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简朴，教子有方

“人生毋虚度”，这是李嘉诚终生遵守的一条座右铭。李嘉诚从潮州流落到香港，从香港走向世界。李嘉诚对事业执着，数十年如一日艰苦奋斗着，从不懈怠。

青少年时期，他曾度过一段“披星戴月上班去，万家灯火返家来”的岁月。他每天用两个“闹钟”来唤醒自己，催促和鞭策自己。他每一个星期上班七天，每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有时甚至忙到连理发的时间都找不到。他从不到电影院，与电影绝缘。他节衣缩食，勤俭度日，但经常从旧书摊上买来旧书旧杂志以增加精神文化营养。

当他成家立业之后，仍然保持艰苦奋斗的美德。他手上带着的日本产的普通电子手表，总要拨前10分钟，以免误事。有很长一段时间他坚持上夜校进修，提高文化知识水平，回家后仍凭借着录音机坚持学习英语。他对有些年轻人打“的士”跑歌厅很有些“不以为然”。

在他成为“地产大王”之后，每天都抓紧利用坐车上下班或办事的空隙，读书读报读文件读资料。他下工地视察，午餐的时候就和工友们一起吃盒饭充饥，他吃得津津有味！而在他成为香港首富、进入世界超级富豪前列之后，艰苦奋斗仍然是他的美德和习惯。

李嘉诚第一次到汕头市，和广东省、汕头市的领导人一起参加选择汕头大学的校址的时候，他身着朴素的中山装，嘴角常带着舒心的微笑，使人觉得他很斯文、随和，也很好亲近。

1983年12月，李嘉诚第二次到汕头，参加汕头大学的奠基典礼庆祝大会和奠基仪式。在嘉宾中有许多国内外知名高等学府的校长、教授、著名经济学家，汕头大学首任校长许涤新先生和广东省委书记、汕大筹委会主任吴南生等到机场迎接李嘉诚先生。

当李嘉诚走下飞机舷梯时，一眼瞥见许涤新校长在迎接他，他立即微笑着快步赶上前去久久地和许涤新校长握着手。那神情动作，活像一个学成归国的学子遇着久别重逢的老师那样欣喜、挚诚。这情景与其说他是一位“叱咤风云”的大企业家，倒不如说他是一位温文尔雅、博学多才的学者更为合适。

在龙湖宾馆大堂，汕头大学秘书组的工作人员向李嘉诚先生递上一本庆典的贵宾签名簿。人们想，作为汕头大学的创建人，他在第一页上面签上自己的名字是当之无愧的。可是，李嘉诚端着贵宾签名簿，从头到尾地翻看了三遍，终于在第三页上面审慎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李嘉诚虽富可敌国，但他至今仍过着简朴的生活，有时甚至比有些普通人还普通。他经常穿着一套黑色或者深蓝的西装，雪白的衬衣和条纹领带。西装笔挺，很整洁很得体，春夏秋冬几乎都一样。夏天天气热，巡视工地时有时也把西装外衣脱下来。

李嘉诚所着的西装，十有八套是旧的。有时，西装衬里的骑缝线断裂开了，工作一忙起来，也就来不及叫人去缝缀好，碰到急切公务穿起来就走，事后又忘记了这回事。他对衣着并不讲究，只要能大体过得去就行了。其实他现在也并不需要炫耀自己的什么身份了。

人们从没看到李嘉诚披金戴钻。他戴的是普通电子手表，穿的是普通皮鞋。他出门带的小皮箱，也简单得很，装有洗刷用具、内衣睡衣，还有必要的文件。除公司有必要的保安人员外，李嘉诚出门没有一般人所想象的前后左右簇拥着一批“彪形大汉”。不少香港人在机场中有时也遇着过李嘉诚，轻车简从，很随意。

