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外交历史

一、中外文化交流

中外文化交流

位于亚洲大陆东部的中国，随着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逐渐由近及远地与别国接触联系，进行文化交流。它包括人员的往来，物产的移植，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等风俗习惯的相互影响，思想、宗教、文学、艺术等的传播。交流的途径多种多样，如政府使节、留学学生、宗教、商业与商人、手工工匠等，甚至战争与俘虏，也曾为文化交流提供渠道。中国与各国之间文化交流的深度广度各有不同，彼此所受对方影响深浅及产生的结果，也因国家与时代而异。但中国与各国之间文化交流是历史的必然，而在与各国交光互影的漫长过程中，总的来看是中外双方相互受益。

秦代及秦以前，和外国的接触很少，文化交流今天所知者不多。相传殷朝灭亡后箕子曾入朝鲜，传播了中国的文化。统一的秦王朝声名远播，古代印度称中国为秦，至今西方许多国家的语言里，中国的名称来源于秦字。汉朝国势强盛，张骞、班超先后活跃于西域；丝绸之路的开通，使远在更西的各国与中国的文化交流成为可能。葡萄、石榴、胡麻、苜蓿等植物移植到中国，大宛(位于中亚费尔干纳)的名马得以引进，黎轩(当时属罗马帝国的埃及亚历山大里亚)的杂技魔术在汉武帝刘彻(前157～前87)朝廷上表演。中国的丝绸成为罗马贵族衣着所用的奢侈品，备受珍视。当时西方对中国的称谓之一即来自丝字。中国的丝、纸和钢传入印度。印度的佛教在东汉时通过不同渠道传入中国。有的学者认为，江苏孔望山摩崖石刻，是中国最早的佛教石刻。佛教在中国历经盛衰，延续至今两千年。朝鲜北部和越南北部，在汉代都已不同程度地濡染了汉文化，奠定了以后与中国进一步交流的基础。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的分裂时期。各个政权需要巩固与发展，海上及陆路交通条件也有改善，这四百年间与外国的文化交流远较秦汉时期发达，而佛教成为中国与许多外国文化交流的纽带。佛教在中国南北广泛传播，鸠摩罗什、真谛(499～569)等印度、中亚、南亚的僧人来华并译出许多重要经典。法显到印度求得经律回国。道安(312～385)用中国目录学方法，综理编译佛教经典，提出初步的译经理论。随着佛教的传播，渊源于印度以至犍陀罗的开凿石窟、绘制壁画、雕塑佛像等佛教艺术，自西而东传入，在新疆、甘肃、山西、河南等地逐渐与中国传统艺术相溶合，成为中国古代艺术的瑰宝。佛教从中国向东传入高丽、百济，由高句丽传入新罗，又经由百济传入日本。在朝鲜、日本流行千余年的佛教，许多方面都有中国烙印。大批自称秦人、汉人后裔的中国人，经过朝鲜移入日本，带去了农业、手工业生产的各项技术，促进了日本社会经济的发展。日本、朝鲜、越南长期使用汉文作为记录工具，而日本这时开始用汉字表达日语的声音，以后发展成沿用至今的两套假名。孙吴致力于海外交通，遣使朱应、康泰到扶南(今柬埔寨)。扶南僧人不断携带佛经佛像来到南朝。北朝经陆路与经济文化繁荣的萨珊朝波斯相联系，波斯人东来经商，陕西、河南、山西、河北、青海、内蒙古、新疆以及广东等地，都曾发现不少萨珊钱币。中国织锦采用了萨珊朝流行的联珠圈内对禽对兽图案。波斯商人信仰的祆教，也传入中国，建立寺庙。据传波斯僧侣曾用空心竹杖把蚕卵偷运到东罗马，从此蚕丝业传入欧洲。朱应、康泰和法显留下了中国人关于海外国家的最早记录。

经过政治上的大分裂和各民族的大融合之后，隋和唐又建立起中央集权的统一的王朝。唐太宗李世民不仅对境内诸少数族采取兼容并包政策，成为前代汉族帝王中所未有过的“天可汗”，而且对境外各国采取开放政策，极为有利于中外文化交流。有唐一代和外国在文化上的交流与相互影响，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以至于首都长安成为国际性城市。唐朝接受不少外国青年来长安学习，他们回国后传播唐文化，推动了本国各方面的发展，如日本的南渊请安、吉备真备(693～775)等。有的学生长期留在中国，出仕朝廷，如日本的晁衡(698～770)、新罗的崔致远等。留居唐朝的外国人后裔，如印度人后代瞿昙氏一族供职于司天台，大食人李彦升进士及第，四川“土生波斯”李珣以词人著称，作品被选入《花间集》，堪称文化交流的璀璨明珠。来自缅甸的骠国乐舞，来自中亚石国、康国的胡腾舞、胡旋舞、柘枝舞等，都曾在长安表演。唐代僧人所制三十六字母，画家所用凹凸法，敦煌的壁画，唐代兴起的新文学体裁变文，以及其他许多方面，都看出印度的影响。印度医药著作和医术，在唐代也颇为流行。唐代中外贸易空前繁荣，横贯东西的陆上“丝绸之路”以外，海上“丝绸之路”也兴起。广州设有市舶司，不少波斯和大食商人聚集于广州、泉州和江浙沿海港口，山东沿海一带则多新罗商人活跃其间。宗教上的交流广泛而深入，尤其体现唐代对外的开放性。有名的高僧玄奘和义净到印度和南海诸国求法，翻译携回的经典，从事传播。他们的游方记录，成为研究这些国家的重要史料。印度僧人不空(705～774)等传入密宗，一度颇为兴盛，其影响遗留在后来的西藏与蒙古的佛教中。唐以后，佛教开始出现中国化的各种宗派，号称南朝时传入而实为中国本土形成的禅宗，也在这时繁荣起来。唐代在长安、洛阳等地有供波斯及中亚商人祈福的袄祠，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等各种不同信仰，也在这一时期先后传入中国。公元751年，高仙芝在怛逻斯战役中为大食所败，唐的战俘把造纸术传入撒马尔罕，以后经由大食传入欧洲，广泛流行，对鉴真世界文化的发展起了巨大作用。公元770年日本以雕版印刷佛教陀罗尼的作法，当亦源于中国。印刷术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化的又一贡献。中国的绫锦纺织技术，也于唐代传入阿拉伯国家。在大食留居十年的杜环，返国后留下了中国人最早关于伊斯兰教的记录。

北宋政权的北面有辽，西北有西夏；南宋则北方先后有金及蒙古，中原与西域的丝绸之路交通不像唐代那样畅通无阻。但宋代社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海上贸易兴盛，自印度支那半岛、南洋群岛，远及阿拉伯半岛。广州、泉州、明州、杭州、扬州等城市设市舶司，对进出口商船检查抽税，市舶所入在国库所占比重很大。南宋偏安，对外贸易的兴旺过于北宋。11世纪末，宋人航海已使用水针罗盘，可能不久即为阿拉伯航海家所仿效采用，又传入欧洲。以后日本制旱针盘，16世纪其法传进中国。有宋一代制瓷业发达，瓷器继丝织品之后成为对外贸易交流的主要商品，越南、缅甸、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都曾有许多地方出土过南宋瓷器残片，印度、波斯湾沿岸，远至非洲的埃及、索马里海岸，也都出土过宋瓷，11世纪埃及工匠还曾仿制中国瓷器。宋代印刷术已大为发达，印本书籍广泛行销于使用汉文的日本、朝鲜、越南。北宋时，中国毕昇发明木活字，受其启发影响，到南宋时，朝鲜开始制造金属活字。宋朝的铜钱，在日本、印度尼西亚等地流通。海外输入的货物，以香料、象牙、犀角、珠宝等为主。日本的木材颇受欢迎。越南的占城稻耐旱易长，在宋代中国由南而北从福建到河南得到推广。这时番商以大食人为多，他们之中有的久居中国，广州、泉州、扬州都建有清真寺，泉州还有大食人公墓。宋代有僧人赴印度求法，也有印度僧人来华，但当时所译经典国内外影响都不大。宋代流行的禅宗与理学，对外发生了重大影响。南宋僧人东流日本，传播了禅宗，以后在日本兴盛起来。程朱理学也于宋代传入朝鲜，产生了深远影响。朝鲜还在五代末接受中国科举制，以选拔官吏。

