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书签
添加书签
移除书签第二章 追寻生命的缺憾
别忽略幸福的价值
是否可以这样说，在实际治疗或改进的动力中起根本作用的是基本需要的满足。由于它一直被忽视，我们确实有必要承认它至少是这类因素中的一个，并且是特别重要的一个。在摩尔的著作中详细描述了需要的满足和挫折决定兴趣的几种方式。
对态度、兴趣、趣味、价值观的更深入地研究是可能的，最终必然包括对于道德、价值、伦理的讨论，当然，其范围必须超越礼仪、礼貌以及其他社会风俗。习惯上将态度、趣味、兴趣、甚至还有各种价值观却看作是联合学习的结果，似乎除此之外其他的因素都是次要的，即仿佛它们完全是由机体外的任意力量决定的。然而，内在的需要和满足的效果也在起作用。
假如我们要找到一个对人格分类有用的工具，那就需要将基本的感情需要的层次满足看作一个线型的连续体。假如大多数人都有类似的机体需要，那么在这些需要得到满足的程度上每个人都能与任何其他人进行比较。这是整体的或有机体的原理，因为它根据一个单一的连续体来对完整的人进行分类，而不是根据大量的、毫不相关的连续体来将人的各个部分或各个方面归类。
除去过份满足以外，究竟什么是厌烦？在这里，我们又可以发现尚未解决和觉察的问题。为什么与某一幅绘画、某一首乐曲、某一位妇女相处得久了会产生厌烦？为什么与另一幅绘画、另一首乐曲、另一位妇女在同样时间内相处却产生了更多的兴趣和更大的快乐呢？
需要的满足在健康情绪的产生中起了什么作用？为什么情绪的研究者们长期仅限于研究挫折在感情上的效果？
我们提出的论点是，满足人的基本需要（以所有条件相同为前提，抛开少数难以解释的例外，以及暂时略去匮乏和约束的有益效果），不仅改善了人的性格结构，而且改善了他作为国内和国际环境中的公民与周围的关系。这一点在政治、经济、教育、历史以及社会学上的意义可能是巨大的、明显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尽管看起来荒谬），需要的挫折的决定因素是需要的满足。这是因为甚至要到较低的优势需要满足之后，较高的需要才会出现在意识里。从某种意义上看，在需要尚未出现之前，是无所谓挫折的。一个勉强维持生存的人不会去奢望生活中的高级需要。几何学的研究、选举权、自己城市的好名声、尊重、价值等都不会成为他焦虑的中心，他所关心的是更基本的物质。只有当一定量的低级需要的满足使他的需要达到某一高度时，他的需要才会使他在个人、社会和智力的更广阔范围内感受到挫折。
绝大多数人肯定在追求他们一直欠缺的东西，我们可以把它作为一种推论，然而又肯定不会感到为众人更普遍的满足而工作是无益的。这样，我们同时又学会不指望任何单一的社会改革，例如妇女选举权、免费教育、无记名投票、工会、良好的居住条件、直接选举等，会产生奇迹，但又不低估缓慢发展的力量。
如果讨论哪种挫折或焦虑对社会更有好处，那么为早日结束战争的焦虑要好于只关心自己能否活到70岁。明确地提高挫折的层次（如果我们可以谈论高级挫折和低级挫折），不仅具有个人意义，而且还具有社会意义。几乎可以说这对于犯罪感和羞耻心也同样适用。
很奇怪，科学心理学家一直忽视这一长期为哲学家、艺术家、诗人的议论所充斥的领域。这可能是由于“所有的行为都有动机”这一广泛公认的教条在作怪。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但这里不准备辩明。有一个铁的事实可以被观察到，即一经满足，机体立即放弃压迫、紧张、紧迫、危急的感觉，允许自己变得懒散、松弛、被动，允许自己享受阳光、玩耍嬉戏，或者装饰、擦洗盆盆罐罐，允许自己观察微不足道的事物，遇事漫不经心，往往无意中获得而不是有意识地追求，一句话，变得相对地无目的了。需要的满足导致了无目的的行为的出现。
物质生活的富裕使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疾病。其症状包括厌倦感、自私自利、自以为是、“理所当然”的优越感、对一种不成熟的低水平的眷恋、人与人之间友爱的丧失等。很显然，在任何一段时间里物质生活或低级需要的生活本身并不能给人们带来满足。
我们也必须面对另一种新的、由心理富裕导致病态的可能。也就是说，病的起因是由于患者得到无微不至的爱护、关怀、被宠爱、崇拜、欢迎所包围，被膜拜到忘乎所以的地步，被推到舞台的中心位置；拥有忠诚的仆人，无论在什么地方，各种欲望都能得到满足，甚至成为人们甘愿为之自我牺牲和自我克制的对象。
勿庸置疑，我们对这些新现象知之甚少，当然更谈不上具有任何发达科学的意义了。我们所根据的是强烈的怀疑、普遍的临床印象、以及儿童心理学家和教育家逐渐形成的观点：单纯的基本需要满足是不够的，对于儿童来说，他们还必须去体验坚强、隐忍、挫折、约束、限制等感受。换句话说，基本需要的满足最好能被仔细地重新定义，否则它很容易被误解为无限度的溺爱、自我克制，无条件的应允、过分的保护以及奉承等。对儿童的爱和尊重必须至少与对自己作为家长或普通意义上的成年人应得到的爱与尊重协调起来。儿童当然是人，但他们不是有经验的人，必须将他们看成是对许多事情不了解、对有些事情一无所知的人。
由满足引起的另一类病症表现为可称为“超越性病态”的东西，这是指生活缺乏价值观念、缺乏意义感和充实感。许多人本主义者和存在主义心理学家确信——虽然他们没有充足的依据——全部基本需要的满足并不能自动地解决归属感、价值体系、生活目的、人生意义等问题。至少对某些人，特别是年青人，这是在基本需要满足以外另外需要解决的问题。
最后，我要重申一个事实，尽管很少有人想到这一点：人类似乎从来就没有长久地感到过心满意足。与此密切相关的是，人类容易对自己的幸福熟视无睹，忘记幸福或视它为理所当然，甚至忽略了幸福的价值。对于许多人来说，我们不知道究竟有多少即使是最强烈的快乐也会变得索然无味，失去新鲜之感。只有体验了丧失、困扰、威胁、甚至是悲剧的经历之后，才能重新认识其价值。对于这类人，特别是那些对实践没有热情、死气沉沉、意志薄弱、无法体验神秘感情，对享受人生、追求快乐有强烈抵触情绪的人，让他们去体验失去幸福的滋味，从而能重新认识身边的幸福，我觉得这样做很有意义。
快乐——幸福生活的必修课
一个人要想生活得幸福，必须充分认识到快乐的巨大意义和巨大价值，有积极、正确地追求快乐的强烈意愿，培养强烈的快乐意识、快乐观念，把快乐作为日常生活的必修课。
快乐是一种习惯。萧伯纳说：“我们对小的烦恼、挫折、牢骚、不满、懊悔、不安的反应，在很大程度上纯粹出于习惯。”根据“积行成习，积习成性”的原理，从行为入手培养快乐习惯、快乐性格，是比较有效的策略。当你不愉快的时候，要想变得愉快的主动方式就是愉快地行动起来，愉快地看看四周，使自己的言行好像已经愉快起来，只要你模仿乐的表情，就可激发大脑皮层产生相应的脑电波。久而久之，就会形成条件反射，自己越来越自然地感到愉快。
R.L史蒂文说：“快乐的习惯使一个人不受——至少在很大程度上不受——外在条件的支配。快乐，主要取决于我们自身。只要养成了快乐的习惯，进而养成了快乐的性格，我们就能成为快乐的主人，每时每刻都快乐幸福地生活。
快乐，一方面取决于客观实际；另一方面则取决于认知、思维方式。如果觉得不幸福，就会感到不幸；相反，要心里想快乐，绝大部分人都能如愿以偿。很多时候、快乐并不取决于你是谁，你在哪儿，你在干什么，而取决于你当时的想法。两个人从同一个窗口往外看，一个人见到的是泥土，一个人见到的是星星有一个囚犯，当法庭宣布判处他5年徒刑的时候，他竟高兴得跳了起来，因为他一直以为要被判8年。所以，莎士比亚说：“事情的好坏，多半是出自想法。”伊壁鸠鲁也说：“人类不是被问题本身所困扰，而是被他们对问题的看法所困扰。”如果掌握了乐观思维法、光明思维法，人生万事万物都能够引起我们的快乐。
歌德说：“如果工作是一种乐趣，人生就是天堂！”如果我们对工作、对事业高度热爱，就不仅能喜爱自己有兴趣的事，而且能喜爱自己不得不做的事，等于一辈子都生活在幸福的天堂中。一家报纸曾举办一次有奖征答，题目是：“在这个世界上谁最快乐？”获奖的答案是：正从事着自己喜爱的工作的人，是最快乐的。求乐与事业非但不矛盾，而且是和谐统一的。对工作有乐趣，可以得到快乐，事业成功了，可以得到更大的快乐。正如埃及著名作家艾尼期·曼苏尔所说：“事业成功本身，便是一种最大的快乐，最大的幸福，最大的力量。”因此，我们追求事业成功，就是追求最大的快乐。
崇高生活的目标之一以及内心安宁的要求之一便是要去学会无条件地爱。问题是，无条件地去爱一个人、任何人，确实很难。我们努力要去爱的人不可避免地会说些或做些不合适的事，或者在某方面使我们失望。所以，我们感到不快并在我们的爱上附加了条件：“我会爱你的，但你必须有所改变，必须表现出我所希望的样子。”
有些人爱他们的宠物超过了爱他们生活中的人。但无条件地去爱一个宠物也很难。要是你的狗在半夜毫无必要地吠叫而吵醒了你或是意外地毁了你喜欢的地毯呢？你还会那么爱它吗？
为什么几乎每条崇高的传统都提倡无条件地去爱？因为爱有一种可转化的能量。无条件的爱给施予者和接受者双方都带来了平静安宁的情感。
选一株你每天都能看到的植物，无论是室内的或室外的都可以。尝试去照顾并爱这株植物，就像它是你的婴儿一样（照顾你的植物比照顾你的婴儿容易——没有无法睡觉的夜晚、没有尿布、没有哭声）。对你的植物讲话，告诉它你是多么地爱它。无论你的植物开花还是不开，无论它会成活还是凋零，都去看它，尽管去爱它。留意一下当你献给这株植物你无私的爱时有何感触。当你贡献这种爱时，你就永不会感到焦虑、愤懑和慌乱。你只存在于爱的世界。每当你看到这株植物时，都体验到这种爱，每天至少一次。
不久之后，你就能够将你的爱心延展到植物之外了。当你注意到去爱的感觉是多么的好时，看你能否将类似的爱献给你生活中的人。尝试使他们无需有所改变，或有所不同，就能得到你的爱。无论他们是怎样的，都去爱他们。你的植物可作为一个很棒的老师——向你显示爱的力量。
查斯特·菲尔德爵士说：“性格对于一个人的生活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性格好的人总能看到生活中好的东西，对于这种人来说，根本就不存在什么令人伤心欲绝的痛苦，因为他们即使在灾难和痛苦之中也能找到心灵的慰藉，正如在最黑暗的天空中，心灵总能或多或少地看见一丝亮光一样。尽管天上看不到太阳，重重乌云布满了天空，但他们还是知道太阳仍在乌云上，太阳的光线终究会照到大地上来。”
这种使人愉悦的性格不会遭人妒忌。具有这种性格的人，他们的眼里总是闪烁着愉快的光芒，他们总显得欢快、达观、朝气蓬勃。他们的心中总是充满阳光。当然，他们也会有精神痛苦、心烦意躁的时候，但他们不同于别人的就是他们总是愉快地接受这种痛苦，没有抱怨，没有忧伤，更不会为此而浪费自己宝贵的精力，而是拾起生命道路上的花朵，奋勇前行。
我们一刻也不能认为这种人意志薄弱，缺乏理智和思想。这种人的最显著的性格特点就是天性愉快、乐观、友爱，对前途充满希望，值得信赖。他们见识非凡，目光敏锐，他们最先突破厚厚的乌云看到了一束亮光。他们善于从目前的灾祸中看到未来的希望；当疾病缠身的时候，他们知道经过自己的努力，身体终会恢复；在生活的艰苦磨练中，他们学会了遵守纪律，善于改正错误，总结经验教训；在痛苦和挫折面前，他们总是鼓起勇气，从不退却。正是在与困难和挫折作斗争的过程中，他们学到了许多知识，懂得了生活之艰辛。
当杰勒米·泰勒丧失了一切——他的房屋遭人侵占，他的家人被赶出家门，流离失所，他的庄园被没收了的时候，他这样写道：“我落到了财产征收员的手中，他们毫不客气地剥夺了我的所有财产。现在只剩下了什么呢？让我仔细搜寻一下。他们留给了我可爱的太阳和月亮，我的温良贤淑的妻子仍在我的身边，我还有许多给我排忧解难的患难朋友，除了这些东西之外，我还有愉快的心、欢快的笑脸，他们无法剥夺我对上帝的敬仰，无法剥夺我对美好天堂的向往以及我对他们的罪恶之举的仁慈和宽厚；我照常吃饭、喝酒，照样睡觉和消化、我照常读书和思考……”
在意外的打击和灾难面前，泰勒仍感到有足够的理由高兴、欢乐，他像是爱上了这些痛苦和灾难似的，或者说，他在这种常人难以摆脱的痛苦和怨恨中仍然能够自得其乐，真可谓不以常人之忧为忧，而以常人之忧为乐。他之所以能做到这一步，是因为他敢于藐视困难，视灾祸为一点寻常荆棘，他就是坐在这些小小的荆棘之上，亦不足为忧。
尽管这种愉快的性格主要是天生的，但正如其他生活习惯一样，这种性格也可以通过训练和培养来获得或得到加强。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充分地享受生活，也可能根本就无法懂得生活的乐趣，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是快乐还是痛苦。我们究竟是经常看到生活中光明的一面还是黑暗的一面，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们对生活的态度。任何人间生活都是两面的，问题在于我们自己怎样去审视生活。我们完全可以运用自己的意志力量来作出正确的选择，养成乐观、快乐的性格，而不是相反。乐观、豁达的性格有助于我们看到生活中光明的一面。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候也能看到光明。
具有乐观、豁达性格的人，无论在什么时候，他们都感到光明、美丽和快乐的生活就在身边。他们眼睛里流露出来的光彩使整个世界都溢彩流光。在这种光彩之下，寒冷会变成温暖；痛苦会变成舒适。这种性格使智慧更加熠熠生辉，使美丽更加迷人灿烂。快乐的心清像一股永不枯竭的清泉，有人把快乐的心情称为蔚蓝的天空，快乐的心情就是一首没有歌词的永无止境的欢歌。它使人的灵魂得以宁静，使人的精力得以恢复，使美德更加芬芳。人的精神、灵魂、美德都从这种愉悦的心情中得到滋润。
一个人，不管他经受了多少打击，也不管他经历了多少苦难，一旦爱的阳光照耀在了他的身上，他便能治愈创伤，便能获得希望，便能萌生出新的生机，哪怕是在荒凉恶劣的环境里，也依然能够放射出自己的光和热。
从许多人物传记中我们可以知道，许多大才式的人物都是乐观、豁达、心地坦然的人。他们蔑视权贵、淡泊名利，善于享受真正的生活，善于发掘蕴藏在生活中的无穷快乐。像荷马、贺拉斯、维吉尔、莫雷拉、莎士比亚、塞万提斯等等都是乐观豁达的人，在他们的伟大创造活动中洋溢着一种健康、宁静的快乐。像这样心地快乐、本性宽厚的人还有路德、莫尔、培根、莱昂纳多·德·文西、拉法叶和米歇尔·安吉罗等等。他们之所以总是充满着幸福和快乐，也许正是由于他们总是忙于从事各种最快乐的工作——他们那富有的心灵总是充满着创造的活力。
弥尔顿一生历尽无数的艰难困苦，但他始终乐观、爽朗。他的眼睛意外地瞎了，他的朋友背弃了他，他连遭凶险，“前途一片黑暗，令人毛骨惊然的危险声音在前面吼叫”，但弥尔顿一点也没有失去希望和信心，而是“振作起来，勇往直前”。
