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卫国重回故土

离开卫国重回故土

鲁国需要孔子回去，孔子更想回到鲁国。这两个条件一起具备的日子终于来到了。公元前484年，孔子终于踏上了回家的路途。还是在陈国的时候，孔子就忍不住发表过回家的“自白”：

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党在古代是乡的意思，在这里就是指他的鲁国的弟子们。

回去吧！回去吧！这是孔子内心的真实道白。可见他是多么急切地盼望早日重归故里啊！孔子回家的愿望越来越迫切，他设想着回到老家以后，重新设坛授徒，教育自己的弟子。

他说他们是些有大志、有豪气，又有见识、有文采的青年，只是现在还不成熟，还没有做事的经验与阅历，需要锻冶与指导。就犹如一块斐然成章的锦缎，还需要技艺高超的裁缝进行精心的裁剪，方能成为合体的衣裳。

年届70的孔子，常常回想起自己人生的轨迹，那些往事一桩桩、一件件、一遍遍地在他眼前掠过。

他知道，逝去的岁月里，哪一件高兴的事、畅意的事，无不与自己的学生有关。如果说是苦乐参半的话，而这一半的乐或曰幸福，不就是来自于自己的教学事业中吗？

在这漫长的流亡之路上，虽然总有弟子相随身边，孔子也始终没有离开自己教育的弟子。可是，这毕竟是小规模的，也只有10多个弟子，而且大部分是已经学有所成早可以出师的学生。

在鲁国，孔子却是有着自己的3000弟子啊，而且是三千忠诚而又青春勃发的弟子啊！那种滔滔不绝，那种吟咏歌唱，那种知识与实际相结合的纵横驰骋、海阔天空以及教学相长的心灵的解放与开拓，都是那样越来越强烈地让他深深地思念着那片生他养他的土地。

那里，还有他唯一的儿子伯鱼。他让家乡的人捎过信来，说自己的身体也已经大大不如从前了。不过，伯鱼也让人带来了好的消息，说自己也可能要有自己的后代了。这些是多么地让他牵挂啊！只是跟了他一生却又没享几天福的妻子亓官氏，已经于上一年去世了。

也许，他们的夫妻生活过得并不和谐，甚至有着某种隔膜。亓官氏对于孔子，也许没有颜徵在对于叔梁纥的那种理解。

在鲁国最终不能见知见用的孔子，心中的孤独是难免的。而精神与思想上的不懈探寻，更让他的这种孤独在家庭之中难以得到理解与慰抚。这，也许是他流亡列国14年的原因之一吧！

即使如此，孔子的心里，还是有着无限的悲伤，甚至会有点点的歉疚泛起。毕竟，一个女人是将自己的丈夫当作天的。可是10多年以来，她的天却不能为她遮风避雨，更不要说人之常情的夫妻生活了。是的，赶紧回去吧，回去了也好在她的墓前站站、想想，再陈述一些哀思。

孔子也看到，跟随自己的弟子们，越来越频繁地来往于卫鲁之间。他们或者在鲁出仕，或者处理一些事务，还有没有说出口的、也许是最为重要的，那就是要与自己的家人相见、相亲、相融。作为老师，自己却忽略了弟子们的这一面，他们是正处在风华正茂的年龄啊！

还有，无法与弟子们述说明白的关于生命、关于人的生死的哲学与实际。身体与精神的问题，最近一两年来越来越多地萦绕在孔子的脑际。

头发白得越来越多，虽然思绪更加深长而高远了，但是精力的不济却让他时时感觉到，那个不出口的“死”字，其实是这样清楚地常来打扰了。而自己那个庞大的文献整理计划，甚至还没有正式开始。

陈、蔡绝粮之时师徒之间的那次对话与研讨，孔子还会一遍又一遍地回味与反思。颜回那既慷慨激昂又深思熟虑的论说，着实让老师高兴与欣慰。

“老师的学说博大到极点了，所以天下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容纳得下。虽然是这样，老师还是一如既往地推销推行自己的学说，不被天下接受又有什么关系呢？不被接受，这样才更能显现出君子的本色！”

