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初步试验

• 1966年3月3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和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等从西宁专程来青海湖畔核武器研制基地视察。
• 1966年5月9日，“轰-6”中程轰炸机空投了含有锂-6的20至30万吨TNT爆炸当量的锂装置，结果证明了“加强型装置”是可行的。
• 1966年12月28日12时整，铁塔上空终于出现了一片蓝天，氢弹原理装置按时起爆。随着强烈的闪光，蘑菇云翻滚着直冲云霄，雷鸣般的轰鸣震撼戈壁。

邓小平视察研究基地

1966年初春，3月的高原仍然寒风萧瑟。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在薄一波、刘澜涛等同志陪同下，冒着料峭春寒，来到了西宁古城。

邓小平此次视察青海，关注的是青海的经济建设和中国核工业的发展。

3月30日，火车从西宁出发，向西飞驰。

这天，寒风扑面，雪花飞舞。邓小平披着大衣健步走下火车，微笑着向列队欢迎的人群招手致意问好。

在列车中部的一节车厢里，中共青海省委、省政府的负责同志杨植霖、王昭、高克亭等正在向邓小平同志汇报工作。

汇报涉及的面很广，从3年自然灾害给青海经济带来的损失，到省委为恢复经济所做的努力；从农牧业经济的发展到三线建设进展情况；从柴达木资源勘探与开发，到青藏铁路建设；从“三五”计划建设目标到民族工作……

邓小平同志静静地听着，有时赞赏地点点头，间或插上一两句。

在座的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和西北局书记刘澜涛也不时插话，询问了一些细节。

邓小平同志充分肯定了青海省委靠实事求是扭转困难局面的做法。对柴达木资源开发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当杨植霖谈到交通运输是资源开发的制约因素，并要求早日修建青藏铁路时，邓小平当即表示：可以在“三五”后期安排建设。而且进一步指出：要考虑目前我国的经济状况，本着节省投资、节省钢材的原则，青藏铁路可考虑用轻轨，站与站之间的距离远一点，站台也搞简易些，用内燃机车……邓小平同志关注民族问题是这次视察活动的重要内容。尽管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视察中国核工业基地的发展状况，但每到一地，总要听取当地党委的工作汇报，研究西北地区民族经济发展问题。

3月29日晚饭后，下榻胜利公园招待所的邓小平同志，被当天《青海日报》刊登的一篇长篇通讯所吸引。这篇题为《穷则思变，治山治水》的通讯，报道了化隆回族自治县德恒隆的群众自力更生、改变山区落后面貌的事迹，突出展现了沙连堡党支部书记马木华等少数民族干部的风采。他们的事迹深深感动了邓小平同志，使他从中看到了青海振兴的希望。

列车在湟水河谷中穿行，汇报结束后，邓小平同志沉思片刻，意味深长地指示说：

要选派那些优秀分子，特别是青年，让他们去参军，参加工厂劳动，到军队、工厂这两个熔炉中去锻炼，让他们学汉文、也学藏文，让他们读毛主席的书，逐渐地培养他们的集体主义、共产主义思想，变成工人阶级，然后再派回本地工作，使每个地方都有这样的骨干……你们说把青海建设成为真正巩固的战略后方，这是个标志。

走下火车，邓小平一行乘汽车向著名的金银滩草原前进。一支隐姓埋名的队伍，一批优秀的科学家连续几年奋战在这里，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他们手中研制成功。这就是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

邓小平前来视察的时候，中国第一颗氢弹研制工作已有了突破性进展。

站在海拔3200多米的金银滩，瞭望茫茫草原和远处起伏的群山，邓小平这位60多岁的老共产党员竟像年轻人那样兴奋不已。

他告诉随行人员：

原以为核基地一定在山沟里。没想到在辽阔的草原上。这里与当年长征时我们走过的毛而盖差不多，那时我还有些异常感觉，现在没有任何异常的感觉……

在国家二机部和二二一厂负责同志陪同下，邓小平同志兴致勃勃地视察了核基地模型厅、试验部、生产部、一分厂102车间等。

刘西尧、李觉等同志向他介绍了基地党委贯彻毛主席、周总理指示，加快氢弹设计、研制工作的情况。

邓小平听后非常满意，高度评价了我国科学家发扬学术民主、群策群力、求实探索的作风。

视察中，邓小平十分关心基地的建设和正常运转。当他踏进厂区，看到前来欢迎的人群时，生怕因自己的到来影响正常的科研和生产秩序，当得知都是不值班的职工和职工家属时，才安下心来，并告诉基地负责人，自己只是走走看看，不要惊动太大。