许多伟大的科学家都是十分勤劳、富有耐心而又乐观豁达的人。像伽利略、笛卡尔、牛顿和拉普拉斯都是这样的人。数学家欧勒，也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自然哲学家之一，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如果我们心情豁达、乐观，我们就能够看到生活中光明的一面，即使在漆黑的夜晚，我们也知道星星仍在闪烁。一个心境健康的人，就会思想高洁，行为正派，就能自觉而坚决地摒弃肮脏的想法，不与邪恶者为伍。我们既可能坚持错误、执迷不悟，也可能相反，这都取决于我们自己。这个世界是我们自己创造的，因此，它属于我们每一个人，而真正拥有这个世界的人，是那些热爱生活、拥有快乐的人。也就是说，那些真正拥有快乐的人才会真正拥有这个世界。
人是需要享受生命的。无论你多忙，你总有时间选择两件事：快乐还是不快乐。早上你起床的时候，也许你自己还不晓得，不过你的确已选择了让自己快乐还是不快乐。
有一位老师教小学生写作文，题目是：“快乐是什么？”一个小女孩写道：“快乐就是在寒冷的夜晚钻进厚厚的被子里去。快乐就是让自己快乐。”是的，快乐就是让自己快乐。
历史学家维尔·杜兰特希望在知识中寻找快乐，却只找到幻灭；他在旅行中寻找快乐，却只找到疲倦；他在财富中寻找快乐，却只找到纷乱忧虑；他在写作中寻找快乐，却只找到身心疲惫。有一天他看见一个女人坐在车里等人，怀中抱着一个熟睡的婴儿。一个男人从火车上走下来，走到那对母子身边，温柔地亲吻女人和她怀中的婴儿，小心翼翼地不敢惊醒他。这一家人然后开车走了，留下杜兰特深思地望着他们离去的方向。他猛然惊觉，原来日常生活的一点一滴都蕴藏着快乐。
我们大多数人一生中不见得有机会可以赢得大奖，如诺贝尔奖或奥斯卡奖，大奖总是保留给少数精英分子的。理论上来说，每个自由地区出生的孩子都有当上总统的机会，但是实际上我们大多数人都会失去这个机会。
不过我们都有机会得到生活的小奖。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得到一个拥抱，一个亲吻，或者只是一个就在大门口的停车位！生活中到处都有小小的喜悦，也许只是一杯冰茶，一碗热汤，或是一轮美丽的落日。更大一点的单纯乐趣也不是没有，生而自由的喜悦就够我们感激一生的了。这许许多多点点滴滴都值得我们细细去品味，去咀嚼。也就是这些小小的快乐，让我们的生命更可亲，更可眷恋。
如果生命的大奖落到你头上，务必心怀感激。但即使它们与你失之交臂，也无须嗟叹。尽情去享受生命的小奖吧！昨日的英雄只是今日的尘土，生命的大奖只是雪泥鸿爪，瞬间消逝，但是那些小小的喜悦却是日常生活中俯拾即是，无虞匮乏的。人生的大喜毕竟少有，可是只要你睁大眼睛与心灵，到处都可以发现，那些小小的喜悦。
均衡成长中的矛盾
根据“基本需要”所能回答的问题和操作“基本需要”的方法可以给基本需要下定义，我首先要问的是心理变态的根源：“是什么东西造成了人的精神病呢？”我的回答（我认为这是对心理分析的回答的一种修订和改进）简单地说就是：神经病从其核心和起源来看，似乎是一种缺失性疾病；它起源于没有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我称之为需要的东西，这些需要是和对于氨基酸和钙的需要是一样的，即它们的缺失就会引起疾病。
事实上，有许多神经病的起因并不复杂，只是由于一些心愿，如成功、安全、归属等，未能达成而造成的。我的“资料”是通过12年心理治疗工作和20年人格研究搜集起来的。一项显著的对照研究（在同一时间同一操作情境中做出的）检验了替代疗法的效果，这一研究证实：当这些缺失得到满足的时候，病症就趋于消失。当然还有许多复杂的情况存在。
由于一些诊疗学家、临床学家以及儿童心理学家拥有了这些结论，这就使得一年比一年更有可能以一种自然的、流畅的、自发的方式，作为实际经验的概括化，来给需要下定义，而不是仅仅为了显得更客观就过早地专断地下结论。先于知识的积累而不是在知识的积累之后这样做。
如果产生了下述情况，那么它就是基本需要，或类似本能的需要。
它的缺乏导致疾病；
它的出现防止疾病；
它的恢复治疗疾病；
在某种（十分复杂的）自由选择的情境中，被剥夺的人较之其他满足，更乐于得到它的满足；
它处于低潮时在健康人身上是不活跃的，或在功能上不出现。
基本需要还有两个主观特征：一方面体现为惬意感或体验良好，另一方面体现匮乏感或缺失感，就如同有什么东西丢失了似的。
关于定义的最后一个结论是：当某些作者试图解释动机并给它下定义时，折磨他们的许多问题都是由过分追求行为标准、外部可见标准产生的。动机最初采用的标准就是除行为主义心理学家以外的人所采用的标准属于主观性行为。在我感觉到欲望、要求、向往、希望或缺失的时候，我就被激发了。严格说来，尚未发现与这种主观报告相关的客观可见状态，也就是说，还没有找到动机的恰当的行为定义。
不错，我们不应放弃对主观状态下的客观指标的探寻，在我们终能如愿以偿地发现我们想要找寻的指标时，心理学就会发展到下一个世纪的水平。但是，在我们发现它之前，我们不应该自认为已经具有了它，我们也不应该忽视我们已有的主观数据。不幸的是，我们不可能要求白鼠提供主观报告；然而，我们却能够要求人这样做。在我们具备更好的资料来源之前，我们根本没有制止这样做的理由。
由于这些不能满足有机体的需要，所以把它称为缺失性需要或匮乏需要。这些缺失就像为了健康的缘故必须填充起来的空洞，而且必定是由其他人从外部填充的，而不是由主体填充的空洞。这样做是为了说明它们，以及它们与另一类动机、而且是非常不同的动机加以对比。
对于我们“需要”钙和维生素C的说法，任何人都不会产生疑问。我要提醒你们，我们有以我全相同的方式“需要”爱的证据。
心理学家已形成一个新认识，那就是他们必须事先努力使自己保持成长或者自我完成的趋向，而且这些必须平衡、体内平衡、降低紧张、防御以及其他自保动机的概念之上。这是有多种原因的。
心理治疗：趋向健康的压力造成治疗的可能性，它是心理治疗的一个绝对必要的条件。如果没有这种追求健康的趋势，那么，只要治疗超出防御痛苦和焦虑的范围，它就成为不可解释的了。
脑损伤的士兵：哥尔德斯坦的著作是众所周知的。他发现，为了阐明在脑损伤之后人的智能的重新组织，创造自我实现的概念是必须的。
心理分析：一些心理分析学家发现，著名的有弗洛姆和霍尼，如果不假定神经病患者具有一种趋向成长、完善发展、实现潜能的冲动，那么，即使是理解神经病，也将是不可能的。
创造性：通过研究健康成长着的和健康成长起来的人，尤其是把他们同态的人对比研究的时候，给一般创造性问题带来了许多光明。尤其是艺术理论和艺术教育，特别需要成长概念和自发性概念。
儿童心理学：从儿童的日常行为和谈话中可以得出，健康儿童对成长和向前运动充满了喜爱之情，也愿意学新的技能和知识。这恰恰是同弗洛伊德的那种理论相矛盾的，他的理论把每一个儿童都设想成危险地悬在他达到的第一种顺应、每一种静止或平衡状态上。按着这种理论的说法，勉强的、保守的儿童，仍然必须不断地被推上台阶，从他偏爱的安逸休息状态进入一种可怕的新状态。
然而，弗洛伊德的这个概念仍然不断地被证实，对于不安的惊恐的儿童来说，大部分确实如此；就全人类来说，也的确是这个现状，但就健康幸福、天真的儿童来说，这个现状则不能令人满意，此概念也与实际不相符。在这些儿童中，我们清楚地看到对于成长、成熟的渴望，他们像扔掉一双穿破的袜子一样扔掉过时的顺应。在他们身上，我们不仅清晰地看到对于获得新技能的渴望，而且也看到重新享有它时的最明显的快乐，这就是K·经勒所说的功能渴望。
对于各种派别里的这些作者来说，著名的有弗洛姆、霍尼、容格、C·比勒、安吉尔、罗杰斯、G·奥尔波特、沙赫特、林德。对于一些天主教的心理学家来说，成长、个体化、自主、自我实现等等，全都是标示模糊地觉察到的领域的大致同义的术语，而不是严格确定的概念。我认为，现在确定这个还行不通，而且也与需要不相符，这种不是从熟知的事实中自然而然产生的定义，容易起阻碍和歪曲的作用，而不是起好的作用。因为在先验的基础上任意地制造出定义，就很可能是一种错误和误解。关于成长，就我们对它的了解来看，现在还未达到足以妥善地给它下定义的程度。
成长的意义即可以由正面加以说明，也可以借助反面来衬托、体现，即它不是什么，例如它和平衡、体内平衡、紧张、降低是不同的。然而，这不是给它下定义。
成长概念的倡导者提出这一概念的原因有二，一方面他们对现有理论不赞成；二是这些理论没有某些新理论在内；部分是因为在旧的价值体系崩溃之后，确实需要能提供关于更好的、新的、人道主义的价值体系的理论和概念。
然而，眼前这个论述大多是从直接研究心理上健康的个体中引伸出来的。采取这种做法，不仅是由于个人的固有兴趣，而且也是为了给治疗和病理理论以及价值理论提供比较牢固的基础。教育、家庭教养、心理治疗和自我憎爱分明的真正目标，在我看来似乎能通过这样的直接接触来揭示。成长的最终产物是能够教给我们在成功过程中需要懂得的知识。
另外，我也直率地推论出这种直接研究好人而不是坏人、健康人而不是病态人的体积法，以及对于普通心理学各种可能的积极后果以及消极后果。我应该预先告诉你们，在某人重复了这个研究之前，这些资料不能看成是确实的。投射的可能性是很现实的，当然这不可能被研究者自己察觉到。现在，我准备对健康人和非健康人的动机生活的差异作一下论述，即对由成长性需要激发的人和由基本需要激发的人作一下对比。
就所涉及的动机状态来说，健康人的安全、从属、爱、尊重和自尊等等基本需要已得到充分满足。因此，他们现在主要是被自我实现的趋向激发（自我实现定义为不断实现潜能、智能和天资，定义为完成天职或称为天数、命运或禀性，定义为更充分的认识、承认个人的内在天性，定义为在个人内部不断趋向统一、整合或协同动作的过程）。
关于对这个一般性的定义的阐述，同我的那些公开过的定义一样，是属于描述性和操作性的。在那里，我通过描述临床观察到的特征来给健康人下定义。这些特征是：
优良的现实知觉；
更能接受自我、其他人和自然；
增长了自发性；
问题中心主义的加强；
增强了超然和独处的愿望；
增强了自主性，抗拒文化适应；
更新颖的鉴赏，情绪反应的丰富性；
更频繁的高峰体验；
增进了与人类趋同的倾向；
改变（诊疗心理学者会说是改善）了人际关系；
更民主的性格结构；
大大增长了创造性；
价值体系上的某些变革。
另外，我也叙述了研究方面的局限性，即由于在选样上和数据效用上的不可避免的缺点，定义不能不受到一定影响。
从一开始到现在在阐述健康人概念时所遇到的一个主要困境就是由于它具有某些静力学特点，因为一直以来我把研究对象大多定在年老人身上，所以自我实现倾向于被看成是最终的事态，是遥远的目标，而不是被看成能动的、贯穿一生的动力过程；倾向于被看成存在而不是形成。
为了体现自我实现自始至终前进的特点，也为了更加符合实际情况，可以把成长定义为导致最终自我实现的过程。而且，这样也会防止把自我实现的动机序列设想为全是渐进而没有突变，或者全是突变而没有渐进，在这个序列中，在另一种更高级的需要在意识中出现之前，基本需要必须一个接一个地得到完全满足。这样，成长就不仅在逐渐满足基本需要达到它们“消失”的一点时看到，而且也在超越基本需要的、特殊的成长动机形态中，即在天资、智能、创造倾向、体质潜能的形态中看到。因而有助于我们认清基本需要和自我实现彼此间的矛盾——并不多于童年和成熟之间的矛盾。前者转化为后者，而且是后者的必要条件。
自动——健康者的天性
成长需要和基本需要之间的差异是以它们之间差异所形成的结果而反映的。列在下面的这些差异，虽然不是完善的，但总是由成长性需要和缺失性需要这两个相当准确地描述出来的。例如，并不是所有的心理需要都是缺失性需要，也就是说不全是性的、排泄的、睡眠的和休息的需要等。
可以这么说，屈从于缺失性需要的满足，与他被成长或超越成长、自我实现激发时，在人的心理生活的许多方面是不一样的。下述的一些差异可以把这一点搞清楚。
对冲动的态度：抵制冲动和认可冲动
事实上，一切的动机理论，在把需要驱力以及激发使人生气的、叫人苦恼的、令人不高兴的、不适合的阐述时，是一致的；认为被激发的行为、有目标的探索、完成的反应全都是减轻这种不舒适的方法。这种对冲动的态度显然是接受了那种广泛流传的解释，即把动机描绘成是缩小需要、缓解紧张、降低驱力、减少焦虑。
在动物心理学或把大量动物作为研究对象的行为主义心理学看来，这种态度是正常的，这其中的原因也许是动物有缺失性需要。不管事实是否原来就是这样，反正为了客观性起见，我们已经这样对待动物了。目标对象是动物有机体之外的某种东西，因此，我们就能测量动物在达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所做出的努力。
对于这一点也应抱理解的态度，也就是说弗洛伊德心理学的思想基础也是对动机持相同的态度，即它认为冲动是危险的，我们要与之搏斗。这是因为，毕竟整个弗洛伊德心理学都是以病态人的体验为根据的，而在事实上，病态人在他们的需要和需要的满足与挫折上都经历了不良体验。因此，毫不奇怪，这样的人自然会畏惧、甚至憎恨他们的冲动了，因为这些冲动曾造成他们如此多的烦恼，它们的控制是如此有害，它们经常以压制的方式驾驭他们。
当然，贬低欲望和需要，这是贯穿哲学、神学和心理学史的经久不变的主题。禁欲主义者，大多数欢乐主义者，尤其是所有的神学家，许多政治哲学家，以及大多数经济理论学家，在这方面是完全一致的，他们都断言愉快、幸福和快乐，实质上都是改善需要、欲望、要求的事态的结果。
简而言之，欲望和冲动都是这些人不喜欢的东西，这些东西能危害到他们，因此他们都努力去排除它，至少不招惹它。
这个论点有时也正是对实际情况的准确报告。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的需要、尊重需要以及信息需要，对于许多人来说，比如对于心灵闹事者、问题制造者来说，特别是对于那些在满足需要上有不成功体验的人来说，以及对于那些现在没有指望满足这些需要的人来说，实际上经常是令人讨厌的。
但是，不管基于何种理由，这些缺失性需要似乎渲染得太离谱了，假如一个人有偿地体验过这些需要；如果现在和将来有指望满足这些需要的话，那么，他就可以认可并喜爱他的这些需要，并且欢迎它们进入他的意识。比方说一个人平时就喜爱某种食物，而这种食物又在需要的时候恰当地出现，那么，食欲在这时是受人欢迎的。食物上的麻烦，在于它扼杀了我的食欲。
解渴、睡眠、性的需要、从属需要以及爱的需要等等，确实都与此类似。然而，对于“需要讨厌论”的一个更强有力的驳斥，在对于成长（自我实现）性动机的觉知和关心中发现了。
由于个人的天资，智力有着程度不一的差异，因此它们无法在自我实现下进行排列。然而，有些特性却是人所共有的，而且，它们一致的地方在于，这些冲动是令人满意和受人欢迎的，是使人高兴和愉快的，人想使它们更多些而不是更少些，而且也在于，假如它们构成了紧张，这些紧张也是令人愉快的紧张。创造者一般都欢迎他们的创造冲动，一般有天资的人都喜爱运用和扩展他们的天才。