他住的是30多年前在深水湾的那座别墅式楼房，装饰很普通，并非人们想象得那样富丽堂皇。他拥有名贵的座车和游艇，但他却喜欢乘坐普通的轿车，有时也坐的士。每天早晨6时，他喜欢自己开车到高尔夫球场去打球，锻炼身体。早饭后9时上班。节假日也喜欢全家人乘游艇出海，游泳，潜水摄影。

他在公司总部宴会厅宴请客人，通常连水果在内8道菜，碗是小号的碗，分量都是控制的；没有大鱼大肉，只令客人吃到恰到好处，不致胀腹，也绝不会不够吃，更不会浪费。

李嘉诚不抽烟也不饮酒。多年来，他尽量避免参加舞会。后来，朋友们知道他有这么一个习惯，也就不去勉强他了。

1992年4月，在汕头大学学术交流楼的学术厅，面对参加座谈会的许多教授和系主任、处长们，他激动和兴奋地说：“我平时是不喝酒的，待汕头大学的改革开放试验取得成绩的那一天，我和大家一起喝酒！”他还强调说：“不是喝一杯，而是两杯！”

李嘉诚对自己的生日也并不太看重。对于他来说，亲戚朋友在他生日的时候送来一点小礼品表示表示就很好了。在香港，李嘉诚经常以“一个普通市民的身份”出现。他厌恶名声，不喜欢出风头，不喜欢哗众取宠，不愿意出席剪彩仪式，不喜欢过多地抛头露面。

他懂得谦逊之道，一贯采取低姿态处世。但李嘉诚绝不是一个“吝啬人”“刻薄鬼”，他相信“俭以养廉”“俭以养德”“俭以养身”。至今，李嘉诚还保有很好的身体素质，精力很充沛，不断地开会、讨论、巡视、考察。同时，他是一个很重朋友、重信用、重口碑的人。

1989年，汕头大学医学院附属一医院的院长陈景起教授不幸因病去世。李嘉诚先生莅校后一走进贵宾室，就关切地问起关于陈景起教授的家庭和孩子们还有些什么困难，后事都安排好了没有。所有这些细节，都令人钦佩李嘉诚真诚、务实的为人。

至于李嘉诚在香港和内地数十年来扶危济困的许多动人事例，那更是家喻户晓、老少皆知。李嘉诚先生和庄月明夫人，膝下有两个孩子。

大公子李泽钜，毕业于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土木建筑专业，获土木工程学士学位及结构工程硕士。1989年，李泽钜成为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执行董事，专职负责处理在加拿大温哥华世界博览会旧址的物业发展。在香港的新闻传媒界，对这位年轻有为、不畏艰难、温文尔雅的富家公子印象很不错，认为他“为人随和，毫无架子”。

二公子李泽楷，也毕业于美国的斯坦福大学，读的却是电脑专业，取得学士学位。他1989年开始担任和黄公司资金管理委员会的董事经理，同时也是和黄电讯及卫星电视管理委员会主席。1990年，“亚洲卫星1号”在中国西昌地区发射，他曾陪同父亲及马世民先生一起前往参观现场发射情况。

1989年7月，他主理卫星电视台管理工作之后，曾接受新闻界的访问。新闻界人士对他的印象是：“信心十足，应对裕如，机敏灵活……充分显示他对卫星电视认识的深切认识及才华，令人赞赏。迄今以来，卫星电视台越办越好，收视率很高，颇有成绩。”

在香港企业界，李泽钜、李泽楷被新闻界称誉为“龙兄虎弟”，谓之为已崭露头角。对于孩子，李嘉诚也跟天下父母一样望子成龙。他既有俯首甘为孺子牛般的深挚的父爱，也牢牢记住“子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的中国古训。

为教育、培养好孩子，他并不满足于只给他们提供锦衣玉食，过那“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生活，而是在严格督促他们兄弟俩勤于学业之外，还尽力给他们创造艰苦锻炼的环境和机会，让李泽钜、李泽楷兄弟远离特殊的氛围，让他们像普通家庭的孩子那样去过那俭朴、清淡的生活。