文峰塔元代中外文化交流呈现出新局面。大蒙古国地跨欧亚，不仅经过中亚通往波斯、阿拉伯各地的陆路交通得到恢复，来往更频繁，而且范围更加扩大，向西直达欧洲。联系南海及印度洋沿岸各国的海上丝绸之路，也在宋代基础上更繁荣活跃起来。蒙古国及元朝统治者对于宗教只求其为大汗降福，采取兼收并蓄政策。教皇为防止蒙古向西侵略，又想联合蒙古抗击伊斯兰势力，1245～1342年，近一百年中多次派遣教士东来，要求结好，并设教堂布教。1307年，孟特戈维诺被教皇任命为大都及东方总主教，接受其洗礼者达六千人左右。欧洲教士也兼营商业，从事贸易，波斯、阿拉伯以及欧洲的商人更是接踵而来，马可·波罗一家最为有名。他们大都留下了游历记录，有助于欧洲人了解东方，马可·波罗的书对以后欧洲人东行探险启发尤大。中国与波斯、阿拉伯人之间的文化交流，通过伊利汗国广泛开展。中国的天文历法、医药之学、钞法及雕版印刷术、驿传之制，以及算盘，都传入伊利汗国，有的更向西传播到欧洲，而印刷术可能在此以前已从其他途径传入阿拉伯国家。中国的火药于13世纪传进伊斯兰国家，火药的主要成分硝，波斯人称为“中国盐”，阿拉伯人称为“中国雪”。西方语言中的茶字译音，一是从福建方音传去，另一则由蒙古西传的北方读音。西方的天文历法、数学、医学知识等，也随着大批东来的波斯人、阿拉伯人传进中国，相互起了促进作用。蒙古统治者虽与周边诸国有过战争，但高丽、日本、缅甸、暹国、爪哇等国商船贸易从未中断。元朝原在七处港口设市舶司，后经裁并，只留庆元(今浙江宁波)、泉州、广州三处。中国与高丽之间文士的往来，与日本之间禅僧的往来，都极为频繁密切。制瓷技术也在此时传入暹国。中国旅行家周达观到了柬埔寨，汪大渊泛海直抵非洲东岸，这时关于非洲的知识又胜于宋代。非洲摩洛哥人伊本·拔图塔到过泉州、广州。他们的游记，成为元代中外文化交流的宝贵史料。

中外文化交流到了明代，就方位而言，东方日本、朝鲜，南方南亚、东南亚诸国，西方远达西欧国家，或官方，或民间，都有交往，远远超过昔日。政治使节、商业贸易、学习、传教、移民以至战争，各种渠道无不起过作用。明代的交流涉及精神文化与物质文化的许多方面，中外双方都大有受益。朝鲜、越南长期使用汉字作为记录和表达的工具，这时开始创制表达本国语言的标记。而他们的标记符号，都是与中国文化交流的结果。朝鲜1446年颁布字母“谚文”，沿用至今。创制者参考了中国音韵之学，创制过程中还曾请教过明朝学者。13、14世纪之交，越南以汉字为素材，运用其造字方式，创造出自己的文字“字喃”，一直沿用到被拉丁字母所代替。同时，朝越两国仍用汉文修撰史书，汉文文学依旧为两国文人所喜爱。朝鲜古典文学作品《春香传》中脍炙人口的讥刺朝贵的四句话，就来自明人诗句。明代中日禅僧往来频繁，有的僧人充任使节团长。雪舟(1420～1506)入明学画，遨游山水，作品取得极高成就。明末朱舜水(1600～1682)东渡，促进了儒学的传播和水户学的形成。中日两国通过频繁贸易而互相交流的具有各自特色的物品，极为丰富多彩。丰臣秀吉发动的侵朝战争，意外地为中朝日三国某些方面的文化交流提供了渠道。南海方面，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在明代都曾有国王率宫眷朝臣来华，而这些地区又移住了大量中国人，皆前代所未有。郑和七次率船队下“西洋”，直抵非洲东岸，更是中外贸易往来与文化交流的盛事。欧洲耶稣会士东来，目的在于传播天主教，但同时带来了西方天文历算等科学知识以及测绘、机械等技术。1620年法国耶稣会士金尼阁(1577～1628)从西欧各国募集的七千余部西文著作，为中国提供了新的知识来源。利玛窦在传授西方科学知识的同时，还向西方初步介绍了中国的儒家学说。

随着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各国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中国与各国的文化交流也不断进展。清朝政府在鸦片战争之前基本上采取锁国政策，并未能阻挡交流的势头。汉字文化圈中的日本、朝鲜、越南三国与清朝的文人学者之间在文字上的往来与友谊，留下了不少佳话。清朝的医生、画家们东渡日本，日本人的汉诗和有关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受到清朝学者称赞。越南著名文学家阮攸(1765～1820)长于汉诗，他用字喃所著、至今家喻户晓的长诗《金云翘传》渊源于同名的中国小说。大批华侨把中国的种植和手工业技术以及生活习俗等带到东南亚，在那里生根开花。《三国演义》等著名古典小说，经华侨传入泰国，译成泰语，至今受到泰国人民的广泛喜爱。东来的传教士汤若望、南怀仁等，受到清廷重视，以外国人管理钦天监。他们根据科学测算，改订历法，传播天文历算等科学知识，继承了明末耶稣会士的交流活动。还有的教士从事绘画、园林建筑等，圆明园是他们融会了法国、意大利及东方园林艺术特征的精心之作，其“万园之园”之称，象征着东西文化交流的最高结晶。在欧洲，启蒙运动者们初步接触儒家学说，对于孔子伦理道德的主张和重视教育的思想，以及儒家的自然观和政治理想如大一统及仁君统治，等等，都感到巨大吸引力，极为推崇，并力求为其所用。伏尔泰(1694～1778)曾赞美科举考试制度。早已为朝鲜、越南所仿效的以考试选拔官吏的方式，18世纪末法国开始采用，以后英国继之，成为沿袭至今的文官考试制度。物质文化方面，中国的瓷器、漆器、壁纸等，中国式的园林、家具，都很流行。画家仿效中国画的风格与题材，皇室从中国订购特制图案的瓷器，“中国风”蔚为风尚，盛极一时。歌德(1749～1832)接触过极其有限的中国文学作品，便颇为倾倒，说：“他们开始创作的时候，我们的祖先还在树林里生活呢”。

鸦片战争(1840)至1949年，中国国际地位沦落，与外国的交往也不如过去之自由、平等而广泛。但由于振兴中国的需要，近百年来，中国学习日本及欧美，文化交流不论主动或被动，仍然颇为密切、广泛而深入，超过以往各个时期。日本明治维新后，中国曾有学习日本的高潮。康有为变法，即以日本为蓝本。1905年废科举后，全国各地设立学堂，大都聘任日本人任教习，而赴日留学的青年更不计其数。他们通过日本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以及各种社会政治学说，马克思主义最早就是通过日本刊物得知的。20世纪初中国的先进人物，几乎都在日本受过教育，回国后在各领域发生很大影响。19世纪中国设立了同文馆教授外文，翻译西书。以后严复和林纾(1852～1924)所译西方社会科学与文学名著风靡一时。西方基督教教士来华，布教之外也传播西方文化。19世纪时，中国已有少数留学生派往美国，但赴欧美国家留学的高潮，是在进入20世纪以后。留学生学习内容，比以前赴日所学远为广泛，政治、经济、法律和理工、农医之外，不少人去学文学、哲学、历史、教育以及绘画、雕刻、戏剧、音乐等等，从欧美各国全面吸取西方文化。中国各级学校制度仿效西方，西方教会也在中国创办各类学校，文化交流渗透社会的许多方面。五四运动提出“民主“科学”后，欧风美雨铺天盖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也日益扩大。若以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与百年前鸦片战争前后相比较，思想、宗教、文学、艺术以及衣食住行、婚丧礼俗，等等，几乎社会一切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无论这些变化有利或不利于中国社会的发展，都是与外国(主要是欧美，先是通过日本，以后则直接)文化交流的结果。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对中国的观感虽有变化，但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则逐渐深入，对中国艺术的爱好不减当年。这一百年中外文化交流中占主导的，却始终是中国接受西方的影响。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外文化交流进入了新的阶段。

