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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四、中法建立外交关系
- 中法建交公报全文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一致决定建立外交关系。两国政府为此商定在三个月内任命大使。”
- 毛泽东说：“这一点不搞清楚，我们不接纳你们的大使，我们也不派大使到你们那里去，事先讲个清楚。”
- 周恩来对马纳克说：“我们对于戴高乐将军怀有最大的敬意。你能替我把这话告诉他吗？”
中法发表建交联合公报
1964年1月27日格林尼治时间11时，中法建交公报如期在北京和巴黎同时发表。公报全文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一致决定建立外交关系。两国政府为此商定在三个月内任命大使。
中法建交的消息立即在全球引起强烈反响，英美等国想不到昔日的盟友法国这么快就“抛弃”了自己。
中法建交公报发表后不到半小时，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对法国政府的决定“表示遗憾”，认为法国的决定是一个“不幸的步骤。”但美国心里清楚，戴高乐向来特立独行，对美国的反对根本不会放在心上。
蒋介石集团更是恼羞成怒，得知中法建交的消息后，蒋介石立即责令“外交部”长沈昌焕说：“巴黎欺人太甚，立即声明断交。”
戴高乐立即响应台湾的声明，指出：
法国不久将与台湾断交。
2月10日，台湾“外交部”宣布自此日起正式同法国断绝外交关系，并撤走驻巴黎的“大使馆”。
中法建交被西方媒体喻为“外交核爆炸”，轰动国际社会，堪称现代国际关系史上的精彩之笔。
中法建交是国际局势发展中的一个重要事件。法国同中国建交，意味着不再承认蒋介石集团代表的所谓“中华民国”。
中法建交公报发表后，国民党驻巴黎“大使馆”赖着不走。
中法宣布建交前，中方组成以外交部西欧司副司长宋之光为代办的建馆先遣班子。法方也任命从小在北京长大的克洛德·沙耶为代办，整装待发。
中方根据同法方商定的建交方案的既定步骤，于1月28日由外交部发言人就中法建交发表声明：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做为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同法国政府谈判并且达成两国建交协议的”，重申“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任何把台湾从中国的版图割裂出去或者其制造‘两个中国’的企图，都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绝对不能同意的”。
戴高乐决定亲自将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外交事件公之于众。
1月31日，戴高乐在爱丽舍宫举行有1000多人参加的记者招待会，正式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会上，戴高乐阐明法中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并针对国内外的反对意见，详尽说明法国此举的种种理由和法中建交的重大意义。
戴高乐在发言中指出：
由于事实和理智的影响日益增强，法兰西共和国认为，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常关系即外交关系的时刻已经到来……
目前还在观望的某些国家政府，迟早会觉得应该仿效法国。
当时，周恩来和陈毅还在欧、非、亚洲14国进行正式访问，由邓小平任代总理。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带宋之光代办和张锡昌一起去见邓小平。
邓小平嘱咐代办早日赴法，首要任务是进行“驱蒋”斗争。
戴高乐担心如蒋介石不主动同法国断交，将打乱法中建交、互换大使的步调，从而置他于十分尴尬的境地。
于是，戴高乐试图通过旁敲侧击的方式挤走台湾当局的“外交代表”，逼迫台湾采取断交步骤。
毛泽东说中法之间有共同点
