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法建交前的准备

• 毛泽东高兴地对富尔夫妇说：“两位来得正是时候。要把两国正常关系建立起来。”
• 外交部给李清泉发来党中央批准的谈判方针：“原则要坚定、方式可灵活、争取尽早达成协议。”
• 周恩来严正指出：“按照国际惯例，中法建交后，蒋介石集团驻在巴黎的外交代表就失去了做为外交代表的资格。”

周恩来指示李清泉与法方谈判

1963年11月2日，毛泽东接见富尔夫妇，标志着中法建交谈判圆满结束。

在谈话中，毛泽东高兴地对富尔夫妇说：

两位来得正是时候。要把两国正常关系建立起来。

富尔也高兴地说：

现在可以说已经成功了，我将把结果报告戴高乐总统。

12月12日，戴高乐看完富尔的报告，表示同意中法建交。德姆维尔外长委派他的亲信、外交部欧洲司司长雅克·德博马歇前往伯尔尼，同中国驻瑞士大使李清泉就建交的具体事宜进行正式谈判。

在北京、上海的4次会谈之后，中法双方在《周恩来总理谈话要点》上签字。双方原则已经确定，但具体问题还很多，陈毅提名由李清泉负责，出面与法方谈判。

法国政府代表雅克·德博马歇于1963年12月12日到伯尔尼中国使馆和中方举行第一次会谈。

在会谈中，雅克·德博马歇说，不久前富尔访华，同中国领导人谈了中法建交问题。法国认为，中法双方都有建交的共同愿望，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时机已成熟。

法方是从下列原则出发，即双方都不提任何先决条件，主要是研究公布建交决定的方式，并主张愈简单愈好，或双方发表建交联合公报，或各自发表内容相同的建交公报，并口述了一个公报的内容大意。

李清泉把与德博马歇会谈的情况报回国内后，外交部给李清泉发来党中央批准的谈判方针：

原则要坚定、方式可灵活、争取尽早达成协议。

外交部还附来周恩来和富尔就三项原则达成的内部默契内容。

李清泉根据谈判中可能出现的情况及对策拟报告请示外交部。外交部指示李清泉到阿尔及尔向正在那里访问的周恩来当面请示汇报。

12月26日，李清泉飞抵阿尔及尔，当时周恩来很忙，但还是抽出时间接见李清泉。

周恩来对情况很熟悉，李清泉将德波马歇所谈情况汇报周恩来，并请指示。

法方决心同中国建交，但将坚持他们不提先决条件的方式，同时做了达不成协议的准备。富尔访华一事法方要求保密，这次瑞士谈判又要求保密。一方面是怕过早泄密，引起美国干预的麻烦，另一方面也是防止万一达不成协议而有失体面。

法方显然是想以联合公报方式代替北京商定的互换照会方式，在这种情况下，中方是否仍坚持互换照会方式，在公报内容上是否能接受法方措辞？

周恩来听完李清泉的汇报后，作出指示：

不论对方称有多么困难，总不至于否认北京会谈有三项内部默契；只要对方不否认北京的内部默契，可以同意联合公报的方式及其措辞。

但首先仍应提出互换照会方式，如对方仍有困难，只要他们实际上不支持制造“两个中国”的立场，可以同意。

但是中国政府将单独发表声明，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做为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和法国政府谈判建交并互换大使。同时重申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反对制造“两个中国”。

周恩来还说：

我国单独发表声明，他们无法反对，也无权干涉，因为这是我们自己的事情。但出于礼貌，也出于实际需要，谈判中预先提出来，以免今后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后来李清泉领会到周恩来的指示精神是：

坚持北京的内部默契，做到原则上坚定；只要法方不否认北京的默契，实质上不支持制造“两个中国”，就可以方式灵活，同意他们愈简单愈好的办法，最后我方以单独发表声明这个对方无法反对的方法实现尽早达成协议。

理解了中央的意思后，李清泉开始胸有成竹地为中法第二轮谈判作准备。

中法商定发表建交公报时间

1964年1月2日，李清泉和雅克·德博马歇就中法建交细则举行第二轮谈判，双方商定于1月27日发表建交联合公报。

在这次会谈中，李清泉按照周恩来的指示，首先表示中国政府向李清泉通报了富尔在北京会谈的情况及达成的三项默契。

李清泉奉命仍提出北京商定的互换照会的方式。

雅克·德博马歇说：“法方的方案也是按照北京会谈精神提出的，只是方式越简单越好。”

由于在谈判中，法方一再说明是遵守北京会谈的精神，没有出现违背三项默契的情况。李清泉按预定的步骤提出，如法方坚持不支持“两个中国”的立场，为了照顾法方困难，我方同意法方所提方案，但是我国政府将单独发表声明，阐明我国同法国建交的立场。

