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雄联手，共渡难关

20世纪80年代中期，李嘉诚开始率领李氏王国的强大力量，采取“闪电战”与“连环术”等战略战术从而像崛起长江、壮大长江一样，再一次高昂起生机勃勃的龙头，巧妙而策略地周旋在变幻莫测的国际商场之间。李嘉诚潇洒自如地挥舞着集资收购战的魔棒，进行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扩张行动。

20世纪90年代，李嘉诚在新的国际经济形势特别是大陆经济腾飞的新情况下，开始了迈向21世纪的坚实步伐。

1992年9月，李嘉诚亲赴上海考察。这年10月23日，他旗下的和黄公司与上海港务局就合资经营项目——上海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原则上达成了协议，在上海附近杭州湾北侧金山县建设金山标准集装箱码头、国际深水港码头等项目。这是当时中国大陆在基础设施建设和合资经营上最大和最重要的项目之一。

1992年11月中下旬，长实主席李嘉诚与合和实业董事总经理胡应湘相互间达成协议，合作开发建设广深珠高速公路第二期广州至珠海段。该工程由港方独资兴建，总投资额约港币96亿元。

长实与合和以双方各占相同股权方式合组一家公司发展该项工程。这两家大股东将持股占8成至9成，其余小部分股权将为新鸿基地产和日商岩井及兼松商事所拥有。该工程在1993年中期已破土动工。

此外，长实、合和等财团已有意向合作发展广州第二条环城公路。长实集团、顺龙地产和顺德市政府合营组成的顺德市新城区土地发展有限公司也已在1992年9月初开始进入运营状态。

该公司计划在容奇港对面开发一片面积为6000亩的土地，整项发展计划为期15年，总投资额约40亿元人民币。长实和顺龙地产各占两成权益，顺德市政府拥有剩下的6成权益。

此外，李嘉诚的长实、和黄公司从1992年下半年以来，还分别先后投资参与建设上海的“不夜城中心”；在深圳蔡屋围参与兴建深圳外贸中心；在广州天河区参与兴建冶苑花园别墅住宅区及一所国际子弟学校；参与“中银中国基金”在内地的多项有关基本建设、工业及房地产物业方面的投资等；在广西的北海市、广东的东莞市也都有投资项目。

关于李嘉诚的长实投资35亿港元参与福州市旧城区三坊七巷的改造和重建工程，从1992年11月与福州市政府签订协议后，在1993年5月13日正式签约。福州市的“三坊七巷”是这座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的重点保护区，历史悠久，整个工程耗资也很巨大。在正式签约后，先期工程陆续展开。

具有重大意义的1992年，是长实财团继续蓬勃向前的一年，是长实财团继续兴旺发达的一年。

据长实在1993年4月间所公布的，预期在当年内完成的楼盘，包括住宅、工业厂区及商业店铺等，分别为在鸭规洲海信半岛的6座住宅及商场，在茶果岭丽港城的两座住宅，在天水围嘉湖山庄赏湖居及翠湖居共12座住宅，还有在大图文礼阁4座，南区的冶礼苑，北角的一座住宅地盘，葵涌的葵昌中心及葵汇工业大厦，柴湾的样达中心等。年度内完成的住宅单位共达5782个。长实预期1993年内完成的楼盘总值估计约151亿港元。而长实所占的总值约为80亿港元。住宅仍是长实集团的主要盈利来源，并相信将会比预期的高。

李嘉诚曾表示过，在汕头大学的事业走上正轨之后，他还要为国家做第二件好事、第三件好事、第四件好事。“一辈子做有利于中国人民的好事，这便是我的心愿。”

李嘉诚在大陆最关心的汕头大学的建设，正朝着“努力办成全国第一所改革开放的试验性大学”的方向发展。“高等学校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要进一步改革教育体制、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促进教育同经济、科技的密切结合，深化教育改革，把汕大办好。”

李嘉诚投资建设的汕大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也制定了到1995年的奋斗目标，“医院将建成为一所设备先进、各分科齐全、技术精良、管理科学、服务周到、质量上乘的粤东地区的综合性教学医院”。

至1993年年底，医院面积已扩大至50000平方米，病床增加至700多张。肿瘤分院的门诊大楼已超期提前建成，病床增加至300张，开设20个各科专家门诊，增置一批先进医疗仪器设备，提高全院的教学、科研、医疗水平，以期取得更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在香港，李嘉诚除三大公司的核心业务外，还积极地策划1997年7月1日开始及至下一个世纪有关香港的投资的安排。

中英两国政府宣布重开会谈的有利消息极大地刺激了香港经济的反弹回升，香港股市在1993年4月14日急升，收市恒生指数6789.74，上升371.53点，再创历史新纪录。全天恒生指数升幅达5.7％，全天成交量突破77亿港元，也创香港股市历史上的新纪录。

至5月12日，港股在中英土地委员会批出本年度批地计划后，地产股受到刺激而带动了大市攀升，香港股市突破了7000点大关，收市恒生指数7002点，又再创历史新纪录。香港在历史性的时刻来临前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兴奋，李嘉诚及其名下的企业也正准备展翅高飞。

但许多国内人士并不知道，就在李嘉诚大力支持国内汕头大学等建设的同时，他的地产发展遭到了巨大挫折。

早在1991年，由于香港租金昂贵，公众舆论要求港府立法打击楼市投机的呼声就越发高涨。新上任的财政司麦高乐宣布，增加楼宇转让印花税和限制内部认购比例，以杀楼市炒风，平息民怨。

