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与富尔的建交谈判

• 张锡昌看到人群中一个秃顶的高个儿老外使劲向他挥手，他就是富尔。
• 周恩来与富尔一见面，便微笑着与富尔亲切握手说：“很高兴再一次见到阁下。”
• 周恩来风趣地对富尔说：“按中国的话讲，你现在是钦差大臣，你可以代表法国考虑同中国建交的方式。”

中方确定高规格接待富尔

1963年10月22日，北京来了一位秘密的客人。他不是政府成员，也没有正式的外交头衔，却住进了钓鱼台国宾馆。此人是受戴高乐委派来华商谈中法建交问题的法国前总理埃德加·富尔。

1963年8月的一个早晨，中国外交部法国科负责人张锡昌刚进办公室坐定，机要秘书就送来中国驻瑞士大使馆发来的急电。电文中说，正在瑞士达沃斯休假的法国前总理埃德加·富尔去伯尔尼会见中驻瑞士大使，要求再次访华。

富尔表示，此行纯系私人性质，不负有任何官方使命。不过，他希望会见中国领导人，就国际形势和法中两国关系交换看法。

富尔强调，法中没有外交关系，不能通过彼此的大使交换意见，是不正常的。他认识双方领导人，并有一定友谊，可以帮助双方沟通情况，谈些问题。访华日期希望能安排在10月份。

埃德加·富尔是法国激进社会党人，律师出身，能言善辩，熟悉国际法，曾两度任法国总理，与戴高乐虽非一党，但关系密切。他曾经于1957年访问过中国，与中国领导人有过交往。

富尔在1958年戴高乐再次上台后，他竭力向戴高乐靠拢，并深得戴高乐信赖。他在政府中并无官职，亦不属戴高乐派，实际上却是戴高乐政治圈子里的要员。

早在1957年5月，富尔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邀请，偕夫人曾访问过中国，并受到毛泽东接见。

当时，富尔以旅游者的身份首次访华，这在当时东西方严重对峙的情况下是很少见的。

富尔的访华清楚地向法国人和全世界显示：中国政府和中国领导人重视发展中法关系。

在同富尔的谈话中，毛泽东引用了中国一个成语：“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说明中法关系的利害所在，希望中法关系能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以促进世界和平事业的发展。

毛泽东还向富尔谈起了他的一首新诗《水调歌头·游泳》：

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余，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回国后，富尔出版了一本书，书名为《蛇山和龟山》。这是借用毛泽东诗词中“龟蛇锁大江”、“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等诗句的含义。他希望中法之间像蛇山和龟山那样，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

在书中，富尔提出承认中国对法国是有益的。

他说：

因为我认为大多数强国彻底将这片大陆置之不理是荒唐至极的事。事实上，我在任总理期间就已经开始研究这个问题，但是一直没有时间解决。我所能做到的只是在北京设立法国新闻处，同时北京也在法国设立了新闻处，以保证两国之间至少有关系往来。

另一方面，我在书中还提到了台湾问题。这是需要解决的一个主要困难之一。我的建议是在北京重新设立使馆（这样中国也会在巴黎重新开放中国使馆）……我把这本书寄给戴高乐将军。戴高乐将军亲笔给我回了一封长信（他一贯亲笔回信），表示他对书中的内容极为感兴趣，并认为与中国恢复外交关系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但是他在信中最后以他当时惯有的低沉语调说，这一切还未能实现，因为目前法国还没有一个政府。

当时，张锡昌立即草拟复电，同意富尔10月下旬访华。由于中法没有外交关系，这次和1957年一样，仍由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张奚若会长出面邀请。

