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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一章 探索生命的需要
让欲望成为目的的手段
有一个问题在这里必须要声明一下，我们所提到的人是一个有机整体，是一个一体化有组织的社会最小单元。心理学家常常非常虔诚地同意这个理论上的声明，然后又平静地开始在实际的实验中忽视它。只有理解了它是实验上和理论上的现实，合理的实验和动机理论才会成为可能。
在动机理论中，包含许多具体的要点。例如，受到影响的是个人的整体而非局部。在有效的理论中，不存在诸如肚子、嘴或生殖器的需要，而只有这个人的需要，是约翰·史密斯需要吃东西而不是他的肚子需要吃东西，并且，感到满足的是整个人，而不仅仅是他的一部分，食物平息了约翰·史密斯的饥饿感而不是他的肚子的饥饿感。
如果实验者们把约翰·史密斯的饥饿感看成是他的消化系统的功能，那么他们就忽略了当一个人感到饥饿时，他不仅在肠胃功能方面有所变化，而且在他所具有的大部分功能方面都有所变化。他的感觉改变了（他会比其他时候更容易发现食物）；他的记忆改变了（他会比其他时候更容易回忆起一顿美餐）；他的情绪改变了（他比其他时候更紧张、激动）；他思想活动的内容改变了（他更倾向于考虑获得食物，而不是解一道代数题）；这些内容可以扩大到生理和精神方面的有其他的感官能力和功能。换句话说，当约翰·史密斯饥饿时，他被饥饿所主宰，他是一个不同于其他时候的人。
不管是从理论上讲，还是从实际上看，把饥饿当作所有其他动机状态的典型都是不切合实际的，因为通过严密的科学逻辑分析可知，追求饥饿驱动是特殊的而不是一般的。以格式塔派和哥尔德斯坦派的心理学家的方式来看，它比其他动机更孤立；其他动机比它更常见。最后，它与其他动机的不同还在于它有一个已知的躯体基础，这对于动机状态来说是少有的。
那么，更直接、更常见的动机有哪些呢？通过对日常生活过程的反省，我们能够很容易地发现它们。意识以外的往往是对衣服、汽车、友谊、交际、赞扬、名誉以及类似事物的欲望。习惯上，这些欲望被称为次级的或文化的驱力，并且被视为与那些真正“值得重视的”或原始的驱力（即生理需要）各属不同等级。实际上，就我们本身而言，它们更重要，也更常见。因此，用它们其中之一而不是饥饿冲动来作典型才恰当。
通常的设想往往是：所有驱力都会效仿生理驱力。但在这里可以公正地断言，这点永远不会成为事实，绝大多数驱力不是孤立的，不能把它们部位化，也不能将其视作当时机体内发生的唯一事情。典型的驱力、需要或欲望不会并且可能永远不会与一个具体的、孤立的、部位化的躯体基础有关系。
典型的欲望显而易见的是整个人的需要，选择这类的冲动作为研究的范例会更好一些。比如，选择对金钱的欲望，或者选择更基本的欲望，而不是选择单纯的饥饿驱力，或更具体的局部目标。
从我们掌握的全部证据来看，也许可以说，不管我们对于饥饿冲动有多么深的知识，都不能帮助我们全面理解爱的需要。
的确，一个更强有力的断言有可能成立，即：透彻研究饥饿冲动与全面了解爱的需要相比，我们能够通过后者更多地解释普遍的人类动机（包括饥饿驱力本身）。这一点使我们联想起格式塔心理学家经常对单一性这个概念进行的批判性分析。
其实，比爱的驱力似乎要简单的饥饿驱力并不那么简单。通过选择相对独立于机体整体的孤立的事例活动，既可以获得单一性的显现，也可以轻而易举地证明一个重要的活动几乎与个人身上所有其他重要的方面都有动力关系。
那么，为什么要选择在这个意义上根本不普遍的活动呢？难道只是因为用通常的（但不一定是正确的）分离、还原的实验技术更容易对付它，或者它对于其他活动具有独立性，我们就选出这种活动并加以特别注意吗？
假如我们面临这样的选择：一方面，解决实验上简单然而价值甚微或意义不大的问题；另一方面，解决实验上极为困难但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理所当然会选择后者。
综上所述，在研究人的动机需要，应选择一般的而非特殊的动机实例。对人而言，前者能更加明显地反应整个的需要。
认真分析我们平时生活中的种种欲望，不难发现，它们之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它们通常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非目的本身。例如，我们需要钱，目的是买一辆汽车，原因是邻居有汽车，而我们又不愿意觉得低人一等，所以我们也需要一辆，这样我们就可以维护自尊心并且得到别人的爱和尊重。
当分析一个有意识的欲望时，我们往往发现可以究其根源，即追溯一个人的其他更基本的目的。也就是说，我们面临一个与心理病理学中的症状的作用十分相似的状况，这些症状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们本身，而在于它们最终意味着什么。或者说，在于它们最终的目标或结果是什么，在于它们要干什么或者它们的作用可能是什么。
研究症状本身价值并不大，但是研究症状的动力意义却是重要的，因为这样做成果卓越。例如，它使心理治疗成为可能。谈到一天中数十次地在我们的意识中闪过的特定的欲望，比它们本身重要的是它们所代表的东西，它们所导致的后果，以及我们通过更深入的分析了解到它们的最终意义。
如果再深入分析，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个特点，即，欲望总是最终导向一些我们不能再追究的目标或者需要，导致一些需要的满足。这些需要的满足似乎本身就是目的，不必再进一步证明或者辩护。在一般人身上，这些需要的特点是，经常不能直接看到，但经常是繁杂的有意识欲望的一种概念的引申，也就是说，动机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必须是人类的终极目的、欲望或需要的研究。
这些事实意味着更合理的动机理论的又一个必要性。既然这些目的在意识中不易直接见到，我们就不得不立即解决无意识动机的问题。仅仅仔细研究有意识动机的生活常常会遗漏许多与有意识中看到的东西同等重要或更重要的方面。
精神分析学反复论证过，一个有意识的欲望与它下面潜藏的最终的无意识目标之间的关系完全是直接的。的确，就像在反应形成中所表现的，这种关系实际上可能是否定的。最终，我们可以断言，无意识生活是合理动机理论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充足的人类学证据表明，全人类的基本欲望或最终欲望不完全像他们有意识的日常欲望那样各不相同。其主要原因在于，两种不同的文化中能提供两种完全不同的方法来满足基本特定的欲望。
让我们以自尊心为例，在一个社会里，一个人靠成为好猎手来满足自尊心；而在另一个社会中，却要靠当一个伟大的医生、勇猛的武士，或者一个十足铁石心肠的人等等来满足欲望。
因此，如果我们从根本上考虑问题，或许可以这样认为，这个人想要成为好猎手的欲望与那个人想要成为好医生的欲望有着同样的原动力和根本目的。这样我们就可以断定，把这两个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的有意识欲望归于同一范畴，而不是根据单纯的行为将它们分为不同的范畴，这将会有益于心理学家。显然，目标本身远比通向这些目标的条条道路更具有普遍性，原因很简单，这些道路不会受特定的文化局部所制约。
通过研究精神病理学，我们了解到一个有意识的欲望或一个有动机的行为的特性，并且和欲望与文化的特性同出一源，即，这个欲望或行为可能起到一种渠道的作用，通过这个渠道，其他意欲便得以表现。
这一点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证明。例如，众所周知，性行为与有意识的性欲所暗含的、无意识的目的可能是极为复杂的。其实某个社会中男子的性欲可能是确立自己男子自信的欲望，而在另一个社会或其他社会里，性欲则可能代表了吸引注意力的欲望，或者对于亲密感、友谊、安全、爱的欲望，或者这些欲望的任何几种组合。
在潜意识里，所有这些人的性欲可能有着相同的内容，而且他们可能都会错误地认为自己追求的仅仅是性满足。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已经知道这是错误的，而且我们也懂得，认真对待这个性欲和性行为所根本上代表的东西——并不是该人在意识中认为它们所代表的东西，对于理解人是有益的，这既适用于预备行为也适用于完成行为。
另一类同样可以证明这一点的证据是，人们发现，一个单一的精神病理学症状可以同时代表几种不同的甚至是相对立的欲望。患脏躁症者的胳膊可能象征着报复、怜悯、爱和尊重的愿望的满足。单纯根据行为方式来考虑第一例中的有意识愿望或第二例中的表面症状，意味着我们武断地拒绝了完整地理解个人行为和动机状态的可能性。因此，我们要特别指出的是，若一个行为或者有意识的愿望只有一个动机，那是不同寻常的、非普遍性的。
从某种角度来讲，几乎有机体的任何一个事态本身就是一个促动状态。如果我们说一个人失恋了，这是指什么呢？静态心理学会很好地解答这个问题，但是动力心理学会以丰富的经验论证这句话所表达多得多的含义，这种感情会同时在整个机体的肉体和精神两方面引起反应。
例如，失恋还意味着紧张、疲惫和不愉快，而且，除了当时与机体其余部分的关系之外，这样的状态自然地、不可避免地导致许多其他情况的发生：重新赢得感情的强烈欲望，各种形式的自卫努力，以及故意的增长等等。因此，很明显，我们要想解释“此人失恋了”这句话所暗含的状态，就必须加上许许多多的描述来说明此人由于失恋而遭遇了什么事情，换句话说，失恋的感情本身就是一个促动状态。
目前流行的关于动机的概念一般是或至少是出自于这样的假设：促动状态是一个行为特殊的与众不同的状态，与机体内发生的其他情况界线分明。然而，合理动机的理论的设想却是一切机体状态的普通特点，即，动机是连续不断的、无休止的、起伏的，也是复杂的。
让不满足贯穿你的一生
无休止的需要是人的特性，但并非所有的需要都会得到满足，只有极少数会达到完全满足的状态。一个欲望满足后，另一个会迅速出现并取代它的位置，当这个被满足了，还会有一个站到突出位置上来。人总是在希望着什么，这是贯穿他整个一生的特点。
这样，我们就有必要研究所有动机之间的关系，同时，如果我们要使研究取得广泛的成果，就必须放弃孤立的动机单位。内驱力或欲望的出现所激起的行动，以及因目的物的获得而引起的满足，统统加在一起，仅仅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撷自动机构成单位的总体合成物的人为的、孤立的、单一的例子。
这种动机的出现实际上总是取决于整个有机体所可能具有的其他所有动机的满足或非满足状态。需要某种东西本身就说明已经存在着其他需要的满足。假如大部分时间我们都饥肠辘辘，假如我们不断地为干渴所困扰，假如我们一直面临迫在眉睫的灾难的威胁，或者，假如所有人都恨我们，我们就不会要去作曲、发明数学方法、装饰房间或者打扮自己。
动机理论的创立者们注意到以下两个事实：除了以相对地或递进的方式外，人类从不会感到满足；需要似乎按某种优势等级自动排列。这两个事实却从未给予过合理的重视。
种种情况表明，为内驱力或需要制作分解式表格的计划应坚决予以取消，因为各种不同的原因显示，这样的表可靠性在理论上是很短暂的。
首先，它们意味着各种内驱力均等，即，在力量的强度以及出现的可能性上的均等。然而这并不正确，因为任何一种欲望浮现于意识中的偶然性，取决于其他更具优越性的欲望的满足或者不满足状态。各种特定的内驱力出现的偶然性有极大的区别。
其次，这样列表意味着这些内驱力中的每一种都与其余的内驱力不相干。而事实上它们并不是以任何一种类似的形式相互站立的。
再次，以行为为基础制定的一览表，已完全将内驱力的全部动力性质置之度外。例如，它们在有意识和无意识两方面可能是不同的；一种特定的内驱力实际上可能是几种表达自己欲望的途径，等等。
