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策彰显勇气

决策彰显勇气

从1956年开始，巴菲特带领他的合伙公司，在资本市场上如鱼得水，收获颇丰。每年丰厚的利润回报令巴菲特的合伙人个个喜笑颜开，也令其他的人羡慕不已。

然而，巴菲特感到并不十分满意，因为他感到自己的投资一直没一个比较成功的突破。直至1963年，这种突破出现了，那就是巴菲特投资了美国捷运公司。这个投资后来被认为是巴菲特第一口喷油井式的投资。

1963年，巴菲特开始研究一种与以往他买的任何股票都不相同的股票，那就是美国捷运公司股票。

美国捷运绝对是一个符合时代潮流的公司。它根本没有工厂，也没有硬件资产。实际上，它最有价值的资产就是它的名字。当时的美国，空运也已经非常发达，由于乘飞机旅行已经在人们的经济承受范围之内，所以中产阶级开始乘飞机到处旅行，旅行支票也就成了“通行证”。

捷运公司的一项业务就是同旅行支票有关，20世纪60年代初，捷运公司成千上万美元的票据在市场上流通，像货币一样被市场认可，人们毫不迟疑地接受着。这种支票被《读者文摘》称为“永不拒付的支票”。

最初公众还都觉得有必要带着现金去旅游。当美国《时代周刊》宣告“无现金的社会”已经到来时，一场革命即将开始，而美国捷运正是这场革命的导航灯。至1963年，有1000万公众持有“美国捷运卡”。

按照当时的情况，捷运公司的前景无疑是一片大好的。然而，公司的厄运也随之而来。

1963年夏季，美国捷运公司的子公司美国捷运仓储公司的一家仓库，接受了一大批联合原油精炼公司的罐装色拉油。仓库给联合公司开出了收据，作为这批所谓的色拉油的凭证，而联合公司用此收据作为抵押来取得贷款。

后来，联合公司宣告破产了。联合公司的债权人要取走这些色拉油时，美国捷运发现罐里面装的一部分是海水。简单地说，就是仓库蒙受了巨大的欺骗，其损失估计达1.5亿美元。

由谁来承担这项损失呢？联合公司在负有责任的各方中是首当其冲的，但是它已经破产了，已无法履行法定责任。而美国捷运的子公司捷运仓储资产仅36万美元。因此，法律上捷运仓储股东责任仅此36万美元而已！

然而，美国捷运公司总裁霍华德·克拉克深深懂得对于一个大名登记在旅行支票上的公司而言，意味着什么，那就是———公众的信任高于一切。于是，在这项损失的承担者还未确定之前，克拉克宣布承担起损失。

11月22日，公司的股票消息传出，以前的65美元一股跌到了56.5美元一股。祸不单行，又恰逢11月22日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金融市场一片恐慌。美国捷运股价又一路下跌，甚至跌至35美元一股，股市行情一片惨淡。

此时，非常喜欢抄底买低价股票的巴菲特高兴起来了，他感觉美国捷运股价的下跌无疑是自己的一个好机会。当然，在决定是否下手之前，要首先了解信息。

当时，随着美国司法部门调查的深入，美国捷运被骗的事态日趋明朗。原来是联合公司被一个叫安东尼·安杰利斯的人偷换了色拉油。很快安东尼·安杰利斯也被判刑入狱。被骗事件也许就这样过去了。

巴菲特的调查也紧锣密鼓地展开了，为此，事务繁忙的巴菲特专门抽出时间，来到牛排屋，叫上一份牛排，一个人在牛排屋里面坐了一个多小时。巴菲特一边悠闲地咀嚼着牛排，一边观察着顾客的举动。

他刻意选在了一个临近收款机的位置，这有助于他的工作，这场调研没有让他失望，巴菲特欣慰地发现不论有多么恶劣的谣言，店内的顾客们依旧像往常那样使用着美国捷运卡来付款。由此，他推断出，同样的情形也会发生在美国的其他城市的牛排屋中。是的，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发现。

同时，他还要到奥马哈的银行和旅行社去观察，在那儿，他发现人们仍旧用旅行者支票来做日常的生意。

同样的，巴菲特拜访了出售美国捷运汇票的超级市场和药店，最后他和美国捷运的竞争者进行了交谈。纵然美国捷运公司受到了一定的质疑，但是这并不代表美国捷运公司在走下坡路。

