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极而衰

盛极而衰

在顺天乡试时，乾隆特派亲近大臣严密搜检，甚至连考生的内衣、下体也不放过。结果，头场考试就交白卷的有六十八人，没有答完考卷的三百二十九人，文不对题的有二百七十六人；第二场考试时，因考生看到检查非常严，到点名之前就悄悄溜走的就有两千八百人。

鉴于此事，乾隆感叹道：“人心士风，日益堕坏，还哪里渴望人才的兴起呀，成为国家寄予厚望的人又到哪里去找呢？”

为重申科场考试之重要，乾隆下令地方考试监试各官：“尽心严查，务使作弊之人不得漏网。”声称如果发现科场有假、有抄，必将监临提调等官，从重议处，并将考生的老师加以处分等等。要整顿吏治，就要加强对官吏的考核。

宽仁导致官场积弊

随着太平盛世的发展，宽久必懈，宽久尤危，善政过度了也会出现副作用。许多官员贪图安逸，日渐懈怠，甚至为了一己私利，贿赂朝廷大员。于是，官场积弊日渐增多，盛世之下，危机渐伏。失去严厉约束的官吏甚至违法乱纪，贪污受贿成风。

乾隆元年三月，江西巡抚常安因母亲去世而回京办丧事，当他耀武扬威地带领家人走到山东段运河仲家浅闸时，被闸门挡住了去路。当时正值禁运时间，而常安的家人无理取闹，违制开闸，并痛打闸夫，事情由河东河道总督白钟山报呈了乾隆。

乾隆对朝中官员借宽风而屡屡犯错的各种行为也早有惩戒之心，所以，他马上抓住常安事件，下令对常安从严治罪。最后，常安被革职并发往北路军营监运粮饷，其家人被枷号鞭责。

乾隆二年，山西学政喀尔钦在布政使萨哈谅支持下贿卖文武生员一案被揭露。乾隆为之震惊，他说：“没有想到竟然有山西布政使萨哈谅、学政喀尔钦，罪行昭然若揭，赃物堆积如山。实在使我意想不到一个省尚且如此，其他的省可想而知了。”

乾隆六年三月，在仅仅一个月之间，朝廷中就发现了四起贪污案件。三月初七，山西巡抚喀尔吉善参劾山西布政使萨哈谅：“收受他人钱粮，作威作福，伪造国家公文，纵容家人为非作歹，淫乐所辖地区百姓，贪赃枉法，肆意克扣国家下拨的各种钱财。”

第二天，喀尔吉善又参劾山西学政喀尔钦：“接受当地各级官员的贿赂，罪证一目了然，并买有夫之妇为妾，声名狼藉。”

同样是在三月，左都御史刘吴龙又揭发浙江巡抚卢焯在处理嘉兴府桐乡县汪姓分家案件时，贪赃枉法，受贿银五万两，该知府杨景震受贿三万两。

乾隆闻讯大怒，下令严查此两案，并严惩萨哈谅和喀尔钦。由于这两个案件给乾隆的震动非常大，他说：“我父皇整饬风俗、澄清吏治有十多年了，才做到国家吏治的澄清。现在不过几年时间，就又有如此贪污腐败的事情发生，你们这些做臣子的，既不知道感激我的恩惠，又不知道遵守国法，你们将使我父皇旋转乾坤的苦衷由此而废弛，每次想到这里，我实在是寒心啊。”

因而乾隆怒斥两个贪官说：“我即位以来，信任大臣，体恤各级官吏，且增加俸禄，厚给养廉，恩施优厚，以为天下臣工，一定会感激奋勉，尽心尽职，肯定不会出现贪污腐败、违反国家法度的大臣，谁想却是这个样子，难道你们把我看成是无能而可欺的皇帝吗？”

乾隆不仅处死了两个贪官，连参劾他们的山西巡抚喀尔吉善也交刑部严察议处，讨论处理方案。乾隆之所以这样做，原因在于喀尔吉善的参劾是马后炮，而皇帝派人调查出这个问题是在他之前，也就是说喀尔吉善是被动参劾的。乾隆为此警告各省总督、巡抚力戒此弊，否则必以法示人。

借此机会，乾隆又连下谕旨，列举山西地方官员官官相护、贪赃枉法、苛索民财的种种行为，责令他们痛改前非。同时指出：如果不改悔，一定将大小官员从重治罪，绝不宽恕。在乾隆的严厉整顿之下，山西巡抚喀尔吉善又上疏参劾贪赃枉法的山西省知州、知府等五人，乾隆都无一例外地给予了惩处。

然而，在这两起案件发生之后没过几天，左都御史刘吴龙又上疏参劾浙江巡抚卢焯。参奏中说卢焯一次就收贿银五万两。卢焯一案刚发数天，兵部尚书鄂善受贿案又发。在处理卢焯之后，乾隆亲自审理鄂善一案。

鄂善属朝中一品大员，乾隆在落实了他受贿之事后，垂泪令其自尽，自此开了乾隆朝诛杀一品大臣之例。乾隆之所以伤心，在于鄂善这般为自己所倚重的臣子竟公然受贿，这使他深感自己的从宽施政之不妥。

因而，乾隆叹息道：“我为这件事情，数日以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深自痛责。以为不如父皇之仁育义正，能使臣工兢兢业业奉法，自不致身陷重辟。水弱之病，是我自己造成的。如果再不明彰国法，则人心风俗，将败坏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又说，“宽纵这些人到这样的地步，何以统治臣工而昭显国家法度呢？”

到了九月，总督那苏图参奏：姜邵湘管理荆关税务，肆志贪饕，横征暴敛，以满足自己的私欲。荆关税课每年还有余银三万余两，姜邵湘年侵吞差不多一半。接着，又发生了浙江巡抚常安贪污案、四川学政朱荃贿卖生童案等等。

乾隆在震怒之下，下旨严惩涉案官员。乾隆经过几年的政治实践，发现以前自己的“宽则得众”等理论并未能建立一种理想化的政治形势，而且，“宽”的实施竟导致了吏治的一步步腐化和专制皇权权力的分散。在对初期政事的反思中，乾隆曾这样表达自己的苦衷：

作为君主，以一人立于万民之上，宗社的安危、民生的休戚都系于一身。崇尚宽大，就会开启废弛的大门；稍事振作，就可以助长苛刻的风气；言路不开，就会耳目壅蔽；想要达到耳聪目明，那是无稽之言，勿询之谋，弛鹜并进，不但不足以集思广益，而且足以混淆是非。

即以情理分析事情，议论的人都说这个君主不喜欢听取群众的意见，不能容纳其他的意见，遍观史册，比比皆是……即此一端，为君之难，就可知道了。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乾隆已萌生了找寻其他施政方法的政治意图。回顾数年统治实践和官场出现的贪风情况，乾隆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意识，他对群臣说：“看看现在，让当官的人以忠厚正直为其心，泯灭追求身价利禄的念头，是很难的啊；让文人学士以道德文章为重，而侥幸求取功名的意图不萌发，是很难的啊；让小民家家富足，民心趋于淳朴和端良，也是很难的啊；让兵士都骁勇善战，使之死心塌地地为朝廷尽忠效力，同样是不容易的啊。”

面前的种种隐忧使乾隆无法乐观。乾隆七年，乾隆采取一种姿态，为让群臣共勉，他专门下谕，表达自己对前途的忧虑之深。深虑才有熟思，熟思才有对策，才有励精图治。紧接着，乾隆从幼时读书明理和登基之后所虑之事，来居安思危地告诫群臣前途不甚光明，必须尽力而为，才可保长久大业，他说：

我小时候读诗书，颇懂得一点治理之道，即位以来，经常思虑天下太平富足的道理。八旗生活即使是不足的，然而八旗相对于天下百姓的生活而言就算小的事情了。

现在天下百姓仍然有许多生活在困苦中，我们必须及时筹划让他们的生活逐渐好起来，如果我等君臣现在不及时筹划，又将等到什么时候呢？

岁月如梭，我们这一代人不做好这件事情，那我们的后代就会笑话我们的平庸？你们这些大臣都大我几岁，分析问题应该比我深刻，因此你们要互相警惕，考虑问题要长远，这样才能把我们眼前的问题完整全面地解决好。

于是，乾隆逐渐采用了“裁抑官僚，讲究效益”这一措施。乾隆七年，出现了御史仲永檀泄漏机密案。乾隆八年，谢济世参劾田文镜且因著述诸事引起皇上反感而获罪，因这一案件，湖南全省高级官员全部被革职，其中有巡抚及湖广总督等人。

乾隆九年，乾隆考虑到科举关系到官僚队伍的素质问题，因此下令严格考场纪律。在顺天乡试时，乾隆特派亲近大臣严密搜检，甚至连考生的内衣、下体也不放过。结果，头场考试就交白卷的有六十八人，没有答完考卷的三百二十九人，文不对题的有二百七十六人；第二场考试时，因考生看到检查非常严，到点名之前就悄悄溜走的就有两千八百人。

鉴于此事，乾隆感叹道：“人心士风，日益堕坏，还哪里渴望人才的兴起呀，成为国家寄予厚望的人又到哪里去找呢？”

为重申科场考试之重要，乾隆下令地方考试监试各官：“尽心严查，务使作弊之人不得漏网。”声称如果发现科场有假、有抄，必将监临提调等官，从重议处，并将考生的老师加以处分等等。要整顿吏治，就要加强对官吏的考核。

乾隆前期，对官吏的考核还是比较认真的，不少地方官因考核不及格或罢或降或休致。乾隆十年的全国大计中，被劾为不谨、疲软、才力不及、浮躁、年老、有疾官共计一百八十人。其中不谨官四十三人，疲软官十七人，才力不及官三十五人，浮躁官十三人，年老官四十人，有疾官三十二人。

一次大计，有这么多官员不及格，说明考核并非徒具形式。乾隆整顿吏治并没有一味地采取镇压的态势，他认为必须从源头抓起，即从制定制度开始，让官员有所束缚，这样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官员的腐败。

同时，乾隆还提倡教化的功能，经常给予官员一定的教育，让他们知道贪污腐败的后果。此外，就是加大执行力度，对罪大恶极的贪官，他也毫不手软，坚决惩处。乾隆凭借这种高压和抚慰双管齐下的措施，有效地遏制了清中期官场风气一度恶化的形势。

乾隆的软硬兼施的治贪办法虽然在短期内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君主专制本身的局限性，皇帝以一人之力无法兼顾群臣，所以，官场中贪污腐败、营私舞弊等弊端并未销声匿迹，而是不断累积，渐有危及皇权之势。

面对日益增多的贪污案件，乾隆意识到，对贪污犯采取罚没赃款、减少俸禄等办法不足以达到惩罚的目的，于是决定加重惩治。他说：“近年来，贪赃枉法的越来越多，而对这些人的处罚只是降降级，减少俸禄，结果虽然受到了处罚，但这些人仍然能中饱私囊，惩罚太轻，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为此，乾隆下令将乾隆元年以来的重大贪污犯陆续发往边疆军营充当苦力，以提醒将来想当贪官的人不要重蹈覆辙，此后贪污犯都照这个命令办理。

乾隆十一年，由于各地抗粮闹赈事件激增，乾隆认为“民风日刁”，训责官僚“以此懈怠废弛，盗风何由宁息”，于是加强了对闹事的恶民的镇压，并把安徽省自乾隆元年以来任臬司者均交部察议。

同年内，为了整顿日益废弛的官场和军队，乾隆命亲近大臣讷亲南下巡视。这一年，乾隆发现各省亏空现象增多，他认为这都是因自己办理政事往往待人以宽，而使得下面官吏放纵松弛而不受约束。

在七月间，乾隆发现山东沂州营都司姜兴汉、奉天锦州府知府金文淳在百日丧期内我行我素，照剃不误。乾隆猜想：“他们大概是以为满族和汉族各有习俗吧。”对此，乾隆大发雷霆，声言丧期内剃头按“祖制”立即处斩。

到了后来，由于乾隆发现违制剃头者大有人在，遂决心抓住不放，狠狠地整饬一些不如意的官员。其实，早在雍正皇帝丧葬时，就有许多官员并没有遵照习惯，丧期内即已剃发，但乾隆当时正在鼓吹“宽仁施政”，并没有追究他们的责任。

可是这一次，乾隆可谓龙颜大怒了。这与他当时恶劣的情绪有直接的联系，因而在烦恼焦躁中采取了过分严厉的惩罚措施。为了惩罚不法官吏，乾隆严惩常安，意图“惩一儆百”，整顿渐已松弛的官风吏治。

乾隆十二年，乾隆又降旨修改惩治贪污的法律。原法律规定，贪污官吏要等到秋审时确定罪责，此间大多数人都是上下打点替自己减轻罪责，所以到了该判决的时候，他们大多不至于被判处死刑。

乾隆命令九卿于秋审时，根据原来的罪责判处，不许加入人情的因素；如果有，则待将贪官判决后，再追究人情方面的责任，从重惩处。乾隆对贪污案的处理虽较以往严厉，但乾隆一朝的贪污案，仍层出不穷。

乾隆二十二年发生了三起贪污案：一是深受皇恩、为帝赏识的一品封疆大吏、满洲官员恒文贪污纳贿案，二是满门高官重相的山西巡抚蒋洲贪赃案，三是包庇贪官的湖南巡抚蒋炳和九卿一案。

于是，乾隆采取了“严饬科道，清明官场”的措施，将尚书、侍郎、给事中、御史等六十八名政府官员分别处以革职留任、降级留任、销级等处分。

乾隆二十二年四月，云南巡抚郭一裕参奏云贵总督恒文让属员买金铸造用于进贡的金手炉，但却少给商家银子，借机牟利，并且还纵容家人收受属员门礼。

乾隆听说这件事情后，开始并不相信恒文这等受他重用，又有思想觉悟的满族大臣会做出这种事情，虽然马上派了刑部尚书刘统勋去调查此事，但为防万一，还是要求他保密行事。

此外，乾隆之所以没有像乾隆元年处理贪吏萨哈谅、喀尔钦那样在审理恒文案之前即将其定罪革职，原因在于他不相信恒文会有其事。首先从民族情感上来说，乾隆为政期间一直对满官极有好感，认为他们不会像汉官那样做出负恩之举；而另一重要原因就是因为这个恒文有过人的才干。

恒文，满洲正黄旗人，起初只是雍正时期的一个小小生员，此后连续四次升迁，不到十年的时间就成为贵州布政使、清廷的二品大员。乾隆十二年，在清军征金川时，恒文因献良计被乾隆调任直隶布政使。乾隆十六年，乾隆嘉其能治事，又升任他为湖北巡抚。

恒文在任期间又在采矿、水利和粮仓储备问题上提出过很多较好的建议，于是到乾隆二十一年，又接受皇恩，擢为一品大吏云贵总督。他在任职总督期间，还弹劾了贵州粮道沈迁的贪污行为，因而深为乾隆所赏识。

鉴于这些功绩，乾隆一向认为他确实是一个好大臣，所以在有人奏恒文贪污时，乾隆自然不相信了。然而，事实终归是事实，经过刘统勋的深入调查，郭一裕所弹劾的恒文的各种贪污的事情，确凿无误。

乾隆听到奏报后既失望又生气，恒文这回勒派属员、短价购买金子，原意在于既能减少一些开支，又能为皇上贡献最好的物品，是为了皇上而违纪。

这种情景，使乾隆并不好受。他在谕旨中说：“我本来就曾多次降旨，禁止群臣上贡进献，而恒文竟为进献金手炉而勒派属员，短价购买，以图余利，实在罪不可逃。我之所以惩罚他，也是不得已的决定。”

乾隆二十二年九月，乾隆忍痛下谕，勒令恒文自尽。他在谕旨中说：“恒文深负皇恩，如果有意将他的惩罚减轻，那日后还如何能够整顿吏治！”

不久，乾隆又以地方官行贿于恒文，毫不为过，而将恒文下狱终身监禁，将贵州玉屏县知县等十四位州县官员普降一级留任，其他涉及此案的三十八个官员均受到一定的惩罚。

恒文原本企图贡献珍品取悦乾隆，而乾隆却毫不留情，把他从一个飞黄腾达的治政能臣，变为声名狼藉的阶下囚，落得个人财两空。看来，乾隆对这些贪赃横行的大臣是舍得下狠心惩罚的，哪怕他以前功勋卓著、名望很高。而与恒文同年发生的蒋洲贪污案，更让乾隆意想不到，也更让他下大决心要痛惩贪官、革除劣员。

蒋洲的父亲蒋廷锡是云贵总督蒋陈锡的弟弟，工诗善画，在康熙朝时官至内阁学士；到了雍正朝，蒋廷锡又深受雍正皇帝赏识。六年时间内，由内阁学士升至礼部侍郎，后升为户部尚书，兼领兵部尚书，又拜文华殿大学士，兼领户部，并受恩得到一等阿达哈哈番世职。

蒋洲的哥哥蒋溥，在乾隆年间历任湖南巡抚、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后升至大学士、军机大臣等要职，身任重职近三十年，还颇有政绩。