李嘉诚虽知悉此事，但因筹备多时，耗费相当财力精力，改期不利。于是，天水围嘉湖山庄第一期仍按期开盘。

据传媒报道：“麦高乐对此大表不满，觉得李嘉诚明知他在当天宣读打击炒楼措施，却偏偏不避风头在同日推出大楼盘，与政府‘对着干’。”

麦高乐于是使出厉害的招数，由银行监理处致函各银行，将新旧住宅楼宇按揭贷款，由原来的八九成，降至7成。这直接关系到买家与炒家首期现金的承担，进而影响到楼市的兴衰，楼价下滑，地产商与代理商要双双栽倒。

不久，李嘉诚设宴招待来访的加拿大卑诗省总督，李兆基、郑裕彤、郭炳湘、郭鹤年、何鸿、罗嘉瑞等地产巨头应邀作陪。一贯口讷、在公众场合甚少开腔的李兆基，率先表态，声称会透过自己旗下的财务公司，提供较高的按揭成数，防止楼市下跌。其他地产巨头异口同声附和，口气异常坚决。

李嘉诚在记者的穷追之下，最后也表态，他说希望能与政府协调好关系，如果地产同仁都这样，他也会跟随潮流。

第二天，麦高乐与汇丰银行大班包伟士、恒生银行主席利国伟紧急磋商，由两位金融寡头出面还击。由于香港首席财主汇丰大班发了话，地产商马上妥协。但日后的事实证明，李嘉诚等地产巨头，只是作策略上的退让。长期以来，地产收入一直是政府财政收入的大头，20世纪90年代差不多占政府总收入的70％。

在地产收益上，港府与地产商同样不厌其多。那么，各界为何只谴责地产商，而纵容政府呢？这是因为政府的财政收入用于浩大的公费开支，英国政府未向香港抽缴财政收入，香港政府靠卖地的收入维持其低税制。政府也建公房，一类是学校之类的公益建筑；另一类公建住宅楼宇非营利售予或租予超低收入者。地产商高价买地建房，必定会嫁祸于用户，用户当然会群起而攻之。

打击楼市炒风过严，必引发楼市下挫。楼市一淡，政府的地产收益必会锐减。不少地产商指责政府囤积居奇，好卖高价，楼市高价首先是政府地价高。打击炒风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重要的是增加土地供应量，适当调低地价，以量多保证政府收入。

李嘉诚以和软的口气表示对打击炒风的看法：严法管制固然起一定作用，但管制太多不利楼市的发展。这恰恰是港府最害怕的。李嘉诚不愧具有超人智慧。

第二个重要原因，是地产巨头的实力足以与政府和银行抗衡。银行的7成按揭，坑苦了中小地产商，他们非得依赖银行不可，只有借助削价来吸引买家炒家。李嘉诚等一些地产巨子，果然就按最初设想去做。

银行家一时大为惊慌，因为地产按揭占银行业贷款总额的3成以上，银行将会丧失盈利的重要渠道。于是有的银行偷偷放宽按揭率，使中小地产商大喜过望。李嘉诚与银行对着干，导致了他与汇丰“蜜月”的结束。

1992年春，邓小平南方谈话，大陆改革的巨浪波及香港，香港楼市水涨船高，地价飙飞。长实的计划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建35幢6层至8层高级住宅，总楼面积130多万平方米；第二部分是与政府换地建商厦。长实只对所拥有业权的土地及政府所拥有的土地做出计划，未包括一些分散业权的土地规划。港府驳回的理由是：由于综合发展区必须涉及范围内所有土地的发展，故长实的申请未获接纳。

换地不利，不只李嘉诚一人，这自然影响到住宅物业的发展。楼价攀升，民情鼎沸，至1994年3月，楼价高价责任之争步入高潮，政府、议员、发展商、社会人士济济一堂，把“责任之波”踢来踢去。

作为政府半官方机构的消费者委员会，为政府帮腔，指出发展商可能涉及囤积居奇。更有民间人士做政府传声筒，指责发展商联手操纵市场。发展商最忌“造市”的流言，纷纷予以反击。

连不轻易表态的李嘉诚也愤然开金口：“近日各方君子纷纷指责地产商囤积楼盘不卖，带头扯高楼价。这讲法不公道。事关政府一批房产契约，发展商便卖楼盘，没有发展商联手操纵市场这件事。”

立法局议员刘慧卿，则对政府的懦弱无能耿耿于怀，指责政府养肥了几个地产商，对遏制楼价竟然一筹莫展。

李嘉诚后来推出的嘉湖山庄新单位，确实是一等政府批下入伙低价售楼。那么其他的发展商呢？会不会有楼不卖，待价而沽？一个多月后，发生了比传闻“垄断楼市”还严重的事情。

1994年5月26日，政府拍卖两块官地，拍卖场看客多，而竞者寥寥。拍卖会当场爆出10多家地产商联手投地、控制政府官地价格的新闻，这无疑将政府财政金库的钥匙捏了一把在手中。

官地价格骤然下跌1／3，当日地产股便急挫。官地太高太低，世界名人传记文库都非香港之福。地贵楼贵，市民承受不了；地贱楼并非就贱，直接受损的是政府，政府减少了收益必会缩减开支，间接受损的则是每个市民。

有评论员说，自从港府高官麦高东对地产商宣战那一天起，地产骄子李嘉诚就如一条困在海滩上的巨鲸。其实，巨鲸是不那么容易被困住的！1994年香港十大财团榜：长江集团2252亿港元位居首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