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人善用，光辉灿烂

在人生道路上不断创造奇迹的李嘉诚，他总是能够放手让手下那些了解情况并且能够积极努力的人去干。李嘉诚的真诚与善待下属，令下属对他感恩戴德并继而忠心为他效力。

一直追随李嘉诚左右长达30年的盛颂声，直至1985年因为举家移民加拿大才离开长江实业；而身为集团公司副董事总经理的元老重臣周千和，则至今仍追随在李嘉诚身边，继续为他出谋划策，开创李氏王国的新气象。

在长江实业发展到相当规模之后，李嘉诚便着手选拔人才和重用人才。他打破东方家族式管理企业的传统格局，构架了一个拥有一流专业水准和超前意识且组织严密的现代化管理团队。

毕业于香港大学、做事干练沉稳的霍建宁，有着杰出的金融头脑和非凡的分析本领；曾经由李嘉诚指定作为长江实业专门培训的人才而被送往英国攻读法律的周年茂，是经营地产的老手，他全面负责李嘉诚长江实业系统的地产发展。

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长江实业尚未上市之前就作为李嘉诚的秘书，跟随李嘉诚长达21年之久，为李嘉诚的王国立下汗马功劳而且精明能干的“女强人”洪小莲，直至今天仍旧是长江实业的董事。她极得李嘉诚的信任，现在专门为李嘉诚全职负责楼宇销售方面的工作。

李嘉诚重视道义、信用。“一般而言，凡事留个余地；另一方面对人守信用，朋友之间有义气。在今天来说，也许很多人未必相信，但实际上我始终觉得，‘义’字是终身用得着的；‘恕’字也很重要，要宽恕别人，因为人总是人，人不是神。人不免会有这样那样的错误，可以原谅人的地方，就应该原谅人，凡事留有余地才好。”

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李嘉诚就已敏锐感觉到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性和互利性，开始注意回避东方式家族化的企业管理，并在当时就开始大胆起用洋人。

20世纪70年代中期，长江实业集团的规模已扩展得极其庞大，员工人数发展到2000多人。李嘉诚高薪聘请了一位美国人出任总经理，让他负责行政管理工作；而李嘉诚自己则出任主席，但只参与公司重大的决策和重要的业务决定。这之后，公司还聘请了一位美国人为经理，配合原来的200余位基层管理人员，将企业的管理完全提高到国际先进水平。

李嘉诚在逐步实现企业管理国际化的同时，也经常到欧美各国巡回考察，不但从理论上而且从实践上实实在在地了解西方，学习西方。

可以说，李嘉诚今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跟他集中西方企业管理之精华、大胆起用洋人是紧密相关的。在很大程度上，这些洋人既出谋献计，又充当“大使”在前方“冲锋陷阵”。

1984年，李嘉诚通过和黄收购了马世民的公司，将当时名不见经传的马世民提升为和记黄埔董事总经理，大胆安排马世民担当李嘉诚远征西方的代表，出任嘉宏国际和“香港电灯”董事局主席。

在李嘉诚所重用的局外人中，最引人注目且为李嘉诚立下不少汗马功劳的便是李业广和杜辉廉。为人谨慎谦虚而又足智多才，深为富豪们所看重的李业广，是第一大华人律师行胡、关、李、罗的高级合伙人。

李业广集律师与会计师于一身，身兼20多家上市公司的董事。这些公司的市值占香港股市总值的1／4，并且还是其他多家巨富大亨的非正式智囊。而李业广更加深得李嘉诚的友谊和信任，也是李嘉诚财团内所有公司的董事。

李嘉诚深为倚重的另一位局外人，便是身为外籍人士的百富勤、广生行的老板，外界称之为“李嘉诚的经纪”的杜辉廉。特别是在1987年股灾前夕，他为李嘉诚集团成功集资100亿港元。

当人们问起李嘉诚“统率群雄，最重要是哪一点”的时候，李嘉诚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最重要是了解你的下属的希望是什么。第一，除了生活，他们一定要前途好；第二，除了前途好之外，到将来他们年纪大的时候有什么保障等，很多方面都得顾及到。”

紧接着，李嘉诚又感叹地说：“这方面我是很幸运的，每家公司都有些高层职员很忠诚地为公司服务，我自己也经常去想想他们的环境并不断进行改善。所以，我的机构内行政人员的流失率很低，可以说，微不足道。这样一来，公司内一切事情，我虽然一直在百忙之中，但都可以很从容地应付得来，也很少因为公事上的事情而失眠。”

曾有人问李嘉诚，是否“利用自己的好机会，养活自己的员工，让他们得到舒适的生活？”

李嘉诚听后，大加否定，很急切也很认真地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个大企业就像一个大家庭，每一个员工都是家庭的一分子。就凭他们对整个家庭的巨大贡献，他们也实在应该取其所得。只有反过来说，是员工养活了整个公司，公司应该多谢他们才对。”

李嘉诚在总结他的用人之道时，曾经特别形象地说：“知人善任，大多数人都会有部分的长处、部分的短处，好像大象食量以斗计，蚁一小勺便足够。要各尽所能、各得所需，以量材而用为原则。又像一部机器，假如主要的机件需要用500匹马力去发动，而其中有一个附件只需要半匹马力去发动，虽然半匹马力与500匹马力相比是小很多，但也能发挥其另一个作用。”

李嘉诚网罗天下英才，待之以诚。他用思想也用行动，成功地证明了古代思想家孟子所说过的一句至理名言：“人皆可以为尧舜。”