像蒋洲这样世代出身于书香门第、一家之中拜二相的朝中二品巡抚，竟侵吞帑银、勒索民财、收受贿银，真是不可思议；况且蒋洲的父兄都是科甲出身的大学士，他本应律己正身以报效皇恩。可是他竟丧失廉耻，见利忘义，贪污数量达到数万两，怎能不让乾隆惊骇愕然呢？

乾隆又派自己比较信任的大臣刘统勋去审理蒋洲一案，由于案情的不断发展，此案牵连到山西省的巡抚、按察使、知府、知州、守备等不少州官、县官。山西吏治之腐败使乾隆深为震怒，他叹道：

山西一省，巡抚藩臬朋比为奸，毫无顾忌，吏治之坏，达到了这样糟糕的地步了，我将怎么相信其他的人，又怎么来用其他的人。地方官营私舞弊，自从我父皇整顿以来，基本已经肃清官场腐败现象，但是我没有想到这两年出了杨灏、恒文等案件，还多次发现其他一些案子，但那些案件都比不上蒋洲这一个案件，如果不加大惩处的力度，国家法律将不复存在！我实在是气愤已极！

乾隆二十二年十一月，蒋洲被绑赴法场，成了刀下亡魂，而由此被追查出的山西贪官污吏也均被严厉惩处。封建制度依靠庞大的官僚机构进行统治，而官场又总是伴着彼此倾轧、贪污腐败、营私舞弊、效率低下等不可克服的弊端，它威胁着独尊的皇权，也威胁着国家的长治久安，当这些弊端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必须给其以震慑和调整，才不至于动摇统治基础。

乾隆在悲痛之余，仍很清醒地采取了严厉的措施，并坚决付诸实施，这足以收到冲刷官场积弊的效果。然而古往今来，封建专制是吏治腐败的温床，贪官杀而不绝；只要专制存在，贪污受贿的官员就会像离离草原上的野草一样年年枯荣而又年年复生。所以说官场贪风自古有之，敢以身试法的人也大有人在。

乾隆四十七年，时任浙江巡抚的王亶望在甘肃任内贪污赈灾粮案发，牵连官吏六十多人，王亶望等二十二人被诛，涉案的陕甘总督勒尔谨自尽。查办此案的闽浙总督陈辉祖在抄家过程中以金换银，将王亶望的赃物据为己有，乾隆命阿桂前往查询。

陈辉祖曾奏称：自王亶望家抄出的金子成色不足，他已与布政使商量以金换银，再解京师。然而，在当时，王亶望的四千七百余两黄金可换九万余两白银，陈辉祖解交户部的却只有七万三千五百两，还包括王亶望家的两三万两。这样一来，有四五万两白银没有下落。乾隆看准了这一点，命阿桂严查。

陈辉祖的贪污大案大白于天下后，乾隆发现浙江省的钱粮亏空额已达一百二十万两。为此，他限令浙江省的各级官吏，于一年之内将亏空全部补齐。然而，吏治的全面腐败，早已成贪风越来越盛的态势。四五年后，全省的亏空额不但没能补齐，反而增加了。

虽然乾隆诛戮了一批巨贪大蠹，并且不少是总督、巡抚等高级官员，但官场的贪污腐败之风仍然愈演愈烈。这些大案要案均属事情败露不可掩盖，其余得到风声、弥缝无迹的贪污案件更是数不胜数。贪污是封建专制制度下必然出现的积弊，因为贪官们只要掩住皇帝的耳目就行了，所以贪污横行，到最后皇帝发现了，却已经牵扯太多，根本没法处理了。

乾隆看到了官场积弊，并对贪官污吏严加惩处，然而，到乾隆后期，贪污之风已经盛行，乾隆的惩处措施并没有能从根本上改变吏治，这些都为乾隆统治后期国力的衰败埋下了祸害的种子。

内部矛盾相对缓和

乾隆刚刚即位，就有个叫孙国玺的左都御史奏请将悬挂在京师菜市口的汪景祺等六名犯人的头颅“掣杆掩埋”，理由讲得很委婉，说是“京师为首善之区，菜市口又京师之达道，列树枯骨于中途，不惟有碍观瞻，且不便服贾之辐辏”。

这里提到的汪景祺是何许人也？为什么他的头颅长期高高悬挂在南城闹市的杆子上呢？汪景祺是雍正朝第一个以文字之故被杀的人。究其原因，是他党附年羹尧。雍正力矫朋党之弊，就拿他开了刀。

汪景祺，号星堂，少年轻狂，尔后潦倒文场数十年，康熙五十二年才考取了个举人的功名，故而心中燥热，急于速化。雍正二年，他离京前往陕西布政使胡期恒处“打秋风”。

胡期恒是年羹尧死党，年羹尧时任川陕总督，佩抚远大将军印，圣眷正隆，权势炙手可热。汪景祺借胡期恒这层关系，上书年羹尧自荐。为得到年的青睐，他在信中极尽阿谀谄媚之能事，说历代名将郭子仪、裴度、韩铸、范仲淹比起年大将军，“不啻荧光之于日月，勺水之于沧溟”。

在这封自荐信快煞尾时，汪景祺肉麻地说：“不能瞻仰‘宇宙第一伟人’大将军金面的话，则此身虚生于人间了。”

年羹尧看了，心里很受用。就这样，汪景祺成了年的入幕之宾。不料年羹尧好运不长，从雍正三年起，雍正就开始究治年及年党，理由是年恃宠而骄，擅作威福，植党营私。当年九月，雍正命将年羹尧从杭州将军任上解京治罪。

在查抄年寓时，发现了汪景祺所写的《读书堂西征随笔》。雍正阅后，恨得咬牙切齿，挥笔在该书封面上批写：“悖谬狂乱，至于此极！惜见此之晚，留以待他日，弗使此种得漏网也。”

果然，当年十二月，刚处决了年羹尧，便把“此种”汪景祺照大不敬律立斩枭示。“大不敬”，系《大清律例》中所谓“常赦所不原”的“十恶”重罪之一，汪景祺为什么坐以“大不敬”呢？

罗列的汪景祺的罪款：《读书堂西征随笔》中诗句“皇帝挥毫不值钱”意在讥刺圣祖康熙皇帝，该书还载有讥诽康熙皇帝的尊谥不应称“圣祖”；非议雍正的年号用“正”字，有“一止之象”等内容；其《功臣不可为》一文责备人主猜忌，以檀道济、萧懿比年羹尧。

雍正心里很清楚，汪景祺如果仅止吹捧党附年羹尧，自然罪不至死。所以不惜从他的《读书堂西征随笔》中罗织出诽谤先帝、本朝的罪状，再加上“大不敬”的吓人罪名，然后堂堂正正地置之重典。“大不敬”罪刑罚极重，不只立斩，还要“枭示”。

“枭示”，亦称“枭首”，即砍下人头，悬杆示众，多用于犯强盗罪者，其他恶逆重犯也有用枭首刑的，汪景祺即属此例。按照雍正特旨，汪景祺的头颅要长期悬挂在宣武门外最热闹的菜市口。那里既是刑场，又是大道通衢，南来北往的人，特别是那些南边来的汉族士大夫和普通读书人见了，怎能不触目惊心呢？

经过十年风吹雨打，烈日暴晒，汪景祺等人的头颅皮肉和发辫早已剥离殆尽，只剩下白森森的几颗骷髅在凄风苦雨中晃荡。乾隆对此早有所闻，但父皇尸骨未寒，自不宜主动采取纠正前朝弊政的声势过大的举动。如今既有大臣从有碍观瞻着眼，奏请将汪景祺等人首级掣杆掩埋，所以立即降旨命“照所奏行”。接着，又命赦免了被发遣边外的汪景祺及查嗣庭的亲属。

当然，这一连串的举措对遏制雍正朝文字狱泛滥的趋势充其量不过是治标而已，但无异于向天下臣民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朝中有人开始考虑通过健全法制的途径，从根本上杜绝清初以来持续发生的以文字罪人的悲剧重演，他就是上海籍监察御史曹一士。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曹一士经过深思熟虑，字斟句酌地草成《奏陈清查比附妖言之狱并禁挟仇诬告之事折》进呈乾隆皇帝。折中首先回顾了康熙晚年，特别是雍正即位以来文祸肆虐带来的严重危害：“比年以来，闾巷细人不识两朝所以诛殛大憝之故，往往挟睚眦之怨，借影响之词，攻讦私书，指摘字句，有司见事生风，多方穷鞫，或至波累师生，株连亲族，破家亡命”，其结果，“使天下告讦不休，士子以文为戒”，影响统治秩序的稳定。

曹一士最后建议皇帝下旨命各省总督、巡抚全面检查以前是否有此类狱案，条列上请，以俟明旨钦定甄别；今后凡有检举诗文书札悖逆讥刺者，审无确凿形迹，即以所告本人之罪，依律反坐。

乾隆十分慎重，将曹一士奏折发交刑部讨论上奏。刑部也很慎重，三个月后，才拿出“应如所奏”的最后意见。他们又补充了一条极关重要的建议：“承审各官有率行比附成狱者，以故入人罪论。”

乾隆立即予以批准实行。什么叫“反坐”？“坐”，就是加以某项罪名的意思。“反坐”，简言之，即以某人控告他人的罪名，反加之某人。清律规定，凡故意捏造事实，向官府控告他人，使无罪之人被判有罪，罪轻之人被判重罪，告人者要按诬告他人的罪名，受到相应甚至加重的刑罚，称“诬告反坐”。

曹一士这里说的是，如有人挑剔别人文字作品的瑕疵诬告其“悖逆”，而审无“确凿形迹”的话，就“反坐”诬告者以“悖逆”之罪，凌迟处死，亲属缘坐。诬告仇家，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在专制时代，气候适宜时，最省事最易得手的伎俩就是对诗词书札吹毛求疵、鸡蛋里挑骨头，因为对文字字面意思的解释，最易颠倒黑白，上下其手。雍正年间翰林院庶吉士徐骏写了两句诗：“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被人告发，说他“思念明朝，出语诋毁，大逆不道”，经刑部审讯，雍正批准，把徐骏杀掉了。

“明月”“清风”，哪一个文人不曾吟诵过？徐骏却为此招来杀身之祸。这可怎么得了！看来只有望月结舌，临风缄口了。曹一士奏折的锋芒所向，就是像徐骏案中这类专以文字罗织他人死罪的恶棍，只要“反坐”一个，跃跃欲试者可能都会闻风丧胆。

什么叫“故入人罪”？即法官故意将无罪判为有罪，将轻罪判为重罪。清律规定，承审官“出入人罪”，凡不意误犯，处罚较轻；凡知而故犯，则要受到重惩。曹一士提出“反坐”，意在遏制起自民间的文祸的萌生；而刑部覆奏又在文祸既生之后，从承审文字之狱的官府方面，责成其慎重甄别，将其消弭，否则就要冒丢掉乌纱的危险。

随后在《大清律例》中增加了以下一条专门针对“以文字罪人”这种违法行为的治罪法条：有举首诗文书札悖逆者，除显有逆迹，仍照律拟罪外，若只字句失检，涉于疑似，并无确实悖逆形迹者，将举首之人，即以所诬之罪，依律反坐，至死罪者，分别已决、未决，照例办理。承审官不行详察辄波累株连者，该督抚科道查出题参，将承审官照故入人罪律交部议处。

严格来讲，《大清律例》并无“以文字罪人”的法律根据，清朝皇帝也从来不肯承认自己以文字罪人；相反，《大清律例》却明确载有将“以文字罪人”定为犯罪行为并加以惩治的条例，那就是上述乾隆元年由御史曹一士倡议、刑部遵旨覆奏、乾隆皇帝批准，最后在修订律例时加载于《大清律例》的重要律条。

既然如此，清朝，特别是康、雍、乾三帝在位的一百多年间，何以制造了那么多的文字狱呢？问题就发生在究竟如何界定“形迹”或“实迹”的内涵和外延。

曹一士以及制定上述乾隆元年法条的刑部大臣们从无数摧残人性、扼杀思想的血淋淋的文字狱案中模模糊糊地感觉到了不能光凭诗词书札的字句定罪。曹一士强调必须有“确凿形迹”，《大清律例》中上述律例也强调“确实悖逆形迹”为最后定案的根据。这样来界定“形迹”一词，可谓抓住了文字狱案如何定罪的要害；这样来界定“形迹”一词，和今天法律意义上“行为”这一概念十分接近。

雍正皇帝和中年以后的乾隆皇帝都堪称搞文字狱的专家，他们总是指斥犯罪者有“种种叛逆实迹”，他们所说的“实迹”是不是我们今天所讲的“行为”呢？请看雍正朝著名的查嗣庭案。

雍正说：“查嗣庭的罪，并不是因为他去江西典试时出的试题有毛病，如果这样做，别人会说查嗣庭出于无心，‘因文字获罪’我之所以杀查嗣庭，是因为他有‘种种实迹’。”

“种种实迹”原来是抄查嗣庭家时发现的两本日记，在那里面记下了查嗣庭对已去世的康熙皇帝的种种不满，和对雍正初政的一些微词。查嗣庭对自己所写的日记隐秘之至，从来没有明示于他人。

如果不是雍正抄了他的家，可能谁也不知道他有这样一本日记，因此，不能把他定性为反清的宣传煽动罪，然这是今天的认识。这桩著名的文字狱很有典型性，它表明以雍正为代表的清朝皇帝的逻辑很简捷：凡是讥讽皇帝、诋毁清朝，不管你有没有宣传煽动的行为，都要视为“谋叛大逆”的“实迹”，罪名定得十分可怕。

清代文字狱特别多，与对“实迹”做如此强词夺理的解释，随意扩大其外延，实在有很大关系。这样看来，至少在雍乾之际，统治集团上层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对“实迹”或“形迹”的解释，与雍正皇帝有所不同。

那个摇头晃脑、吟风诵月的倒霉的徐骏，如果在乾隆初年被人举发，承审官就很有可能依法审查一下他究竟有没有确凿的反清形迹，当然更有可能的是，没人敢以身试法，举发他“大逆不道”，清代文字狱史上也就见不到这个案子了。

曹一士等人强调文字狱案应以“确凿形迹”定罪的认识十分可贵。专制时代文字狱林林总总，不暇细分，其最本质的共同特征则是不以作者的行为方式作为主要罪证，而仅仅从作品的文字推求作者的思想倾向将其置之以法。

这里面固然有对字面意思加以歪曲荒唐解释的，甚至有本意在奉承人主而糊里糊涂得罪的，但也有相当数量的文字狱不能说作为罪证的文字作品没有反对以至诋毁国君及朝政的意味。

这后一种情况最难讲清楚，你说我是善意批评，当政者非说你是恶毒攻击。专制时代，皇帝“口含天宪”，你纵有一百张嘴也辩不清，很可能不让你说话就把你杀了。

曹一士等人竟朦朦胧胧地感觉到此中的真谛，实在难能可贵。然而非常遗憾的是，他们的认识并不彻底，所拟的相应法条也存在自相抵触之处，给日后乾隆及其子孙，还有那些专门揣摩皇帝风旨的伶俐官员们开了践踏法制的后门。

反对“以文字罪人”旗帜最鲜明的曹一士竟认为康熙、雍正“两朝诛殛大憝”的戴名世《南山集》案和查嗣庭日记案这样再明显不过的文字狱倒是神圣而不可非议的。

他特别声明，他的反对以文字罪人并不包括“圣祖”和“世宗”发动的这两个特殊的大狱；乾隆元年新定律例尽管反对以文字定罪，但又预留下什么“有举首诗文书札悖逆者，除显有逆迹，仍照律拟罪外”之类可供专制帝王曲法玩法的含糊之词。

这样一来，又把什么是“实迹”的最后解释权拱手交给了专制皇帝。所以说到底，当时包括曹一士这样勇敢的有识之士在内，谁也不敢也不能期望通过法制手段约束最高统治者制造文字狱的手脚。

如果乾隆和他的子孙认为政治上确有制造文字狱的强烈需要的话，他仍然可以放手大干起来。当然，乾隆元年新帝即位伊始，他真诚地不想这么做。

在乾隆初政的十几年间，能够称得上文字狱的大概就只有谢济世私注经书案一件。谢济世在雍正朝因为私注《大学》，“心怀怨望”，险些丢了脑袋。朝代更迭，物换星移，他的积习却难以改变，仍旧在那里注经，仍旧不用程、朱的注释。

乾隆对此早有不满，到乾隆六年终于感到不宜再宽容下去了，于是亲自揭发了这件事，下令查办。但他与雍正不同，没有说谢济世有政治问题，只说他“迂”。至于说他的居官操守，乾隆说：“朕可保其无他也。”

从乾隆对谢济世的批评来看，保全的意思是十分明显的。在最后结案时，乾隆特向天下臣民郑重表示：“朕从不以语言文字罪人。”谢济世本人仍做他的原官湖南粮道，不过，被指为“自逞臆见，倡为异说，肆诋程朱”的谢注经书则不便存留于世，所以连同书版，一把火全都烧了。