先秦与秦汉外交

中国同古代西方诸文明之间的交通与交流，源远流长，甚至可追溯到远古混沌时期。根据考古发掘，在我国辽宁省西部距今5000年的红山文化遗址中，发现了一种陶制妇女裸体小塑像，其造型与西方称作“早期的维纳斯”类型的塑像颇有相似之处。此外，从中国和西方青铜器时代遗存下来的器物，如兽角刀把头双刃剑、环型刀把头双刃剑等，也似乎可以看到两者之间存在着交流的痕迹。这些都提示我们：古代中国与西方诸文明的发展虽各有特色，但从来就不是绝对封闭或孤立的。

从我国古代神话传说中，也可以寻觅到中西联系的模糊踪迹。据《穆天子传》说，周穆王曾驾着八匹骏马拉着的马车西征昆仑，会见了西王母。在瑶池上，周穆王给西王母进酒，西王母作歌，穆王和之。《山海经》上说，西王母居住在玉山。她的模样像人，却长着豹尾和虎齿。周穆王的时代，距今已经近3000年了。而那位传说中半人半兽的西王母，则代表着极远的西方。对西王母的描述，反映了我国古代人民对遥远而陌生的西方文明，怀着半是畏惧与好奇、半是欣羡与喜爱的兴趣。后世的人们从神话中推测，穆天子所到的地方，可能远及波斯，甚或印度。

古代中西文化交流可以给予比较科学的论断时间，目前大致最早推定在公元前6世纪，即我国春秋、战国之交。原来，早在公元前4000年前后，苏美尔人肇建了两河流域的古代文明。两河流域又称美索不达米亚(来自希腊文，意为“两河之间的土地”)，包括今天伊拉克境内的幼发拉底和底格里斯两河中下游地区。此后，那里曾先后崛起著名的巴比伦王国、亚述帝国和新巴比伦王国。到公元前6世纪时，波斯帝国兴起。大流士一世在位时期(前521～前486)，帝国的版图西起埃及、巴勒斯坦、小亚细亚，东抵中亚乃至印度河流域西北部。在帝国广袤的疆域内，修筑了设有驿站的大道。盛极一时的波斯帝国，将古代希腊和印度等文明同中国的距离大大拉近了。

当时，欧亚草原上散居着许多游牧部落。波斯帝国的东北边界和葱岭(帕米尔高原)以西塞人游牧诸部的地区接壤。在古代，希腊史家把散居在东欧、西伯利亚和中亚的北方部落泛称作斯基泰人；波斯人称他们为塞迦人，我国则把分布在河西走廊西端到天山南北麓的那一部分称作塞人。正是塞人，在古代中国同西亚、南亚、北非，直至极西的希腊城邦之间，充当了早期交流的媒介。前苏联境内阿尔泰地区巴泽雷克古墓出土的我国精美丝织品和漆器、四山纹铜镜，都是公元前5至前4世纪的遗物，几乎在同一历史时期，希腊巴特侬神庙中的命运女神雕像身着薄得透明的长袍，雅典红花陶壶上的彩绘入物，也穿着这种细薄的衣衫。从上述情形推断，当时中国的丝绸已经成为希腊上层社会的宠物。在我国，洛阳古墓中也发掘出来自地中海地区的玻璃制目珠(作装饰品用)；同时，战国时期铁制铠甲与写实动物纹图案的出现，均有外来文化因素的明显特征可循。无论是中亚、希腊发现的早期中国文物与文化影响，还是中国发现的早期西方文物与文化影响，都是经由中西交通历史上那条最古老的通道，即斯基泰贸易通道，或称“草原之路”而彼此进行交流的。

大约在公元前5世纪，波斯的费尔瓦丁神颂辞中就开始把中国称作“支尼”。印度两大著名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中，将中国称作“支那”。“支尼”和“支那”，可能是“秦”字的对音。这是因为，当时我国正处在战国秦霸西戎的时期，距离西方较近的秦，很自然地作为中国的代表而声名远播西方。在古希腊的著作中，则把中国称作“赛里斯”(意为“产丝之国”)。公元前416～前398年间在波斯宫廷供职的希腊人克泰夏斯，是见于文字记载的提到“赛里斯”这个产丝之国的第一人。

到了公元前4世纪下半叶，历史上著名的亚历山大东征，摧枯拉朽一般灭掉了波斯帝国，并直抵印度河，建立起一个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亚历山大的东征，直接把希腊文明带到中国西部边陲邻近的中亚地区，为此后的中西交通与文化交流的扩展创造了条件。亚历山大死后，他所建立的帝国迅速瓦解。他的部将们彼此争战，各自为政，建立了几个独立的王国。其中，塞琉古王国(我国史书称为条支，其中心地区位于今伊拉克、叙利亚一带)成为联系中国、印度、希腊、罗马等文明的桥梁。亚历山大另一名部将托勒密，割据在埃及和周边地区，建立了托勒密王朝。公元前30年，托勒密王朝为岁马人所灭。埃及又归入罗马帝国的版图。

正是在托勒密王朝和罗马人统治时期，埃及在古代世界中的地位和作用发生了重要变化。以从事航海和贸易著称的希腊人和罗马人来到埃及以后，把这里变成古代地中海——红海——印度洋贸易的枢纽地区。为了使商船可以从地中海直接进入红海，托勒密二世(前285～前246)修复了尼罗河至红海的运河。到托勒密王朝后期，每年从曼德海峡驶出红海的埃及船只已达20艘。公元初年，当罗马人掌握了印度洋信风的秘密之后，更进一步打破南阿拉伯人对印度洋贸易的垄断，大大增强了古代东西方直接贸易的势头。每年从埃及驶往印度洋的商船总数更增长到120艘。在繁荣的东西方贸易的刺激下，由亚历山大于公元前332年建立的亚历山大城迅速发展成为地中海地区的商业、文化中心，成为古代的一座世界性的城市。著名的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波记载这座遐迩闻名的城市时说：“它有优良的海港，所以是埃及的惟一海上贸易地，而它之所以也是埃及的惟一的陆上贸易地，则因为一切货物都方便地从河上运来，聚集到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市场。”

埃及和亚历山大港的发展与繁荣，使它们作为西方地中海世界的代表，为古代中西交通与文化交流，在西方的一端准备了成熟的条件。

与此同时，中国也进入了自己历史发展的新时期。在亚历山大港建立前不久，战国七雄之一——秦国进行了商鞅变法。在此后一个世纪中，秦国国势日强，终于吞灭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封建帝国。秦帝国的威名远播宇内，成为世界上其他民族最早称呼我国的名称。踵接其后的汉帝国，更加繁荣、强大。随着封建经济、文化的高涨和国力的强盛，汉代对外交流的兴趣与要求也更加强烈。

秦汉帝国的强盛与繁荣，在古代中西交通与文化交流的另一端，准备了成熟的条件。

张骞凿空

两汉时期的中西交通与文化交流，经历了一个生机勃勃的局面。从中国方面看，这一局面的形成，首推张骞通西域之功。

“西域”一词，最早见于西汉，其涵盖面则分狭义、广义两种。狭义的西域，是指玉门关(今甘肃敦煌西北)、阳关(今甘肃敦煌西南)以西、葱岭以东，即今天巴尔喀什湖东、南和新疆广大地区。广义的西域，则包括葱岭以西的中亚、西亚和南亚的一部分，乃至东欧、北非地区，是中国当时对西方的统称。

西汉初年，西域共有36国，绝大多数分布在天山以南塔里木盆地南北边西域风光缘的绿洲上。当时，北方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匈奴十分强盛，势力伸展东达现在的东北，西至甘肃河西走廊和新疆，北抵漠北，南到河套，迫使原来生活在河西走廊的月氏人西迁伊犁河流域。月氏人的被迫西迁，又引起连锁反应，迫使原在天山南北放牧的塞人也西迁到克什米尔及阿姆河以北的广大草原地带。

汉武帝刘彻(前140～前87)在位时期，西汉经过数十年休养生息，国力渐达巅峰状态。武帝听说匈奴击败月氏后，用月氏王的头颅作饮酒的器具，认定月氏人一定对匈奴恨之入骨，因而计划联络月氏，共击匈奴。执行这一重大使命的任务，就落在张骞身上。

