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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一、中央调整与法关系
- 周恩来对越南总理范文同说：“我们要争取各国离开美国，接近我们，像法国尤其是法国资产阶级主和派是我们今天争取的主要对象。”
- 周恩来看过给法国前总理富尔的复电后，挥笔批示“同意”二字。
- 张奚若说：“中国人民对法国人民有崇高的敬意和深厚的友情。中国同法国有相当长时期的交往。”
周恩来建议直接会晤法总理
1964年1月27日格林威治时间11时，北京和巴黎同时公布中法建交联合公报，全文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一致决定，建立外交关系。两国政府为此商定，三个月内任命大使。
这份公报十分简短，中文仅有44个字，而这44个字的分量却重如泰山。这份中法公报是两国进行秘密运作艰苦谈判的结果。
法国是第一个和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西方大国。这是中国外交史上措辞最为简洁的建交公报，但却被西方媒体评价为引发了“外交核爆炸”。
中法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漫漫长路，可谓一言难尽。中法两国首次打破外交关系的坚冰，还要追溯到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
1954年4月26日至7月21日，苏、美、英、法、中五国外交会议在瑞士日内瓦国联大厦举行。
会议主要讨论如何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
日内瓦会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以五大国之一的地位和身份参加讨论国际问题的一次重要会议。4月19日，中国政府任命周恩来总理兼外长为出席日内瓦会议代表团首席代表，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为代表。
4月20日，周恩来率领代表团乘专机从北京经莫斯科，于24日抵达日内瓦。
出发前，周恩来召集代表团成员全体会议。他指出，任何人不论职务高低都要遵守代表团的制度和纪律，不得违反。
周恩来为开好这次会议而殚精竭虑，时常熬夜通宵。不是伏案疾书，就是阅读思考，或是同代表团成员商议问题。
日内瓦是世界有名的风景区，号称“世界公园”。出席会议的各国代表团都找机会游览观光。
在中国代表团里，有人见周恩来工作太紧张，劝他出去散散步，他总是亲切地说：“多做点工作吧。”
瑞士的报纸上曾赞扬说，中国的总理与众不同，休息日也不见他出来游览，真正是一心一意为会议。
日内瓦会议后期，即从5月8日开始讨论印度支那问题，参加者有中、苏、英、法、美、越南民主共和国、越南共和国、老挝王国和柬埔寨王国。
会议主要讨论停战后一段时期内为越南交战双方的武装力量划分集结区，老挝和柬埔寨问题如何同越南问题区别对待，停战的监督和保证，印度支那三国的政治前途等问题。
1954年6月15日，中、苏、越三国代表团商谈老挝、柬埔寨的和平问题。为了使会谈取得进展并达成恢复印支和平的协议，周恩来在会上提议作出一些让步，来取得越南在划区问题上的补偿。苏、越表示同意。次日，周思来向英国外长艾登作出说明。
6月中旬，会议因各方分歧没有取得进展。中国及时提出解决老挝和柬埔寨问题的方案，得到广泛的赞同。与会国就如何解决老挝和柬埔寨的停战问题达成一些协议，使会议向前迈进一大步伐。
在第一阶段最后一次会上，美国代表纠集“联合国军”的国家抛出“十六国宣言”，妄图在没有任何协议的情况下结束会议。
这时，周恩来当机立断，不用发言稿作即席发言，提出至少应该通过一项决议：决定今后将继续努力达成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协议。
他说：
中国代表团带着协商和和解的精神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会议，如果我们今天提出的最后一个建议都被拒绝，我们将不能不表示最大地遗憾。
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将对这一事实作出判断！
由于5月7日越南在战场上取得奠边府大捷，越南局势大为改变。6月中旬，法国国内矛盾尖锐化。20日，拉尼埃政府倒台。倾向于早日结束印支战争的孟戴斯·弗朗斯组阁。
法国不想再完全听从美国，美国在会上因此陷入被动状态，印支问题有了取得协议的可能。
当时，日内瓦会议的形势是，中国和苏联基本观点一致，在谈判中属于东方阵营；美国、英国、法国属于西方阵营，但西方阵营三大国参加谈判的目的和利益关系各不相同。
美国在印支战争中支持法国是从全球反共的角度着眼的，在支持法国的同时又总想排斥法国，企图取代法国在印支的殖民统治，以此为基础遏制中国。