1964年1月28日晚，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举行招待会，介绍在北京访问的以贝纳尔为首的法国议员代表团全体成员和中国各方面的知名人士见面。
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叔通、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李四光等，出席了招待会。
出席招待会的还有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政府有关部门的负责人。
他们当中有李一氓、曾涌泉、南汉宸、楚图南、卢绪章、胡愈之、金仲华，曾经留学法国的人士，以及工会、青年、妇女、科学、政法、教育、艺术、新闻、体育、宗教等方面的知名人士。
在北京的法国朋友和侨民应邀出席了招待会。
宾主在招待会上进行了友好地交谈，对中法两国宣布建立外交关系，表示热烈祝贺。
张奚若在招待会上祝酒。他说：
中法两国人民之间一向存在着传统的友谊，有着发展两国关系的共同愿望。随着中法两国外交关系的建立，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相互了解，两国之间的经济和文化关系，将会进一步加强。
接着，贝纳尔也表示，中法两国建交将促进两国之间的经济和文化的交往。
招待会上充满友好气氛。
1964年1月30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以弗朗索瓦·贝纳尔为首的法国议员代表团全体成员，同他们进行了友好地谈话。接见时在座的有张奚若、褚启元、赵政一。
毛泽东首先说：
欢迎你们。我们做个朋友，做个好朋友。你们不是共产党，我也不是你们的党；我们反对资本主义，你们也许反对共产主义。但是，还是可以合作。在我们之间还有两个根本的共同点：
首先，反对大国欺侮我们。就是说，不许世界上有哪个大国在我们头上拉屎拉尿。我讲得很粗。不管资本主义大国也好，社会主义大国也好，谁要控制我们，反对我们，我们是不允许的。你们国家的本钱比我们的大，你们的原子弹都已经制造出来了，可能已经成批地生产了吧？我不反对你们生产原子弹。大批大批的原子弹在美国、在苏联，他们经常拿在手上晃着吓唬人。
其次，使两国间在商业上、在文化上互相往来。希望你们把什么禁运战略物资也反掉。现在卖给我们的只是些民用物资，战略物资还不卖，美国不让卖。我说，总有一天会突破这个缺口。如石油，因为是战略物资，现在还不许你们拿此做生意。粮食，这方面生意我们已经做成了，因为不是战略物资。英国卖给我们一些飞机，你们也可以做这生意。有些普通军火为什么不可以做点生意呢？
毛泽东接着指出：
你们不要学英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英国同我们只有一个分歧，就是他对台湾的地位不肯定。
第一，英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认台湾，这是好的；
第二，英国现在在联合国投我们的票，这也是好的；
第三，英国同美国都搞“两个中国”，这点上表明他是美国的代理人。我们同英国已有10来年的外交关系，他也像你们那样，要我们派个大使去，他派个大使来。我们说不行，再搞15年，甚至几十年也可以，我们不派大使去。联合国进不了，那也不要紧。15年没有进联合国，我们也活下来了，再让蒋介石“大元帅”在联合国呆上15年、30年、100年，我们照样活下去。
要我们承认“两个中国”或者是“一个半中国”，那都不行。你们要派就派个大使来，不要学英国那样，搞了十几年，还是个代办，不要钻进美国的圈套。这一点不搞清楚，我们不接纳你们的大使，我们也不派大使到你们那里去，事先讲个清楚。我见富尔先生时，也同他讲清楚了这个问题。我们外交部发表过声明，也在瑞士和你们打过招呼，取得了协议。你们同国内有什么密码通讯吗？在外国跑，没有个密码通讯可不方便。
你们要同英国区别开来，要痛痛快快地把话讲个清楚。我是个军人，打过22年仗，戴高乐将军也是个军人，讲话不要弯弯曲曲，不要搞外交手腕。
法国已经不是希特勒的法国，我们中国也不是日本的中国了……
毛泽东最后很理解地说：
我们不反对你们同美国好，对你们说来，也是又团结又斗争。我们同美国在台湾问题解决了以后，要恢复外交关系。即使恢复了外交关系，美国如果还像今天这样到处干涉、控制，我们还是要反对。