在这样的事例中，谈论紧张缓解是完全错误的。紧张缓解的意思是排除令人烦恼的状态，而现在这些状态并不是令人烦恼的。
满足的不同效应
这样的想法中时常缠绕着需要的否定态度，也就意味着有机体的目标是把不如意的需要去除，从而达到紧张中止，达到没有痛苦的平衡、体内平衡、静止和休止状态。
驱力和需要把清除自身作为主要目的，它目的就是使自己不再受需要的缠绕。把这一点推到逻辑极端，我们就与弗洛伊德死的本能纠缠在一起了。
安吉尔、哥尔德斯坦、G·奥尔波特、C·比勒、沙赫特以及其他人，都有力地批判了这种本质上是循环论的立场。假如说，组成动机生活的是一些令人烦恼的紧张，而且缓解这些紧张的终产物就是消极地等待更加不受欢迎的烦恼，那么，怎么还会产生变化、发展、运动和倾向性呢？人为什么还要改善、还要更聪明呢？生活的兴趣又意味着什么呢？
C·比勒指出，稳态论不同于休止论，休止论直率地谈论消除紧张，最好含有零度紧张这样的意思。稳态则不意味着使紧张达到零度，而是要它达到最佳水平。这就意味着，有时要降低紧张，有时则要增加紧张，比如血压可能是太低了，也可能是太高了。
无论哪一个理论，都不存在贯穿其中的主线，自我实现的增强，智慧能力的提高，人格的提升，这些问题在两种理论中都没有得到体现。为了使贯穿一生的发展具有某种意义，必须求助于一些长期的航线或定向倾向。
必须估计到，即便是对于缺失性动机，这些理论也没有做适当的描绘。这里缺少的是，没有意识到有一种把所有分离的动机事件联系起来、串在一起的动力规律。不同的基本需要以层次等级的方式彼此联系起来，以致一种需要的满足以及它从活动中心移开的后果，并不导致休止状态或禁欲主义的冷漠状态，而是在意识中浮现出一种“更高级的”需要；需求和欲望在继续展开，然而是在更高一级的水平上继续展开。因而，达到休止的理论，即便是对于缺失性动机来说，也是不适当的。
待我们察看了己确立完毕的成长性动机的人时，那种盼望结束的念头变得毫无意义了，原因在于满足使这样的成长性动机的人滋生了更多的动机；满足提高了而不是降低了兴奋，欲望变得更强也更高了。他们发展他们自己，要求不是越来越少，相反，要求是越来越多，例如对教育的要求就是如此。这种人不仅不走向休止，反而变得更积极了。满足增强了而不是减弱了他们的成长愿望。成长本身是一种成功的表现，如实现了自己的愿望成为一名合格的人民教师，为国家建设培养了人才；如演奏小提琴或成为好木工；扎实地增进对人、对宇宙、或者对自身的了解；在不论哪一个领域中发挥创造性，等等。总之有成为一个真正的人的雄心。
韦特海默对同一区别的另一个侧面已经作了过多的描述，他说追求目标的活动时间很少不超过他的时间的10%。由于活动自身的缘故，本身可能就固有受欢迎的东西，也可能只是由于它在满足愿望上起了手段的作用才具有了价值。在后一种情况下，当它不再是成功的或有效的时候，活动就丧失了它的价值，不再令人愉快了。而更为常见的情况则是，活动简直完全不令人喜爱，受到喜爱的只是目标。这一点和某种对待人生的态度类似、由于人最终要进入天堂，所以对人生本身重视较少。以这一观察为基础的结论就是，自我实现的人喜欢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不具备自我实现能力的人只是对偶然遇到的胜利、成功以及奖赏而欣喜若狂。
生活的这种内在效力，部分来自成长和成长中所固有的愉快。但是，它也来自健康人把作为手段的活动转变为目的体验的能力。因而，即使是作为手段的活动仿佛也像目的活动似的受到喜爱。从性质上看，成长性动机是长期的，有相当一部分人可能一心一意地梦想做教育家、心理学家等。所有平衡论、稳态论或休止论，只是论述了彼此有关系的一些短期事件。奥尔波特小组特别强调了这一点，他指出：计划性和看到未来是健康人的核心本质或天性。实际上，缺失性动机要求紧张缓解和恢复平衡。另一方面，成长性动机则为了长远的和通常达不到的目标而保持紧张。也是在此基础上，成长性动机有条件把成人的形成和婴儿的形成以及人的形成和动物的形成区别开来。
满足在诊疗和人格上的作用
缺失性需要的满足和成长性需要的满足，在人格上有不同主观效果和客观效果。假如我可以以概括的方式表示我正在探索的东西的话，那么，缺失性需要的满足避免了疾病，而成长性需要的满足则导致积极的健康。我应当承认，在现时圈定研究意图是困难的。然而，防止威胁和袭击同积极的胜利和成就，保护、防御和保存自己同实现、激励和扩展自己，在诊疗上的差异却是实实在在的。我曾经尝试把这一点表述为：完全的使用过的对比，是防御机制（逃避痛苦）和获取机制（达到成功和战胜困难）的悬殊差别。
不同种类的愉快
弗洛姆在区分高级愉快和低级愉快方面，做出了令人赞赏的贡献。这对于突破主体的道德相对性是关键性的，而且也是科学价值论的前提条件。
他区分出贫乏的愉快和丰富的愉快、要求过分满足的“低级”愉快和生产、创造、发展洞察力的“高级”愉快。随着缺失性需要的过分满足而来的厌腻、松懈和丧失紧张，与一个人在顺利完善地活动时，处在其能力的顶峰时——可以说是在超速活动时，所体验到的机能渴望、入迷、安详相比，至多能够叫做“宽慰”。
宽慰本身依存于某种需要，但它本身也更易于消失，比随着持续不断成长的过程而来的愉快更缺乏持久性、不变性和稳定性的支持。
能达到的（一个事件的）目标状态
缺失性需要的满足倾向于成为间断的和有顶点的。在这里，最通常的图式是从一种能引起有目标的行为的怂恿、激发状态开始，然后渐渐地、平稳地上升到欲望和激动，最后在成功和完成的时候达到顶峰。欲望、激动和愉快的曲线从这个顶峰急剧下降到紧张释放和缺乏动机的平衡期。
虽然说这个图式并不能让所有人满意，但它始终与成长性动机的情况保持了强烈的对比，无极点和完成的成长性动机，没有欢乐的极点，没有终止的状态，而且如果极端地解释成长性动机的话，它甚至也没有目的。成长是持续地、或多或少地、平稳地向上或向前发展。一个人获得的越多，这个人需求的也就越多，因此，这种成长性需求是无止境的，永远不可能达到满足。
正是这个原因导致力争、诱导目标的行为、对象和相伴的效应之间的脱离己全部消失殆尽。行为本身就是目标，而且，区分成长目标和对成长怂恿是不可能的，它们是同一的。
种的广泛目标和特异的目标
缺失性需要的应用范围极广，不仅仅为人类所共同拥有，而且也被其他物体部分拥有，自我实现的需要是与众不同的，只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缺失性需要，即种的需要，通常应该在真正的个性充分发展之前，得到相当充分的满足。
正如所有的树林都需要阳光、水和养料的环境一样，所有的人也都需要从他们的环境中获得安全、爱和地位。在这两种情况下，这些恰恰都是个体真正发展能够开始的地方，一旦满足了这些初级的、种的需要，每一棵树和每个人就以他自己的独特形式开始发展，为了他自己的目的使用这些必需品。从一种意味深长的意义上说，这时的发展就变得更加依赖内部而不是依赖外部了。
依赖环境和对环境的独立性
因为诸如安全、从属、亲爱以及尊重只能由外人来满足需要，也就是说这些关系对外界有很大的依赖性。在这种依赖状态下的一个人，确实不能说他统治着自己或支配着自己的命运。他必需感激满足需要的供应来源。他必须接受别人想法、规则和狂想的支配，而不能置之不理，否则对他的源泉则有弊而无利。在一定程度上，他必需是“他向的”，而且对于其他人的认可、感情和意志必需是敏感的。这就是说，他必须适应调整，依靠发展灵活性和反应以及改变自己来适合外部的情况。他是因变量；而环境则是固定的自变量。
因为环境对缺失性动机存在着制约性，因此缺失性动机的人比他人对环境更怀着惧怕感。现在我们都清楚，这些令人忧虑的依赖性也孕育出敌对行动。所有这些加起来就意味着自由的丧失，一切或多或少都是以个人的运气好坏而定。
截然不同的是，个体的需要虽已得到满足，但其依赖性和受动性则很缺乏，而自动性和自我定向则要多许多。有成长性动机的人远远不是必须依赖他人的人，实际上他们可能是受他人妨碍。我已经报告他们特别喜欢独立和沉思。
自我实现的人变得自信和自制多了。支配他们的决定因素，现在主要是内部的因素，而不是社会和环境的因素了。这些内部的因素是他们自己内在本性的法则，是他们的潜能和自然倾向，是他们的天资，是他们的潜在资源，是他们的创造冲动，是他们认识自己并使自己变得越来越整合、越来越一致的需要，以及是越来越了解自己的实际、自己的召唤、天职和命运的需要。
由于自我实现的人较少依赖他人，所以，他们对别人较少既受又恨的矛盾心理，他们既不怎么渴望也不怎么敌视别人，他们不太需要他人的赞扬和慈爱，他们不那么汲汲于荣誉、威信和奖赏。
自主性或者说环境的相对独立性意味着相对独立于不利的外部环境，这些不利的外部环境如意外的坏运气、压抑和剥夺。奥尔波特特别强调，把人看成实质上是反应性的，认为他是由外部刺激推动的，我们可以称之为刺激——反应的人，这种看法对自我实现的人来说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他们的活动源于内部的超过源于反应的。这种对于外部世界及其命令和压力的相对独立性，当然并不意味着不与它交往，或者不尊重它的“要求特性”。相对独立性只不过反映了自我实现者的希望和计划是事情的决策者，但是要明确的是，这其中的主要压力不是来自于环境，它与地理自由是大不相同的。
奥尔波特论述的行为的“机会主义”决定和行为的“依据个人的”决定之间的对比，与我们所说的外部决定和内部决定的对立有密切的对应关系。这使我们回忆起，生物学家无一例外，将环境刺激的自主性和独立性的不断增长视为符合条件的个体性、真正的自由和全部演化过程的独特性。
有私利和无私利的人际关系
实质上，受缺失激发的人与主要受成长激发的人相比，前者要更多地依赖他人。他们是出于私利更需要、更依恋、更期待他人的。
这种依赖性歪曲和限制了人际关系。把他人主要看作是满足需要者和供应来源，这是一种抽取行为，因为他不再把人看作完整的、复杂的、独特的个体，而是用实用的眼光看待他们。他们身上与观察者无关的东西，或者看成是威胁他的东西，都被远远地抛开了。这样就与我们同牛、马、羊的关系类似了，也与我们同我们使用的侍者、出租汽车司机、看门人、警察等的关系类似了。
要想完全地、真正地、透彻地、明白地认识一个人，只有对他无所求和无需要时才能做到这一点。独特地、审美地认知完整的人，对于自我实现者（或在自我实现的时候）来说，可能性要大得多。而且，自我实现者的认可、钦佩和热爱他人，也较少由于对自己有过好处的感恩心情，更多的是以他人的内在品质为依据。他之所以受到钦佩是由于客观上有令人钦慕的品质，而不是因为他们奉承和赞扬。
和他人“有私心的”和满足需要的关系的一个特性，就是这些满足需要的人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替换的。例如，由于少女本来就需要羡慕，所以，这样就造成了对她表现出羡慕的人的极小差别：这一个表现出羡慕的人大致同另一个表现出羡慕的人一样好。对于提供爱的人和提供安全的人来说，情况也大致如此。
知觉者只有对缺失性需要表现出极度的渴求，那么才有可能无私心地、无所求地把别人视为具有独立性的人，在他自身的限度内认知他，换句话说，把他作为一个人而不是作为一个工具来看待，这是非常困难的。“高限的”人际心理学，即对人际关系发展的最高可能性的认识，不能把自己建立在缺失性动机理论的基础上。
自我中心和自我超越
当我们努力表达成长定向、自我实现的人对自身的复杂态度时，我们就与平时观点对立的论点不期而遇了。用安吉尔的话来说，恰恰是这种自我的力量处在颠峰上的人最容易忘记自我或超越自我，他可能是最以问题为中心的，最忘掉自我的，在其活动中最自动的人。这样的人，专注于察看、行动、欣赏和创造，可能是最完美、最整合、最纯洁的人。
缺失性需要愈多的人注意世界的精力花费就越多，而注意自我意识、自我中心和满足定向的能力就反而越少。越受成长性动机激发的人也越能以问题为中心，当他处理客观事物时，也越能把自我意识丢在脑后。
人际心理治疗和人际心理学
患有心理疾患的人大多都有从始至终缺乏基本需要满足的经历，精神病就是缺失性疾病。正因为如此，所以治疗基本要求是提供所缺乏的东西，或者使病人自己有可能做到这一点。由于这些物品来自别人，所以一般地说，治疗必然是人际的。
然而，这个事实己被错误地分泛化，当然，缺乏性需要已经满足主要受成长性动机控制的人，并没有出现了一些冲突、困难和焦虑。在这种时候他们也会来寻求帮助，而且能很好地转向人际治疗。然而，忘记下面这一点则是不明智的，即主要受成长性动机支配的人的冲突和问题，经常是他自己通过向内求助于沉思方法，即自我检查的方法加以解决的，而不是从某个他人那里寻求帮助。甚至从原则上说，许多自我实现的课题主要是个人内部的，例如制订计划、发现自我、发展潜能的选择、形成人生观等等。
在人格改善的理论中必须给自我改善和自我检查、沉思和反省保留位置。在成长的后期，个人本质上是独立的，并且只能依靠他自己。施瓦尔茨把自己已经治愈者的改善称为心理促进学。如果说心理治疗是使病人不再生病并消除症状的话，那么，心理促进学就要在新陈代谢停止的地方开始工作，使不再有病的人健康起来。我很有兴趣地注意到了罗杰斯的看法：成功的心理治疗把病人在维洛贝·马特里特量表上的平均分数提高了25%到50%，那么，谁将把他提高到75%、或提高到100%呢？难道我们不希望有做这件事所必须的新原则和新方法吗？
按照内在本性表现自己
这个国家的这些学习理论几乎毫无例外都是以缺失性动机为基础的，动机的目标对象通常都是外在有机体之外，学习也就是学习满足需要的最好方法。由于这个原故，连同其他因素，我们的学习心理学知识是有限的，只在很小的生活领域中有用，其他“学习理论家”也只对其中很小一部分感兴趣。
但是，类似这样的学习理论在解决自我实现和成长的问题时却徒劳无功，因此对从外部世界满足缺失性动机的方法实在多此一举。联结学习和拓通学习已经更多地让位给知觉学习、增进顿悟和理解、认识自我和人格的稳定成长，即增强协同、整合和内部一致性的学习了。变化不再是一个接一个地掌握习惯和联想，更多地成了整个人的完整变化，即变成一个新的人，而不是在同一个人身上增添某些习惯，像增加一些物质财富那样。
这种性格变化的学习，意味着改变很复杂的、高度整合的、作为整体的有机体，而这又从反面证明有大量的影响将不会再起到作用，原因在于这种影响将会受到由变化导致的坚强的人的抵制。
我的被试向我报告的最重要的学习经验，最为经常的是关于个人生活的经验。例如，不幸、死亡、创伤、转折和突然顿悟等迫使这个人在人生观上发生了变化，从而在他所做的任何事情上也就发生了变化。当然，不幸和顿悟的所谓“工作”贯穿较长的时间，但是，这根本不是联结学习的问题。
只要成长排除了阻碍和压抑，使他回复到自身，能够似乎光芒四射地喷发出行为而不是重复动作，自我能按照他的内在本性表现自己时，自我实现者的行为就成为天然的、创造性的、释放出的，而不是获得的；成为表现自己的，而不是应付他人的了。