看到厂区树少，一再提出要多种些树，多组织职工家属参加生产，提高生活用品自给率。他还一再勉励王淦昌等科学家为国家核工业的发展出力。

李觉在汇报中说：“我们花了不少钱，就达到现在这么个水平，还有不少的浪费。”

薄一波鼓励说：“花点儿学费还是必要的，没经验嘛，你们不容易啊！”

当得知基地的内部报纸《红原报》正逢创刊时，邓小平高兴地饱蘸浓墨，挥笔题词：

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遵照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别人已经做到的事，我们要做到；别人没有做到的事，我们也一定要做到。

邓小平

一九六六年三月三十日

总书记的鼓励，激励着为氢弹研制而拼搏的科技人员，九院党委紧急行动起来，为保证以科研任务为中心的重点。

夕阳西下，列车向东飞驰。

邓小平视察青海虽然时间很短，却将他的足迹、他的情怀深深留在了这片土地上。

氢弹热核试验获得成功

1966年5月9日，“轰-6”中程轰炸机空投了含有锂-6的20至30万吨TNT爆炸当量的锂装置。

这次试验主要解决了热核材料的性能问题。

为了使氢弹可达到真正的“干净”，就必须探索新原理，研究新的热核材料，用雷射来引爆氢弹。

热核武器中除使用氘化锂和一定数量的氚化锂外，还含有少量的氚，以加速热核反应。

美国的氚年产量较大，每年也不过一、二公斤，由于氚的衰变，需要定期替换，所以大部分氚除了用来维持核武库贮备，只能有一小部分用于制造新武器，因此除了设法增加氚的生产外，俄、美两国都研究新的热核材料。

据报道，美国已经掌握了几种特殊聚变材料。多年来，俄、美两国也展开了对超钸元素的研究，这种元素可用来制造微型核子武器，但是获取这种材料是相当困难的，而且费用极为高昂。

原子弹的理论设计是整个原子弹试验系统工程的“龙头”。而更为艰难的氢弹的理论设计，则是更为复杂的整个氢弹试验系统工程的“龙头”。称邓稼先为中国的原子弹、氢弹元勋，盖源于此。

因此，在这次试验之前，九院坚持以14号楼会议室为设计战场，召开一次又一次技术研讨会，解决一道又一道难题。

九院首脑部门的坚决的态度，鼓舞了科技人员的研制信心。

周恩来也最清楚由原子弹到氢弹的飞跃，关键是理论上的突破。他曾经指示二机部要把氢弹的理论研究放在首要位置上，并注意处理好理论和技术、研制和实验的关系。

当二机部在《关于加速发展核武器问题的报告》中，把原理探索作为突破氢弹技术的首要措施提出来时，得到了周恩来的首肯。

周恩来领导的中央专委当时决定进行两次热试验：

第一次是在1966年5月9日的试验，也就是这一次，用“轰-6”中程轰炸机空投一枚核弹，验证解决制造氢弹的热核材料；第二次是后来在1966年12月28日，在罗布泊进行的核试验，检验了热核爆炸的基本原理，又获得成功。这两次热核爆炸试验，证明了于敏他们提出理论方案是正确的。

因此，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央专门委员会决定，直接进行多级热核弹的试验。终于在1967年6月17日爆炸成功了我国的第一颗氢弹。

可见，正是由于于敏、邓稼先等人在理论上有了重大突破，正是由于有中央专委的支持，才有氢弹新设计方案的形成和付诸试验，并得到了完全的胜利。

我们再来看这次试验。5月9日这一天，周恩来与前线指挥所指挥空爆的张爱萍、刘西尧分别于10时、13时、16时通了3次电话，对加强弹最后检查及天空气象出现的问题及时地作出指示及调整空爆时间的决定。

同时，周恩来于当日中午、13时30分、16时10分3次报告加强弹试验情况，请刘少奇、邓小平、贺龙、聂荣臻、叶剑英等阅后报毛泽东。

在第三次报告上，周恩来写道：

现在已于9日16时空爆成功，一切正在按预定计划进行。新闻公报稿另电告，在京常委同志已阅过，请主席收阅后批复。

结果证明了“加强型装置”是可行的。

含有热核材料的原子弹试验成功，周恩来称赞是领导、专家和群众三结合，教育、研究和生产三结合，群策群力，大力协同的结果。

在庆祝大会上，陈毅高兴地对外国朋友说：

美国、苏联认为我们研究不出原子弹来，但是，我们不仅掌握了原子弹，而且已经在搞氢弹了。

接着，在1966年12月28日进行的试验，检验了热核爆炸的基本原理，使用的是30至50万吨当量的铀-锂装置。

含有热核材料的原子弹即加强型原子弹空爆试验获得成功，为氢弹理论研究提供了实测数据。

由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到第一颗氢弹爆炸，只花了两年多一点儿时间，我国因此成为美、苏、英之后，第四个掌握热核武器的国家。