这十几年间，思想界之所以比较开放，文字狱之所以几近绝迹，看来有这样几个原因：一是乾隆本人对雍正朝峻急严猛的统治方针带来的弊病有比较清醒的认识。

为缓和统治集团内部的紧张关系和知识分子的对立情绪，他为政以宽缓为主调，相应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放松了对文化思想的严密禁锢。再就是初政伊始，兢兢业业，唯恐失误，既真诚求谏，又虚心纳谏，是他六十余年政治生涯中作风最开明的时期。

还有一点，乾隆即位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政治形势比较平稳，全国的气氛比较宽松。当时吴中歌谣有“乾隆宝，增寿考；乾隆钱，万万年”之语，与雍正后期“雍正钱，穷半年”的民谚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这一时期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相对缓和，乾隆没有碰到什么大的棘手问题。他后来回忆说，当时叫他心烦的不过是张廷玉与鄂尔泰的门户之争、暗中较量而已。

史学家全祖望去世

对于政治节气的转换，士大夫和普通士人感觉最敏锐。刚登金榜的才隽之士全祖望回首康熙晚年以及整个雍正年间文字狱的肆虐，有感于乾隆初政以来文字之禁的解除，不胜欣喜地说：“欣逢圣天子荡然尽除文字之忌。”

这个雍乾之际最著名的史学家死于乾隆二十年。他一生创作最旺盛、他最想在著述近代史和当代史上能够最大可能地保留自己独立的见解时，正好赶上雍正时期与乾隆中后期两个文字狱高峰之间的谷底。

从积极的方面看，他给后人留下了明清鼎革和清前期诸多珍贵的史料；从消极的方面看，全祖望生前得以幸脱文网，死后也因极偶然的缘故而躲过了乾隆中后期文祸的浩劫。

全祖望在乾隆元年中进士时已经三十二岁了，刚及而立之年便春闱登科，前程正无可限量，但他坎坷的后半生却恰恰从这时开始了。当年九月特开博学鸿词科，以全祖望的才学本该不成什么问题，结果竟出乎意料地落了榜。

他的挚友杭世骏深有感慨地说：“绍衣之考证，据天下之最，近代罕有伦比，不得在词馆，岂非命哉！”

全祖望，字绍衣，他所著《七校》《三笺》是独步一时的考据佳构，所以杭世骏认为绍衣未登词科，不在才学而在命。其实，这倒不能全归之于命运。据说全祖望未能通过博鸿之试，原因在于大学士张廷玉对他没有好感。

当时张廷玉以三朝元老一身而兼大学士与辅政大臣二任，视为朝中权相。博鸿失败后，全祖望尽管仍在翰林院供职，但他心中隐隐感觉前景不容乐观。据全祖望后来讲，历事康、雍、乾三朝的名士方苞预感兆头不妙，曾劝他及早辞官隐退，他没有听，祸事果然很快降临了。得祸之由是全祖望写了《皇雅篇》一文，篇中有“大讨贼”一段，这“贼”指的是闯王李自成。

公元1644年，岁在甲申，李自成陷北京，明崇祯帝仓皇奔景山，投缳自尽。由谁来讨贼呢？全祖望说的是清世祖顺治皇帝。他在《皇雅篇》中描述清兵“讨贼”进入北京时说：“燕人望师如拯焚，一朝快复仇，壶浆夹道出九门。”

你看，京师的老百姓箪食壶浆，夹道欢迎，全祖望笔下的清兵不是成了为明朝报弑君之仇、拯救民众于水火之中的王者之师了吗？对清朝入关第一帝的顺治，全祖望更是极尽美化之能事，说他是“圣人”，冲龄不及十春便命摄政王多尔衮“为我讨贼清乾坤”。

这种近于谀颂的应景之作出自全祖望的笔下，真令人替他惋惜。但就是这篇颂扬清朝得天下之正的文字，却被全祖望的仇人指为“悖逆”。他们说全祖望在《皇雅篇》中把崇祯帝写成了有德之君，竟有“明烈帝，非荒君，十七载，何忧勤”之句，这分明意在煽惑人民“不忘故主”。

他们还特别指出“为我讨贼清乾坤”这一句诗，说全祖望故意将“贼”字冠于“清”之上，名为颂扬清朝而暗肆诋斥毁邦，这不是“悖逆”是什么？无中生有，罗织周纳，竟到了如此地步，也真叫人无话可讲了。但全祖望终能幸免于祸，据说是“某大学士为之解释”。

有人说这“某大学士”就是李绂。李绂在雍正朝屡起屡蹶，乾隆即位，万象更新，在世人当中声望很高的李绂又恢复了侍郎衔。他仍然改不了“远闻佳士辄心许”的爱才如命的老毛病，对才情横溢的后起之秀全祖望更怀有特殊的眷爱。

全祖望顺天乡试中举，内阁学士李绂看到他的行卷深为嘉许，尔后考中进士的丙辰科，考官之一就是李绂，出面荐举他参加博鸿之试的也是李绂。全祖望因《皇雅篇》而受到诬陷，李绂出来援救是可能的。但李绂一生从未入阁拜相，没有做过大学士；再者，乾隆元年他就因荐举过众，左迁詹事。他是否有力为全祖望开脱并得到乾隆的首肯，不能没有疑问。

这“某大学士”若说是鄂尔泰似乎更有可能。乾隆初年，鄂尔泰与张廷玉不和，而鄂尔泰位居张廷玉之上，全祖望不得登词科为张廷玉所梗，在大小臣工分别投靠鄂、张，隐然对立的乾隆初期，全祖望因恶张而趋附鄂自在意料之中。

全祖望后来为方苞写的《神道碑铭》中就流露出对鄂尔泰的好感。当然这也只能是一种推测。不管这“某大学士”是谁，乾隆总算接受了他的“解释”，判定全祖望是无辜的。但从根本上讲，还应归之于乾隆初政，相对开明，在“圣天子荡然尽除文字之禁”的氛围里，有人敢站出来为蒙冤者讲话，而乾隆还听得进去这样的话。

有惊无险，一场虚惊。但从恶人的诬陷中挣脱出来的全祖望还是深受触动。他这个人生性耿介，待人接物直来直去，既处处与人为善，也疾恶如仇，有不少好朋友且树敌亦多。回想起方苞前此的忠告，从《皇雅篇》事件后，全祖望退隐的念头便越来越强烈了。

第二年翰林院朝考，全祖望被置于劣等，散馆后分发知县。一连串的打击使他抑郁愤懑，心灰意冷。他不愿为五斗米而折腰，就辞官回到了家乡浙江鄞县。全祖望的后半生，曾主持过浙江宁波蕺山书院和广东端溪书院的讲习，但时间都不长。他把自己的余生都奉献给了史学。他酷爱历史，特别想为活跃于明清之际的那些光彩照人的先贤立传，为他十分熟悉的康、雍、乾三朝那些气节凛然、个性鲜明的人物立传。

乾隆十五年春，正当他埋首于著史之时，害了一场重病，一只眼睛忽然失明了。有人就说他“不善持志。理会古人事不了，又理会今人事，怎能不害病”！

然而，一目忽眇是小，全祖望拳拳于记述时事，这在当时更隐藏着杀身破家的危险，这他怎能不知道呢？但先人的那些事迹就像胸中的一团火，他非要把它写成火一样的文字，让它在世上流布。

最早使全祖望立下著史之志的是他的祖母张氏。祖母的父亲就是为抗清而壮烈献身的烈士张煌言。有关张煌言的种种轶事，全祖望就是听张氏祖母讲的。康熙三年七月十七日，张煌言在一个海岛上遭到清兵的偷袭而被捕。

十九日押解到南京，浙江提督张杰设宴迎接，张煌言对他说：“父死不能葬，国亡不能救，今日之事，速死而已！”

张杰无奈，把他解到杭州。路上看守他的士兵在船头低唱苏武牧羊曲，又有人偷偷把诗放在舱中，上面写道：“此行莫作黄冠想，静听先生《正气歌》。”

张煌言知道他们在激励自己，希望他学苏武，不能屈节失志；学文天祥，要杀身以成仁，发扬民族正气。九月七日张煌言在杭州就义时，遥望凤凰山一带深情地说：“好山色！”遂赋《绝命词》，挺立受刑。听这些故事时，全祖望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他深深地感动了，为自己的家乡出了这样一位坚毅卓绝的伟人而骄傲，为自己家族有这样一位志节皎皎的英杰而自豪。

全祖望弃官治史，更有他得天独厚的条件。他的老家浙东地方清朝初年出了几位名闻遐迩的大史学家，其中最著名的是余姚黄宗羲和鄞县万斯同。全祖望佩服黄宗羲的学问，更敬仰他的品德节操。

黄宗羲批评明人讲学束书不观而从事于游谈，他教育学生要以“六经”为根柢，做有益于世的真学问。万斯同是黄宗羲的得意门生，敬承师教，主张“无益之书不必观，无益之文不必为”。

康熙中期，他参与了官方《明史》的纂修，但讲明是以“布衣”身分入馆，这样终归少一些约束。全祖望全面继承了黄宗羲、万斯同的学术宗旨，而且又有所发展。

他把写史的范围从古代推进到近现代，除表彰前朝忠义之士外，特别把眼光集中到当今之世，写了他身边诸多遭遇坎坷的悲剧人物。这就是前面所说的“理会古人事不了，又理会今人事”。

此外他又为清初那些忠于明朝而不与新朝合作的所谓“明遗民”立传，表扬为先儒肯定的可贵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气节。显而易见，在当时的政治环境里，全祖望特立独行的精神和作为，对保留明清之际及康雍乾这一重要历史时期的信史，意义不可估量。然而，也恰恰因此而最担风险。

在《陆丽京先生事略》一文结尾，全祖望用“呜呼，其亦可哀也夫”，对庄氏史狱幸免者陆圻的遭遇表示了深切的理解和同情。另在顾炎武、查慎行的传记中，全祖望还记录了康熙七年发生在山东济南的黄培诗狱以及雍正朝著名的查嗣庭案。

这些文字尽管写得不够舒展酣畅，但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作者爱憎仍是灼然可见的。全祖望为当代人物所写的传记，感情抒发得比较自由一些，特别是为他的恩师和挚友李绂写的《阁学临川李公神道碑铭》一文，更把自己的政治倾向和愤激情怀表达得淋漓尽致。

李绂历仕康、雍、乾三朝，屡起屡蹶，肮脏以没。对这样一个置身于最高统治集团权力斗争漩涡的人物的功过是非如何评定，直接关系到康熙、雍正乃至当今皇帝——乾隆的形象。

在李绂与田文镜的互参事件中，雍正从一开始就站在了田文镜一边，给李绂扣上了科甲朋党的大帽子。全祖望在李绂的传记中则说他“遭钩党之诬”。

乾隆即位，李绂复起，是非业已昭然，本应有一番作为，但“不一年，竞左迁詹事”，原因何在？全祖望说乃是李绂爱才心切，以“荐举过多而被黜”。对李绂在三朝的遭遇，全祖望作了这样的总结：“公平生以行道济时为记，用世之心最殷，故三黜而其志未尝少衰，而浩然之气亦未尝少减。”

如此一伟丈夫为什么不能见容于康、雍、乾三帝？就在于他那一副铮铮铁骨，一腔劲气刚肠。全祖望以自身经历对此中奥妙已有所认识，所以他说雍正皇帝特以李绂“性刚，意欲痛有所催折而后湔洗之，而复用之”。

这话听起来很委婉，实则对清帝用人之道的剖析可谓力透纸背。在全祖望为恩师所写的墓碑中，人们看到李绂的博学洽闻，看到他那如大江东去、如春潮澎湃的雄豪浩瀚之才，但留给人们印象最深的是他的不为专制淫威稍稍屈服的刚烈之气。

全祖望说，恩师曾亲口对他讲：“我只要内省无负疚之初，那么生死且置之度外，何况祸福？祸福且不足动心，何况荣辱得失？这样做去，再险恶的处境也难不倒我。”

日后，全祖望的弟子向他请教立身行事之道，他就把李绂的话传达给他们。然人皆血肉之躯，终非金石，屡经政治霜雪侵蚀剥离，精华亦渐渐耗尽了。

全祖望记晚年的李绂“神气支离，与人语健忘，一饭之间，重述其言，絮絮数十度不止”，与“少有万夫之禀，及中年百炼，芒彩愈出”的李绂岂可相提并论？李绂先逝，全祖望不胜悲痛地说：“今老成徂谢，后学其安所依归乎？”

乾隆二十年，一代史学家、一代文学家全祖望去世了，年仅五十一岁。他的身后事极为凄凉萧条，连殡葬之费也没有着落，家人把他毕生所藏万卷书出让，换来二百两银子，才得以安葬。

乾隆十六年“圣明天子”治下的中国政治环境比较宽松的时代戛然结束了。乍暖还寒时节过后，并没有迎来百花齐放、万紫千红的春天，文字狱高峰却突兀而起。

压制大兴的“文字狱”

乾隆登上龙位之初，为了笼络人心，采取了“优待文人，清明盲路”的政策。为了提高文人的地位，乾隆采取了不少措施，诸如重开博学鸿词科、开乡会试恩科和举经筵，禁扣举人坊银，优恤绅士和生员等等。

博学鸿词科起于康熙年间，是康熙为了发展文化和笼络文人学士而开设的，主要选拔“学行兼优，文词卓越”的人才。到了雍正年间，博学鸿词由于种种原因又停止了。而乾隆刚继位便开此举科，优选士人，在继位第二年又连续开科选人，说明了他对文人学士的重视和对文化的崇尚。

在考试中，选拔出了几百名进士，人数大大超过了正科，在这些人中就有后来权倾朝野的于敏中。乾隆还特别批准该年度的新取进士可以条奏地方利弊，显示出了对恩科进士的重视之意。

乾隆还在经济和物质上来改善文人的日常生计。乾隆规定从元年冬天开始，将两江学政养廉银从原来的一千五百两和两千两增到四千两，以此来鼓励他们坚持操守、鞠躬尽瘁、公正廉明、自觉维护国家的法度。

此外，乾隆还把州县学中的教官从九品升为正七品，学正和教谕定为正八品，训导也定为从八品。这些人政治地位一提高，经济收入也自然上涨了。

清朝原规定各省乡试考中的举人，每人由该省布政使颁给坊银二十两，以资鼓励。但是有些省的官员竟贪污其中的资金，使举人只得到一点点，甚至是一点都没有；或者有的地方官员把坊银发下去了，举人还得将此银两来孝敬主考官。

了解到这种种现象后，乾隆感到这样下去既与朝廷鼓励人们读书上进的本意背道而驰，还助长了贪污之风，辜负了朝廷优恤文人的初衷。为此，乾隆下令说：

以前地方官或主考官扣发、收受坊银的事情一概不究，此后，考官等应该遵守行政制度，不许收受此银两，该藩司亦必照数给发，不得丝毫扣留，一定要让中第的举人实实在在地享受到皇上的恩泽。

这样，也终于让实惠真的落在举人身上。乾隆三年四月，乾隆又做出规定：凡遇地方赈灾之时，由督抚传令教官，将贫生人名开报给地方官，按人数多寡从官府公款内拨出银米，移交本学教官，均匀散给那些贫困的学子，资助他们的生活。乾隆还强调指出：如果教官开报不实，散给不均，或者胥吏从中贪污，都要从严惩治。

乾隆不仅在这些措施上优待士人，而且在他出巡过程中，特别是南巡期间，还对前来迎驾的知识分子给予特别召试，并通过考试授予官职和功名。

在南巡之地江浙等省份，乾隆还增加了岁试文童府学及州县大学名额。乾隆历次南巡时都召试士子，赐给出身，使一批有才华的读书人以文获进。

乾隆比较重视从科举选拔人才，曾经多次亲临贡院，巡视号舍，看到考场矮屋风檐，士子非常艰苦，便命发给考生蜡烛、木炭，准许入场时携带手炉以温笔砚，还关心考场的伙食。因会试时正值京师严寒，乾隆还曾命延期三个月以待春暖。后来，为了选拔更多的人才，乾隆还增加了皇太后万寿恩科的考试。

在乾隆爱惜文人才识的表率作用下，很多官员也多以培养人才，扶持后进为己任，像大学士于敏中，是编纂《四库全书》的最早倡导者之一，不但自己致力于古文诗词讨论典籍，讲求古今沿革利弊，熟研朝章国故，切磋久之，达于实用；而且他也非常重视人才的选用，当时人都称他衡量人才从细小处计较屈申荣辱，看人的才能而定。

那时，公卿好士已成风气，大学士蒋溥极爱士，一旦有人来荐书，即安排吃住在自己的公寓里，即使不认识这个人也不计较。尚书裘日修，在内城石虎胡同，购买了一个亭子叫“好春”，退朝以后就来到这里休息，宾客门下士往来不绝，他们都不约而同地直接来到这个亭子处。下朝后，裘日修必定会来这里等待那些想要求取功名的士子。可见当时的文士是很活跃的，入仕的路子也是很多的。

对文人的优待和培养，使乾隆朝的人才之盛远远超过了前几代，这些人很多都成为文治武功的大家。有的精于考据，如汉学诸公；有的长于治理，如陈宏谋、梁国治、萨载、舒赫德、高晋等。虽说其中不乏寡廉鲜耻、营私败检之徒，但大多数人才学优长，尤善经世抚民。

