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预断莫斯科会战

正确预断莫斯科会战

1941年10月5日，苏最高统帅部转告：“斯大林同志将同方面军司令员直接通话。”

朱可夫在列宁格勒方面军司令部电话室，用“博多”机通知最高统帅部：“朱可夫在听电话。”

斯大林说：“朱可夫同志，你能不能立即乘飞机来莫斯科？鉴于尤赫诺夫地区的预备队方面军左翼情况复杂，最高统帅部想和你商谈一下。让谁代替你呢！让霍津代替你吧。”

朱可夫说：“请允许我10月6日早晨起飞。”然而，由于第五十四集团军地段出现了某些重要的情况，朱可夫10月6日未能起飞，并报告了最高统帅知悉。

傍晚，斯大林又往列宁格勒打来电话：“你们那里情况怎样？敌人有什么新的行动？”

朱可夫报告说：“德军的攻击减弱了。据俘虏说，德军在9月的战斗中遭受严重损失后，在列宁格勒附近转入防御。现在敌人用炮兵和飞机对城市进行射击和轰炸。我航空侦察查明，敌人摩托化纵队和坦克纵队正在从列宁格勒地区向南大规模运动。看来，可能调往莫斯科方向。”

报告情况后，朱可夫问最高统帅，关于飞往莫斯科的指示是否仍然有效。斯大林说：“有效！留下霍津或费久宁斯基将军代替你，你明天迅速乘飞机来莫斯科一趟。”

告别列宁格勒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后，朱可夫飞往莫斯科。因为必须紧急把霍津将军派往第五十四集团军去，列宁格勒方面军的临时指挥就转交给了费久宁斯基将军。

到了莫斯科，斯大林的卫队长迎接了朱可夫，并通知他说，最高统帅病了，在他住所里工作。于是，他们立即赶往那里。

斯大林感冒了，看上去面色不好，他冷淡地接待了朱可夫。点头表示回答朱可夫的问候，然后走到地图前，指着维亚济马地区说：“你看，这里的情况很严重。我无法从西方方面军和预备队方面军得到有关真实情况的详细报告。由于不了解敌人进攻的地点和部署以及我军的状况，我们不能定下任何决心。现在请你到西方方面军司令部去一趟，详细弄清那里的情况，并随时给我来电话，我等着。”

告别前，斯大林问：“你认为德国人最近期间会再次进攻列宁格勒吗？”

“我想不会。敌人损失惨重，又把坦克和摩托化部队从列宁格勒地区调到了中央方向某地。敌人无力以列宁格勒地区现有的部队实施一次新的进攻战役。”朱可夫说。

“你认为希特勒将把从列宁格勒地区调出的坦克和摩托化部队用在哪里？”斯大林问。

“显然是用在莫斯科方向。自然是在补充人员和维修兵器之后。”朱可夫说。

与斯大林告别后，朱可夫到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那里去，向他详细报告了列宁格勒地区12月6日的情况。

沙波什尼科夫说：“最高统帅刚打电话来，命令给你准备好西部方向的地图，地图马上就准备好。西方方面军首长就在8月份叶利尼亚战役时，预备队方面军司令部驻过的那个地方。”

沙波什尼科夫向朱可夫详细介绍了莫斯科方向的情况。他向朱可夫传达了最高统帅部的命令：

预备队方面军司令员：西方方面军司令员：根据最高统帅部的命令，兹派朱可夫大将到预备队方面军作战地区为最高统帅部代表。

最高统帅部希望你们向朱可夫同志介绍情况。今后，朱可夫同志有关各方面军部队使用和指挥问题的一切决定，必须执行。

受最高统帅部的委托。

总参谋长　沙波什尼科夫1941年10月6日19时30分编号2684在等待地图时，沙波什尼科夫用浓茶招待了朱可夫。在拿到地图后，朱可夫乘车直接到西方方面军司令部去。

