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入 “深造班 ”学习军事理论

两入 “深造班 ”学习军事理论

朱可夫是在26岁时，当上骑兵团长的。当时，他觉得自己在实际工作方面比在理论问题上强，因为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就受过不错的训练。

但是在理论方面，朱可夫很清楚自己落后于他作为团长的要求。经过认真的思考后，他得出结论：必须抓紧时间顽强学习。可是，团的工作，他事事都得管，一天必须花上12个小时。那么，要想加强军事理论素养，办法只有一个：在每天的工作日程上再加上3至4个小时自学。

至于睡觉和休息，朱可夫说：“那没有关系，可以在获得知识后再休息。”

1924年，苏联开始改组红军，以加强战斗力。以伏龙芝为首的红军总参谋部，真正成为红军的首脑机关。

1924年7月底，加伊师长召见朱可夫，问他在充实自己知识方面做了些什么。

朱可夫回答说：“我读了许多书，并且分析了一些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例。另外，我还准备了不少材料给团的指挥干部上课。”

加伊说：“这一切都不错，都值得赞扬，但还不够。军事在不断发展，我们的指挥员需要比较系统地学习一些军事问题。我认为，今年秋天你应当到列宁格勒高等骑兵学校学习。这对于你将来的事业大有益处。”

朱可夫表示感谢，并表示要尽一切努力，绝不辜负师长对他的信任。回到团里后，朱可夫抓紧一切时间学习教材、条令、教令，并着手准备入学考试。入学考试很容易，朱可夫名列前茅。

当时，一起入校学习的还有罗科索夫斯基、萨韦利耶夫、巴格拉米扬、廖缅科和其他许多团长。朱可夫和其他学员一样，也是第一次到列宁格勒。他们怀着浓厚的兴趣参观了该城的名胜古迹，走遍了十月革命时作过战的地方。

当时，朱可夫怎么也没有想到，在17年后，他会指挥列宁格勒方面军，抗击法西斯军队，保卫列宁格勒。

朱可夫他们入学后不久，高等骑兵学校就改名为骑兵指挥员深造班，学习期限从两年缩短为一年。当时，学员们的课程相当繁重，上完课以后，还必须进行长时间的自修。对此，朱可夫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当上了年纪的时候，回想当时学习军事知识的那种坚韧不拔、狂热执着的劲头，真是有些吃惊。

在学习期间，有一次军事科学学会让朱可夫做一个题为《影响军事学术理论的基本因素》的报告。

当时，朱可夫简直不知道该如何论述这个问题，不知道如何开始，如何结束。后来，朱可夫在同志的帮助下，完成了他的第一篇军事学术报告。这个报告后来登载在为骑兵指挥员深造班学员所办的刊物上。

在学习之余，深造班还经常举行骑马竞赛。在这种场合，总有许多列宁格勒人来观看。朱可夫他们的特技骑乘、障碍跳跃、砍劈，以及夏季赛马、障碍赛跑，特别受大家的欢迎。

这些竞赛每回必到的有罗科索夫斯基、萨韦利耶夫、巴格拉米扬和朱可夫以及深造班的其他学员。

在秋季和冬季，学员们主要学习军事理论和政治课。他们常常通过沙盘作业和图上作业学习理论。另外，还用不少时间学习骑术和调教术，这是部队指挥员必须熟练掌握的。对于使用马刀和击剑术的练习也很重视，这个课目是利用课余时间作为文体活动来进行的。

1925年夏季，学员们大部分时间是在深造班主任巴托尔斯基的直接领导下，进行野外战术训练。通过这段训练，巴托尔斯基传给朱可夫他们许多知识和经验。

在骑兵指挥员深造班结束时，进行了一次向沃尔霍夫河的强行军。在沃尔霍夫河，朱可夫他们学习了携马泅渡和强渡江河。携马泅渡是一个相当困难的课目，因为不仅要能熟练地着装游泳，而且还必须学会控制游泳的马，在骑兵训练中很重视掌握这套技术。

在沃尔霍夫河训练时，还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当时作业已经结束了，朱可夫的同学骑兵第四十二团团长米哈伊尔·萨韦利耶夫，想显示一下自己高明的骑术。他提议，让他表演一次不湿衣服和装具站在马背上渡河的技术。