张震寰心系氢弹试验

1966年6月中旬，张震寰与罗舜初副主任一起召开了氢弹原理试验工作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张震寰与二机部和试验基地等单位的领导和技术人员，共同分析了这次试验的特点，研究审定了试验方案，论证了确保敦煌地区居民安全的措施，研究了效应试验方案、全面安排了各项准备工作。

这次氢弹原理试验，工程量大，施工周期短，与过去几次核试验相比，威力大、爆炸点低、地面放射性沾染比较严重。

张震寰充分认识到这些特点，他在10月31日陪同聂帅来到核试验基地后，便与聂帅一起顶风冒雪深入施工现场。张震寰陪同聂荣臻元帅察看了刚刚安装完毕的铁塔架及其他工程的施工，检查了塔架的安装质量及工程施工质量。对各项安全防护措施的检查尤为仔细。

张震寰对基地的领导和有关人员说：

这次核试验对于早日突破氢弹技术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一定要兢兢业业完成试验的各项准备工作，确保试验成功；落实各项安全防护措施，确保试验安全，防止发生任何事故。

在检查了试验现场工程和其他各项准备工作情况后，遵照聂帅指示，张震寰在核试验基地主持起草给周总理的电报，报告了这里的情况。同时，建议二机部抓紧氢弹装置研制工作。

周恩来阅批了这份电报。

遵照周恩来的指示，二机部于11月中旬在221厂召开科研生产会议，进一步全面检查了氢弹装置的试验方案及加工生产进展情况。

张震寰指派国防科委二局局长胡若嘏与九院领导及空军商量，并报告张震寰同意，确定氢弹装置加工好后与装配人员一起乘空军专机运到核试验现场。

随后，张震寰就这次核试验需使用的飞机问题向杨成武代总长写了专题报告，并获批准。

在经过对核试验现场和氢弹装置加工进展情况作了全面检查了解后，张震寰于12月5日签署国防科委向周总理并中央专委、中央军委写的报告，全面汇报了氢弹原理试验各项准备工作进展情况，预定12月20日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在12月底或1967年1月初可进行试验。报告中还建议在12月10日前召开中央专委会议讨论这次核试验问题。

12月11日下午，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主持召开中央专委会议。

刘杰、朱光亚、张震寰分别就氢弹装置加工进展情况及核试验现场的各项准备工作进展情况作了汇报。

中央专委会以后，张震寰乘专机于12月13日来到核试验现场，向核试验基地的领导及各参试单位的领导传达了周恩来及中央专委的指示。

根据总政治部的指示组成了以张震寰为书记的第五次核试验党委，统一领导这次核试验。

同时，总政治部还指示，具体组织工作由核试验基地司、政、后机关负责实施。

张震寰要求党委各成员带领全体参试人员以对工作极端负责的精神，发扬艰苦奋斗、连续作战的作风，高质量地认真做好最后各项准备工作，全力保证这次试验圆满成功。

二机部九院221厂加工的供预演用的氢弹模拟装置，于12月11日空运到核试验现场。

经过检查、总装后，于16日顺利地吊上铁塔就位。

在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后，12月18日，在张震寰与张蕴钰的主持下，核试验场区进行了全场联试。

12月20日，他们又进行了全场综合预演，全面检查各项准备工作，并按正式试验所规定的全部程序和动作进行了预演。

对预演中暴露出的问题，张震寰迎着寒风深入测量工号检查了解故障排除情况。他还召集现场会议，要求各参试单位自下而上地进行认真检查、总结，查找原因，制定改进措施。

正式试验用的氢弹装置，于21日15时20分运到核试验场区。

25日，终于完成了氢弹装置的总装配。

经过全体参试人员几个月的艰苦努力，团结奋战，到12月25日，试验的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部完成，等待选择核试验要求的好天，进行试验。