我们要求美帝国主义从亚洲滚出去，从非洲滚出去，从拉丁美洲滚出去，从欧洲滚出去。欧洲是欧洲人的欧洲，美国人去干什么？英国有个上议院议员，就是蒙哥马利元帅，他就反对北大西洋条约中美国人来称霸。他反对加拿大同美国关系太密切。我那次同他说，你去找戴高乐将军。那是在1961年他第二次访华时，大概他没有去，他是保守党。我就问他，持你这种意见的只有你一个人吗？他说，不，还有人。他坚决反对美国在欧洲称霸，他并不是共产党员。
毛泽东的话给法国议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交谈结束后，毛泽东还与议员们合影留念。
同年2月6日，戴高乐在给蓬皮杜总理和德姆维尔外长的手谕中指出：
从国际法的观点看，只有一个中国。既然我们与北京政府协议建立正常的大使级外交关系，我们就认为北京政府是中国政府。对我们来说，有理由不承认台北代表机构的外交地位，并尽快向其告知此意。
同年2月10日，法国政府正式通知台湾当局驻巴黎的“外交代表”：北京外交人员到达巴黎，台湾“外交代表”机构就将失去其存在的理由。
当时，美国要蒋介石不主动采取同法国断交的步骤，但迫于形势，台湾当局不得不在同一天宣布同法国断绝外交关系，并撤销其驻巴黎的“外交代表”机构。
法国政府按照中法建交三点默契的规定，也宣布相应地撤回它在台湾的外交代表机构和外交人员。
“驱蒋”问题就这样顺利解决了，从而为建立中法建交大使馆扫除了最后一个障碍。
中国派团赴法建立使馆
1964年2月14日，正是中国农历大年初二，按照邓小平“代办早日赴法”的指示精神，中方先遣人员离京赴法。先遣组将视“驱蒋”斗争的进展情况，做好留与撤的两手准备。
临行前，法方突然提出两国先遣人员的人数对等的要求。中方先遣人员原定8名，只得临时相应减少两名。
从北京出发仅4人，他们是宋之光代办、翻译汪华、机要员李琳和张锡昌。另有两名外交官从中国驻瑞士大使馆抽调，拟在伯尔尼会合。
当时，从北京去巴黎，只有一条路可走。中苏关系已经恶化，但北京至莫斯科航班照常运行。
先遣人员马不停蹄，乘飞机抵达莫斯科后，从机场直接换乘经布拉格去瑞士苏黎世的航班。然后从苏黎世乘火车前往伯尔尼。
由于法台关系已解决，法方对两国先遣人员人数和抵达时间提出对等要求。即中方先遣人员减为6名，2月23日，中法两国的代办同时到达对方首都。
中国代办前往巴黎，成为各国媒体竞相报道的热门新闻。宋之光代办一行抵达巴黎却受到出乎意料的盛大欢迎，单是前来摄影、报道的记者就有数百名之多。宋之光一行6人从伯尔尼乘火车抵达巴黎车站时，受到出乎意料的盛大热烈的欢迎。不少记者一直跟踪到先遣队下榻的饭店。有的记者干脆整天泡在饭店里打听消息。
宋之光在走下火车时，受到法兰西共和国外交部代表、礼宾司副司长埃曼努埃尔·德卡斯特雅的欢迎。到车站欢迎的还有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驻法国特命全权公使克里斯塔克·米沙、古巴驻法国大使馆参赞拉斐尔·埃尔南德斯·马丁内斯、越南民主共和国驻法国商务代表团办公室主任吴文充。
正在巴黎友好访问演出的“中国艺术团”团长金仲华也到车站欢迎。
中华人民共和国派出的临时代办，接受了在巴黎的华侨代表献的鲜花。
26日下午，宋之光向法兰西共和国外交部长莫里斯·顾夫·德姆维尔递交介绍书。递交介绍书后，德姆维尔外长和宋之光代办进行友好地谈话。
在中国先遣队赴法国的途中，还发生了一些小小的插曲。
先遣队原计划在伯尔尼稍事逗留后即赴巴黎。不料，国内指示先遣队就地待命。原先法方曾要求中国代办先期去巴黎，以利于挤走台湾的所谓“外交代表”。
由于“驱蒋”问题已不存在，法方改变主意，要求两国代办同时到达对方首都。
法国人做事情十分严谨，使中国建馆先遣班子一直在法国大门口待命，就这样一等到了2月23日才得以前往法国巴黎。
法方安排宋之光住下榻饭店的总统套房，另外5名先遣人员住5间并排的客房。机要室和机要员是重点保护对象，夹在中间。5间客房内部开通，形成连环，对外只有一个进出口，以利于安全保卫。
中国代表团的全体人员对工作一丝不苟，尽职尽责，因为他们心里十分清楚：自己代表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方确定驻法大使馆馆址
1964年1月23日，中国派出的建馆先遣队到达巴黎，受到了巴黎各界热烈的欢迎。随后，中国代表团马上投入建馆的实际工作中。