乾隆通过小小的恩惠，可以说达到了“天下之才全入我彀中”的目的，这也是清朝长治久安的根本。而到了乾隆中后期，为了控制文人言论，却又制造了文字狱，让文人安分守己。乾隆对于文人的态度有一个明显的转变，这是与他的政治需要紧密联系的。

雍正在位十三年，制造了查嗣庭等十多起文字冤狱。乾隆为了汲取历史教训，在他即位初年，就表现了某些开明之举。大学士鄂尔泰曾奏请回避御讳。乾隆说：“避讳虽历代相沿，而实文字末节，无关大义也。”他宣布，“嗣后凡遇朕御名之处，不必讳。”

乾隆还曾说：“朕自幼读书宫中，从未与闻外事，耳目未及之处甚多，群臣可各抒己见，深筹国计民生要务，详酌人心风俗之攸宜，毋欺毋隐……即朕之谕旨，倘有错误之处，亦当据实直陈，不可随声附和。如此则君臣之间，开诚布公，尽去瞻顾之陋习，而庶政之不能就绪者鲜矣。”

但在乾隆十五年以后，即孙嘉淦伪奏稿以后，乾隆就背弃了自己的诺言，不只不许臣民“据实直陈”他的“错误之处”，而且对臣民的诗文吹毛求疵，断章取义，随意附加“影射讥讽”等罪名，杀人无数。

乾隆十五年，社会上流传所谓孙嘉淦伪奏稿。孙曾官至工部尚书，生性耿直，敢于犯颜直奏，因此社会上有人冒其名写奏稿，指斥乾隆“五不解十大过”，主要内容是批评乾隆南巡扰民、奢侈浪费和赏罚不公等。

乾隆大怒，说这“全属虚捏”，他下令各省督抚、各级官员严查伪稿的炮制者和传播者。至同年十一月，仅四川一省就逮捕了嫌疑犯二百八十多人。山东曾发现伪奏稿，山东巡抚以为“无庸深究”，被乾隆革职查办；御史书成上疏委婉提出劝阻，说此案旷日持久，“株连终所难免，恳将人犯即行免释”，乾隆阅后大怒，连降二道谕旨申斥书成为“丧心病狂之言”，书成被革职服苦役，此后无人敢谏。

在继续追查中，有挟仇诬告，有畏刑妄承，有株连扰累，总之弄得人心惶惶。乾隆十七年十二月，江西巡抚鄂容泰，奏报长淮千总卢鲁生父子传抄伪稿。逾月，军机大臣在刑讯诱供中又得知南昌守备刘时达父子同谋。

乾隆十八年三月，卢鲁生被凌迟，刘时达等俱定秋后斩决，家属照例连坐。办案不力的大员如江西巡抚、按察使、知府等俱被革职拿问，连两江总督、漕运总督也被牵连问罪。

其实此案疑点很多，卢的供词前后矛盾，他说伪稿是刘所供，但二人并未对质，又无其他证据，只是负责此案的官员怕担当“查处不力”

的罪名，就仓促判决定案了。

乾隆虽未加罪孙嘉淦，但孙嘉淦吓得心惊肉跳，面对身边哭泣的妻儿，自悔以前不该耿直敢奏，致使别人冒己名写伪奏稿。乾隆十八年，孙嘉淦因惊惧而死。在文字狱的腥风血雨中，正气傲首俱丧，以后敢于直言的就更少了。

乾隆二十年，乾隆又通过胡中藻文字狱案扫平了鄂派的势力。乾隆二十二年，乾隆南巡到徐州，江苏学政使彭家屏告病在老家河南夏邑休养。夏邑县离徐州很近，乃前往接驾。乾隆询问民情，彭家屏奏称河南去年水灾造成庄稼歉收，他自己的家乡夏邑县和永城县灾情尤其严重。

乾隆闻听，虽然立刻传旨讯问河南巡抚图勒炳阿，心中却在寻思：“以彭家屏为本地缙绅，不免有心邀誉乡里，言之过甚。”所以当图勒炳阿报告“夏邑等县仅少数低洼地方有积水，都有六七分收成，可以不必给予赈济，酌情借一些粮食已经足够接济”时，乾隆也就放心了。

在乾隆南巡回驾又经徐州时，河南夏邑县百姓张钦拦路告状，称上年夏邑受灾，地方官隐匿灾情不报，乾隆听到这些不觉大吃一惊。由于沿途见到徐州百姓困苦不堪，于是想到夏邑等县与徐州是近邻，恐怕受灾也不会轻，便派步军统领衙门微服前往密行访查，而步军统领未回之时，又有河南夏邑县农民刘元德状告地方官散赈不实等事。

在追查出段、刘两名官员时，受命微服私访的步军统领从夏邑返回，向乾隆报告说：“夏邑、永城、商丘、虞城四县灾情严重，庄稼连年歉收，积水干涸，无法下种，百姓惨不忍睹。”

步军统领仅花了几百个铜钱就买了两个男孩子，并有卖身契约为证。至此，证明彭家屏及告状农民张钦、刘元德所说句句属实，而且还把灾情隐瞒不少。乾隆遂将巡抚图勒炳阿革职，发往乌里雅苏台，夏邑、永城知县皆被革职，此案自此了结。

然而事情的发展却并未到此结束，乾隆一向视民告官为刁风恶习。所以又反过来下令对刘元德严加审讯，以此告诫百姓，务必安分守法。

在严刑逼供之下，刘元德供出支使他告状的是生员段昌绪等人，还为他们告状提供了路费。夏邑知县又报告说从段昌绪家中搜出吴三桂当年使用过的檄文一张。

乾隆想到彭家屏也定有伪书之嫌，便派人到彭家屏家中严查。接着，乾隆又亲自提审彭家屏，向彭家屏声称：“你是朝廷重臣，一直身受国家的恩惠，如果你自首的话，还有一线生机。”

彭家屏称：“吴三桂的伪檄我实在没有看到过。”

乾隆再三盘问，彭家屏才承认家中藏有《豫变纪略》《酌中志》《南迁录》等明末野史。但是，到彭家中搜查的官员却并未发现任何悖逆书籍。

乾隆在一怒之下，遂转而指责彭家屏之子彭传笏焚毁书籍，让图勒炳阿等将彭家屏的儿子及家人严行审讯，明白开导，下令让熟悉彭家屏底细的人主动招供，以使其无可狡赖。乾隆传话给彭家屏如能主动承认，还是可以宽恕的，如果顽固不化，马上按照律法从重办理，严加正法，不再给予宽待。

在这种威逼利诱下，彭传笏只得承认逆书系自己焚毁。然而乾隆并不满足，进一步将案情引向严重，指责彭家屏有校点逆书之嫌，将彭及其子定斩监候、家产入官。

后来，图勒炳阿奏彭家屏刊刻族谱《大彭统记》，乾隆闻讯，又抓住此事大做文章，将其置之死地。他说：“彭家屏称大彭得姓于黄帝，太狂妄了，身为臣子，自称为帝王苗裔，这是何居心？而且以《大彭统记》命名，实在是大逆不道，又斥责彭家屏不避讳皇室宗庙名字，朕综合他所有的罪状，决定赐他自尽，用以告诫其他负恩狂悖的大臣。”

江西新昌人王锡候，中举后九次会试都落榜，从此他心灰意冷，专心著述，他深感《康熙字典》查检、识证都不容易，于是用数年的工夫，编了一部《字贯》，于乾隆四十年刊成后，被仇家王泷南告发，说他删改《康熙字典》，贬毁圣祖。

乾隆一看，该书的《提要·凡例》中有一则教人怎样避讳，即凡有康熙帝、雍正帝、乾隆帝的名字等字样时应如何改写以避讳。王锡候所教的方法是完全按官方规定，都用了缺笔处理，以示敬避。

可是乾隆还认为该书没有按更严格的避讳方法，于是勃然大怒，认为此实“大逆不道”“罪不容诛”。王锡候被判斩立决，家属按例受株连。江西巡抚满人海成，当初在接到王泷南控告后，立即上报，拟革除王锡候的功名。

乾隆认为海成判得太轻，“有眼无珠”，将其革职治罪。这个满洲大吏，以前因查缴出禁书八千多册，曾受到乾隆嘉奖，如今一着不慎，便沦为阶下囚。

从此以后，各省督抚大员及各级官员，遇到这类案件就更加刻意苛求，吹毛求疵，在拟具处理意见时，就宁严勿宽、宁枉勿纵，以免被皇帝加罪。乾隆四十三年，为江苏东台县举人徐述夔子孙被仇家蔡嘉树告发，因而获罪。

徐述夔生于康熙中叶，约卒于乾隆二十八年。生前曾著有《一柱楼诗集》，该诗集中有“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清风不识字，何须乱翻书？”等句。

乾隆见了，认为是“叛逆之词”，说“壶儿”是讽刺满人；“清风”一句是指满人没文化。诗集中还有两句，“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明朝”二字本是指明天早晨，意思非常清楚，而乾隆偏说是指“明代”，因此这两句便被说成是怀念明朝。

最后判决：徐述夔及其子已死，开棺戮尸，枭首示众；徐的两个孙子虽携书自首，但仍以收藏“逆诗”罪论斩。最冤枉的是徐述夔的族人徐首发和徐成濯兄弟，因二人名字合成是“首发成濯”四个字，乾隆根据《孟子》“牛山之木，若彼濯濯，草木凋零也”，遂认为此二人的名字是诋毁本朝剃发之制，以大逆不道之罪处死。

石卓槐，湖北黄梅县监生，在其所著《芥圃诗抄》中，有“大道目以没，谁与相维持”等句。经仇家告发，乾隆批道：“大清主宰天下，焉有大道没落之理，更焉用外人维持？”于乾隆四十五年下令将石凌迟处死。

乾隆四十六年，湖北孝感县生员程明湮在读《后汉书·赵壹传》中的五言诗“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句后批道：“古今同慨”四字，被仇家告发为以古讽今，判斩立决。

乾隆更一再下令各省督抚大员和各级官吏，搜查禁书。对于有积极表现的，就奖励升官；对于不积极的，就予以申斥治罪。因此各级官员都战战兢兢，到处搜查禁书，翻箱倒柜，弄得各州县乡里骚然。

官员们在处理案犯时也就无限上纲，宁枉勿纵，而何谓“悖逆”，何谓“禁书”，又没有个标准，所以奸人就可以乱加解释、挟嫌诬告，或因敲诈不遂而告发。

在这种社会风气下，势必产生一批文化鹰犬，如浙江巡抚觉罗永德在乾隆三十三年向皇帝密报：“为查获行踪妄僻，诗句牢骚可疑之犯，臣谆饬各属，不论穷乡僻壤，庵堂歇店细加盘诘。”

官府尚且如此，一些无耻文人更为虎作伥，用各种卑鄙手段获取告密材料，以为自己升官发财进身之阶。在这种文化专制恐怖主义之下，曹雪芹写《红楼梦》时不得不声明，此书大旨言情，不敢干涉朝廷，都是些“贾雨村言，甄士隐去”，其良苦的用心都是为了躲过残酷的森严文网。

当时的士人绝大多数也终日战战兢兢，提心吊胆过日子，更不敢言创新和改革，只能谨守“祖宗之法”，终日揣摩上意，歌功颂德，唯唯诺诺。

乾隆四十七年以后，文网稍宽，对下面官员或因邀功或因畏罚而送上来的文字狱案，乾隆有时批示：“朕凡事不为己甚，岂于文字反过于推求？毋庸深究。”

巨资兴修皇家园林

乾隆登基那年二十五岁，风华正茂，野心勃勃。从乾隆元年开始，圆明园就开始大举扩建。到乾隆九年，建成了“圆明园四十景”。这座园林有的模仿江南园林，有的再现古诗和绘画的意境，集天下之大美于一身。

乾隆对圆明园的厚爱是有来历的。小时候他和前途尚不明朗的父亲雍亲王胤禛一起住在圆明园，那时的圆明园只是皇子赐园，康熙所居的畅春园才是真正的皇家园林。

乾隆聪明能干，好大喜功。传教士郎士宁认为，乾隆各方面都争强好胜，最喜欢扮演文坛领袖。他一生写诗四万多首，比《全唐诗》数量还多，有时候乾隆一天写几十首诗，见什么写什么。

据统计，乾隆写的与圆明园有关的诗就达两千多首，诗中记载着诸多历史事件，比如八十三岁高龄时在正大光明殿接见英国使臣马嘎尔尼，八十五岁时在勤政殿立皇十五子永琰为太子，宣布归政。

乾隆对雍正时期的圆明园做了调整和更改，减少了园林的乡野味道，比如牡丹台更名“镂月开云”，竹子院更名“天然图画”，菜圃更名“杏花春馆”，金鱼池更名“坦坦荡荡”。乾隆在《圆明园后记》得意地写道：

天宝地灵之区，帝王豫游之地无以逾此。

乾隆还在圆明园的西北建了“鸿慈永祜”，又称“安佑宫”。这座家庙供奉着康熙和雍正画像。这座建筑样式仿照太庙，门口竖着华表和牌楼。安佑宫加强了圆明园作为离宫的政治地位，但从园林美学角度而言，则显得体积庞大，过于庄严，与周围山水颇不协调。

另外一处规模宏大的建筑群是福海东北方的“方壶胜境”，这是乾隆想象中的仙境的模样。圆明园的建筑一般不用琉璃瓦，而“方壶胜境”不但用琉璃，而且还用了七彩琉璃。每当夕阳西下，此地绚烂异常。

乾隆还嫌不过瘾，又向东发展扩建了长春园，向东南兼并了绮春园，这三座园林仍统称为“圆明园”。在长春园，乾隆把六下江南的旧梦带回了京都，又把西洋建筑引进了中国。

乾隆对江南园林的学习很成功。虽然很多景点的名字都是照搬江南风景，比如西湖十景、狮子林，但乾隆塑造的是神韵，而不是仅求形似。

他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下江南，都曾游览苏州的狮子林，对该园闹中取静的设计，乾隆赞不绝口。第五次南巡时，长春园东北角的“狮子林”已经建成，该园不拘泥于原样，而是根据圆明园当地条件，对景物加以取舍。

乾隆十五年，乾隆下旨建造西洋水法房，这是西洋楼建筑群的开端。此后，他又下旨命郎士宁等人设计，修建了方外观、海晏堂、大水法等洛可可和巴洛克式建筑。

直到乾隆四十八年，大水法以北建成了远瀛观。西洋楼景区只占整个圆明园的2%，乾隆的本意也只是玩赏喷泉等西洋奇巧。要知道，西洋楼建筑主体虽然是欧洲样式，屋顶却是中式的，这也意味着乾隆内心深处仍然坚信大清权倾天下，舍我其谁。

圆明园中最匪夷所思的地方，当属同乐园的买卖街了。平民喜欢模仿皇室，造“假皇家”；皇家却也喜欢模拟平民，造“假民间”。同乐园倒没什么，那是皇帝看戏的地方，主建筑是一座三层的大戏台。

而买卖街却是一处闹市。街上店铺掌柜由内务府太监充任，举凡古玩、酒楼、茶馆，无所不有，甚至还有拎着篮子卖瓜子的。据传教士王致诚描述，买卖街上有太监假装吵嘴打架的，还有扮演小偷和捕快的。“小偷”被抓获之后要送官府惩办，给皇室家族取乐。

乾隆皇帝的园居生活在大多数时间里，他睡在后宫“九州清晏”，当然，圆明园里有许多寝宫，他可以在任何地方小憩。比如文渊阁，那是《四库全书》的藏书楼；再比如长春园的含经堂，那里也有《四库全书》的简本《四库全书汇要》。

早上起来，乾隆一般去“坦坦荡荡”喂鱼，到舍卫城烧香礼佛。接着或乘船，或坐轿到同乐园吃早饭，他的早饭很晚，大概相当于上午十点钟。

吃完早饭，乾隆再到“勤政亲贤”办公。奏章批阅累了，他可以就地“观稼验农”，也就是视察农业生产。圆明园由两层虎皮墙包围着，墙体不高，墙外就是周围百姓的水田。

圆明园墙边建了几处较高的建筑，乾隆可以站在楼上看农夫种田。比如“若帆之阁”，墙外风吹禾苗，稻田像海浪一般荡漾，他所在的阁楼就像航行在稻海里的一艘小船。

乾隆忽然闪现一个念头，比如想盖座新楼，或想改建现有宫殿，就会把建筑设计世家“样式雷”找来，后者根据他的口述，用木条和纸板做成模型，就是“烫样”。乾隆批准之后，纸上的图样就会迅速拔地而起，不久以后，乾隆就会游荡其中，不停地作诗、泼墨绘画。

乾隆修建圆明园工程，耗资肯定是巨大的。况且正如乾隆所言，“土木之功，二十年斯弊”，圆明园建成之日也就是修缮的开始。对此乾隆自有一套说辞，他认为，“泉货本流通之物，财散民聚，圣训甚明，与其聚之于上，毋宁散之于下”。