这样列表的荒谬还在于，表中内驱力的排列连孤立分散的数字的算术和这样的形式也算不上，相反，它们是按具体特征排列的。换句话说，一个人在表内列上多少个内驱力完全取决于他对这些内驱力进行分析的具体性程度。
实际的图景并不是很多木棒依次排列，而是犹如一套木箱，一个大木箱内装3个小木箱，这3个木箱子又各自装有10个木箱，这10个箱子又分别装有50个更小的木箱，依此类推。或者可以再作一个比喻，仿佛是对一块组织的剖面进行各种倍数的放大。
这样我们谈到某种要求满足或平衡的需要时，可以更明确地说是吃的需要，再具体些，填满肚子的需要直至对蛋白质的需要及某种特定蛋白质的需要等等。
我们现在掌握的一览表，大都不加区别地包括进了在不同放大倍数上的需要。由于这种混淆，造成了一些一览表可能包括3种或4种需要，另一些则包括数百种需要。如果我们愿意，我们可以有这样一种内驱力一览表，它包括从1～100万的任何一个数量的内驱力，其多少完全取决于分析的具体程度。
我们应该了解到，如果我们试图讨论基本的欲望，就应该将它们清楚地理解为分属不同系列，不同的基本类型或者基本范畴。也就是说，这样一种基本目标的列举应是抽象的分类而不是编成目录的一览表。并且，互不相融的关系似乎已非常明显地展现在已经公布的内驱力的一览表之间。
然而事实上，它们之间不但没有相互的排斥，而且它们的相互重叠甚至使我们几乎不可能完全清楚和严格地把某一内驱力同其他内驱力分开。在对内驱力理论的任何评论中也应指出，内驱力概念本身多半出自对生理需要的过分关注。
在对待这些需要时，区别刺激物、有动机的行为、目的物是非常容易的。但是，当我们谈到爱的欲望时，要区分内驱力和目的物却不会那么简单，在这里，内驱力、欲望、目的、主动性似乎都是另外一回事。
可利用的证据的重要性似乎向我们表明，任何动机生活分类所依据的唯一坚固的根本的基础是基本的目标或需要，而不是任何一般的刺激物意义上的内驱力一览表（是“吸引”而不是“推动”）。
在心理学的理论建设中，强调不断变化，在这种不断变化中只有基本的目的保持不变。我们早已讨论过的考虑就支持这一论点，不必进一步证明。
既然我们已经看到有动机的行为可以表示很多东西，它自然就不是一个分类的良好的基础，同样，特殊的目的物也不是分类的良好基础。
一个对食物有欲望的人，以适当方式获取食物，然后吃和咀嚼食物，实际上这可能是在寻求安全而不是食物；一个正在经历性欲、求爱、完全性行为的全部过程的人，也许实际上是在寻求尊重，而不是性欲的满足。
内省地出现在意识中的内驱力、动机行为，甚至被明确追求的目的物或结果，它们没有一个可作为人类动机生活的动力分类的坚实基础，但愿仅仅靠逻辑的排除过程，最后给我们留下主要为无意识的基本的目的或需要，以作为动机理论分类的坚实基础。
别漠视情境中的障碍物
依赖于以动物做实验的是行为派心理学揭动机领域的特点。不言而喻，白鼠不是人，但是，之所以将此再强调一遍，因为动物实验的结果经常被作为我们对于人性的理论研究所必须依据的基本材料。当然，动物资料对于研究心理学很有助益，但使用时必须谨慎和明智。
在我看来，动机理论必须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动物为中心。进一步的一些考虑与这个论点相关联。首先让我们讨论本能的概念。本能的定义就是一个动机单位，在这个动机单位里，内驱力、有动机的行为以及目的物或者目标效果，都明显地由遗传所决定。沿种系阶梯上升，我们所解释的本能就有一种逐步消失的倾向。
例如，对于白鼠，按照我们的定义，可以公正地说，它们有饥饿的本能、性本能、母性本能。当然猴子性本能已肯定存在。对于人类，按照我们的定义，这种本能都已消失，在它们的位置上只留下遗传反射、遗传内驱力、自发学习、有目的行为中的文化学习以及目的物选择中的文化学习等的混合物。
因此，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人类的性生活，就可以发现，纯粹的内驱力本身是由遗传决定的，但是，对象的选择以及行为的选择却一定是其生活的历史过程中获得或通过学习取得的。
如果我们追随种系阶梯不断上升，那么，我们将愈加重视口味而忽略饥饿。例如，对于食物的选择，在白鼠那里，变易性少得多，而在猴子那里又比在人那里更少有变易性。
最后，当我们沿种系的阶梯上升，本能逐渐减退，以作为适应文化的工具的依赖将越来越大。为了认清这些事实，我们不得不使用动物资料。举例而言，仅仅由于我们人类远远更像猴子而不是白鼠，因此我们宁愿选择猴子而不是白鼠作为动机实验的对象。不能以任何低级的、甚至更简单的动物为出发点看待这个理论，而必须以高级动物特别是人类为出发点。
在动物身上所获得的很大一部分发现被证明只适于动物而不适于人。研究人的动机要先从研究动物开始是毫无根据的。对于隐藏在这种貌似简单、普遍的谬误后面的逻辑，或更确切地说，对逻辑的背离、哲学家、逻辑学家，以及科学家在各自的多种领域内都已给予了足够的证据，就像研究地质学、心理学或者生理学不必先研究数学一样，研究人也不必先研究动物。
我们讨论一下有机体所处的情境或环境是很有必要的。我们必须立即承认，如果不与环境和他人发生联系，人类动机几乎不会在行为中得以实现。任何动机理论都必须重视这一事实，也就是说，它不仅包括有机体本身，而且还包括环境，包括文化的决定作用。
一旦承认了这一点，也应继续告诫理论家，要防备过分注重外部、文化、环境或情景的倾向产生。我们的中心研究对象毕竟是有机体或整体性结构。情境理论很容易走这样的极端，使有机体成为情境中的一个附加物体——大概等同于一个障碍物，或这个机体试图获得的某个对象。
我们必须记住，在一定程度上而言，个人在创造了有价值的对象的同时，也创造了他的障碍物，这些障碍物和对象必须部分地由情境有机体所规定。我不曾领略过任何一种方法，可以在泛泛地确定或者描述一个情境时抛开在其中活动的特定的机体。事实上，当一个孩子试图得到对他有价值的对象时，却受到某种阻力，他不仅决定了这个对象有价值，而且决定了这个障碍成其为障碍。在心理学中没有障碍这种东西，却有试图达到某种目的的具体人的障碍。
在我的印象里，当以不充足的动机理论为基础时，极端的或者排他的情境理论得到长足的发展。比如，任何纯行为理论都完全依靠情境理论来赋予意义。一个以现有的内驱力而不是以目标或者需要为基础的动机理论，为了防止不攻自破，也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情境理论来支持。
然而，一个强调恒定的基本需要的理论证明，这些需要是相对长久的，并且对于有机体实现自身时所处的特殊情境是比较独立的。因为，以最有效的并且带有极大的变动性的可行方式，需要不仅组织自己的活动前景，而且组织甚至创造外界现实。
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接受科夫卡对地理和心理环境所做的区别，那么理解一个地理环境怎样变成一个心理环境的唯一令人满意的方法就是：理解这个心理环境的组织原则，是处于这个特殊环境中的机体的现有目标。
因此，合理的动机理论必须考虑情境，但决不可成为纯粹的情境理论。除非我们明确愿意放弃探索机体恒常的性质，以便理解机体所生活的世界。
我要强调一点，也是我们关心的，是动机理论，而不是行为理论。行为由几种因素决定，动机是其中一种，环境力量也是其中的一种。动机的研究并不取消或否定情境决定因素的研究，相反，动机是对情境的补充。在一个更大的结构中，它们各有自己的位置。
阻止自我冲动的发泄
任何动机理论都必须考虑到，机体通常表现为一个整体，但有时则不然。究其原因，是因为还有一些值得重视的、特殊的、孤立的条件作用和习惯，以及各种局部的反应、我们所了解的分裂和非整合现象。在日常生活中，正如我们有时同时做好几件事情，机体甚至也可能以非一元化的方式做出反应。
显而易见，当有机体面临一次极大的欢乐，一个创造性的时刻或一个重大的问题，一个威胁或一个紧急情况时，它在整合方面步调最为一致，但是当威胁具有压倒优势而机体太虚弱或孤立无助、不能控制这个威胁时，机体便趋于分裂。总而言之，当生活轻松顺利时，机体可以同时做许多事情，可以同时向很多方向发展。
我觉得一部分现象看起来非常特殊、孤立，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这些现象在整个结构中占据一个有意义的位置，例如转变性歇斯底里症。我们眼中的表面的非整合作用，除了表明我们的无知之外，再没有其他的意义了。不过，我们已经掌握了足够的知识以肯定孤立、局部、分裂的反应在一定的情况下是可能的，并且，这类现象不一定是虚弱、病态或者不好的，相反，它们经常被看作是机体的一个最重要的能力。几乎所有机体都以不完整的、独特的或分散的方式对付局部的、熟悉的事情或易于解决的问题，而机体的主要能力用来解决更重要或更具挑战性的问题。
尽管心理学家们都接受一个反对命题，但我仍认为这一点很清楚：并非所有行为和反应都是有动机的，至少并非都是一般意义上的对需要的满足的追求——寻求需要的或匮乏的东西。成熟、表现、成长以及自我实现等现象都违背了普遍的动机理论的法则。最好将这些现象看成是表现性的而不是应对性的。
此外，大多数神经病症或倾向都是基本需要满足的扭曲。弗洛伊德派经常提及这个差别，但从未能使其清晰明白。这些冲动不知因何缘故，或受到阻碍，或找错了出口，或用错了手段，或与其他需要混淆。其他的症状则相反，它们不再寻求满足，而仅仅是保护性的或防御性的。它们的目的就是防止下一步的伤害、威胁或者挫折。两类症状的区别犹如两个斗士，其中一个仍旧希望获得最后胜利，另一个不抱丝毫获胜的希望，只是尽可能使自己不至于败得太惨。
认输和绝望肯定与治疗中的预后，与学习的前景，甚至可能与长寿有相当的联系，任何明确的动机理论都必须讨论摩尔的区分，以及克里对这种区分的解释。
杜威和桑戴克强调了动机的一个重要方面——可能性，大多数心理学家完全忽视了这个方面。总体来说，我们有意识地渴望一切实际可能获得的东西。换个方式说，关于愿望，我们比心理分析学家可能允许的要现实得多，他们总是专注于无意识的欲望。
一个人的收入增加后，他自己的希望也相应地活跃起来，并且积极地为获得几年前连做梦都不敢想的东西奋斗。一般人希望有小汽车、冰箱、电视机，因为获得这些东西确是一件可能的事情，他们没有获得快艇或飞机的奢望，因为这些东西实际上距普通人太遥远了，而且他们很可能在无意识中也不存有这样的希望。
重视达到目的的可能性这个因素，对于理解我们的文化中各个阶级之间的动机差别，理解我们的文化与其他贫困地区的文化在动机上的不同是至关重要的。
与达到目的的可能性相关联的，是现实对于无意识冲动的影响。弗洛伊德认为，一个本我冲动是一个分离的存在，与世界上任何其他事物都没有内在的联系，甚至与其他本我冲动也没有联系。正如弗洛伊德在《新精神分析引论》中所述：
我们可以用比喻来近似地说明本我，我们称它为一种混乱，一锅沸腾的骚动……此本能给本我以能量，但本我没有组织，没有统一的意志，只有与快乐原则相一致的追求本能需要满足的冲动。逻辑规律——首先是矛盾规律——不适合本我的进程。相互矛盾的冲动并列存在，并不相互抵消或者分离，最多它们只是在强大的经济压力下折衷地联合起来，释放它们的能量。绝不能将本我比作虚无，并且我们惊异地发现，本我还违背了哲学家们的断言——时间和空间是我们心理活动的必要形式……
很显然，本我不懂得价值，不懂得善恶，不懂得道德。与快乐原则非常紧密相联的经济或数量的因素控制了本我的全部进程。本能的精力投入寻求发泄，按我们的观点，这就是本我的全部内涵。
只要现实条件控制、减弱了这些冲动，或者阻止了它们的发泄，它们就成为自我而不是本我的一部分了。弗洛伊德在《新精神分析引论》中所持的观点如下：
这就是说，自我是本我的某一部分，它由于接近外部世界并受外部世界的影响而减弱。它接受外界刺激并保护机体不受其伤害，犹如包住微小的生命物质的外皮层。自我与外界的这种关系决定了本我。它担负着为本我描绘外界从而保护本我的作用。因为只有这样，全然不顾外界的优势力量而盲目地满足自己本能的本我，才可能逃避毁灭的命运。
