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学习大寨

• 在全国学大寨运动中，从繁华的首都北京，到宽广的大江南北，神州大地到处是一派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
• 盂县县委意识到大寨经验的可贵之处，于1963年，先后组织县、社、队干部和群众8000多人到大寨参观学习，开始认认真真地学习大寨。
• 1965年11月，第一次全国大寨式农业典型展览在首都农业展览馆举办，共展出52个大寨式农业典型。他们是从各地涌现的成千上万个先进单位中选拔出来的。

学大寨运动掀起高潮

1966年8月12日，经毛泽东同意，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提出：

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

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大力号召下，全国迅速掀起农业学大寨高潮。

在全国学大寨运动中，从繁华的首都北京，到宽广的大江南北，神州大地到处是一派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

大寨的事迹和先进经验，在全国农村干部和群众中间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大寨村出了名，来参观的人自然就多了起来。从毛泽东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以后，就有越来越多的人来大寨参观，高峰期竟然达到每天数万人。

这对于一个只有400多人的偏僻的小山村来说，实在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奇迹。

山西省雁北地区灵丘县谢家坪大队的11名干部和党团员，怀着对大寨精神的无限崇敬，在严冬时节决定来大寨。他们不坐火车、汽车，坚持步行了四五百公里路，靠着吃自己带的干粮，千辛万苦地来到他们心中十分向往的大寨。

甘肃省的一支二三百人的参观队伍，怀着火热的革命激情，万里迢迢前来大寨参观。他们每人身上穿着一件没有布面的白板羊皮筒大衣，在脖子上挂着一个用红绸带系着的搪瓷彩盘，彩盘上面印着毛泽东的画像。他们所到之处，赢得人们的热烈掌声。

参观的人来到大寨后，大多数是住几天，各处都看到了就回去了，但也有一些人要在昔阳办学习班。

一些少数民族参观者，来大寨一次十分不易，他们格外珍惜能来大寨的机会，时常在大寨举办学习班，而且办得十分认真。学习班一般每期10天，大寨的干部轮流给他们讲述大寨的事迹。

此外，为了搞好对大寨的报道，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山西日报》、山西人民广播电台、《晋中报》也都在大寨建立长驻记者组，后来电视台记者也慕名来到大寨。

全国涌现出大寨村

山西省盂县与昔阳县相距不远，原来也是太行山区的一个贫困县。

1962年，盂县县委响应晋中地委的号召，在全县开展学大寨运动。由于只注意学习大寨治山治水的具体经验，没有收到明显的成效。

盂县县委通过学习认识到，大寨经验的可贵之处就在于能够以彻底的革命精神，藐视困难，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最后终于赢得胜利。

盂县县委意识到这一点以后，重整旗鼓，1963年，先后组织县、社、队干部和群众8000多人到大寨参观学习，开始认认真真地学习大寨。

在学大寨的过程中，盂县县、社领导干部主动走出办公室，带头下乡蹲点，热心地帮助各村解决实际问题。

盂县的各个村庄也都主动以大寨为榜样，认真寻找自己的不足之处。

有些基层干部说：“这几年思想睡了觉，前进方向不明确了，农村要建成啥样子，眼里缺样板，心里没谱谱。有了大寨，心里有了灯，身上有了劲。”

就这样，盂县学大寨的运动通过自上而下的逐层深入，终于收到令人满意的效果。

这一年，盂县的粮食总产量达到5520万公斤，创造了盂县历史上的最高纪录。

取得成绩后，盂县人并没有因此停止不前。

1963年11月间，盂县召开四级干部大会的时候，特意从大寨把陈永贵请来，让他给全县的干部上课，传授大寨的革命精神。

盂县各级干部都认真倾听，听完陈永贵的发言后，就对照自身找差距。

紧接着，盂县县委又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宣传大寨精神的活动，鼓励大家积极学大寨，投身到建设社会主义的大潮之中。