建立大使馆，首先是要找到合适的地址。
按照国际惯例，台湾当局同法国断交后，原使馆馆舍理应由中国外交代表机构迅速接管使用。
早在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政府买下乔治五世大街11号房产做为使馆馆舍。那套房子不算大，不过地段不错。但由于一些复杂的因素，收回馆舍非短期内所能实现。
当时，台湾当局在断交时做了手脚，将馆舍名义上过户给台湾当局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团，而当时台湾的所谓代表仍窃据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法国有关当局不想很快归还中国在巴黎的馆舍，以便在北京新建馆过程中处于较为有利的讨价还价的地位。这就为中国筹建使馆增添了难度。
巴黎房地产价格昂贵，且不易找到适合使馆使用的房子。大使3个月后即将到任，因此时间紧迫。
物色馆舍遂成为先遣班子的当务之急。经多方奔走努力，终于选中了坐落在巴黎西北近郊、离市中心不远的诺伊高级住宅区一幢带花园的独立3层楼房。
这套房子客厅相当宽敞，加上房前房后大片草坪，足可举行大型招待会。内部装饰相当精致，不需修缮即可使用。
房主原是一个意大利军火商，自杀身亡后，将房产留给他的美籍夫人。由于负债累累，他的夫人急于将房产脱手，结果以110万美元现款成交。
当时，这笔钱不是一个小数目。新中国成立以来，以巨款购置馆舍尚属首例，这也可以看出国内对中法建交的重视程度。
中国代表团在签了合同、付清房款后，正在准备移交房子，这时又发生了一个小插曲。
当时，房主受到美国方面的警告，如将房子出售给中国大使馆，美国政府将不准她进入美国。女房主怕回不了美国，又提出不向中国出售这套别墅。
宋之光代办知道这件事情后，设法解除她的思想顾虑。同时强调，购房手续均已办妥，款也已付清，她如毁约，将要赔偿一切损失。
经过中国方面的反复说服，她终于同意维持原议，并取出香槟和宋之光碰杯庆贺。
为了防止再发生意外，宋之光迅速派人接收了房子，日夜看守。先遣人员全部进驻后，又进行全面检查，结果发现客厅一个角落有微弱的异常声音，原来是一个匆匆安装的收集情报的窃听器。
事隔3年，在后来的1967年3月20日，法国外交部终于将乔治五世大街馆舍交给中国大使馆。
当时，中国的工作人员前往接收时，大吃一惊。据张锡昌后来回忆：
这哪里像什么使馆馆舍，眼前是一片国民党狼狈逃窜的景象。
纸片、书报散落各处；破烂家具横七竖八丢在房间和楼道里；煤块、炉灰撒得满地皆是。
使馆人员轮流前去义务劳动，花了好大力气才算把这大堆垃圾清理干净。这也称得上是中法建交筹建使馆中有趣的一幕吧！
经国内派人装修后，乔治五世大街11号正式做为中国驻法国大使馆。而诺伊的花园楼房改为大使官邸。
刘少奇接受法国首任大使国书
1964年5月27日，法国首任驻华大使吕西安·佩耶抵京，中国首任驻法大使黄镇于6月2日到任。
5月31日下午，法兰西共和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特命全权大使吕西恩·佩耶，向刘少奇主席递交国书。
首先，吕西恩·佩耶大使致颂词：
共和国主席先生：
在向阁下递交任命我为法兰西共和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的国书的时候，我不禁要表达我所感到的荣幸。
从各方面来说，被指定来沟通自己的祖国同另一国家之间已经同意建立的外交关系，这的确是承担了一项崇高的使命。
但是，当这一使命是由戴高乐将军以法国的名义交咐，并且将在对世界前途说来极其重要的国家里加以执行时，被赋与该项使命的人，不能不在这种情况下得出如下的必然的结论，即：任务重大，在致力完成这一使命中必需持有谦逊的态度。
我国政府在同意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时，是要承认今日中国在各方面所代表的巨大的现实。在维护和巩固局势最不稳定的地区的和平方面，今日中国会起决定性的作用。法国政府曾经同东南亚国家保持了多方面的联系，今后也将永远愉快地致力于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以保证受尽苦难的这一地区的人民能够重新获得他们多年来殷切而合理地渴望的和平。