在执行这一职能的过程中，自我必须观察外部世界并在感知所留下的记忆痕迹中保留一幅外界的优势力量而盲目地极力满足自己本能的本我，才可能逃避毁灭的命运。
在执行这一职能的过程中，自我必须观察外部世界并在所留下的记忆痕迹中保留一幅外界的真实图画，它必须通过检验现实来排除这幅外界图画中来自兴奋的内部源泉的因素。自我为本我控制通向自动力的路，它在欲望和行动之间插入了思考这个延误因素，在思考过程中，自我利用了储存在记忆中的点滴经验。就这样，自我对本我的进程有着明显影响的快乐原则，并且被现实原则代替。现实原则提供了更大的保障和成功的可能性。
然而杜威的论点是，成年人的所有冲动，至少是特有的冲动，是与现实结合并且受现实影响的。一句话，这就等于主张根本没有本我冲动。言外之意就是，假如有本我冲动，那它们在本质上是病态的，而非健康的。
尽管没有经验上的解决方法，我仍然特别提到这个矛盾，因为这是一个至关重要、针锋相对的矛盾。
我们看到，问题不在于弗洛伊德描述的本我冲动是否存在。任何一个精神分析学家都证明，不顾现实、常识、逻辑，甚至不顾个人利益的幻想冲动都可能出现。
问题在于，这些幻想冲动究竟是疾病或退化的证据，还是健康人最内在的精髓的展现？在生命的历史中，初期的幻想究竟是从何时由于对现实的感知而开始减弱的？这个时间对于神经病患者和健康人是否都一样？高效率工作的人是否能完全避免这种影响而保持其动机生活的某一个隐秘的角落？或者假如大家的确都有这些完全源于机体内部的冲动，那么我们就必须问：它们何时出现？在什么条件下出现？它们一定会像弗洛伊德设想的那样制造麻烦吗？它们必须与现实对立吗？
我们关于人类动机的大部分知识并非来自心理学家，而是来自治疗病人的精神治疗家。这些病人既是有用资料的来源也是谬误的来源，因为他们显然代表了人口中质量较低的部分。甚至在原则上，也应该拒绝让神经病患者的动机生活成为健康动机的范例。健康并不仅仅是没什么病或根本没有病。除了讨论有缺陷人的防御手段外，任何值得的动机理论还必须讨论健康强健的人的最高能力。同时，还必须解释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杰出人物的所关心的全部最重要的事情。
仅仅从患病者那里我们永远不会取得这种认识。为了使动机理论具有更积极的研究倾向，我们必须将注意力转向健康人，而且，我们必须合理地看待现实对于本我冲动的影响，内部冲动与现实之间不一定是截然对立的。
满足与匮乏是同等重要的
事实上，对于大多数正常人来说，其全部基本需要都能部分地得到满足时，生命才会存在，才有自我实现的基础，而且这种基础是相对的。如果这种基础比较高级，那么，他的生存需要的层次也高，他自我实现的机会也多。同时又都在某种程度上有所缺憾，只有具有某种缺憾，当然这种缺憾是相对的，没有固定的，这样才会不断去追求，才会不断达到自我实现。优势需要满足后出现新的需要，是缓慢地从无逐渐变为有的，而不是突然地从天而降的。人就是由这种等级需要发展到高级需要，逐渐获得升华和发展的。
这里主要想对大家系统地解释一个积极的动机理论。这种理论符合已知的、临床的、观察的、经验的事实。但它最主要是由临床经验直接导出的。在我看来，这个理论符合詹姆士和杜威的机能主义传统，并且与韦特海默、哥尔德斯坦和格式塔心理学的整体论，以及弗洛伊德和阿德勒的精神动力论相融合。这种融合或综合可以称为整体动力理论。这是一个系统的理论，一般不能单纯理解，而是有一定发展层次的。
虽然生存需要没有等级之分，但它却是有相对之分的。一种生存状态，对于某些人是满足的，但对于某些人却是远远不够的。这要取决于生存的欲望了。一般来说，只要满足了最基本的生存需要，一般的人都能生存，但一般的人都不会感到这种需要就满足了。只有这样，人类才会发展。
生理需要就是平常所谓的动机理论基本的需要，但是我们有必要修正原来对这些需要的看法。这两项研究是：体内平衡概念的发展；发现口味（在食物中进行的优生选择）相当有效地指明了体内实际的需要或者匮乏。
所谓体内平衡就是指身体能在无意识状态下维持血流正常状态的功能。坎农描述了这一过程，其内容有：血液的水含量，盐含量，糖含量，蛋白质含量，脂肪含量，钙含量，氧含量，恒定的氢离子标准（酸碱平衡），血液的常温。当然，其内容还可以包括其他无机物，以及荷尔蒙、维生素等等。
通过对口味与身体需要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得出了如下结论：如果身体缺乏某种化学物质，人就会趋向于（以一种不完善的方式）那种缺少的食物成分的专门口味或癖好。
因此，没有必要费心思列出人体的基本生理需求表。因为，只要人愿意，它们的数字可任意增大或缩小，完全取决于描述的专门程度。我们不能将所有生理需要都确定为是体内平衡。现在还不能证实性欲、困倦、纯粹的敏捷以及动物身上的母性行为是否是体内平衡。而且这种表决不会包括各种感觉上的快意，如味觉、嗅觉、搔痒、抚摩等，这些快意很可能是生理上的，并可能成为动机行为的目标。我们也不知该怎么解释这一事实：有机体在趋向于呆滞、懒惰和懈怠的同时，还有活动、刺激和兴奋的需要。
我早就曾指出，由于这些生理需要可以从身体的某个区域孤立出来，所以它们应看作是特殊性而不是普遍性的。这就是说，它们既彼此相对孤立于其他层次的动机，也相对独立于作为一个整体的机体。
其次，在许多情况下都可能为这种需要找到一个部位的潜藏的基础。这不如料想的那样普遍准确（疲劳、困倦、母性反应等就是例外），但对于饥饿、性欲以及渴望的情况却是确切的。
几乎所有的生理需要，在其得到满足时，同时也对其他种种需要起着疏导作用。比如，一个认为自己饿了的人，实际上也许更多的是在寻求安慰或依赖，而不是蛋白质或维生素。反之，有可能通过其他活动，如喝水、抽烟等来部分地满足饥饿感。也就是说，这些生理需要虽然是相对独立的，但并非彻底独立。
很显然，这些生理需要在所有需要中占主导地位。具体地说，假如一个人在生活中所有需要都没有得到满足，那么生理需要就会最有可能成为他的主要动机，而不是其他需要。一个同时缺乏食物、安全、爱和尊重的人，对于食物的需要可能最为强烈。
一个人在生活中所有需要都没有得到满足，而且生理需要将主宰着他的身体，那他将会摒弃所有的其他需要，至少会变得很微弱。这就可以公正地说，整个有机体感觉最明显的就是饥饿，因为意识几乎完全被饥饿所控制。此时，全部能力都投入到满足饥饿的搜寻活动中去了。这些能力的状态几乎完全为满足饥饿这一目的所决定。感受器、效应器、智力、记忆、习惯，这一切现在可能仅限于是满足饥饿的工具。对于达到这一目的没有用处的能力则处于休眠状态或者隐藏起来。
在这种极端的情况下，写诗的冲动，买汽车的欲望，对历史的兴趣，对一双新鞋的需求等等，都被忘记，或者变得只具有第二位的重要性了。对于一个其饥饿已经达到危险程度的人，除了食物，其他任何兴趣都不存在。他梦里是食物，记忆里是食物，思想活动的中心是食物，他感情的对象是食物。在进行安全进食、饮水或性行为的过程中，通常与生理驱动力融合得更为微妙的决定因素可以被吞没得干净彻底，以致于我们可以带着解除痛苦这一绝对目的来谈论纯粹的饥饿驱动力和行为。
一旦某种需要主宰了人的机体，就会引起另一个奇异的特性，几乎可以诱发人的人生观发生变化。对于一个长期极度饥饿的人来说，理想就是一个食物充足的地方。他往往会这样想，假如确保他余生的食物来源，他就会感到绝对幸福并且不再有任何其他奢望。生活最大的意义就是吃，其他任何东西都是次要的。自由、爱、公众感情、尊重、哲学，都被当作无用的奢侈品弃置一边，因为它们不能填饱肚子。可以说，这种人仅仅是为了面包而活着。
虽然这类情况确实存在，但它却不是普遍现象。在正常运行的和平社会里，这种危急情况几乎可以肯定是罕见的。这个明显的道理会被忘记主要应归咎于两个原因：
其一，老鼠除生理动机外，很少有其他什么动机，既然在这些动物身上作了这么多有关动机的研究，那么就很容易将老鼠的情况移用于人的身上。
其二，人们总是使生理上的危急情况发生得越来越少。在大多数已知的社会里，经常处于危急状态中的极度饥饿是罕见的，而不是普遍的。当一个人说：“我饿了！”他是在感受食欲而不是经常处于饥饿。他只可能偶然遭遇难以忍受的饥饿，一生可能只有几次。
如果使人的机体长期处于极度的饥饿和干渴，就容易对人的能力和本性持片面观点，从而遮掩了高层动机。如若有人使危急情形典型化，用人在极度的生理匮乏时期的行为来衡量人的全部目标和欲望，那么他一定会对许多事实视而不见。
“人只靠面包活着”并不是谬论——但这只有在缺乏面包时才是事实，那么当面包充足，并且人们腹中长期有食时，欲望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其他更高级的需要会相应出台，这些需要（而不是生理上的饥饿）开始控制机体。当这些需要满足后，又有新的（更高级的）需要出现了，依次类推。我们说人类基本需要组成一个相对的优势层次，就是指这个意思。
从这里就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结论：满足与匮乏在动机理论中是同等重要的。因为它将机体从相对更强于生理需要的控制下解放出来，从而允许更社会化的目标出现。生理需要以及它们的局部目的，在长期得到满足时，就不再是行为的积极的决定因素和组织者了。它们只是以潜能的方式存在，如果遭受挫折，它们会再次出现，并控制机体。然而满足了的要求不再是要求。机体的控制者和行为的组织者只能是未满足的需要。如果饥饿得到满足，它在人当前的原动力中就变得不再重要了。
这种说法可以表述为一个要详细讨论的假设：正是那些某种需要一直得到满足的人最能忍受将来这种需要的匮乏，然而过去一直被剥夺了这种需要满足的人对于目前需要满足的反应则将与他们不同。
安全需要使生命有序
在生理需要得到充分的满足后，一系列新的需要就出现了，我们可以把它们大致归为安全需要类（安全、稳定、依赖、免受恐吓、焦燥和混乱的折磨，对体制、秩序、法律、界限的需要；对于保护者实力的要求，等等）。生理需要的所有特点同样适合这些欲望，不过程度稍弱一点。他们可能同样完全控制机体，几乎可能成为行为的唯一的组织者，调动机体的全部能力来为其服务。
因此，我们可以将整个机体作为一个寻求安全的工具。正如饥饿者所表现的一样。这个压倒一切的目标不仅对于他目前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而且对于他未来的人生观，都是强有力的决定因素。几乎一切都不如安全重要（甚至有时包括生理需要，它们由于被满足、现在不受重视了）。假如这种状态表现得足够严重，持续很长时间，那么，处于这种状态中的人可以被描述为仅仅为了安全而活着。
虽然我们主要研究成年人，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观察幼儿和儿童来更有效地获得对成年人的安全需要的理解。因为，在他们身上，这些安全需要简单、明显很多。幼儿对于威胁或者危险的反应更为明显。原因之一在于，他们根本不抑制这个反应，而成年人却学会不惜任何代价压抑它。
因此，当成年人真正感觉到安全受到威胁时，可能利用各种手段抑制其表现。假如幼儿突然受到干扰，或者跌倒，或者受到闪电或者其他异常的感官刺激的惊吓，或者受到粗鲁的对待，或者在母亲怀中失去支持，或者感到供养不足，等等，他们会全力以赴地作出反应，避免危险靠近。随着孩子的成长，知识的完备，对周围环境的熟悉以及运动神经的发展，这些危险变得越来越不可怕，并且越来越容易控制。可以说，教育的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就是通过知识来使危险的事物化险为夷，比如，我不怕打雷，因为我知道打雷的原因。
