誉满巴黎

1818年，雅科布·贝采里乌斯去法国作休养旅游。

在巴黎，他受到了当时法国化学界一号权威贝托雷的隆重欢迎，接待他的礼仪不亚于款待一国的王公。

贝托雷并非等闲之辈，他曾是已故的拉瓦锡的密友，而且还是拿破仑的知己，是一位深受尊敬的老科学家。然而，他在学术观点上曾有过重大的失误。由于他坚决地反对普罗斯特的组成定律，致使两位同时代的法国化学家展开了旷日持久的争论。

普罗斯特认为，当一种物质同其他任何物质发生反应时，彼此的重量比总保持一定，从而反应所生成的物质组成也总保持一定。而贝托雷认为，未必如此，物质并无一定的组成，而且因其制造方法的不同而发生种种变化，普罗斯特定律只是在特殊的情况下才适用的。

这场引起了学术界极大关注的论战，从1801年开始，一直持续了8年之久。在此期间，无论是批评还是反驳，都是与人为善，和风细雨，即旗帜鲜明地维护真理，又不失学者的风度。这同哲学界的那种雄狮般搏斗式的争辩，只及一点不顾其余的无情批判以及激烈斗争式的人身攻击，恰成鲜明的对比。这场光明正大的君子之战，被后人传为佳话。

最后，由于贝托雷的立论是建立在错误分析结果的基础上，以致在判别化合物和混合物时出现了重大的失误，混淆了两者的界线；而普罗斯特终于获得了8年论战的最后胜利。值得赞许的是，贝托雷虽然在这场世人普遍关注的辩论中败北，他并没失去勇于服从真理的君子风度，在普罗斯特身陷困境时他鼎力相助，进一步表现出他高尚的人格和坦荡的胸怀。

普罗斯特虽然是法国的化学家，但曾经被西班牙国王招聘为萨拉蒙卡和马德里大学的教授，并主办过矿物研究所等，受到了西班牙国王的热心支持。但是，由于法国和西班牙发生了战争，普罗斯特的实验室被法占领军所破坏。在战后，拿破仑皇帝听从了贝托雷的劝告，对他的损失进行了赔偿。从这件事可以看得出贝托雷人格的高尚。

英国著名化学家戴维访问法国时曾会见过贝托雷，他给戴维的印象是：“贝托雷确是一个给人以好感的人。他虽然受到了拿破仑的信任，但是并没有一点架子，亲切、有礼、喜欢听取别人的意见……”

正是这位德高望重的法国化学界的老前辈贝托雷，在他庄园里以王公的礼仪接待了雅科布·贝采里乌斯。那天，在庄园洁净肃穆的大厅里，聚集着法国最优秀的科学家们。其中有：多米尼克·弗朗索瓦·让·阿拉果、让·巴蒂斯特·比奥、皮埃尔·路易·杜隆、米歇尔·欧仁·舍夫勒尔、乔治·居维叶、皮埃尔·西蒙·拉普拉斯、路易·雅克、泰纳、约瑟夫·路易·盖吕萨克、路易·尼古拉·沃克兰、安德烈·马里·安培以及德国自然科学家亚历山大·洪堡德。

雅科布·贝采里乌斯为法国科学家们作了电化学理论方面的报告，引起了听众们的极大兴趣。他发现，法国的听众们对他的电化学理论几乎一无所知，因此，他的报告尽量作得翔实、透彻，并不厌其烦地回答听众们感兴趣的问题，还专门写了一篇法文稿件，向法国学术界介绍他的电化学理论。

在巴黎，贝采里乌斯在一片友好的气氛中，与法国同行进行了广泛的学术交流。他参观晶体理论专家阿玉伊的实验室和矿物收藏室。那里珍藏着自然界最瑰丽的矿物结晶和最珍稀的天然宝石。好客的法国人阿玉伊竟把几块稀有的晶簇赠给北方来的贵宾。