最终将证明人与人之间的所有差异中最重要的差异是缺失得到满足的人与存在之间的紧密的联系。心理学家还未接受哲学家的模糊裁判。这方面的问题虽然还只有大体的轮廓，但却可从事实中找出确凿的根据。通过研究自我实现的个体（这种研究对哲学家来说是古老的，但对我们来说则是新的），各种基本的洞察就一目了然了，因此，这个领域现在成为可以接受的了。
我们如果能认真区分关心需要的知觉，不关心需要的知觉以及无欲求的知觉的话，就可以大大地改变和扩展我们对知觉和察觉的世界的理解。由于后一种知觉是更具体的和较少抽取与选择的，所以这样的人更有可能看到知觉以外的内在本性，他也能同时觉察对立面、二歧式、两极性、矛盾和不相容的东西。发展不良的人好象生活在亚里士多德的世界中，在这里，各种类别和概念都有严格的界线，而且彼此排斥、互不相容。例如，男性与女性；自私与无私；成人与儿童；好与坏；仁慈与残忍等等。
在亚里士多德的逻辑中，A是A，而任何其他东西都是非A，而且二者永远不会聚合。但是，被自我实现者看到的事实却是A和非A相互渗透，而且是一个事物；任何人既是好的又是坏的，既是男性的又是女性的、即是成人又是儿童。我们很难把整个人置于一个连续统一体中，只能看到一个人被抽取出来的一个方面，整体是不能比较的。
当我们被需要决定的方式知觉时，我们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然而，当用这种方式观察我们自己时，例如，只把我们看成是提供金钱者，供应食品者，提供安全者，某种可以依赖的人，或者只把我们看作侍者，或别的普通的雇员，或某种达到目的的工具等等时，我们肯定能意识到这一点。当这样的事情发生时，我们根本不喜欢。我们要求被看成是我们自己，看成是完全的和整个的个体，我们不希望被看作是有用的对象或工作，我们不喜欢“被利用”。
自我实现的人之所以对别人采取无所欲求的不评价、不判断、不干预、不宣判的态度，是因为他们一般没有必要从别人身上抽取满足他的需要的品质，而且从不把别人当工具看待，从而能够更清楚、更有洞察力地知觉和理解其他人的实际情况。这就是外科医生和治疗者设法争取的那种不纠缠、不卷入的超然知觉。对于这样的知觉，自我实现者用不着争取就能达到。
这一知觉上的差异，特别是在人与物具有复杂结构难以捉摸和模糊时显得最为重要。尤其是这种时候，即察看者必须尊重客体的本性时，知觉必须成为从容的、非强加的、不要求的和能顺从地适应事物本性的，像水缓缓地渗进裂缝中去那样的知觉。它不就当是那种由需要激发的知觉，这样的知觉会以威逼的、凌驾于上的、开采式的、有目的的方式，以屠夫肢解动物的方式来塑造事物。
尽量少加入观察者的主观因素、本性，而尽量由被观察者的内在结构决定，被动多于主动，这是察觉世界内在本性最有效的方法。对于具体事物中一切同时存在的方面，这种超然的、道家的、受动的、不干预的知觉，大量存在于一些美感体验和神秘体验的描述中。在这里强调的重点是一样的。我们是看真实的、具体的世界呢？还是看我们投射到世界上的我们自己的成规、动机、预期和抽象体系呢？或者更直截了当地说，我们是察看呢？还是蒙上自己的眼睛呢？
是爱使人变成瞎子吗？
平常所研究的爱的需要，例如，鲍尔贝、斯皮茨、利维等所研究的，都是缺失性需要，它是一个必须以爱填充的空洞，一个要注入爱的空洞。如果治愈空洞的必需品——爱不能得到，就会产生严重的病态；如果在适当的时候，以适当的数量和形式得到了爱，那么就能有效地防止病态。病态和健康的中间状态是继受挫或得继充分满足的状态而来的。如果病态不太严重并且能早期发现的话，代替治疗就能够治好它。这就是说，这种疾病、“爱的饥饿”，在某些案例中可以通过补偿病理缺失的方式治好。爱的渴望，像盐和维生素缺乏症一样，是一种缺失性疾病。
并不需要为没有这种缺失的健康人在稳定的、很少的、维持剂量之外额外补充什么，并且有时可以让这少量的爱也消失一段时间。但是，如果动机完全成为满足缺失并因而摆脱需要的问题，矛盾就出现了。需要的满足会导致它的消失，这就是说，处在令人满意的热爱关系中的人，恰恰是较少可能提供爱和接受爱的人！然而，对于爱的需要已得到满足的较健康的人的冷静研究表明，虽然他们不太需要获得爱，但是他们却更能提供爱。在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是更亲爱的人。
这个发现从本质上揭露了平常的动机理论（集中在缺失性需要上）的局限性，而且指出了“超动机理论”（成长性动机和自我实现的理论）的必要性。
我已经描述过存在爱和缺失爱相互对照的动力学。在这里，我只想把人的这两个对照组作为例子，阐明上面做出的一些结论。
存在爱能顺利进入意识，并且受到完全的喜爱。由于它是非占有的、最喜欢的而不是需要的，因此，它不会造成烦恼，实际上它总是提供愉快的。
存在爱从来不会被充分满足，它可能是没有尽头的喜爱。它总是无限增大，而不是消失。它是内在的快乐，它是目的而不是手段。
存在爱的体验经常被描绘成和美感体验或神秘体验相同的东西，并被描述成具有同样的作用。
体验存在爱的心理治疗作用和心理促进作用是非常深刻而广泛的。它的作用同健康母亲对婴儿的完全的爱，同一些神秘主义者所描绘的上帝的无私的爱，在性格上的作用是类似的。
超越了怀疑阴影的存在爱是比缺失爱（一切存在爱者对此以前也都体验过）更丰富、更高尚、更有价值的主观体验。这种优势也被我的年龄较大的研究对象报告过，他们之中的许多人以不同的结合同时体验着两种爱。
缺失爱能够满足。“满足”的概念则不适用于另一个可羡慕的、可爱的价值的羡慕爱。
存在爱中只有极少的焦虑、敌视，从对于人的实际效果来说，甚至可以认为它们是不存在的。当然，在这里可能是在为别人而焦虑，而在缺失爱中，则总是有一定程度的焦虑和敌视。
存在爱者彼此之间，是比较独立的、更多自主的、较少嫉妒和威胁的、较少需要的，是更独特的、更无私心的，但同时又是更热心于帮助别人自我实现的，更为别人的成就而感到高兴的，是更利他的，更慷慨的，更培育人的。
存在爱能够最真实、最深入地知觉别人，正如其中的情绪意动反应一样多。这一点是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并且经常为其他人的晚期体验所证实，就是说，他们完全不同意“爱使人变成瞎子”这种粗俗的陈词滥调。我自己也认为不爱才使我们变成瞎子。
存在爱能创造合作者，存在爱给他一种自我意识，一种自我认可，一种爱的价值感，所有这些使他能够成长。没有存在爱，人不知还能有无可能完善发展。
影响健康成长的冲动
我们通过基本需要理论的概述，有必要对本能理论进行重新审议，这不仅要求区分更基本和不太基本、更健康和不太健康、更自然和不太自然的需要，而且，还因为我们不应无限期地推迟对某些有关问题的重新考察，这样那样的一些基本需要的理论问题已经无法再回避下去了。例如，隐含的对文化相对论的排除的问题，隐含的关于体质给定价值的问题，以及条件反射作用范围的必然缩小等等问题。
总之，有相当数量的其他理论的、临床的和实验的研究，它们都一致指出，本能理论需要重新审议，或者以某种形式恢复它。这些都使我们不得不怀疑当前心理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对于人的可塑性、灵活性、适应性以及他们学习能力的过分强调。人似乎有远比现代心理学所估计的更强的自主和自我调节的能力。
例如，坎农的体内平衡概念，弗洛伊德的死亡本能理论；爱好，或自由选择，或自助餐厅的实验；利维的本能满足实验，以及他评论母亲过份溺爱孩子的著作。
各种心理分析研究发现，对孩子大小便训练的过分要求和急于给孩子断奶，对孩子的健康发展有负面影响。
大量的观察资料使主张循序渐进的教育家、幼儿园工作人员以及应用儿童心理学家，在接触儿童过程中倾向于实行一种更宽容的制度。
由动力论者、突生进化论者、现代实验胚胎学者以及像哥尔德斯坦这样的整体论者，提供的大量神经病学和生物学的资料，涉及到机体在遭受损坏后自发的再调整。
所有己有的和正在进行的探讨，都极力坚持我们的机体有更强的自我保护、自我指导和自我控制能力，从而也比一般认可的更值得信赖。
此外，我们还可补充一点，各种正在的发展已表明，有必要从理论上假定机体内有某种积极生成或自我实现的倾向。这种倾向不同于机体内自我保存、自我平衡或体内平衡等，也不同于适应外界刺激的倾向。这种生长或自我实现的倾向，曾经由亚里士多德、伯格森和其他许多哲学家以多种模糊形式所假定过。在精神病学家、心理分析家以及心理学家中，哥尔德斯坦、兰克、荣格、霍尼、弗洛姆、梅、罗杰斯也都感到有必要提出这种假设。
但是，心理治疗家的经验，特别是心理分析也许是对主张重新考察本能理论最重要的影响。在这一领域，尽管看起来各种事实有些模糊不清，但事实的必然联系是准确无误的。治疗者不得不把更基本的愿望同不太基本的愿望（或需要，或冲动）区别开来。原因很简单：某些需要遭受挫折会产生病态，而另一些却不会。某些需要的满足会产生健康，另一些却不会。这些更为基本的需要出乎意料地“顽固”，难以对付，它们反对所有的奉承、取代、贿赂和削弱，没有任何通融的余地，它们只要求适当的内部满足，人们总是有意无意地寻求满足这种需要。这些需要表现出恰如顽固的、不可削弱的、不能再分析的终极的事实，只能作为既定的事实或不容辩驳的基点。几乎精神病学、心理分析、临床心理学、社会工作或儿童治疗等各个学派，无论它们相互间有怎样的分歧，都假定了某种有关本能或似本能需要的学说，这一印象是极其深刻的。
这是种族的特性、素质、遗传，而不是肤浅的易于控制的习惯，这些经验告诉我们必须考虑。如果必须在这两难抉择中作出任何一种选择，治疗者总是宁肯选择本能来作为基石，而不是选择条件反射或习惯。这当然是不恰当的，因为我们将看到，有另外一些更恰当的可供选择的对象，从中我们可以作出更令人满意的选择。这就是说并非二者必居其一。
根据一般的动力论要求来看，本能理论，特别是麦克杜格尔和弗洛伊德提出的本能理论，具有某些当时并未被充分理解的优点。它们未被充分理解，这大概也是由于它们的明显有很多错误。
本能论承认以下事实：人是自我促动的，人自己的本性和他所处的环境都有助于决定他的行为；人自己的本性给他提供先决的目的、目标或价值体系；在良好的条件下，为了避免疾病，他所意欲的常常就是他所需要的（对他是有益的东西）；全人类形成一个独一无二的生物族类；除非一个人理解其行为的动机和目标，否则行为就是盲目的；总的来说，机体依赖自身的资源，它经常显现出一种生物性的功能或智能，这一点必须说清楚。
我们的看法是：本能理论家的许多错误，虽然是顽固的，需要反驳的，但绝不是本质的或必然的；而且，不少错误连本能论者的批评者也同时具有。
语义上和逻辑上的错误最为明显。由于本能论者特意创造一些本能去解释他们不能理解或不能确定其本源的行为，他们的确做得很不恰当。不过我们自然加强警惕，也无须认为这些本能都是务实的，不必将名称与事实相混淆，也不必进行无效的三段推论，而且，我们对语义学已有极多的了解了。
粗陋的种族中心论、阶级中心论及庸俗化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都曾导致早期本能论者的失败。但我们现在显然能够避免这些，因为我们己有更多的人种学、社会学和遗传学的知识。
我们也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本能论者当时从种族学的天真的行为中转得过于极端，过于彻底，以致这一行动本身造成了一个错误，即文化相对论。这一学说在过去很多年中曾有很大影响，并且得到广泛的认可，但现在却受到广泛的批评。的确，像本能论者以前做过的那样，寻求跨文化的种族的特性，值得重新予以重视的。于是，我们必须既避免种族中心主义，又避免极端的文化相对论。例如，工具性行为（手段）与地方文化决定因素的关系比基本需要（目的）更密切，这一点是十分清楚的。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及三十年代的大多数反本能论者，例如伯纳德、华生等，批评本能论的根据是，本能不能根据特定的刺激反应概念来描述。简而言之，就是指责本能不符合简单的行为主义理论。这是真的，本能的确如此。然而，动力心理学家现在并不着重去指责这些。他们一致认为，仅仅用刺激反应概念是不能解释任何重要的人类完整品质或完整活动的。
这样一种企图只能引起混淆。把反射与标准的低等动物本能混淆起来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前者是纯粹运动神经的动作；后者除此以外还有更多的特点，例如，先天性的冲动，表达性行为，应对性行为，对目的物的追求，以及情感色彩。
甚至仅仅从逻辑上来看，我们也没有理由一定得在完全的本能（各部分都充分发展的本能）与非本能之间进行取舍。为什么不能有残存的本能，不能有似本能的某种尚属行为的东西，不能有程度的不同，不能有不完全的本能呢？
有不少不负责任的作者不加区别地使用本能这个词代表需要、目的、能力、行为、知觉、表现、价值以及感情的伴随物，有时取其中单独一项的含意，有时代表几项的结合，其结果就形成了不精确用法的大杂烩，正如马莫尔和伯纳德指出的那样，几乎每一种已知的人类反应，都被某个作者描述为本能。
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认为：人的欲望或基本需要是先天给定的，至少在某种可以察觉的程度上是这样。那些与此有关的行为或能力、认识或感情则不一定是先天的，而可能是（按我们的观点）经过学习或引导而获得的，或者是表现性的。当然，人的许多能力或智能完全为遗传所决定或由遗传提供可能，例如，色觉，发音能力等等，但它们与我们这里讨论的问题无关。这就是说，基本需要的遗传成分可以看成是简单的意动性缺乏，与任何固有的达到目的的行为无关，就像弗洛伊德的本我冲动的盲目、无定向的需求一样。我们将在下面看到，满足这些基本需要的因素，似乎也可以由某种方式确定为内在固有的。追求目的的行为（竞争行为）是必须依靠学习才能达到的。
考虑问题时仅用非此即彼的二歧法而不是按程度的差距是本能论者和他们的反对派的严重失误。一整套复杂的反应，怎么能够说要么完全是由遗传决定的，要么完全不是由遗传决定的呢？任何一个结构，无论怎样简单，不可能是只具有基因的决定因素，更不用说任何完整的反应了。即使是孟德尔的甜豌豆也需要空气、水以及养料。谈到这一点，可以说基因本身也需要一个环境，即邻近的基因。
在另一极端，同样明显的是，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完全脱离遗传的影响，因为人也是一个生物族类。这一由遗传决定的事实，是任何人行为、能力、认识等等的前提，也正因为他是人类的一员，他才能做人类所能做的各种事情。而这一人类成员的身份是一个基因问题。
在这一拙劣的两分法造成的混乱后果中出现了这样一种倾向：只要有任何学习的迹象显露时，就断言这是非本能的，或者相反，假如有了点遗传影响的证据，就判定这是本能的。既然对于大多数甚至全部冲动、能力或情感来说，证实这两种看法都是容易的，这样的争论必然永远存在下去。
本能论者和反本能论者都是极端主义者。当然，我们完全可以避免这样的错误。