上行下效，乾隆时代，北京掀起了建设高潮，宫殿、坛庙、园囿、衙署、城郭、河渠，莫不修缮。清朝以前，皇家工程往往是无偿征用人工，而乾隆则“物给价，工给值”，这位皇帝从来不打白条。乾隆认为建筑是百年大计，不能省钱，所以乾隆时期的建筑质量很高、结实、美观。

清王朝进入乾隆时期，最终形成了肇始于康熙的皇家园林建设的高潮。乾隆皇帝作为盛世之君，有较高的汉文化素养，平生附庸风雅，喜好游山玩水。他自诩“山水之乐，不能忘于怀”，对造园艺术很感兴趣也颇有一些见解。

明代以及康、雍两朝建置的那些旧苑已远不能满足乾隆的需要，因而按照自己的意图对它们逐一进行改造、扩建。同时，他又扶持皇家敛聚的大量财富，兴建了为数众多的新园。

乾隆曾先后六次到江南巡视，足迹遍及江南园林精华荟萃的扬州、苏州、无锡、杭州、海宁等地。凡他所喜爱的园林，均命随行的画师摹绘为粉本“携图以归”，作为北方建园的参考。一些重要的扩建、新建的园林工程，他都要亲自过问甚至参预规划事宜，表现了一个内行家的才能。

康熙以来，皇家造园实践经验上承明代传统并汲取江南技艺而逐渐积累，乾隆又在此基础上把设计、施工、管理方面的组织工作进一步加以提高。内廷如意馆的画师可备咨询，内务府样式房做出规划设计，销算房做出工料估算，有一个熟练的施工和工程管理的班子。因而园林工程的工期比较短，工程质量也比较高。

从乾隆三年直到三十九年这三十多年间，皇家的园林建设工程几乎没有间断过，新建、扩建的大小园林按面积总计起来大约有一千五六百公顷之多，它们分布在北京皇城、宫城、近郊、远郊、畿辅以及承德等地。营建规模大，确乎是宋、元、明以来所未之见的。

大内御苑的情况，比之清初因兴废扩充而有一些变动：

东苑。大部分析为民宅，少部分改为寺庙和内务府仓库，东苑作为园林已不复存在。

兔园。全部析为民宅，亦不复存在。

景山。增建、改建若干建筑物。

西苑。三海以西的空地由于皇城内民宅日增而不断缩小，最后只剩下沿东岸的一条狭窄的地带，不得不于此加筑宫墙以严内外之别。西苑的范围缩小，苑内却增建了大量建筑物，包括佛寺、祠庙、殿堂、住房、小园林以及个体的楼、阁、亭、榭、小品之类的点景，由于建筑密度增高，苑内景色大为改观，尤以北海一带的变动最大。

紫禁城内。御花园和慈宁宫花园大体上仍保持着清初的格局，仅有个别殿宇的增损，另在内廷的西路新建“建福宫花园”，内廷东路新建“宁寿宫花园”。

以西苑的改建为主的大内御苑建设，仅仅是乾隆时期的皇家园林建设的一小部分，大量的则是分布在北京城郊及畿辅、塞外各地的行宫和离宫御苑。北京西北郊和承德两地尤为集中，无论就它们的规模或者内容而言，均足以代表有清一代宫廷造园艺术的精华。

乾隆之所以集中全力在北京西北郊和承德这两个地方兴建和扩建御苑，固然由于这里具备优越的山水风景和康、雍两朝已经奠定的皇家园林特区的基础，而他本人持有与康熙同样的园林观也是一个主要的原因。

乾隆酷爱园林的享受，六巡江南又深慕高水平的江南造园艺术。同时也像康熙那样保持着祖先的骑射传统，喜欢游历名山大川，对大自然山水林木怀着特殊的感情。他认为造园不仅是“一拳代山、一勺代水”对天然山水作浓缩性的摹拟，其更高的境界应该是身临其境的直接感受：

若夫崇山峻岭，水态林姿；鹤鹿之游，鸢鱼之乐；加之岩斋溪阁，芳草古木，物有天然之趣，人忘尘市之怀。较之汉唐离宫别苑，有过之无不及也。

北京西北郊和承德的山水结构乃是创设园林的自然风景真实感的不可多得的地貌基础，这样的造园基地，对于乾隆来说其所具有极大的诱惑力，自是不言而喻的。

乾隆奉皇太后居畅春园并扩建其西邻的西花园，他自己仍以圆明园作为离宫。对该园又进行第二次扩建，大约在乾隆九年告一段落。这次扩建并没有再拓展园林用地，而是在原来的范围内增建若干景点。将园内的四十处重要景点分别加以四个字的“景题”，成“四十景”。其中二十八处是雍正时旧有的，十二处是新增的。

乾隆十年，扩建香山行宫，十二年改名“静宜园”。乾隆十五年，扩建静明园，把玉泉山及山麓的河湖地段全部圈入宫墙之内。同年，在瓮山和西湖的基址上兴建清漪园，改瓮山之名为“万寿山”，改西湖之名为“昆明湖”，二十九年完工。

与建设清漪园和静明园的同时，为了彻底解决与日俱增的宫苑的供水和大运河上源通惠河的接济问题，对北京西北郊的水系进行了大规模的整治：拦蓄西山、香山一带的大小山泉和涧水，通过石渡槽导入玉泉湖，再经过玉河汇入昆明湖；结合园林建设，拓展昆明湖作为蓄水库，另开凿高水湖和养水湖作为辅助水库，并安设相应的涵闸设施；疏浚长河，开挖香山以东和东南的两条排洪泄水河。

经过这一番整治之后，昆明湖的蓄水量大为增加，北京西北郊形成了以玉泉山、昆明湖为主体的一套完整的、可以控制调节的供水系统。它保证了宫廷、御苑的足够用水，补给了通惠河上源，也收到农业灌溉的效益。同时，还创设了一条由西直门直达玉泉山静明园的长达十余公里的皇家专用水上游览路线。

乾隆十六年在圆明园东邻建成长春园、东南邻建成绮春园。此二园为圆明园的附园，三者之间有门相通，同属圆明园总理大臣管辖。因此，一般通称的圆明同也包括长春、绮春二园在内，又称为“圆明三园”。除此之外，海淀以南、沿长河一带还陆续建成若干小型的行宫御苑。

到乾隆中期，北京的西北郊已经形成一个庞大的皇家园林集群。其中规模最宏大的五座：圆明园，畅春园，香山静宜园，玉泉山静明园，万寿山清漪园，号称“三山五园”。圆明、畅春为大型人工山水园，静明、清漪为天然山水园，静宜为天然山地园。它们部由乾隆亲自主持修建或扩建，精心规划、精心施工。

可以说，三山五园荟聚了中国风景式园林的全部形式，代表着后期中国宫廷造园艺术的精华。它们附近又陆续建成许多赐园、私园，连同康、雍时留下来的一共有十余座。

在西起香山、东到海淀、南临长河的辽阔范围内，极目所见皆为馆阁联属、绿树掩映的名园胜苑，形成一个巨大的“园林之海”，也是历史上罕见的皇家园林特区。北京西北郊以外的远郊和畿辅以及塞外地区，新建成或经过扩建的大小御苑亦不下十余处，其中比较大的是南苑、避暑山庄和静寄山庄。

乾隆三年，扩建北京南郊的南苑，增设宫门九座，苑内新建团河行宫以及衙署、寺庙若干处，作为皇帝狩猎、阅武和游幸时驻跸之用。乾隆十六年，扩建承德避暑山庄，五十五年完工。

在园内增建大量的景点，其中主要的三十六处以三个字命名景题，是为“乾隆三十六景”。园外狮子沟以北、武烈河东岸一带，先后建成宏伟壮丽的“外八庙”，自北而南环绕避暑山庄有如众星拱月。

乾隆十九年，在北京以东蓟县境内的盘山南麓建成大型山地园林“静寄山庄”，又名盘山行宫。乾隆题署“静寄山庄十六景”，其中八景在园内，八景在园外。

其余规模较小的行宫则是乾隆北巡、南巡、西巡、谒陵的途中，以及游览近郊和畿辅各地的风景名胜时临时驻跸之用，大部分均有园林或园林化的建置。

乾隆时期是明、清皇家园林的鼎盛时期，它标志着康、雍以来兴起的皇家园林建设高潮的最终形成，它在造园艺术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使得北方园林成为与江南园林南北并峙的一个高峰。乾、嘉盛世的皇家园林鼎盛局面，也正预示着它的衰落阶段行将来临。

皇家园林要充分显示皇家气派，而规模宏大是皇家气派的突出表现之一。因此，这时期的皇家造园艺术的精华差不多都集中在大型园林，它们的总体规划在继承上代传统和康熙新风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和创新：

其一是大型人工山水园的“集锦式”的布局。这类园林的横向延展面极大，为了避免出现园景过分空疏、散漫、平淡和山水比例失调的情况，园内除了创设一个或若干个以较大水面为中心的开朗的大景区之外，在其余大部分地段上采取化整为零、集零为整的方式，划分为许多小的、景观较幽闭的景区。

每个小景区均自成单元，各具不同的景观主题、不同的建筑形象，功能也不尽相同。它们既是大园林的有机组成部分，又相对独立而自成完整小园林的格局。这就形成了大园含小园、园中又有园的“集锦式”的规划方式，圆明园便是典型的一例。

其二是力求把我国传统的风景名胜区的那种以自然景观之美而兼具人文景观之胜的意趣再现到大型天然山水园林中来，后者在建筑的选址、形象、布局、道路安排、植物配置等方面均取法、借鉴于前者。从而形成类似风景名胜区的大型园林，即园林化的风景名胜区。

从康熙到乾隆，皇帝在郊外园居的时间愈来愈长，园居的活动内容愈来愈广泛，相应地就需要增加园内建筑的数量和类型。因此，乾隆时期皇家园林的建筑分量就普遍较以前增多。

加之当时发达的宫廷艺术，诸如绘画、书法、工艺美术，都逐渐形成了讲究技巧和形式美的风尚，宫廷的艺术风尚势必影响及于皇家园林。匠师们也就因势利导，利用园内建筑分量的加重而更有意识地突出建筑的形式美的因素，作为造景和表现园林的皇家气派的一个手段。

园林建筑的审美价值被推到了新的高度，相当多的成景部分离不开建筑，建筑往往成为许多局部景域甚至全园的构图中心。园林建筑几乎包罗了中国古典建筑的全部个体型式，某些型式还适应于不同的造景需要而创为多样的变体。

建筑布局很重视选址、相地，讲究隐、显、疏密的安排，务求其表现与大自然协调亲和的艺术魅力。凡属国内的重要部位，建筑的群体布置一般均运用轴线对位和比较严整的几何关系，个体采取“大式”做法，以显示皇家气派。

其余的地段则因就局部的地貌作自由随宜的群体布置，个体建筑一律为“小式”做法，或“小式”做法与民间建筑相融糅的变体。正是这些变体建筑，使得皇家园林于典丽华贵中又增添了不少朴素、雅致的民间乡土气息。北方皇家园林之引进江南造园技艺始于康熙，而更全面、更广泛的吸收则在乾隆时期。大体上是通过三种方式：

其一，引进江南园林的造景手法。在保持北方建筑风格的基础上大量使用游廊、水廊、爬山廊、拱桥、平桥、亭桥、舫、榭、粉墙、漏窗、洞门、花街铺地等江南常见的园林建筑形式以及某些小品、细部、装修，大量运用江南各流派的叠山技法。

临水的码头、石矶、驳岸处理，水体的开合变化，水域的聚散划分等，也都借鉴于江南园林。此外，还引种驯化南方的不少花木。而这些都并非简单的抄袭，乃是使用北方的材料、结合北方的自然条件、适应北方的鉴赏习惯的一种艺术再创造。

其二，再现江南园林的主题。皇家园林里面的许多“景”其实就是把江南园林的主题在北方再现出来，也可以说是某些江南名园在皇家御苑内的变体。

例如，苏州四大名园之一的“狮子林”，元代画家倪云林曾绘《狮子林图》，乾隆南巡时三次游览此园，并且展图对照观赏。倪图中所表现的狮子林着重在突出叠石假山和参天古树的配合成景，而乾隆咏该园诗则谓“一树一峰入画意，几弯几曲远尘心”，实际上也是对倪图的意境的赞赏。因而先后在北京的长春园和承德的避暑山庄内分别建置小园林亦名“狮子林”，它们并不全同于苏州狮子林，但在以假山叠石结合高树茂林作为造景主题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

所以说，长春园、避暑山庄的狮子林乃是再现苏州狮子林造景主题的两个变体。正由于诸如此类的大量变体的创作，对充实、扩大皇家园林的造景内容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其三，具体仿建江南名园，以它们为蓝本大致按照其规划布局而建成园中之园。这种情况亦不在少数，清漪园内的惠山园便是典型的一例。即使仿建亦非单纯模仿，用乾隆的话来说乃是“略师其意，就其自然之势，不舍己之所长”。也就是说，重在求其神似而不必拘泥于形似，是用北方刚健之笔抒写江南柔媚之情的一种更为难能可贵的艺术再创造。

通过上述三种方式，促成了宫廷与民间造园艺术的大融糅。皇家园林因得到民间养分的滋润而大为丰富了园林的内容，大为开拓了创作的领域。在讲究工整格律、浓艳典丽的宫廷色彩中，或多或少地融入了江南文人园林的清沁雅致、如诗如画的情趣。

雍、乾时期，皇权的扩大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前所未有的程度。御苑既然是皇家建设的重点项目，则园林藉助于造景而表现天人感应、皇权至尊、纲常伦纪、崇圣尊君等的象征寓意，就比以往的范围更广泛、内容更驳杂，传统的象征性的造景手法在乾隆时的皇家诸园中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园林里面的许多“景”都是以建筑形象结合局部景域而构成五花八门的摹拟：蓬莱三岛、仙山琼阁、梵天乐土、文武辅弼、龙凤配列、男耕女织、银河天汉等等，寓意于历史典故、宗教和神话传说。

此外，还有多得不胜枚举的借助于景题命名等文字手段而直接表达出对帝王德行、哲人君子、太平盛世的歌颂、赞扬。甚至有以整个园林或者主要景区的规划布局，间接地表现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天朝象征。

诸如此类的象征寓意，大抵都伴随着一定的政治目的而构成了皇家园林的意境的核心，也是儒、道、释作为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之在造园艺术上的集中反映，正如私家园林的意境的核心乃是文人士大夫的不满现状、隐逸遁世的情绪之在造园艺术上的曲折反映一样。

在皇家园林内还大量建置寺、观、祠庙，尤以佛寺为多。几乎每一座稍大的园林内都有不止一所的佛寺，其规模之大、规格之高，并不亚于当时的第一流敕建佛寺，有的佛寺成为一个景域或主要景区内的主景，甚至全国的重点和构图中心。

这固然由于清王朝的满族统治者以标榜崇弘佛法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而与当时为团结和笼络蒙、藏上层人士以确保边疆防务、多民族国家的统一的政治目的也有更直接的关系。因此，乾隆时期的皇家园林中佛寺之盛远远超过上代。有些园林甚至可以视为寺观园林与皇家园林的复合体。

乾隆朝得以最终完成肇始于康熙的皇家园林建设高潮，把宫廷造园艺术推向高峰的境地。但是，如果与康熙朝相比较，则某些御苑的建筑物份量过大、内容过于驳杂，全面吸收江南园林养分的同时也难免掺杂了巨商富贾的市井趣味，个别御苑内佛寺过多而弥漫着不甚协调的宗教气氛等等。更重要的是，这些修建都耗费了巨大的资财。

乾隆修建皇家园林，是好大喜功，还是雄才大略？这两个看法似乎都有道理。他创造了一个盛世，却也错过了一些极为关键的机遇。英使马嘎尔尼来华，希望中国在广州之外再开辟通商口岸。乾隆请他到西洋楼看了喷泉表演，并告诉他，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至于马嘎尔尼当作礼物送给清廷的枪炮，就一直堆放在仓库里。

放松对和珅的管控

乾隆用阿桂，可谓他晚年的一个英明抉择。然而，盛极而衰，封建统治周而复始的轮回规律告诉人们，在乾隆引以为荣的盛世中已经潜伏着衰微的因素，而好大喜功、刚愎自用的乾隆，又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这一趋势。

对大清王朝来说，和珅是个一等一的奸臣，他中饱私囊，贪污受贿；而对乾隆来说，和珅却是他贴心的小棉袄。和珅，字致斋，姓钮钴禄氏，满族正红旗人。其家世颇难考订。钮钴禄氏为满族八大贵族之一，其先祖是当年追随清太祖努尔哈赤入关的额亦都，额亦都有十六子，以幼子遏必隆最贵。

和珅踏上仕途是在乾隆三十四年，这一年他承袭三等轻车都尉，开始有了接近皇帝的机会，很快，他被授为三等侍卫，旋即又被委以重任。可见，和珅入仕伊始，就非庸碌之才可比。乾隆四十年，和珅被授为御前侍卫，入直乾清门，于是，他等到了一生中最难得的机运。

有一次，乾隆出宫到北海游赏春光，和珅与众多侍卫陪同侍驾。正行间，忽见一侍卫纵马飞驰而来，翻身下马，急急走到舆前报道：“云南急呈奏本，缅甸要犯逃脱。”