中法两国都深知，他们代表着已由悠久的光荣历史加以证实的巨大的学术和精神上的财富。中法两国也都知道，他们在为世界的科技进步，付出艰巨努力，并能够更有利于两国人民方面，所能发挥作用。在各自所关心的问题、各自的思想体系和政治制度的范围内，中法两国都很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民族特点和自己所担负的责任。
从回顾巨大的民族历史中，而获取教益的我们两国，都忠于各自的悠久的固有的传统文化，并且关心在工业和科学的研究和活动等方面的发展。只有经过相互结识并且尝试相互了解，而不过问各自的经济、政治制度如何，我们两国才能对世界的和睦作出有效的贡献。
肯定地说，人的培养是缔造未来的基本因素之一。法国曾以教授和教师为业，将在文化、艺术和科学交流方面致力于人们、特别是青年人的相互接近，致力于更好的介绍目前好的和新的经验。
在维护和平、经济交流和进一步了解两国文化的崇高事业中，难道像中国和法国这样的两个国家，不能找到相互接近和相互尊敬的切实的理由和最有利的机会吗？
共和国主席先生，这就是法兰西共和国总统戴高乐将军的思想，也是我极其荣幸地以法国的名义向你转达的一切。
接着，刘少奇主席致答词：
大使先生：
我高兴地接受阁下被任命为法兰西共和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特命全权大使的国书，并且感谢阁下所转达的法兰西共和国总统阁下的良好祝愿。
中法两个民族都是伟大的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两国人民之间长期以来存在着传统的友谊，在反对法西斯侵略的战争中，从事过共同的抵抗斗争。
尽管中法两国社会制度不同，我们两国人民都热爱和平，珍视自己民族的独立和尊严，并且具有发展中法友好关系的共同愿望。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一贯奉行和平的外交政策，主张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所有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
中法两国在国际事务中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对维护世界和平都肩负着重要的责任。
我相信，随着中法关系的正常化，我们两国将进一步增进相互了解，经济和文化往来将会日益增加，两国人民间的友好关系将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大使先生，中国政府和我本人欢迎阁下出任法兰西共和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在阁下为发展和增进中法两国友好关系的工作中，将会得到中国政府和我的充分协助和合作。
谨祝贵国国家繁荣，人民幸福，并祝法兰西共和国总统阁下健康。
随同吕西恩·佩耶大使递交国书的有法国驻中国大使馆的外交官员。
递交国书时在场的有，外交部副部长王炳南、西欧司司长谢黎、礼宾司副司长马振武。
中法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进程到此宣告圆满完成，中法两国友好关系的历史由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有趣的是，蒋介石集团虽然宣布与法国断交，其“外交”人员根据美国的旨意，却迟迟不撤回台湾。
在法方的一再催促下，台湾驻法“大使馆”的人员才不得不逐步撤离巴黎，最后却仍留下“文化参赞”陈垣看守馆舍。
虽然法国官员屡次催陈垣离开使馆，但陈垣不听，赖着不走，并对法方人员出言不逊，声称此房屋的产权属“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无关。
法国外交部见陈垣蛮不讲理，决定采取强硬措施，派军警将躺在地上耍赖的陈垣强行抬出了馆外，并不准他再入馆内。
不久，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法使馆正式挂牌建立。
世界各国高度赞扬中法建交