10月中旬，中国驻瑞士大使馆再次来电称，富尔动身来华前，专程去伯尔尼，向中国驻瑞士大使说明：前不久，他见了戴高乐将军。

富尔特别强调：

此行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是为了戴高乐。

这次来到中国，富尔还携有戴高乐致中国领导人的亲笔信。经过分析，中方确定在预定的高、低两种接待方案中按高规格接待。

张锡昌迎接富尔一行

1963年10月21日，张锡昌同外交学会副秘书长吴晓达一起，奉命到深圳罗湖口岸迎接来访的富尔夫妇。

经特许，张锡昌步入桥头，伫立在路障中方一侧。张锡昌在进入口岸的人流中捕捉到了富尔夫妇的身影。

张锡昌看到人群中一个秃顶的高个儿老外使劲向他挥手，他就是富尔。张锡昌也赶紧挥手示意。富尔第一次来中国时，张锡昌曾接待过他，所以他认识张锡昌。

在来罗湖之前，富尔在香港对记者说，此行纯系私人性质。

一见面，富尔就和张锡昌海阔天空地谈起来。

在谈话中，富尔强调此行是正式的、官方性质的，自称是戴高乐的特使，携有戴高乐总统的一封亲笔信，他将面交中国领导人。

后来张锡昌回忆起当时的情况说：

这封信的形式和内容都颇为独特。由于法国尚未承认新中国，戴高乐不便直接给中国政府或中国领导人写信。这封信形式上是写给富尔本人的，实际上却是给中国领导人看的。

可见，富尔所谓纯系私人访问只不过是一个幌子，他的访华使命事实上是受戴高乐委托前来同中国领导人商谈法中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问题。

中方专门调用了一节专列车厢挂在从深圳开往广州的火车上。陈设讲究的专列车厢里只坐了6个人，除了富尔夫妇、吴晓达和张锡昌，还有前来协助工作的广州外事处的两位人员。

上次访华时富尔夫妇坐在普通软席车厢里，这次，他们的神情和上次来访大不一样。

10月21日晚，富尔夫妇到达广州。广州市副市长罗培元等到车站欢迎。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秘书长吴晓达专程从北京到深圳迎接并陪同富尔夫妇到广州。

当晚，广州市市长曾生和夫人设宴欢迎富尔夫妇。

10月22日，富尔和夫人乘飞机由广州飞抵北京，他们在北京机场受到热烈欢迎。

前往北京机场欢迎的有：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包尔汉、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和夫人，以及其他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南汉宸、高崇民、冯铉、陈忠经、乐松生、曹孟君、谢黎等。

10月22日上午，深秋的首都机场天高云淡。一架大型专用客机徐徐降落。法国参议员、前总理富尔携其夫人微笑着走出机舱。

在机场等候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全国政协副主席包尔汉、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及外交部西欧司司长谢黎等有关方面负责人迎上前去，同客人热情握手。

为使这次秘密使命不至于引起外界的注意，特别是避免为美国所觉察，富尔在访华前，先绕道柬埔寨，会见西哈努克亲王，回程在印度逗留，会见尼赫鲁总理。

在机场短暂的记者招待会上，富尔告诉记者：“此次访问纯属私人性质，绝不代表政府。”但在会后，他告诉前往迎接的张奚若：“我是受戴高乐将军的指令而来中国的，负有特殊的使命。”

富尔夫妇下飞机以后，前往欢迎的中国各方面负责人同他们热烈握手。首都女青年向他们献了鲜花。

这次，他们不像上回那样下榻北京饭店，而是住进了钓鱼台国宾馆。

22日晚，张奚若会长举行欢迎宴会，陈毅特地从外地赶来出席。富尔从不断提高的接待规格中觉察到，中方已经收到戴高乐发出的友好信息。

周恩来摸清富尔访华目的

1963年10月23日上午，周恩来会见来华访问的法国前总理富尔。

周恩来与富尔一见面，便微笑着与富尔亲切握手说：“很高兴再一次见到阁下。”

“已经6年多了，总理一点儿也不见老。”富尔端详着风度翩翩的周恩来。

在1957年，做为法国总理的富尔曾访问中国。在访华期间，周恩来热情地接待了这位富有外交经验的政治家。那次访华，新中国欣欣向荣的面貌给富尔留下了深刻印象。

富尔首次访华时，周恩来热情地接待了他，并与他作了多次交谈。

富尔首次访华后，由于亲眼看到新中国的实际情况，并对中国的内外政策作了某些了解和研究，所以他对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反华势力制造“两个中国”提出了不同看法。富尔指出：

法国没有理由奉行“两个中国”的政策，除非断绝同台湾的关系，否则，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仅是一种无用的行动，而且实质上是一种不友好的姿态。

双方互致问候之后，富尔故意问周恩来是否到过巴黎。其实富尔很清楚，周恩来早年曾在巴黎逗留过。

周恩来回答：“是的，那是40多年前的事了。”

富尔接着说：“现在是再去巴黎的时候了。”