法国由于战争拖得太久，在经济、政治上都有困难，国内反战呼声高涨，对主战派构成重大压力。且主战派也意识到，如果战争继续，美国是否干涉都非好事。
拉尼埃政府倒台后，新上任的总理孟戴斯·弗朗斯鉴于战场失利和公众要求和平的情况，希望尽早地达成协议，体面地从印度支那抽身，同时也不愿看到美国从中渔利。
奠边府惨败，远征军精锐部队全军覆灭，法国政局一片混乱。法国各阶层人民开展声势浩大的运动，要求结束这场在遥远的地方进行的“肮脏的战争”。他们以各种方式向政府和议会施加压力。
孟戴斯·弗朗斯通观全局，他在要求议会授权组阁时，下了一个破天荒的赌注：
今天是6月17日，我将于7月20日同你们见面……
那一天若还不能达成任何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我的政府就辞职。
周恩来抓住时机，寻求打破日内瓦会议僵局的途径，推动印度支那和平进程。
周恩来向与会的苏联、越南代表明确指出：如果印度支那停战，孟戴斯·弗朗斯内阁就能维持下去。我们在策略上应该拉他一把，以求得停战。否则，易为美国所乘，法国主战派将卷土重来。
周恩来对这些矛盾看得一清二楚，认为只要采取正确的统一战线策略，就能使和平力量压倒战争力量，而关键在于孤立美国。
为此，他在会上和私下都对英、法代表团做了大量的工作。
6月1日，周恩来会见法国外长皮杜尔时说：
真正的危险是美国的干涉，这种干涉与法国利益、印度支那及东南亚利益都是不相符合的。
皮杜尔是主战的拉尼埃政府的代表人物，所以周恩来对他的工作的效果不太大。
6月12日，拉尼埃政府倒台后，皮杜尔也随之失势。周恩来抓住机遇，决定采取“拉孟戴斯·弗朗斯政府一把，孤立美国及法国主战派”的策略。
周恩来对越南民主共和国总理范文同说：
我们要争取各国离开美国，接近我们，法国尤其是法国资产阶级主和派是我们今天争取的主要对象。
孟戴斯·弗朗斯政府是今天法国资产阶级主和派可能建立的较好的政府，我们要争取他。
周恩来建议范文同与孟戴斯·弗朗斯直接会晤，主动提出一些具体意见，坚定其和平信心，顶住主战派的压力。
周恩来首次与法国总理会谈
1954年6月19日，法国驻瑞士大使让·肖维尔返回巴黎，向孟戴斯·弗朗斯汇报会议情况，转达周恩来愿同他会面的意向。
当时，正值日内瓦会议代表团团长休会，周恩来即将动身出访印度、缅甸。肖维尔向弗朗斯建议，立即安排同中国总理的会晤，以寻求打破会议僵局的出路。这一建议为孟戴斯·弗朗斯所采纳，但在具体安排上颇费周折。
当时，中法没有建交，中国总理不能去巴黎；法国总理会见中国总理也存在很大的难度。于是，孟戴斯·弗朗斯和肖维尔商定：两国总理在同一天分别前往瑞士首都伯尔尼，拜会日内瓦会议东道国瑞士联邦政府领导人以示谢意，随后，两位总理在法国驻瑞士大使馆会晤。
6月23日，周恩来在拜会瑞士联邦领导人后前往法国使馆，同孟戴斯·弗朗斯秘密会晤。
20年后，孟戴斯·弗朗斯在回忆录《抉择》中谈到这次会晤时，感慨地说：
我在组阁后不久，就同周恩来在伯尔尼有过一次重要的会谈。法中两国总理会晤，这还是第一次。
周恩来非常引人注目，风度翩翩，政治敏感，对形势把握很准，对情况了如指掌。
周恩来和弗朗斯礼节性地打过招呼后，会谈便直奔主题。
会谈一开始，周恩来开门见山地表明中国的立场：
中国代表团来日内瓦就是为了实现恢复印度支那和平，这也是我们的目的，再无其他条件。
我们反对战争扩大化、国际化，反对使用威胁、挑衅的办法，这样不利于会谈。中国不怕威胁，我们是用和解的办法来推动双方达成协议。
孟戴斯·弗朗斯表示理解中方的立场，他顿了顿说：“我们谋求一个月内和平解决印度支那战争的问题。”
中法双方还就先停战、后谈政治问题达成共识，要求军事代表尽快达成协议，以利于外交谈判。
会谈结束后，孟戴斯·弗朗斯对记者说：
会谈是坦率的、全面的。
会晤新闻公报称：中法两国总理就有关印度支那和平问题进行了自由的交谈……这次交谈的结果，使我们能够期望日内瓦会议获得进展。
7月12日，周恩来在回到日内瓦的当晚，以越、中、苏三党中央的共同意见与范文同长谈。周恩来以朝鲜战争为例说明美国干涉的严重性，并结合中国抗战胜利后我方及时撤出苏南以加强山东和东北的经验，说明退与进的辩证关系。
7月13日和17日，周恩来同孟戴斯·弗朗斯又进行了两次会晤，着重谈划分界线问题，对法方施加影响。
这两次会谈相对来说气氛较为轻松。在会谈中，周恩来强调：
0双方相互让步，就能够达成协议。如果法方肯在原有的立场上让一步，越方也会作出让步。
孟戴斯·弗朗斯的立场有所松动，但表示：法方绝不能放弃北纬17度线以南不远的9号公路。
这次会晤轰动一时，不仅对日内瓦会议的成功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对中法关系产生了积极影响。
7月20日下午，法越双方达成协议：以17度线略南、9号公路以北约20公里的六滨河为两大集结区的分界线，这就扫除了日内瓦会议最后也是最大的障碍，实现印度支那停战。
7月20日，正是孟戴斯·弗朗斯许诺实现印度支那和平的最后限期。
印度支那停战协定于21日凌晨3时签字，虽误了几个小时，但孟戴斯·弗朗斯的停战赌注还是大功告成。
7月21日，周恩来在最后一次会议上发言说：