巴菲特还发现，美国捷运在全国范围内，拥有旅行者支票市场80％的份额，还在付费卡上拥有主要的股份。通过调查巴菲特认为，没有任何东西能动摇它的地位，也不可能有什么能动摇它的地位。既然美国捷运公司的商标仍然是世界上畅行的标志之一，那么有什么理由拒绝这只潜力股呢？

这也就是说，黑暗一定会过去，美国捷运公司一定能走得更长远。

然而，就在这时，又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原来，面对联合公司债权人的起诉，一向把企业信用看得很重的克拉克，打算拿出6000万美元，给仓库的债权人，以求尽快平息诉讼。

克拉克的这一行为虽然是为了公司的信用和长远发展着想，但他无疑触犯了公司股东的利益。于是，美国捷运公司的股东又把克拉克起诉了。

这样一来，美国捷运公司的前途一波三折，更加令外界捉摸不透了。这时华尔街的证券商们对美国捷运公司的股票，如同大合唱一样，一齐高唱着“卖！”公司股票的下跌也就在所难免了。

此时，巴菲特感觉机会已经成熟了，他找到了美国捷运公司的总裁克拉克开诚布公地说道：“我愿意出1／4的资产购买你的股票。我认为这个价格是合理的。”

“为什么？”克拉克疑惑地望着巴菲特说，“你是知道的，巴菲特先生，我们公司目前处境不好，你的投资可能会使你蒙受损失的。这一点，我不能不告诉你。”

巴菲特敬佩地看着这位负责人，信心十足地对这位公司总裁说：“因为我相信你的勇气，相信你们公司的产品，更相信美国捷运很快就会走出低谷的。”

此刻，官司缠身的克拉克听了巴菲特的话，犹豫片刻，然后激动地站了起来，紧紧握住了巴菲特的手说：“你会成为一个好股东的，欢迎你的加入。”

当巴菲特告诉克拉克说将会支持他时，一位美国捷运的律师连忙抓住时机，问巴菲特是否愿意提供证词。巴菲特毫不迟疑地表示愿意。

在律师的陪同下，巴菲特来到了法院，告诉美国捷运公司股东们他们不该起诉克拉克，并应该感谢克拉克，因为他正努力不让这件事缠上他们，这无疑是为公司的长远发展考虑的。

巴菲特的劝说起到了重要作用，更大大地帮了克拉克的一个忙。多年后，克拉克回忆这件事时，还激动地说：“巴菲特买了我们的股票，而任何在那种时候买进的人都是我们真正的同伴。”

尽管诉讼还在缓慢地进行着，但美国捷运公司的股价已经开始回升。然而，这一次巴菲特没有沿袭格雷厄姆的模式马上抛售股票以实现利润，他喜欢克拉克，而且喜欢公司的产品，因此，他不但没有抛售美国捷运公司的股票，反而逐渐增加了投资。

当然，巴菲特将自己大约1300万美元资金，投入到美国捷运公司这种股票上，也是要承担一定风险的。如果判断错了，巴菲特辛苦积累的财富和声誉将化为灰烬。

后来的事实证明巴菲特的判断是正确的，至1965年，美国捷运的股价升到了105.5美元每股，是巴菲特买入价的两倍。此后，克拉克把巴菲特视为知己，认为巴菲特是真正的伙伴，而在巴菲特看来捷运公司的产品更是令他着迷，因此后来仍旧持续不断地增加持股量。

巴菲特购买美国捷运的好处，不仅仅是获得了长久的利润回报，对美国捷运的投资，为他下一个战役———入主伯克希尔—哈撒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65年，巴菲特的朋友和合作伙伴马歇尔·温伯格从埃及旅行回来，巴菲特和妻子来到温伯格在曼哈顿的公寓拜访他。很少有美国人去过埃及，温伯格急切地说：“嘿，沃伦，给你看看金字塔的幻灯片！”

“我有个更好的主意，”巴菲特淡淡地说，“把幻灯片给苏珊看，我到你的卧室里给你读一份年度报告不是更好吗？”