会谈开始后，富尔开门见山地指出：

法国元首戴高乐将军希望同中国领导人就两国关系问题进行会谈。

他认为，像我们这样两个大国的领导人现在还不能进行会谈是不正常的。

……

因此，戴高乐将军要我来中国，代表他同中国领导人会谈。戴高乐将军有一封亲笔信给我，信中授权我代表他同中国领导人会谈。

富尔当场把信念了一遍，并把信交给周恩来，说：“你们可以留下看一看，过两天再给我。”

这封信形式上是写给富尔的，实际上却是写给中国领导人看的。

信件里只字未提委派富尔为特使或授权富尔谈判建交，但字里行间显示出，戴高乐知道富尔将同中国领导人接触，并且表示非常关注法国同中国在各个方面的关系。戴高乐在信中指出：

完全相信阁下对中国领导人所说的以及阁下听到中国领导人所说的。

戴高乐既要尽量抬高富尔的身价，使富尔能直接同中国领导人商谈建交问题。又要不失堂堂法国总统的体面，尤其是要避免一旦谈不出名堂使自己处于尴尬境地的局面。

做为一个外交高手，周恩来自然明白富尔的意思。他接过富尔递过来的信，看完后又把信递回给富尔，说：

从戴高乐将军的信中可看出，法国很注意如何增进中法两国的关系。我们一向有这种愿望。

接着，周恩来对戴高乐将军在维护国家主权和独立方面所采取的一些行动表示赞赏。

周恩来说：

这几年，戴高乐将军当政，做了一些工作，特别是在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方面采取了勇敢的步骤。有些大国可能不高兴，我们觉得，一个国家应该如此，不受任何外来的干涉，因为一个国家的事务只能由这个国家自己解决。

富尔知道自己这次访华的使命重大，他很认真地听着并揣摩周恩来的话。

富尔紧接着说：

我们一开始就没有一方面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另一方面还保持同蒋介石的关系。我们一致认为这是不正常的，而且产生了很多问题。我不愿意像一个商人那样来谈这个问题。

我们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提出，因为目前的局面对我们没有什么特别的坏处。但是这种局面是不正常的，是奇怪的。因此，我们愿意同你们交换意见。希望总理考虑我提的问题，会谈的方式也请总理决定。

周恩来接过富尔的话说：“我了解你的意思。”

周恩来已经料到台湾问题会成为中法谈判的障碍，他因此说：

今天我想问一个问题，中法建立正式关系，法国同台湾的关系是一个困难。我想了解一下，除了这个困难，还有什么困难？

周恩来提这个问题是试探法国同中国建交是否要看美国的脸色。法国政府曾表示，承认中国要经过国际协商，实际上是服从于美国的指挥。

对这个问题，富尔爽快地回答说：“法国奉行独立政策，不需征求苏、美的意见，自己可以作出决定。”

富尔同时又指出：“在戴高乐将军采取这种具有历史意义的步骤时，中国方面也不要强加使他不愉快或有失体面的条件。”

这样，周恩来大致了解了法国方面的态度，周恩来感觉到，富尔这次访华会把中法关系推向一个崭新的高度。中方该采取什么态度对待法国的转变，周恩来心中已经有了数。

周恩来严正表明中方的立场

1963年10月23日，周恩来与来华访问的法国前总理富尔会谈。

会谈后，周恩来了解到富尔的这次访华之行，主要是为了就中法建交问题与中方进行磋商。

因此，周恩来抓住时机表明中方的态度：

我们的态度很清楚，采取拖泥带水的办法，像英国、荷兰，双方都不大愉快。

英、荷承认中国13年，但同中国一直是半建交的关系，没有互派大使。因为英、荷一方面承认新中国，一方面又在联合国支持蒋介石集团，这使双方都不愉快，与其如此，不如等待，这是第一点。