各种对身体病痛等产生的更直接的反应，也可以在幼儿身上得到印证。有时，这些不适似乎立即具有本质上的威胁，使幼儿感觉不安全。例如，呕吐、腹痛或者其他剧烈的疼痛会使孩子用不同方式看待整个世界。比方，孩子会在痛苦时感觉到，整个世界突然从阳光灿烂变得阴森暗淡，仿佛变成一个危机四伏的地方，在这里，一切过去曾是稳定的东西现在变得不稳定了。这样一个因为吃了坏食物致病的孩子有一二天会感到害怕，夜里作恶梦，并且还有一种他病前从未出现过的情况，要求保护和一再的保证，一些论述外科手术对儿童心理上的影响的著作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一个可以预见的有秩序的世界中，充满了安稳的秩序和节奏，这是儿童的安全需要的另一突出表现。例如，父母方面的非正义、不公平或相互矛盾似乎使孩子感到焦虑和恐惧。这种态度与其说来源于不公正本身，或者由不公正造成的某些痛苦，不如说这样的待遇是世界变得不可靠、不安全、不可预见的凶兆。
在一种至少有一种骨架轮廓的系统里面，儿童似乎能更健康地成长，在这种系统里，有某种程度和常规、某些可以依靠的东西。儿童心理学家、老师和心理治疗家发现，有限度的许可，而不是不受限制的许可更为儿童欢迎和需要。也许可以这样更精确地来表达这一意思：儿童需要一种有组织、有结构的世界，而不是无组织、无结构的世界。
在正常家庭中，父母当然居于绝对的中心地位。家庭内部的争吵、动手殴打、分居、离婚或死亡往往是特别可怕的。同样，父母对孩子大发脾气，吓唬说要惩罚他，对他进行谩骂，粗声粗气地对他讲话，粗暴地对待他，或者对他实行体罚，这一切往往会使孩子惊慌失措，惶恐万分。因此，我们可以假设，这里面所包含的决不仅仅是皮肉之苦。的确，在某些孩子身上，这种恐惧同时也是失去父爱或母爱的表现；然而，它也可以发生在被完全抛弃的孩子身上，这样的孩子，依附于仇视他们父母的倾向而不是出于对爱的希望。
一个普通的孩子在面临新的、陌生的、奇特的、无法对付的刺激或者情况时，常常会引起焦虑或者恐惧的反应，例如从父母身边走失，甚至在短时期内同父母分离，面对着陌生的面孔、新的情况或者新的任务，看到奇特、陌生或者对付不了的物体，如疾病、死亡等等，特别是在这种情况下，孩子会发疯似地依附于父母，这充分证明了父母对孩子的保护作用（且不说他们作为食物提供者和爱的提供者的作用）。
从这些观察以及其他类似的观察中，我们可以归纳出一点：不管是普通儿童还是成年人（在后者身上不甚明显），一般更喜欢一个安全、可以预料、有组织、有秩序、有法律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他可以依赖的。在这个世界中，出人意料、无法应付、混乱不堪的事情或者其他有危险的事情是不会发生的，而且在这个世界里，不管碰到了什么情况，也会有强大的父母或者保护人使他化险为夷。
上述反应，能够在普通儿童身上轻易发现，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儿童在社会中存在着极强的不安全感。在一个没有威胁、洋溢着爱的家庭中成长起来的儿童，通常不会有我们描述过的那种反应。在这类孩子身上，大部分威胁反应往往来源于连成年人也觉得有危险的事物或情况。
健康或幸运者（包括儿童和成年人），可以在我们的文化中享受到安全需要的极大满足。安全、运转顺利、稳定、健全的社会通常都不会让自己的成员感到会受到野兽、严寒、酷暑、强奸、谋杀、动乱、暴政等等的威胁。因此，站在一种非常现实的角度上看，不会再有什么安全需要能成为他的有效动机，正如一位吃饱了的人不会再感到饥饿。如果我们想直接、清楚地观察到这些需要，我们就必须把目光转向神经质的人，转向经济上和事业上的穷困潦倒之辈，或者转向动乱、革命或者是权威崩溃的社会。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我们只能在下列现象中观察到安全需要的表现：例如一般都愿意找有保障的、可以终身任职的工作，渴望有一个银行户头和各种类型的保险（医药、失业、残疾、老年保险等）。
通过最普通的偏爱现象，我们可以在世界上更广的范围内寻求安全和稳定。偏爱熟悉的事物，而不是陌生的事物；或者是偏爱已知的事物，而不是未知的事物。那种想用某一宗教或者世界观把宇宙和宇宙中的人组成某种令人满意的和谐和有意义的整体的倾向，多少也是出于对安全的需求。在这里，我们同样可以将一般科学或者哲学列为部分是由安全需要所促成的。然而，科学、哲学或者宗教方面的努力同时还有别的促动因素。
如果要将安全需要看作是促进机体潜能的活跃和驱动因素，就只能在真的危机状态中实现，这些危机状态包括：战争、疾病、自然灾害、犯罪浪潮、社会改组、精神变态、脑损伤、权威的崩溃、长期恶劣的形势等。
在现实社会里，一些患神经病的成年人渴望安全，在很多方面都与感到不安全的儿童一样，只是这种现象在成年人身上表现得更特殊罢了。他们的反应往往是由巨大的、心理上的威胁所引起的，这些威胁存在于一个被认为是敌对的、势不可挡的、充满着威胁的世界之中。这种人的一举一动都表现得好象随时都会大难临头，也就是说，他随时都好象是在对危急情况作出反应。他的安全需要往往有着独特的表达方式，往往会寻求一位保护人，或者一位可以依赖的更强大的人，或许是一位搞独裁的“元首”。
用神经病患者可以形象地描述保留着儿童式世界观的成年人。也就是说，一个患神经病的成年人，可以说一举一动都仿佛是真的要被打屁股，或者惹母亲不高兴，或者被父母抛弃，或者被夺走食物的儿童。仿佛他的孩子气的惧怕心理和对一个危险世界的恐惧反应已经转入了地下，丝毫没有受到长大成人和接受教育过程的触动，现在又随时可被一些会让儿童感到担惊受怕，顾虑重重的刺激因素诱导出来。并非所有的神经病患者都有不安全感，神经病也可能出现在一个通常感到安全的人身上，他之所以也有类似遭遇，因为他的感情需要和尊敬需要受到了挫折。
对安全寻求表现得最明显的一种类型的神经病就是梦游，恰似疯狂的神经狂热病。这类神经病的患者发疯似地想要使世界秩序化、稳定化，以便确保绝不会出现无法控制、无法预料或者并不熟悉的危险情况。他们用各种各样的礼节仪式、清规戒律将自己保护起来，这样，不管发生了什么样的突发事变都能应付得了，也可以使新的偶然事件不再发生。他们类似于哥尔德斯坦描述过的脑损伤病例。
这类病人总是想尽各种办法来保持自己的心理平衡，例如通过避免所有奇特、陌生的事物，通过将他们有限的世界整理得井井有条，使这个世界里的任何事情都出不了格。他们试图将世界安排得使任何意外的事情（危险）都不可能发生。如果不幸发生了什么出人意外的事情，而且又不是他们自己的过错所致，那他们就会表现得惊慌失措，似乎这个出乎意料的事件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威胁。我们在健康人身上所看到的强烈的偏爱，例如对熟悉的事情的偏爱，到了神经病患者身上，就成了一种生与死的抉择。对于新奇和未知事物的健康趣味，在一般神经病患者身上是缺乏的，或者只是在最低的限度上存在着。
忠实于自己的本性
在生理需要得到充分的满足后，爱、感情和归属的需要就会以新的中心产生并重复着那些细节。于是，个人会强烈地感到缺乏朋友、情人、妻子或孩子，也就是说，他一般渴望同人们有一种充满深情的关系，渴望在他的团体和家庭中有一个位置，他将为达到这个目标而作出努力。他将希望获得一个位置，胜过希望获得世界上的任何其他东西，甚至可以忘掉。当他感到饥饿的时候，他把爱看得遥远、陌生和次要了。在生理需要得到满足后，他强烈地感到孤独、受冷遇、受排挤、无助的痛苦。
关于归属需要，虽然它是小说、自传、诗歌、戏剧以及不断涌现的纪实文学中常见的主题，但真正的科学资料我们却掌握得很少。借助文学作品我们大致了解了工业化社会引起的频繁迁徒，过多的盲目性、流动性给儿童身心带来严重损害。儿童变得没有根基或蔑视自己的根基，蔑视自己的出身，甚至自己所在的团体；他们被迫同自己的亲朋好友分离、同父母姐弟分离，体会到做一名侨居者、一名新来乍到者而不是做一名本地人的滋味。
我们还低估了邻里、乡土、族系、同类、同阶层、同伙、熟人、同事等种种关系所具有的深刻意义。我向大家推荐一本以极大的感染力和说服力来叙述这一切的书，它能帮助我们了解人类顽固地要成群结队、要入伙，要有所归属的动物本能。阿德瑞的《必须服从的土地》将使我们对这一切引起注意。这本书的大胆直率给我很大启迪，因为它强调了我平时疏忽的问题，并迫使我对此认真考虑，也许此书也能使广大读者获益非浅。
我认为，我们社会的流动性，传统团体的瓦解，家庭的分崩离析、代沟，持续不断的都市化以及消失的乡村式的亲密，还有友谊的肤浅，都加剧了人们对接触、亲密、归属的无法满足的渴望以及对战胜广为蔓延的异化感、孤独感、疏离感的需要。这一切又一定程度地导致了训练小组以及其他自发的、有目的的团体的迅速发展。我强烈地感到相当一部分的青年反叛组织——我不知道他们在多大程度上渴望集体感、渴望接触、渴望面对共同的敌人，就能真正地团结在一起；无论什么敌人，只要能使一个集体团结起来共同应付外来危险。类似的情形曾发生在士兵之间，他们被共同的外来危险推入一种非同寻常的亲密的兄弟关系，结果他们往往是整个一生都会紧密相依。如果一个好的社会要发展、要健全，它就必须满足人的这一渴望。
从面对危险和更讲究的病理学实例来看，在我们的社会中，最普遍的基本需求核心是挫折、爱和情感，以及它们在性方面的表现，一般看来是有矛盾心理的，习惯上还包括许多限制和禁忌。实际上，所有精神病理学家都强调，在适应不良的情况下，对于家的需要的阻挠是造成适应不良情况的基础。因此，在临床研究方面，有许多关于爱的研究，除了生理需要外，我们对于它的了解也许要多于对其他需要的了解。
我们必须指明一点，爱和性并不是同义的。性可以作为一种纯粹的生理需要来研究。一般的性行为是由多方面决定的，也就是不仅由性的需要，也由其他需要决定，其中主要是爱和感情的需要。爱的需要既包括给予别人的爱，也包括接受别人的爱。
社会上所有的人（少数病态的人除外）都需要一种对他们而言稳定牢固的高度评价，有一种对于自尊、自重和来自他人的尊重的需要或欲望。这种需要可以分为两类：
第一，对于实力、成就、适当、优势、胜任、面对世界时的自信、独立和自由等欲望。
第二，对于名誉或威信（来自他人对自己的尊敬或尊重）的欲望，对于地位、声望、荣誉、支配、公认、注意、重要性、高贵或赞赏等的欲望。
这些需要被阿德勒及其拥护者们大力提倡，并且比较被弗洛伊德所忽略。然而，精神分析学家和临床心理学家，对于它们的突出的重要性给予了越来越广泛的注意。
满足自尊需要能增强人的自信，使人觉得自己是一个有价值、有能力和有力量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有用处，位置重要而必不可少。然而这些需要一旦受到挫折，就会产生自卑、弱小以及无能的感觉。这些感觉又会使人丧失基本的信心，使人要求补偿或者产生神经病倾向。从对严重的创伤性神经病的研究我们很容易明白基本自信的必要性，并且理解到，没有这种自信人们会感到多么的无依无靠。
从神学研究者关于骄傲的傲慢和讨论，从弗洛姆关于一个人对自己性质的虚假的自我知觉的理论，从罗杰斯关于自我的研究，从像兰德这样的随笔作者以及其他来源那里，我们越来越认识到基于来自他人的看法，而不是基于真实的能力、以及对于任务的真正的胜任和适合情况的自尊，因为它们并不牢固。最稳定和最健康的自尊是建立在当之无愧地来自他人的尊敬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外在的名声、声望以及违心的奉承之上。即使在这里，将基于单纯的意志力量、决心和责任感所取得的实际的胜任情况和成就，与凭借人的真正的内心天性、素质、遗传基因或者天赋，或者如霍尼所说，依靠人的真实自我而不是理想化的虚假自我，非常自然、轻松地取得的成就区分开是很有必要的。
除非我们正处在自己理想的岗位上，否则，就算所有需要都已得到满足，也肯定会有新的欲望和不安迅速发展起来。一位作曲家必须作曲，一位画家必须绘画，一位诗人必须写诗，否则他始终都难安静。一个人能够成为什么，他就必须成为什么，他必须忠实于他自己的本性。这一需要我们可以称为自我实现的需要。
“自我实现”是由哥尔德斯坦提出，可以归入人对于自我发挥和完成的欲望，是一种使它的潜力得以实现的倾向。这种倾向可以说是一个人越来越成为独特的个人，成为他所能够成为的一切。