公元前138年，张骞奉武帝之命，从西汉首都长安出发，但刚到陇西，就被控制着河西走廊的匈奴人捉住，拘禁了10年。后来，他侥幸逃出，向西跋涉，越过葱岭，到达大宛(位于中亚的费尔干纳一带)，由那里再经过康居(约在今巴尔喀什湖和咸海之间)，才终于找到了月氏。但此时的月氏，已经征服了大夏，在妫水(今阿姆河流域)安居乐业了。他们早无意东返再同匈奴较量。张骞在月氏逗留年余，毫无结果，只得踏上归程。归途中又在羌中(今青海)被匈奴扣押了一年多，直到单于(匈奴君主的称号)新死，匈奴内乱，张骞才乘机脱身，返回长安。出使时，张骞率领部属100余人。经过整整13年的艰辛磨难，归来时只剩下他和随从甘父二人了。张骞出使西域，即历史上有名的“张骞凿空”，正式开通了走向西方的道路。

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虽然未能达到联盟月氏、共击匈奴的目的，却获得了大量前所未闻的有关西域地理、物产等信息，了解到匈奴一些内情，还听说了乌孙(在今伊犁河流域和伊塞克湖地区)、奄蔡(在今咸海和里海之间)、安息(今伊朗)、犁靬(亚历山大港，一说在今叙利亚一带)、条支(在今伊拉克)和身毒(今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家和地区的情况。在大夏逗留时，张骞看到那里有邛（穷，今西昌附近）竹杖和蜀布，听当地人介绍说这些货物乃得自身毒。故而他认为身毒距四川不远，于是回国后力劝武帝打通西南方向的道路。得到张骞带回的信息之后，具有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开始了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示意图广求西向通道的行动。公元前122年，武帝派遣使官四路并进，深入西南巴蜀地区，寻求通往身毒的道路，想要开辟一条经身毒到西域的路线，可惜没有成功。第二年，武帝派霍去病率军远征匈奴，西入匈奴境内千余里，缴获匈奴休屠王的祭天金人；南下祁连山，沉重打击了匈奴势力，致使匈奴浑邪王率部4万余人降汉。由此，汉朝得到了河西走廊，使通往西域的道路畅通有了保障。公元前119年，汉朝大将卫青、霍去病率大军再击匈奴，大败匈奴单于，出塞2000余里，到达狼居胥山(约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巴托东)，濒临瀚海才凯旋。遭受到重创的匈奴势力被迫向西北远徙，对汉朝的威胁基本解除，也为西域道路的畅通创造了条件。于是，张骞建议武帝联络乌孙，劝说乌孙东迁，回到河西故地，“断匈奴右臂”。汉武帝接受了这一建议，并派遣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

张骞第二次出使，率领将土300人，副使多人，并携带牛羊、金币和彩帛，沿途通道西域各国，加强联系。但是，他联络乌孙、共击匈奴的目的仍然没有达到。乌孙害怕匈奴，不敢有什么举动。不过，此次出使仍有很大收获。张骞派出的副使们分别访问了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等国家和地区。使团归国时，乌孙等国都派使者随张骞同到长安，从此同汉朝有了正式往来。此外，汉朝连年派出使官前往西域诸国，汉代文化也伴随这些活动流传到遥远的西方。中西交通与文化交流，揭开了新的纪元。

班超出使西域

班超像汉明帝(58～75)时期，东汉国力恢复起来，派出四路大军出塞，大败北匈奴，再次打开了深入西域的大门。并重新设置了西域都护府。在对匈奴的激战中，身为假(代)司马的班超智勇双全，崭露头角。他率领一支偏师，出击伊吾(今哈密附近)、大战蒲类海(巴里坤湖)，屡立战功。战后，他又奉命出使西域南道诸国，争取他们与匈奴决裂，通好东汉。

班超率36名随从，首先抵达鄯善。鄯善王对班超使团开始非常热情，不久却突然冷淡下来。原来是匈奴使者也到达鄯善活动，使鄯善王处于两强之间，莫知所从。班超得知这一情况后，当机立断，夜袭匈奴使团，一举而歼。这次果断的行动，促使鄯善王下决心断绝同匈奴的关系，重新和东汉交好。此后，班超一行西抵于阗。争取于阗王攻杀了匈奴派驻那里进行监督的使者。第二年，班超从小路疾进，到达疏勒，废黜了匈奴所立的疏勒王，重新扶立被匈奴杀掉的原疏勒王的儿子，因而大获疏勒民心。公元75年，朝廷召班超回朝。疏勒举国忧恐，一再挽留班超，当班超东归途中走到于阗，于阗王侯和民众遮道阻拦，甚至抱住班超的马腿哭泣，请求他留下。班超终于顺应民情，答应留下，并返回疏勒。此后，在敌强我弱的不利形势下，班超依靠同汉朝交好的于阗、疏勒等国，及东汉朝廷派去的千余援兵，迫降了匈奴在南道上的属国莎车，击败了龟兹援军，使西域南道得以畅通。公元89～91年，汉将窦宪大败匈奴，西域形势好转。班超在这一时期成功地击退了大月氏贵霜王朝的7万大军。西域北道的龟兹降于班超。东汉朝廷任命班超为西域都护，驻守龟兹。到公元94年，焉耆等国都恢复通好于东汉，西域北道也终于再次畅通。班超壮年出使，70岁才返回洛阳。他的儿子班勇继承父业，继续在西域服务。班超父子在西域的活动，保证了陆路丝道的畅通，为进一步沟通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东汉时期，丝绸之路的南道基本上同西汉时一样。北道的路线则有所变迁。出玉门关后，改经伊吾(今哈密)、高昌(今吐鲁番东南)，由此向西，沿天山南麓经龟兹、至疏勒，再向西越过葱岭，到大宛、康居、奄蔡诸国。由高昌向北，通往车师后王国金满城(今新疆吉木萨尔北)。东汉王朝在沿途设置驿亭，以方便商旅，并在鄯善北、伊吾、高昌、柳中(今吐鲁番南)，以及车师后王国的侯城、龟兹、疏勒等地大规模屯田。

特别要提到的是：公元97年，班超打算直接同大秦(罗马帝国)建立联络，特地派遣自己的助手甘英前往那个闻名已久的西方大国。甘英取道条支，直到波斯湾头。正当他“临大海欲渡”(《后汉书》卷一一八《西域传》)的时候，受到了安息西界海商的劝阻。他们告诉甘英说，大海无边，遇到顺风也要3个月才能渡过；若风不顺，则要走两年。因此渡海者需备3年口粮。此外，航行中死亡的事也时时发生。甘英终于望洋兴叹，止步不前。此时的安息，在中国与罗马帝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中，正是居中转口的地位。为了维护自己中间商的特殊地位，安息商人才那样千方百计地阻挠甘英的西进。终两汉时期，中国向西开发的丝绸之路，其陆路直接伸延的极限，有文字记载的，就是甘英所到的波斯湾头。

红海回航记

西域城邦国家分布图当中国的张骞、班超和黄门译长们艰难跋涉在无边的沙漠，战风斗浪航行在无际的大洋，开拓着通往西方的陆上和海上的丝绸之路的时候，在遥远的西方地中海世界，人们也在千方百计地设法打通与“产丝之国”的交通线。

公元1世纪，居住在埃及亚历山大港的一位操希腊语的商人(或船长)，在他撰写的《红海回航记》中，记述了西方商船经常往来于红海、波斯及印度次大陆的东西两岸。《红海回航记》记载了中国，称之为“秦”国，指出到了秦国，大洋就止于此。还说，秦国的北方有一座大城市，叫作“秦尼”(可能指长安)，秦尼所产的丝线、绸缎经陆路而至大夏，或从恒河水路西运。

考古学的发现证明了当时西方地中海世界企图在海上打开东通中国路线的努力。1945年以来，在南印度东海岸本地治里城以南3公里的阿里卡梅杜，发现了一个古代国际贸易港。在这座商埠中，有许多可能直接由罗马人以及罗马统治下的叙利亚、埃及等地商人经营的货栈商行。遗址发掘中，出土了大量来自意大利的阿列丁式陶器、希腊式水罐和罗马帝国的钱币。据考证，阿里卡梅杜的这一带有浓厚罗马色彩的古商埠，其繁荣时期当在公元12世纪。这一情形，同《红海回航记》的记述颇为吻合。可见，当时地中海世界的商人已经能以印度东海岸为中转基地，从海上向中国伸出贸易交往的触角。