动物的本能是本能论者常用的范例，各种错误也是因此而产生的。例如，不去寻找人类独有的本能。然而，从低等动物研究中得出的最有害的经验酿成了这样一个原理：本能是强大的、牢固的，是不可更改、不可控制、不可压抑的。但是，这对鲑、蛙、北极的旅鼠来说，也许是真实的，对人类却并不适用。
我们在凭观察寻找本能时，可以看出基本需要中的遗传基础，不过当它明显真正地独立于环境并强过全部的环境力量时，才认为它是本能，那么，我们就很可能犯大错误。为什么就不会有虽然似本能但仍然较容易受压抑或控制的需要呢？为什么就不会有容易为习惯、暗示、文化压力、内疚等等掩饰、更改、甚至抑制的需要呢？换句话说，为什么就不会有弱本能呢？
把本能等同于不可抗拒的力量，这种误解也许是推动文化论者攻击本能论的主要力量来源。任何一个人种学家的经验都同这种看法相抵触，所以攻击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假如我们对文化和生物两种因素都有恰当的尊重，并且，假如我们进一步考虑文化是比似本能的需要更强的力量，那么，下述的主张就不是谬论而是顺理成章的了：如果我们要使柔弱、微薄的似本能的需要不被更强、更有力的文化所吞没的话，就应该保护它们。而不是相反，它们很可能被吞没，尽管这些似本能的需要在另一种意义上说是强大的，亦即它们顽强地坚持要求获得满足，一旦受挫，就会产生严重的病态后果。
对这一论点很有帮助的是一个与一般见解对立的反论。我认为，揭露、顿悟和深度治疗——这种治疗实际上包括除催眠治疗和行为治疗之外的所有治疗——从某种意义来说是要揭露、恢复和加强我们那些被削弱了的和失去了的似本能倾向和本能残余、我们那些动物性的自身、我们的主观生物学。这一终极目的在所谓的个人成长实习班里表露得最明显。所有这些——治疗和实习班——都需要人们付出积极的、痛苦的、长时间的努力，这种努力需要人一生的斗争、耐心和坚韧不拔的精神，即使这样，最终还有可能遭到失败。但是，到底有多少只猫、狗或鸟需要帮助才能知道怎样去做一只猫、一条狗或一只鸟呢？它们由于冲动而发出的声音十分响亮、清晰和明确，而我们的声音却是微弱的、混淆不清和容易被忽略的，因此我们需要帮助才能听到那些声音。
所以，在自我实现者身上可清楚看到动物的自然性。而在神经病人或“一般病人”那里则表现得非常模糊。我甚至可以说，疾病经常意味着一个人的动物本性的丧失。这样，就出现了下面这一似乎矛盾的情况：在那些精神层次最高的、最有智慧的圣人身上，在那些最有理性的人身上，我们可以见到最明显的自然性或动物性。
另一个更严重的错误也是由注意动物的本能而引起的。某些令人费解的原因也许只有清醒的历史学家才能够解释，不过，西方文明普遍认为，我们身上的动物性是一种恶的动物性，我们大多数的原始冲动是邪恶的、贪婪的、自私的、敌意的。神学家把它叫做原罪或魔鬼；弗洛伊德主义者把它叫做本我；哲学家、经济学家以及教育家，也用各式各样的名称来称呼它。达尔文由于偏爱这种观点，以致他只看到了动物界的竞争，完全忽视了同样普遍存在的协作，没有注意到克鲁泡特金曾轻而易举地观察到了这一点。
有时也可以这样表达这种世界观，把我们的动物性看成与狼、老虎、猪、秃鹫或蛇的本性一样，而不是用稍好些或至少温顺些的动物，如鹿、象、狗或猩猩来比较。这种表达方式是将我们的内在本性解释为恶的动物性，但应指出，如果必须从动物类推到人的话，我们最好选择那些与我们最接近的动物，例如类人猿。总的说来，既然这些动物是令人愉快的、可爱的，同我们分享许多善良的特性，那么比较心理学也不会支持恶动物性这种说法。
当论及遗传特性不会变化、不可更改的假论时，我们还要注意另一种可能：纵然一种特性最初就被基因遗传所决定，但它仍然可能改变。如果我们在发现过程中运气不错，这种特性也许很容易改变和控制。如果我们假定癌有一个稳定的遗传基因，也没有必要阻止任何人寻求一种方法来控制它。假如仅根据演绎的理由，我们也得承认有可能证实智商既具有显著的遗传因素，同时又可以由教育或心理治疗加以改进。
我们与本能者的区别是，我们相信本能有更大的变异性。认识和理解的需要似乎只对聪明的个体而言才有明显的力量。对于低能者来说，它们似乎并不存在，至少发展不完全。利维已经证明，母性冲动在妇女中的差异是极大的，以致从某些妇女那里很难看到这种冲动。音乐、数学、艺术等方面的特殊天才，很可能具有基因的决定因素，而大多数人却没有这种基因的决定因素。
动物的本能永远存在，而动物本能的冲动则会永久性丧失。比方说，在变态人格身上，爱和被爱的需要已经丧失了，而且如我们目前所知，这是一种永久性的丧失，也就是说，这种变态人格是已知的任何精神治疗术医治不好的。我们还有更早的关于奥地利村庄失业（以及苏格兰失业研究）的例子，这些例子表明，长久的失业会严重地损伤心理，以致摧残一些需要。对有些人来讲，这些需要甚至在环境已经变好时仍不能恢复。从纳粹集中营里也获得了类似的材料。或许巴特森和米德关于巴厘人的观察是最具说服力的。成年的巴厘人不是我们西方意义上那种喜爱的人，他们也不必如此。在巴厘岛拍摄的电影表明，婴儿和儿童有对缺乏爱的抱怨和不满，我们由此只能推断出：这种爱的冲动的丧失是一种后天的丧失。
在种系的阶梯上，我们已发现本能和对新事物灵活适应和认知适应的能力往往是互相排斥的。我们对其中一个发现得越多，对另一个可能期待得就越少。这样一来，就产生了一个严重的甚至是悲剧性的错误（考虑到历史后果）。这种错误把人类的本能性冲动与理解力截然分开。对于人类来说，本能性冲动和理解力可能都是似本能的；更重要的是，它们的结果或者隐含的目标可能是同一的、合作的，而不是排斥性的。绝大多数人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我们得到一个论点：认识或理解的冲动也许与归属感和友爱的需要一样，是意动的。
被错误认知的本能和理性在一般的本能理性两分法中是相互对抗的。如按照现代知识来正确地划分，它们就不会被看成是相互对立或对抗的。健康的理性与健康的似本能的冲动的重新定义，在健康人那里并不互相排斥，而是指向同一个方向；不过对不健康的人而言，它们可能是互相对立的。当前已获得的所有科学资料指出，保护、宽待、爱、尊重儿童，在精神病学上是合乎需要的。这也正是儿童（本能地）所希望的。
正是在这种非常明确的、在科学上可检验的意义上，我们认定似本能的需要和理性是合作的而非敌对的，它们表面的对抗只注意病人表面的印象。假如这一论点成立，我们因此就将解决一个古老的难题：本能与理性，应该认谁为主？其实这就像另一个问题一样陈腐：在一个良好的婚姻关系中，应该是丈夫为主人还是妻子为主人？
许多具有最保守、甚至反民主性质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上的推论，都产生于本能理论得到理解的全盛时期。正如巴斯托尔在他对麦克杜格尔、桑戴克、荣格、弗洛伊德的分析中特别作出的总结性的推论那样。由于错误地将遗传与命运等同起来，把它们都看成是无情的、不可抗拒的、不可雕塑的，这就导致了这些推论的产生。
我们很容易就会发现这个结论的错误之处。柔弱的似本能需要一个慈善的文化孕育它们，使它们出现，并得到表现和满足。它们很容易被恶劣的文化环境所摧残。比如在我们的社会，必须有相当大的改进，柔弱的遗传性需要才能指望得到满足。
巴斯托尔把遗传与命运等同起来的各种关系，不管怎么说都表明是不固定的。研究表明，我们有必要使用两个而不是一个连续统一体来说明问题。甚至在科学的问题上，开放—保守连续统一体也已让位给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和民主—专制两个连续统一体。现在也许还有环境论—专制—社会主义，或者环境论—民主—社会主义，或者环境论—民主—资本主义。
总之，认为本能和社会、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之间存在着固有的对抗，是一个危险的未经证明的论断基础。它的主要借口是，病态的社会和个人非常倾向于这些对抗。但正如本尼迪克特所证明的那样，事情并非只能如此。在良好的社会中，至少在她所描述的那种社会中，这不可能是真实的。健康社会状况下的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是合作的而不是对抗的。对于对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错误看法以及不正确的研究方法来说，只有在恶的个人环境和社会环境下它们才会存在。
本能理论的缺陷还在于，它忽略了冲动是在一个强度大小不同的层级序列里，而且能动地互相联系。如果孤立地对待每一个冲动，纷繁复杂的问题一定得不到解决，许多似是而非的问题就会产生。例如，动机生命在本质上的一元性或整体性被抹煞，形成了罗列动机的无法解决的问题。此外，价值或者选择原则也被忽略了，而它们恰是使我们决定一个需要比另一个需要更高级、更重要或者更基本的重要尺度。（与整体化相对的）动机生命元素化的最为重要的一个后果就是给本能敞开了通向涅般木、死亡、静寂、体内平衡、自满、稳定的大门，原因在于，孤立地看待需要所能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迫切要求满足，这就是说，要求它自身的湮灭。
在这里，一个明显的事实几乎被忽视了：任何一个需要的满足，随着它的逐渐满足，其他曾被挤到一旁的较弱需要就占据了需要层次论的突出位置，极力争取各自的要求。需求永不停息，一个需要的满足将导致另一个需要的产生。
在将本能解释为恶的动物本能的同时，人们认为，在精神错乱者、神经病患者、罪犯、低能者或孤注一掷者身上，这些恶的动物本能会表现得更为强烈。这种情况很自然就会产生这样的学说：良心、理性以及道德观，不过是一种后天的面具，与被掩盖的内容在性质上截然不同。前者于后者，恰如手铐与罪犯。这个误解使文明及其所有机构，包括学校、教堂、法庭、立法机关等等都被说成是抑制恶的动物性的力量。
悲剧往往是由这个严重的错误酿成的。也许，从历史的重要性来看，可以将它与这样一些错误相比：崇信王权神圣，迷信某一宗教的唯一合法性，否认进化论，或者相信地球是平面的。任何一种使人们不信任自己和他人的想法，任何不现实地对人类各种可能性抱悲观态度的想法，都必须对每一场战争、每一次种族对抗、每一次宗教冲突负部分责任。
奇怪的是，本能论者以及反本能论者仍然坚持这种错误的人性论。那些希望人类有更光明的前景的乐观主义者、人道主义者、神论者、自由主义者、激进主义者和环境论者，大体上都带着畏惧反对本能理论，因为本能理论已被歪曲了，它似乎把人类宣判为非理性的，诅咒人类永远摆脱不了战争，摆脱不了充满分裂和对抗的弱肉强食的世界。
本能论者在人性问题上也作出了类似错误的解释，而且拒绝与不可回避的命运抗争，他们大多是在无所谓中放弃乐观主义的。当然，有些人对抛弃乐观主义是非常渴望的。
比如我们以那些迷恋于酒精麻醉的人为例，他们或许是嗜酒如命，或许是被迫应酬，但最后会得到相同的后果。难怪人们发现在许多问题上弗洛伊德与希特勒有很多相似甚至相同之处。难怪一种恶的动物本能论能迫使像桑戴克和麦克杜格尔这样的非凡人物转向汉密尔顿主义和反民主的阵营。
认清似本能的需要并不是恶的，而是中性的，甚至是有益处的，许多含混模糊的问题会因此而豁然开朗。
举例来说，对孩子的培养将会引发一场教育革命，在培养他们时甚至用不着说一句训斥的话。当我们意识到合理的动物需要时，会促使我们去满足这些需要，使我们更加宽容。
在传统的文化里，一个丧失了部分天真但尚未被彻底同化的儿童，即那些健康的动物性需要尚未被完全剥夺的儿童，总是以他自己创造的每一种方式不断地要求赞许，要求安全、自主、爱等等。复杂的成年人对此的一般反应是：“喔，他不过是在卖弄、炫耀。”或者说：“他只是想引起我们的注意。”于是，成年人就把孩子狠狠地批评一顿，也就是说，这种动物性需要通常被理解为一道禁令，不要满足孩子的追求，不要评论，不要赞许，不要喝彩。
然而，如果我们能慢慢地将这些对承诺、爱以及赞许的恳求视为合理的要求，就像孩子对待饥、渴、寒冷或疼痛的需要满足一样，我们就会自然而然地成为需要的满足者而不是需要的扼杀者。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孩子和父母都得到了美妙的乐趣，在一起时更愉快，因而也就必然增进相互的爱和理解。
这种文化类型可以理解为无限度的、毫无区别的宽容，即通过培养使孩子获得适应外界文化环境的能力和习惯外表，将是必要的。在基本需要获得满足的情况下，这种人为制造的收获不应引起什么特别的麻烦。另外，吸毒的需要，习惯的需要，熟悉的需要，或其他任何非似本能的需要，是不能包容放纵的。最后，我们再次绕过有关挫折、灾难、不幸等等有益的效果问题。
成为自己真正是的那个人
通过前面的思索促使我们提出这样的设想：从某种可以察觉的程度上说，基本需要有时会被发现是由体质或遗传决定的。目前（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不可能直接证明这个假设，因为遗传或神经学的技术尚未达到所需水平。其他分析形式，例如行为、家庭、社会、人种则大都被用来反驳而不是证实这个遗传假设，只有很明确的情况才是例外，而我们的假设又绝非是很明确的。
我们尽可能搜集并提出一些可以利用的资料和理论上的研究来支持似本能的假设。
旧理论的失败源于新假设的提出。本能论被环境论和行为论联合起来推翻了，这两种理论几乎完全依仗联合学习来作为基本的、几乎是全能的解释工具。
概括来讲，而且是可以肯定的，这种研究心理学的方法不能解决动力学问题，例如动机问题，动机的满足与挫折，以及由此引起的后果，如健康状况、心理病态、心理治疗等。
所以，为了证实某个结论而进行一次详细的辩论是没有必要的。只要注意以下这点就够了：临床心理学家、精神病医生、心理分析家、社会工作者以及所有其他临床工作者，几乎从不采用行为主义理论；他们固执地以一种特别的方法在并不充分的理论基础上营造一个庞大的实用结构；他们往往注重实践而不是注意理论。值得注意的是，就临床工作者所使用的理论而言，它总是一种粗糙的、非系统的动力论，其中本能总是扮演剧中的主角。这也是弗洛伊德的理论。
一般说来，在确定似本能的心理冲动方面，非临床心理学家意见一致。他们认为只有诸如饥、渴等心理冲动才算是似本能的。根据此点，他们又借助于条件作用，从而假定所有高级需要都是可以通过后天学习获得的。
那就是说，因为父母供给我们吃的和满足我们其他方面需要，所以我们要爱他们。根据这个理论，爱是满足或交易的副产品，或者正如那些广告所说的，是顾客的需要。
能成功地证明这种理论对于爱、安全、归属、尊重、理解等需要的解释是事实，但实验还没有一个，它不过是没有进一步论证的假设。实际上，人们从未对这些理论作过严格的考察，这或许也正好能解释它为何能得以生存。
条件作用的论据当然不能证明这个假设，相反，这类需要表现得更像其最初赖以为基础的无条件的反应，而不像次级条件反应。