周恩来观察了一下富尔的表情，发现他的面色有些紧张，周恩来马上表明了中方的第二个态度：

第二，如果法国认为采取勇敢的行动，断绝同蒋帮的关系，同中国建交的时机已到，我们欢迎这种决心，也愿意同法国建交，直截了当交换大使，这是友谊的表现，而不是交易。

对周恩来表明的这两点，富尔表示：第一点不成问题，法国不会采取拖泥带水的办法，要么交换大使，要么维持现状。

对于中方提出的第二点，即同台湾断绝关系，富尔采取含糊的态度。听完周恩来的话，富尔沉思片刻后说：

台湾则是个微妙的问题，对法国来说，同台湾断绝一切关系有困难。因为戴高乐将军没有忘记战时同蒋介石站在一边，不愿突然切断关系。

这时，周恩来严正指出：

蒋介石集团是被中国人民推翻和赶走的，这是中国人民的意志表现的结果。首都在北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全国人民选择的，并且已经存在14年了。而蒋帮之所以能留在台湾，完全是由于美国的庇护和对我国内政的干涉。这一点全世界人民都清楚。

随即，周恩来转移话题问道：

如果法国处在中国的地位，将如何考虑这个问题呢？现在法国政府是戴高乐将军领导的，如果外国势力在法国本土以外扶植一个反戴高乐将军的傀儡政权，说这是法国政府，法国对此采取什么态度呢？举一个更可笑的设想，皮杜尔是反对戴高乐的，如果他在外国势力扶植下成立流亡政府，中国是否能因为一度与他有关系，不承认法国现政府，而承认这个流亡政府或者两个都承认。你一定说这个设想很可笑。

法国是一个有民族自尊心和奉行独立政策的国家，中国也是这样一个国家。何况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势力侵略100多年的国家，现在美国还占领着台湾，欺侮和干涉我们。

周恩来的话分量很重，富尔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最后，周恩来坚决地告诉富尔：

不解决对台湾的关系问题，中法不可能建立大使级的外交关系。那只好建立非正式的关系。

富尔接着表示：“我们要找前进的办法，不要先前进一步，又后退一步。这些问题可以研究，可以研究各种方案。”

富尔还说：“戴高乐没有授权我表示对台湾问题的态度，但我想征求你们的意见，中法建交后，可否在台湾保留一个人，降低级别。”

“这不可能。”周恩来回答得很果断，“英国承认中国政府为唯一的合法代表，在英国没有蒋介石的代表，但英国在台湾有领事，在联合国支持蒋介石，所以造成目前的半建交状况。如果法国也采取同样的办法，对双方都不愉快。”

“你们提出的理由都对，困难的是这种情况已经延续了13年。”富尔说，“法国在13年前就犯了一次错误，我个人很愿意承认这次错误，但做为一个大国，很难承认这种错误。我愿意同你们共同找出一个办法，使法国不致对过去的错误表示忏悔。”

富尔说的在13年前犯了一次错误，是指没有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同台湾保持了关系。

这样，富尔与周恩来在钓鱼台的谈判一度出现僵局。为了缓和会谈的气氛，周恩来当晚在钓鱼台国宾馆请富尔夫妇共进晚餐。

席间，富尔情绪十分低落，往常谈笑风生的他忽然变得沉默寡言。倒是富尔夫人不时找点轻松的话题，免得饭桌上出现尴尬局面。

晚餐很快散席了。富尔站起来告辞说：“总理先生，我们想去花园里透透气。”

富尔夫妇走后，周恩来称赞富尔夫人比富尔沉得住气。他对在场的人说：

看样子，他们商量去了。我们也需要时间考虑一下。

当晚，周恩来决定第二天安排富尔夫妇去大同和呼和浩特等地参观游览3天，谈判因此暂停。

趁这个机会，在周恩来主持下，中方研究摆脱法台关系的对策。

富尔返回北京后，中方准备提出“积极地、有步骤地建交”的变通方案。

周恩来提出中法建交方式

1958年，戴高乐再次当选法国总统，他在对外政策上一反过去追随美国的常态，坚持恢复法国的大国地位和独立自主同美国抗衡的方针，领导法国处处反对美国的控制。

当时，中国反对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和家长制作风，中苏开始分道扬镳。中法两国不约而同地拒绝参加美苏炮制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坚定不移地走发展独立核力量的道路，在反对大国控制方面，中国和法国又多了一个共同点。

毛泽东与戴高乐都希望尽快改善中法关系。因为中国需要通过同法国建交来打破美国的封锁，进而扩大同西欧国家的关系。同时，开拓因中苏关系恶化而受到影响的外交活动空间。法国也希望通过同中国的建交来提高他的国际地位和声望，增加与美国对抗的砝码。