“一个人如果不研修、完善自己的学说，那才是自己的耻辱。至于已经下了大力气甚至是毕生精力研究的学说不能够被人所用，那只能是当权者的耻辱了。”

孔子是这样一次又一次地在心里默诵着颜回的论说。

可是这14年的碰壁，比什么都有说服力，它的全部内容包括这14年之旅的大量细节，都在指向一个结论：自己的理想与主张，在这样的时代、这样的天下，是无法行得通了。

他又想到了那个叫桀溺的隐士的话：“礼崩乐坏，战乱不止，争权夺利，世风日下，这已经像滔滔的洪水，成了时代的潮流，谁也没有力量去变革它了。”

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列国诸侯的权力包括他们不断变化的国土，哪一点不是从反叛周天子那里来的？而且，他们还在谋划着夺取更大的国土与更大的权力。可如今孔子却要让他们遵守周礼的秩序，施行仁政。天下归于天子，这无异于更大范围地与虎谋皮。再者，就是从孔子师徒的影响与力量来说，想让各诸侯国毫无顾忌地任用孔子，确实有着相当大的难度。

那时的诸侯国，多则数百万人口，少的不过几十万人口，而孔子的弟子就有卧虎藏龙达3000之众。如果放手重用孔子，以他们的能量与影响，恐怕担心政权被颠覆的国家不会只是一个两个。

碰壁是必然的，但是欣慰也是自然的。是这14年的流亡生涯，让孔子从知天命走上耳顺并逼近随心所欲的高远的人生境界。

对于“学不厌、诲不倦”的孔了来说，这14年的旅程，是他一生中最好的“学”与最有成效的“教”。14年的周游时间与空间，是他们师徒们最好的学习过程与实践基地。他们的思想、精神、品格与政治理想，也在这种频繁的遭遇与多思、多问、多见、多识之中，得到了陶冶、提升与成熟。

这流亡之旅，不正是一种宣传、播种之旅吗？更多的国家，更多国家的君王、大臣及百姓们因此而认识了儒家的学说与思想。

在艰难之中，不断壮大的学生的队伍，证明着孔子，也鼓舞着孔子。自己虽然最终没能得到重用，甚至这一生都再也没有通过出仕而实现自己理想的机会了，但是随行的弟子如子路、子贡、高柴、宓不齐、冉有等人，却能够在不同的国家得到重用。这不仅是后继有人的可喜之事，同时也在间接地实现着孔子的部分政治主张。

由此可见，孔子的这次流亡在列国的影响是意义深远的。

鲁国，也没有忘记孔子。早在孔子在陈国发出“归与！”的自白之时，鲁国就有一个人想到了孔子。这个人就是曾与孔子“三月不违”，而后来又因为“隳三都”失败而与孔子分道扬镳的季桓子。

公元前492年，病重的季桓子觉得自己即将不久于人世，在儿子季康子的陪同下在大街上乘车巡看。他要再看一遍鲁国的国都。

人之将死，其心也容，其言也善。病重的季桓子突然仰天长叹：“从前这个国家几乎就要兴旺起来，因为我得罪了孔子，让他在外流落了多年，也使国家失去了一次兴旺的机会。”

说罢，又转过头来对他的嗣子季康子说：“我或许就要死了。我死之后你一定会接掌鲁国辅佐国君的权力。在你辅佐国君之后，不要忘了把走了的孔子召回来啊！”

然而后来，由于公之鱼的阻碍，季康子只召回了冉有。但尽管如此，这也间接表达了鲁国对于孔子的和解与信任。

对于孔子终于返鲁，《史记·孔子世家》作了如下阐述：冉有为季氏统率军队，在郎地，即今山东省长清县，同齐军作战，并打败了齐国的军队。季康子对冉有说：“您的军事才能，是学来的呢，还是天生的呢？”

冉有回答说：“我是从老师那里学来的。”

季康子又问：“孔子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冉有说：“使用他要符合名分，他的学说不论是传布到百姓中，还是对质于鬼神前，都是没有遗憾的。我虽然因为有军功而累计受封两万五千户，而老师对这些却毫不动心。”