实际上，这种漏洞百出的理论，就连具有一般观察力的人也能够看穿。母亲为何如此热切地满足一切要求？她自己又能得到什么报酬呢？怀孕的损害和分娩的痛苦有何益处？如果这种关系本质上就是一种交易，那么母亲又为何要做赔本的买卖？再者，为什么临床工作者一致坚持说，婴儿不仅需要食物、温暖、良好的护理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满足，而且也需要爱，这似乎说爱是这类满足以外的某种东西，难道爱是多余的东西吗？难道仅能满足孩子的要求吗？对孩子没有爱的母亲会比穷困但却慈祥的母亲能更多地为孩子所爱吗？
还有另外一些问题也需要澄清。到底什么是满足（包括生理上的满足）？我们不得不假定它是一种生理快感，因为该理论试图证明一切其他快感都来源于生理快感。但是得到温柔的拥抱、精心的呵护、不被突然摔在地上、不受惊吓等等，这些安全的满足难道是生理满足吗？为什么当对幼儿喃喃自语、温柔微笑，或把他抱在怀里，或对儿童表示关注、亲吻以及拥抱他们时，他们会显得很快活呢？给予孩子、满足孩子、喂养孩子、为孩子牺牲，从何种意义上讲是有益于给予者吗？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满足的方式与满足本身具同等价值，这对满足的概念有什么意义呢？喂养的定时与可靠满足了饥饿的需要吗？或者是一些其他因素？允诺所满足的又是指哪一种需要呢？尊重孩子的需要又是哪一种需要呢？当孩子需要时，对他断奶或进行大小便训练又是哪种需要呢？为什么收容所里的孩子无论受到多好的照顾，即生活上得到很好的满足，他们仍常常出现病态的发展呢？假如爱的饥饿最终是对食物的要求，为什么它不能被食物的满足所平息呢？
在这一点上，墨菲的疏通作用的概念是非常有用的。他指出任意的联系可以在无条件刺激和其他各种刺激之间发生，因为后一种任意的刺激只是一种信号，而不是满足物本身。当一个人要满足生理需要时（如饥饿），信号不能给予满足，而只有满足本身才具有实际意义（只有食物才能减轻饥饿）。在一个相当稳定的环境中，信号将产生像餐铃一样的作用。但更为重要的学习是疏通作用，而不仅仅是联系作用。也就是说，应了解哪些东西是适当的满足物，哪些不是，在这些满足物中，又由于某种原因哪些是最令人满意的或最值得选择的？
我所观察到的与论点有关的是：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理解的需要以及其他诸如此类需要的健康满足，是由于疏通作用，亦即内在的适当的满足，而不是任意的联系。凡是任意联系出现的地方，我们就认为是神经病态，是病态的需要，例如恋物。
在这方面，哈洛和同事们在威斯康星的灵长目动物实验所进行了非常重要的实验。在一个著名的实验中，让一群猴婴离开它们的母亲，代之以一个用金属做成的但可以喂奶的母猴和另一个不能喂奶但裹了一层毛圈织物的母猴。猴婴宁肯选择可以拥抱和依恋的后者作为母亲的代理者，而不是前一个即使可以得到食物的“金属母亲”。这些没有母亲的猴婴虽然喂养得很好，但在各方面成长极不正常，包括完全失去了他们自己的母性的“本能”。很明显，即使对于猴子，仅有食物和保护也是远远不够的。
不能奢望常规的生物学标准给我们提供帮助，不仅因为我们缺乏材料，也因为我们现在也在不由自主地怀疑这些标准本身。
由此我们得出结论，不重视人种与其他物种的本质区别，却过分强调人与动物相关联的部分，是早期本能论者的严重错误。我们至今还可以在他们的著作里看到这种自信的倾向：在一般动物的意义上来解释和罗列本能，以便使每一种本能都适应于任何一种动物。由于这个原因，任何只在人身上有的而在动物身上没有的冲动都被认为是非本能的。当然，任何在人和其他动物身上发现的冲动或需要都因此被证实为本能的，无须进一步论证。但是，这并不能否定这样一种可能性：一些似本能的需要只有人才有，或者由人与动物界中的黑猩猩所共有，如爱的冲动。通信鸽、鲑、猫等等，都有自己特殊的不同于其他物种的本能，为什么人种不能有自己特殊的本能呢？
以改进了的学习、思考以及交际能力为基础的适应性，可以取代人类进入种系高级需要阶段时的逐渐消退的本能，这是流行理论的推论。假如我们用低级动物标准来解释本能，把它说成是由先天决定的冲动、感知的冲动、工具行为和技能，以及目标对象（甚至还有表达感情时的伴随物，如果我们能细心观察的话）构成的混合物，那么，这种理论似乎是真实的。根据这种解释，在白鼠中，我们发现了性本能、母性本能、喂养本能以及其他本能。在猴子那里，母性本能仍然存在，喂养本能已经改变并可继续更改，性本能则已消失，只剩下似本能的欲望。猴子要选择性配偶，有效地完成性行为必须通过学习。人类没有留下这些（或其他）本能中的任何一种。性和喂养欲望保留下来，甚至大概还有母性欲望，尽管很微弱。但是工具行为、技能、选择性知觉、目标对象等必须通过学习才能获得（主要是在疏通意义上的学习）。人类没有本能，只有本能痕迹。
随着这种进化的发展，当我们的研究种系升级时，我们可能会逐渐发现新的（更高级的）欲望，发现另一种本能，它在本质上是似本能的，即在强弱程度上由机体结构和作用所决定。虽然我们大胆提出了我们的假设，但实际上，对低于人类的动物身上的高级欲望我们还只能是猜测。这给未来留下了一个难题，即确定在什么程度和意义上，老鼠、狗、猫以及猴子显示出对安全、归属、爱、尊重、自主、自信、好奇、理解或美的欲望。再次提请大家注意，我们这儿论述的是似本能的冲动或欲望，而不是先定的工具行为、能力或满足方式，即不是本能的。
有一组实验表明，这是一个可验证的假设。我与克劳福德、耶基斯已证明，幼小的黑猩猩是一种利他的、非控制欲的、友好的、有抚爱能力的动物。这也是所有同他们一起工作的人的印象。沃尔夫在罗猴、弥猴身上重复了克劳福德的这一实验，发现它们不是这样。因此，我们目前只能说，在动物界的所有物种之中，只有人与黑猩猩才有利他、友好、爱等这类行为（也许根据普通的观察，狗应该包括在内）。其他的需要，即在人那里比在其他动物那里更强烈的需要，是对信息、对理解、对美的需要，或者是对于对称、秩序、完美的需要等。当然，所有人都必须承认，这些欲望在人身上是向高峰发展，而不是趋向废退。人是所有动物中最富有科学、哲学、神学以及艺术精神的。而且，完全可以肯定，至少对某些人来说，这些都是像安全、爱等一样的需要。不过，它们是本能的原基，而不是本能的残余。
不过遗憾的是，关于这些需要，虽然它们显然是很重要的，但实际上我们没有实验的或临床上的资料。
可以根据演绎理由假定：这些欲望的外在的、后天的决定因素虽然是确切存在的，但也同样无疑是很脆弱的。大多数理论家认为或假定，爱的需要是以生理需要的满足为基础，并通过条件作用形成的。例如，我们学着去爱，是因为我们爱的人过去是食物、温暖、保障的给予者。这样，这种派生需要论就必须坚持这样的主张：知识、理解和美的需要是以生理需要的满足为基础，并通过条件作用形成的，即它们过去和现在都是代替食物的信号，可是通常的经验几乎根本不支持这种论点。不难看出，它比类似的爱的后天获得论更站不住脚。
本能的文化标准（我们现在说到的这种反应是独立于文化的吗？）是一种决定性的标准，但不幸的是，我们还没有明确的资料。我个人的看法是，就其本身而言，它们支持我们考虑的理论，或者与我们的思路一样。然而，必须承认，换一个人审阅同样的材料，可以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
由于我的现场经验仅限于与一群印第安人有过短期接触，而且由于问题取决于人类学家未来的发现而不是心理学家的发现，在这里我们将不再对这一问题作进一步考察。
基本需要本质上是似本能的原因我们早己谈过了，并且上文还提到了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这些需要受挫会导致精神疾病，这是所有临床工作者都同意的。然而，对于神经质的需要，对于习惯、吸毒、对熟悉事物的偏爱以及对于工具性需要来说，这不是事实，只是在某种特殊的意义上，这对完成行动的需要和表达能力的需要来说才是事实。至少，对于这些形形色色的需要能够根据实用或实效来区别，并且应该基于理论和实践的原因来加以区别。
假如价值观造就会创造的人，并使人接受它们，那么，为什么某些价值观念在受到挫折时会导致精神疾病？我们学会一日三餐，学会道谢，学会使用叉匙、桌椅，我们穿着衣服、鞋子，夜晚睡在床上，说英语，我们吃牛肉、羊肉，而不吃狗肉、猫肉，我们保持清洁，为等级竞争，对金钱挖空心思、绞尽脑汁，然而，这一切强大的习惯在受到挫折时可以没有痛苦，甚至还有积极的结果。在某些情况下，例如在泛舟或野营时，我们通过轻舒一口气抛开这一切，承认它们的非本质性质，但对于爱、安全或尊重，却绝对做不到这一点。
很显然，在特殊心理学和生物学中，基本需要占有重要地位。它们有与众不同的地方。基本需要必须得到满足，否则我们就要得病，谁要是否认这一点，就得拿出证据说明它们不属于似本能的需要。
基本需要的满足会导致各种各样的后果：产生有益的、良好的、健康的、自我实现的效应。有益与良好这两个词是从生物学的意义而不是先定的意义上来说的，可以用操作来给它们下定义。只要条件允许，健康的机体本身就倾向于选择并努力获取这些结果。
在论及基本需要的满足问题时，我们已经概述过这些心理上和身体上的结果，这里没有必要继续考察下去，只是仍需要指出，这一评判标准并无奥秘、荒谬之处。可以很容易地以实验甚至工程为根据来验证这个标准，我们只须记住，这与为一辆汽车选择合适的汽油是一样的道理。假如一辆汽车使用了某种汽油发动得更好，这种汽油对于这辆汽车就比别的汽油更适用。普遍的临床发现，当安全、爱以及尊重得到满足时，机体就发挥得更好，感觉更敏锐，智力使用得更充分，更能使思维正确而缜密，更有效地消化食物，更少患各种疾病，等等。
将基本需要满足物与其他需要的满足物区别开来的是它们自身的必需性。出于本性，机体自己指明了满足因素的固有范围，这是不能由他物替换的，而这对于习惯需要，甚至神经质需要却是可能的。也正由于基本需要满足物的必需性，最终将需要与满足物联系在一起的是疏导作用而不是任意的联系。
对我们的目的而言，心理治疗的效果是相当有利的，似乎所有主要的心理治疗方式都培育、促进、巩固了我们称为基本的、似本能的需要，同时削弱或彻底消除了所谓神经质的需要，直到它们取得心理上的成就感。
例如在罗杰斯、弗洛姆、霍尼等人的疗法中，这些重要的事实可以使他们直接宣称自己能使患者恢复自己内在本质。因为这意味着，人格本身具有某种固有的本质，它不是由治疗家新创造的，而是由他挖掘出来的，以便按它自己的风格成长、发展。如果顿悟和压抑的解除会使反应消失，那么就可以认为这个反应是异质的，不是内在固有的。反之，如果顿悟使反应更强烈，我们就可以认为它是本质的。同样如霍尼所推论的，假如解除焦虑使患者变得更富有感情或更少怨恨。对于人的本性来说，这就表明爱是基本的，而仇恨则不是基本的。
关于动机、自我实现、价值、学习、一般认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文化适应与反文化适应等等理论，从原理上讲有一批宝贵的资料。遗憾的是，这些关于治疗转变的有意义的资料还没有系统地积累起来。
基本需要的重要地位，已经由对自我实现者进行的临床以及理论的研究证明得很清楚了。健康的生活取决于这些需要的满足而不是其他，并且，很容易看出，对于似本能假设所要求的满足，自我实现者是在接受冲动而不是控制冲动。总之，我们还必须深入下去，就像研究治疗效果一样。
研究现场调查的工作者们最先表现了对人类学中文化相对论的指责。他们感觉到，文化相对论把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差异夸大了，把这种差异说成是相互敌对和不可调和的，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我在一次旅行中获得的第一个重要的经验就是，印第安人首先是人、个体、人类，然后才是印第安黑脚族人。虽然区别的存在不容置疑，但与共同点相比，差异是表面的。不仅印第安人，而且记录文献中描述的所有种族几乎都有自豪感，愿意受人喜爱，追求尊重和地位，回避焦虑。另外，我们自己文化中可观察到的素质上的差异，在全世界都普遍存在，如智力的高低，意志的强弱，积极性或惰性，沉静或激动等等。
甚至在区别很明显的地方，也可以证实这种人类共性。因为这些区别往往可以马上为人所理解，并被认为是任何人在同样情况下都会有的反应，与对失败、焦虑、沮丧、胜利以及临近死亡的反应一样。
这种感情有点模糊不清，无法肯定是科学的，然而，如果我们考虑到上文已经提出和下文还要提出的假说，例如：似本能需要的微弱声音；自我实现的人的不同寻常的超然与自主力，以及他们对文化习俗的反抗；健康概念和适应概念的区别等等，那么，重新考察文化与人格的关系，从而更加重视机体内部力量的决定权，看起来就是成效卓著的，至少对于较健康者是这样。
假如一个人在成长时并不考虑这一结构，他的确不会摔坏腿脚，也不会立即出现明显的病态。然而，得到大家一致公认的是，或迟或早，或隐或显，病态将会出现；可以引用普通成年人的神经病作为说明早期对机体内在（虽很微弱）需求挫折造成有害后果的例子。显而易见这是确切的。
人为了维护自己的独立人格和品质不被破坏而与文化习俗抗争，则应该是心理学和社会学中一个很有意义的、值得研究的课题。很快就能顺从于自己文化中的摧残力量的人，即适应性强的人，也许还不如那些违法者、罪犯、神经病患者健康，这些人也许正是以自身的反应显示了他们有足够的勇气反抗折断自己精神支柱的文化。而且，思考这一理论的同时还出现了一个乍看起来似乎是荒谬之极的反论。教育、文明、理性、宗教、法律、政府统统被大多数人解释为本质上约束本能的压制力量，但是，假如本能惧怕文明比文明惧怕本能更加严重，假如我们仍希望产生更完善的人、更完善的社会，我们就应从对立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教育、法律、宗教等至少应起保护、促进、鼓励安全、爱、自尊、自我实现等似本能需要的表达和满足。
似本能的基本需要有助于解决和超越许多哲学中早己提出的矛盾，例如自然性与社会性、先天与后天、主观与客观、独特性与普遍性之间的矛盾。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揭露治疗、自我寻求治疗、个人成长、“灵魂寻求”技术都是一条发现自己的客观生物本性、动物性和神经性，即自我价值的道路。
不管是哪一个学派，它的大多数心理治疗学家都认为，当透过神经病症深入到那个原本存在，但却被疾病的表层所覆盖、掩藏和抑制的核心的时候，他们是在揭露或释放某种更基本的、更真实的、更实在的人格。当霍尼谈到透过虚假自我深入到真实自我这一问题时，她的这一论述很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关于自我实现的论述也迫使一个人内心的状态变得真实或实际，虽然是以一种潜在的形式。对认同的追求与“成为自己真正是的那个人”一样，也是同样的意思。使自己成为“充分发挥作用”或具有充分的独特性的和具有真正自我的人含义也是一样。