坐在汽车上，在手电筒光下，朱可夫察看地图，研究前线的情况和敌我双方的行动。他很想睡觉，但为了不打瞌睡，朱可夫不得不时常让司机将车子停下来，进行短距离的跑步。

朱可夫到西方方面军司令部时，已是夜间了。值班员报告说，所有的领导人员都在司令员那里开会。司令员的屋子里点着蜡烛，有点昏暗。桌子旁边坐着科涅夫、索科洛夫斯基、布尔加宁、马兰金。每一个人都是一副极疲劳的样子。

朱可夫说，他受最高统帅的委托来了解情况，而且要直接从这里用电话向他汇报。方面军作战部长马兰金中将所谈的一些最新情况，使现有的材料更加充实和明确了。

10月8日凌晨2时30分，朱可夫给斯大林打电话汇报情况。当时，斯大林还在工作。朱可夫向他报告西线情况时说：“现在主要的危险是莫扎伊斯克防线上的掩护兵力薄弱，因而敌人的装甲坦克兵有可能突然出现在莫斯科附近。应尽快设法从别处抽调部队增强莫扎伊斯克防线。”

斯大林问：“西方方面军的第十九和第二十集团军，以及博尔金指挥的集群在什么地方？预备队方面军的第二十四和第三十二集团军又在哪里？”

朱可夫回答说；“被合围在维亚济马以西和西南地区。”

“你打算做些什么？”斯大林问。

“现在我要去找布琼尼。”朱可夫说。

斯大林问：“你知道预备队方面军的司令部在什么地方吗？”

朱可夫说：“我到小雅罗斯拉韦茨地区某个地方去找。”

“好，你去找布琼尼，并从他那里立即打电话给我。”斯大林说。

此时，天下着小雨，大雾弥漫，能见度很差。10月8日早晨，朱可夫来到奥博连斯科耶车站，他看见两个从普罗特瓦河桥的一侧拉着电线的通信兵。于是，朱可夫问他们：“同志们，你们给哪里拉线？”

一个大个子战士毫不在意地回答说：“命令我们给哪里拉就给哪里拉。”朱可夫不得不说出自己的姓名，并说他们要找预备队方面军司令部。

那个拉电线的战士回答朱可夫说：“大将同志请原谅，我们不认识您，因此那样回答了您。您已经走过了方面军司令部。它在两小时前从这里已经转移到森林的小屋子里去了，您看就在那里山上。在那里，警卫人员会告诉您往哪里走。”

得到明确方向后，朱可夫他们的汽车向后掉了头。很快，朱可夫就来到了最高统帅部代表梅赫利斯的屋子里，方面军参谋长阿尼索夫少将也在那里。

朱可夫问司令员在哪里。参谋长回答说：“不清楚。白天他到第四十三集团军去过。我担心布琼尼会发生什么不幸的事情。”

“你没有设法去找他吗？”朱可夫问。

“是的，已派出联络军官去找，他们还没有回来。”参谋长回答。梅赫利斯转向朱可夫问道：“你来我们这里有哪些任务？”

“我是作为最高统帅部成员，受最高统帅的委托来了解情况的。”朱可夫说。

“你看，这就是我们所处的状况。现在，我正在收拢无组织地退却的人员。我们将在集合地点给他们补充武器并编成新的部队。”

从与梅赫利斯和阿尼索夫的谈话中，朱可夫对于预备队方面军和敌人的具体情况知道得很少。于是，朱可夫乘车去尤赫诺夫方向，希望在那里迅速查明部队情况。

在经过普罗特瓦河时，朱可夫想起了自己的童年时代。他对这个地区的全部地形都非常熟悉，因为朱可夫在青年时代就把这一带都走遍了。在距离预备队方面军司令部所在地奥布宁斯克十公里远的地方，是朱可夫的故乡斯特列尔科夫卡村。

此时，朱可夫不禁想：现在我的母亲、姐姐和她的4个孩子还留在那里。他们怎样？能否乘车去一趟？不，不能去，时间不允许。如果法西斯来了，他们会怎样呢？如果法西斯知道他们是红军将军的亲属，又会怎样对待他们呢？大概会枪毙他们。一有可能，一定要把他们送到莫斯科去。

