐着一位头上裹着白毛巾的满脸皱纹的农民，他就是刚刚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陈永贵。

在热烈的掌声中，周恩来走上讲台，开始作《政府工作报告》。

台下的陈永贵怀着激动的心情认真地听着周恩来的讲话。

《政府工作报告》的第一部分还没讲完，周恩来就在讲话中提到了大寨。

周恩来在讲话中把大寨作为证明中国人具有自力更生精神的典型例子。

周恩来说：

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大寨大队。是一个依靠人民公社集体力量，自力更生地进行农业建设，发展农业生产的先进典型。

这个大队，原来生产条件很差，是一个穷山恶水土地薄、全部耕地散在七沟八梁一面坡的地方。十几年来，这个大队在党的领导下，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以加工改造耕地为中心，结合运用“八字宪法”，高速度地发展了农业生产。他们进行了大量的、艰巨的农田建设，把过去的4700块土地弄成了2900块，并且都建成为旱涝保收，稳产高产农田……

陈永贵认真地倾听着周恩来的讲话，神态十分庄重。人大代表们也很有兴趣地听着。

周恩来又接着说：

大寨大队进行了这么多的农业建设，农业生产发展得这样快，完全是依靠集体力量。他们正确地处理了集体和国家的关系，他们只向国家借过一次钱，第二年就归还了。从1953年到1963年的11年中，这个大队在逐步改善社员生活的同时，向国家总共交售了175.8万斤粮食，每户每年平均交售2000斤。

周恩来还说：

大寨大队所坚持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都是值得大大提倡的。

接着，周恩来总理又向全国的干部发出号召：

我们各级领导机关，各个事业单位和广大干部，就是要学习解放军、大庆、大寨的彻底革命精神和工作作风，使自己在革命化的道路上向前迈进。

不久，中共中央将周恩来的这个报告下发党内县团级以上干部学习。

从此，农业学大寨运动在全国农村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毛泽东邀请陈永贵赴宴

1964年12月26日，这一天是毛泽东的71岁生日。

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的小宴会厅里安排了3桌酒席，用自己的稿费请大家吃顿饭。

毛泽东很重视这次宴请客人的生日酒会，就连哪位客人坐在哪个座位上，他都亲自列出名单，交给汪东兴等人去办。

这一天，陈永贵在人民大会堂开完大会，像往常一样随着大家一起走出会场。忽然听到有人在后面叫他。他回过头来的时候，看到周恩来快步走了上来。

周恩来笑着对陈永贵说：“今天晚上，你就不用到大灶吃饭了，跟我来吧！”

周恩来没有告诉陈永贵去哪里，陈永贵也不便多问。

到了毛泽东休息的地方，周恩来才对陈永贵说：“今天是主席的生日，毛主席特意把你请来。”

陈永贵听说后，心情十分激动。

这次应邀参加毛泽东诞辰宴会的还有大庆工人代表王进喜，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和知识青年的代表邢燕子、董加耕等人。

宴会开始后，毛泽东首先讲了几句开场白。毛泽东十分郑重地说：

今天既不是祝生日，也不是祝寿。而是实行“三同”。我用自己的稿费请大家吃顿饭。我的孩子没有来，他们没有资格。这里有工人、农民、科学家、解放军，不光是吃饭，还要谈话嘛！

陈永贵本不是一个笨嘴拙舌的人。可是，当他见到毛泽东的时候，一时竟说不出话来，只是咧着嘴笑，稍稍抬着头仰视着，两只手紧紧握着毛泽东的手。

毛泽东笑道：“你是农业专家嘛。”

陈永贵听不懂毛泽东的湖南话，只是一个劲地连连点头，咧着嘴使劲笑。

周恩来在一旁笑着说道：“主席说你是农业专家。”

陈永贵立刻又摇起头来：“不，不，我不是农业专家，不是农业专家。”

毛泽东说：“大寨搞得好么。”

毛泽东请他的客人们落座，抽烟，吃糖。

聊了一会儿，服务人员请大家入席。在一间不大的房子里，品字形地摆了3张桌子。

毛泽东坐在上方的一桌，陈永贵极荣幸地被安排在毛泽东身边就座。在这张桌子旁就座的还有钱学森、邢燕子、董加耕等人。

毛泽东似乎察觉到了拘谨的气氛，就劝大家吃菜。他问身边的陈永贵：“湖南菜辣啊，习惯吗？”

陈永贵赶紧点头。

毛泽东作为席间的主人，不断地劝陈永贵等人吃菜。

他见陈永贵有些拘谨，就热情地说：“永贵，吃菜，吃菜嘛！”

吃饭的时候，毛泽东还问起陈永贵的年龄，陈永贵说：“我今年50岁。”

毛泽东风趣地说：“噢，五十而知天命喽！搞出一个大寨来很好。”

这一餐饭吃了大约两个小时。

仅就过程而言，这似乎只是一次普普通通的生日宴会。意义在于毛泽东此时此地邀请了什么人，而不在于席间说了些什么话。

面对中央给予大寨的崇高荣誉，陈永贵在中共山西省第二届代表大会上表示：他希望大寨今后能够做到4个不倒，即：

条件坏难不倒，

成绩大喜不倒，

灾害重吓不倒，

荣誉高夸不倒。

最后，陈永贵说：

我们要牢记毛主席对我们的教导：做出一点成绩不要翘尾巴，做两点不要翘，做三点四点更不要翘，翘尾巴不好，不对。

全场掌声雷动。

毛泽东极少请客吃饭，陈永贵却得到了这份殊荣。

中央指示拍大寨电影

三届人大一次会议结束后，陈永贵向昔阳的干部群众传达了会议情况。他说：“大寨得到了中央和各地代表的表扬，听到党中央号召要全国学大寨，我觉得实在担当不起。”

此后，中央开始加大宣传大寨事迹的力度，并且指示要把大寨的故事拍成一部电影，以便激励全国人民。

据作家马烽后来回忆：

1965年初，“四清”运动还没有结束。过完春节以后，我正准备返回原平继续搞“四清”，接到省委通知，叫我去大寨。

原来是省委主要领导之一的王大任要去大寨，点名让我跟他一块儿去。事实上还不是这么简单，那是华北局书记李雪峰要去大寨，同来的还有河北的省委书记。这样，山西方面的省委领导陶鲁笳、王大任等人就都要陪同前往。

只是当时我还不明白，这事为啥要拉扯上我。路上才弄清楚是怎么回事：1964年，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在北京开会，周总理给了个任务，搞一部反映大寨的电影，要山西方面拿出本子，北影拍摄。陶鲁笳回来后，与其他领导研究决定，叫孙谦写剧本……写电影剧本的任务孙谦倒是接受了，但同时又向省委提出要我和他合作写。理由是：“这是个重大题材，一个人扛不动，需要两个人抬”。

省委领导也就同意了。此事孙谦曾给我透过信，我表示不愿参与。这次省委领导拉上我去大寨参观，看来是非让我参与不行了。既然省委定了，我也就只好服从安排。

1964年内，毛泽东曾在不同场合讲过大寨，但都是讲“农业靠大寨”或“靠大寨精神”。

1965年11月1日，《大寨式农业典型展览》在北京举行。展厅大门前有一醒目的大字横匾，写的是“农业靠大寨”。

“农业学大寨”这个口号作为毛泽东的“最高指示”正式发表出来，时间要晚一两年。

但作为中央的决策，即树立大寨为全国农业战线的学习榜样，号召全国农村学习大寨经验，则在1964年就已经确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