印度支那敌对行动的停止就要实现了。举世盼望的印度支那的和平就要恢复了。正如朝鲜一样，和平又一次战胜了战争。
让我们更加坚定信心，继续为维护和巩固世界和平而努力。
周恩来宴请孟戴斯·弗朗斯时，提议为中法关系在新的友好基础上的发展而干杯，巧妙地表达发展两国关系的意愿。孟戴斯·弗朗斯也表示，中法关系应该改善。
这是中法两国总理首次会晤。这次会面使日内瓦会议获得成功，在一定意义上乃是打开两国关系的起点。
孟戴斯·弗朗斯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
在日内瓦会议期间，我深感法国不承认事实上存在的新中国是不现实的。
周恩来在伯尔尼和法国总理孟戴斯·弗朗斯进行的会谈，被认为是“亚洲历史的重要一页”，尤其对日内瓦会议的积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中方批评法国的强权政治
1958年，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发生暴动。法国国民议会被迫授予戴高乐将军全权，并委托其制定新宪法。戴高乐接管了议会、总统和政府的全部权力。
9月，全民公决通过新宪法，第五共和国成立。
12月，戴高乐当选共和国总统。
1959年9月，法国政府宣布阿尔及利亚人享有自决权。12月，宣布解散法兰西共同体。
1958年9月22日，在阿尔及利亚成立临时政府后仅仅3天，中国即宣布承认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并称赞阿尔及利亚在亚非拉争取独立、反帝、反殖斗争中起到重要的先锋作用。
中国一直支持阿尔及利亚的正义战争，多次向阿尔及利亚提供各种援助，并批评法国罪恶的殖民主义。
1955年4月，在阿尔及利亚开展武装斗争不到半年，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表示，中国人民充分支持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正义斗争。
1956年6月28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召开。在这次会上，周恩来作关于目前国际形势和解放台湾问题的发言。
周恩来说：
这一年来，各国之间通过互相的接触，在增进彼此的了解方面，有了很大的进展。虽然美国还不愿意放弃冷战政策，但是绝大多数的国家都相信，和平共处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反对敌对性军事集团、坚持和平中立政策的国家，已经越来越多。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反对殖民主义、争取独立自由的运动有了新的高涨。亚非国家在国际事务中正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世界各国人民反对战争、维护和平的运动，已经日益成为影响国际局势发展的重要的因素。就是在参加了美国领导的军事集团的国家中，也出现了要求摆脱美国控制、走上中立道路的越来越明显的迹象。
在争取国际紧张局势和缓的过程中，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做了很多有成效的努力。为了使和平事业更有保证，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不断地加强彼此之间的团结和合作。在这里应该特别提到，苏联和南斯拉夫通过两国领导人员之间的互相访问和会谈，恢复和加强了两国间的友好关系。这不仅对于整个社会主义事业，而且也对于和平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在万隆会议以后，亚非人民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并且取得了重大的成就。苏丹、摩洛哥、突尼斯经过长期的斗争已经获得了独立。我们庆贺这些新国家的诞生，并且愿意同他们建立友好关系。我们热烈地祝贺埃及已经做到了使外国军队撤出自己的领土，并且认为，这种撤退对于撤兵的国家来说，也是明智的。我们坚决地支持印度尼西亚人民为了收复西伊里安、印度人民为了收复果阿、阿拉伯各国人民为了争取和维护自己的民族权利和一切亚非地区和其他地区各国人民为了反对殖民主义而进行的正义斗争，并且深信他们的斗争是一定能够得到胜利的。
现在，在北非，阿尔及利亚人民还在被迫地进行武装抵抗。中国人民支持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正义斗争。同时，对于阿尔及利亚的紧张局势，也不能不深切关怀。前不久，印度尼赫鲁总理建议和平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主张在充分承认阿尔及利亚人民民族愿望的基础上，进行和平谈判，恢复阿尔及利亚的和平。这一建议是符合于万隆会议关于阿尔及利亚问题的决议的精神的。