领导同意了他的建议，但是命令准备两条急救船以防万一。萨韦利耶夫把马镫子搭在马鞍上，勇敢地骑上马向河里走去。马越过浅滩，向深水游去。萨韦利耶夫紧握缓绳，很有把握地站在马鞍子上。

一开始时还比较顺利，但是到了河中间的时候，马显然是疲乏了，开始烦躁起来。

萨韦利耶夫竭尽全力也无法保持平衡，随后便一头栽进水里，落入水中了。幸好准备了急救的船只，否则就麻烦了。马最后单独游上了岸。

不久，载着萨韦利耶夫的船也靠了岸，萨韦利耶夫像个落汤鸡一样。大家禁不住都哈哈大笑，拿他取笑，可是他因渡河失败，一点儿也笑不出来了。

而且，掉进水里时他还把靴子弄丢了。在渡河时，靴子是挂在他脖子上的。这样一来，他只得穿着袜子走回了营房。

在深造班结业后，朱可夫和萨韦利耶夫、阿斯特拉罕第三十七团的一个连长雷巴尔金决定，不乘火车而骑马返回明斯克的工作地点，路程为963公里的田野道路。他们计划的行进路线要经过维捷布斯克、奥尔沙和鲍里索夫。

朱可夫他们把计划呈送骑兵指挥员深造班领导，获得批准，但是沿途不能为他们组织检查站、保养和膳食。朱可夫他们坚持不放弃原定决心，尽管他们事先清楚会碰到很多困难，特别是寒冷多雨的秋天已经到来。

963公里的路程，朱可夫他们计划走7昼夜。他们这次试验的主要目的，就是想检验一下他们所受的训练是否足以进行远距离的乘骑强行军。

1925年早秋的一个早上，朋友们和深造班领导人的代表，聚集在列宁格勒郊区的莫斯科门，欢送他们启程。

上路以后，朱可夫他们决定不断变化速度，有时慢步，有时快步，偶尔跑步。

第一天，他们比计划的行程少走了10公里，因为马匹都很疲乏，特别是朱可夫的那匹纯种的牝马“季拉”跛了，它已经12岁，有些老了。

大家都很累，迫切需要休息。沿途的农民热情地欢迎他们，帮他们喂马，也让这些军官们饱餐了一顿。

第二天一早，朱可夫的马情况依然不妙，马还是跛的。朱可夫在马蹄扎破的洞里滴进蜡，然后用绷带把蹄子缠上，他决定牵着马走。不久马就不跛了，朱可夫骑上去一试，不跛了，快步走也不跛。为了减轻马受伤的右脚的负担，他决定只用慢步走或左跑步。

其他人骑的是健康的马，当然要轻松得多，而朱可夫常常得下来，牵着马走很长的一段距离，体力消耗比较大。不过，同伴们在休息的地方负责找饲料、照管马匹。

第七天，朱可夫他们已远远地走过了鲍里索夫，到达明斯克附近。在明斯克郊区，朱可夫他们发现聚集了许多人，手举红旗和标语。原来这是朱可夫他们团的一些战友和当地居民赶来欢迎他们的。他们两脚一夹，用跑步驰向看台，向卫戍司令和市苏维埃主席报告，他们已顺利完成远距离骑乘。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

两天以后，朱可夫他们进行了考核性的两公里障碍赛马、体检和过秤，结果良好，他们这次乘骑获得良好的评价。经过7天乘骑，马匹减重8公斤至12公斤，人员减重5公斤至6公斤。

朱可夫和其他军官因此获得了政府的奖金和首长的嘉奖，并准许短期休假。在得到短期的休假后，朱可夫动身回乡，去看望妈妈和姐姐。此时，朱可夫的父亲已经去世了。

朱可夫发现，妈妈在他不在身边的这些年月里，显得苍老了许多，但她还像从前一样辛勤地劳动。姐姐玛莎已经有两个孩子了，她看上去也显得老多了。

在农村，朱可夫了解到，农民们很穷，老百姓衣衫破烂。牲畜数量大为减少，有许多人家在歉收的1921年以后，一头牲口也没有剩下。但是，令人惊讶的是，除极个别人外，没有人抱怨，人民都能理解战后的困难。