中心任务显然就是要意识到自己真正是的那个人是在生物上、气质上和素质上作为一个特殊族类。这正是花样繁多的心理分析所要做的事，即帮助人们意识到自己的需要、冲动、情感、快乐和痛苦。但这是一种个人自己内在的生物性、动物性和种族性的现象学，它通过体验生物性而去发现生物性，我们可以把这种生物性称为主观生物性、内省生物性、体验生物性等等。
但是，这就等于是对客观性的主观发现，即对种族所特有的人性特征的发现。它还等于是对一般的和普通的事物的个人的发现，是对不受个人影响的超越个人的（甚至超越人类）的东西的个人的发现。一句话，我们可以通过“灵魂探索”，通过科学家的大量的外部观察去从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研究似本能。生物学不仅是一门客观的科学，也是一门主观的科学。
如果我把麦克利什的那首诗略加释义，我可以说：
一个人并不想要成为什么，
他本来就是这样。
最易得的幸福
就像弗洛伊德那样，而不是动物行为论者那样，对人类最深刻的希望冲动和需要的发现进行研究。我曾沿着心理病理发生学的路线进行探索，从成年人的病态进行分析追溯到它的早期起源。我的问题是，使人患神经症的原因何在？神经症从哪里来？我不断提出新问题，品格纷扰和价值畸变从哪里来？同样，人性丰满的、心理上健康的人从哪里来？这也是很有教育意义的。或者，更进一步，人类能达到的最完美境界是什么？妨碍他达到高峰体验的原因何在？
我的结论大致是这样的：神经症也像其他心理病态一样，主要是由于缺乏某些满足（客观上和主观上可觉察的需要或希望的满足）。我认为这些基本需要是似本能的，因为它们必须得到满足，不然病态（人性的萎缩，即，那些规定人性的特征有某些丧失）就会出现。这表示，神经症要比早期意义上的更接近于缺失性病症。进一步的假设是：基本需要的满足是健康的必要而不充分的条件，但缺少了他，是不可能有健康的。
在生物学和医学中，这一改造生物学方法的历史是令人尊敬的。例如，它曾被用来搜寻隐匿的生物性需要，如营养学家，他们曾发现我们对维生素、矿物质等等的“类似本能”的需要。在这里，溯源也是从面对一种疾病（如软骨病或坏血症）开始的，病的起因可以追溯到一种缺失，它于是被称为一种“需要”、一种对“维生素C的需要”，表示它对于达到健康和避免疾病是一种必要的条件。这能进一步核实，假说也能用其他有控制的实验印证，例如，用预防控制、替代控制等测验，这些方法同样也能应用于基本的心理需要。
概括地说，我提出的主要论点是：
人的机体有它自身的本性，要比过去我们所了解的更值得信赖并更有自我管理的能力。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假设，人有一种天生的趋向自我实现的成长倾向。
大多数心理治疗专家都承认有某些类似本能的需要，它们的受挫会导致心理病态。
这些需要为他提供了一种现成的达到生物性终点、目标或价值的基础框架。
早期我曾列出旧时本能理论的错误，并认真考虑过这些错误能否避免的问题。那时得出的结论是：
试图用行为的概念说服人的本能是难以成功的。行为（在人类中）可能是而且往往是针对冲动的一种防御，它表现的不单是冲动，而且是多种冲动合成的行动，是对这些冲动的控制及其表达，是意动因素，是驱力或需要。在某种意义和某种程度上来讲，这也有可能是先天的。
在人类中没有发现类似于动物的原始的本能。在人类中似乎只有动物本能的部分残余，例如，只有驱力，或只有能力。
无法说明为什么人不应该具有人类特有的需要或能力，而且，实际上，已有某些临床证据表明，人确实具有一些动机（可能是先天的），那是人类所独有的。
人类中类似本能的驱力一般是较弱的，不像动物本能那样强烈。这些驱力很容易受文化、学习、防御过程的克制和压抑。精神分析可以看作是恢复这些似本能需要的冗长、费力的过程，直至它们能成长壮大到足以抵抗畏惧和习惯的压制。那就是说，它们需要帮助才能出现。
在大多数关于人类似本能需要的讨论中一直隐藏着这样一种信念：人体内在的动物性是邪恶的，我们最原始的冲动仅仅是贪婪、坏念头、自私、破坏。很显然，这是错误的。
由于长期废置不用，人类中的似本能冲动可能会完全消失。
本能不应该因与学习、理性有区别而二歧化。理智本身也是意动的。往往，在优秀人品中冲动和理智倾向于协同而不是敌对。而且，似本能的驱力能非常迅速地纳入手段行为和趋向目的的渠道，即，它们会变成“情操”。
我认为，许多有关本能和遗传的混乱看法都来自一种无意识的和错误的设想；遗传论者必然在政治上是保守的或反动的，而环境论者必然是开明的或进步的。虽然曾经是这样，但并不存在着必然性。这是由于错误的认知而造成的。
据调查，在精神错乱者、神经质者、酗酒的人、低能的人、儿童及动物身上，深层驱力表现得最明显。这是一种误解。这些驱力也许在最健康的、最进化的和最成熟的人身上才能表现得最明显；在这样的人身上，能看到这些最深层的驱力和需要可以“下降”也可以“升高”，例如，探索真理，审美的需要，等等。
用来判断一种需要具有类似本能性质的概率的种种标准陆续提出。我现在要讨论的正是这些标准，并连带谈一谈可以附加的修改意见。我还想就每种标准对几种需要的适用性进行比较：首先是对维生素需要的适用程度；第二，是对爱和归属需要；第三，是对好奇需要；最后是对神经质需要。你将看到在维生素需要和爱的需要之间各项标准的适合程度非常接近。否认其一，也许就必须否认其二。好奇或认知需要，是我称之为一种成长性的需要（或超越性需要或存在价值），是和缺失性需要相对照而区分开的，因为它在性质上虽然是类似本能的，但和基本需要仍有明显不同。至于神经质需要，并不符合这些标准，因而不能说是类似本能的。嗜好需要和由于习惯而形成的需要与此类似。
如果一种需要是类似本能的，那么它应该符合以下标准：
满足的长期缺乏会引起病态，特别是这种缺乏在早年生活中发生时。但不容忽视的是，满足的短期缺乏也能引起一定程度的效应，如，食欲，挫折忍受，健康性延迟的能力，自制，等等。
维生素：符合标准
爱：符合标准
好奇：符合标准
神经质需要：满足的缺乏引起焦虑和其他症状但并不引起品格病态；相反，某种神经质需要的满足剥夺可能引起心理健康的增进。
关键期的剥夺能引起有关欲望和（或）需要的完全而长久的丧失，很可能永远不会再学到或复原；个人从而会长久萎缩，并由此而丧失人类的一项标志性特征：他不再具有丰满的人性。
维生素：我们的所知还不足以说明它的正确性。各种维生素的剥夺会引起不同的后果，我们对此了解得很少。
爱：符合标准（由心理变态者所表明的）
好奇：对此我们也没有足够的证据能使我们做出可靠的判断，但文化的资料和临床的证据相当明显地表明，在生活程序化的孩子中，自身可能丧失甚至长久丧失好奇，例如，早期好奇得不到满足的孩子，会弄得愚钝，满足于无知，呆滞，蒙昧主义，迷信，等等。
神经质需要：标准不适用。直接剥夺的影响，例如，罗森茨威格所说明的。
维生素：维生素缺乏症，等等。
爱：渴望爱和情人；D·M·莱维所说的“亲吻迷”。
好奇：强烈的好奇，不由自主的好奇，好奇的持续不绝，视淫，等等。
神经质需要：神经质满足的缺乏能引起焦虑，冲突，敌意，等等，但也能导致冲突缓解，焦虑缓解，等等。
人性的萎缩；人性标志性特征的丧失；本质的丧失；倒退；向自我实现成长的障碍。
维生素：符合标准（有沿基本需要层次倒退的趋向，向任何一种遭受挫折的优势需要倒退）
爱：符合标准
好奇：不符合标准
神经质需要：不符合标准
品格、价值系统和世界观的畸形；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和病态化。为了和这种缺乏打交道，机体发展出一种应付系统。
维生素：不确定
爱：符合标准
好奇：符合标准（大儒主义，虚无主义，厌烦，猜疑，抛弃价值，等等）
神经质需要：不符合标准
各种不同的情绪反应，不论急性的或慢性的，例如，焦虑，威胁，愤怒，忧郁，等等。
维生素：符合标准
爱：符合标准
好奇：符合标准
神经质需要：混合的、矛盾的、冲突的情绪。
缺失满足物的复得如果及时的话，能使健康恢复（或多或少）并使疾病得到治疗（或多或少），只要病态是可逆转的，即，复位控制，情感依附治疗。
维生素：符合标准
爱：符合标准
好奇：符合标准
神经质需要：不符合标准
该需要有内在固有的满足物；这些满足物确实能满足该需要而且是唯一的满足物；疏通学习而不是联想学习或专断学习。没有什么完全令人满意的升华或替代是可能的。
维生素：符合标准
爱：符合标准
好奇：符合标准
神经质需要：不符合标准
基本需要的神经症化，例如，它变得难以自制，不能满足，自我异化，僵化，固定不变，强迫的，不加区分的，选择不当的对象，伴随焦虑，等等；对于需要的态度变得自相矛盾，充满畏惧，迟疑心理，否认事实，需要变成危险的了。
维生素：不适用
爱：符合标准
好奇：不确定（视淫？）
神经质需要：不符合标准
适当得到某一“真正的”满足物在一生中都能避免病态，即，预防控制。
维生素：符合标准
爱：符合标准
好奇：符合标准
神经质需要：不符合标准
“真正的”满足物是在真正自由选择情境中受到健康机体偏爱而选定的。个人越健康，偏爱越强烈，他也更有可能成为一位“优秀的选择者”。或者说，在个人心理健康和他将偏爱和选择他所需要的真正满足物而不是虚假满足物的这种可能性之间，有一种很强的实际内在联系。
维生素：不符合标准（但有某些综合物质如糖精能欺骗机体。）
爱：符合标准
好奇：符合标准
神经质需要：不符合标准
“真正的”满足物味道良好，或者说至少比虚假的满足物味道更好，在特定的方式和现象学上可以这样描述，例如，真正的满足物留下一种充实的、满意的或愉快的感受，甚至是高峰体验或神秘体验（即使是没有感觉到的需要也一样，如在某些贫困的人那里，在真正的满足物到来之前，告诉他说他有多么需要它，或告诉他说这就是他这一生都缺失的东西，等等）。
这就是为什么对“需要”或“欲望”等下最后定义这么困难。即有时会有一种情况，这时一个人会不知道他缺少的是什么，他的不安没有什么对象，但在他体验过某一“满足”以后，他却知道得非常清楚，什么是他曾经想要的，渴望的，或需要的。
维生素：符合标准（但糖精，带甜味的盐类，又是例外，这些物质能愚弄机体）。
爱：符合标准
好奇：符合标准
神经质需要：不确定。神经质需要的满足味道可以很好，但这似乎不那么经常，不会长久持续，似乎混杂着其他感受，更容易引起懊悔，在回顾时感觉相反，等等。
需要能得到长久满足的人（健康人）没有渴求的表现；他的需要处于理想水平。他能控制或延迟满足或有一段时间没有满足也能适应；他比一般人更能忍受长时期没有满足；他能公开地承认需要并欢迎需要；对需要不设防。需要是可以满足的，正如神经质需要是不可满足的。
维生素：符合标准
爱：符合标准
好奇：不符合标准。好奇的满足常常促进好奇的增强而不是减弱。
神经质需要：不符合标准（神经质需要得到神经质满足对于渴求没有影响，除非是瞬时影响。）
在个人的生命早期（学龄前）生活中往往有公开的需要表露。在不能用文化认识事物以前，或在学习开始以前，需要或某种欲望的任何表露一般地说能增强一种假设，认为这种需要是类似本能的。
维生素：符合标准
爱：符合标准
好奇：符合标准
神经质需要：不符合标准
它（需要）能用顿悟疗法、揭露疗法（或由于一般健康的增进），或由于社会中的良好条件——即解除防御、控制、畏惧的疗法——揭示出来，给予承认、肯定和加强。
维生素：符合标准（很可能如此）
爱：符合标准
好奇：符合标准
神经质需要：不符合标准
有易于学习的、适宜的手段行为，有易于疏通的、适宜的目的对象和目的状态，等等。需要本身在其开端时必须被认为是潜在的而不是外露，因为它必须被运用、演习、训练，被某一文化代表“拖出来”才能实现。这或许可以称为是一种学习，但我认为这样一种说法会引起混淆。“学习”一词已经被赋予太多含义。
维生素：符合标准
爱：符合标准
好奇：符合标准
神经质需要：不符合标准
对于真正的满足物的偏爱随着任何身心或社会健康的进步而增强。
维生素：符合标准（很可能如此）
爱：符合标准
好奇：符合标准
神经质需要：不符合标准
需要是跨文化，跨阶级，跨等级的。它和全人类的普遍性越接近，它也越有可能是类似本能的。（这不是一个绝对的证明，因为所有人类文化都能提供某些经验。否则必须拿出事实根据说明，需要已经永远被扼杀，或暂时受到压抑。）
维生素：符合标准
爱：符合标准
神经质需要：不符合标准
基本需要能够由那些可靠的健康的或协同的文化或亚文化或工作环境来充分满足，而极少有安全感。所有不可靠的、病态、或低协同的文化、亚文化、或工作环境都不能满足某些基本需要，构成对它们的威胁，对于它们的满足索取的代价太高，使它们的满足难免会和其他基本需要的满足发生冲突，等等。
维生素：符合标准
爱：符合标准
好奇：符合标准
神经质需要：不符合标准
需要显示出一种持久的动力，像弗洛伊德曾描述过的那样（除非在生活早期即被扼杀）。
维生素：符合标准
爱：符合标准
好奇：不确定
神经质需要：不符合标准
神经症患者在寻求这些需要满足时被发现是虚伪的，畏惧的，妥协的，胆怯的，间接的。
维生素：不确定
爱：符合标准
好奇：符合标准
神经质需要：不符合标准
需要的跨物种表现当然会增强需要是类似本能的可能性，但这不是一种必须的标准或充分的标准，因为在一切物种中都有它们特有的“本能”，包括人类在内也是如此。
维生素：符合标准
爱：符合标准
好奇：符合标准
神经质需要：不符合标准
这种需要最终是自我协调的（意思是说，假如它不是如此，它能由揭露疗法弄成如此）。
维生素：符合标准
爱：符合标准
好奇：符合标准
神经质需要：不符合标准（对此，相反的说法才是正确的，这种需要绝大多数时候觉得是自我疏离或不协调的。）
假如人人都喜欢这种需要及其满足，它就更有可能是基本的和类似本能的。神经质的、有瘾的和习惯的需要只有某些人才喜欢。
维生素：符合标准
爱：符合标准
好奇：符合标准
神经质需要。不符合标准
最后，作为一种无法证明的未来可能性，我建议想一想由于致幻药物的利用而得出的种种发现，或许还有其他解除抑制的药物也一样，例如，酒精，或许抑制最高控制中枢，像酒精的作用那样，会使人格更内在生物的和非文化的方面即更深层的内核自我得到解放。我从LSD（一种麻醉药物）的作用探查到某些这样的可能性。这不是弗洛伊德的超我，超我宁可说是把一套武断的社会控制施加于生物的或本来的机体之上，它抑制了机体自身的作用。
我没有提到两项别人早己用过的标准，因为我确信它们似乎不能成功地把生物性需要和神经质需要、习得需要、或有瘾需要区分开，它们是为了相关的满足情愿承受其他痛苦或不适；是受到挫伤而引起好斗和焦虑。