26日14时许，张震寰主持召开试验党委会议，研究气象。根据气象预报，28日可能是适合试验要求的好天，经过党委会慎重研究，一致同意选28日进行正式试验。

随后，张震寰于15时以核试验党委的名义向国防科委并周总理、中央专委请示试验安排。

周恩来批准了这一请示。

26日下午，正式试验用的氢弹装置吊装到塔上。

晚间，张震寰再次主持召开核试验党委会议，最后检查了全场区的工作情况，并与试验党委人员一起听取了气象汇报。

根据预报，28日可能是适合试验要求的好天，试验党委讨论拟将试验0时定为28日12时，然后，张震寰电话向聂帅请示。

聂帅同意试验党委的意见。

26日24时，张震寰、张蕴钰、李觉、核试验基地副政委邓易非、兰州空军司令员杨焕民5位同志联名上报周恩来并中央专委、中央军委，请示批准0试时。

周恩来于27日19时，以中央专委名义亲拟复电，同意0时定在28日12时（北京时间），并要求对厂区一切工作，特别是对氢弹“扳机”装置再进行一次严格检查。

周恩来还要求张震寰从27日23时起，与北京经常联系，报告气象发展趋势，好下最后决心。

27日，聂帅乘专机来到核试验场区，检查最后的准备工作，主持试验。

钱学森、胡若嘏等也一同来到核试验场区。

晚上，张震寰、张蕴钰等向聂帅汇报了周总理指示和最后准备工作进展情况。

在聂帅亲自主持下，1966年12月28日12时氢弹装置按时爆炸，取得了大量的测量数据，实验取得了圆满成功。

这次试验的圆满成功，表明中国已掌握了氢弹原理，氢弹研究中的关键技术已获解决，是中国核武器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里程碑。

这次氢弹空爆试验，赶在了法国的前边，在世界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一致公认中国发展核武器的速度之快令人吃惊。

我国氢弹试验的成功，提前实现了毛主席1958年6月21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做出的“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十年功夫完全可以”的预言，是中国核武器发展的一个飞跃，为战略导弹热核弹头的研制和装备部队奠定了基础。

张震寰为保证我国首次氢弹试验获得圆满成功，作出了重要贡献。

从以上各系核试验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张震寰对工作一贯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和名利，尽职尽责，不怕艰难，埋头苦干。

他是我国国防科技战线的一名优秀领导者，为发展我国的核武器技术作出了历史的重要贡献。他的高尚思想品德和优良工作作风永远值得我们学习，他的光辉业绩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

聂荣臻指导克服实验困难

1966年8月23日，在第五十五次军委常委会议上，聂荣臻提出：

导弹、原子弹试验基地今年试验任务重，还有些科研单位有研究任务，这些单位的文化大革命应该推迟，目前可先按师以下单位办法搞正面教育。

会议同意了聂荣臻的意见。

不久，聂荣臻在听取国防科委的负责人汇报运动情况时指示：

科研业务工作不能停下来，科研部门领导要抓业务。今年试验任务重，有些问题还没有底，要认真清理项目，疏通渠道。他反复要求科研人员，工作中一定不能出事故。

9月24日，聂荣臻在国防科委局长以上干部会议上谈了三点基本意见：

科委所属几所院校的学生绝大多数是好的，要多做团结工作；

周总理指示，国家机关的运动将告一段落，以后转向组织革命化，改革机关体制，对此，国防科委要做好准备，要抓革命，促生产，业务工作不能放松；

导弹工业部很多工作停下来了，科委要去抓，保证“两弹”结合试验顺利进行。

接着，聂荣臻和国防工办、国防科委领导人，以开座谈会、交心等多种方式，同一些专家、技术骨干谈心，做思想工作，勉励他们顾全大局，以事业为重，继续积极为国防现代化做贡献。

周恩来立即支持聂荣臻这一意见，陈毅、徐向前、叶剑英等也为此做了许多工作。

10月下旬，聂荣臻为了主持首次核导弹试验，再次来到导弹试验基地。

下飞机后的所见所闻，令他欣慰。

6年前的11月，他来基地主持中国第一枚地地导弹试验时，只能乘火车到清水，再换乘基地自备的火车进入场区。

那时，沿途几乎看不到树，草也是稀稀疏疏的，漫天的黄沙使人难以睁开双眼。

在风沙中，许多战士随时在清理着被流沙掩埋了的铁轨。

如今，飞机直飞基地，虽然还需要乘坐一段火车，但比起过去要方便多了。

放眼四周，在茫茫沙海里出现了片片绿洲。

挺拔的白杨树，一丛丛的沙打旺，一畦畦的菜地，显出勃勃生机。

越接近基地生活区，绿洲的面积也越大。

这是广大指战员响应聂荣臻当年植树造林的号召，经过几年努力奋斗的结果。

进入场区腹地，令人肃然起敬的是，来自四面八方的导弹专家、工程技术人员和指战员在这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上，用他们的青春和热血，建造起的一座现代化的科学试验城。

