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迷信尚未认知的世界

天地鬼神的观念从原始社会时期产生以来一直伴随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当时的统治者认为国家最大的事情有两个，一是祭祀上帝鬼神，二是从事征战攻伐。所以，能沟通人神关系的官吏巫、祝、卜、史等就具有很高的地位。

统治者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要占卜一下，看看吉利不吉利。当周武王指挥的大军在牧野大败商朝军队，朝歌危在旦夕，商纣王死到临头时，他还大呼小叫地胡吹自己从天受命为王，天帝会保佑他的性命。

不过，从西周建国以后，周公从商纣王的灭亡中开始怀疑天命的可信程度，提出了“敬天保民”的主张。认为能否保住自己的政权，关键在于统治者有没有德，能不能得到老百姓的拥护。

春秋时期，随着周王室的衰败，天帝的权威也进一步没落。当时不少进步的思想家尽管还没有正面否认天命的存在，但却肯定人可以主宰自己的命运。同时，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自然科学的进步，人们对某些自然规律和人的主观能动性已有所认识。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里，孔子提出了自己进步的天道观。

一方面，孔子并不直接否认天命的存在，甚至赋予天某些人格的特征。他说：“上天赋予我圣德，如果得罪了上天，便没有祈祷的地方了。”

另一方面，他又赋予天以自然的属性，使之具有某些自然法则或事物规律性的含义。

在回答子贡的问题时，他说：“天说了什么呢？四季照样运行，万物照样生长。”意思是说天不干预自然界的发展变化。这显然是受了老子“天道无为”思想的影响与启发。孔子进而认为，每一种事物都有自己的规律，而这种规律是可以认识的。

对于鬼神的问题，孔子也表述了大体与天命问题相同的见解。由于时代的制约和孔子本人对孝悌观念的重视，孔子也不从正面否定鬼神的存在，而是采取了“敬鬼神但要远离它”的态度。

在《论语》里，孔子认为：鬼神道与人道，还是有差别、有距离的。最好是各安其道，不要搅和到一起。尤其对从政的人来讲，把政治与宗教搞到一起，非得失败不可。所以，敬而远之比较好。

至于一般人，如果你连人道的事情都还没搞清楚，却要去盲目探究深层次的鬼神道的问题，只会把自己弄得更加迷乱，自找麻烦。

同样道理，如果你对当下“生”的现象不清楚，那你也没办法了解将来“死”是怎么一回事。你不能清醒、坦然、喜悦地面对“生”，那你也就无法清醒、坦然、喜悦地面对“死”。而唯有对生与死，都能做到清醒、坦然和喜悦的人，才有可能超越生死。

另外，孔子对社会上的一些怪异、暴力、昏乱、神秘的现象也多不谈论。因为它们很容易迷惑一般人的心智。所以，在《论语》里，有“子不语怪、力、乱、神”的说法。

孔子教导人们修行注重从当下的事做起，从解决现实的人生问题做起。用佛家的话讲，他教的是心地法门，走的是智慧解脱之路。你如果对人生的现象了解透彻了，其他的事，自然就会豁然贯通。

平淡是真，平常心是道，道在平常日常间。只要我们的心态，能变得日趋平常、平淡，那么，在哪里，都有令我们悟道、得真智慧的契机。

这是因为，当时的孔子还难以产生明确的无神论观念，另外，他又感到鬼神对人事的干预并不明显，事业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靠的是人的主观努力。因而，他对鬼神就采取一种似有若无的态度。

在孔子看来，那是一个未知领域，肯定其有或无都不是说得清楚的，所以倒不如采取回避态度，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导到政事、教育和人自身的能力培养和道德修养上。

因此，只要别人不提出疑问，他自己从不主动谈论怪异和鬼神。即使弟子们提出鬼神问题，他也不作肯定的回答。

有一次，子路请教怎样侍奉鬼神，孔子回答说：“人还未能侍奉好，怎能谈得上侍奉鬼神呢？”

子路又问：“我还想冒昧地请教一下，死是怎么一回事？”

孔子说：“生尚且不知，何以谈死呢？”

孔子的鬼神观是儒家思想的精华之一，它不仅影响了儒家学派的非宗教化倾向，而且使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始终保持着清醒的理性主义和人文主义，从而使宗教势力在我国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始终占据不了主导地位。

孔子的天命鬼神思想也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人的人生观念，积极向上，奋发努力，勇于进取，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尽人力而听天命”，纵使达不到目的，也不给自己留下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