1963年10月，戴高乐派富尔再次秘密访华。周恩来很重视富尔的这次中国之行。在与富尔的谈判过程中，周恩来尽量做到，宽容大度，给法国留出一定空间。

中法谈判的核心，是如何处理法国同台湾的关系。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出现分歧。

在周恩来与富尔的第一次会谈中，富尔虽表示法国只承认一个中国，但强调，希望中方不要强加给戴高乐使他“不愉快或者丢脸的条件”。

富尔还希望中方不要坚持让法国先主动同台湾断交。中国政府一向坚持，凡同中国建交的国家必须同台湾断绝外交关系。

周恩来明确表示：中国反对“两个中国”的立场是坚定不移的，“台湾问题解决之前，不能建立外交关系和交换大使。”。

在接下来的中法建交会谈中，富尔代表戴高乐提出3个建交方案：

1、无条件承认方案。法国政府正式宣布承认中国，中国政府表示同意。

2、有条件承认方案。法国政府表示愿意承认中国，中国提出接受承认的条件。

3、延期承认方案。法国政府对中国先不作政治上的承认，但在两国间形成特殊关系的局面。

富尔对这3个方案作出解释说：

戴高乐希望争取立即实现第一个方案，如果戴高乐主动承认中国，而中国提出先决条件，这对他将是不愉快的。

针对法国的立场，周恩来说：

法国可以从与中国完全平等的地位出发，在以下方式中任选其一：

1、全建交方式。如瑞士和北欧诸国那样，即在解决法国对台关系问题的条件下实现中法建交，法国先同台湾断交，然后同我们建交的模式。

2、半建交方式。如英国、荷兰那样，这对双方都将是不大愉快的。

3、暂缓建交。双方应采取积极创造条件促进早日建交的态度，而不是消极等待，可先设民间贸易代表机构等。中方欢迎积极的直接的建交方式。

接着，富尔强调说：

戴高乐希望能争取立即实现第一方案。他表示，法国准备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但希望中国不要坚持法国先主动同台湾断交。

为此，富尔还反复解释，法国政府绝不是想搞“两个中国”，而是认为两国在互相承认的问题上不应提任何先决条件。法中两国无条件建交，就意味着和等于法国政府断绝同台湾的外交关系。

法方既想同中国建交，又想避开同台湾断交的问题，因此，中法的谈判陷入僵局。

在会谈中，富尔表示：

戴高乐希望法中之间立即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绝不仿效英国拖泥带水的半建交方式；法国也不愿采取第3种方式，法国政府只是把延期建交方案做备用，根本无意采取这个方案。

但富尔又说，希望中国不要坚持法国先同台湾断交。富尔强调，法国不主张“两个中国”，如果法国承认中国，那就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国在联合国支持中国的席位将是合乎逻辑的。

富尔认为，台湾问题是个微妙的问题。他甚至说，岛上存在着一个“事实上政府”，而且戴高乐将军没有忘记他在第二次大战期间曾同蒋介石站在一起，不愿意突然切断关系。

周恩来明确表示，中法都是“有自尊心的民族和奉行独立政策的国家”，中国反对“两个中国”的立场是坚定不移的，不会改变的。

周恩来说，台湾同大陆的关系是中国内政问题，这一点不能动摇，希望不会有什么误解。

在会谈中，周恩来强调说：

台湾问题解决以前不能建立外交关系和交换大使。但可以建立非正式关系，如先设立贸易代表机构，半官方的、民间的都可以。

中法“直接建交”模式，在新中国外交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富尔试探，中方是否允许法中建交后法国在台湾保留一个低级别的领事官员，以照管法国的利益。他说：

戴高乐将军指示，不得先与台北断绝外交关系，做为巴黎承认北京建立外交关系的条件。

这样，由于法国在对台湾问题上的态度含糊不清，中法双方的会谈再次陷入僵局。

周恩来提出中法建交三步骤

1963年10月25日，周恩来在陈毅外长的陪同下再次会见富尔。

会谈一开始，周恩来便风趣地对富尔说：

按中国的话讲，你现在是钦差大臣，你可以代表法国考虑同中国建交的方式。

富尔幽默地说：“我们正在翻越阻隔我们的喜马拉雅山脉，在我们面前，还有一个险峰需要双方的共同努力，才能跨越。”