无论是基地的各种设施，还是试验设备，都比6年前强多了。

更令聂荣臻感到满意的是，关于基地只进行正面教育的指示，大体上是落实的。

处在第一线的科技人员大多来自北京，此时此刻他们根本没有考虑个人的安危与得失。

再看看基地工作人员，从司令员到士兵，其中包括一大批在基地长期工作的知识分子，精神状态也都很好。工作井然有序，钉是钉，铆是铆。

聂荣臻感慨而又激动地说：

这是一支多么好的科学技术队伍啊！

他每到一处还是反复强调：

大家要团结一心，照章办事，尤其是试验中的检验制度，无论如何不能放松，这是过硬的东西。这些，也是基地试验任务得以顺利进行的根本保证。

人们对聂荣臻的讲话，报以热烈的掌声。

核导弹试验成功后，聂荣臻来到核试验基地，情况也是令人满意的。

他兴奋地对基地领导说：

你们艰苦创业，精神可嘉。今后，要有安家思想，争取逐步做到3年后人均有两亩耕地两亩林，这样才能在戈壁滩上扎下根。

1966年10月底，两弹结合试验成功后，接下来，科研人员最关注的问题就是氢弹。

11月2日，聂荣臻致电周恩来：

进行氢弹原理试验的工程建设进展很快，11月下旬可全部准备完毕……力争在12月或明年1月进行氢弹原理试验。否则明年2月以后，基地的气候条件会变坏，基地的工作也不好安排。

周恩来接到聂荣臻的电报后，立即指示一机部部长赵尔陆、二机部部长刘杰抓紧办理氢弹原理试验事宜。

设计和试制人员要按计划要求完成试验装置的工程设计和加工制造任务，周期十分短促。而且，这个试验装置结构复杂，有些部件开关奇特，设计制造的技术难度很大。

为了确保质量和进度，理论、设计和工艺加工人员团结协作，及时交流情况，相互提出要求，共同商定解决问题办法。

在理论设计方案完成之后，核装置结构设计与制造紧密配合，边设计边制造，平行交叉作业，争取了大量时间。

1966年12月初，试验装置的设计和加工任务全部完成。

聂荣臻得知氢弹原理试验的装置已经全部准备完毕，立即致电核试验基地领导：

这次试验，具有关键性作用。全体同志要切实遵循毛主席不打无准备之仗、认真、对工作极端负责任的教导，发扬艰苦奋斗，不怕困难，连续作战的英勇精神，千方百计，保证万无一失，百分之百地成功。希望你们努力争取今年打响第三炮。

这里的第三炮，是指核试验基地当年要执行的第三次核试验任务，也就是氢弹原理的试验任务。

早在4月中旬，关于氢弹理论试验国防科委早有安排，国防科委在核试验基地组织有关单位研制了氢弹原理试验的方案。

6月，各参试单位和试验现场的各项准备相继全面展开。

这次试验工程最大，共有大小工程113项，需要铺设电缆1400余公里，试验基地仅用5个月时间就完成了全部工程，其中，铁塔工程基础于6月18日开挖，10月底塔架安装完毕，净作业日不到100天，比第一次架塔周期缩短了80余天。

经理论设计和测试方面的专家和技术员共同讨论，拟订了测试项目。

这些项目，在核武器试验研究所统一组织下，与核武器研究所、原子能研究所、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上海光机研究所、西安光机研究所、长春光机研究所及浙江大学等单位分工合作，共同完成。

这次试验使用的1014台（套）各种测量仪器设备，仅用了一个月时间就完成了现场安装调试工作。

与过去几次试验相比，威力大、爆炸点低、地面放射性沾染比较严重是这次试验的突出特点。

为了尽量减轻放射性沉降对核试验场区及下风附近地区的影响，国防科委组织卫生部、军事医学科学院等有关部门的专家就核试验场区及下风附近地区居民的安全问题做了反复研究，一致认为对居民的健康不会造成影响。

经程开甲等反复论证，确定要严格选定试验时的气象条件，同时还对塔基半径230米内的地面用水泥和石块作加固处理，以减少地面松土震动烟云。

经用常规炸药爆炸模拟试验验证，上述措施相当于把铁塔加高约60米，可以保证这次试验的安全。

12月10日，核武器研制基地的科技人员对氢弹试验装置进行检查时，在一个主要部件上发现了质量问题。

周恩来得知后，马上对刘杰说：“你立即坐飞机去看看怎么回事。”

刘杰说：“我是一个部长，坐专机不太合适吧。”

周恩来：“部长怎么不能坐专机，这是为了工作！”