两星期后，斯特列尔科夫卡村和整个乌戈德斯科—扎沃德区都被德军占领了。幸而此时朱可夫已经派人将母亲、姐姐和她的孩子送到了莫斯科。

当朱可夫到达小雅罗斯拉韦茨市中心时，没有碰到一个人，城市好像荒废的样子。在区执行委员会大楼附近，朱可夫看到了两辆小汽车。

朱可夫把司机叫醒后，得知布琼尼在这里。他走进区执行委员会，见到了布琼尼，只见他正在看地图。朱可夫同布琼尼互相亲热地问好。在这些艰难的日子里，布琼尼看上去老了许多。

布琼尼问朱可夫：“你从哪里来？”

“从科涅夫那儿来。”朱可夫说。

“他那里的情况怎样？我两天多同他没有任何联系了。昨天我到第四十三集团军司令部去了，方面军司令部在我不在时已经转移，现在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布琼尼说。

“我找到了方面军司令部。它设在森林左边、普罗特瓦河铁路桥的后面。他们在那里等着你。遗憾的是，西方方面军有相当大一部分军队被敌人合围。”朱可夫说。

布琼尼说：“我们这里的情况也不比其他地方好，第二十四和第三十二集团军已被切断。昨天我在尤赫诺夫和维亚济马之间差一点落到敌人手里。敌人向维亚济马方向调集了大量坦克和摩托化部队，看来是想从东面迂回包围该城。”

“尤赫诺夫现在在谁手里？”朱可夫问。

布琼尼说：“现在不知道。在乌格拉河附近发现敌人约有两个步兵团的兵力，但没有炮兵。我想尤赫诺夫现在已落入敌人手里。”

“谁担负掩护从尤赫诺夫到小雅罗斯拉韦茨的道路？”朱可夫问。

“当我来这里时，除了在梅登看到3个民警外，路上没有遇见一个人。地方政权机关已从梅登撤走。”布琼尼说。

朱可夫对布琼尼说：“你去方面军司令部弄清情况，并报告最高统帅部，我继续往前去。请将我们的会见情况报告最高统帅，并说我去尤赫诺夫地区，尔后去卡卢加，因为需要弄清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

朱可夫在梅登没有看到一个人。只有一位老太太在被炸弹炸毁的房屋废墟中寻找什么东西。朱可夫问她：“老太太，你在那里找什么？”

她抬起头来，用两只睁大的、迷蒙的眼睛毫无表情地看了朱可夫一眼。

“老太太，你怎么啦？”朱可夫再次问道。但是老妇人什么也没有回答，就又重新去挖。这时，从废墟后面又来了一位妇女，手里提着半袋子东西。

“请不要问她，她因为悲伤而发疯了。前天德国飞机袭击了这个城市，从飞机上轰炸和扫射。这位老太太和几个孙子就住在这个房子里。敌人空袭时，她站在井边打水，亲眼看到炸弹落到了房子上，孩子死了。我家的房子也被炸毁了。想尽快离开这里，因此在废墟下面寻找东西，也许能找回点鞋袜衣服之类东西。”只见她的面颊上淌着眼泪。

朱可夫带着沉重的心情前往尤赫诺夫。他不得不时常将车停下来仔细地观察，以免车开到敌占区去。走了10公里至12公里后，突然从森林出来几个身穿工作服、头戴坦克帽的武装士兵阻止朱可夫他们前进。

其中一个走到朱可夫的汽车跟前，问道：“不许再往前走，你是谁？”朱可夫说了自己的姓名，问他们的部队在哪里。“坦克旅的司令部在相距100米的森林里。”“很好，你把我带到旅司令部去。”朱可夫说。朱可夫很高兴坦克旅在这里。只见前来迎接他的是一位身材不高、外表整洁，身穿蓝色工作服、头戴坦克帽的坦克兵。朱可夫立刻想到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个人。“最高统帅部预备队坦克旅旅长特罗茨基上校向您报告。”“特罗茨基！我真没有想到在这里会遇到你！”朱可夫高兴地说。他想起了在哈勒哈河见过特罗茨基。他在那里担任坦克第十一旅参谋长，就是苏联英雄雅科夫列夫指挥的旅。当时日本人很害怕这个旅。