20世纪80年代初的一天，李嘉诚碰见一位年逾花甲的老太太在炎炎夏日里声嘶力竭地恳求路人买她的有奖债券。见此情景，李嘉诚非常不忍心，忙上前询问说：“你老人家这么大年纪了，在这么热的天气里，为何做这么辛苦的工作？”

老太太叹口气说：“没办法的，不做就没有吃的。”李嘉诚听后心里特别难受，立即买下了她全部的有奖债券。

1989年10月28日《华侨日报》以“李嘉诚捐款3000多万港元，资助正觉莲社兴建大坑道护理安老院”为题，专门介绍李嘉诚的又一善举。

文中谈道：“因本港人口老化问题，在未来数年间，安老服务为社会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本港殷商李嘉诚有鉴及此，特捐出数千万元巨资，支持兴办安老善业。现在得以实现者，为本港佛教团体香港正党莲社主办第一个大型之护理安老院。该院经命名为‘佛教李嘉诚护理安老院’，位于港岛跑马地半山区大坑道地段。环境幽雅，占地面积19500余平方米；院舍建筑楼高10层，每层6000余平方米；全部建筑及设备费用，耗资共达3200万港元，全数均由李嘉诚基金会捐出。”

日理万机的李嘉诚，经常去安老院看望老人。每次前往，他都与老人们攀谈，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而且，他一旦发现一些老人护理设施不太科学的地方，定会马上拨款并专门派人去购置这些护理器材。

佛教李嘉诚安老院的院长黎兰伟清对此感慨地说：“李先生很细心，每次来都提出很有见解的改善措施。这令我必须全力以赴地投入工作，否则，就辜负李先生的一片佛心。”

专职负责李嘉诚捐赠事宜的李嘉诚前任私人秘书梁前供，对李嘉诚一次又一次善举，极为感慨地总结说：“李先生的捐款与别人完全不一样。他的不一样在于别人在捐出款项之后，所考虑的和关心的仅仅是其善举为不为社会所得知；而李先生考虑的是捐出款项之后，是否解决了实际问题，如果没有完全解决，他会继续增捐，直至问题解决。在李先生所捐出的款项当中，大都没有留名的；即使有留名，也是在有关机构的强烈要求之后才有的。”

李嘉诚对他所眷恋的乡土，对他充满爱心的人世从来都怀有诚挚的爱心，那种只求默默耕耘、不计回报、无偿付出的爱是感人至深的。

可以肯定地说，在中国的事情上，李嘉诚不管遇上什么样的困境，从来都没有退缩过，一如李嘉诚自己所坦言的：“对于祖国，我永不言悔。”

20世纪70年代末期，李嘉诚第一次捐赠14幢“群众公寓”的反哺行动，就曾经让李嘉诚差点陷入哭笑不得的尴尬境地。

由于潮州有关部门考虑到解决更多的人入居，将租金提高而且规定每户预交租金高达1000元，引起众说纷纭。其中有些不了解具体情况的人，以为是李嘉诚要收高昂租金，大发“不义之财”，于是便大骂资本家就是资本家，绝不会真正为穷人着想，是为富不仁，等等。流言很快传到香港，自然也传到了正在以欣喜的心情等候乡亲们入居之喜讯的李嘉诚的耳朵里。

李嘉诚“惊闻之下，深表关注”，马上去信要求政府妥善解决此事。他说：“本人捐建民房，目的在使赤贫人家稍得帮助。倘所传属实，入居者须付高昂的租金，超出其负担能力，则本人之捐献已变成毫无意义。”

李嘉诚对贫苦乡亲因无力承担租金而不能入住极为同情，决定再捐赠港币100万元，作为为乡民向政府代交租金之用，至此住房问题才真正得到圆满解决。而且李嘉诚宽容大度、善解人意的爱心也因此深入民心，使得那些纯朴的乡民获悉真相之后，大为感动地在入住公寓门上贴出“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不忘李嘉诚”的对联。

1991年4月，由李嘉诚资助来港深造的一位50余岁的汕大英文老师在香港的超级市场“拿”商品，以为无人看见，后被人扭送警署。这位教师却张口说是李嘉诚给的钱不够购物，不能寄礼物回家，所以才去偷。消息传至李嘉诚耳边，李嘉诚非常难过，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事后，他请来黄丽松博士和海外所有由他资助出国深造的人们，一起召开座谈会，讨论有关生活费用的问题，希望今后无论有什么困难，直接找他本人，千万不要再做出这样有损国格、人格的事来。而且，善于宽容别人的李嘉诚在返回汕大办公室的时候，听说学校打算开除这名教师，就反对说：“不要置人于死地。这位老师虽然有错，但也要给他留一条生路。这样子将他开除出去，将来他的日子肯定很不好过，不如还是留他在学校继续当教师吧！”

天性善良的李嘉诚，无论在社会上还是在生意场上，无不体现他内在人性之美。虽然他自己平淡度日，从不奢华，可是在奉献的精神上他从来都是毫不吝啬的。

李嘉诚关心贫苦、孤寡人士，不遗余力地伸出援助之手；他创办医院，大力资助医学研究事业，潜心发展医学事业；他捐巨资兴办大学，培育人才，为发展教育事业呕心沥血。所有的这些事，无不为了大众的幸福。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李嘉诚在对待老人的问题上，不仅捐出巨资，而且他是从心底里打算解决那些贫苦老人的生活保障问题，更加体现了他善良的人性光辉。并且，这种善良的人性光辉也从他的出身渊源、家庭教育，以及他对待母亲无微不至的孝心、爱心和他鲜明的生活意义、崇高无私的奉献精神上得到了集中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