第二天，刘杰乘专机来到青海湖畔。

经现场查看，发现是用放大镜才能看清楚的一条擦痕。刘杰与科技人员研究后确认这个部件可装配使用，不会对爆炸试验产生影响。这样，氢弹试验装备如期运往罗布泊核试验场。

12月11日，周恩来主持中央专委会议，原则同意国防科委、二机部关于氢弹原理试验各项准备工作的安排，同意在12月底或1月初进行这次试验。

会议再次强调，对于这次试验引起的放射性沾染问题要严格控制，要选择适当的气象条件，掌握好高空气象，尽量避开、减少对试验场区下风附近地区的污染。

会上，聂荣臻再度请缨出征，要求到东风基地和马兰基地，主持这两次试验。

周恩来望着他，默默地点点头。

对于射程×千公里以上的“东风3号”中程地对地导弹，是聂荣臻一手抓的，所以他比较放心。

他最牵挂的，其实是氢弹。

12日，聂荣臻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内容大致是：

明年的科研任务，现在就要抓紧安排，以便一些最主要的科研项目继续搞下去。

18日和20日，基地分别进行了全场联试和综合预演，全面检查了各项准备工作，并针对预演中暴露出的问题，制定了改进措施。

21日15时20分，正式试验用的氢弹装置，空运到试验场区。

25日，完成了试验前氢弹弹体总装配。

为确保氢弹原理试验成功，王淦昌和实验部副主任胡仁宇指导测试人员认真制定了测试方案，对探测仪器、传输系统和记录仪器反复测试、考核和标定，做好了各项准备工作。

也就在这天，在西郊机场，聂荣臻乘飞机去基地视察。正如聂荣臻所料，在东风基地，中程地地导弹首次试射，即顺利获得成功。

27日，聂荣臻飞抵马兰核试验基地。又一次踏上罗布泊的土地。

这是他本月内第二次来马兰。

聂荣臻下了飞机，紧接着就听取试验总指挥张震寰、基地司令员张蕴钰关于氢弹原理试验准备工作的情况汇报，并确定试验0时定为28日中午12点。

晚上，聂荣臻打电话向周恩来报告，报告很快得到批准。紧接着，基地进行试验前最后一天的准备工作。

陈能宽安装起爆雷管

1966年12月27日21时，陈能宽与李觉等来到托举氢弹装置的铁塔下，准备安装启爆雷管。

陈能宽随同操作人员李植举、邵乃林、钱云富、李祖卿等登上了百米铁塔，安插启爆氢弹的雷管。这是试爆前的最后一项任务。

陈能宽平日寡言少语并不引人注意，然而，每当进行技术讨论的时候，他却像换了个人似的，说起话来滔滔不绝、与人拒理力争。

作为核专家，陈能宽像其他专家一样，十年如一日地奋斗在基地一线，默默无闻地为我国核防事业奉献着自己的才华。

1923年，陈能宽出生在湖南省慈利县江垭镇，在青少年时代就饱尝了民族危亡的耻辱。

接二连三的国耻纪念日、大片大片的国土沦丧、日益高涨的抗日呼声不断地激励着少年陈能宽立志要走一条“救国之道”。

因此，在学校，陈能宽拼命学习，希望有朝一日能用自己的知识报效祖国。

初中，陈能宽进入常德隽新中学，受该校一位几何老师的影响，他对几何十分着迷，也正是这段时间的学习，为他日后进行金属结构的研究打下了良好基础。

初中毕业后，陈能宽又以总分最高考取奖学金，进入由长沙内迁阮陵的雅礼中学。

高中期间，他的英语和各门自然学科的成绩都十分优异。

不久，就被保送进入唐山交通大学矿冶系学习。

大学毕业时，陈能宽进入天津炼钢厂当实习员。这是一个刚从日本侵略者手中接收的有名气的大厂。

可是报到后，他发现工厂的烟囱不冒烟，全靠从东北买来铁丝加工各种钉子维持，面对这样萧条落后的工业，陈能宽不免黯然神伤。

那年，正值恢复留学考试制度，他与妻子裴明丽通过了有官价外汇支持的留学考试。

1947年9月，陈能宽启程赴美。

当时，美国的科罗拉多大学、华盛顿大学、耶鲁大学都录取了他。

通过考虑，他选择了在中国较有影响的耶鲁大学，在那儿攻读物理冶金工程。仅用了1年时间，陈能宽就取得了硕士学位。

陈能宽研究的课题是金属单晶体的结构和力学行为。他的博士论文指导教师是哥廷根学派的大师麦休孙，这位欧洲大陆派学者，在物理冶金实验方面有许多贡献。当时已是一位名声显赫的学者，陈能宽是他的得意弟子，也是他的最后一名博士生。

从麦休孙那里，陈能宽学到了许多东西，学术研究能力得以迅速提高。

麦休孙也非常欣赏他这位东方门生，并给予他很高的评价。

1950年毕业后，陈能宽之所以能在3年之内接受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聘书，在那里进行金属物理和物理冶金的基础研究，与他的努力和勤奋分不开。