采取何种方式来满足这一需要，对于不同人而言也许是大相径庭的。有的人可能想由此成为一位理想的母亲，有的人可能想在体育上大显身手，还有的人可能想表现在绘画或创造发明上。显而易见，创造性行为，与其他任何行为一样是有着多种决定因素的。在具有天赋创造性的人们身上可以看到他们满意与否，幸福与否，是饥饿还是满足。而且创造性活动显然是有报偿的，有改善作用的，或者是有纯经济效益的。通过仔细观察，我们完全可以区分基本满足者的艺术与智慧的成果与基本不满足者的艺术与智慧的成果。无论如何，我们还必须以一种积极的方式将外显行为与它的形形色色的动机或目的区分开。在这一层次，个人间的差异是最大的。
自我实现需要的明显的出现，通常要依赖于生理、安全、爱和自尊需要的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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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条件是基本需要满足的直接前提，对它们的威胁似乎就是对基本需要本身的威胁。它们包括言论自由，在无损于他人的前提下的行动自由，调查研究和寻求信息的自由、防卫自由，以及集体中的正义、公平、诚实、秩序等等，这些需要遭到挫折会对人们构成威胁或者紧急情况。这些条件不是目的本身，但它们接近目的，因为他们与基本需要的关系太密切，而基本需要本身显然就是唯一的目的。这些条件受到保护是因为没有它们基本需要的满足就完全不可能，或者至少会受到严重的威胁。
认知能力是感性学习和理性学习组成的一套适应性工具，除了学习的功能之外，它们显然是满足我们基本需要的必需条件。它们所遭遇的任何威胁：剥夺或阻碍都会对其自由使用的权利的行为，甚至对基本需要本身构成间接的威胁。这个观点部分地解决了这样一些普遍的问题：好奇心，对于知识、真理和智慧的追求以及解释宇宙之谜的永不动摇的欲望。
所以，我们必须采用一种关于基本需要的远近来提出另一个假设。因为我们已经指出，任何有意识的欲望（部分目标）都与基本需要有着或远或近的关系，而且它们在本身的重要性上也都有差异。这个论点对于各种举止行为也同样成立。如果一个行动直接导致基本需要的满足，它在心理上就是重要的；倘若对此间接有益或者贡献较小，那么根据动力心理学观点来看，这个行动则不那么重要。
这同样适应于各种防御或者应付手段。其中一些与保护者达到基本需要有直接关系，另一些则只有微弱的和疏远的联系。的确，如果我们愿意，可以说防御手段有更根本和不太根本之分，并且通过它们与基本需要的关系可以断言，危及更根本的防御比起危急不太根本的防御具有更大的威胁性。
由于认知冲动在临床上并不重要，当然在传统的医疗诊所也是这样，所以我们对它们的动力及病态了解甚少。在这里，没有传统神经病例中复杂的、使人激动的谜一样的病症。认知病理学苍白无力，容易被忽略，认知的精神病态往往被解释为并非异常，并不迫切需要治疗。结果，我们在心理治疗和心理动力理论的伟大创立者弗洛伊德、阿德勒和荣格等的著作中全然找不到论述这个主题的内容，没有一个人系统地尝试过创立认知心理疗法。
希勒是我所知道的曾经在其著作中能动地表现好奇心和认识的唯一精神分析学家，他说：“人类对于世界、行动、实验有着与生俱来的兴趣。当他们在世界中勇敢地前进时，他们得到了深切的满足，他们并不感到现实对于生存是个威胁。有机体，特别是人体对于世界抱有与生俱来的安全感。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会产生威胁和匮乏。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有机体也感觉困难和危险是暂时的，最终会导致一个与世界沟通的新的安全保障。”
在教育派心理学家中，墨菲、韦特海默和阿斯奇也探讨过这个问题。然而，我们只是象征性地提过认知的需要。获取知识，在某种程度上使宇宙系统化是在世界上获得基本安全的方法，或者对于智者来说，是自我实现的表达方式。另外，科研和言论自由也被作为满足基本需要的前提来详细论述。尽管这些论述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它们并没有构成对于好奇、学习、推究哲理、实验等促动作用的问题的最终答案，它们至多只是不完全的答案。
我见过许多聪明、富裕、无所事事的妇女逐渐感染了这些智力营养缺乏的症状。常常有些人按照我的劝告埋头做一些与他们相称的事情，结果他们自身的症状有所好转或者痊愈了，这足以使我清楚地感觉到认知需要的存在。在那些新闻、消息、事实的来源被切断的国家，在那些官方的理论与现实有极明显的矛盾的国家，至少一部分人采取玩世不恭的态度，不相信任何价值，不抱任何希望，甚至怀疑显而易见的东西，人与人之间的一般关系的深刻的瓦解、丧失道德，等等。另一部分人似乎采取了更被动的方式：消极、顺从、丧失主动性，丧失能力和与世隔绝。
我们知道，获取知识受一些消极因素的影响（焦虑，恐惧），但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充分的理由假设一些根本上是积极的冲动：满足好奇心，了解，解释，理解。
迷恋于神秘的、未知的、杂乱无绪的或尚无答案的事物，是通过研究表明的心理健康者的明显特征。这一点似乎正是吸引人之处。这些领域本身就非常有趣味，相比之下，他们对人所共知的事情则不屑一顾。
完全有可能从心理病及神经病中得出上述推论。从临床上观察，哥尔德斯坦所研究的大脑受损伤的士兵，以及摩尔的被观察的老鼠，都显示出强硬而急切地固守熟悉的事物，害怕不熟悉的、无规则的、意外的事物，害怕无秩序状态的倾向。另一方面，有些现象也许又会指出相反的可能性。这些现象包括非自然的违抗习俗，顽固地反对任何权威，行为狂放不羁，渴望惊世骇俗等。这些都可能在一些神经病患者以及处于反文化适应过程中的人身上发现。
当认知需要受挫折时，很有可能产生真正的心理病态结果，一些临床印象也是中肯的。
我通过几个实例发现，一些变态现象（兴味索然，对生活失去热情，自我厌恶，压抑身体的功能，逐步破坏理性生活和各种趣味等等）产生于那些感到生活乏味、工作枯燥的智者中间。我这里至少有一个实例显示了适当的认知治疗消除这些症状的可能性，这个治疗包括进行业余研究，寻找一个需要更多脑力的工作，以及进行观察思考。
在幼年晚期和童年期就可能表现出比成年期更强烈的了解和理解需要。无论怎样，这似乎是成熟的自然产物而不是学习的结果。孩子不必要人教他去好奇，但是却可能被收容教养机关教导不要去对哪些东西好奇。
在一些高级动物的身上，很容易发现一些与人类的好奇心相似的东西。猴子会把东西撕碎，把指头捅进窟窿，在各种情境中进行探索。在这些情境中，不大可能有饥饿、害怕、性欲、安抚等情况存在。哈洛的实验以一种易于接受的实验方式充分显示了这一点。
人类勇于探险，去追根寻源并且做出解释，甚至对于危及生命的情况也不例外。对此，人类历史为我们提供了相当数量的实例，无名的“伽利略”一直层出不穷。
最后，满足认知冲动使人主观上感到满意，并且产生终极体验。虽然人们注重所得的成果、注重学习等等，忽视洞察和理解这一方面。然而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在任何人的生活中，洞察常常是一个令人感到愉快、幸福、激动的平台，甚至可能是人一生中很高的一个平台。
以上论及的那种战胜困难的现象，那种一旦面临挫折便出现变态的现象，一些普遍的（跨人种的、跨文化的）现象，那种永不消失（虽然微弱）的持续的压力，个人早期历史上的自然产物以及人们要求满足认知需要，以此做为全面发展人类潜力的一个前提，这一切都说明了基本的认知需要。
尽管这种假设并不全面，但是在我们认识了之后，我们仍受到激励，一方面要使认识越来越深刻，另一方面又朝着某种宇宙哲学、宇宙神学等的方向使认识越来越广阔博大，我们获得的事实如果是孤立的或者原子式的，它们终究要被理论化——不是被组织就是被分析，或是二者兼而有之。这个过程被一些人称为寻求意义。我们再来假设一些欲望：理解的欲望，系统化的欲望，组织的欲望，分析的欲望，寻找联系和意义的欲望，创立一个价值系统的欲望。
一旦允许讨论这些欲望，我们会发现它们也组成了一个小小的层次系列，其中了解的欲望优先于理解的欲望。我们曾描述过的优势层次集团所具有的一切特征似乎也适用于这个小集团。
在认知需要和意动需要之间，我们必须防止采取简单的二歧式，因为这种情况极易发生。了解和理解的欲望本身就是意动的，即它们具有力争的特点，并且如同基本需要一样，也属于人格需要。再者，正如我们所知，这两个集团是相互关连而不是完全分离的，并且它们是彼此协作而又相互制约的。
相对于其他需要而言，我们对审美需要的了解更少，但我们无法回避它们，因为历史、人类美的属性和美学家已经在这里提供了大量的证据。我曾以经过选择的人为对象，在临床上人格学的基础上努力尝试研究这种现象并且至少使我自己确信，在某些人身上，确有真正的审美需要。丑陋会使他们致病（以特殊的方式），身临美的事物会使他们痊愈，他们积极地渴望着，只有美才能满足他们的欲望。这种现象几乎在所有健康儿童身上都有体现。这种冲动的一些证据发现于所有文化、所有时期，甚至可追溯到旧石器时代。
我们不可能将审美需要和意动、认知需要截然分开，因为它们相互交融在一起。秩序的需要，对称性的需要，闭合性的需要，行动完美的需要，规律性的需要，以及结构的需要，可以统统归因于认知的需要、意动的需要或者审美的需要，甚至可归于神经过敏的需要。至于我，将这个研究领域考虑为格式塔心理学和动力心理学的会合点。例如，当一个人看到一幅斜挂在墙上的画时，便有不可遏抑的意识冲动要去把它挂直，这意味着什么？
容忍挫折的能力
虽然我们始终爱把需要集团搞得等级分明，但其实各等级之间并不像我们所说的那么固定和刻板。的确，我们研究的大多数人的这些基本需要似乎都是按照已经说明过的等级排列的，但是也一直可以发现许多例外。
另有一些显然是具有创造性的人，他们的创造驱力似乎比其他任何一种反向决定因素都重要。他们的创造性的出现不是作为由于基本需要的满足释放出的自我实现，而是作为不顾基本需要满足的匮乏的自我实现。
有一些人的理想目标可能永远处于压低或者压抑状态，也就是说，在层次序列中占劣势的目标可能干脆被丢失，并且可能永远消失，结果，这个在一种很低的生活水平上度日（如长期失业）的人，可能在余生中仅仅满足于获取足够的食物。
永久丧失爱的另一例证是指所谓的变态人格。根据掌握的最好材料来看，这些人从生命的头几个月开始就缺乏爱的哺育，现在已经永远丧失了爱的需要和给予，以及接受感情的能力（如同动物因出生后并未立即锻炼而丧失了吸吮或者啄食的反应能力一样）。
一个可以长期得到满足的需要被抹杀了价值，这是导致等级颠倒的另一原因。从未体验过长期饥饿的人很容易低估它对人的折磨，将食物看成可有可无的东西。如果他们为高级需要所控制，这个高级需要的重要性似乎压倒一切，那么很有可能，甚至确有其事，他们可能为了这个高级需要而使自己陷入不能满足某种更基本的需要的困境。我们可以设想，在这种更基本的需要长期匮乏之后，会出现这两种需要的等级颠倒。这样，优势需要将会在可能曾经将它轻易放弃的人的意识中占据优势地位。例如，一个为保其自尊而宁愿失去工作的人，在经历了6个月左右的饥饿后，可能愿意找回工作，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尊严。
我们也有可能始终是从意识或欲望的角度而不是从实际行动的需要来谈层次，因而导致了表面上的层次颠倒。观看行为本身可能给我们带来错误的印象。我们的观点是，当一个人同时缺乏两种需要时，他会想要其中更基本的一个，这并不意味着他一定按照自己的欲望行事。让我们再次强调，除了需要和欲望，行为还有许多的决定因素。