这一年冬天，全县有170多处坡梁的治理工程动了工，300多个沟壑的打坝垫土工程和成千上万亩造地、整地工程也开始了，几十条大坝奠基了。

盂县还全面推广了大寨精耕细作的经验，普遍采用良种，14万亩玉米有10万亩进行了深刨，每亩粮田施肥量也增加了。

从1963年到1965年年底，短短的两年半时间内，全县55万亩耕地普遍进行了整修，1965年全县的小麦产量比上年翻了一番。

此外，盂县人民在治山治水、农田基本建设等方面还积累了不少新经验，有些工程的质量和难度还超过大寨。

广西壮族自治区平果县榜墟公社一个生产队，生产长期落后，虽然不断得到国家的扶助，却总是无法脱贫，一直靠国家提供返销粮食和拨发救济粮，才能解决温饱问题。

这个生产队共有152人，平均每人有7分田地。这些田地都位于达洪江水利灌溉区内，自然条件并不差。但是，由于人们长期依赖国家救济，缺乏劳动积极性，马马虎虎地种田，很少施肥，因此粮食产量一直很低，农民口粮不能自给，长期依赖国家救济。

上级领导多次来到这个生产队蹲点，帮助他们搞生产。由于没有找到解决困难的办法，只能是缺粮给救济粮，缺钱给救济款和贷款。

春耕生产大忙时，社员出集体工少。队干部就对领导说：“现在困难多，缺乏生产资金，社员缺粮，所以出工的人不多。”

上级连忙发了不少的救济款和贷款，还发了救济粮4800多公斤，平均每户有110多公斤。

上级以为这样一来，社员们就会开始劳动了，却没想到有些人变得更懒惰了。他们说：“做也得吃，不做也得吃，反正不够吃有国家补！”

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不少人不愿出集体工，结果导致部分早稻误过了种植季节，收获时粮食仍是减产，全队需要国家统销和救济粮食6500多公斤。

1964年秋收后，公社党支部开始寻找这个生产队一直贫困的原因，公社党支部书记覃汉祖从该公社第十七生产队的变化中得到启发。

第十七生产队原来也是个十分落后的穷队，社员们的生产积极性普遍不高，存在着严重的依赖国家救济的思想。但是，这个队在上一年春天学习大寨精神以后，全队社员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他们以大寨人为榜样，发奋图强，自力更生，对水田加工加肥，精耕细作，还通过劳动把部分坡地改为水田。结果，这个队的粮食获得了大丰收，很快就改变了贫穷落后面貌。

覃汉祖从第十七生产队的变化中认识到了学大寨的重要性，于是决定在第一生产队开展学大寨活动。

覃汉祖不仅组织该队干部和社员学习大寨人自力更生改变穷困面貌的革命精神，还给他们讲了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大寨之路》等有关文章的主要内容。

没想到这一招还真灵验。第一生产队的社员们听到大寨人改造七沟、八梁和三战狼窝掌的事迹以后，很受教育，他们开始认识到总是依赖国家救济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

一位女社员说：“人家大寨人有两手两脚，我们也有两手两脚，为什么人家能战胜穷山恶水，改变穷山面貌，每年有大批粮食卖给国家，我们生产条件比大寨好，却年年靠国家统销、救济？我看主要原因是我们有依赖思想，缺乏大寨人自力更生的精神！”

有的社员说：“我们穷，主要原因是有‘等吃’思想。只要我们学大寨人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大家团结一心搞好集体生产，就一定能够摘掉缺粮帽子！”

于是，全队人都主动行动起来，为改变全队的落后面貌而努力思考，结果找出了很多改变穷困落后面貌的好办法。

社员们根据本队所有的田都不缺水的有利条件，扩大双季稻种植面积，并改疏植为合理密植，力争稳产高产。

同时，社员们还开沟引水，把过去产量很低的15亩坡地改为梯田。

此外，社员们还自觉克服过去依赖国家贷款买化肥的思想，大积人粪尿，主动为队里的田地施肥。

在全队人的共同努力下，这个生产队很快就摘掉了贫穷落后的帽子，成了受人尊敬的先进集体。

大寨的经验，成为北京郊区许多社队“找差距”的一面镜子。

北京郊区的房山县六渡人民公社，与大寨的自然条件相似。过去，这个公社的社员们看到一些先进单位有水有电，总认为自己条件太差，因此产生了消极的情绪。

在学大寨运动中，六渡人民公社的社员们听说大寨既无电又缺水，全凭艰苦奋斗，最后战胜自然，夺得高产，感到十分振奋，决心以大寨为榜样，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改变山区的落后面貌。