1月9日，德波马歇第三次到中国驻瑞士使馆，他首先复述李清泉在1月2日会谈中提出的方案，然后说，法方认为中法双方已就建交公报内容达成协议，对中国将单独发表声明一事，德波马歇未正面表态，而以复述中国方案的方式予以确认。

对中方提出公报中应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做为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的措辞，法方表示接受上有困难，强调方式愈简单愈好。

中方申明，如果法国政府实质上不支持制造“两个中国”的立场，而只是认为接受这一措辞有困难，中方可删去这一句。但中国政府将对外发表自己的解释，说明同法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决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做为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作出的。

中方将在联合公报公布后发表单方面声明，阐明自己的立场，法方则以默认的方式加以确认。

在互换大使的时间问题上，戴高乐担心，如台湾不采取主动断交步骤，导致中方变卦，到时不派大使，将使他在外交上和政治上陷于被动。

因此，法方强烈要求在联合公报中写明“三个月内互换大使”，后又改为“三个月内任命大使”。

最后，中法双方就仅有两句话的公报措辞取得了一致意见。双方商定于1964年1月27日在两国首都同时发表建交联合公报。

总共只有两句话的中法建交联合公报，是新中国外交史上内容最为简洁、措辞最为独特的建交公报，充分、生动地显示出中法建交模式的别具一格。

中法在瑞士共进行三轮谈判，终于达成了中法建交协议。

李清泉后来回忆起中法建交的过程时说：

中法建交是当时震动世界的大事，并对以后国际局势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他的谈判方式和建交模式也是独特新颖的。

中法建交有利于打破美国和国际反华势力对中国的封锁、包围，也有利于反对美苏垄断世界事务的图谋。

中央提出的新方案，对发展中国同西方国家的关系有着重要意义，中国在坚持反对“两个中国”的原则立场的同时，对建交的具体步骤和驱蒋的具体方式，采取了变通处理的方针，提出“直接建交”方案。

新方案的特点是不要求法国先宣布同台湾断交，而以内部默契这种匠心独具的方式处理法台关系问题，即在中法双方就法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并承担相应的义务达成默契的情况下，采取中法先宣布建交从而导致法台断交的特殊方式。

中国政府一向坚持，凡同中国建交的国家必须同台湾国民党集团断绝外交关系。中法“直接建交”模式，在新中国外交史上是独一无二的，也是周恩来高超的谈判艺术的出色体现。

中法不屈服于美国施压

1964年1月2日，在中法两国举行建交第二轮谈判的时候，美国采取一系列行动试图阻止法国承认中国，戴高乐不为所动。面对美国和蒋介石集团的压力，中法仍然以周恩来提出的三项原则为基础，积极为正式建交作准备。

蒋介石当局风闻中法即将建交，便于1963年12月24日致函戴高乐，对此种传闻表示深感不安，要求予以澄清。

戴高乐派前法国驻重庆大使贝志高做为特使前往台湾，递交复信。

蒋介石确认法中即将建交，便要求戴高乐推迟实施这一决定，但法国不予理睬。

在李清泉与法方代表会谈时，1964年1月8日，戴高乐召开内阁会议，讨论中法建交问题。

当时，内阁成员无一缺席，会场气氛格外肃穆。除了总理和外长，其他部长们只是从报刊上得知中法行将建交的种种传闻，对内情尚一无所知。

在会上，戴高乐要他们一一就承认中国问题表态。

德姆维尔外长首先发言说：

中苏破裂使中国做为一个重要因素重新出现在国际舞台上。英国早就同中国建立了关系，但他未能扩展这种关系。至今，英国还没有能派出大使，只有一个代办处。除了法国，没有别的国家能够利用这种局势。

内阁成员纷纷表示同意中法建交，只有内政部长罗歇·弗雷强烈反对。他列举出反对的两个理由：

第一，所谓中苏分歧，在我看来，不过是某种预谋或某种闹剧的一部分，目的在于将中国引入自由世界。

第二，如果毛泽东主义在我国蔓延，在我国造成混乱，我觉得，从内政角度看，有很多不利之处。况且，我看不出承认中国对我国的外交和经济有什么好处。

戴高乐看了一眼弗雷，反问道：

我想知道您的消息来源。我不明白，您怎能把中苏分歧看成是虚构的。我看，您还是别听信您那些情报机关的胡言乱语的好。俄国人确确实实从中国撤出了全都的工程师、技术人员。几年来，俄国人不再帮中国人干任何事情了。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再说，15年来，中国领导人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他们到处都表现非常活跃。中国是个庞然大物，他确实存在在那里。我们就像中国不存在似的过着日子，那是睁眼瞎。何况，中国越活越好。

内政部长先生，就我们的对内政策而言，最糟糕不过的是，我们不去做国家利益要求我们做的事情。

内阁会议开了两个小时。最后，戴高乐作总结发言，他指出：

中国这个事实明摆在那里。这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他拥有开辟未来的一切手段。我们不清楚，他需要多长时间来发展自己。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总有一天，中国将成为一个巨大的政治、经济，甚至军事大国的现实。法国应当考虑到这一点。