在为阿尔及利亚提供政治上和道义上的支持外，中国还向阿尔及利亚反帝反殖的民族解放运动提供了物质支援，其中包括军事援助。
在后来的1962年10月31日，毛泽东等致电阿尔及利亚政府，祝贺阿尔及利亚的国庆。电报说：
中国人民一向坚决支持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正义斗争，并将永远和阿尔及利亚人民站在一起，为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保卫世界和平而斗争到底。
祝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
祝中阿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万古长青。
阿尔及利亚位于非洲西北部。北濒地中海，东临突尼斯、利比亚，南与尼日尔、马里和毛里塔尼亚接壤，西与摩洛哥、西撒哈拉交界。海岸线长约1200公里。北部沿海地区属地中海气候，中部为热带草原气候；南部为热带沙漠气候。
公元前3世纪，在阿尔及利亚北部建立过两个柏伯尔王国。后罗马、拜占庭、阿拉伯人、西班牙、土耳其和法国先后入侵。
法国的波林雅克政府于1830年6月中旬派遣远征军团去侵略阿尔及利亚。当年7月5日，阿尔及利亚的统治者未作重大抵抗，就把首都阿尔及尔城交给了法国人。但阿尔及利亚的人民群众阿拉伯各部落和柏伯尔各部落奋起保卫祖国。法国“七月王朝”政府遭到了阿尔及利亚人民的坚决抵抗，使这场反侵略战争延续了20年之久。
从1832年起，才能出众的军事长官阿布德·艾尔·卡德尔领导反对法国殖民者的斗争。他把阿尔及利亚西部和中部地区许多部落都团结在自己的领导之下，建立独立的艾米尔国，并且多次打败法军。
法国当局被迫于1834年和1837年两度同卡德尔签订条约，承认他对阿尔及利亚三分之二领土的统治权。不久，法国统治者派增援部队去阿尔及利亚，再动干戈，但又遭失败。
法国的侵略在遭到严重损失，消耗了巨额军费后，在阿尔及利亚集中了10多万军队和大量的军事技术装备，并大规模地屠杀了阿尔及利亚人，消灭了一个个部落之后，才于1847年年底击溃卡德尔的军队，俘虏了卡德尔本人。
在此以后，阿尔及利人民并未停息对殖民主义者的斗争，仍坚持不懈地给法国侵略者以有力的打击。1905年，阿尔及利亚全部沦为法国殖民地。
在1954年11月1日，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在奥雷斯山区等30多个地方发动反抗法国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武装起义，起义者同农民结合在一起建立根据地。
法国殖民当局对民族解放军进行残酷镇压。阿尔及利亚解放军正是用游击战术歼灭殖民军大量的有生力量，使法军每月平均伤亡几千人以上。法国派遣到阿尔及利亚镇压起义的殖民军陆续增至80万人。
1962年3月18日，法国政府被迫同临时政府签订《埃维昂协议》，承认阿尔及利亚自决和独立的权利。同年7月1日，阿尔及利亚举行全国公民投票，7月3日正式宣布独立，定7月5日为独立日。
9月25日，制宪国民议会定国名为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1963？年9月，本·贝拉当选首任总统。
在后来的1974年2月25日，毛泽东接见阿尔及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布迈丁，在会见时，毛泽东说：
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因为政治、经济，各方面，中国不能跟富国、大国比，只能跟一些比较穷的国家在一起。
毛泽东的话，一直是中国外交政策的指导思想，即积极团结第三世界国家，反对超级大国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
中法联手反对美苏核赌博
1963年1月，戴高乐欲在中苏关系恶化之机，考虑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提升巴黎战略地位。于是，戴高乐委托参议员艾德加·富尔赴北京和中国领导人进行半官方试探会谈。
中国方面得知富尔即将再次访华，立即着手进行迎接准备工作。
戴高乐之所以作出改善中法关系的决定，有一个重要的目的便是想和中国联手，反对美苏之间的核赌博。
当时，苏联走上霸权主义的道路之后，世界人民进入同时反对美苏两个霸权主义超级大国的历史时期。
早在1955年4月亚非会议以后，在民族解放运动普遍发展的同时，美国不顾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在世界各地、特别是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遭到惨重失败，仍然在欧洲和亚洲制造紧张局势。当时，苏联再一次要求裁军，以遏制美帝国主义。