比方说，有的人把自尊看得似乎比爱更重要。层次序列中的这种最普通的等级颠倒通常起因于这样一种概念的发展：最有可能获得爱的人是一个意志坚定或者有权威的人，他们令人尊敬或者敬畏，充满自信或者勇敢。因此，缺乏爱并且寻求爱的人可能竭力表现得具有进攻性和自信心。然而实质上，他们寻求高度的自尊以及自尊在行为上的表现方式与其说是为了自尊本身，不如说是将它作为达到一种目的的手段，他们的自我表现是为了爱，而不是自尊本身。
相比之下，或许涉及理想、高尚的社会准则、价值观等的例外是更为重要的。具有这类价值观的人会成为殉道者，他们为追求某个理想或价值可以放弃一切。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根据一个基本概念（或者假设）来理解这些人。这个概念可以称为由于早期的满足而增强的“挫折容忍力”。
在生活中基本需要一直得到满足，特别是在早年得到满足的人似乎发展了一种经受这些需要在目前或将来遭到挫折的罕有力量，这完全是由于他们具有作为基本满足的结果的稳固健康的性格结构。他们是坚强的人，对于不同意见或者对立观点能够泰然处之，他们能够抗拒公众舆论的压力，个人能够为坚持真理而付出巨大代价。正是那些给予了爱并且获得了充分的爱，与多人有着深厚友谊的人能够在仇恨、孤立、迫害中岿然不动。
以上所述抽掉了这样一个事实：所有关于挫折容忍力的全面讨论中还包括一定程度上的习惯问题。例如，那些习惯于长期忍受某种程度的饥饿的人也许因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更能忍受食物的匮乏。对于形成习惯的倾向，如以往的满足哺育了现在的忍受挫折能力的倾向，我们应该在二者之间做怎样的平衡呢？这仍旧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同时，我们可以假设两种倾向都在起作用，二者并行不悖，因为它们并没有根本上的冲突。
说到增强挫折容忍力这种现象，最重要的满足似乎很有可能是在生命的早些时候形成的。这就是说，在生命的早年就被培养成坚强、有信心的人往往在后来的任何威胁面前仍旧保持这样的性格。
谈到这里，我们的理论性讨论可能造成一种印象，这五个层次需要似乎是按下面的关系排列的：如果一个需要得到满足，另一个需要相继产生。这个说法可能会造成这样一种认知：一个需要必须完全彻底地得到满足，下面的需要才会出现。
事实上，对于大多数正常人来说，其全部基本需要都部分地得到了满足，同时又都在某种程度上有所缺憾。要想更加真实地描述这个层次序列，就应该在这个优势层次序列中逐级减小满足的百分比。例如，为了说明情况，我可以任意假定一些数字，或许一般公民大概满足了85%的生理需要，70%的安全需要，50%的爱的需要，40%的自尊需要，10%的自我实现需要。
优势需要满足后出现新的需要，是从无逐渐变为有的，而不是突然从天而降。如果优势需要A仅满足了10%。那么需要B可能杳无踪影。然而，当需要A得到25%的满足时，需要B可能显露5%，当需要A满足了75%时，需要B也许显露出50%等等。
需要的有意识和无意识都不是绝对的。然而从整体来看，在一般人身上，它们经常是无意识的，但我们没有必要查找一大堆证据来表明无意识动机的绝对重要性。单纯以优先为根据，可以推测无意识动机从总体看来比有意识动机重要得多。我们称之为基本需要的东西，通常大部分是无意识的，尽管富有经验的人可以利用适当的手段把它们变为有意识的。
表面差异的具体欲望在不同的文化中新表现出来的相对统一性，也是基本需要分类的一个重要方面。当然，任何具体文化中的某个人的有意识动机的内容通常会与另一个社会中某个人的有意识动机的内容截然相反。
然而，人类学家的共同经验是，人们之间，甚至不同社会的人们之间的相近程度远比我们首次与他们接触时产生的印象要大得多，并且随着我们对他们的了解的加深，我们似乎会发现越来越多的共同点。于是，我们认识到，最惊人的差异不过是表面的，不是根本的，例如，发型和衣服款式的差异，对食物喜爱的差异等等。
我们对基本需要的分类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试图解释文化与文化之间的表面的多样性后面的这种统一性。但是我们无意强调这种统一性对于所有文化来说都是绝对的。我们的观点仅仅是，它比表面的意识欲望相对更加重要、更普遍、更根本，并且更加接近人类共同的特性。与表面的欲望或行为相比，基本需要更加为人类所共有。
让行为服从意志
某种行为的产生，绝不是由单纯的唯一的需要或者单一的因素来决定的。举例说，任何看来是由生理需要促动的行为可能有多种动机，如吃东西、性享乐等。心理学家通过长期临床研究发现，任何行为都可能是多种冲动发泄的渠道。
也可以这样说，大多数行为由多种动机促成。在动机决定因素的范围内，任何行为都往往由几个或者全部基本需要同时决定，而非只由其中的一个决定。由一种动机决定的情况极其罕见。吃东西可以部分地是为了填饱肚子，而另一方面是为了安抚其他需要，改善其他需要的状况；一个人进行性行为，可能不仅出于性欲发泄的目的，而且还要确立自己男性的自信，或者是为了通过征服获得强者的感觉，或者是为了赢得爱情依赖感。
作为说明，我想指出，如果不是在实践上，也至少是在理论上对某人的一个单一的行为尽可能进行分析，从中发现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的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的表现根源。这一点与特质心理学中更幼稚的一派形成鲜明对比。后者用一种品质或者一个动机来解释一种行为，例如，一个进攻性行为的起因仅仅是一种进攻性的特质。除了动机以外，行为还有许多决定因素。
行为并非全部都由基本需要决定，甚至有的行动可以是没有动机的。例如，有一类重要的决定因素是所谓外界；至少在理论上，行为完全可以由外界决定，甚至由具体的、孤立的外界刺激决定，如联想或一些条件反射。如果外界给予“桌子”一词作为刺激，我立即感觉到记忆中桌子形象，或者想起一把椅子，当然这时我的基本需要并非是“桌子”和“椅子”。
另外，我们再次重申的概念是关于基本需要或者动机的接近程度。一些行为的动机非常明确，另一些行为的动机不甚明确，还有一些行为则根本没有动机（但是所有行为都有其决定因素）。
要特别注意表现性行为与应对性行为之间的根本区别。表现性行为并不试图做什么，它只是人格的反映。蠢人言行愚笨，并不是他想要或者有意去这样做，也不是他有这样的动机，而完全是由于他就是他。同样，我说话时用男低音而不用男高音或女高音也是一个道理。一个健康孩子的漫不经心的动作，一个愉快的人独自一人时面带微笑，健康者走路时脚步的轻快和他站立时挺直的姿态，这些都是属于表现性的，非机能性的行为。另外，一个人言谈举止的风格，无论有无动机，几乎总是表现性的。
那么，是否所有行为都表现或者反映了性格结构呢？答案是否定的。生搬硬套的、习惯的、机械的或者随俗的行为可能是，也可能不是。由刺激物引起的行为就属于这种情况。
最后有必要强调，行为的表现性和行为的目的性不是两个相互排斥的范畴，一般的行为通常二者兼而有之。
一个健康者在根本上受其发展和实现自己最充分的潜力和能力的需要促动。如果个人在任何活跃的、长期的具有任何其他意义的基本需要，那么他简直就是一个不健康的人……
满足真正需要的手段
根据日常生活中有意识动机的内容与基本目的的关系，其重要性各不相同。一种对冰淇淋的欲望可能实际上是一种对爱的欲望的间接的表达，在此种情况下，这种对冰淇淋的欲望就成了极为重要的动机。但如果冰淇淋只被当作爽口之物，或它仅仅引起偶然的食欲，这种欲望则相对弱得多了。
日常的有意识的欲望应该被看作是征兆，是更基本的需要的表面指示物，假如我们只承认这些表面的欲望的表面价值，我们就会发现自己处于一种完全的混乱状态。这种状态永远不可能被解除，因为我们忙于认真处理的是征兆而不是潜伏在征兆后面的更本质的东西。
心理疾病是由挫伤重要的需要导致的，而不会由挫伤不重要的需要引起的。因此，任何一种心理病理论都必须以合理的动机理论为基础。冲突或者挫折不一定会致病，只有当它们威胁、挫伤基本需要或与基本需要紧密相关的不完整需要时，才会致病。
已经满足的需要的作用已经多次指出，我们的需要通常是在占优势的需要得到满足后才会出现。满足因而在动机理论中具有重要作用。不仅如此，需要一旦满足，就不再起积极的决定或者组织作用。例如，一个基本需要得到满足的人不再有尊重、爱、安全等需要，他只可能在一种几乎是玄学的意义上被认为有这类需要：一个吃饱的人有食欲、或者一个装满的瓶子有空隙。
如果我们的兴趣仅在于什么东西实际上正在促动我们，而不在于什么东西已经、将要或者可能促动我们，那么，一个满足了的需要就不是促动因素。对于所有已经完全不存在、完全消失了的实际目的，我们都必须考虑这一点。这一点应该特别注意，因为在我所了解的每一种动机理论中，它不是被忽视就是被否定。极为健康、正常、幸运的人没有性、饥饿、安全、爱、名誉或自尊的需要，只有在具有短暂威胁的偶然时刻，它们才会出现。如果要作补充，我们也必须断言，病理反应能力是每个人都具备的，例如巴宾斯基的研究，因为人的神经系统一旦遭到破坏，这些反应就会出现。
这样考虑导致一个惊人的结论：人只要任何一个基本需要受到挫折，就可以把他想象为病人。这相当于我们把缺乏维生素或者无机物的人称为病人。谁会否认爱的匮乏不如维生素的匮乏重要呢？既然我们了解爱的匮乏的致病作用，谁能说我们倾向于价值问题的方式比医生诊断和治疗皮肤病或者坏血病时更不科学、更不合逻辑呢？
一个健康者根本上受其发展和实现自己最充分的潜力和能力的需要促动。如果个人在任何活跃的、长期的具有任何其他意义的基本需要，那么他简直就是一个不健康的人，就像他突然显现出一种强烈的缺盐症或者缺钙症一样，他肯定有病。如果我们在这种意义上使用“病态”一词，我们还必须公正地正视人与他的社会之间的关系。我们定义一个明确含义：既然一个基本需要受挫折的人应该被看作病人，而且这种基本需要的挫折完全由这个人之外的力量造成，那么这个人的疾病完全源于这个社会的某种疾病。因此，我们就该这样给良好或者健康的社会下定义：它通过满足人的所有基本需要来允许人的最高意图出现。
如果这一论点显得不突出或模糊，你可以认为它只是在我们不断变换方式考察人类更深层的动机时要出现的许多模棱两可的论点之一。当我们探索人究竟想从生活中得到什么时，我们就接触到了人的本质。
阿尔波特已经详细描述并概括了这一原理：达到目的的手段可能最终成为满足本身，那时，它们与最初的起源只有记忆中的联系；人们可能最终会需要它们本身。这一关于在有目标的生活中、学习与变化的巨大重要性的论点，将以往每一件事都变得具有复杂性。
这两套心理学理论原理之间并不存在矛盾，它们是相互补充的。我们是否可以根据一直使用的标准，把通过这种途径所获得的需要认定为基本需要，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无论如何，高级基本需要经过长期的满足后，可能变得既独立于它们的更强有力的先决条件，又独立于它自身的满足，即一个在其生命早期爱的需要得到满足的成年人，在安全、归属以及爱的满足方面比一般人更加独立。
我倾向于将性格结构看成是心理学中功能自主的重要例证。那些坚强、健康、自主的人最能经受住爱和声望的挫折。然而，在现实社会中，这种坚强和健康通常是由于安全、爱、归属和自尊的需要在早年长期得到满足的结果。此人的这些方面在功能上已经具有自主性，即独立于曾产生这些方面的满足本身。
虽然我们要在低级需要得到满足后才转而对高级需要感兴趣，但人们在满足了高级需要，并获得了价值和体验之后，高级需要会变得具有自治能力，不再依赖低级需要的满足。人们甚至会蔑视与摒弃使他们得以过上“高级生活”的低级需要的满足，这就像第三代的富裕为第一代的富裕感到羞耻一样。
我们探讨了人类动机，我们还要考察这一探讨的部分理论后果，并且以此作为对片面强调挫折和病理状态的一个积极的或健康的平衡。