乾隆很生气，谕令停舆，接过奏章，龙颜大怒，骂道：“废物！”

众侍卫见此情景，刷的一声，全部跪倒，不敢抬头。只听乾隆怒道：“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谁之过欤？”

这是引用《论语》中的一句话，来责问“罪犯逃脱，是谁的过错”。一连问了几声，那些扈从侍卫一个个惊慌失措，不知皇上所言为何。突然，只听见一人口齿清晰地应声答道：“典守者不得辞其责也！”

这句答话，正好也是《四书》中对上句话的注解“岂非典守者之过邪？”被作了巧妙的变通，用在这个场合，显得自然贴切。乾隆吃惊道：“什么人答话？站起身来。”

一人答道：“奴才和珅冲撞皇上，罪该万死！”

乾隆道：“正是可以得到褒奖的，怎能说是冲撞呢？你且站起来。”

乾隆看着从一大片下跪的人群中突然站起一人，犹如鹤立鸡群；再看这个出语不凡的年轻人，相貌俊秀，举止合度。乾隆问起了和珅的出身和学业，见和珅是生员出身，知书达理，于是颇为器重。

从那以后，乾隆就让和珅总管仪仗队。乾隆四十年，又升为御前侍卫兼副都统，宫中的琐碎事务，诸如仪仗的排列、护从的派遣、车马的准备以及宫中膳食等事宜，差不多都由他管理。从此，和珅得到乾隆赏识，官运亨通，青云直上。

乾隆四十一年正月，和珅任命户部侍郎，三月任命军机大臣，四月任命总管内务府大臣。和珅就任侍郎后，有位叫安明的笔帖式送礼给和珅，希望能够升为司务，所以向和珅贿赂。

和珅起初清廉为官，当然不会接受贿赂，但他向安明保证会向尚书丰升额提拔安明。这令安明十分高兴，所以安明对和珅百般依顺，和珅便向丰升额保举安明就任司务。

安明任司务后立即送了一颗玉给和珅，和珅婉拒不收，五日后，安明收到老家的信，说安明父亲已经离世，叫安明回家奔丧。按清朝体制，父母过世，要回家守三年丧，这安明刚升职，不想回家守丧，所以就隐瞒下来。

但被尚书丰升额查出，丰升额联同权臣永贵一同弹劾和珅包庇安明，不料和珅早就从永贵之子伊江阿得到消息，连忙写了两份奏折，一份送交军机处，一份自己留下来。

次日，永贵上奏指和珅包庇安明，和珅立刻上奏折指出安明不回家奔丧，是为不孝，自己失察，亦应处罚。永贵大惊，忙指责和珅徇私舞弊，弃属下于不顾，有违人伦，理应处罚。

乾隆帝说自己已收到军机处呈交和珅弹劾安明的奏折，证明和珅并不是蓄意包庇安明，故乾隆认为和珅被安明蒙蔽，将安明凌迟处死，全家籍没，而和珅则因失察降两级留用。和珅这次得罪了当朝权臣永贵，令自己的仕途蒙上阴影。

乾隆四十五年正月，海宁揭发大学士兼云贵总督李侍尧涉嫌贪污，乾隆下御旨命刑部侍郎喀宁阿、和珅和钱沣远赴云南查办李侍尧。起初毫无进展，后来和珅拘审李侍尧的管家赵一恒，向赵一恒严刑逼供，赵一恒奈不住痛楚，把李侍尧的所作所为一一向和珅作了交代。

他把赵一恒交代的事项笔录下来，又命人召来了云南李侍尧属下的大官员，当着他们的面宣告了赵一恒的供述，那些原来忠于李侍尧的官员见和珅已掌握了证据。

于是他们纷纷出面指控李侍尧的种种罪行，就连那些曾向李侍尧行贿的官员，也申明自己是被迫行贿的。和珅取得了实据，迫使李侍尧不得不低头认罪。和珅也因此被提升为户部尚书。案件审结后，李侍尧被判斩监候。

李侍尧案审结后，李侍尧和他的党羽一大份财产被和珅私吞，加上乾隆的赏赐，和珅初尝掌握大权大财的滋味。四月，长子丰绅殷德被乾隆指为十公主额驸，领受乾隆赏赐黄金，古董等等，百官争相巴结。

和珅起初不受贿赂，但日子一长，和珅开始贪污、结党，形成一股大势力。

和珅初为官时，由于是向乾隆百般讨好，加上是年纪轻轻就官居要职，受到了一部分不满和珅的官员恶意对待。加上乾隆四十一年正月发生的安明案，和珅被文官们轮番弹劾，令他对朝中文官怀有仇恨之心，这也是后来大多数文人被和珅残杀的原因。

乾隆四十五年，和珅开始对文官实行报复。和珅就任四库全书馆正总裁后大兴文字狱，把反对他的一部分文人派一律诬陷为“私藏逆书”“禁逆不力”或针对作者本身的“多含反意”“诋讪怨望”等作为谋反的罪证。

和珅另外入翰林院任满翰林院掌院学士，与汉翰林院掌院学士嵇璜一起掌管翰林院，不过嵇璜年老力衰，主要事务大多为和珅代理。和珅从此控制科举制度，肆意从秀才处纳贿，形成“价高者得”的一种交易。

和珅更用此垄断朝廷士子，要中进士必先通过和珅的审核，如有“问题”者则除名，令乾隆末期的士子“几出和门”。乾隆四十三年，因为福康安于吉林贪赃枉法，乾隆四十五年又于广东贪赃枉法，又经常运用漕船私运货物。

于是，和珅暗中搜集证据，等待时机。乾隆五十二年，发生林爽文事件，和珅向乾隆帝进谗言，让福康安领兵攻打林爽文。乾隆命福康安为主将、海兰察为副将率绿营兵八千人对付林爽文号称五十万的大军。

乾隆帝准奏。同年十二月福康安抵台湾开始攻打林爽文，和珅党羽柴大纪又故意拖延福康安，福康安故杀柴大纪，但是福康安仍然费时一年零四个月才平定林爽文事件。

乾隆四十三年七月，和珅把矛头指向阿桂之子阿迪斯，劾其贪赃枉法，逮解京城审问。和珅献上阿迪斯贪污所得金银八箱予乾隆观看，乾隆帝大怒，下令将阿迪斯发配伊犁充军，其父阿桂连坐，降二级留任。

经过阿迪斯事件后，和珅陷害近半数武官，乾隆更下诏需要严加查办。不久后黄枚案爆发，阿桂是黄枚的义父，黄枚少时天资聪颖，很年轻就中了进士，当年任浙江省平阳知县，窦光鼐告发黄枚贪赃枉法，黄枚反告窦光鼐“刑逼书吏、恐吓生监、勒写亲供状”。

窦光鼐欲以死相谏，和珅亦上奏乾隆黄枚贪污，并称阿桂有意包庇。乾隆下令彻查，结果是黄枚家财高达十二万两，黄枚贪污证据确凿，就地正法。大学士和珅、学政窦光鼐举报有功各升一级，领班军机大臣阿桂连坐，但因阿桂领军在外争战，于国家有功，不予追究。

乾隆四十六年三月，属甘肃河州管辖的循化厅撒拉族人苏四十三，因不满甘肃之官员贪污舞弊、欺压人民，率众起义，于河州围攻中杀死支援之杨士玑，起义军分兵从小道绕过清军勒尔谨部，直取首府兰州。兰州城只有八百守兵，一经交战，便损兵三百。

乾隆皇帝唯恐兰州不保，遂命尚书和珅为钦差由京城赴甘肃，又命军机大臣阿桂督师，速调陕西、四川、新疆等地援军进剿，合共十几万军队入甘肃支援。

十日后，巴彦岱率三万大军到达兰州城下，撤了陕甘总督勒尔谨的职，暂任陕甘地区军事指挥，组织军队反击叛乱军。李侍尧到达后正式接任陕甘总督，只用四万军队把十万起义军打得溃败，分五路进军循化。

二十日后，和珅到达海兰察部，发现海兰察部已经击败起义军，于是下令分四路进军，但是四路军中对于和珅这位拍马屁起家之长官多有不满，于是海兰察、图钦保出征，海兰察绕山而进，歼敌军伏兵。但是图钦保则被困于山中，最后被围困而死。和珅此举更增加了诸将之反感，数日未曾再出征。

再过数日，军机大臣阿桂领十万大军到达，阿桂问和珅为何战败，和珅推搪诸将不听调遣，阿桂说：“是宜诛！”

次日，阿桂下令集合，一会儿军队就全部集合，他马上反问和珅：“诸将殊不见其慢，当谁诛？”

和珅语塞，知道这是诸将有意为难，只得闭上嘴，认错。阿桂正式接手最高统帅，十日后，李侍尧攻下循化，阿桂捕杀韩二个，苏四十三叛乱接近结束，和珅亦被调回京师，因指挥失败关系导致总兵图钦保战死，被停职处分。加上阿桂和海兰察等三十余将上书，奏请乾隆帝禁止和珅再度领兵。

和珅知道此事后对阿桂结下不解之恨，直至阿桂去世。清乾隆四十六年五月丙午日，清兵包围起义军据点华林山华林寺，清兵放火烧寺，起义军皆葬身火海，苏四十三在混乱中被杀，历时七十多日之苏四十三起义终告失败。

乾隆四十九年，和珅已经成为了朝中四大势力之一，四大势力分别是以阿桂为首的武官派、以刘墉为首的御史派、以钱沣为首的反对派、以和珅为首的贪官们。和珅并不急于和他们争斗，他将自己的触手伸向商人和犯罪集团。

和珅迫令商人们臣服于他，假如不臣服便会遭到犯罪集团灭门。浙江富商曾氏因拒绝交和珅的帮费，竟在一夜之间全家被杀，金银财宝全部被掠去。对外称被强盗抢劫，后来被御史平反。和珅因此得到了庞大的利益，亦因此有了资本进行政治斗争。

乾隆四十九年正月，二十一日，乾隆帝从京师出发，开始第六次南巡。和珅在第五次南巡时亦有随行，但这次和珅的势力与几年前倍增数倍，更由于和珅下令各府进献资金，国库未曾花一毛钱便完成南巡的准备。所以乾隆帝下令和珅南巡时站在自己旁边，以显示其功绩。

乾隆五十三年，和珅将大部分朝中反对势力打倒，独揽大权。主要敌人阿桂和福康安长年在外。朝中只有王杰、范衷和钱沣在与和珅进行政治斗争。但和珅党羽布满全国，对比起来拥有绝对优势。

和珅的亲信十分多，其集团骨干成员有和琳、李侍尧、福长安、苏凌阿、国泰、伊江阿、伍拉纳、蒋锡棨、毕沅、汪如龙、吴省钦、吴省兰兄弟等人。

乾隆五十五年，和珅创立议罪银制度，假如官员犯罪，可通过交纳一定的银两来免罪。而所收银两收入内务府库，供乾隆运用。不过内阁学士尹壮图对此制度作出弹劾。

于是，乾隆帝下令户部侍郎庆成带领尹壮图视察，不过为免扰民，必须在将到某地时通知当地官府，所以尹壮图所到之处都张灯结彩，人民安居乐业。以致尹壮图到了山西太原后即上奏：“仓库整齐，并无亏缺，业已倾心贴服，可否恳恩即今回京待罪？”

乾隆朱批道：“一省查无亏缺，恐不足以服其心，尚当前赴山东及直隶正定、保定等处。”

最后尹壮图当然什么也查不到，都察院下令：“移会内阁稽察房查照。奉上谕，尹壮图前奏各省多有亏空。经令庆成盘查实系尹逞臆妄言虚词欺罔。尹壮图著革职，交与庆成押带来京交刑部治罪。”

廷议处斩，最后乾隆以“不妨以谤为规，不值加以重罪也”免去了尹壮图的死罪。嘉庆元年，福康安在镇压苗民起义时死去。嘉庆二年十月，领班军机大臣阿桂去世，朝中只剩下刘墉和董诰二人暗中反对和珅。

乾隆帝已经进入垂暮之年，他上朝时命令和珅站在他和嘉庆的旁边，因为只有和珅才听明白乾隆在说什么。所以每天上朝满朝文武三跪九叩后，和珅就等同摄政，满朝文武上奏什么，他就“听取”乾隆说话，自己下判断，把持朝政，因此清人都称和珅为“二皇帝”。而坐在一旁的嘉庆没有实权，真正握有实权的是和珅和乾隆。

乾隆、嘉庆两帝的人身自由受到和珅很大的限制，因为无论是太监、宫女或者是亲信官员都有可能是和珅派来的间谍。嘉庆侍读吴省钦、吴省兰兄弟就是一例。

和珅并且能掌握官员的生杀大权，所以刘墉装老、董诰装傻来瞒骗和珅，但是两人仍被和珅一党孤立。就连嘉庆也得小心行动，因为和珅曾在即位初期赠予嘉庆玉如意，所以嘉庆写下《咏玉如意》数首，故意扔给太监小德子。

小德子便将《咏玉如意》献给和珅，和珅看后即笑说：“嘉庆不足以与我斗智谋！”

但是嘉庆仍不放心，下令和珅除了公开场合外，不需行三跪九叩之礼，又称赐和珅良田美宅、奴仆婢女。就连孝淑睿皇后喜塔腊氏去世，嘉庆亦不能流露感情。嘉庆七日之内每天焚香三回，就连眼泪亦没有流。

和珅倒台后，嘉庆写他当时恨不得立刻斩了和珅。和珅权大欺主，所以英国使臣马戛尔尼于回忆录写道：“许多中国人私下称和珅为‘二皇帝’。”

嘉庆四年正月，太上皇乾隆驾崩；正月十三，嘉庆帝宣布和珅的二十条大罪，下旨抄家，抄得白银八亿两。乾隆年间清廷每年的税收，不过七千万两。和珅所匿藏的财产相等于当时清政府十五年收入。时人称：“和珅跌倒，嘉庆吃饱。”

正月十八，廷议凌迟，不过，固伦和孝公主和刘墉等人建议，和珅虽然罪大恶极，但是毕竟担任过先朝的大臣，应改赐和珅狱中自尽。最后赐和珅在自己家用白绫自杀，其长子丰绅殷德因娶乾隆帝第十女固伦和孝公主，得免连坐。

为防止有人借和珅案进行报复，刘墉向嘉庆帝建言应避免案件扩大化，妥善做好善后事宜。结果，在处死和珅的第二天，嘉庆帝发布上谕，申明和珅一案已经办结，不大规模地牵连百官，以安朝臣之心。

和珅在清朝的外交事务担任重要职位，英特使马戛尔尼对和珅的外交十分赞赏。和珅初为官时，精明强干，为政清廉，通过李侍尧案巩固自己的地位。

乾隆帝对其宠信有加，并将幼女十公主嫁给和珅长子丰绅殷德，使和珅不仅大权在握，而且成为皇亲国戚。随着权力的成长，他的私欲也日益膨胀，利用职务之便，结党营私，聚敛钱财，并用贿赂、迫害、恐吓、暴力、绑架等方式笼络地方势力、打击政敌。

此外，和珅还亲自经营工商业，开设当铺七十五间，设大小银号三百多间，且与英国东印度公司、广东十三行有商业往来。成为后人所称权倾天下、富可敌国的“贪官之王”“贪污之王”。

和珅亦同时是18世纪“世界首富”，超越了同时期的梅耶·罗斯柴尔德。以嘉庆帝、监察御史钱沣、大学士刘墉、翰林院编修范衷、军机大臣王杰、户部尚书董诰和礼部侍郎朱圭为代表的朝中清议力量，曾多次弹劾和珅，但和珅均能化险为夷。

虽然贪污是他的最大的过错，但他的才华还是应该得到认可。有人将他与刘墉和纪晓岚并列为清乾隆时期三大中堂。虽然刘墉和纪晓岚均未入军机处，但刘墉官至体仁阁大学士，纪晓岚官至协办大学士，按职级标准而言，称为中堂是合理的。

《清史稿》说“大学士非兼军机处，不得为真宰相”，故称为刘、纪为中堂还可以，宰相则不沾边了。他虽然聚敛，但他确实善于理财。前几任都因办不到而被罢职。之后，由于要花钱办事，所以还得靠和珅来弄钱。

和珅一生读书甚多，清史载和珅喜读《三国演义》和《春秋》，精通四书五经，他早年对朱熹的理念十分认同。虽然后来信奉现实主义，不过闲时亦爱与文人墨客一聚。而且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也是因为和珅才保留了下来。他常常与乾隆帝一起作诗，和珅对乾隆所作诗词的风格都知道得一清二楚。

和珅为了迎合乾隆，下功夫学诗、写诗，并造诣很深。他偶尔会在乾隆面前表现一下自己对诗文的研究，甚至闲暇的时候以“骚人”自居。和珅的诗合乎乾隆的审美趣味，乾隆很多时候就命和珅即景赋诗，以代替自己。在和珅的诗集《嘉乐堂诗集》中就有很多首是奉乾隆帝的命令所为，从中可以看出和珅书法之造诣。

