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佗”与虫

华佗善于治虫，连他的名字都与此有关。

我们知道，寄生虫对于人体会产生很大危害。它轻则使人营养不良，面黄肌瘦，重则危及人的生命。不只是在卫生条件差、卫生常识很贫乏的古代，寄生虫是人的大敌，就是在今天，与寄生虫作斗争，仍然是任重而道远。

因此，华佗和他同时代的另一位医学大师张仲景，都对治疗寄生虫付出很多心血，做出许多成绩。单说华佗，他治虫的本领，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令人们称道不已。

有一天，华佗走在一条热闹的街道上，路两边都是一家家店铺，一个个小摊，人们来来往往，熙熙攘攘，买卖兴隆，气氛热烈。华佗一路走来，人们纷纷向他打招呼，许多人都受过他的治疗，对他特别热情。

走到一个卖烧饼的小摊前面，华佗停住了脚步。

“华佗先生，你要不要尝尝刚出炉的烧饼？”小摊的主人主动地邀请他。

华佗微笑着谢绝了，“我已经吃过饭了。我停在这里，是想看一看你用来做汤的酸汁。你忙你的，别误了做生意。”

华佗自己动手，舀了一勺酸汤，一边观察它的颜色和状态，一边在嘴里细细品味。这汤既有发酵的醇香和酸冽，又有大蒜的辛辣，非常开胃。不过，华佗对它的兴趣，不在美食，而是想用它给人杀虫治病。他研究这酸梅汤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并且确切地认为，这汤可以治虫。

这其中的原因何在呢？

原来，亳州古地，酿造业是很发达的。今天名扬天下的古井贡酒，就是产在此地。而在中国古代科技史上，酿造业和中医汤剂的发展有着不解之缘。粮食发酵以后，可以酿成酒，也可以做酱做醋。随着酿造业的发展，用药经验和药物品种的逐渐增多，人们又发明了药酒用以治病。中文繁体字的“医”字是这样写的“醫”，它进一步证明了酿造术和医学的密切关系。虽然当时的人们还没有认识微生物，但是已经能够利用微生物。

具体到用酸汤杀虫，也是有道理的。这酸汤与我们所说的醋相去不远，具有消毒灭菌作用（在今天，用醋灭菌消毒，用醋养生保健，也开始成为时尚）。在科学不发达的古代，以此治疗寄生虫，是一种创举。

说来也巧，华佗离开饼摊往前走出不远，就碰到一个病人，他被病情折磨得连路也走不了，只能坐在车子里前来求治于华佗。病人说，他总觉得嗓子眼里堵得慌，痛苦不堪。华佗听了病人的诉说，心中一动，就对病人说：“你不用着急。顺着这条路往前走，路边有个卖烧饼的小摊。他的酸汤做得很有味道。你只要连喝3升酸汤，我可以保证你的病会好。”见病人不相信的样子，华佗又说：“给你治好了虫病，你把虫子给我做个样本。”

没听说过烧饼的酸汤能治病。华佗先生是不是没有办法了，拐着弯搪塞自己？病人心中疑虑重重。可是，要是华佗也治不了的病，那也就真是无人可治。病人没有什么办法，只得将信将疑，照此办理，在路旁找到那个烧饼摊，咬着牙连喝了几碗酸汤。没有想到，酸汤在肚子里咕噜咕噜一阵乱响，翻肠倒肚，七上八下，不一会儿，只觉得越来越翻腾得厉害，一张口，连汤带水全都喷了出来。

病人心想，硬逼着自己喝下几碗汤，把肚子喝成个汤桶，病痛无法解除，又被作弄了一回。没有料到，一低头，实实在在地吓了一跳。地上一条几尺长的虫子，正在挣扎。再定下神来，仔细体察，嗓子眼通了，心气顺了。这才不由地称赞说：“华佗先生真是个神医呀！”

病人吩咐给他赶车的车夫，把长虫收拾起来，往华佗家行去。到了家门口，想到华佗外出还没有归来，就在门外等候。正在这时，华佗的小儿子玩耍来到门前，看到客人的车子上悬挂着一条长长的虫子，就自言自语说：“客人的车子旁边挂着虫子，一定是来拜访我的父亲的。”他把那个病人礼让进家中，来人一看，墙壁上足足挂了几十条长虫，令他惊奇不已。

华佗从烧饼摊上的酸汤受到启发，改进了自己的方剂，提高了疗效。

有一位广陵太守，名叫陈登的，既为一方之主，华衣美食总是少不了的。眼看秋高气爽，又见鲈鱼肥美，吃生鱼的季节。官宦富豪人家都不惜重金，买到鲜活的鲈鱼，或自家独享，或呼朋唤友。身为太守的陈登，自然不会落后，他在府中大宴宾客，门前车马都停满了。美酒鲜鱼，歌舞伴宴，盛极一时。没想到，在盛宴以后，乐极生悲，忽然感到胸中烦躁，憋闷，面色潮红，不思饮食。他急忙请了华佗来看病。

华佗给他把脉，观看他的面色，断定说：“你这是吃了不清洁的肉腥，肚子里有虫在作。”

陈登听罢，非常着急，请求华佗给他医治。华佗用草药煎了一大锅汤，要陈登连服两次。药汤喝下去，时间很短，陈登就呕吐起来，一下子吐出很多很多小虫子；这些虫子颜色发红，动个不停，许多虫子还附着在生鱼上。原来，人们贪图口福，品尝未经烹饪的新鲜生鱼，却不知道，鱼身上带有很多寄生虫，没有高温消毒，连虫子一齐吃到肚子里，怎么能不闹病呢？

呕吐以后，陈登的病痛立刻解除了。他正在高兴且要感谢华佗的医术高明时，没有想到，华佗却告诉他，不要高兴得太早，他的寄生虫病并没有根除，再过3年，就会重新复发，到了那时，只能再一次地求助于好的医生。

三年以后，陈登的病症果然再次发作。正巧，华佗不在当地，无人救治，陈登因此而死亡。

如果说，人们对寄生虫的知识了解很少，那么，华佗却从实践经验中懂得了寄生虫的危害性：即使在短时间内取得明显疗效，但是，寄生在人体的虫子却很难根除，它在经过一段潜伏期以后，很可能再度复发，遗患于未来。对陈登的寄生虫病的预言，就是建立在相当的实践基础之上的。他对于寄生虫病的深刻认识，使他能做出一定的预见，推断预后效果；他的预言被证实，又使得人们对他更加崇敬，对他医术更加信赖。

正因为华佗善于治寄生虫病，有人考证说，华佗的“佗”，可能不是他的真名，而是一个绰号美称。最早记载华佗事迹的《后汉书·方术传》说，华佗字元化，沛国谯人也，一名旉，也就是“蛇”，就是“虫”（在几种华佗传中，“蛇”和“虫”的确是可以互通的，同样是寄生虫，长者称为蛇，短者称为虫）。华佗正是因为擅长于治疗寄生虫病，人们才称他为“佗”。当然，在西汉初期，佗字就用作人名，汉文帝的《赐南粤王书》——中国散文史上的经典作品中的南粤王就叫做赵佗。不过，若是想到当年的南粤之地，是适宜蛇类动物生长的地方，那么，把华佗之“佗”和他的治虫本领联系起来，也是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