西方地中海世界的人们自然也希望从陆路同中国建立直接联系。而且，他们对陆路东通中国的路线并不陌生。公元2世纪，希腊学者托勒密(90～168)在他撰写的《地理志》一书中，叙述了自幼发拉底河口、经美索不达米亚、帕提亚(安息)、巴克特拉(大夏)、石塔(今疏勒西南塔什米力克)，到达中国的路线。这是第一位记载陆路丝绸古道路线的西方学者。托勒密本人没有到过中国。他的资料是援引另一位2世纪初的希腊地理学家马林鲁斯的记载。一位名叫马埃斯·蒂蒂安努斯的希腊商人，世代经营赛里斯(丝绸)贸易，经常派遣商队前往中国。他的商行掌握了有关贸易路线的详细资料。托勒密的记载，同我国史书上关于丝路南道的记载基本吻合。根据《后汉书·西域传》的记述，甘英西行，直接交通大秦的目的虽未达到，但他出使后，远国“蒙奇、兜勒，皆来归服，遣使贡献”。学者们考证说，蒙奇就是马其顿(今巴尔干半岛中、南部地区)，兜勒则是色雷斯(今巴尔干半岛东南部)或阿克苏姆古国大港阿杜利斯(今厄里特里亚红海沿岸)，兜勒即阿杜利斯的对音。这些所谓使节，可能就是上面所说希腊商人马埃斯这一类家族派到中国来的商务代理人。

不过，正如甘英西行受到安息商人百般阻挠一样，罗马帝国同中国的直接交往，同样受到安息的阻碍。当时从罗马帝国的东界到中国的陆路，无论是从亚历山大港越西奈半岛穿行美索不达米亚，还是从地中海经阿勒颇，再沿幼发拉底河东去，都要经过安息。而安息商人为了维护自己经营丝绸中介贸易的巨大利益，一直不愿汉帝国与罗马帝国直接交往。为了克服安息所设置的重重障碍，早在甘英西行的前1个多世纪，即公元前53年和前36年，罗马帝国曾两次对安息用兵，企图打开通道，结果均遭失败。此后，罗马人又企图在安息以北开辟一条由地中海经黑海，再绕里海和咸海北岸直达中国的道路，也未获成功。中国方面大约怀着同样目的，力图开通天山以北直通黑海的北方草原之路，也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公元2世纪，为了同安息争夺陆路丝道的控制权，罗马人多次用兵，并数度攻占波斯湾头的泰西封(安息冬都，位于底格里斯河东岸)，但均未奏效。

正是在陆路交通障碍难以克服的情况下，罗马人更加刻意经营海上丝绸之路。

我们知道，早在古埃及时代，埃及人就开展了在印度洋的航海事业。距今近5000年前的埃及第五王朝时期，埃及法老萨赫雷已向南方红海沿岸的彭特国派出船队，获取那里的金银、乌木和没药等物品。1954年，在埃及大金字塔附近一个密封的石坑中发现了萨赫雷法老时期的太阳船。经过复原后的太阳船，船身长43．4米，宽5．9米，船首高6米。后来，十八王朝的女王哈特舍普苏特又派遣了一支由八艘船组成的船队，到彭特国进行交易。

希罗多德在他不朽的著作《历史》中，记述了法老尼科(公元前609～前593年在位)派遣船队环航非洲的故事。无论这一故事的真实性如何，在尼科时代，尼罗河三角洲和红海之间早有运河相通。到了托勒密王朝时代，埃及人更加积极开展红海贸易。他们不仅航行到瓜达富伊角，而且向印度的孔雀王朝派出使者。红海和印度洋航运与贸易对埃及经济的繁荣日益重要，以致托勒密王朝在底比斯总督之下开始设置印度洋和厄里特里海将军，以及专门管理印度洋贸易事务的、类似我国古代市舶使性质的官职。

罗马人统治埃及以后，这里对印度洋的贸易便进入了一个新时期。这一新时期的主要特征，是阿拉伯南部与印度之间定期航线的开辟。以前，从南阿拉伯到印度之间的海上交通，多半是由一些小船沿阿拉伯半岛和阿曼湾在近海作多次航行而完成的。而印度洋大洋之上风涛险恶，被海员视为畏途。其实，印度洋西部常年刮着季风。西南季风从3月刮至9月；此后则为东北季风期。这种季风的交替，正便于阿拉伯半岛与印度西海岸之间大洋上往返交通。大约在公元前1世纪中叶，一位传奇式的人物——希腊船长希帕勒斯——从无数阿拉伯和印度前辈海员那里掌握了印度洋的季风秘密。这一发现，标志着罗马人掌握了季风航行技术。罗马人拥有更加坚固和规模更大的远洋帆船，储备了充足的给养，装载了大量的船货，延长了续航的距离，摆脱了近海航行的局限，免去了船货多次中转的烦劳，从也门直放印度西海岸诸港。罗马时期的著名著述家普林尼，将埃及到印度的航行分为四阶段航程。第一阶段由埃及港口出发，经红海到达亚丁；第二阶段从亚丁乘西风越过阿曼湾直航巴塔拉；第三阶段从亚丁开辟了直航孟买以南的席格勒斯；第四阶段则是在公元前后，来自埃及的船只从南阿拉伯港口直放南印度的莫席里(今克朗格诺尔)。这样，在罗马奥古斯都时代，从埃及港口驶出的船队，7月扬帆南下，30天后到达红海南端，再顺风直驶，经过40天，9月即可停泊在莫席里。当年11月，这些船只即可返航，翌年2月回到红海北部诸港，或直抵亚历山大里亚。亚历山大里亚一莫席里航线开通后，罗马人从海上前来中国，就成为很方便的事情了。公元166年(汉桓帝延熹九年)，一位自称是大秦王安敦派来的使者，在越南中部的日南登陆，到洛阳谒见中国皇帝，并献上象牙、犀角、玳瑁。大秦王安敦，就是罗马皇帝马可·奥里略·安敦尼(161～180年在位)。从大秦使者所献礼物看，全部是东北非索马里一带的特产，表明这些礼物可能是在埃及(当时正控制着红海贸易)置办的。再据《后汉书》记载，这位使者抵达洛阳的时间是在9月。看来使船抵达交州日南当在六七月间。因而使者很可能是乘3月开始的西南季风，从红海海口漂洋而来。显然，无论使团是官方所派、还是商人假冒，它都是从埃及或经由埃及来中国的，这是有文字记载的西方同中国的首次直接接触。从此次通使以后，罗马人来华经商逐渐活跃起来。他们大都步安敦使者的后尘，乘船从海路抵达扶南(今柬埔寨)、交阯(今越南北部)。公元226年(孙权黄武五年)有位名叫秦论的罗马商人到达交阯，被辗转送去谒见孙权，并比较详细地回答了孙权提出的许多关于罗马帝国风土人情的问题。孙权对直接与罗马通好也有兴趣，所以特派刘咸送秦论回国。可惜，刘咸在途中病故。失去了中国历史上西访罗马帝国第一人的荣誉。

不过，还在刘咸之前很久，在罗马史籍中已经可以找到中国人到达罗马的记载。生活在公元1世纪末至2世纪初的罗马史家弗洛鲁斯在其著作《罗马史要》中记述说，当奥古斯都的太平盛世(前27年～公元14年)，远方绝域如赛里斯人、印度人也都遣使奉献珍珠、宝石、大象等物，请求同罗马订友好之约。这里的赛里斯人，就是指中国人。然而这一记述即使不是史家的渲染，也大约说的是一些冒充中国使节的丝绸之路上的中间商人。

丝的西传

随着以汉帝国为一端、以罗马帝国为另一端的海陆两途丝绸之路的发展与繁荣，中西文化交流也出现了历史上第一次高潮。

对于西方地中海世界来说，中国就是产丝之国；在一定意义上，汉文化也就是丝绸文化。沿着丝绸古道，大量中国丝货源源西运，流向中亚、南亚、西亚和北非，直到地中海世界。例如，叙利亚东部沙漠之中的绿洲国家帕尔米拉，就是中国丝织品西运地中海地区的一个重要中途站。这里出土的汉字纹锦，是属于公元1世纪的丝织品。它的纹样和织人的汉字同本世纪初在新疆楼兰等地发现的丝织品类似或相同，都是汉代生产的绫锦、彩缯。中国丝货运到地中海地区后，大受欢迎，很快成为那里各个民族、各个社会阶层人们的普遍的追求。