压制农民反抗斗争

乾隆三十九年是乾隆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山东王伦起义，揭开了各族人民大规模反抗斗争的序幕。三十九年八月二十八日，山东省寿张县党家庄爆发农民起义，领导者是当地白莲教的支派清水教首领王伦。

王伦为人机智、勇敢，善拳术。乾隆十六年，王伦秘密加入白莲教的支派清水教。乾隆三十六年自称教主，并以“运气”替人治病、教授拳术等方式，在兖州、东昌等地收徒传教。他的信徒，大都是贫苦农民和游民。

乾隆三十九年，山东歉收，地方官加重赋税，人民的反抗情绪十分强烈。王伦利用清水教谶言，决定组织教徒于是年秋起事，并任命了军师、元帅、总兵等官职。

王伦发动起义后，当天夜里就占领了寿张县城，杀死知县沈齐义。九月初二日，王伦起义军又攻破阳谷，初四占领堂邑。起义军杀富济贫，“将库存银两搜劫，释放监犯，收入伙内”。因此，起义军的队伍越来越壮大。

起义军进一步北上，直逼临清。临清是运河重镇，是南北水路交通的枢纽，清政府非常重视。临清有两座城池，一座是旧城，另一座是临清城。

旧城土城早已倒塌，清军没有可以把守的城墙，所以，起义军很快就占领了旧城。占领旧城之后，起义军又包围了临清城的西门和南门。临清城的守将束手无策，因为德州、青州和直隶正定派兵增援，才暂时守住。

九月五日，乾隆才接到王伦造反的奏折。他口头上说：“幺麽乌合，不过自速其死。计余绩、唯一到彼会剿，自可迅即就擒。”其意似乎胸有成竹，但是却知道凭山东的兵力，无法镇压农民起义。山东的绿营懦怯无能，旗兵早已失去战斗力。

于是，乾隆在八日传谕军机大臣：

寿张、堂邑奸民滋扰不法，不可不迅速剿捕。但恐该省绿营兵庸懦无能，且与奸民等或瞻顾乡情，不肯出力。而徐绩于军旅素所未娴，恐不能深合机宜。

当时，大学士舒赫德正奉命前往河南督视河工，乾隆下令舒赫德临时赶往山东主持镇压起义军，并且命令天津挑选一千余名绿营军，沧州、青州也挑选一些精兵，准备投入战斗。

九日，乾隆又下旨，命额驸拉旺多尔济和左都御史阿思哈，带着健锐营和火器营的两千余名士兵，从北京出发去山东镇压起义军。十一日，当乾隆得知起义军已经攻到临清时，又急忙下令直隶、河南两省加以堵截，防止起义军向邻省进军。

十二日，兖州镇总兵唯一、德州防御尉格图肯各带兵二百五十名支援临清。唯一“素以勇略自夸”，但是在起义军的突击下被打得丢盔卸甲。唯一和尉格图肯“避贼而逃”，乾隆大怒，下令将这两个临阵脱逃的将领军前正法。

九月二十日，乾隆经过反复思考，批准了舒赫德的三路围攻的计划。东路由舒赫德、拉旺多尔济率领，从德州经恩县、夏津进军临清；南路由阿思哈、徐绩率领，从东昌向临清进发；北路由直隶总督周元理率领，从景州经过故城、油房逼向临清。

三路军队约在九月二十四日一起攻击起义军，以图一举歼灭起义军。从九月七日开始，起义军攻打临清，历时半个月，攻城没有进展。二十三日，舒赫德军队到临清。起义军排列在城外的东南面，迎击清军。双方展开激战。

不久，阿思哈和徐绩率领的军队也赶到了，包围起义军。起义军寡不敌众，退回旧城，与清军展开巷战。旧城中小巷很多，小路纵横交错，起义军化成小股力量，打击清军。

二十四日，清军攻入旧城搜捕王伦。王伦部下为了保卫王伦，与清军展开激烈的巷战，王伦义女乌三娘在苍战中被清军用炮炸死。二十九日，清军包围了王伦的住处，并劝王伦投降。王伦看到起义军死伤无数，没有力量再与清军战斗，于是举火自焚。

王伦起义规模不大，历时不到一个月，但它是在清王朝前期鼎盛之时爆发的，对封建统治是一次不小的震动，预示着清王朝盛极而衰，更大规模的革命风暴即将到来。

在双方激战的时刻，乾隆日夜披阅奏章，指挥调度，督责文臣武将严行镇压，“断不可稍存姑息，图积阴功”。并谕令军机大臣一定要生擒王伦：“必当明正刑诛，以彰国法。若掩于枪箭之下，或焚死，或自壮，得免鱼鳞寸磔，尚觉其幸逃重罪。”对被捕后解往京师的起义军首领，都要“将该犯徽筋挑断，以防中途窜逃”。

起义被镇压后，乾隆为了加强朝廷的控制，从三个方面采取了措施。首先，乾隆下令对起义军采取残酷的镇压手段，“示以惩做”。清军攻占临清后，血腥屠杀起义军。起义军领袖梵伟、王经隆、孟灿等被凌迟处死，战斗结束后被官兵杀害的起义群众更多。

舒赫德等在临清每日督率官兵，从早到晚分头搜捕，挨屋逐户严查，下及地窖、水沟，无不遍加寻觅，如果遇到有匪党藏匿其内，连日治拿杀死者无数，并自行焚级者，也到处皆有。临清旧城街巷，尸体遍野，堆积得都塞住了道路。

直隶总督周元理等奏请将拿获的人犯中审讯明白是被威胁随行的，应行释放，乾隆批驳说：“如果一被抓获，就自称被逼胁，岂可再这么宽恕他们。”对逃散的起义群众，乾隆令直隶、河南两省堵截擒拿。

周元理回奏说：“已经让大名、天津二道及府、州、县、协、营严密稍查。”

乾隆朱批责问道：“为什么不亲自去这些地方镇压，那不是更为有力吗？”又命令南河总督高晋，“速驰赴山东等省这些贼人亲戚多的地方，密行调兵，督率防剿，不要让贼人稍有窜越滋事。”

由于王伦是自焚而死，乾隆责备舒赫德派官兵搜捕时人数本觉太少，以致未能生擒，下令将王伦的亲属不分男女大小，尽行处斩。地方官刨挖王伦等人的祖宗坟墓，毁散尸骨，以发泄对农民起义的仇恨。

此外，许多起义农民的家属被当作“逆属”赏给贵族官僚为家奴，甚至八十余岁的老妪也不能幸免。然后，乾隆下令加紧推行保甲法。王伦起义被镇压后，乾隆想要寻找一个严密防止人民反抗、以求长治久安的良策，于是，保甲法又一次被提到加强警保的重要地位。

周元理奉命前往山东“会剿”王伦起义后，从大名、广平一带巡查回省，他再三考虑，只有力行保甲法。周元理在奏折中写道：“保甲系旧立章程，只因为行之日久，各属视为具文，却少有实效。直隶为徽辅首善之区，此次不可不认真查办。”

乾隆披阅后十分赞赏，于乾隆三十九年十月二十六日下旨：

清查保甲系孤盗洁奸良法，地方官果能实力奉行，何至有邪教传播、纠众滋扰之事？今周元理欲认真立法清查，自属课吏安民切实之道。直隶既如此办理，他省自亦当仿照查办，不得仅以虚文覆奏了事。

乾隆下令将周元理的原折抄寄各省督抚学习，首先响应的是新调任山东的巡抚杨景素。杨景素对农民起义心有余悸，立即回奏：“山东省保甲一事，较他省尤为切要。现在贼匪剿除，所有善后章程更应筹之有素。”

杨景素分析山东各地以秘密结社的形式，正日益严重地威胁着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山东为九省通衢，山海交错，地广人稠，易藏奸愚，如竟曹沂青一带，每有不逞之徒，结连顺刀会、掖刀会等项名色，沂郑费蒙一带，多有盐枭保镖贩私、抗官拒捕发觉惩治之案。他如学习拳棒，或名红拳，或名义合拳，虽称借以防身，实皆勇悍无赖。而其尤甚者，则惟各项邪教以念经修善为名，愚夫愚妇既易被其煽惑，而王伦等拳棒也易托足邪教，尤滋事端，是编查保甲实为第一要务。

杨景素在奏折中提出关于施行保甲的十项条款，他特别强调：“如有倡立邪教、学习拳务及一切违禁之事，并形迹诡秘之人，断难逃脱牌头、甲人等之耳目。”

这份施行保甲条款重在“饵盗”，不但要控制定居人口，同时要严密监视流动人口：“凡有迁移增减户口，牌头随时告知甲长、保长。庵观寺院之内，游方僧道借此托足，最易容奸，应随行随即告知牌头人等，查问明确方准存留，仍以三日为限，过期即行驱逐。坊店、饭馆，过客往来，其中奸民混杂，最宜加意稽查。”

向如拿获邻省巨盗及越狱等项人犯，多从坊店、饭馆物色而得，应照例设循环二簿，填注往来客商姓名，所带何项货物及车辆头畜数目，按半月缴送州县查阅。

其他如孤庙土窑，微山湖和登莱海岛的居民，蒙山中搭棚烧炭的住户，崂山上悬崖结宇之僧，或两个村庄接壤之地，或两邑交界之区，以及洞穴幽深的祖徕山，“均易窝藏奸匪，皆须随时严行稽查”。

按照这个条款的繁密禁令，朝廷对人民的控制更加强了。最后，朝廷决定收缴民间的鸟枪。舒赫德镇压王伦起义以后，根据这次镇压的经验，给乾隆上了一道奏折，请求明令严禁民间铸造和私藏鸟枪。

乾隆对此非常重视，他将舒赫德的奏折发交部议。部议：“应如所请，令各省督抚转饬地方官遍行示谕，严定限期，将民间私藏鸟枪等项令其赴本州县呈缴，查收完后汇送督抚衙门，将收到数目分晰报部。”并且详细议定处罚条款：“民人逾限不缴杖一百，徒三年，私行制造杖一百，流两千里。每一件加一等。其不实力稽查之地方专管文武各官，罚俸一年。”

随后，吏部又制定条款，规定各督抚年终汇奏查禁鸟枪情形时，要将所属道府州县失察民间按用鸟枪应行开参之例汇奏，其处分是：“州县官失察一次者降一级留任，二次者降一级调用。该管道府失察所属一次者罚俸一年，二次者降一级留任。”

这样一来，就把收缴民间鸟枪定为法令，违者按律处治。为了防止农民反抗，乾隆一方面对起义军的残余部队给予了严厉的惩罚，另一方面又推行了保甲法和收缴民间鸟枪，想以此来稳固统治，但是，由于清朝统治的日益腐败，各地的起义如星星之火，不止不休。

王伦起义揭开了清中叶农民起义的序幕。乾隆四十六年，甘肃爆发了苏四十三、田五起义。乾隆六十年又发生了湘黔苗民起义。嘉庆元年，爆发了清中叶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就是川楚白莲教起义。伴随着农民起义的不断爆发，乾隆王朝各地烽烟四起，清朝也从鼎盛时期转入衰败时期。

闭关锁国的内忧外患

乾隆统治的六十年，是世界发生巨大变化的六十年。在乾隆统治的这六十年间，在西方，英国的工业革命促进了生产力的大幅提高，英国的国力日益强盛；各国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正式登上政治舞台。伴随着经济和政治的变革，西方国家的经济迅猛发展，国家日益强盛。

乾隆三十年，英国纺织工哈格里夫斯发明新式纺车珍妮纺纱机；乾隆五十年，英国卡特莱特发明水力织布机；同年，英国瓦特改良蒸汽机。西方开始了工业革命。

乾隆三十九年，美国独立战争开始，到乾隆五十三年，美国在纽约召开第一届国会。乾隆五十四年，华盛顿宣誓就任美利坚合众国第一任总统，美国开始在北美崛起。

乾隆二十年，俄国建立莫斯科大学；乾隆四十五年，美国科学院在波士顿成立；

乾隆四十九年，哥伦比亚大学成立；同年，德国出现第一位女医学博士。

乾隆五十四年，法国爆发了大革命，攻占了巴士底监狱，后来把法王路易十四送上断头台，并发表人权宣言，一个法兰西的资产阶级国家开始兴起。

总的来说，在乾隆时代，西方世界发生了三件大事：第一件事是英国工业革命，第二件事是美利坚合众国成立，第三件事是法国大革命。

这三件大事再加上此前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进程，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格局。

而此时，大清帝国仍然陶醉在“天朝上国”“千古第一全人”的迷梦之中。

乾隆统治的早期，由于外族和外国的频频入侵，乾隆为了保卫国土，一律采取强硬的回击政策，保护了国土的完整。到了乾隆后期，西方国家想通过商业与中国加强往来，乾隆却表现出强硬的排外态度，封锁国门，导致了中国的落后。

乾隆时期，北方的沙俄开始强大起来，屡屡进犯我国北方边境，如果不能有效地打击这些进犯者的气焰，势必危及乾隆在国内的统治。为此，乾隆组织了强大的机动兵团守卫边境，同时义正词严地拒绝任何敢于窥视中国领土的谈判，从而有效地保证了中国领土的完整性，同时也强化了乾隆对国内各派政治力量的制衡。

早在雍正时期，沙皇已派遣“堪察加勘察队”到远东和清朝宁古塔将军辖境内进行所谓的“探险”活动。

乾隆二年，由沙皇俄国科学院派出的两名测量人员在哥萨克骑兵的护送下，偷越中国边界到黑龙江北岸的雅克萨城。

他们不但越界偷测地形、绘制地图，窃取情报，而且公然于乾隆五年炮制了一份关于黑龙江的《备忘录》，肆意歪曲《中俄尼布楚条约》的性质，硬说该约是“俄国上当受骗了”，是“被迫签订的”，而现在是到了“揭露已犯的错误，赶紧补救”的时候了！

韬光养晦的雍正皇帝，曾为谋求边境安宁，以让步的态度与沙俄签订了《布连斯奇条约》和《恰克图条约》。但沙俄政府欲壑难填，对我国东北、西北和蒙古地区继续采取蚕食政策，尤其对东北黑龙江地区更是垂涎三尺。

由于国力的增强，乾隆一改雍正时的被动姿态，他满怀重振国威的激情与沙俄斗智斗勇。他从历史上中俄交涉的来龙去脉中认识到，如果使俄国侵占黑龙江的阴谋得逞，那么康熙时期签订的《中俄尼布楚条约》规定的边界势必会任其改变，八旗将士们用鲜血收复的雅克萨城将会重新丧失，这是绝对不能答应的。

乾隆二十一年，沙俄想以“葡萄牙借澳门”的方式来蚕食中国领土，提出俄国船只借道黑龙江的要求，遭到乾隆的断然拒绝。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假道”黑龙江事件。

此时随着沙俄卷入对普鲁士与英国的七年战争的展开，无法以武力来谋取黑龙江的航行权力，沙皇的御前大臣便自作聪明，想出所谓“假道”的新招数。

经过一番策划，沙皇伊丽莎白·彼得洛夫娜决定派大臣勃拉季谢火经办，以“东北沿海居民贫困并且处在极端饥馑之中”为托词，要求清政府准予沙俄“假道”黑龙江航道运载粮食，并沿途给予“可能之协助”。

乾隆识破了沙俄这一“假道”的侵略阴谋，他态度明确地给予回绝，并说：“当初与俄罗斯议定的十一条协议内，并没有俄罗斯可以越界运送货物这样一项内容。”

为了防止沙俄船只强行闯入黑龙江，乾隆命令黑龙江边防台站官兵必须加紧防守卡座，不得让俄罗斯船只私自通过，如果他们不听阻止，想要凭借武力强行通过，立即派官兵擒拿，按照私越边界的罪名处理。

乾隆的政策有力地挫败了沙俄利用“假道”中国内河黑龙江吞食中国领土的特大阴谋。为了保住大清江山，乾隆对外国商人在中国的势力非常重视，不断地加强对外国商人在华贸易的控制。

18世纪中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开始工业革命，海外贸易日益扩张。特别是以英国东印度公司为首的西方商人，一直强烈渴望寻找机会打开中国市场。

乾隆即位后，在海禁方面基本上沿袭了先祖的严格控制的政策。当时，在中国沿海的四个通商港口，前来进行贸易与投机的洋商日益增多。与此同时，南洋一带也经常发生涉及华人的事端，这些情况很快引起了清朝政府的警觉和反感。

乾隆五年（1740年），荷兰殖民者在南洋的爪洼大肆屠杀华侨，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红溪惨案”。消息传来后，举国震惊。同时，澳门等外国人聚集的地方也经常有洋人犯案。

另一方面，当时的英国商人为了填补对华贸易产生的巨额逆差，不断派船到宁波、定海一带活动，就近购买丝、茶。乾隆第二次南巡到苏州时，从地方官那里了解到，每年仅苏州一个港口就有一千余艘船出海贸易，其中有几百条船的货物卖给了外国人。

乾隆二十二年，乾隆南巡回京后，发布圣旨，规定洋商不得直接与官府交往，只能由“广州十三行”办理一切有关外商的交涉事宜，从而开始实行全面防范洋人、隔绝中外的闭关锁国政策。