众所周知，将基本需要按优势的强弱或力量的强弱排成等级是人类动机生活组织的主要原理。健康人的优势需要一经满足，相对弱势的需要便会出现，定时付予这个组织生命的主要动力原则。生理需要在尚未得到满足时会主宰机体，同时迫使所有能力为其服务并组织它们，以使服务达到最高效率。相对的满足平息了这些需要，使下一个层次的需要得以出现。后者继而主宰、组织这个人，结果，他刚从饥饿的困境中逃脱出来，现在又为安全需要所困扰。
这个原理同样适用于等级集团中其他层次的需要，即爱、自尊和自我实现。还可能有这样的情况：高级需要也许不是偶尔在低级基本需要的满足后出现，而是在强迫、有意剥夺、放弃或压抑低级基本需要及其满足后出现，如禁欲主义、理想化、排斥、约束、迫害、孤立等的强化作用。据说这些情况是很常见的，但我们对其性质以及发生的频率了解甚少。但是，不管怎样，这类现象与我们的论点并不矛盾，因为我们并未强调说满足是力量或者其他心理急需物的唯一源泉。
限于满足理论的特殊性、不完整性，它不再具有独立的合理性，因此不可能单独存在。至少，只有与挫折理论、学习理论、神经病理论、心理健康理论、价值理论、约束理论等结合，它才可能合理。行为的心理因素与主观生活、性格结构组成一个复杂的网，在这当中，我们不是把全景都描绘出来，而是任意假定除了基本需要的满足之外还有其他决定因素，假定满足与匮乏各自都有理想与不理想的后果，假定在重要方面的基本需要的满足与神经病需要的满足不同。
一个需要被平息，更高级的需要随之出现，这是任何需要满足所产生的根本后果。其他后果是这一基本事实的附带现象。这些从属的后果有：对于旧的满足物和目的物的独立，对于旧的满足物和目的物的一定程度的轻视，同时，又隶属于一直被忽视、不被需要或只是偶然被需要的新的满足物和目的物。
这种新旧交替的现象包含许多第三级的后果。这样，在兴趣方面就有了变化：一些新的现象首次变得有趣，而旧有的现象则变得乏味，甚至令人厌恶。这等于说人的价值观发生了变化。大体来说，往往有这些情况：在更高估价尚未满足的需要中，力量最强的需要的满足物；轻视其中力量较弱的需要的满足物（并且轻视这些需要的力量）；轻视甚至贬低已经得到满足的需要的满足物（同时贬低这些需要的力量）。
这种价值观的改变伴随一个从属的现象：在一个可以粗略断定的范围内重新建立关于未来、尤赛琴、天堂和地狱、美好生活以及个人无意识愿望的满足状态的人生观。
在此前提下，认识能力发生变化。由于机体有了新的兴趣和价值观、注意力、感觉、学习、记忆、遗忘、思维，这一切同样在一个可粗略断定的范围内被改变。
这些新的兴趣、新的满足物和新的需要不仅新，而且在某些意义上更高级。当安全需要满足后，机体被解放出来去寻求爱、独立、尊重、自尊，等等。将机体从较低级和自私的需要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最容易的办法，就是满足这些需要。
任何需要的满足，只要是真正的满足，也就是对基本需要而不是对神经病需要或虚假需要的满足，有助于决定性格的形成。不仅如此，任何真正的需要的满足都有助于个人的改进、巩固和健康发展。这就是说，任何基本需要的满足（只要我们能够孤立地谈论这个满足），都是背离神经病的方向而向健康的方向迈进了一步。毫无疑问，哥尔德斯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从长远考虑，将任何特定需要的满足都看作是向自我实现前进了一步。
除了这些一般后果外，特定需要的满足和过分满足还有一些特殊的后果。例如，如果其他因素相同，安全需要的满足会特别产生一种主观上的安全感、更安稳的睡眠、危险感消失、更大胆、勇敢等。
内在学习以性格结构为中心
探讨需要满足的意义的一个首要结果，是对于研究者过分夸大联合学习作用的持续增长。总的说来，满足后的现象，如在饱餐后任何食欲的消失，在满足安全需要后防御的类型和数量的改变等，都说明了增长的练习（或重复、使用、实践）的消失，增长的报偿（或满足、赞扬、强化）的消失。
此外，不仅诸如那些满足现象，显示了不顾它们在适应中获得改变而轻视联想的规律，而且检验也证实了，除了第二位的方式外，任意联想是不包括在内的。所以，如果学习的定义只强调刺激和反应之间的变化是不够的。
需要满足的任务几乎完全限制在内在地欣赏满足物之内。在漫长的选择过程中，除了对于非基本需要外，可能没有偶然的和任意的选择。对于爱的渴求，可能只有一种真正的长久的满足物，即诚实以及令人满意的感情。对于性饥饿、食物饥饿或极度干渴的人，只有性、食物或水才将最终适用。这是一种由韦特海默、科勒以及阿施、阿恩海姆、卡特那等格式塔心理学家作为心理学的中心概念强调的内在的适当。在这里，没有什么偶然的搭配或意外的、任意的设置，也没有什么信号、前兆或与满足物有关的东西。我们必须用墨菲的疏通作用，而不是纯粹的联想来表达这种情况。
将机体的目的看作完全合理的事，是对于联合学习、行为主义学习理论批评的实质。它彻底解释了不明确的目的手段的熟练问题。作为对照，此外提出了基本需要理论关于机体最终目的和价值的看法。这些目的存在于机体内部，对于机体具有内在价值。因此，为了达到这些目的，机体将会做任何必要的事，甚至学习一些任意的、不相干的、琐碎和微小的步骤。这些步骤也许是实验者可能提出的达到目的的唯一途径。当这些方法不再获得内在满足物（或内在强化物）之时，它们自然就被束之高阁，弃之脑后。
那些行为的和主观的改变，似乎清楚地说明了，满足不能仅由联合学习规律来解释。的确，它很可能只是扮演次要角色。假如一位母亲经常吻自己的孩子，那么内驱力本身就会消失，孩子不再渴望亲吻。
即使能从顿悟或渐悟得来的那些理论根据，也不能断言性格特征是单由学习造成的。这种对学习的态度在某种程度上由于它对精神分析家的发现所表现的冷静而显得较为中肯。但是，由于它理性地强调认识外部世界的本质结构而仍显得太狭隘。与联合学习或格式塔学习相比，我们需要同人体内的认知和意动的过程有更强有力的联系。
我不想进行任何详细的讨论，而只是试图提出一些可称为性格学习或内在学习的概念，它们是以性格结构而不是以行为为中心，其主要内容是：独特的（非重要性的）和意味深长的经历的教育作用；由重复的体验引起的感情的变化；由满足挫折的经历引起的意动的变化；某几类早期经验引起的显著的态度、希望、甚至人生观的转变；由机体的体验选择吸收作用的变化的结构所产生的决定因素。
之所以这样考虑是为了进一步考察学习和性格形成之间是否存在更密切的关系。正如杜威所指出的，最终将典型的、模范的学习解释为性格形成上的变化，即走向自我实现及其超越的运动，对于心理学家来说可能是至关重要的。
避免由环境塑造性格
在探讨学习与满足时，只是把需要满足与性格品质的发展之间的紧密关系搞清楚。这种理论不过是挫折与心理病理之间早已公认的关系在逻辑上必然的对立物。
如果要把挫折的对立物（即满足）视为敌意的对立物（即友善）的一个优先决定因素，同样也有一定道理。精神分析的发现同样强烈地包含这两种情况。而且，尽管我们还没有明确的理论体系，但心理治疗的实践却以它对于心甘情愿的保证、支持、允许、赞同、许可的强调，即对于患者的安全、爱、保护、自尊、价值等需要的绝对满足的强调承认了我们的假设。对于儿童的爱、独立、安全等的匮乏常常立即给予直接的替代治疗或满足治疗，即给予爱、独立或安全的满足，其效果尤为明显，不过这种治疗也有限度。
虽然实验资料的缺乏让人感到遗憾。不过已有的资料已经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例如列维的实验，这种实验的一般方式是取一组刚出生的动物，例如幼犬，使它们的某种需要，例如吸吮需要得到满足，或遭受一定程度的挫折。
这类实验包括小鸡的啄食行为，婴儿的吸吮行为以及各类动物的活动。在所有的实验中发现，一个充分满足的需要遵循自己特殊的轨道，然后根据其性质，或者是全然消失，如吸吮行为；或者是在实验对象的以后生活中维持理想化的低水平，如活动性。在那些某种需要受到挫折的动物身上出现了各种半病理现象，其中与我们的讨论密切相关的是，第一，坚持已超过正常消亡时期的需要；第二，大大加强了这一需要的活动性。
应该强调的是，列维关于爱的需要的实验揭示了生命早期满足与成年性格形成之间完整的联系。健康成年人的许多典型品质是童年爱的需要满足的积极后果，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这些品质包括宽容被爱者的独立的能力，忍受爱的匮乏的能力，爱但又不放弃自主性的能力等等。
如果我尽可能明确地、直观地描述对立的理论，它可以归纳为：充分热爱孩子的母亲在孩子身上（以奖励、强化、重复等方式）培养了一种以后生活中对爱的需要的力量减弱的倾向，例如，亲吻的可能性减小，更少依恋母亲等等。教会孩子从各个方面寻求感情，并且对感情怀有永久的渴望的最好途径是，在一定程度上拒绝给他们爱。这是机能自主性原理的又一个例证，它曾使阿尔波特怀疑当代学习理论。
心理学的教师们在讲到对孩子进行自由选择实验时，往往将性格品质的形成归功于训练。“如果孩子从梦中醒来后，你就把他抱起来，那么，他不是就学会了在想要人抱他的时候就哭喊起来吗（因为你鼓励了这种哭喊）？假如孩子要吃什么你就给什么，难道他不会被宠坏吗？如果你注意孩子的滑稽举动，他不是就学会装憨弄傻来吸引你的注意了吗？如果你迁就孩子，他不就会一味地要求放任自流了吗？”要回答这些问题，仅仅靠学习理论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必须求助于满足理论和机能自主理论。动力儿童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的一般文献，可以为我们提供更多的资料。
另一类支持关于需要满足与性格形成之间关系的论点的资料，可以从能够直接观察到的满足的临床效果中获得。任何与人直接接触的人都能获得这类资料，并且可以确信，它们几乎在每次治疗接触中都会出现。
检查基本需要满足所产生的最直接的后果，是能够说服我们自己的最简易的方法，检查从力量最强的需要开始。就生理需要而言，在我们的文化中，我们不会将食物或水的满足视为性格品质，虽然在其他的文化中，我们的态度有可能不同。然而，即使在生理需要的层次上，我们也遇到了对于我们的论点来说是难以决定的两种可能。如果我们可以谈论休息和睡眠的需要，当然也就可以谈论它们的挫折以及挫折的效果（困乏、疲劳、精力不济、萎靡不振、甚至可能有懒惰、嗜睡等等）。这就是原始需要满足的直接后果。它们如果不是公认的性格品质，至少对于人格的研究者有明确的意义。虽然我们尚未习惯于这样考虑问题。但这个观点也适合于性的需要，如性压抑，以及对立面性满足的范畴。不过对此我们还没有确切的概念。
不管怎样，我们可以有充足的资料来探讨安全需要。担心、恐惧、害怕、焦虑、紧张、不安和极度不安，都是安全需要受到挫折的后果。同类的临床观察清楚地显示了安全需要满足的相应效果，如焦虑以及紧张的消失，具有安宁感，对未来有信心，有把握，感到安全等等。无论使用什么词语，感觉安全的人与惶惶不可终日者之间有着性格上的区别。
其他基本的情感需要，如归属、爱、尊重和自尊的需要，也有这种情况。这些需要的满足引发了诸如深情、自尊、自信、可靠等特性。
需要满足的特性产生的后果与一般品质有很大关系：仁慈、慷慨、无私、宽容（与偏狭相对）、沉着平静、愉快满意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品质。这些品质似乎是一般需要满足的间接后果，即不断改善的心理生活状况的间接后果。
需要满足的特性产生的后果与一般品质有很大关系。我们的资料不允许我们断言，它是否是更强有力的决定因素，这通常被当作徒劳无益的问题而忽视。然而，偏重强调两方中任何一方所产生的后果的对比是相当鲜明的，我们至少必须意识到这个问题。性格教育是否能在课堂里进行？书本、演讲、问答式教育以及劝戒是否是可以使用的最好工具？讲道、全日制学校是否能造就出好人？是否好的生活就能造就出好人？是否爱、温暖、友谊、尊重以及善待儿童，对于儿童后来的性格结构有更重大的影响？这些都是由于坚持两种不同的性格形成理论而提出的两种不同的问题和观点。