1955年5月10日，苏联向联合国裁军委员会的小组委员会提出裁减军备、禁止原子武器、消除战争威胁的议案，并提出了两阶段实现普遍裁军的具体方案。同年7月间，苏联即自行裁减兵员64万人。
1956年7月间，苏联又实现自动裁减军队120万人的许诺。但西方国家并未承诺同时裁减军备，而是以所谓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实则要求依照西方条件实现德国统一，做为裁军的先决条件。
从1955年5月至1963年7月，苏联政府关于裁军的主动倡议，单独自行裁军有过多次，因未获西方响应，1961年自行裁军的决定即“暂时停止执行”。
1958年3月31日，苏联曾自动停止核试验，但西方也没有响应。同年9月后，苏联恢复试验。
1955年7月30日，周恩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指出，中国政府支持1955年5月10日的苏联裁军建议。
周恩来说：
中国人民希望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国家，包括美国在内，签订一个集体和平公约，以代替目前存在于这个地区的对立性的军事集团。
陈毅在10月14日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上的发言中说：
我们认为，苏联政府关于裁军问题的新建议，完全符合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当天，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还专门作出“关于支持苏联政府全面彻底裁军建议的决议”。
1960年1月15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再一次大量裁减武装部队的法案，还通过致世界各国议会和政府的呼吁书，呼吁世界各国共同裁军，保障世界和平。
1960年1月21日，在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上，陈毅发言指出：
美国统治集团一直进行着扩军备战和侵略活动，一再阻挠裁军问题的解决。
苏联采取的这一主动措施，对于和缓国际紧张局势必将发生有利影响……我国政府衷心地欢迎和支持苏联最高苏维埃的这一决定和倡议，不遗余力地为争取普遍裁军和保卫世界和平而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并且愿意毫不犹豫地承担起他同意承担的国际义务。
陈毅特别强调指出：
如果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式参加和他的代表的签字，有关裁军的国际协议当然不能对中国具有任何约束力。
当天，人大常委会在作出的决议中也表示，“热烈欢迎和支持苏联最高苏维埃这一和平倡议”。
1960年6月6日，中国政府发表关于支持苏联政府新的裁军建议的声明，指出1960年6月2日苏联的新建议发展了1959年9月18日苏联的全面彻底裁军的建议，其中“采纳了西方国家在裁军谈判中所提出的某些主张，是苏联政府争取实现裁军的又一次努力”，中国政府支持这个建议。
1960年6月，在世界工会代表的会议上，中国工会代表刘长胜在会上就裁军问题发言。他说：
我们赞成苏联提出的裁军建议。当然，不能设想，帝国主义会接受全面彻底裁军的建议。
刘长胜还指出，现在有人认为，依靠这种建议，就能“根绝战争危险”，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1963年7月25日，苏、美、英三国代表在莫斯科达成协议，签署三国部分核禁试条约。
这个条约的全名是“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
此条约规定签字国和以后的参加国，保证不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试验。
这个条约的实际意义是地下核试验不在禁止之列。虽然在条约序言部分声称，决心继续为谋求停止一切核试验而进行谈判，事实上这当然是一句空话。
对条约的修订，三国有否决权。条约在三国批准并相互交存批准书后生效。这是三国用以对付其他有可能发展核试验、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主要是对付中国、法国的条约。
1963年7月31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其中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对这份条约的性质的揭露，一部分是中国就核武器禁止和销毁问题提出倡议。
在揭露和反对这份条约方面，中国政府指出：