接着，周恩来指出：

如果法国认为采取勇敢的行动，断绝同蒋帮的关系，同中国建交的时机已到，我们欢迎这种决心，也愿意同法国建交，直截了当地交换大使……

如果阁下及戴高乐将军觉得时机尚未成熟，还有困难，我们愿意等待。

周恩来接着问：“法国承认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认有另外一个中国，戴高乐是否也是这样认为？”

富尔说：“戴高乐也是这种想法。但是保留台湾这一点，需要进一步得到情况。”

这时，周恩来脸色顿时严肃起来，他提高声调问富尔：“台湾保留是什么意思？是指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省，但由于目前还在蒋介石手中，这样一个复杂问题需要有些时间和手续来处理呢，还是指台湾地位未定？”

富尔含糊地回答：“戴高乐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明确的指示。”

因为台湾问题关系到中国国家主权问题，因此周恩来毫不放松，他紧接着问富尔：

如果这一问题解决了，下一问题就可以讨论。现在要明确这一点，戴高乐是否还不明确台湾的地位？

这样，富尔不得不放弃台湾地位未定的想法回到周恩来提出的问题上来，他说：“不是戴高乐不明确台湾的地位，戴高乐要我来了解你们的看法。”

周恩来再次向富尔申明：

我们的看法，我和陈毅元帅都说了，很明确，也就是我要说的，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在这一问题上，法国无意承认两个中国，是不是这样？

富尔说：“是的，法国只承认有一个中国。”

周恩来说：“好，这一点肯定了，那么‘中华民国’从客观上说就不存在了。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这一点应该肯定。”

接着，富尔思考了片刻说：

戴高乐想要了解的是在承认了中国的同时，是否能不完全割断同台湾的关系。这样做不是为了便于美国制造‘台湾共和国’，完全是出于方便的考虑。既然你们的答复是要法国完全割断同台湾的关系，我可以把这一意见转告戴高乐。他没有要我拒绝，也没有要我接受。

周恩来说：

我还是要把问题说清楚，以便你回去报告戴高乐将军时把事情弄得更明确。我所要谈的关于台湾问题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认为台湾地位未定，这就不是一个小问题，这会引导到美国阴谋制造“台湾共和国”这条道路上去。

另一种情况是做为一个复杂问题，台湾、法国互相设有领事馆，为了摆脱这样一种关系，需要通过一些手续。从礼遇上说，不使得台湾代表太难堪，也不使戴高乐为难。这是个手续问题。

听完周恩来的话，富尔点头表示同意。

这样，周恩来逐渐掌握了谈判的主动权。

紧接着，富尔又指出：

戴高乐派我来同你们接触。他说，你自己去看、去谈了以后再说。我想，他不会像你们那样对台湾问题这样重视。我已知道的是现在要缩减在台湾的外交机构，也即试图摆脱这样一种关系。但是，必须先了解情况后再进行摆脱。这一点总理是否清楚了。

周恩来回答说：“清楚了，希望你把我们的态度转告给戴高乐将军。”

周恩来和富尔的这次会谈持续了近4个小时。中南海里，已经灯火通明。

第二次会谈结束后，为了缓和紧张气氛，周恩来安排富尔夫妇去山西大同参观云冈石窟。

周恩来是一个十分出色的外交家，他能够准确地把握妥协的时机。回到西花厅，周恩来经过反复权衡，决定在手续程序的问题上作适当的让步和灵活变通。

周恩来明白，只讲斗争不讲妥协，往往会使谈判陷于僵局甚至破裂。周恩来在关键时刻总表现出大度宽容的外交智慧。

10月31日17时，周恩来胸有成竹地走进北京钓鱼台宾馆15号楼，这次会谈一开始，周恩来就说：

中国政府认真研究了阁下提出的3个方案。基于中法双方完全平等的地位和改善中法两国关系的积极愿望，我提出了一个新的方案，就是积极地、有步骤地建交方案。

周恩来又说：

方案分以下几个步骤：

第一步骤，即富尔提出的法国通过中国驻瑞士大使馆向中国政府提出正式照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议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和互换大使。中国政府接到上述照会后复照表示愿意建交和互换大使，并在照会中申明我们认为法国政府采取这一行动意味着法国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不再承认台湾的所谓“中华民国”和他在联合国的代表权。