季康子接着说：“我想召他回来，你觉得可以吗？”

冉有说：“您想请他回来，只要不让小人从中作梗就可以了。”

于是，季康子便派了公华、公宾、公林，带着贵重礼物到卫国去迎接孔子。从此后，孔子就回到了鲁国。

对于孔子离卫返鲁，司马迁虽似言之凿凿，但是总还有让人不尽信服的地方。

有两点足以让鲁国当政者季氏对孔子的态度发生变化。首先还是孔子在列国的影响。孔子此前的出走流亡已经让鲁国“落了个被诸侯耻笑的结局”。

这样一个得到列国认可并有着崇高声望的孔子，却要离鲁流亡，长期以来已经对鲁国掌权者季氏形成了不小的压力。请孔子回来，可谓是亡羊补牢，可以立刻将这一压力减轻。还有，季氏通过任用孔子的学生如子贡、冉有等，已经获得了成功。

收到了重大的效果，这也坚定了季氏请孔子回国的决心。他的回国，必然会在鲁国孔子的众多学生中产生良好的反应，也会相应地增强季氏在鲁国的实际势力，并在舆论上得到很大的益处。

于是，68岁的孔子，终于在公元前484年，结束流亡生涯，回到了久违的鲁国。孔子一行在回鲁国的路上，走走停停，这一天正休息在一个湖边。弟子们有的在准备做饭，有的在读些书，孔子则饶有兴致地弹起琴来。

自从有一年在齐国知道了音乐的快乐，孔子就用心于音乐，经常练习。这时，湖上有个渔夫见有人弹琴，便侧耳听了一会儿。随后，渔夫不自觉地摇了摇头，叫过孔子的弟子来，问：“那个人是谁啊？”

子路说：“是夫子。”

“是做什么的呢？是某个国家的国君吗？是某个国家的佐臣吗？”

没等子路回答，子贡说：“老师不做官，他信奉忠信仁义，推行礼乐，讲究人伦，对上忠于国君，对下教化庶民，以利天下。这就是他所做的事情。”

渔夫就笑了，边走边说：“好是挺好的，但难免不受伤害；苦心劳力最终影响身体。”

子贡回来告诉了孔子，孔子就急忙去问，无非还是同样的问题：“我这么苦心的想做好事情，为什么反而这么多的挫折和不利？”

渔夫说：“我一听你的音乐，就知道你不是我的同道中人了，所以也没什么特别多要告诉你的，只有这么个小故事：有个人害怕自己的影子和脚印，于是拼命地想逃开，可是没想到越跑脚印越多，走得太快影子也还跟在自己脚后面。自己觉得还是太晚、太慢，于是更努力地去做，最后力绝而死。其实他不知道，到个阴凉地儿里待一下，影子就没有了；如果停下来，脚印也就没有了，这个人是不是很愚蠢呢？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做得越多，错得越多；他们不认清这个形势，加强自身的修养，还以为是别人的错，这不是离道太远了吗？”渔夫说完就走了。

孔子听了渔夫一席话，陷入深深的思索中。

孔子从54岁离开鲁国，到68岁返回，整整周游了14年，历经卫、宋、曹、郑、陈、楚等诸侯国。虽然做官从政、大展宏图的理想未能实现，但他却通过大量接触各国政要，广泛结交各类人士，深入了解了各诸侯国的政情民风，极大地丰富了自己的阅历，进一步增长了知识，完善和深化了自己的理论学说。

公元前484年，九月，当孔子同他的弟子们一起渡过洙水，进入鲁国的土地时，孔子不由得站起来四处张望，映入眼帘的，尽是自己熟悉的风光。车一过洙水，鲁国都城的城楼就展现在眼前，孔子命令驭手加快速度，很快就跑完了最后的行程。

马车到达城门时，孔子看到鲁国国君的代表以及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3家大夫，还有自己的儿子孔鲤以及学生端木赐、冉求等一大群人正迎候在城门口。

返国后，朝中官员以及众多的故旧亲朋、昔日弟子，络绎不绝地前来探望。因为孔子年事已高，不宜担任具体官职，鲁国就给予他很高的待遇，并尊之为国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