1954年，他又在葛庭燧先生的推荐下，来到匹兹堡的西屋电气公司任研究员，直到1955年回国。

留在美国工作5年，使陈能宽在学术上很快成熟起来，从一位博士成长为一位年轻的科学家。

陈能宽之所以能在3年之内连续取得硕士和博士学位，固然是由于他的勤奋和天智，同时，也与他急于学成回国报效祖国有关。

解放初期的新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极大地鼓舞着众多的海外学子。

正当他学成准备回国时，美国发动了侵朝战争，危及中国的安全，中国被迫进行抗美援朝战争。

直到1955年秋，中美两国在日内瓦达成“交换平民及留学生”的协议，他才真正看到了回国的希望。

他望着妻子怀中的小儿子发愁。

妻子很理解丈夫的心情，说：

我们等了这么久，才等到今天的机会，孩子小不要紧，当年出国时丢下一个8个月的女儿，今天回去，小儿子也正好8个月，多么有意思。

这一年的冬天，他携全家踏上了归途。

当32岁的陈能宽兴冲冲地骑着从海外带回来的自行车，到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研究所上班后，立即感到了“给自己做事的幸福”。

1960年夏季的一天，37岁的陈能宽告别他心爱的金属物理学研究，奉调来到了二机部，负责爆轰物理试验工作。

多年的科学积累和刻苦钻研，使他很快进入了爆轰物理的前沿，“摸着石头过河，一步一个脚印”，并全面开拓了中国的爆轰物理专业。

长城脚下，烽火台边，风沙呼啸，人烟稀少。陈能宽率领一支平均年龄只有20多岁的攻关队伍，在此日夜奋战。

他们在一些废弃的旧提桶中，像当年居里夫人搅拌含镭沥青一样，一次次地改变配方，一次次地试爆，简直乏味极了。

一无实物，二无资料，又全都是“改行”的，对着科普读物和新闻报道中透露的漫画式插图，却要攻克被誉为尖端科技的原子弹爆轰物理关，谈何容易！

陈能宽和他的攻关队伍，往往彻夜不眠，用当时手头上仅有的计算尺、手摇计算机甚至算盘这类原始的计算工具，进行艰苦卓绝的“手榴弹打坦克”、“木船攻军舰”式的攻坚战。

稍有启悟，大家就一起奔赴“塞外”，利用简陋的加工和试验设施，一起动手制作和安装试验样品。白天做爆轰试验，夜间分析、处理数据。

当时，正值3年经济困难时期。陈能宽，这位曾在美国高等学府和大公司享有优厚待遇的科学家，和大家一样，主动向党组织请求：

为了与全国人民共渡难关，我诚恳地希望降低粮食定量，减少工资收入，并保证不影响科技攻关步伐。

陈能宽同广大职工一样，喝稀面片汤，勒紧裤腰带，不论酷暑严寒，奋战“沙场”。一天下来，常常是筋疲力尽，但夜间仍然坚持主持分析讨论。

他们唯一的共同心愿就是：

早日攻克科技难关，研制出“争气弹”，为国争光！

面对艰苦的条件，陈能宽率领着这帮年轻的科学家边干边学。

当时，陈能宽提出的基本指导思想是：

坚持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实验研究必须有坚实的理论基础为支撑；突出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实验物理学应摒弃任何主观臆测和人为随意性；强调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与作风，反对敷衍塞责和轻率浮躁。

经过数十轮设计，上千次试验，也说不清有多少不眠之夜，1962年9月，在陈能宽身体力行带领下的青年攻关队伍，终于在化工技术、聚合设计技术、增压技术、材料状态方程和相应实验测试技术等多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

这一切，在共和国的科技史上，都是有开创性的高难度的重大进展……

来到塔顶，陈能宽从衣袋中拿出装有钥匙的信封，对大家摇了摇说：

你们放心，启爆开关的钥匙在我这里。

此时，在塔顶爆室里已经有一位年轻的技术人员在工作，他叫马国惠，到现在为止，他已经在铁塔上奋战了20个日夜。

多年后，已成为核试验基地司令员的马国惠少将讲述了当年的故事。

当时我在研究所二室负责光充量的测量，早期准备是在试验室搞的，临时抽我和曹淑华等4个同志去帮着搞激光测速项目。

我们基本上都是晚上工作，光路系统晚上好调试。一上去至少10来个小时，最长一次在塔上呆了120个小时，带一壶水，带点干粮在上面吃，也在上面睡。

铁塔高110米，塔顶是爆室，晚上就在那里休息，刮风时咯咯响，晃晃悠悠，像摇篮一样。我们在氢弹装置的爆室工作，枕着氢弹睡过觉。

爆室外面有个栏杆，像个小阳台一样，我们用一个电池箱装了一点沙子放在那里，当卫生间用。曹淑华是位女同志，我们也都不讲究了，谁要方便就到外面那个小箱子上，20多个小时不能不吃不喝呀！