举例来说，甲在一个危险的丛林中已经生活了几个星期，他靠不时遇到的食物和水勉强维持生存。在同样的环境中，乙除了能维持生存外还有一支枪，一个入口可以关闭的秘密山洞。丙除了有乙的条件外，身边还有两个人。丁比起上述几个人来，身边还多一个最亲爱的朋友。戍身处同一个丛林，除拥有上述所有条件外，他还是那个小群体里很受尊重的领导者。于是我们可以依次称这些人为：勉强维持生存者，安全需要得到满足者，归属需要得到满足者，爱的需要得到满足者，尊重需要得到满足者。
这不仅是一系列不断增加的需要满足，也是一系列不断加强的心理健康程度。很明显，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条件下，一个安全、归属、爱的需要得到满足的人，比只有安全和归属需要得到满足，但在爱的感情上遭受拒绝、挫折的人更健康（根据任何合理的定义）。假如在此基础上，他又获得了尊重和羡慕，并且进而发展了自尊心，那么他就更加健康了。
所以说，好象需要满足的程度关系着心理健康的程度。我们是否能够进一步证实这种联系的极限——证实完全的满足等于理想的健康呢？满足理论至少可以暗示这样一种可能。尽管这一问题的答案急待未来的研究，然而仅仅陈述这样的设想都会将我们的视线引向被忽视的事实，并且要求我们重新提出这个陈旧的、有待探索的问题。
例如，我们可以承认通往健康的途径可有多条。然而，现在我们就有必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放弃基本需要的满足，通过苦行、约束、挫折、悲剧和经受不幸之火锻炼而获得健康的实例究竟有多少？也就是说，以满足或幸福为基础的健康，以及以苦行主义或者挫折、不幸为基础的健康，它们各占怎样的比例？
恰如韦特海默与他的学生们所做的，这种理论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敏感的问题——利己。他们将所有需要都看成事实上是利己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的确，哥尔德斯坦和我都是在高度个人主义的程度上解释自我实现这个最终需要的，但是，对于非常健康的人的研究经验表明，他们既是极有个性的，同时又与社会和睦相处。
当我们设立满足健康（或者幸福健康）这一概念时，我们无疑是与哥尔德斯坦、荣格、阿德勒、安吉亚尔、霍尼、弗洛姆等站在了一起。而且，那些假定有机体内有一种向更全面的方向发展的积极倾向的人，都会不断地加入我们的行列。因为，如果我们假定一个典型健康的机体的需要得到满足，从而摆脱了束缚而追求自我实现，那么我们就等于假设这个机体是根据内在的发展倾向从内部发展的，是柏格森意义上的发展，而不是行为主义环境决定论意义上的外部发展。患神经病的机体是一种缺乏某些满足的机体，那些满足只能来自环境。因此，它更多地依赖环境而更少具有自主性和自觉性。也就是说，它在更大的程度上是由环境的性质而不是由自身的内在本质塑造的。在健康人身上发现的对于环境的相对独立性当然不意味着与环境隔绝，它只意味着在这些接触中，人的目的是根本的决定因素，环境不过是达到自我实现目的的手段。这如果不是生理上的自由，就是心理上的自由。
宽恕，充满整个人生
古时候人们想杀一头熊，会在一碗蜂蜜的上方吊一根沉重的木头。熊想吃蜂蜜时，必须先推开木头，而木头会荡回来撞熊。熊生气地更用力推开木头，而木头也更猛烈地撞击它。就这样不断重复，直到木头撞死熊为止。当人们以怨报怨时，便是在做同样的事。人难道不能比熊聪明些？
要仁慈对待别人的恶毒相向，这样就能破坏恶人做坏事获得的乐趣。
爱得真切而且强烈，就可以在邪恶滋长壮大之前加以扑灭。
对于世上一些不明事理、甚至是非不辨的人，我们只能替他们感到惋惜，不应该去取笑他们，或者责备他们。如果你真的有心想去帮助他们的话，你应该多去关怀他们，当然，如果可能的话，你可以通过与他们面对面的交谈，为他们引出一个正确的思考方法来。这样才是正确的做法，绝对不可以故意去取笑或责备对方。
人都是按照各自的想法去行动的，而且每个人也希望每一件事都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实施。但是，如果认为每一件事都非得照着自己的想法去进行不可的话，这样的人就不仅是一个性情固执的人，而且也可以称之为傲慢的人了。
每一个人都会认为自己是最正确的，但是，到底谁才是最正确的，这个问题不能单由一己之观点来评判。所以，如果因为和自己想法不同，就认为对方是傻瓜；因为和自己的追求不同，就认为对方是一个不可救药之人，甚至加以迫害，这样的做法实在教人难以苟同。
每一个人都有权按照自己的思考去行动，每个人都应该怀着自己的追求，这是无可指责的，这也是一个正常社会的标准。
宗教家康庇斯曾经写过这么一段话：“很少人会以衡量自己的天平，来衡量别人。”我们自己的过失和别人的过失相比，似乎算不了什么。当我们做了一件令自己觉得羞愧的事，使自我心像缩小到一文不值时，我们总会找到一个代罪羔羊——我们责备自己的良心。我们会说：“我的良心在折磨我。”然后我们很快就宽恕了自己。
但是当别人犯了错误或表示愤恨时，我们是多么快地把他贬得一文不值。更可笑的是，我们抓住了别人的一次谎言，而忘了自己曾经说过无数次的谎。要想具备做人的资格，必须记住每一个人都会犯错，我们是善良与邪恶、成功与失败、信心与失望、友情与孤独、勇气与恐惧的混合体。人之所以相同，在于他们一生中有伟大的时候，也有渺小的时候，因时而异，惟有经由宽恕，我们才能发现，在我们一生当中，伟大的一面占了绝大部分的时光。
如果你能使“设身处地”成为你的生活习惯，进而成为你的第二天性，你一定会是快乐的人。光说无益，而要实际去做到这四个字，使你更臻于成熟并寻到自我。因为当你批评与你意见相左的人时，他也会像你支持自己一样，尽量维护他本身的权益，因此你必须三思而后行。
当你被疑虑与缺乏自信所征服，被侵略与恐惧所征服，你就受到了压力。你要抨击他人时，不妨先自问：“要是我在他的处境之下，我会怎么做？”如果必要的话，为你自己的权益而战，但是不要为仇恨、报复而战。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都迫切地需要友情，而友情发射的第一道光和热，是在你失去理性时，犹能自问：“要是我在他的处境，我会怎么做？”
最重要的是，你对自己也一定要退一步设身处地的想，不要因为一个错误而苛责自己，不要因此而成为一个流离失所者。在这种时刻，对着镜子扪心自问：“我会对自己最好的朋友这样做吗？”
我们只有学会了宽恕，才能够成功地生活。下面四个要点，对你会有所帮助。
（1）原谅别人，去除怨天尤人的观念。要以赤子之心待人——宽恕是不能分期付款的；“我今天喜欢你，但是明天就难说了。”——这种态度不是宽恕之道。这是一种不易养成的习惯，却值得你去奋斗。
（2）原谅自己的错误。这又是一项困难的工作，但是你能做到。原谅昨天的错误，养成充实今天生活的习惯。犯错可能是人类的失败，但宽恕却是人类的成就。莎士比亚说：“宽恕是超凡的行为。”事实上，谁又要求你做一个超人呢？让你自己做一个充实的凡人就够了。
（3）策励自己，而非驱策别人。想要模仿别人，只能使自己居于次席。记住，不经压力，你无法成为伟人。你每天的自我心像，都应该有所进步；这一点你倒可以做到。
（4）发掘自己的长处，不要老是把自己的短处深记于心。如果你每天都以失败感来折磨自己，你就是自己的大敌；如果你每天都充满着信心，就可以尽量发挥你的长处。在这两种选择之间，你应该作明智的决定。记住，你必须忘掉昨天；只要你能朝着当前的目标奋力不懈，就可以做到。你对当前的目标下的功夫愈多，就愈没有时间回忆昨天的忧愁与痛楚了。
“一个伟大的人，”卡莱尔说，“以他待小人物的方式，来表达他的伟大。”
包布·胡佛是一位著名的试飞员，并且常常在航空展览中表演飞行。一天，他在圣地牙哥航空展览中表演完毕后飞回洛杉矾。正如《飞行》杂志所描写的，在空中300尺的高度，两具引擎突然熄火。由于他熟练的技术，他操纵了飞机着陆，但是飞机严重损坏，所幸的是没有人受伤。
在迫降之后，胡佛的第一个行动是检查飞机的燃料。正如他所预料的，他所驾驶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螺旋桨飞机，居然装的是喷气机燃料而不是汽油。
回到机场以后，他要求见见为他保养飞机的机械师，那位年轻的机械师为所犯的错误而极为难过。当胡佛走向他的时候，他正泪流满面。他造成了一架非常昂贵的飞机的损失，差一点还使得3个人失去了生命。
你可以想象胡佛必然大为震怒，并且预料这位极有荣誉心、事事要求精确的飞行员必然会痛责机械师的疏忽。但是，胡佛并没有责骂那位机械师，甚至于没有批评他。相反的，他用手臂抱住那个机械师的肩膀，对他说：“为了显示我相信你不会再犯错误，我要你明天再为我保养飞机。”
可是，在现实生活中，有一种人脾气粗野狂暴，能把不管什么事都搞得像滔天大罪那样不可饶恕。他们这样做并不是出于一时的狂怒，而是源于他们自己的禀性。他们谴责每一个人，要么为这个人做过的某件事，要么为他将做的某件事。这暴露出一种比残忍还要可恶的性情，这种性情才真是糟糕透顶。他们是如此夸张地非难别人，以致于他们能把别人原本是芝麻大小的一个问题渲染得像西瓜那样大，并藉此将其全盘否定。他们是不通人情的工头，能把天堂糟践成牢房。盛怒之下，他们把一切都推到极端。性情好的人能够原谅一切过失。他们会坚持说别人的本意是好的或者只是一时不小心才犯下错误。
这个社会上确实有许多愚笨的、甚至一无是处的人，我并没有叫你对这些人也必须心怀敬意，因为如果你好坏不分，这也从另一方面暴露了你自己的缺点，表明你的知识和修养也和他们差不多。但是，即使是对这样的人，你也没有必要表露出你对他们的轻蔑。
在这个世上，凡事还是有些原则的，比如如果你仅仅是无意间对人做错了事，还是可以被原谅和允许的，但是，如果你是侮辱别人，则是一件绝对不被允许的事情。每一个人都有自尊心，所以不管你多久以前曾经侮辱过他，对方都会牢记在心。
有时候，我们只是想要尽力掩藏自己所犯的过错，或者掩饰自己的弱点或缺点，但如果对方毫不顾及这些，将之和盘托出，这对你来讲，一定是一件难以忍受的事。虽然我们知道背后肯定有人经常在说我们在这方面或那方面的不是，我们尽管心中不悦，但只要这种抱怨不被摆到桌面上来，我们还是能够忍受的。但是，如果有人当面毫不留情地斥责我们，即使是至亲好友，我们也仍然很难接受对方这种正面的指责，这一方面是因为，如果有朋友当面指责你的过失，你一定会认为是不是对方发现了你的弱点，另一方面，不管是你说别人，或者是被别人说，都会使自尊心受到很大的伤害。
不管任何人，只要有一点点受侮辱的感觉，都会感到非常愤怒，所以，除非你想一辈子与对方为敌，否则即使是对方的行为举止让你忍无可忍，你也不应该对对方表露出轻蔑的态度。
每个人都可能患上偏见的“疾病”，只不过程度轻重不一。偏见是根据自己所得到的一点点信息，凭主观的想象，甚至已有的经验和逻辑，编故事似地给对方编制了一个形象，甚至由此去推知他的过去和将来。
和一个人初次见面，对方穿着随便，谈吐粗俗，你很可能会认为对方是一个没文化、缺教养的人，当然你可以这么认为，但如果你进而认为他办事肯定不认真，而且自私，甚至可能有点邪恶，以至于以后不愿和他进行任何合作，那么就过分了，就变成了一种偏见。有这种思维方式的人很容易失去很多机会，因为每个人都有优点和缺点，我们和人交往、合作，关键要充分利用别人的优势，充分发挥对方的优势，从而给自己提供方便。
对人产生偏见，结果往往是对自己不利。因为对人有偏见，很容易被对方察觉，一旦别人感觉到你对他有偏见，很可能会产生抵触情绪。如果你们是同事，那么麻烦就来了，合作是肯定不可能的了。所以一次偏见就等于少了一个合作伙伴，甚至少了一个可能的朋友。
要想消除偏见，我们就得设法改变自己的一些思维定势。首先要使自己坚信每个人都是有优点和缺点的，我们和人交往要尽可能地多看优点，少看缺点，能以这样一种态度去交际，我们就会感到这世界很美好，肯定能宽容地对待每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