经过一年的努力，六渡人民公社的生产得到很大的发展，很快就摘掉了贫困的帽子。

房山县石楼人民公社，听到大寨大队耕地都是梯田小块，而本公社一马平川，土地连片，条件比大寨好得多，感到增产潜力很大，全公社立即掀起除治玉米钻心虫的热潮。

仅两天时间，石楼人民公社的社员们就一鼓作气在100多万公斤玉米秸中除治了越冬钻心虫，有力地保证了当年的粮食增产。

新疆、内蒙古在学大寨运动中出现了自力更生改造沙荒干旱面貌的大寨式的先进生产单位。

江苏省盐城专区和山东省临沂专区在学习大寨的运动中，涌现出许多自力更生改造低湿盐碱面貌的大寨式先进生产单位。

这些学习大赛的先进单位都有征服自然的大无畏精神，都是靠自力更生取得成就。他们的经验在各地农村推广以后，对于全国各地农村树立战胜困难的信心，加强农业基本建设，推动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

举办大寨式农业典型展览

1965年11月，第一次全国大寨式农业典型展览在首都农业展览馆举办，共展出52个大寨式农业典型。他们是从各地涌现的成千上万个先进单位中选拔出来的。

展出的单位中，有长期艰苦奋斗改变自然面貌的生产大队和人民公社，有充分利用当地自然资源实现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区和县，有在更大范围内实现高产稳产的专区和大城市郊区。

《人民日报》为此还发表社论，社论的题目是《农业靠大寨精神——祝全国大寨式农业典型展览开幕》。

社论指出：

大寨精神的产生，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完全符合时代的要求。因此，当大寨的先进事迹一经传播开去，立即吸引了、鼓舞了千百万群众，一个学大寨、赶大寨、超大寨的群众运动，很快就在各地开展起来。

大寨精神所到之处，人们的思想面貌在变，生产面貌在变，社会风气也在变。各种各样听天由命、不相信人的力量的论调，认为农业增产已经到顶的论调，特别是那种对上依赖，对下恩赐，以为只有依靠国家才能发展生产的论调，越来越没有市场了。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以大寨为榜样，走自力更生的革命道路，已经成为亿万农民的行动准则。

现在，不但每个省、每个专区，而且每个县甚至每个公社，都有了自己的大寨。大寨精神已经成为加速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强大动力。

社论还说：

从总的方面来看，我国农业的底子仍然比较薄，生产水平还不够高，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还不强。我们能不能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改变这样的情况？完全有可能。

我们有几亿农民，他们不但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劳力，而且是用大寨精神武装起来的伟大的革命力量。只要发扬大寨精神，继续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依靠他们的双手，加上国家必要的支援，我们就能够进一步开展农田基本建设，增强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提高农业的技术水平，建设更多的稳产高产农田。

《人民日报》为全国大寨式农业典型展览发表的长篇文章《建设社会主义农业的光辉道路》，重点宣传了大寨和大寨式先进单位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改变贫困面貌的事迹。

文章说：

这次展览，也是一个进行自力更生思想教育的课堂。这次展出的所有先进单位，不论是处在条件较差的山区，还是处在条件较好的平原，凡是面貌变化最大的，生产上升最快的，都是依靠群众，依靠集体，奋发图强，自力更生，长期艰苦奋斗的结果。

为了开展学大寨运动，全国进行过无数次的讨论，社会各界的人们也写过大量的文章，他们在文章中详细地谈论了自己对大寨的认识和学习大寨的体会。

人们谈论最多的，是要学习大寨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

总结学习大寨经验教训

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大寨大队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开发建设山区、改变山区贫困落后面貌的先进典型在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周恩来曾经号召“要学习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