休假结束后回到师里，朱可夫发现编制有所改变，师下辖4个团，而不是以前的6个团。原来他指挥的布祖卢克骑兵第三十九团已合并到第四十团，而原骑兵第四十一团和第四十二团合编为新的梅列克斯-普加切夫骑兵第三十九团。

1926年初，朱可夫被任命为布祖卢克新编骑兵第三十九团的团长。在从骑兵指挥员深造班毕业回来以后，朱可夫觉得工作胜任多了，对于处理军政训练和团的指挥方面的问题，他感到很有信心，能应付自如了。

1926年冬，骑兵第三军政治委员克罗赫马尔和军长铁木辛哥召见朱可夫。走进办公室后后，朱可夫发现师长斯捷普诺伊·斯皮扎尔内伊，师政治委员什捷尔恩和政治处主任博恰罗夫也在这里。

铁木辛哥说：“我们叫你来，是想让你除担任团长职务外，同时兼任团政治委员的职务，也就是成为团的单一首长。师的领导和政治部都认为你有条件担任。你有什么意见？”

朱可夫沉默了一会儿，说道：“在师首长和政治处的大力帮助下，我希望能胜任新的职务。”几天以后，朱可夫被任命为团的单一首长。在骑兵第七师这是第一次类似的尝试，责任重大。

1926年夏季，朱可夫所在师出去野营。地点是在距明斯克约20公里的日丹诺维奇地区。野营时期，进行了紧张的军事训练，主要着重在分队、指挥人员、司令部和整个部队的野外战术训练。在所有的军事课目中，朱可夫最喜欢战术，他常常怀着特别喜爱的心情去钻研它。

为了提高战术素养，朱可夫团进行了许多次示范作业和示教作业。指挥员通过这些作业，学习侦察、组织战斗和与其他技术兵器协同的技能。

1927年春天的一个早上，师长施密特给朱可夫打来电话说：

“布琼尼可能去你们团，你们准备欢迎。”“什么时候来，我们应当怎样欢迎？”朱可夫问道。“我说不出确切的时间。他先到第三十七团，然后去三十八团，再就是你们三十九团。至于如何欢迎，这由你决定，你是团长嘛！”朱可夫知道，师长不主张举行什么特别隆重的仪式，应按条令规定的迎接上级首长的仪式来迎接。中午，第三十八团团长加伊杜科夫给朱可夫打来电话说：“准备迎接客人，他们到你那儿去了。”

朱可夫立即召集政治副团长弗罗尔科夫、团党组织书记谢拉科夫斯基、团军需主任马雷舍夫等几位主要助手，并一起到司令部门口等候。

五分钟以后，两辆小汽车开到了军营门口。只见布琼尼和铁木辛哥从第一辆车里走出来。按条令规定，朱可夫向布琼尼做了报告，并向他介绍了自己的助手。布琼尼一一向他们问好。

朱可夫请示布琼尼说：“首长有什么指示？”“你说呢？”他反问道。“首长看看我们战士和指挥员是怎么生活和工作的吧。”朱可夫说。“好吧，不过我想先看看战士的伙食。”布琼尼说。在食堂和厨房，布琼尼仔细地了解了食物的质量和制作，在食堂的留言簿上写下了嘉奖炊事员和团给养主任的话。然后，又检查了部队军事训练的情况。

接着，布琼尼说道：“怎么样，现在看看你们的马匹吧。”

朱可夫随即发出了全团“接受检查”的信号。10分钟后，各连都站好队，开始检查马匹。布琼尼夸奖了战士们马匹保养得很好，然后就到琼加尔第六师去了。

不久，白俄罗斯军区司令员叶戈罗夫，也来到了朱可夫团视察。叶戈罗夫到团里来视察，朱可夫他们事先并未得到通知。当得到报告说司令员来了时，朱可夫正在进行例行的战术作业。