贝采里乌斯还旁听了盖·吕萨克的课，使他受益匪浅。这位法国化学家讲起课来口若悬河，具有惊人的魅力，他把复杂的问题讲得那么通俗易懂，那么生动有趣，听他的课不仅是知识的获取，而且也是艺术的享受和哲学的启迪。

盖·吕萨克也是贝采里乌斯心仪已久，尊崇备至的有声望的法国化学家之一。他与英国著名化学家戴维同龄，比贝采里乌斯长一岁。也许是同时代又同行的缘故吧，他们一见面就产生相识恨晚的兄弟情谊。

盖·吕萨克于1778年12月6日出生在法国维埃纳省的圣利奥纳家，1797年进入巴黎工业大学学习。1800年毕业后做著名化学家贝托雷的助手。1805—1806年，他随德国著名自然科学家洪堡德访问了欧洲许多国家。回国后被聘为巴黎工业学校教授。1808—1832年任索帮内大学物理学教授。从1832年开始，他担任植物园的化学教授，直到1850年5月9日逝世。

盖·吕萨克一生对科学做出很大的贡献。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发现了使他名扬后世的盖·吕萨克定律。这个定律使气体的体积与温度的关系定量化：即一定质量的气体，其体积与绝对温度成正比。

1808年，盖·吕萨克又发现了气体反应体积简比定律。这个定律指出，在恒温恒压下，气体互相间以简单体积比进行反应，并且生成的任何气体均与反应气体的体积成简单整数比。这就是盖·吕萨克的第一定律。这一定律的发现，为分子学说的产生奠定基础。

盖·吕萨克为科学事业勇于献身的精神，在学术界素有很好的口碑。1804年，盖·吕萨克曾进行了两次高空科学探险。第一次是在8月下旬，他和物理学家比奥同乘热气球上升到4000米的高空；第二次是在9月下旬，他独自一人上升到7000米的高空。这是当时热气球探险所达到的最高纪录。这次探险的结果表明，上升越高，气压和温度就越低。他还证实，在所达到的高度上，地球的磁力仍在起作用。此外，还收集了高空的空气，经分析表明，其组成与地面上的空气组成并无二致。由于两次高空探险的勇敢行为，使他博得了“科学界勇士”的美誉。

盖·吕萨克一生涉足的研究领域很多，在各个领域里都留下了杰出的研究成果。在元素无机化学方面，1808年发现了元素硼，1813年与英国化学家戴维同时发现元素碘，1808年最早用化学方法大量制取碱金属钾和钠；在无机物制备及其性质研究方面，1808年制出了氧化钠、过氧化钾并研究了磷酸和铁氧化合物，1810年制出了过氧化钡，1813年制得了氢碘酸、碘酸，1814年制得了氯酸，1816年他区别了两种氮的氧化物，1819年研究了硫代硫酸、连二硫酸、三氯化磷；在有机化学方面，1815年他发现了氰，1829年首次实现了淀粉向糖的转化；在分析化学方面，1809年研究了硫化物测定法，1810年采用氧化铜法分析有机物，1832年首创定法，1835年最早使用氧化还原定法；在化学工业方面，1827年他设计出吸硝塔（被后人称为盖·吕萨克塔），1821年他发现经硼砂处理后的木材的不可燃性，1829年他确立了用碱从锯末中提取草酸的工业流程；在化学研究新方向探索方面，1814、1832年他对同分异构现象进行了开创性的论述，1814年他最早地观察了钾明矾在氨明矾溶液中生长的同晶现象，他对糖中氢、氧的比例进行测定，从而开辟了研究碳水化合物的新方向。

盖·吕萨克不仅是科研领域的一位业绩卓著的化学大师，同时也是以自己的学识积极地为民众造福的社会活动家。他既是一个勇于开创、锐意革新的探索者，同时又是一位稳健而踏实的实践家。