当孩子进入中学阶段，李嘉诚把他们都送到寄宿学校读书。孩子们中学毕业，李嘉诚又先后送他们去美国上大学。在美国，有钱人的孩子上大学都有私家车，购置一辆小汽车是极普遍的现象。可是，李嘉诚却不让孩子买汽车。

他们兄弟俩在校内就骑自行车，上街时就坐巴士，坐电车。及至后来，李嘉诚的一些朋友去美国办事，亲眼见到泽钜、泽楷兄弟俩不时身负背囊穿行于马路的车流之中，从安全的角度给李嘉诚先生提出了意见，李嘉诚方才答允给孩子们买小汽车。

他的两个孩子在上大学期间，钱是根本不用操心的，父母的供给是充裕的，但他们都懂得节俭和俭朴，有时还去做些勤工俭学的事。他们不时将省下来的钱拿去济助有困难的同学，养成了一种乐于助人的良好品德。

李嘉诚先生还谈到了这样的一件事：“当孩子还小的时候，在节假日，我常常带他们乘游艇出海度假。我对他们的教育是，对生活、对事业要认真，对人生、对事业要诚实，对人要亲切。生意上成功的关键就是信心足。这些都给孩子们很深的印象，也是他们往后成长发展的基础。”

不仅如此，在李泽钜、李泽楷的成长过程中，李嘉诚也注重培养他们的志向。只要一谈到父亲李嘉诚，李泽钜、李泽楷那种尊敬的心情便油然而生，更溢于言表。李嘉诚言传身教、精心培养，严格要求他儿子的同时，也时时刻刻严格要求自己。综观他大半生奋斗生涯，不管是打工时期，还是后来富甲天下之时，他都非常注重自己的行为和形象，从来都是谨慎从事。

为培养儿子们的独立处世能力以及更多地积累商业经验，李嘉诚允许两个儿子在大学毕业后各自在加拿大创业一段时间，以证实自己的才能。李泽钜在加拿大的温哥华开设了一家地产开发公司，而李泽楷则在位于多伦多的加拿大投资银行担任最年轻的合伙人。

直至1990年年初，李嘉诚才将这两位龙兄虎弟召回香港，让他们留在身边，帮助自己，而且继续向他们传授人生经验：“注重自己的名声，努力工作、与人为善、遵守诺言，这些对你们的事业非常有帮助。”

李嘉诚的榜样形象不仅教育了自己的儿子，也教育了公司的员工。

数年前的一个夏天，李泽楷当时大学还未毕业，利用暑假时间在公司打工，曾经半开玩笑地对父亲抱怨说，他是全公司待遇最低的职员。李嘉诚听后，微笑着摇摇头说：“不对吧，爸爸才是呢！”在给李泽钜、李泽楷放“单飞”之前，李嘉诚经常教育儿子们做生意要稳健、重信用、守诺言。

在接受《金融时报》的记者访问时，李嘉诚曾经很坦诚地说：“我喜欢友善的交易，喜欢人家主动来找生意。我常教育我两个儿子，要注意考虑对方的利益，不要占任何人的便宜。”

此外，李嘉诚先生还特别重视培养孩子对祖国、对家乡、对汕头地区、对汕头大学的思想感情。李嘉诚明白，孩子们生于香港，长于香港，又到美国求学多年，但对自己的祖国、自己的家乡、家乡的父老乡亲，以及对父亲创办汕大的事业，却极为陌生且没有认同感。

为了培养孩子具有爱国爱乡的思想感情，一有机会或空隙，他总把孩子带在身边到家乡、到汕头、到汕头大学去走一走。

关于“子承父业”，李嘉诚反复强调：“我不会家天下！继承问题还要看看他们是否有能力胜任。”李泽钜曾表示：他从父亲身上一定要学习到那种待人以诚的哲理，与合作伙伴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李泽楷则着重谈道：父亲很善于博采众家之所长，提高自己。兄弟俩都处于事业的起步阶段。李嘉诚说：“他们的机会是相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