冬天，场区气温零下20多度，上面更冷。有一次做环境试验，爆室里温度高达50摄氏度，又没处跑，那滋味更不好受。

那时，铁塔上下，光我们哈军工65届的同学就有20多人，在学校时各个专业还互相保密，在这里大家见面了，插雷管的邵乃林就是我的同学。

最后那一夜，我们这个项目是我上去的，等雷管插完，我和他们一起坐吊篮从塔上下来。那已经是28日的凌晨了，寒风中仍然飘着雪花。

28日12时，铁塔上空终于出现了一片蓝天，氢弹装置按时起爆，原理试验获得圆满成功。

氢弹原理试验取得突破

1966年12月28日上午，李觉、郭英会、朱光亚、王淦昌、陈能宽、彭桓武等亲临现场指挥。

“0时”到来，在离铁塔20公里处的掩体里，理论部的参试人员透过墨镜，终于看到了充满希望之光的闪光，看到冉冉上升的蘑菇云。

12时整，铁塔上空终于出现了一片蓝天，氢弹原理装置按时起爆。

随着强烈的闪光，蘑菇云翻滚着直冲云霄，雷鸣般的轰鸣震撼戈壁。

爆炸成功，可确切的结果还要看测量的数据。大家急切地等待。实验部的同志更是一秒钟也不敢耽误，全神贯注地进行速报计算。

很快，结果清楚地向人们表明：氢弹原理试验达到了预期目的。焦急守候在总指挥部的聂荣臻元帅、国防科委副主任张震寰一听到这一喜讯后，立即高兴地用专线电话向周总理汇报。

周总理仔细地询问了试验情况后，代表党中央向全体参试人员发来贺电。

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了经周总理亲自审定的新闻公报，宣布我国又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新的核试验。

这次核爆炸的威力为12.2万吨TNT当量，氢弹原理试验取得了圆满成功。氢弹原理试验的成功，表明我国氢弹研制中的关键科学技术问题已获得解决。

试验成功的当天，周恩来把刘杰、刘西尧、钱三强等召集到西花厅，听取汇报。为庆贺试验成功，周恩来特地为大家准备了晚餐，并且备了酒。

周恩来以毛泽东“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这两句词提醒和勉励大家；接着，举起酒杯风趣地说：“今夜得宽余，喝酒吧！”

可见，周恩来对氢弹原理试验成功是多么高兴。

聂荣臻在基地过元旦

1966年12月30日、31日，在马兰招待所聂荣臻主持座谈会，讨论氢弹试验问题。

会上，聂荣臻说：

座谈一下，这次很齐全，有二机部、七机部、九院，基地二十一所，请你们谈一谈对这次试验的看法和明年怎样搞法。这样对工作好考虑，九院、基地工作也好考虑。大家谈的时候不要过于慎重，随便些。

张震寰、李觉、张蕴钰、钱学森、胡若嘏、刘长名、邓易非、王淦昌、彭桓武、朱光亚、程开甲、郭英会、陈能宽、方正知、于敏、周光召等各方面负责人和核科学家先后发言。

他们一致认为，这次任务是成功的，从速测数据看，试验和理论计算与设计基本相符，是达到预期目的。可以初步肯定，这一设计原理结构是成功的，这条路通了，走对了。

会议决定了1967年试验任务。

与会人员一致认为，就利用这次试验的设计原理结构，可在明年爆响一颗百万吨的航弹空投试验。

据此，决定在1967年10月1日前，即在9月份搞个大当量的氢弹试验，设计200万吨，爆响100万吨或200万吨，以肯定这条路子的方向。

各方面的准备工作均按此进行安排。

1967年的元旦，聂荣臻在马兰度过。

这天，他观看了氢弹原理试验纪录片。

1月2日，聂荣臻在同核试验基地领导人谈话时说：

1967年一定要氢弹试验成功，基地要据此安排好各项工作。

聂荣臻再次强调了基地要在正面教育中发扬好民主。他说：

民主空气搞好了，运动中就不容易形成两派。

1月3日聂荣臻回到北京，紧急向中央专委报告了氢弹试验的设想。

中央专委批准了这个建议。

随后聂荣臻再次召开专家座谈会，亲自部署了氢弹试验任务。

2月初，二机部核武器研究所几位科技人员反映，全威力氢弹理论设计方案2月份即可确定，试验时间应该提前，建议改在7月1日前炸响。这时，有消息说，法国即将炸响氢弹，所以，中国的科学家憋着一口气，要响在法国前面。

2月20日，周恩来、聂荣臻听取了国防科委关于首次氢弹空爆试验准备工作情况汇报，批准在7月1日之前进行这次试验。

为调整修改核武器研制两年规划，按照既定的安排，九院从2月22日开始在二二一厂召开有院领导和科技专家参加的1967年科研生产计划会议。

接下来，试验的各项准备工作全面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