全世界人民要求普遍裁军，要求全面禁止核武器，这个条约却把停止核试验同全面禁止核武器完全分开，并且使三个核大国继续制造、储存和使用核武器合法化，与裁军背道而驰。
全世界人民要求全面停止核试验，这个条约却把禁止地下核试验排除在外，这就特别有利于美帝国主义进一步发展核武器。
全世界人民要求保卫世界和平，消除核战争威胁，这个条约却在实际上加强了核大国进行核讹诈的地位，增加了帝国主义发动核战争和世界战争的危险。
这个大骗局如果不揭穿，他的危害性就更大。不可能设想中国政府会参与这个肮脏的骗局。中国政府认为，彻底揭穿这个骗局，是自己的不可推诿的神圣责任。
中国政府坚决反对这个危害全世界人民利益和世界和平事业的条约。
很明白，这个条约，对于美国的核备战和核讹诈政策是没有任何约束作用的。他丝毫也不妨碍美国进行核扩散、扩充核军备、进行核威胁。这个条约的中心目的，就是要通过部分禁止核试验，使全世界一切受威胁的爱好和平的国家包括中国在内，不能增强自己的防御力量，以便美国更加肆无忌惮地对这些国家进行威胁和讹诈。
……
中国政府认为，在禁止核武器和防止核战争这样重大的问题上，不允许采取欺骗世界人民的办法。应当毫不含糊地肯定，必须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逐步实现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防止核战争，维护世界和平。
1961年，美国和古巴断交。苏联向古巴提供经济、军事援助。
1962年8月底，美国发现古巴近程导弹发射场。10月14日后，拍摄到苏联正在古巴修建的中程与中远程导弹发射场的照片。
10月22日晚，肯尼迪宣布对古巴实行名为“隔离”的海上封锁。
古巴导弹危机是美、苏两国之间的一次核赌博。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美、苏把世界推到核战争的边缘，各自也深深受到核武器致命威胁的震动。
古巴导弹危机结束后，美国和苏联设法避免用核讹诈方式处理两国之间的关系，开始作出努力，缓和两国关系和国际紧张局势。
同时，两国合谋保持核垄断地位，限制其他国家发展核武器。其实际措施是双方加快了就禁止核试验达成协议的步伐。
美苏两国的做法实际上是针对中国和法国。美苏企图以此限制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研制和发展核武器。
这样，中国和法国从双方的实际利益出发，开始调整双边关系。
周恩来同意法国前总理访华
1963年8月的一天，中国外交部收到法国前总理富尔访华的要求，中国外交部法国科负责人张锡昌，立即草拟复电，同意富尔10月下旬访华。
周恩来看过给富尔的复电后，挥笔批示“同意”二字。周恩来还嘱咐外交部要妥善安排接待工作。
周恩来十分清楚，法国前总理富尔的这次访华，和1957年那次不一样。
1957年，富尔访华时，于5月23日在北京说，法国应该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当天晚上，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在北京饭店举行宴会，欢迎富尔和他的夫人。
出席宴会的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陈叔通、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章伯钧、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和北京各界著名人士。
张奚若在宴会开始时讲话。他说：
中国人民对法国人民有崇高的敬意和深厚的友情。中国同法国有相当长时期的交往。
他告诉客人在中国如同在家中。
张奚若说：
我们很高兴地看到，中法两国关系有不断的改进，两国来往有不断的改进。更使我们高兴的是，在富尔先生任总理期间，两国来往和关系有更大的增进。
张奚若还说，富尔曾多次提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人民唯一的合法政府，并且认为应该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对此，他表示钦佩和感谢。
张奚若表示，相信富尔来中国访问，会更加增进中法两国的友谊。
接着，富尔在宴会上讲话，他说，在他担任总理的时候，他曾经尽力发展法中两国关系，首先是经济和文化关系。富尔紧接着说：
坦率地说，这只是我们要建立的外交关系的一部分，我们还应建立起更全面的关系。
富尔遗憾地表示，他在任总理时未提出承认中国和建立外交关系。
富尔说，他在1955年日内瓦会议上曾认为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应在总的方面予以解决。现在，他仍愿在这方面尽他的力量，作出贡献。
富尔还说，他们能到中国这个革命的国家来访问，感到很高兴。法国也进行过一次重要革命——世界上第一次的反封建主义革命。法国的革命子孙，是以兄弟般的心情来看待中国的革命的。