不承认中国有什么好处没有？谁也没有向我们提供什么报偿。我们同所有的人打交道，我们有盟国，我们保持联盟。采取承认中国这一具有转折性的步骤，说不定对我们的盟国也不无好处。存在着中国这一事实，不应当无视这一事实。

我们曾就中法关系正常化进行了试探，结果是积极的。中国渴望得到承认。中国并不隐讳，他明确表示希望得到承认。他如实地看待世界。苏联人成了他的对手，美国仍然是他的对手。我这样说是引用中国人自己的说法。中国人发觉，除了法国，没有别的对话者。在他们看来，日本是美国的卫星国，英国已日趋衰落，法国存在着，法国是独立的。对中国来说，法国是实实在在的，甚至是唯一的实实在在的力量。

戴高乐接着说：

我们之所以出现在北京，那是为了有所作为，那是为了施加影响。特别是为了在东南亚实现和平，使法国能够重返这一地区。另外，还有一些具体问题。从眼前说，中法建交在经济方面不会有多大影响。从文化角度看，中国人只学英文总有些令人不快。我们在中国存在，我们的文化并不使中国人感到讨厌，这一事实足以使我们扩大在那里的文化影响，世界上将会有更多讲法语的人。结论是：解决这个难题的时机已经成熟。

经过表决，法国内阁决定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周恩来重申一个中国立场

1964年1月9日，李清泉和雅克·德博马歇举行第三次会谈。

李清泉在这次会谈中指出：

如果法兰西政府实质上不坚持制造两个中国的立场，而仅为接受措辞有困难，中国政府可以删去有关句子。

但是，联合公报发表后中方将对外发表自己的解释，法方要以复述中国声明的方式，予以确认。

这样，李清泉和德博马歇就联合公报的运作在瑞士首都秘密谈判，最终完全达成协议。

1月15日，法国将要承认中国一事正式告知美国，立刻引起美国不满。美国批评法国的行动有违自由世界的利益，而法国从中什么也得不到。

1月15日，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邦迪向总统约翰逊提了一条“一石三鸟”的“妙计”，那就是让蒋介石不主动与法国断交。

当时，美国从搜集到的信息看，中国似乎并未要求法国先与台湾断交。

1月8日，富尔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也说，法国与中国建交，并无先决条件，法国没有义务撤销对蒋介石的承认。

法国的这些言论给美方的感觉是，巴黎与北京都认为中法如果建交，台湾会主动断交，从而顺利解决台湾问题。那如果台湾不主动断交呢？那一定会给中法建交一事带来极大的麻烦。

美国认为，大陆对法国维持与台湾的关系予以默认，那么就可以解决美国对华政策中的两难困境。如果北京极力施压，要求法国与台断交，但法国不允，则会造成中法不和，会使建交功效打上折扣。

最有可能的结果是，即便台湾不断交，法国在北京压力下，与台湾主动断交，这样就会让中法建交冲击的负面影响降低。

1月18日与22日，美国国务卿腊斯克两次召见台湾“驻美大使”，强调不采取报复行动的好处。

后来，在中法建交公报发表当天，美国还派中情局副局长原台北站站长克莱因跑到台湾，当面向蒋施压。

蒋介石最后听从劝告，让其“外交官”赖在法国不走。最后不得已，法国驻台代办在2月10日通知台湾：

法国将与北京互换代表，如果北京的外交代表到达，法国将认为他是中国的代表。

相应地，“中华民国”的外交使团将丧失其代办资格。在这种情况下，台湾不得不于当天夜里发表声明，正式与法国断交。

1月17日，法国外长德姆维尔在接见日本驻法大使时表示：

中国并没有提出以法国同台湾断绝外交关系为先决条件，因此，法国不打算主动与台湾断绝关系。

这时，中方注意到法国国内“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的论调。周恩来在答法国记者问时严正指出：

按照国际惯例，中法建交后，蒋介石集团驻在巴黎的外交代表就失去了做为外交代表的资格，任何“两个中国”和变相“两个中国”的企图都是绝不允许的。

同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奉命发表了措词严厉的声明。这份声明是根据双方事先协商后发表的。在法方确认其不支持“两个中国”的条件下，中方不再坚持法方以书面形式声明他的这一立场，而由中方单方面声明，法方予以默认的方式加以肯定。

直到联合公报发表前，戴高乐才将中法建交决定通知美、英、日本、西德，并于1964年1月19日委派潘切诺夫将军为特使，携戴高乐的信件飞抵台北。

戴高乐在信中一再表达对蒋的敬仰外，明确复称：

法国政府将和北京政府建立外交关系一事，果属正确。

1月24日，台湾向法国严重抗议。蒋介石则致函戴高乐，要求推迟与北京建交。然而，事实是美、蒋的要求全部落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