从中国运往罗马的丝货，都先要经过埃及。因为当时的埃及，属于罗马统治下的亚历山大省区。作为东西方交通与贸易的枢纽，罗马输往东方的货物大都从亚历山大运往东方各地；来自中国、印度和阿拉伯、波斯的货物也以这里为最大的集散地。

中国的丝货由中国商队直接运到叙利亚，或通过波斯及其他中介商队转运到那里，然后进入埃及。从公元初年起，中国的丝绸便在埃及流行起来。据记载，埃及托勒密王朝的末代君主，女王克列奥帕特拉(前43～前30年在位)曾盛装出席宴会。这位历史上的风流艳后身穿的华丽绸衣，就是经过特制的中国绫绮美服。公元1世纪中叶罗马作家罗卡纳记述这位女王说：“她白皙的胸部透过西顿衣料显得光耀夺目，这种衣料本由细丝精心织成，经罗马工匠用针拆开，重加编织而成”。这就是说，克列奥帕特拉所穿的华丽丝衣，是由中国运进的缯彩，在提尔、西顿重加编织而成的。恺撒大帝也曾穿着这种精美的丝袍，到剧场看戏，因而引起了惊羡与非议。

罗马征服埃及之后，中国丝织品自然畅销罗马境内的各个地区。当时，中国丝绸的精美举世无双。汉代丝织品统称“缯彩”。对于夏季干燥的地中海周边地区，用中国丝织品如绫、罗、绮、纱等裁制的衣服，最为相宜。特别是那些极为轻巧和透明的轻纱，色彩缤纷的暗花绸，更以其特有的轻软、华丽，独树一帜，在素以羊毛、亚麻和棉花为纺织原料的地中海世界，很快就打开了局面，占有了广大的市场。著名的罗马博物学家普林尼(23～79)在他的《自然史》一书中写道，赛里斯国所产的丝，名驰宇内。这种丝织成锦绣文绮，贩运至罗马。富豪贵族的夫人娇媛，将其裁成衣服，光辉夺目。“罗马少女全靠这种透明的轻纱，显露她们体态的秀美”。

早在罗马的共和末期，丝绸之价竟贵比黄金。丝绸贸易已成为古代世界最大宗的贸易。到公元2世纪时，即使是在罗马帝国极西端的英伦海岛，丝绸的流行也不亚于中国的洛阳。为了获取丝货等物，每年从罗马流入印度、赛里斯和阿拉伯半岛的钱，不下一亿赛斯太斯(古罗马货币单位)。这种崇尚丝绸的风气，愈演愈烈。到了公元4世纪，罗马人不分贵贱都穿绸缎了。中国丝绸，不仅成为罗马和地中海世界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物品，而且在精神上大大拓宽了古代西方各族人民对美的追求的视野。

由于长期、大量中国丝货西流的影响，西方一些文明先进的民族和地区，不仅购求中国丝织品，而且刻意仿造中国丝货。例如，从公元四五世纪以后，埃及人开始用中国运去的生丝作为原料，在当地进行加工制造，或者将中国的丝织品拆成丝线另行重织。如埃及卡乌地方就发现用华丝织成的织物。随着埃及仿制丝货日渐增多，其中还有少量回流中国市场，被统称为“杂色绫”。不过，当时埃及和罗马的简单织机虽能织出透明的轻纱，却织不出中国的花纹。后者需要中国的提花机方能织出。大约在3至7世纪，中国的提花机传入埃及。此外，丝织机的踏蹑设备也是我国最早发明的，而埃及原来一般使用的立机无法安装这种设备，后来引入了中国的平机，才采用了此种装置。

至于中国丝织技艺的西传欧洲，更有一个生动的传说，传说公元550年，东罗马帝国皇帝尤斯提尼阿奴斯决意在东罗马创建缫丝业。当时，有两名曾到过中国的波斯僧侣，向这位东罗马皇帝述说他们在中国见到的养蚕和缫丝的过程。皇帝于是命令他们设法将中国的蚕茧带到东罗马。这两位波斯僧侣挖空心思，将蚕卵藏在空心竹杖里，跋山涉水，抵达东罗马，将蚕卵献给东罗马皇帝。从此，中国的丝织技艺便传入欧洲。

当中国的丝绸产品由海陆两路源源西进的时候，来自遥远的西方的物品与信息，也不断传入中国。

通过商业和外交活动，当时的中国人对遥远西方的“大秦”(即罗马帝国，尤指以亚历山大港为中心的埃及)物产已相当熟悉。公元3世纪初出使扶南国的康泰，就称罗马为宝国。鱼豢在《魏略》中，更对大秦物产津津乐道，分门别类加以论述。《魏略》所列举的大秦物产，有金、银、铜、铁等金属类；金缕绣、杂色绫、金涂布、火烷布等织品类；赤、白、黑、绿等10种流离(即琉璃)；玛瑙、符采玉、明月珠、夜光珠等宝石类；以及象牙、犀角、香料等特产，总计达65项。它们当中，绝大部分都远涉重洋，输出到中国，受到中国人的赞赏和喜爱。

罗马运来中国的珠宝类船货，大多产自埃及和地中海、红海地区。以珊瑚为例，古代西方文献中记载，早在公元初年，珊瑚就成为罗马帝国运往印度的重要输出物。中国史籍上，这种记载更所在多有。如《太平御览》等书中就有“大秦珊瑚”“珊瑚出大秦西海中”“珊瑚出大秦国，有洲在涨海中”等字样。红海因盛产珊瑚，更被称为“珊瑚之海”。在这些中国史书中，还对地中海、红海地区人民用铁网采珊瑚的办法，作了详细的描述。

在大量吸收中国丝货的同时，西方的罗马人也将自己各种优质的纺织品运往中国。亚历山大等地的织工，善于用金线织绣毛织品、丝织品，运到中国被称为金缕罽、金缕绣，华美瑰丽，列为上品。中国人长于丝织，西方罗马帝国人则长于棉、麻、毛织。《魏略》这部书中就列举了8种棉麻织品。如“发陆布”，就是一种优质棉布，得名于著名的亚历山大港灯塔所座落的法鲁斯岛。埃及人植棉，年代久远。据西方史学之父希罗多德所记，早在古埃及二十六王朝(公元前569～前525年)时期，埃及法老就曾赐给神庙棉布。普林尼更记述罗马时代埃及人种植树棉，埃及祭司所穿的法袍，就是用棉布制成的。古代埃及的上好棉布，以其洁细，得以畅销中国。毛纺业更是罗马帝国最为发达的手工业，其工艺之先进，足以傲视世界。毛织品，中国古籍上称为“氍毹”。《魏略》上就记载大秦有“黄、白、黑、绿、紫、红绛、绀、金黄、缥、留黄十种氍毹、五色毾、五色九色首下毾”。另一部中国古籍中更介绍埃及毛毯，上面织着鸟兽人物草木云气，十分生动；那织着的鹦鹉，竟“远望轩轩若飞”。从埃及运来的罽褥，在中国各地都极受欢迎。

传入中国的物品，除上述珠宝、织物以及象牙、犀角、香料等外，特别应该提出的是玻璃。公元前3000年左右，埃及和腓尼基人就制作了世界上最早的玻璃器皿。十八王朝法老阿门诺菲斯一世(前1557～前1530)时期，埃及制造的玻璃已经绚丽多彩。到了罗马时代，埃及玻璃制品更是享誉四方，特别是玻璃珠由于色彩缤纷、晶莹剔透，加之大批量生产，更在罗马输往东方船货中占据突出地位。汉代以来，中国人习惯将玻璃称为琉璃，埃及的十色琉璃，无论是器皿还是珠饰，在中国都大受欢迎。在我国河南省，就曾发现了一个公元前2世纪的亚历山大港出产的玻璃瓶，上有雅典女神的面部像。到了公元5世纪时，埃及制造琉璃的方法即传入中国，它们对推动中国古代美术工艺的发展都起了一定作用。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它是公元前6～前5世纪时由古印度迦毗罗卫国(在今尼泊尔境内)王子乔答摩·悉达多所创立。到公元前3世纪，开始广为传播。佛教传入我国，是通过西域古丝道东来的。西汉末年，西域大月氏派使臣到汉朝，曾给博士弟子景卢“口授浮屠经”。到东汉明帝时，佛教正式传入中国。汉明帝曾派使臣到大月氏去邀请天竺沙门(即和尚)摄摩腾和竺法兰两人携带佛经东来，他们用白马驮着佛经来到东汉都城洛阳，东汉王朝特地修建了白马寺。发展到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国流传甚广，影响遍及全国。从此印僧东来布道，汉僧西去求法成为为时数百年人数众多的活动，成为东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篇章。中国和印度两大古代文明产生了具有深刻内涵的汇聚。