富尔说，他对中国正在进行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运动感到很大兴趣，并且要研究他。他说：“革命是不断发展的事业，你们在毛泽东主席的倡议下通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创造了新的革命。”
富尔认为，经济结构的不同，并不能阻止国与国间的了解和往来。他还认为，每个国家都可以利用其他国家成功的经验。要做到这点，他说：“首先要把和平保卫起来。”
同年6月1日，富尔和夫人在北京举行酒会，招待中国国家领导人员和各界人士。
出席酒会的有：周恩来，李济深、黄炎培、彭真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章伯钧，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和副会长，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和其他有关各部部长，以及北京各界著名人士。
酒会的主人同中国这些国家领导工作人员进行了亲切地交谈。他们谈到中国当前的形势和快要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也谈到法国的目前政局。
在谈到禁运问题时，富尔说：“希望将来的法国政府能向英国政府看齐，也放宽对华贸易禁运。”
早在1959年1月，戴高乐在当选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总统，再主爱丽舍宫后，在外交政策上独立自主，推行戴高乐主义，维护法国及西欧利益，与美国相抗衡。
1960年，法国试制成功第一颗原子弹。1964年10月，中国成功地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给了美苏核垄断与核讹诈政策以有力打击。
同时中国政府郑重声明，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在美苏的斗争中，中法两国看到了共同利益，两国都企图摆脱美苏阵营的束缚。戴高乐上台后利用美苏交恶的机会，较为积极地与中国建立友好关系，以摆脱美苏阵营的控制。
戴高乐曾提出了同美国针锋相对的主张，要求改组北大西洋集团的“防务”体系，主张各成员国保持对本国的军事力量的直接控制。
戴高乐公开表示：
希望完全改变想把盟国军队合并起来的吃力的做法，而在一国一国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合作制度。
戴高乐宣称：
法国要靠他自己，为他自己和用他自己的方法来自卫，这是必不可少的。
而且，戴高乐已经在实际行动中自行其是，在一系列问题上与北大西洋集团相抵制。如1958年12月法国即拒绝北大西洋集团战斗机部队合并和空防一体化的计划，使这个计划搁浅。1959年3月，戴高乐又宣布收回法国在地中海的舰队的指挥权。此外，法国一直拒绝美国在其领土上设置中程导弹基地和储存核武器。
针对法国这种态度，美国在北大西洋集团理事会会议前夕，首先对法国公开施加压力。
12月10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特文宁在北大西洋集团军事委员会秘密会议上，指责大多数成员国没有履行他们对这个集团所承担的军事义务，其矛头直接指向法国，说他是“祸首”。
事后，美国当局又故意泄露这种指责的内容，引起轩然大波。但戴高乐仍然坚持他的主张。
12月15日，戴高乐在同法国议会领袖谈话时表示，法国不再同意“联盟的实施方式”，重申反对军事“一体化”，主张“找到一种在一体化和仅仅是联合之间的中间办法”。
法美在军事“一体化”问题上的新争吵表明北大西洋集团不但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分裂日益加深，军事上的分裂也日益扩大；同时表明：美国在西方世界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严重削弱的形势下，要想加紧控制盟国已经越来越困难了。
其实，戴高乐在一直想改善同中国的关系，甚至考虑与中国建交。
早在1957年的一天，戴高乐接待一位来访者。他们就中国的文化、军事艺术、建筑以及治国的方式、中国对法国的态度等进行了深入地交谈。
尽管当时中国与法国之间没有任何关系，相反因中国协助越南抵抗法国，在奠边府击败了法军，使得很多法国人耿耿于怀。但戴高乐将军却依然表现出意欲透彻了解中国的强烈兴趣。
随着时间的推移，戴高乐认为，不管愿意不愿意，世界终究要与中国打交道。后来，戴高乐说：
就算所有的党派和美国都反对，我也想要承认中国。
中国方面觉察到了法国和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的分歧，因此，也在等着法国对中国关系进行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