我在此只讨论了人类范围内的似本能特征，实际上先天特异的个体特性虽然没有谈到，但它理应得到心理治疗师和人格理论家的重视。虽然心理治疗的直接目标可能是人性的恢复，健康动物性的恢复，我们仍须了解，心理治疗还有一个基本的长远的目标，那就是个人同一性的恢复，真实自我、确实性、个体特性、自我确认的重新发现。那是一种努力，目的是要发现个人的自然倾向，他的先天个体特性，他的价值观，这些答案是由他的体质、他的气质、他的神经系统、他的内分泌系统等等以微妙的方式向他暗示的（不是强迫命令的），用一句话说，这些答案来自他的身体和他的身体所偏爱的作用方式，来自他的“生物定数”，来自能够找到他的最大和最易得的幸福的方位。在这里，我们所关心的不只是天才式的特殊天赋和能力，而且是更普通的人的特殊才能问题。例如，职业向导最终涉及的就是对某个人特有的先天秉赋问题，如果在实践中还不能做到，至少在理论上先要明确这一点。
我们依靠的临床自觉知识在缺乏更好的理论证据时，也许将来会被更值得信赖的方法得到验证和系统化处理。作为医师，我们试图发现，什么是某人更容易做的，什么最适合他的本性，最舒适地符合他的需要（像鞋子跟脚或不跟脚），什么使他觉得“恰好”，什么使他最少受到压迫，他最适于做什么，什么最符合他的个性。这些哥尔德斯坦曾称之为“偏爱的行为”，我们也可以向实验家提出同样的问题。我们已经知道如何才能最有效地就不同品种的狗提出这一类问题，如在杰克逊实验室中所做的那样。也许有一天，我们对于人类也能这样做。
而且，我在考虑时为了使我要探讨的主题更加集中而略去了所有更直观的生物学结论，包括人类遗传学家（双生子研究，基因的直接微观研究，等等）、实验胚胎学家和神经生理学家（电极埋置研究，等等）的技术，也略去了有关动物行为、儿童和发展心理学的文献。
一方面是生物学、行为学、生态学的资料，另一方面是心理动力学的资料。为了这样的整合，迫切需要把两大套资料联结起来，两者彼此是很少接触的，但我坚信能够完成这一任务。就我所知，我们至少已经有了一项这样的尝试，即考尔特兰德的精采专著。
我在本文中提出的一切论述大都是以临床证据和经验为依据的，因而不像来自有控制实验的证据那样可靠。然而，这大多是以容易得到实验证实或检测的形式呈现的。
更伟大的驱力
所谓的“高级的”与“低级的”需要之间存在的真正心理上以及实践中的差异必须得到重点探讨。这样做是为了证实有机体自己规定了价值的不同等级，这是科学的观察者的记录，不是他们的创造。但是，许多人仍旧认为，价值不过是我根据自己的趣味、偏爱、直觉，未经证实或不可证实的假设所做的任意论断，因此，很有必要论证清楚这一问题。
抛弃心理学中的价值，不仅把心理学削弱了——其全面发展受到阻碍，而且把人类引入超自然主义和道德相对论的误区。但如果能证实有机体在先与后、强与弱、高级与低级之间进行着选择，就不能认为一件好事与任何其他好事价值相同，或者在任何恒久的基础上进行选择是不可能的。选择原则，基本需要在潜力相对原理的基础上按相当确定的等级排列。这样，安全需要比友爱的需要更强烈，因为当两种需要都受到挫折时，安全需要在各种可证实的方面支配有机体。在这个意义上。生理需要（它们被安排在更低的一个层次）强于安全需要，安全需要强于爱的需要，爱的需要又强于尊重的需要，而后者又强于个人特质的需要——我们称之为自我实现的需要。
这是选择或者说优先的顺序，但同时也是各种其他意义上的由低级至高级的顺序。
高级需要在种系上或进化上发展较迟。我们和一切生物共同具有食物的需要，也许与高级类人猿共有爱的需要，而自我实现的需要（须借助创造力）是人类特有的。越是高级的需要，就越为人类所特有。
高级需要是较迟的个体发育的产物。任何个体一出生就显出有生理的需要，也许，还有安全需要。比如，它可能会受到恐吓或惊吓，当它依靠的世界提供足够的规律与秩序时，它也许会发育得更好。只有在几个月以后，婴儿才初次表现出有与人亲近的迹象以及有选择的喜爱感。再后来，我们可以相当清楚地测到，除对安全以及父母爱的需要外，婴儿还表现出对独立、自主、尊重以及表扬的要求。至于自我实现，天才式的儿童甚至也要等到三、四岁。
越是高级的需要，就越能忍受维持纯粹的生存需求，其满足也就越能更长久地推迟，并且，这种需要也就越容易永远消失。高级需要不大善于支配、组织以及求助于自主性反应和有机体的其他能力。例如，人们对于安全的需要比对于尊重的需要更偏执、更迫切，剥夺高级需要不像剥夺低级需要那样能引起如此疯狂的抵御和紧急的反应。与食物、安全相比，尊重是一种非必需的奢侈。
生活在高级需要的水平上，意味着更大的生物效能、更长的寿命、更少的疾病、更好的睡眠、食欲，等等。人体研究者多次证实，焦虑、害怕、爱和优势的缺乏等等，除促成不良的心理后果外，往往还造成不良的生理后果。
从主观上讲，高级需要不像其他需要一样迫切。它们较难被察觉，容易被搞错，容易由于暗示、模仿或者错误的信念和习惯而与其他需要混淆。能够了解自己的需要——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是一个重要的心理成就，对于高级需要更是如此。
高级需要的满足能引起更理想的主观效果，即更深刻的幸福感、宁静感以及内心生活的丰富感。安全需要的满足最多只产生一种绝处逢生的感觉。无论如何，它们不能产生像爱的满足那样的幸福的狂热与心醉神迷或宁静、高尚等效果。
追求和满足高级需要代表了一种普遍的健康趋势，一种脱离心理病态的趋势。
高级需要的满足有更多的低级满足为基础。遗传占优势的需要必须在高级需要的满足之前得到满足，仅此一点就足以说明这一问题。因此，友爱的需要在意识中的显露要比安全需要的出现依赖于更多的满足。更通俗一点说，在高级需要的层次上，生活更复杂了。寻求尊重、地位与寻求友爱相比，涉及更多的人，需要有更大的舞台，更长的过程，更多的手段和各等级的目标，以及更多的从属步骤和预备步骤。友爱的需要与安全需要相比较，同样存在上述差异。
高级需要的实现要求有更好的外部条件。要让人们彼此相爱，而不仅是免于相互残杀，需要有更好的环境条件（家庭、经济、政治、教育等等）。
两种需要都满足过的人们通常认为，高级需要比低级需要更有价值。他们愿为高级需要的满足牺牲更多的东西，而且更容易忍受低级需要满足的丧失。例如，他们比较容易适应禁欲生活，比较容易为了原则而抵挡危险，为了自我实现而放弃钱财和名声。能充分理解两种需要的人，普遍地认为自我尊重是比填满肚子更高、更有价值的主观体验。
需要的层次越高，爱的趋同范围就越广，也可以这样说，受爱的趋同作用影响的人数越多，爱的趋同度也就越高。在原则上，我们可以把爱的趋同解释为，两个或更多的人的需要融合为一个单一需要的优势层次。当然，这是程度问题。两个相爱甚笃的人会不加区别地对待彼此的需要，对方的需要的确就是他自己的需要。
高级需要的追求与满足对公众和社会也很有益处。在一定程度上，需要越高级，就越少自私。饥饿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它唯一的满足方式就是让自己得到满足，但是，对爱以及尊重的追求却必然涉及他人，而且涉及他人的满足。已得到足够的基本满足继而寻求友爱的尊重（而不是仅仅寻找食物和安全）的人们，倾向于发展诸如忠诚、友爱、以及公民意识等品质，并成为更好的父母、配偶、教师、公仆等等。
高级需要的满足比低级需要的满足更接近自我实现。假如我们承认自我实现的理论，就可用来作为一个重要的区别。除此之外，它还意味着对于那些在高级需要层次上生活的人，我可以期望发现他们有更多更高的趋向自我实现的品质。
个性更伟大、更坚强、更真实的趋向是由高级需要的追求与满足造成的。生活在高级需要层次意味着更多的爱和趋同，即更多的社会化，不管是否符合逻辑，它都是以经验为根据的现实。实际上，生活在自我实现层次的人既是最爱人类的人，又是个人特质发展得最充分的人。这完全支持弗洛姆的论点——自爱（或不如说是自尊）与爱他人是协同性的而不是对抗性的，他关于自发性、自动性的见解也是中肯的。
需要的层次越高，心理治疗就越容易，并且越有效。而在最低的需要层级上，心理治疗几乎不起任何作用。例如，心理治疗不能止住饥饿。
低级需要比高级需要更具体、更可感知，也更有限度。与饥和渴相比，爱的躯体感要明显得多，而友爱则依次远比尊重更带有躯体性。另外，低级需要的满足远比高级需要的满足更可感知或更可观察。而且，低级需要之所以更有限度，是因为它们只须一定数量的满足物就可平息这种需要。我们只须吃这么一点食物就能满足饥饿，然而友爱、尊重以及认识的满足几乎是无限的。
完善自身的人性
高级需要和低级需要具有不同的性质，而且这样的高级需要与低级需要必须归入基本的和给定的人性储备中（而不是不同或相反）。这一定会在心理学和哲学理论上引起许多革命性后果。大多数文明同它们的政治、教育、宗教等理论，始终是建立在与这一信念正好对立的观点之上的。总的看来，它们假定人性原始的以及动物的方面严格地限制在对食物、性之类的生理需要上；追求真理、爱、美的高级冲动，被假定为在内在性质上不同于这些动物性的需要；而且，这些兴趣被假定为相互对抗、排斥，为了优势地位而不断发生冲突。人是从站在高级需要一边而反对低级需要这个角度来看待所有文化及其工具的。所以，文化必然是一种控制因素和阻挠因素，顶多是一种不幸的必需品。
认识到高级需要恰如对食物的需要一样，是类似本能的和动物性的，这必然具有很多影响。
也许，最重要的是明白认知和意动的二歧式是错误的，是必须予以澄清的。对知识的需要，对理解的需要，对哲学沉思生活的需要，对理论参照系统的需要，对价值系统的需要，这些本身都是意动的，是我们原始的动物本性的一部分（我们是非常特殊的动物）。
既然我们也了解我们的需要并不完全是盲目的，了解它们为文化、现实、以及可能性所更改，那就可以进一步推出，认识在它们的发展中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约翰·杜威主张，需要的真实存在和界限是依靠对现实、对满足的可能和不可能的认识而定的。
如果意动在本质上也是认知的，或者认知在本质上也是意动的，那么它们的分歧就没有什么意思了，并且必须抛弃。
这些古老的哲学难题，有些甚至可以看成是因为对人类动机生活的误解而产生的假难题。例如，自私和不自私的一般区别的问题，假如我们类似本能的爱的冲动，使我们从注视我们的孩子吃好吃的东西，比我们自己吃能得到更多的个人的“自私的”愉快，那么，我们应该怎样解释“自私”，怎样把它与”不自私”相区别呢？假如对真理的需要与对食物的需要更具有动物性，那么，为真理而冒生命危险的人比为食物而冒生命危险的人更少一些“自私”吗？
假如从食物、性、真理、爱或尊重的满足中能同等地得到动物性快感、自私的愉快和个人的愉快，那么，显然需要重新更正快感理论。这意味着高级需要的快感在低级需要快感衰落的地方很可能坚持下去。
古典浪漫主义的酒神与太阳神的对立必定能得到解决。至少就它的某些形式来说，它同样是建立在动物的低级需要与反动物的高级需要的分裂之上的，但这显然是不合理的。与此同时，我们也必然要对理性与非理性的概念，理性与冲动之间的对比，以及作为与本能生活对立的理性生活的一般概念，作很大的修正。
通过对人的动机生活的严密审查，可以得到伦理哲学家需要的许多东西。假如我们最高尚的冲动不是被看作勒马的缰绳，而是被看作马本身，或者相反。假如我们的动物性需要被看作具有与我们最高的需要一样的性质，它们之间明晰的分歧又怎么能够存在下去呢？我们又如何确定它们可以有不同的来源呢？
进一步说，假如我们清醒而明确地意识到这些高尚而美好的冲动的存在和日益强大。从根本上说，首先是满足更迫切的动物性需要的结果，我们当然应该更少谈到自我控制、禁止、法律等等，更多地谈到自发性、满足以及宽容等等。在责任的沉重感与享受的放松感之间，对立似乎比我们预料的要少得多。
本尼迪克特的“协同作用”理论是我们的文化概念和关于人与文化的关系的概念改变的方向。文化显然是，或者至少应该是满足需要的，而不是禁止需要的。此外，它不仅是为人类的需要而创造的，而且也是由人类的需要创造的。文化与个体的分歧需要重新审查，应该更少强调它们的对抗，更多强调它们的合作。
人的最好的冲动显然是内在固有的，而不是偶然的和相对的，认识到这一点对于价值理论一定包含着极大的意义。比如，它意味着根据逻辑来推断价值，或试图从历史和假设中找到它们，都不再是必要的或合乎需要的。很明显，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观察和探索。人性自身就具有对这些问题的答案：我怎样才能完善？我怎样才能幸福？我怎样才能富有成就？当由于患病这些价值被剥夺时，机体就告诉我们它需要什么，从而也就告诉我们要珍惜什么。
从一个明显的性质考虑，这些基本需要从一个明显的性质上是类似本能的，但它们更多地表现在区别于我们熟知的低级动物的本能。所有区别中最重要的是一个意外的发现，即，与本能是强大的令人厌恶和不可改变的这样一个古老假定相反，我们的基本需要虽是似本能的，却是较弱的。作为意识到的冲动，了解我们真正渴望得到尊重、知识、哲理、自我实现，等等，从心理学角度来看，这是一个难得的心理成就。不仅如此，基本需要层次越高，它们就越弱，越容易被改变和压制。最后，它们不是坏的，而是中性的或好的。我们用一个反论来概括：我们人类的本能是如此弱，以致它们需要克服文化、教育、学习的干扰，一句话，需要保护并防止改变。
我们必须改变对心理治疗（以及教育、抚养孩子、一般意义上良好性格的塑造）的目标的理解。对于许多人，它们仍然难免受到一整套对固有冲动的禁止和控制。纪律、控制、镇压是一些管理制度的口号。但是，如果我们的治疗意味着一种旨在打破控制和禁戒的力量，那么，我们新的关键的词语将是自发性、释放、自然真实、自我认可、对冲动的觉知、满足、容许。如果我们的本能冲动不是被理解为洪水猛兽而是和煦春风，如果我们的本能冲动与其说是掠夺性的不如说是友爱性的，与其说是使人怨恨的，不如说是令人赞美的，我们当然应给它们以自由，让它们充分表现自己，而不是将它们拘控在用于犯人或疯子的约束之内。
假如本能是较弱的，高级需要在性质上是类似本能的；假如文化比本能冲动更强，而不是更弱；假如人的原始冲动最终被证明是好的，而不是坏的；那么，人性的改进也许可以通过对类似本能的倾向的培养来实现，或者通过促进社会改革来实现。的确，改善文化的意义就在于为人们内在的生物倾向提供一个更好的实现自身的机会。
由于发现高级需要层次上的生活可以相对地摆脱低级需要满足的支配（甚至不受高级需要满足匮乏的限制），我们就可能想出办法来解决神学家们的古老难题。他们总是感到有必要努力调合肉体和精神，天使与魔鬼，人类有机体上高级和低级的东西，却没有一个人找到过满意的方法。高级需要生活的机能自主似乎就是答案，高级需要的发展只有建立在低级需要的基础上，但最后一旦牢固建立，就可以相对地独立于低级需要。
除了达尔文的生存价值外，我们现在还可以提出“成长价值”。对于个体来说，不仅生存是好的，努力去发展完美的人性，使人的潜力得到发挥，追求更大的幸福、更深的宁静以及高峰体验，走向超越，获得对现实更丰富、更准确的认识，而且这一切也是有益的。我们不再以生存的可能性作为证明贫穷、战争、独裁、残忍的丑恶的唯一证据。在我们眼里，这些现象的丑恶还在于它们降低了生命、人格、意识以及智慧的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