1964年1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祝贺中法建交，文章指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法兰西共和国决定建立外交关系，互派大使。这是一件值得祝贺的事情。
中法建交是符合两国人民利益的。中法两个民族都是伟大的民族，都在国际事务中起着重大的作用。
……
中法建交是我国外交政策的又一次重大的成就。我国政府一贯主张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所有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毛泽东主席就宣布：“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文章最后指出：
美帝国主义一贯力图阻挠中国和其他国家建立和发展正常关系，以此做为孤立中国的一个步骤。
在中法建交公布后，美国国务院竟然发表声明，诬蔑中国，并且对法国政府的决定表示“遗憾”。这不仅表明美帝国主义死也不肯放弃他敌视中国的政策，而且也表明美帝国主义是国际关系正常化的最大的破坏者。但是，不管美帝国主义怎样进行捣乱，中国同越来越多的国家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这是一种必然的趋势，绝不是任何人所能够阻挡得住的。
中国人民欢迎中法建交。我们衷心祝愿中法两国人民的友谊与日俱增，中法两国的友好关系获得进一步的发展。
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于1964年1月29日在雅加达访问时说，他很高兴看到中国和法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决定。他认为这项决定是符合全世界人民的利益的。
《柬埔寨电讯报》于1月29日发表社论欢迎中法建交。文章指出：
人们不能够无视一个有7亿人口的国家，而且没有一个世界性问题在没有中国参加和同意下能得到解决的。
蒙古《真理报》于1月30日发表文章，评论中法建交。这篇题为《正确的步骤》的文章说：
由于法国政府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这就出现了对事态的正确态度……
进步公众认为，中法建交的决定已成为巩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有益步骤。希望从维护和平利益出发，致力于巩固各国合作的人们，都欢迎这一决定。
罗马尼亚《火花报》于1月29日发表编辑部文章说，中法建交是理智和现实主义的政治行动，是国际生活中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他符合和平和国际舞台上关系正常化的利益。这篇题为《国际生活的重大事件》的文章说：
通过数十年的斗争和在人民的巨大流血牺牲中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不可改变的历史事实，他在解决国际关系中的基本问题方面起着巨大作用……
大家知道，中国人民革命胜利之后，国际反动派的极端主义集团抱着不承认新中国的荒谬立场。不顾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人民唯一合法的代表这一事实，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联合国的工作。
而中国——联合国奠基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的合法席位则被蒋介石集团的代表所窃据，这样就损害了联合国的普遍性原则和这一组织的效能。
波兰《自由战士报》于1月27日就中法建交发表社论说，这一步骤将引起极其重要的变化。这些变化“必然超出中法关系的范围，而对未来国际形势的发展起明显影响”。
“社论”指出：
法国外交的最新措施将冲击包括各个大陆的，反对美国孤立人民中国的方针和反对美国在东南亚利益的过程……
西欧和拉丁美洲国家将可能步法国后尘。
波兰《人民论坛报》于1月28日发表题为《现实主义的表现》的文章指出，法国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是一个重要政治事件，对此我们表示由衷的欢迎。