第二步骤，中法双方相约同时发表上述来往照会，在照会公布以后，双方派出筹备建馆人员主动去对方建馆。

第三步骤，上述两个步骤做出后，可能会出现几种情况。

周恩来停顿了片刻后，继续说：

一是蒋介石驻法代表看到照会后会主动撤走，这样，法国也应相应撤回台湾的外交代表及机构。

二是蒋介石驻法代表赖在法国不走，法国政府不把他做为外交官员看待，只做为普通侨民看待；同时，法国相应撤回他驻台湾的外交代表，不降级保留任何代表。如果出现上面两种情况，中法双方可立即派出大使，完成全部建交步骤。

周恩来接着说：

第三种情况是，蒋介石驻法代表赖在法国不走，法国政府仍将他做为外交代表看待，同时法国把他在台湾的代表降级后仍视为外交代表存在。这样就导致了承认“两个中国”的状况出现，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中国将中断同法国的建交步骤。

听完周恩来提出的建交方案，富尔对周恩来过人的外交才智心悦诚服。他高兴地说：

你们的解释完全符合国际法，主权是不可分割的，法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不能承认两个中国。我可以向戴高乐报告，中国的解释不是条件，而是国际法的实施。

但对方案中要求法国与台湾完全断绝关系后才答应互派大使这一点，富尔仍面有难色。他说：

如果蒋介石自动断交，那问题很简单。如果蒋介石不动，戴高乐也不会自己采取驱蒋步骤，这是他的立场。这不是要承认“两个中国”或帮助美国关于台湾地位的活动，而是形式问题、礼遇问题。蒋介石不走，戴高乐也不采取驱逐措施，会出现怎样的情况呢？事实上，法驻台代办和台湾驻法代办仍存在，但他们的地位不可能是外交地位。台湾代表如果到法国外交部去，说他代表“中华民国”，我们的回答是：“不可能”。

周恩来说：“如果台湾驻法代表走了，法国理所当然地要相应召回他在台湾的代表。”

富尔说：“当然。”

接着，周恩来问：“我们的大使去了，如果外交部请客，台湾的代表请不请？”

“我也在想，但不能做为中国代表请他，”富尔笑笑说，“有可能有好多人可怜他，外交部的人认识他，有人会请他吃饭。”

周恩来说道：“只要原则定了，那方法上完全可以灵活”

中方提出直接建交方案

1963年11月，中法第二阶段建交谈判改在上海举行。当时毛泽东正在上海小住。周恩来、陈毅先去上海。

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经过商量，在“直接建交”方案上批示：“照此办。”

张锡昌陪同富尔夫妇抵达上海。一路上，富尔沉默寡言。

抵上海不久，张锡昌被周恩来召到他办公的地方。

周恩来口授默契内容，张锡昌笔录，随后译成法文，交给富尔。

内容是：

1、法国政府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不再承认在台湾的所谓“中华民国”政府。

2、法国支持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和地位，不再支持所谓“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

3、中法建交后，在台湾撤回他驻法国的“外交代表”及其机构的情况下，法国也相应地撤回他驻在台湾的外交代表及其机构。

11月1日21时，周恩来与富尔在上海和平饭店继续进行会谈。

会谈一开始，周恩来根据双方愿意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愿望，提出一个新的直接建交的方案，这一方案包括以下内容：

法国政府直接向中国政府提出正式照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并建议中法两国立即建交，互派大使。

中国政府复照表示愿意立即建立外交关系。双方同时发表上述照会，并立即建馆，互派大使。

周恩来宣读完方案后，问富尔：“你现在还有没有困难？”

富尔说：“我觉得这个方式好，没有反对意见。”

接下来双方会谈的气氛就活跃多了。

周恩来说：

你不是正式的全权代表，不能要求你给予正式答复。实质上是双方把不同意见都排除了，达成一致，可能比正式全权代表更有效。因为是把双方所要解决的问题都谈了，双方立场彼此都清楚了。

富尔笑着说：“我完全同意，要中国作出其他的让步是不合理的。现在可以说是到了该结束我们谈判的时候了。如果戴高乐同意，只要实施就行了。如果他在实质问题上有不同意见，我没有必要再来一次谈判，我自己也不愿干了。”

富尔接着说：“我相信总统会同意的，因为我认为你的方案是正确的，形式也是很好的。你们明确一下有好处，但又不是一个条件，而是你们的一个声明。事实上，你把第一方案和第二方案融合在一起了。不是无条件建交，也不是有条件建交，是附加解释的承认。”