“大将同志，我也没有想到在这里会见到您。我知道您在指挥列宁格勒方面军，可是没有听说您从那儿回来。”特罗茨基说。“你报告一下你们现在在做什么。首先谈一下敌人在什么位置？”朱可夫说。特罗茨基上校说：“敌人占领了尤赫诺夫，他的先头部队占领了乌格拉河桥。我已向卡卢加方向派出侦察。城里暂时还没有敌人，但在卡卢加地区正在进行激烈的战斗。在那里作战的有步兵第五师和第四十三集团军的一些撤退的部队。我所指挥的旅归最高统帅部预备队。我在这里已第二天了，尚未得到任何指示。”

朱可夫对特罗茨基上校说：“派联络参谋到奥布宁斯克车站地区预备队方面军司令部去。方面军司令部位于普罗特瓦河那边皮亚特基诺村。向布琼尼通报情况，将坦克旅展开，组织防御，以掩护去梅登的方向。通过预备队方面军司令部，将我给你的命令报告总参谋部，并说我要到卡卢加步兵第五师去。”

后来，朱可夫才知道，乌格拉河上的桥梁被西方方面军伞降勤务主任斯塔尔恰科少校指挥的支队炸毁了。这个400人的支队是于10月4日，根据斯塔尔恰科的倡议，由那些准备在敌后作战的边防战士编成的。

在炸毁桥梁以后，斯塔尔恰科指挥的支队在乌格拉河一线占领了防御阵地。该支队很快得到了马姆奇科上尉和罗西科夫大尉所指挥的波多利斯克军事学校学员支队的支援。敌军强渡乌格拉河和向梅登推进的企图，被这些英勇作战的支队粉碎了。

经过五天的激烈战斗，支队人员死伤惨重，但是他们以英雄主义的自我牺牲精神，打破了敌人企图迅速占领小雅罗斯拉韦茨的计划，并为苏军在莫斯科组织防御赢得了必要的时间。

方面军司令部的联络参谋，在卡卢加地区找到了朱可夫，并交给他一份总参谋长来的电话记录。最高统帅命令朱可夫于10月10日赶到西方方面军司令部去。

10月10日，斯大林给朱可夫打来电话说：“最高统帅部决定任命你为西方方面军司令员，科涅夫做你的助手，你有什么不同意见吗？”

“没有什么不同意见！我想，应让科涅夫去指挥加里宁方向的军队集团。这个方向离得太远，那里应该有方面军的辅助指挥机关。”朱可夫说。

斯大林说：“好！预备队方面军的剩余部队和莫扎伊斯克战线上的部队也归你指挥。赶快把一切都抓起来干吧！命令我已签发给方面军了。”

“我着手执行你的指示，但请求赶快把较大的预备队调到这里来，因为最近希特勒军队可能增强对莫斯科的突击。”朱可夫说。

很快，朱可夫就接到了最高统帅部的命令：

直发西方方面军军事委员会、预备队方面军军事委员会、预备队方面军司令员朱可夫同志、莫洛托夫同志、伏罗希洛夫同志为了统一指挥西部方向的军队，最高统帅部于1941年10月10日17时命令：

1.西方方面军和预备队方面军合并为西方方面军。

2.任命朱可夫同志为西方方面军司令员。

3.任命科涅夫同志为西方方面军副司令员。

4.任命布尔加宁同志、霍赫洛夫同志和克鲁格洛夫同志为西方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

5.朱可夫同志于1941年10月11日18时开始指挥西方方面军。

6.撤销预备队方面军指挥机关，用以补充西方方面军和莫斯科战线的预备队。接到命令后报告。

最高统帅部

斯大林

沙波什尼科夫

第2844号

接到命令后，朱可夫立即出发去西方方面军司令部。方面军司令部临时设在几个帐篷里，朱可夫迅速走进帐篷后，立即投入了战役的组织工作。

军队日日夜夜地紧张工作，由于疲乏和缺少睡眠，人们几乎站都站不稳了。但是，在对莫斯科命运和对祖国命运的责任感的推动下，他们完成了大量的工作，以期在莫斯科附近建立方面军稳定的防御。