这份报告是有关沃尔特·迪斯尼产品的。

“我自己去时代广场看了一场迪斯尼公司最新推出的片子《玛丽·鲍宾斯》。”巴菲特告诉温伯格。

“你？你不会是对那个女明星感兴趣吧？”温伯格打趣地说。

“很有趣是吗？我一个人，穿着花呢衣服，带着公文包和爆米花，其他的观众都盯着我看。”巴菲特自我解嘲地说，“不过灯光一暗，他们就把我抛在脑后了。”

“我坐在黑暗中忍不住想，”巴菲特的声音突然激昂起来，“今天、明天，以及许多个使观众们被迪斯尼所吸引的明天，将会是多么大的一笔价值！”

夏天，巴菲特一家和朋友基格一家去了迪斯尼乐园。

“爸爸，快看啊，白雪公主！”“爸爸，我要去玩那个！”孩子们在乐园里开心地玩耍着。

巴菲特和基格骑着车，一段路一段路地走，一个景点一个景点地评估。他指着收藏有卡通画和彩片的图书馆大声说：“这是无价之宝。”

后来，巴菲特在迪斯尼拍摄场地拜访了沃尔特·迪斯尼本人。巴菲特见到他时，他没穿外套，生机勃勃，好像永远都是那么热情。巴菲特被他对自己工作的那种喜爱所深深触动———这和巴菲特自己是多么相似啊！

巴菲特花400万美元买下了迪斯尼5％的股份。

像以往一样，巴菲特不会将他持有美国捷运或迪斯尼的消息告诉给股东，但他会在每年的年度报告中，不遗余力地对他的各种运作途径事先作出充分解释，而且解释得十分具体。他清楚地知道合伙人对他的信任是相当重要的，明白误解会使一个团体走向崩溃。

一次，巴菲特正在办公室和一位名叫比尔·布朗的银行家举行会谈。秘书走进来说：“先生，有位合伙人想见您。”

“我现在很忙，请他改日吧！”巴菲特吩咐道。

过了一会儿，秘书又走了进来：“巴菲特先生，他坚持要见您，想要搞清楚他的资金到底投向了什么地方。”

“请稍候。”巴菲特霍然起身，走了出去。片刻他重又进来，对秘书说：“抬高价格把那家伙挤出合伙企业。”

他转向布朗歉意地一笑，解释说：“他们该知道我的规矩，我一年只向他们汇报一次。”

“可是投资人知道自己的资金流向又有什么不好呢？”布朗很不解地问。

“我的投资组合比较反传统，不像别的基金那样平均分配，而是喜欢集中在几种较出色的股票上。”巴菲特解释说，“股东若是知道的话，一来会比较担心，二来也会干扰我的独立操作。”

“哦，多元化组合难道就一无是处吗？”布朗有些不服气。

“把几百种不同的股票塞进自己的证券组合，唯一的好处就是跌或涨都没有明显影响，但拥有那么多股票只会使一个人无法挑选出优胜股票。事实上，我怀疑他们对所选择证券的了解，甚至还赶不上一个酋长对他一百个女人中任意一个老婆的了解程度。”巴菲特的这番话总结得虽有些刻薄，但是一针见血。

而巴菲特也的确有资格这样说。在合伙人企业经营的第二个5年中，扣除巴菲特应得的利润份额外，他的有限责任合伙人的投资额上升了704.2％。盈利则是道琼斯指数的6倍。对于一个最初始的投资者来说，比如戴维斯医生一家，每10万美元都变成了80.4万美元。

巴菲特合伙企业的总资产至1966年年初时，已增长至4400万美元，而在他35岁时，他已经变得相当富有。他曾写信给合伙人：“苏珊和我的投资有684万美元，这样就可以防止我偷偷溜出去看下午场的电影了。”

巴菲特如一颗新星般脱颖而出，第一次尝到了出风头的滋味。5月份，《奥马哈世界先驱报》的读者在第二版顶部看到了巴菲特花狸鼠般露齿一笑的样子。画面上的巴菲特一只耳朵贴着话筒，梳着毫不入时的短发，显出一脸的热切表情。报上写道：“全美国最成功的投资企业之一是在奥马哈，它的经营者是一位在年仅11岁时就买进了第一张股票的年轻人。”

尽管在金融新闻总局和全国性商业出版物上还没有关于他的文章，但在众多投资者眼中，巴菲特的地位正逐渐达到神话般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