文章说：
在西方，人们也在考虑，谁会步法国的后尘，法国的决定可能引起真正的连锁反应。人们也列举很多国家首都，他们迟早将必须同中国北京建立外交关系。
1月28日，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就中法建交发表声明指出：这件事充分说明了，“在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面前，美帝国主义者的政策在破产。”
声明指出：
法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根据国际常识的非常自然的举动。这又一次证明了历史潮流是不可阻挡的……
正如资产阶级报纸所承认的，美帝国主义者和屈从于他们的许多国家的反动派由于这件事而惊惶失措。美国国务卿腊斯克和助理国务卿希尔斯曼为了掩盖他们的狼狈处境，大叫大嚷说什么“中国是侵略国家”，以便把日本和其他（国家）的反动派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
但是，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爱国正义斗争不可避免地将在全世界蓬勃展开，正如古巴、巴拿马、南越、南朝鲜、印度尼西亚和其他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的情况已经表明的那样。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新德意志报》于1月29日就中法建交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
文章说：
法国在1月27日宣告，在外交上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从热烈的国际反应中可以看出，世界公众一开始就懂得这是一个重要的事件，承认一个有影响的政治现实……
法国作出这个决定是违反美国意志的，这也表明西方世界矛盾的尖锐化。
中法建交，大大改善了中国的外部环境，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
法国成为西方大国中第一个同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这对于中国加强同西欧的关系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对美国孤立中国的政策是又一次沉重的打击。正如匈牙利著名政论家萨波伊斯特万所说的那样：“法国不管美国的公开威胁和抗议而承认人民中国，给了美国一记响亮的耳光。”
周恩来向戴高乐发出访华邀请
1964年8月，法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向中国驻印尼代办透露：戴高乐最近要到拉美各国访问，也想去中国访问，以加强同中国的关系。
同年12月，陈毅建议邀请戴高乐访华。
这时，法国各界，也通过种种渠道频频向中国表示戴高乐愿意访华的要求，实际上是希望中国方面能在两国领导人互访问题上迈出第一步。
1965年5月16日，戴高乐在爱丽舍宫私宅召见中国驻法国大使黄镇，亲自表示了邀请周恩来总理访法的愿望。
6月22日，黄镇奉周恩来总理之命转告法国总理蓬皮杜说：
周恩来总理表示高兴访问法国，并感谢戴高乐总统的邀请。
但遗憾的是，周恩来总理今年下半年的日程已有安排，不能应邀访问贵国。他愿意邀请蓬皮杜总理今年下半年访华。
蓬皮杜说：
如果周恩来总理在他时间允许的时候来法国进行访问，他将受到同我们两国关系相称的接待。
我很满意地听到周恩来总理邀请我访问中国。我也希望能访问中国，但下半年议会讨论预算和明年年初大选在即，政府首脑不能出国访问。
1969年4月22日，戴高乐召见即将赴任的法国驻华大使马纳克，希望他促成中国领导人访问法国。
戴高乐说：
至于派谁来，我也不知道。只要中国领导人愿意访法，你都可以以我的名义邀请，并将受到我的很好接待。如果中国方面回请，德姆维尔总理将接受邀请。
出人意料的是，6天之后，戴高乐因“建立区域”和“改革议院”两个法律草案举行公民投票失败，不得不宣布辞去总统职务。
