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

出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

1945年11月至1947年2月，艾森豪威尔担任军队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一职。这期间，形形色色的政客纷纷盘算着利用这位驰名将军的名字，进行最冒险的政治赌博，而赌博的筹码则是白宫。

形成艾森豪威尔热潮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艾森豪威尔从来不表示他喜欢哪一个政党，甚至连他最亲密的朋友也无法探知。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都很容易把艾森豪威尔那样受欢迎的人看作是自己党的党员。

艾森豪威尔小心翼翼地避免谈论国内的政治问题，因而谁也不知道他对这些问题持何种立场。作为一名职业军人，他不得不对国内政治、对财政赤字、福利国家、政府对工农业的调整或者种族关系之类的问题保持沉默，这已成为他的第二天性。

对于他自己的观点，他执著地坚持着，但是这些观点在政治上始终是中间路线的。

艾森豪威尔遵守国际主义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但是在两党对外政策的一致态度成为准则时，那种立场并不表示他对某一党派的偏爱。

他的确喜欢诚恳地表示，他相信为人们广泛接受和认可的普通平常的价值观念，大多数敦促艾森豪威尔参加竞选的人都认为，如果他竞选的话，他会以绝对优势取得胜利。

不过，艾森豪威尔并没有答应。他不属于任何党派，没有政治经验，没有从政的记录，没有组织，他怀疑艾森豪威尔热的真实性。他认为，这股热潮将趋于自生自灭。

他对朋友说，“我宁愿死上1000次，也不愿让最多疑的国会议员以为我想参政。”

这期间，艾森豪威尔对他的处境颇感棘手。他非常讨厌党派政治以及政治交易、争取提名、参加竞选、封官许愿等，这些与他格格不入。

然而，整个国家，从一些杰出的企业家及政治家，到千千万万名退伍军人，以及其他许多平民百姓，都执著地要求他当总统候选人，迫使他意识到想脱身是不容易的，同时也迫使他考虑当总统是怎么回事。毕竟，他很快就要从军队退休了。

1947年10月，艾森豪威尔就年满57岁了，这是一个与五角大楼说再见的年龄。既然已拒绝了政治生涯，那么退休后他将干什么？到哪里去？一生中第一次，他开始考虑自己的职业问题。

向他提供的机会确实不可胜数。大公司要让他当总裁或董事长，并提供数目极为可观的薪金，然而艾森豪威尔愤然指出，“我决不愿意担任可能被指责为‘出卖名声’来为大公司作宣传的任何职务。”

1946年4月2日，艾森豪威尔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发表演说，当时的听众包括汤姆·华生。华生是哥伦比亚大学董事会成员，正在物色校长人选。

演说过后，华生问艾森豪威尔：“将军，请问您是否愿意担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这一职位？”

艾森豪威尔从未想到当校长的职务，因而明显地吃了一惊，回答道：“哥伦比亚大学找艾森豪威尔是找错了人，甚至你们应当去找密尔顿之类的人，因为他是个富有经验的教育家。”

“不，”华生坚定地回答道，“哥伦比亚需要将军阁下。”

艾森豪威尔不由得笑了。他和蔼地说：“华生先生，我要差不多两年后才能脱离军队，现在我无法考虑你的建议。”

艾森豪威尔随后把此事忘得干干净净，但华生没有。13个月后，华生再度拜访艾森豪威尔，重新提出担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的事情，并逼着他表态。

艾森豪威尔虽然曾经作出如此多的重大决定，但他惊讶地发现，要作这一次决定却十分困难。

“这几乎是我一生中第一次不得不作出与我本身直接有关的决定，”艾森豪威尔苦笑着对朋友说，“我得与自己的全部本能作斗争才能得出结论。”

1947年6月10日，约翰·艾森豪威尔与巴巴拉·汤普森，在弗吉尼亚州门罗堡的一座教堂里，在庄严的音乐声中缓缓地走上红地毯，并互戴了戒指。

巴巴拉是一名上校的女儿，约翰是在维也纳认识她的。当约翰把他们订婚的消息告诉父母时，艾森豪威尔夫妇喜笑颜开。

玛咪对记者说：

“我和艾克第一眼就喜爱上了她，她也喜欢我们，就这么简单。”当艾森豪威尔得知巴巴拉有一双“健康足”时，他更加高兴了。因为约翰是扁平足，他不想约翰把扁平足传给下一代。

接着，艾森豪威尔投入繁忙的准备工作中去。他连篇累牍地写信给约翰商讨一切事宜，给结婚前后作安排，并买了一辆汽车作为结婚礼物。

1947年，在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艾森豪威尔给哥伦比亚大学回信说，他同意接受校长的职位。虽然他拥有世界许多大学的名誉学位及称号，但是，周围的人和他本人都十分清楚，他所获得的这些学术上的荣誉，并不是他对某一门科学的发展作出的贡献，而是出于对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对军事所作贡献的尊敬。