在乾隆闭关锁国的圣旨发布后不久，又发生了洪任辉状告地方官的事件，乾隆进一步感受到洋人多事，坚定了闭关的决心。

洪任辉原名詹姆士·弗林特，英国人，是东印度公司的翻译。

1755年，洪任辉带领商船前往宁波试航，希望扩大贸易范围，开辟新的贸易港。当洪任辉抵达宁波港时，受到当地官员的热烈欢迎。更令他们惊喜的是，浙海关关税比粤海关低，各种杂费也比广州少很多。

于是，在此后两年中，英国东印度公司屡屡绕开了广州口岸，派船到宁波贸易，致使粤海关关税收入锐减。

两广官员上奏乾隆，乾隆通知浙江海关把关税税率提高一倍，想通过此手段让洋商不再来宁波贸易。不料东印度公司仍不断派商船来宁波。

于是，乾隆在1757年关闭了宁波等地的口岸，只留广州一口通商口岸。东印度公司指示洪任辉再往宁波试航，如达不到目的，就直接航行至天津，设法到乾隆的面前去告御状。

1759年，洪任辉由广州出航，向当地官员假称回国，实际却驶往宁波。洪任辉的船在定海海域被清朝水师拦住，无法驶入宁波。洪任辉便驾船来到天津。

在天津，洪任辉通过行贿手段将一纸诉状送到直隶总督的手中，转呈乾隆御览。洪任辉在诉状中控告粤海关官员贪污及刁难洋商，并代表东印度公司希望清政府改变外贸制度。

乾隆看了他的诉状后，勃然大怒。乾隆认为洪任辉不听浙江地方官的劝告，擅自赴天津告状，不但有辱天朝的尊严，而且怀疑他是“外借递呈之名，阴为试探之计”。

洪任辉被驱逐出境。洪任辉事件发生后不久，乾隆感到要防止外商侵扰，除了将对外贸易限制于广州一地外，还必须加强对他们的管理与防范。

1759年，朝廷又颁布了《防夷五事》，规定外商在广州必须住在指定的会馆中，并且不许在广州过冬，不得外出游玩；而中国商人不得向外商借款或受雇于外商，不得代外商打听商业行情。

在此后的近百年间，为了打破封闭的中国市场，欧洲诸国，如沙俄、英国等国曾多次向中国派出使团，试图说服清朝皇帝改变闭关锁国的国策，但都无功而返。其中，英国代表马戛尔尼是最典型的一次。

乾隆五十八年，就是1793年，英国为了通商，派特使马戛尔尼和副使斯当东到中国。马戛尔尼是在英国任职很久、经验丰富的外交官，有勋爵身份，担任过英国驻俄国圣彼得堡的公使，后来英国政府委任他为孟加拉总督，他辞而未去。

1792年，英国政府委任马戛尔尼为访华全权特使，斯当东爵士为副使兼秘书，率领官员兵丁役夫船员七百余人，乘坐狮子号、豺狼号、印度斯坦号等五艘船只，从普利茅斯港出发，通过英吉利海峡，朝中国方向航行。

马戛尔尼乘船从天津上岸，沿运河到了通州。清政府接待使团由圆明园前往承德避暑山庄。经过古北口时，马戛尔尼看到了雄伟的长城，非常赞叹。到了避暑山庄之后，和珅陪着他参观了避暑山庄。

在马戛尔尼使团启程之前，英国东印度公司董事长弗兰西斯·培林爵士给两广总督、广东巡抚郭世勋写了一封信，用英文和拉丁文各写了一份，通知清政府马戛尔尼勋爵奉命访华。

在这封信里，培林爵士说：

最仁慈的英王陛下听说贵国皇帝庆祝八十大寿的时候，为了对贵国皇帝树立友谊，为了改进北京和伦敦两个王朝的友好来往，为了增进贵我双方臣民之间的商业关系，英王陛下特派遣自己的表亲和参议官、贤明干练的马戛尔尼勋爵作为全权特使，代表英王本人谒见中国皇帝，探望通过他来奠定两者之间的永久和好。

从这封信的行文方式、用词和口气看，都是按双方是同等的地位、是平等的关系来叙述的。郭世勋不敢如实转奏，便把英文、拉丁文的信函原件呈上，又将信译成汉文，把平等的口气译成下对上、外夷对天朝的禀帖口气。

其译文为：

咭唎总头目官、管理贸易事百灵谨禀请天朝大人钧安。敬禀者，我国王兼管三处地方，向有夷商来粤贸易，素沐皇仁。今闻天朝大皇帝八旬万寿，未能遣使赴京叩祝，我国王心中惶恐不安。

马戛尔尼进献的火枪今我国王命亲信大臣，公选妥干贡使马戛尔尼前来，带有贵重礼物进呈天朝大皇帝，以表其慕顺之心，惟愿大皇帝恩施远夷，准其永远通好，俾中国百姓与外国远夷同沾乐利，物产丰盈，我国王感激不尽。

乾隆看到郭世勋的奏折及培林爵士之信的译稿，以为强大的远夷国王遣使前来祝寿，非常高兴，命令广东及沿途官员好好接待，优待使者。使团携带的货物，“免其纳税”，供给上等食物，“赏给一年米石”。

乾隆要接见使团，但是礼仪方面发生了矛盾。清朝要求三跪九叩，但是，在英国没有这个礼节，双方反复地交涉。

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初十日，乾隆在避暑山庄万树园接受马戛尔尼入觐，马戛尔尼“单腿下跪”行礼。

十三日，举行乾隆八十三岁的祝寿大典，马戛尔尼一行与缅甸国使臣和蒙古王公一起，向皇帝祝寿，“全体祝寿人员根据指挥行三跪九叩礼”，马戛尔尼及其随从“行深鞠躬礼”。

马戛尔尼拜访了中堂和珅，详细说明英国政府的“和平仁爱政策”，对发展中英贸易提出了八项要求。

乾隆于八月十九日，就英国特使请求的事，写了两道谕旨，但未立即下达，延迟到九月初一日，由和珅遣人恭奉谕旨，以及送给英王及使节团的礼物，送到承德英国使者的住处。

礼品很多，英王、正使、副使、司令官、船长、官兵、船员、仆人、厮役，以及留在浙江的官员、船长、船员、兵士，都得到了优厚的礼品，尤其是赐给英王的礼品，又多又“俱系中国出产的精品”。

乾隆给英王的敕谕共有两道。第一道敕谕是正式国书性质的，主要是讲英王“倾心向化”，遣使来庭，“恭赍表章”，“叩祝万寿”，“备进方物”，故特许使臣朝觐，赐宴赏赍，并赏赐其随行人员，及通事兵役。现使臣返国，特颁敕谕，并赐赍英王“文绮珍物”。

同时，这道敕谕还专门讲了，英王表内请派一人留京照管英国买卖的要求不能批准的各种理由。对于英国提出的另外七项要求，乾隆在第二道敕谕中逐条列举理由驳斥，不允其请。

英国提出的请求是：多口通商，可到宁波、珠山、天津、广东地方交易；在北京设立英国商行；在珠山附近给一小岛；拨给邻近广州的一块地方；英国货物自广东到澳门免收税或少收税；英船照其他地方税率交税；允许英国传教士在中国自由传教。

在乾隆的严谕督促下，马戛尔尼一行由钦差大臣松筠陪同下，于五十八年九月初离京，乾隆五十八年九月六日到达两年前始发港普利茅斯港，结束了使华之行。

乾隆以“天朝上国”自居，马戛尔尼带来了一次中西文化交流的机会，万里迢迢送到北京，送到承德避暑山庄。但是，乾隆因为对他的一系列要求都予以拒绝，所以把中西方交流的窗户关上了。

乾隆实行的闭关自守政策和“天朝上国”的态度在一定的程度上导致了大清帝国的封闭和落后。在西方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的时候，大清朝依然在封建经济的约束下自以为是。

繁华落尽，盛世转衰。乾隆王朝由于吏治贪污无法根治，农民起义风起云涌。虽然乾隆从思想上大施文字狱，在国策上闭关以防止外国势力入侵；但是，清朝这艘大船已经破烂不堪，隐伏着内忧外患。

驾崩之后禅位新皇

乾隆在四十五岁左右，就有左耳重听的毛病，到了六十五岁以后，左眼又视力欠佳。乾隆四十五年，即和珅见用的时候，乾隆已处于老境来临的衰态中。这一年他因臂痛而一度不能弯弓射箭。

而后，乾隆四十八年、乾隆四十九年的郊祀大典，乾隆也因气滞畏寒派皇子代行。而且，老皇帝夜里常常失眠，记忆力明显减迟，乾隆五十九年，八十五岁的乾隆竟衰老健忘到刚吃过早饭不过一个时辰，又命令安排早饭的程度。

乾隆已经渐渐意识到生老病死是大自然的永恒规律，自己已经步入老年，精力和体力大不如以前。如此衰弱的体力，怎能应付得了那纷繁复杂的国家政务呢？老年乾隆帝因体力渐衰，精神不支。

然而，已习惯于站在权力之巅上的乾隆，决不会因体力和精神的减弱而让出权力，对于一切军国要务，他仍要亲自裁断；用人等行政大权，他仍要掌握在手中。

而另一方面，乾隆统治的后期已进入了国家财力耗竭的阶段，由于乾隆性喜奢华，巡游无度，又好大喜功，不仅败坏了社会风气，且使国库有亏，仅乾隆之游幸一项就耗资数亿两白银，其恶果是可想而知的。

乾隆一方面想独揽大权，又觉得无心腹可托；另一方面又想极尽享乐却苦于无人为之筹集巨额财力。权力与体力和精力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晚年的乾隆有一种既想使大清王朝永世不衰，又欲极尽奢华享乐的矛盾心理，并进而影响到他的统治政策与措施，于是便出现了他在晚年用人上的矛盾——既用贤能又用奸佞。

同时任用阿桂与和珅似乎实现了乾隆的这两种要求。任用阿桂，乾隆在战场上完成了“十全武功”，而任用和珅，则加剧了官员的贪污腐化。

为了让大清江山后继有人，乾隆多次选择可以传承皇位的皇子。虽然乾隆子女甚多，但是儿子大多数短命。乾隆生有十七子、十女，到晚年的时候，身边只有四个儿子，即皇八子永璇、皇十一子永瑆、皇十五子永琰、皇十七子永璘。

乾隆先后立过三个皇太子。第一个皇太子是皇后富察氏所生的皇次子永琏。乾隆认为“永琏乃皇后所生，朕之嫡子，聪明贵重，气宇不凡”。乾隆即位后，亲书密旨，立永琏为皇太子，藏在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之后，但永琏九岁时死去。

第二位皇太子是永琮。乾隆在永琏病故后，又立皇七子永琮，但他两岁时又因痘症早殇。乾隆非常伤心，说：

皇七子永琮，毓粹中宫，性成夙慧，甫及二周，岐嶷表异。圣母皇太后因其出自正嫡，聪颖殊常，钟爱最笃。朕亦深望教养成立……而嫡嗣再殇，推求得非本朝自世祖章皇帝以至朕躬，皆未有以元后正嫡绍承大统者。岂心有所不愿，亦遭遇使然耳，似此竟成家法。乃朕立意私庆，必须以嫡子承统，行先人所未曾行之事，邀先人所不能获之福，此乃朕之过耶。

第三位皇太子是皇十五子永琰。乾隆四十三年九月二十一日，乾隆宣谕：至六十年内禅。他说：

昔日皇祖康熙在位六十一年，我不敢与他老人家相比。如果老天保佑我长寿，至乾隆六十年，我寿八十有五，即当传位太子，归政退闲。

这道谕旨的意思是说，他的祖父康熙皇帝在位六十一年，自己不敢相比。如果能在位六十年，就当传位给太子。乾隆六十年九月初三日，八十五岁的乾隆御圆明园勤政殿，召见皇子皇孙、王公大臣，宣示立皇十五子嘉亲王永琰为皇太子，以明年为嗣皇帝嘉庆元年，届期归政。

嘉庆元年正月初一日，乾隆御太和殿，举行内禅大礼，授玺。永琰即皇帝位，尊乾隆为太上皇，训政。由礼部鸿胪寺官诣天安门城楼上，恭宣嘉庆钦奉太上皇帝传位诏书，金凤颁诏，宣示天下。

“金凤颁诏”是指皇帝从太和殿颁发的诏书，抬上黄舆，鼓乐高奏，礼仪隆重，由礼部官员送上天安门。天安门城楼上有一只“金凤”，口衔诏书，从城楼上徐徐降下；城楼下的礼部官员跪接诏书，分送各地，公布天下。

乾隆归政之后，以太上皇名义训政。当时有两个年号：宫内皇历仍用“乾隆”年号，各省改用“嘉庆”年号。乾隆退位后，本应住在宁寿宫，让新皇帝住在养心殿，但他不愿迁出，而让嘉庆居毓庆宫，赐名“继德堂”。

乾隆经常御殿，受百官朝贺，嘉庆则处于陪侍的地位。朝鲜使臣到北京，目击记载说：

嘉庆“侍坐太上皇，上喜则亦喜，笑则亦笑”。

又记载：

赐宴之时，嘉庆“侍坐上皇之侧，只视上皇之动静，而一不转瞩。”

乾隆内禅皇位后，又训政三年零三天。嘉庆四年正月初三日，乾隆崩于紫禁城养心殿。乾隆驾崩后，嘉庆帝永琰亲政。嘉庆在办理大行皇帝乾隆大丧期间，采取断然措施，惩治权相和珅。

在乾隆当太上皇期间，和珅竭尽全力限制嘉庆，培植任用自己的亲信。嘉庆即位时，他的老师朱珪当时任广东巡抚，向朝廷上了封表示庆贺的奏章。和珅就到乾隆面前告朱珪的状，不过乾隆未予理睬。

嘉庆元年，乾隆准备召朱珪回京，升任大学士，嘉庆写诗向老师表示祝贺。和珅又到乾隆那里告状，说嘉庆皇帝笼络人心，把太上皇对朱珪的恩典，算到自己身上。

这一次，乾隆生气了。他问军机大臣董诰：“这该怎么办？”

董诰跪下劝谏乾隆说：“圣主无过言。”

乾隆才作罢。不久，和珅还是找了个借口，怂恿乾隆将朱珪从两广总督降为安徽巡抚。和珅还将他的门下吴省兰派到嘉庆身边，名义上是帮助整理诗稿，实际上是监视嘉庆的言行。

嘉庆二年，领班军机大臣阿桂病故。和珅成为领班军机大臣。这时的乾隆，已年老体衰，记忆力很差，和珅成了乾隆的代言人，更加为所欲为。

乾隆驾崩，和珅失去靠山。嘉庆一面任命和珅与睿亲王等一起总理国丧大事，一面传谕他的老师朱珪来京供职。初四，嘉庆发出上谕，谴责在四川前线镇压白莲教起义的将帅玩嬉冒功，并借此解除和珅的死党福长安的军机处大臣职务。

嘉庆命和珅与福长安昼夜守灵，不得擅离，切断他们与外界的联系，削夺了和珅的首辅大学士、领班军机大臣、步军统领、九门提督的军政大权。正月初五日，给事中王念孙等官员上疏，弹劾和珅弄权舞弊。

初八，嘉庆宣布将和珅革职，逮捕入狱。初九，在公布乾隆遗诏的同时，嘉庆将和珅、福长安的职务革除，下刑部大狱。命仪亲王永璇、成亲王永瑆等，负责查抄和珅家产，并会同审讯。

十一日，在初步查抄、审讯后，嘉庆宣布和珅二十大罪状，主要有欺骗皇帝、扣压军报、任用亲信、违反祖制、贪污敛财等。十八日，在京文武大臣会议，奏请将和珅凌迟处死，将同案的福长安斩首。

和珅被诛后，其党羽皆惶恐不安，嘉庆宣谕：“凡为和珅荐举及奔走其门者，悉不深究。勉其悛改，咸与自新。”此谕一下，人心始安，政局稳定。

和珅的仕途起伏和乾隆盛世由盛转衰的起伏有着密切的联系。和珅得宠于乾隆盛世之末，正是乾隆功业将成、好大喜功之时。随着乾隆年岁益老，他越发宠爱和重用和珅，而和珅正是清朝贪官的代表。在贪污积弊日渐深入清朝的统治骨髓的时候，乾隆盛世的风采也随之逝去，取而代之的是人民的起义和清朝的衰落。

乾隆终年八十九岁，统治中国六十三年，躬历四朝，亲见七代，历代帝王都无法望其项背。他没有坐享其成，在父祖余荫的庇佑下度过一生，而是凭借自己的才干与谋略把大清王朝的强盛推向了顶峰。乾隆统治时期的清朝边疆稳固、社会安定、国库充裕、文治武功都达到了极盛。

但盛极而衰，国内的阶段矛盾日益尖锐，在乾隆后期各地起义此起彼伏。而这时国际环境风云变幻，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叩关而至，清朝日益临近几千年来中国从未有过的严重危机时期。

正如和珅的盛极而衰一样，乾隆的盛世也在闭关自守中越来越衰败，大清的国运和国势也日渐没落，走入了清朝末年的凋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