与此同时，几十万莫斯科人不分昼夜地构筑环绕首都的防御工事。10月和11月，仅构筑防御内线就有约25万人参加，其中四分之三是妇女和少年。

他们构筑7..2万米的防坦克壕、约8万米的崖壁和断崖，设置5..25万米桩砦和许多其他障碍物，挖掘近12..8万米的战壕和交通壕。这些人用自己的双手挖出300万多立方米的土！

前线的指战员们知道，全国都在保卫首都。这种全民的支援，是苏军取得莫斯科保卫战胜利的鼓舞力量和可靠支柱。1941年11月1日，朱可夫被召回最高统帅部。斯大林对他说：“今年十月革命节，除了开庆祝大会外，我们还想在莫斯科举行阅兵式，你认为怎样？前线的形势允许我们这样做吗？”

朱可夫回答说：“敌人在最近几天内不会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在前一阶段的作战中，敌人遭到了严重损失，不得不重新补充兵力和调整部署。为了防备敌人可能进行的空袭，需要加强对空防御，把歼击航空兵从友邻方面军调到莫斯科来。”

在节日前夕，在首都的“马雅可夫斯基”地下铁道车站里，举行了纪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24周年庆祝大会，11月7日在红场上举行了传统的阅兵式。战士们直接从红场开赴前线。

红场阅兵对于巩固军队和苏联人民的士气起到了巨大作用，并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斯大林的演说重申了党和政府有信心一定能够消灭德国法西斯侵略者。

国防委员会、党中央和人民委员会的部分领导人员仍留在莫斯科。莫斯科的工人们为保证保卫莫斯科的部队得到武器、弹药和技术兵器，每天工作12至18个小时。

敌军对莫斯科的威胁并未消失。敌人虽是缓慢的，但是却日益逼近莫斯科。

当德军在加里宁方面军的第三十集团军的地段取得了战术突破后不久，斯大林打电话问朱可夫：“你坚信我们能够守住莫斯科吗？我怀着内心的痛苦在问你这个问题，希望你作为共产党员诚实地回答。”

朱可夫说：“毫无疑问，我们能够守住莫斯科。但是至少还需要增加两个集团军和200辆坦克。”

“你能有这样的信心，这不错。你打电话到总参谋部去接洽一下，看把你所要的两个预备队集团军集中到哪里。它们在11月底将准备好，但是坦克现在还不能给。”斯大林说。

经过半小时后，朱可夫同华西列夫斯基商量好，第一突击集团军和第十集团军，以及第二十集团军的所有兵团将转隶西方方面军。新编成的第一突击集团军将集中于亚赫罗马地区，第十集团军将集中于梁赞地区。

在莫斯科会战过程中，德军将各突击集团展开在宽大的正面上，并以装甲坦克部队为拳头实施深远的突破，从而使自己军队的正面铺得太宽，以致在莫斯科接近地的最后战斗中失去了突破能力。希特勒统帅部没有料到会遭受如此重大的损失，而且无法弥补这些损失和加强自己在莫斯科附近的军队集团。

从俘虏的供词中查明，敌人某些连队仅剩下20人至30人，德军的士气急剧下降，对攻占莫斯科失去了信心。

11月的莫斯科正是降霜期，虽然骤冷的气温使泥泞的道路变硬，为德军的机动提供了便利，但同时又使身上仍着单衣的德军陷入了冻馁之中。由于没有冬季服装，部队开始出现严重的冻伤。德军士气开始低落起来。

就连一向骁勇善战、从不叫苦的钢铁汉子古德里安也情绪低沉，对德军的未来充满消极情绪，他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写道：

我们的计划一再延期，严冬即将来临，我们只有坐等敌人争取更多的时间。这对于我军的官兵来说，才真是一件殊堪痛苦的事情。一切都使我十分伤心。虽有满腔热情，但却无补时艰。那个可以作具有决定性打击的时机已经错过，今后能否再有这样的机会，更是不可知之数。未来的局势会怎样发展，恐怕只有天知道。我们只有存一线希望，奋勇向前，但是困难重重，真是不知如何渡过……