1947年6月，艾森豪威尔当上了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当他迈入这所举世闻名的大学门槛的同时，他也面临着在新岗位上许多他回避不了的棘手问题。

一些学术界的代表人物反对新任校长，他们认为这样的学府应当由学者主持，而不是将军。艾森豪威尔听到这种议论，心里并不痛快。但是，他有一套处世本领，因而这次他又想出了摆脱困境的妥善办法。

艾森豪威尔在和学校教授们第一次见面时就宣布，他不追求学者的桂冠，因而在处理学术问题时，将主要听取教授们卓有见地的意见。

1947年橄榄球赛季结束后不久，耶鲁大学来挖哥伦比亚大学的墙角，耶鲁大学聘请哥伦比亚橄榄球队的教练卢·利特尔为该校首席教练，而利特尔表示愿意接受。

这下子哥伦比亚大学慌了神。利特尔是当时最成功的、最受人尊重和欢迎的教练，他领导的哥伦比亚队，在当年橄榄球比赛中以21比20击败陆军队，破了陆军32局不败的纪录。因而可以说，若离开利特尔的话，无疑是对哥伦比亚队的一个致命打击。

哥伦比亚的校友们一致认为，只有艾森豪威尔才能为学校挽留利特尔。艾森豪威尔笑着摇摇头：“我哪有这么大的能耐？”

不过，他还是决心试一试。在办公室里，艾森豪威尔笑吟吟地对利特尔说：“利特尔先生，我们以前见过面。”

利特尔大吃一惊，经艾森豪威尔提醒，他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原来，利特尔当过乔治顿队的教练，当时，艾森豪威尔任米德堡队的教练，他们曾经是球场上的“冤家对头”，彼此相互都很欣赏。

接下来，他们回忆起那段美好的时光。最后，艾森豪威尔言归正传。他话锋转向耶鲁的聘请一事。艾森豪威尔对利特尔说：“你不能到耶鲁去。你是我来哥伦比亚大学的原因之一。”

利特尔眼圈一红，他顿时明白了将军的一番苦心。当利特尔回到华盛顿的旅馆卧室后，他挂电话给在纽约的妻子说，“别收拾行装了，我们不走了！”

后来，当利特尔在谈到艾森豪威尔时说，“只见一次面，他就把我紧紧吸引住了。他没有增加薪水，却能够使我留下来。他有着那种使你感到自己受人赏识、受人重视的难得的天赋，你会不由自主地受到鼓舞。”

这期间，艾森豪威尔虚心学习，他经常到各个班级和院系去听课，这在一所名牌大学内几乎是少见的事。他对历史和物理特别有兴趣。他把较年轻的历史学家们召集在一起，向他们发表讲话，谈他们的职责和任务。

艾森豪威尔最喜欢的是物理系，他对原子能极感兴趣。他和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伊西多·拉比建立了亲密的关系。

后来，当普林斯顿大学的高级研究所向拉比提出聘请时，艾森豪威尔使尽他浑身解数，挽留拉比，艾森豪威尔对拉比说，哥伦比亚需要他，他本人需要他，如果拉比离开，哥伦比亚大学的声誉会遭到十分沉重的打击等。拉比被说服同意留下来。

在哥伦比亚任职其间，艾森豪威尔一面主持校务，一面撰写回忆录。

1948年，艾森豪威尔的第一本回忆录《欧洲十字军》首版问世。这本书得到评论界几乎一致的赞扬，人们称赞作者的谦逊、坦率、公正、机智和全面的美德。这本书被称为美国最佳的战争回忆录。

这部书在引起巨大反响的同时，也使作者赚了不少的收入。征税机关考虑到艾森豪威尔不是专业文学作家，向他提供了特殊的征税优惠，作者的纯收入高达47..6万美元。

至1966年底，《欧洲十字军》一书在美国的销售量已达170万册，并被译成22种文字。可以说，这是与艾森豪威尔和他对国家的贡献非常相称的一本书。

1948年6月，艾森豪威尔一家搬进哥伦比亚晨边山庄大道上的校长住宅。他们不喜欢这所装修过于豪华的宅第，因为这不合他们的口味。

大学董事会把楼上两层改成现代化公寓。艾森豪威尔看了托马斯·斯蒂芬所画的玛咪肖像后，颇有感触，在丘吉尔怂恿下，有了新的爱好，画油画。

艾森豪威尔一般在僻静的楼顶小室中画画。他通常画人像，但每画3幅便要毁掉两幅。

尽管如此，这一爱好给他的校长生涯带来了极大的乐趣，他每天都要花上半个小时画油画。

艾森豪威尔在哥伦比亚大学两年半时间内，实际上在那里工作的时间不到一半，他开始实行了一连串的计划，给学校带来声誉、金钱和更加活跃的知识气氛。

艾森豪威尔在担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期间，也是全美议事会的组织者。这个议事会的宗旨是把企业家、劳工、学者、党派代表聚集在一起研究全国性问题。这个组织不仅为哥伦比亚带来了基金，也为学校带来了显赫的名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