周恩来微笑着说：

就这样吧，我们把不一致的意见排除了，从共同的愿望出发达成了协议。上次你说要看我们的，以后就看你的了。

“我将尽力而为。”富尔站起来准备告辞，大厅内的时针已指向22点。

这时，周恩来对富尔说：

我们马上准备一个文件给你，明天毛泽东主席要接见你，中午两位上海市长请你和夫人吃饭，一位是前任市长陈毅元帅，一位是现任市长。

“你们没有‘两个中国’，倒有两个市长。”富尔这句话把在场的人逗得哈哈大笑。

周恩来坚持原则立场，又富于灵活性。考虑到法国与中国建交决心真诚，要求中方让步照顾旨在减缓法国国内反对集团压力，以及应对美国、台湾有较大空间。但必须有书面为凭，与富尔几经磋商，达成了默契。

11月2日凌晨，中方向法方提出直接建交方案，以《周恩来总理谈话要点》的最后书面稿交富尔。

内容是：

1、法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不再承认在台湾的所谓“中华民国”政府。

2、法国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和地位，不再支持所谓“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

3、中法建立外交关系后，在台湾的所谓“中华民国”政府撤回他驻在法国的外交代表及其机构的情况下，法国也相应地撤回他驻在台湾的外交代表及其机构。

看完译文，富尔愁容顿消，表示这一方案是合情合理的，法方可以接受。

谈判在中方新方案的基础上顺利进行。

在最后一轮会谈中，周恩来和富尔就这个方案的措辞反复进行推敲。

富尔把第一项默契“不再承认在台湾的所谓‘中华民国’政府”这一句删去了，理由是，“不再承认”这种提法意味着法国需要通知对方，这样一来又不是无条件了。

双方经过协商，最后决定把这一句改为“这就自动地包含着这个资格不再属于在台湾的所谓‘中华民国’政府”。

富尔和周恩来分别在《周恩来总理谈话要点》上签字。虽然富尔申明，他本人未获授权签署正式文件，但他表示，他将携此方案向戴高乐将军复命，一旦戴高乐总统作出决定，立即照会中国。

关于中法建交的实质性谈判至此告一段落，富尔圆满完成了他的秘密使命。

11月2日，毛泽东接见富尔夫妇，标志着中法建交谈判圆满结束。

离开北京前，富尔将雕刻有自己头部肖像的铜纪念牌送给周恩来，以作留念。

为避人耳目，富尔返回法国途中未按来程路线，而于11月5日从昆明飞往仰光。

他在法国驻仰光使馆撰写了给戴高乐的报告，然后去新德里将报告连同建交方案交由法国驻印度使馆一名外交官，专程送往巴黎总统府。

富尔完成与中方的谈判使命后，他自己则在印度游玩了两天，以示此次亚洲之行并无公务在身。

11月22日，戴高乐在总统府接见富尔，表示同意报告的结论，准备中法两国相互承认。

戴高乐告诉富尔：

我同意报告的结论，准备中法两国相互承认。

至此，富尔在北京、上海秘密谈判，中法建交原则框架已经达成，剩下建交的具体事宜双方将派代表在瑞士洽谈。

法国是西方大国中第一个开始与中国就建立正式外交关系进行谈判的国家。对于中国来说，如果中法顺利建交，其政治意义和影响远远超过了两国本身的范围，这对美国孤立中国的政策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对于毛泽东、周恩来奉行的独立自主政策，敢于反对美帝国主义控制和干涉的气魄，戴高乐也十分赞赏。

在后来的1964年4月，周恩来在接见日本外宾松村先生时，都称赞戴高乐为“反映民族独立精神、摆脱外国控制的了不起的政治人物”。

当时，周恩来说：

松村先生刚才称赞戴高乐是了不起的人物，我想在日本像松村先生这样称赞戴高乐的人多了，日本就会产生戴高乐这样的人物。人物是时代造成的。法国受了三次战争的摧残，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了戴高乐这样的人物，代表了法国的独立要求。

戴高乐一直很喜欢中国，也对毛泽东、周恩来很是崇敬。他生前一直希望能访问中国。

戴高乐曾说：中国“是真正的国度，比历史还古老的国家，那里有真正的人，自豪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