盖·吕萨克的成功与他谦虚好学、同科学界进行广泛交流有密切相关。学术交流活动，使他视野开阔，信息灵通，能把握科学发展的最新动向，能站在科学发展的最前沿，进行高效率的探索性研究。

恰恰在这一点，他与雅科布·贝采里乌斯不谋而合，也是这两位化学家能够坦诚地进行学术交流的一个重要原因。

雅科布·贝采里乌斯除了以他的电化学理论在法国学术界产生了轰动效应外，法国人还对他测定元素原子量工作抱有极大兴趣。其中，有两位科学家的研究工作与贝采里乌斯的原子量测定工作十分接近。他们就是皮埃尔·路易·杜隆和阿列克西斯·德莱斯·柏蒂。

杜隆最初以行医为业，后来这位富有同情心的医生，由于屡屡免收贫困者的医药费，致使营业亏损，不得不停业。此后转而研究物理和化学，并担任托雷的助手。曾在一次研制三氯化氮的实验中，因发生爆炸受伤致残。但他为了科学事业，完全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伤愈后又继续投身于实验中。

柏蒂是法国物理学家，他同杜隆一起测定各种固体元素特别是金属元素的比热，结果发现了一条重要定律，即“固体元素的比热和该元素的原子量的乘积是一个常数，此常数称为原子热容。”

贝采里乌斯得知杜隆和柏蒂的研究工作与原子测定密切相关，便主动地拜访了杜隆先生。

杜隆先生30刚出头，仪表堂堂、温文尔雅，戴一副深黑色的墨镜，行动有些迟缓，不时地用文明棍子点地。

他在书房里接见了贝采里乌斯。宾主的谈话，是从书房中一本法国科学院的刊物开始的，那里边刊登着杜隆、柏蒂的元素原子热容方面的文章，这引起了客人的极大兴趣。

“你们的发现非常重要，”贝采里乌斯说，“可以用来测定原子量哇。”

“那么，用什么方法呢？”

“在一个化合物中，某个元素的原子数目是无法直接测定的。我们只能利用间接的方法，有时利用纯属主观假设的方式。现在，以你们的发现为基础，我们就有可能更容易，更有把握地确定原子的数目。”

“这是对的，”杜隆说，“需要用元素的原子量乘元素的比热，其乘积应该接近6。”

“杜隆先生，我非常希望马上就能进行这样的计算。可是有些元素的比热还不知道哇，这得通过实验来测定。”

“实验嘛！”杜隆沉默了，好像想起了一件伤心的往事，“贝采里乌斯先生，也许您还不知道，我的一双眼睛完全失明了！”

“是吗？真对不起，我一点儿也不知道。”贝采里乌斯闻听此言感到又惊异又难过。

“8年前，在那场实验事故中……”于是杜隆讲述了8年前在研制三氯化氮时发生的可怕的爆炸情景。在那次爆炸中，他右手的两个手指被炸掉了，一双眼睛也失明了。从此，要想做实验，就一刻也离不开助手了。

“啊，是这样！”贝采里乌斯满怀同情地自言自语。忽然一个想法涌上心头，说道：“杜隆先生，让我暂时做你的助手怎么样？”

“我，一个化学界的无名小辈，让一个我一向景仰的驰名欧洲的著名化学家，给我当助手？贝采里乌斯先生，这我怎么敢当呢？”

“助手一词不要也罢，我同您合作总算可以了吧？”贝采里乌斯说，“不过，测比热实验我没搞过，还得在您指导下进行实验工作。”

两位化学家就这样商定了共同合作项目：由贝采里乌斯做测定元素比热的实验，然后和杜隆一起讨论实验结果。经过一段密切合作，两位研究家修正了氢、氮、氧的原子量，使之更臻于准确，并测定了氧气和二氧化碳的密度。

在访问法国期间，贝采里乌斯到处受到隆重欢迎，开展了学术交流与合作，也结交了不少学术界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