戴高乐从总统的位置上下来后，访问中国的愿望更加强烈。
1970年3月2日，法国驻华大使马纳克致信戴高乐，建议戴高乐访华。
马纳克在信中说：
中国人总带着钦佩的心情同我谈到你。有一天，我告诉周恩来先生说，我在北京曾接到你的信。当时，他停下脚步来，默然不语。然后，他对我说：“我们对于戴高乐将军怀有最大的敬意。你能替我把这话告诉他吗？”
这封信还说：
有一件大事可做。
我的将军，对于法国，对于历史，都是一件大事，无论对于未来还是对于保持我国的光辉来说，都会是一桩重大的行动。
这个行动从现在起会把我国放在未来局势的中心，而且历数十年不衰；一桩同你相称的、永世不忘的行动，而且世界上只有你能够以一种既明智又自立的自由来完成。
这就是远行到中国来。有了这样一件大事，现代世界历史就完整了。
4月10日，戴高乐给马纳克回信，他在信中说：
尽管我目前还不能明白答复，请你至少了解，我已经把这事记录在卷了。
7月，法国总理府计划和领土整治部部长安德烈·贝当古率领政府代表团访问中国。
毛泽东、周恩来都接见了他们。
在谈话中，毛泽东、周恩来的话题不断地停留在戴高乐身上。
对毛泽东来说，接见一个法国政府的部长，这是一个特例。主要是因为戴高乐的缘故。
参加陪见的法国驻华大使马纳克在7月30日给戴高乐的信中又特意向其传递了这个信息。他在信中写道：
你本人、你的榜样和你的行动，在所有的谈话中占压倒地位，而且毛泽东和周恩来对你表示了极大的尊敬。
9月8日，戴高乐对即将前往北京的法国驻华大使馆新任参赞的外甥女科尔比说：
到中国去，对我来说是一个美梦。
说真的，我很想到那儿去。
……
自然我需要接到中国政府的邀请。
在戴高乐计划访问中国时，中国方面也正准备着转交给戴高乐一份正式邀请书。
但中国方面想要事先确知戴高乐是否会接受邀请。
为此，周恩来派出一位秘密使者到巴黎，这就是英籍华人著名作家韩素音女士。
韩素音父亲是早年留比利时的中国工程师，母亲是比利时人。1931年，韩素音还没满15岁时，在北京医院当打字员。
1970年10月20日，韩素音在巴黎法兰西科学院找到戴高乐十分信任的货币和财政政策顾问雅克·吕夫。
韩素音对雅克·吕夫转达了周恩来的口信：
中国政府愿意邀请戴高乐将军访问中国，政府将尊重将军的全部意愿。
他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他要到中国哪里旅行就去哪里，他愿会晤什么人就会晤什么人。
中国等待着将军……
这是周恩来总理的诚恳邀请。是周恩来要我来完成这项任务，并以他的名义邀请戴高乐将军的。
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所最钦佩的，就是戴高乐将军拒绝在强权面前屈服以及他维护国家独立的意志……
但在直接向将军发出邀请以前，中国领导人想确知戴高乐将军能否接受邀请，你能否把这个信息告诉将军，并把他的答复告诉我，我立即向北京转达。
雅克·吕夫表示他立即准备完成托付他的使命，然而，一切都晚了。
1970年11月9日19时25分，戴高乐将军因动脉瘤引起胃动脉破裂而撒手人寰。
戴高乐将军死前没有任何痛苦，他不知道自己将要死去。
当天，戴高乐还是像往常一样撰写自己的回忆录。戴高乐终究没有接到周恩来传递过来的信息。
中国政府惊闻戴高乐去世的消息后，决定以高规格吊唁戴高乐的逝世，以表达对他的深切敬意和悼念。
毛泽东、周恩来分别给戴高乐夫人和法国总统蓬皮杜发去唁电。
唁电称戴高乐为“反对法西斯侵略和维护法兰西民族独立的不屈战士”。
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到法国驻华使馆吊唁，并委派黄镇大使为特使参加法国政府为戴高乐在巴黎圣母院举行的宗教悼念仪式。
中国北京天安门、新华门、外交部下半旗以示哀悼。
戴高乐逝世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周恩来与人谈话时常常提到戴高乐。
在后来的1971年7月，周恩来接见法国前部长佩雷菲特，谈到访华是戴高乐多年的夙愿时说：“毛主席对戴高乐将军怀有尊敬的感情，并对没有能在北京接待戴高乐将军表示遗憾。”
戴高乐总统虽然没有完成访华的心愿，但中法两国人民将永远铭记他为中法友谊作出的卓越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