从东汉时期开始，由于佛教逐渐通过古丝道传入中国。以希腊、罗马式装饰手法表现印度、罗马题材的犍陀罗艺术也流传到我国新疆地区，给我国的绘画、工艺美术、雕刻和建筑带来了希腊、罗马的风韵。例如，罗布泊南汉代楼兰国都扜泥城的废址米兰，在本世纪初发现了罗马式壁画。壁画中的王子、比丘和有翼天使，以及佛教僧侣，同埃及法雍的画风如出一辙。壁画的画题所表现的应是佛教故事，但构图、色调和绘画技巧则完全是罗马式的。尤其有趣的是，印度佛教故事中善牙太子和王妃所驾的马车，竟是一辆罗马式的驷马车。时代晚于米兰的库车、拜城千佛洞的绘画，亦多为希腊、罗马格调。见于各处的宴饮图中都附有古典希腊艺术中的海马和美人鱼等题材的插图，来源也不外乎是罗马统治下的埃及。在内地，河南唐河汉墓出土的画像石上面，已出现希腊、罗马盛行的有翼的人物和动物，形象十分生动，是属于东汉早期的遗物。这种犍陀罗艺术一直在我国新疆地区流传到8世纪。沿着丝绸之路的南北二道，许多佛寺遗址发现的大型壁画就是希腊、罗马、印度、波斯和中国画法融会的结晶。

在造型艺术方面，埃及鹰头兽式样的雕塑艺术也早经过欧亚草原的斯基泰民族流入中国。希腊人、斯基泰人都热衷于采用这一图像，以之为神物。战国时期，我国北方匈奴人喜爱这一图案。内蒙古出土的公元前4世纪匈奴墓中的金饰片和陕西神木出土的圆雕金鹿形鹰头兽，都是明证。甚至汉代输往西亚地区的丝织品中，也有鹰头兽图案，其目的显然是为了适应地中海东部文明各国的需求，具有很强的市场意识。除了鹰头兽外，古埃及金字塔的狮身人面兽斯芬克斯，竟然也在中国落户。山东嘉祥隋代官员徐敏行墓出土的镇墓陶兽，居然也是狮身人首，其人首部分为一老人，高38厘米，宽12厘米。说明两国间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

在建筑艺术上，埃及的式样也流行于我国新疆。多里亚石柱原为古埃及通行的建筑支柱，后来被希腊人所吸收。公元三四世纪左右，传入新疆东部。到了6世纪，希腊式石柱传入中国内地，南京六朝时代梁朝诸帝墓前希腊式瓜棱形凹纹石柱，就是其中的代表。可见罗马时代的埃及建筑式样，竟然也得在东海之滨的长江三角洲，有了新的寄寓之所。

伴随着中西交通的逐渐开通与发展和双方之间经济交流的扩大，中国对西方的了解也日益加深。这种了解，一直远及极西之地的罗马帝国。从地理意义上来说，当时中国所了解的“大秦”即罗马帝国，恐怕主要还限于它的东部边区，特别是埃及的亚历山大港。从张骞通西域以后，中国人就知道了“黎轩”。此后我国的史籍中，更有“犛靬”“犁靬”“犁鞬”等记载。这个令中国人的兴趣经久不衰的绝远国度，就是亚历山大城。所谓“犛轩”“犁靬”“犁鞬”等名称，就是亚历山大的对音。公元3世纪初撰写的我国史籍，就明确指出“黎轩”在安息、条支(阿拉伯)西方，大海的西边。又指出其国中有河，而该地西方又有大海。还记载说“西有流沙”。这些记述已相当清晰地标定了位于由波斯湾、阿拉伯海和红海连成一片的海域以西的埃及的位置，并指明了尼罗河、地中海、乃至埃及西边的利比亚沙漠或撒哈拉大沙漠。同一记载在叙述当地商业、货币、物产、交通等情况时，还述及那里的政治生活，如说“其国无常主，国中有灾异，辄更立贤人以为主，而生放其故王，王亦不敢怨”(鱼豢《魏略》)。这里记述的所谓“国无常主”“更立贤人以为主”等，同当时罗马帝国实行元首制，保留了一些共和制的外衣有关，也是我国人初次接触古代西方世界时，对共和政治的一个介绍。它虽然讲得很含混，但对长期处于君主专制的我国古代人说来，却无疑留下了一块政治思想领域中驰骋想像力的余地。

安西四镇

唐代的陆上丝绸之路最称繁荣。据唐太宗贞观年间(公元627～649年)宰相贾耽的考证，在汉代以来的南、北、中三道以外，又开辟了两条新的路线。一路由龟兹经姑墨、温宿、勃达岭(今别迭里山口)、热海(今伊塞克湖)南岸，到碎叶(吉尔吉斯北部托克马克附近)和怛逻斯(哈萨克东南部江布尔)。另一路由庭州(今吉木萨尔北)，经青海军(今沙湾东)、黑水守捉(今乌苏)、弓月城(今霍城)，到碎叶和怛逻斯。两路汇聚怛逻斯以后，再向西行，可达西海；向南则经过石国(塔什干)、康国(撒马尔罕)，可到波斯和大食(阿拉伯)等地区。庭州是当时天山北麓的交通枢纽。它东邻伊州(治今哈密)、南接西州(治高昌，在今吐鲁番东南)，西与碎叶相通。唐王朝在公元702年于该地设置了北庭大都护府，成为北疆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龟兹则是天山南路的交通锁钥。公元659年以后，唐朝安西大都护府就设置在此地，是南疆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唐帝国出于对外政治威望与经济交流的考虑，十分重视陆路丝道的经营。当时，北方草原上游牧民族突厥建立的汗国已分裂为东、西两部，西突厥联合拜占庭攻袭波斯，国势也因此大振。唐太宗初年，唐军击败了连年侵扰的东突厥。然而，活跃在阿尔泰山以西的西突厥仍很强大。他们截断丝绸之路，并支持高昌劫掠来往商旅和使者。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唐太宗决心收复西域，出兵高昌。次年在该地设都护府，后又迁至龟兹，统领龟兹、碎叶、于阗、疏勒四镇，史称“安西四镇”，保证了丝绸之路的安全与繁荣。

沿着这条丝绸之路，中国和西方各国的商旅、使团络绎不绝。在这条丝路上出土的丝织物，已不再是单纯的中国风格，而是常常采用中亚、西亚流行的花纹，如联珠对鸟、对狮“同”字纹锦，是波斯萨珊王朝的图案。新疆吐鲁番附近古高昌城、木头沟、伯子伯里克等地发现的西域壁画，反映出罗马画风的影响，其中还有穿着希腊式衣服的妇女形象。从壁画中，我们可以看到犍陀罗式、芨多式、唐式、罗马式画风的互相渗透。敦煌艺术宝窟中的壁画展现给我们的正是多种文化因素结合的杰作。在新疆出土的货币中，不仅有萨珊波斯的银币，也有拜占庭的金币。所有这些，都表明这条丝道当年是多么的繁忙，通过这条丝道，中西文化之间的撞击、融会的力量是多么的强烈。

在唐代，中西交通还出现了一条新的通道——中印藏道。这是由长安经青海入吐蕃、泥婆罗(今尼泊尔)到印度的一条新开辟的中印交通捷径。吐蕃人是藏族的祖先，很早就在青藏高原上过着农耕和游牧的生活。7世纪前期，吐蕃杰出的首领松赞干布做了赞普，统一了青藏高原上的许多部落，定都逻些(今拉萨)。公元639年，泥婆罗赤贞公主嫁给松赞干布。公元641年唐朝和吐蕃和亲，文成公主入藏，从此，中印藏道成为中印双方使节往还的主要途径。著名的唐朝使臣王玄策3次出使中印度，正是走的这条道路。643年王玄策与李仪表第一次使印时曾沿着赤贞公主进藏的道路，访问了加德满都，在印度王舍城东北灵鹫山凿石为铭，又在摩珂菩提寺立碑为记。647年第二次出使，正遇到中天竺戒日王死，国中大乱，王玄策机智逃脱，借得吐蕃精锐及泥婆罗骑兵，平息了战乱。第三次出使是在657年，是奉命去印送佛袈裟。他的三次出使对沟通中印藏道交通、中国与南亚各国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