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却把大寨变成在农村推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左倾错误路线的政治工具，搞什么“一批二斗三大干”，“以大批促大干”，“七斗八斗不停步，斗一步进十步，步步斗进一路”等，贻害了全国。

粉碎“四人帮”后，对于怎样看待大寨的问题，众说纷纭，褒贬不一。

1980年6月8日，邓小平在接见大寨党支部书记郭凤莲时，他说：“……大寨本身要和学大寨分开，大寨精神永远没错，还是要提倡的，可是学大寨出毛病了。有的地方学大寨把树砍掉造地，还有把房屋后的自留地都收归集体，老百姓想吃鲜菜吃不到，他要骂娘的。另外大寨也不要费那么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搬山造田了，要因地制宜，能种粮就种粮，能栽树就栽树，我看大寨树少了些。植树造林是保护环境、防止水土流失的好办法。”

为此，1980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第83号文件转发了《中共山西省委关于全省农业学大寨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中共中央做了批语。

中央要求：认真总结一下学大寨和三中全会以来的农业战线上的经验教训，以利于进一步肃清农业战线上“左”倾路线的影响，更好地贯彻执行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制定的各项农村政策。

中共中央的批语第一部分首先评价了大寨、农业学大寨运动和陈永贵的功过及责任。批语写道：

全国各地学大寨的农业先进典型绝大多数在生产上、建设上都是有成绩的、有贡献的。同样，大寨和昔阳县的绝大多数干部和群众，在农业战线上也做出过贡献。周恩来同志所总结的大寨的基本经验以及这些经验在全国的推广，也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文化大革命”以来，在大寨和昔阳推行极“左”路线以及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主要应由陈永贵同志负责。中央希望大寨和昔阳县的干部和群众，在实事求是地批评陈永贵同志的错误，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以后，恢复过去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好作风、好传统，结合自己的实际，切实贯彻执行党在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各项政策。只要振奋精神，和农业战线的其他先进典型取长补短、互相促进，大寨和昔阳就不但能够恢复过去应有的荣誉，而且一定可以取得新的进步，同其他先进典型并驾齐驱，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做出新的贡献。

中央批语指出：

对于先进典型，我们当然要努力从政治上、思想上给以正确的指导，尽可能使其避免失去先进性以至垮台，但是当他们的主观和客观条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以致不再继续成为先进典型的时候，就不应当人为地去“保”。那种把先进典型的经验模式化、绝对化、永恒化的做法，是错误的，有害的。宣传和介绍先进典型，一定要说真话，不要讲假话。那种只让人看几个事先安排好的点，只讲甚至夸大先进一面，隐瞒落后一面的做法，是很错误的。这类误人害己的事，已经很多，今后务必要引为鉴戒。我国农村地域辽阔，各地自然条件、生产情况和耕作习惯千差万别，经济发展水平也很不相同。而且，为要全面地进行农村建设，不仅要发展农业建设，还要发展林、牧、副、渔各业……某一地区的实践证明确实是先进的、有效的经验，在其他地区推广，就不一定是或不一定完全是先进的、有效的。因此，在推广先进经验的时候，必须分析他是在什么情况下产生的，适合于哪些条件，哪些是带有普遍性的东西，哪些是不带普遍性的具体做法，绝对不能生搬硬套，强迫命令，用大寨这样一个典型的经验硬性指导农村所有地区和不同行业的各项工作。

任何先进技术经验或经营管理经验，都必须同当地农民的经济利益联系起来，重视经济效果，在农民自愿接受的基础上，经过试验逐步推广。切不可用一阵风的运动方式一哄而起，更不得乱扣政治帽子，采取行政压制等手段。批语指出，农业建设还是要搞的，但是必须量力而行，坚持自愿互利的原则，讲求实际效果，不搞形式主义。

到此，中国农村长达20多年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彻底结束了。历史的聚光点从陈永贵和大寨身上逐渐转移走了，但是，大寨精神是可歌可泣的，是永放光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