叶戈罗夫想看看他们的作业情况。当时，部队作业的题目是《骑兵团隐蔽地前出到敌人翼侧和后方，并猛烈冲击敌人》。

一切进行得很顺利，分队指挥员定下了大胆主动的决心。司令员很高兴，说了不少有趣的话，缓和了所有在座人员的紧张情绪。

在朱可夫进行总结之后，叶戈罗夫提了几点意见和希望。朱可夫特别记得他提出的一点，叶戈罗夫认为，仅仅让指挥员学习战术是很不够的，他们还必须学习战役学。必须考虑到，祖国的敌人一旦挑起战争，就要求我们许多指挥员有战役学方面的知识。

在作业结束后，司令员问朱可夫：“你们团的动员计划搞得怎么样？”

朱可夫回答：“我们下了很大功夫制订团的动员计划，不过我们提出了一些问题，上级还没有回答。”

叶戈罗夫说：“让我看看你们的动员计划和你们提出的问题。”于是，朱可夫和团参谋长大约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汇报了他们拟制动员计划的情况，并回答了司令员提出的问题。

然后，叶戈罗夫说道：“不错，很不错，你们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

朱可夫说：“我们离国境线很近，这使我们的处境很复杂。发出警报后，我们不得不在人员缺额很大的情况下开赴战场。此外，团还必须从现有人员中派出骨干去编组第二梯队。在缺额很大的情况下，与敌人第一次交战，这可能会影响士气。”

“确实如此，”叶戈罗夫说，“但是我们没有别的办法。编组第二梯队部队是必需的。我们绝不能低估敌人，必须认真备战，做好同聪明的、能干且强大的敌人作战的准备。如果敌人实际上并不那样强大、聪明，那么，这样做只会使我方处于优势地位。”

叶戈罗夫对许多事都感兴趣，如紧急备用品的状况、士兵的宿舍和军官的住房等。朱可夫他们报告说，指挥人员基本上住在居民家里，通常一家住一间房。

指战员们都自动捐献个人财物，以增加国家的黄金储备来建设工厂。叶戈罗夫对这事也很感兴趣，他问道：“团长自己捐了些什么？”

“我在骑乘比赛中得奖的4个银烟盒，我妻子的一个金戒指和一对耳环。”朱可夫说。事实上，大家当时都是这样做的。

司令员扫视了在场的指战员们一眼，然后说：“很好，同志们，你们做得很对！”

1929年末，朱可夫被派往莫斯科，进入高级干部深造班学习。他们住在中央红军之家招待所，在伏龙芝大街国防人民委员部大厦内上课，那里有教室和专修室。

高干深造班的课程具有相当高的水平。朱可夫他们小组的主任教员是布柳赫尔的副职桑古尔斯基，他是一个学识渊博的人。他所作的关于军事科学问题的讲演和报告，都恰当引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中的战例。其他教员也都是在战术和战役学方面很有修养的专家。

深造班的全体学员都对军事理论感兴趣，寻求每一本新书，收集所能得到的各种军事著作，以便带回部队去。当时苏维埃军事科学已开始形成，伏龙芝的著作在这方面占居首位。

1929年出版的《伏龙芝选集》，阐述了未来战争中，人与技术兵器的关系、未来战争的性质、各军种的协调发展，以及后方与前线的作用。伏龙芝坚持必须建立统一的军事学说，以便确定建军的特点、部队军事训练的方法，以及根据在本国占主导地位的军事观点来领导部队。伏龙芝深入地总结了国内战争的经验，提出一系列原则，这些原则后来成为编写苏军条令、教令的基础。

朱可夫说：“没有这些条令和教令，苏联红军这支新型的军队就不可能存在。”

在高级干部深造班的课堂上，充满了有利于发扬创造精神的气氛，常常爆发激烈的争论。同朱可夫争论最多的是戈尔巴托夫。当时，戈尔巴托夫是骑兵第二军的一个旅长。朱可夫认为，他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具有渊博学识的指挥员，同他进行讨论是十分有益的。

在深造班里，学员们深入地研究了一系列极为重要的战役战术题目和专题，熟悉了红军部队装备的新式技术和兵器。

1930年春，朱可夫从高级干部深造班学成后，回到了自己的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