我是最不怨天尤人的。但是在这个时候，却很难使一个人勉强提起精神来。

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也没有以前那样乐观了，他在作战分析会上充满疑窦地说：“我们是不是在重蹈拿破仑的覆辙？”但是，在希特勒看来，德军在莫斯科的北、南、西三面，已达到距目标二三十公里的地方，到莫斯科的这最后一程，根本算不了什么。他的军队已前进了500公里，他们只要再走二三十公里便行了。

11月底，朱可夫请求斯大林下达反攻作战命令。由于当时情况极其复杂，不可能为组织实施反攻创造比较有利的条件，苏军不得不在艰难的防御战役过程中准备反攻，其实施的方法是在一切情况表明希特勒军队已不能抗击苏军反突击时才最后确定的。为防御战斗的胜利所鼓舞的苏军，没有任何间歇地转入了反攻。

1941年11月29日，朱可夫给最高统帅打电话，汇报情况，请求他下令开始反攻。

斯大林很认真地听，然后问朱可夫：“你确信敌人已接近危机状态，而没有可能投入新的重兵集团吗？”

“敌人已经极端虚弱。但是，如果我们现在不消除敌人揳入的危险，敌人将来可能从其北方集团和南方集团抽调强大的预备队来加强在莫斯科地区的军队，那时局势可能严重复杂化。”朱可夫说。

斯大林说，他同总参谋部商量一下。

朱可夫请方面军参谋索科洛夫斯基打电话同总参谋部联系，说明他们的建议：立即开始反攻是合适的。

11月29日晚上，朱可夫接到通知，最高统帅部已决定开始反攻，并要他们呈报反攻战役计划。

11月30日晨，朱可夫把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关于反攻计划的意见，标绘在地图上附以最必要的说明，报告了最高统帅部。朱可夫他们认为没有必要详细报告，因为所有主要内容早已亲自与斯大林、沙波什尼科夫和华西列夫斯基商量过了。

朱可夫呈送计划时，只给华西列夫斯基一封简短的便函：

请急速向国防人民委员斯大林同志报告西方方面军的反攻计划并下达训令，以便开始准备战役。否则，可能延误战役准备的时间。

12月4日深夜，最高统帅打电话问朱可夫：“除了已给你们的以外，方面军还需要什么？”

朱可夫回答说：“需要得到最高统帅部预备队航空兵和国土防空军航空兵的支援。此外，还需要至少200辆坦克。方面军没有坦克就不能迅速地扩大反攻的战果。”

斯大林说：“现在没有坦克，不能给你们，航空兵可以。请你同总参谋部接洽一下，我立刻打电话去。我们已下令12月5日加里宁方面军转入进攻。12月6日西南方面军的右翼战役集群在叶利齐地区转入进攻。”

12月初下的一场大雪，给苏军的集中、变更部署和前进到所准备的战役出发地区，带来了一些困难。

在克服了这些困难后，各兵种于12月6日清晨前已做好转入反攻的一切准备。

1941年12月6日晨，西方方面军的部队从首都南北两面开始了反攻。在加里宁和叶利齐地区友邻方面军也向前推进。敌我双方展开了大规模的战斗。

经过10天的激烈战斗，已经削弱和极度疲惫的德军遭受了重大损失，在苏军的压力下，节节向西败退。至12月16日，苏军已把德军赶出了加里宁、克林和耶列次。

德军在莫斯科会战的败局已无可挽回，他们不仅被朱可夫的部队击退了150公里至300公里，而且损失了50万人、1..3万辆坦克、2000门火炮和1..5万辆汽车。

在莫斯科会战中，苏军同样损失很大，但他们直到防御战役结束时，仍然保持着应有的战斗力和胜利的信心。最困难的时期过去了。

德军在莫斯科战役中的失败，是德国法西斯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所遭到的第一次大失败。

它打破了希特勒“闪电战”不可战胜的神话，大大鼓舞了世界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

对于莫斯科会战对自身的影响，朱可夫在回忆录这样写道：

每当有人问我在以往战争中记忆最深的是什么，我总是回答：莫斯科会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