矢志不渝地保持晚节

矢志不渝地保持晚节

孔子回到鲁国后，首先碰到的一个棘手问题是季康子要实行新的赋税制度，正做着季氏总管的冉有一再请孔子表态，于是引发了孔子、季康子与冉有之间的冲突。

孔子一贯坚持的政治原则是“强公室，抑私门”，所以他在当上大司寇并代理执政后，就毅然冒险平毁3家大夫也就是“三桓”的城堡，结果得罪了这些权势之家，落得丢官去职。

在得到季康子的允许后，他才结束了流浪生涯，返回故国。按理，孔子应该处理好与季氏的关系，尽量不要拂逆3家大夫的意志。

然而，孔子是个宁要原则不要官位的人，他虽然对季康子盛情邀他回国不无感激之情，但在原则问题上却不改初衷，这就使他与3家大夫特别是与季氏难以建立融洽的关系，因而冲突就不可避免了。

鲁国的税制改革开始于公元前594年的“初税亩”，废除以前“使民以藉”的助耕法，即劳役地租，改为一律按田亩征税，税率大约为收获物的十分之一。

公元前509年又实行“作丘甲”，征收军赋增加了4倍。

公元前484年，季康子在前两次改革的基础上，准备实行新的赋税制度，征收收获物的十分之二，比原来差不多增加一倍的剥削量。

因为孔子刚刚从国外返回鲁国，享受国老的待遇，具有很高的威信，季康子就让冉有征求他的意见，目的是利用孔子对他的感激之情求得孔子对这个税收方案的赞同。

只要孔子表示同意，季康子就可以上对哀公有个交代，下对其他臣民陈述充分理由。然而，季康子的算盘打错了。孔子还是孔子，他决不违心地同意自己反对的举措。所以，当冉有兴冲冲地就这项政策征求孔子的意见时，孔子以不了解情况为由拒绝表态。

冉有连问3遍，一再恳求说：“先生身为国老，德高望重，大家都等着您老表态，您为什么不说话呢？”孔子仍然不表态。其实，孔子不表态已经是最好的表态了。

后来，孔子私下对冉有不客气地说：“君子办事应该以礼作为标准，施舍要丰厚，办事要中正，赋敛要微薄，如果根据礼法办事，过去以丘为单位征收赋税也就可以了。如果不根据礼法办事，就是按田亩征税也难以满足贪得无厌的欲望。事情明摆着，季孙氏想按礼法办事的话，从前周公制定的典章制度俱在，何必问我？如果自己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就更没有必要来问我了！”

孔子讲这番话的目的，自然是让他传话给季康子，希望季康子考虑自己的意见，不要实行新的税制。然而，季康子根本不把孔子的意见放在心上。

第二年春天，他就宣布实行新的田税政策。这时，作为季氏家臣的冉有全力协助季康子推行这一政策，使他更快地聚敛了大量的财富，比鲁国国君更富有。

孔子看在眼里，十分气愤地对弟子们说：“冉求不是我的门徒了，你们可以大张旗鼓地声讨他啊！”

在孔子的弟子中，冉有具有卓越的行政才干，他讲求实际，善于独立思考，有很强的随机应变能力，在感情上也比较接近季氏等新兴的势力，因而他能在季氏那里得到信任并作出显著成绩。

也正因为如此，他必然与孔子的理想主义发生矛盾，冲突也就难免了。孔子对冉有在季孙氏推行新田赋政策时的表现非常恼火，所以才号召弟子大张旗鼓地声讨他。

一向待弟子和蔼可亲的孔子对冉有发了如此大的火，这说明他们之间的分歧实在是不同寻常。孔子余怒未消地反驳冉有说：“能力不足的人是走到中途才停止，而你现在却是自动停止前进。”

不久，季康子要去举行祭祀泰山的典礼，孔子知道后很不高兴。

季氏家族仗着自己财富超过鲁国国君，又长期把持国政，不时干出一些违礼之事。以前，季平子祭祀祖先时，居然使用天子的礼乐，让8个行列的舞蹈队翩翩起舞。今天，季康子居然又要去祭祀泰山，泰山可是只有周天子和诸侯们才有资格祭祀的啊！

不久前，孔子虽然对冉有的行为不以为然，愤激时甚至宣布他不是自己的弟子，但气消以后冷静下来，他还是同冉有来往，保持着师生之间的情谊。

他希望阻止季康子的非礼行为，于是找来冉有，问他：“你不能劝阻此事吗？”

冉有回答得十分干脆：“不能。”

孔子沉默了一会儿，失望地慨叹说：“呜呼！难道泰山神还不如凡夫俗子林放（即孔子的一个弟子）知礼吗？”

孔子对季康子的违礼实在是无可奈何了，只能想象知礼的泰山神不会接受季康子非礼的祭祀而已。

孔子明白，他对政治的影响越来越弱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时代的航船向着他不愿看到的方向驶去。他愤怒、迷惘、忧愁、悲叹，却又无可奈何。于是只得埋头于学问，与大自然对话，希望在昏乱的政治之外找到心灵的寄托。

孔子跟鲁哀公谈过之后，感觉国君没有任用自己的意思，也就不再争取，只是在家休养生息，就这样又过了几年。

这几年里，颜回的死给了孔子最大的打击，天下最像他的人先他而去，只能感叹说：“这是上天不让我活了啊！上天不让我活了。”

孔子本想依靠颜回来传学说的，现在只能靠自己，“活在这样的世界上，我的办法是行不通了。但是真的是行不通的吗？后来人能不能走我这条路呢？”于是，他便开始著书立说。

虽然孔子原来也写过一些书，但多是编辑整理，如《诗经》《易经》。孔子认为那些终究不是自己的东西。他要写一部属于自己的大作，这就是《春秋》。

孔子著作《春秋》时，坚持不与任何人讨论，里面每一个字都是他自己认为不能够修改的。孔子不觉感慨万千：“后人知道我，是因为春秋这本书，后人怪罪我，也会因为春秋这本书。”

子路看过之后，觉得不错，就建议他将这本书也给周朝图书馆捐献一本。捐献的受理人还是图书馆馆长老子。

老子不太愿意接受这样的捐献，孔子于是就说服他接受一本。老子说：“你这书太长了，能不能给个概要啊？”

“要在仁义。”

“仁义是什么呢？是人的本性吗？”

“仁义就是忠诚之心，愿物安乐，慈爱平等，兼济无私。这应该是君子的本性吧，不仁则不成，不义则不生。”老子想起自己在孔子年轻的时候，就曾用话语点拨过他，没想到他还是那样。

“唉，这话听起来怎么这么假呢！慈爱平等，不也太迂了吗？兼济无私，不也是个私吗？你希望天下不失去它的牧羊人吗？那么天地一直就有自己的道理，日月一直就有自己的光辉，星辰一直就有自己的行列，野兽一直就有自己的种群，树木一直就是这样直立的。你也应该依照自然而生活，循着物理而前进，就够了吧！又何必这么努力地提出仁义来呢？就像敲着大鼓去找逃跑的人一样。唉，你真的是把人的本性都搞乱了。”

虽然如此，《春秋》还是被老子收下。

“仁爱”贯串了孔子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