当阿拉伯人势力迅猛崛起；四处扩张的时候，西方的萨珊波斯和东罗马帝国深感威胁，故而竭力通好大唐帝国，企图引为对抗阿拉伯人的奥援。643年，拂菻(即拜占庭帝国)王波多力派遣使臣到长安谒见唐太宗，献上赤玻璃等礼物。唐太宗曾回书问候，并回赠绫罗等丝织品。其实，见于我国史书上的这次拂菻使节来华，并不是以拜占庭皇帝的名义派来的。所谓拂菻王波多力，是当时教皇狄奥多罗斯。这是因为拜占庭的国势已在阿拉伯人的压迫下日渐衰弱，故而想用罗马教皇的名义来中国通好，以求得中国皇帝的支援。此后，拜占庭出于同样目的多次遣使访华。唐朝始终待之以礼，却未曾答应予以援助。拜占庭终于向阿拉伯人乞和，偏安一隅，苟延下去。

中国是通过萨珊波斯得知阿拉伯的，所以随波斯的语音把阿拉伯人称为大食。651年，阿拉伯人灭萨珊波斯，将其并入阿拉伯帝国版图。波斯王子卑路斯曾到唐朝求援。唐朝皇帝先后封卑路斯为都督，封卑路斯的儿子泥湟斯为左武卫将军，使他们在优裕的环境中客居长安，终老中国。但未发兵前往援助。

就在征灭波斯这一年，阿拉伯的使者也首次抵达长安。从那以后，唐王朝同阿拉伯帝国之间不断互通使节，双方保持了一个世纪的和平。唐朝把倭马亚王朝称作白衣大食，而把取代倭马亚王朝的阿拔斯王朝称为黑衣大食。

海上丝绸之路

与陆路丝绸之路进一步发展与繁荣的同时，唐宋时代的海上丝绸之路也大大繁荣起来。

大唐帝国的号召力与凝聚力，也吸引着东南亚广大地区各民族人民，乃至更遥远的印度洋诸国，这就大大促进了海上丝路的进一步发展与繁荣。

原来，定都于长安的唐帝国，在建国后的一段时间内，主要关心的是同中亚、西亚的陆路交往。主观上并未侧重海上交通与贸易事业。但是，伴随着大唐帝国国势的强盛、文化的昌明，自然吸引了海外的一些国家。广州承袭了秦汉以来的传统，继续发挥着国际海上贸易中心的作用。特别是由于隋代开凿了大运河，使洛阳与扬州在经济上的地位大为突出，成为唐代两个最大的商业中心。扬州的繁荣，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在南海方面的贸易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洛阳和扬州成了广州的新后援体。扬州不是唐帝国的都城，不在天子脚下而能发展成一个商业大埠，令诗人杜牧写出“十年一觉扬州梦”那样传诵千古的佳句，说明它所经营的商业和市场，已不再局限于皇家需求，而且包含了更为广泛的市民的需求。这对于海上贸易与交通的发展，是至为重要的。

公元7世纪，南海海上交通与贸易大大活跃。它表现在东南亚和印度洋地区诸国的纷纷来朝上。波斯商人抵达南海，再北上中国沿海诸港活动；再进一步，波斯和阿拉伯商人渐渐成为南海贸易的居间商，他们的商船更逐渐成为南海、印度洋地区来华贸易的十分重要的工具。这种形势的发展，终于引起唐朝政府的足够重视。公元8世纪初，即714年以前的某个时候，唐朝设立了一个新的、专门负责海上贸易的机构：市舶司。

唐代中国逐渐重视海上贸易，并不是偶然的。与陆路交通状况相比，海路越来越显示出它的必要性。一方面，由于阿拉伯人征灭波斯萨珊王朝的战争，以及此后唐帝国与阿拉伯人的冲突使陆上交通受到影响；同时，唐代中国造船业更加发达，造出的“埤仓”巨舶，长50～60米，可载五六百人。此时的中国海船已完全具有远航能力，无须像汉代那样，“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了。公元851年，阿拉伯商人苏莱曼在他写下的《东来中国行记》中说，中国船经常停泊在波斯湾的西拉夫。阿拉伯大旅行家马苏迪在《黄金草原和宝石矿》这部历史名著(写成于947年，距唐亡后未久)中，则记述了中国船舶经常航行到“阿曼、西拉夫、奥波拉和巴士拉”。

这一时期前来中国贸易的外国商船，质量、规模和航海技术等也均有长足的进步。它们当中的“昆仑船”、“锡兰船”等，都享誉中外。在唐中叶，据说锡兰船是外国船中最大者，其规模长20丈，载六七百人。至于阿拉伯与波斯人的船舶，也是“梯而上下数丈”，其规模可想而知。当时埃及的卡里米大商人集团，就有数百艘商船在印度洋各处航行。

集中外航海知识之大成，唐代的贾耽于公元800年前后记述了那条著名的南海大商道，当时被称为“广州通海夷道”。这条海上航线从广州出发，越过南中国海，横穿马六甲海峡，到达当时南海中的大国室利佛逝(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地区的古国)；经过马来半岛西岸，到达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印度。由印度再驶向阿曼湾，抵达波斯湾头的重要商埠巴士拉(今伊拉克境内)，最终可从巴士拉到阿拉伯帝国首都报达(即巴格达)。华船从广州航行到巴士拉的时间，大约共需要三个月左右。这条航线把中国、东南亚、南亚和阿拉伯地区连接起来，成为沟通中西经济文化的又一重要渠道。

我国南方的广州，是当时世界闻名的港口。从波斯湾的巴士拉、西拉夫、阿曼、印度、爪哇、越南、柬埔寨及其他国家驶来的海船，帆樯云集；香料、珍宝等各种货物，堆积如山。唐代宗在位时，每年抵达广州的各国船只达到4000艘，可见当时海上丝道，真是盛况空前。由于对外贸易的兴盛，除了广州以外，明州(今浙江宁波)、江都(今江苏扬州)等港口与城市也发展起来。在广州和其他港口城市，还设有让外国人进行交易的市区，都归市舶司管理。

这样，从中国向西方的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汇集在尼罗河三角洲。地中海上常年吹拂着温润的海风，从海上沟通了沿海的城市和港口。和海岸线平行的陆路更是非洲北部的大动脉，被当时的人们称为“大道”和“正路”。它东起苏伊士地峡，穿过锡尔提卡长达500公里的荒凉地带，沿着的黎波里海岸向西，一直伸展到大西洋。一路上经过巴尔卡、的黎波里、凯鲁万、塞蒂夫、提阿雷特，直达非斯。这条驿道从埃及到非斯，沿途共计146站。

地中海南岸的驿路又通过沿海港口，同南欧、西欧各国连接在一起。例如，在最西边的丹吉尔，从海上越过直布罗陀可以通伊比利亚半岛。公元756年，倭马亚王朝后裔在那里建立了独立的王朝，很快繁荣富强起来，成为吸收东方文化的一个重要的通道。另一条海上航路从突尼斯和贝贾亚通向西西里岛。公元9世纪穆斯林开始了征服西西里的军事行动。此后西西里一直是向意大利传播东方文明的重要跳板。

宗教内传

唐帝国对各种外来文化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最突出的表现在它对外来宗教的态度上。伴随着中西交通和经济文化交流的发展，除了从西汉末年以来传入的佛教外，又相继从西方流入了摩尼教、袄教、伊斯兰教和景教。

佛教在我国唐代达到了最盛期。以佛教为纽带，中国和印度、斯里兰卡、尼泊尔等信奉佛教的国家来往密切。著名古典小说《西游记》里的唐僧，原型就是唐代大法师玄奘。这位俗名陈祎的高僧于唐太宗贞观元年(627)踏上丝绸之路，前往印度学研佛经。他在印度先后巡访了佛教六大圣地，足迹遍及今日的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成为佛学大师。公元642年，戒日王曾特地为他在曲女城举行一次规模盛大的学术辩论大会，会上作为论主的玄奘没有被任何人所难倒，获得了极高荣誉。阔别长安18年后，玄奘才从印度带着650多部佛教经典回到祖国。后来，他翻译了75部佛经，还根据旅途见闻，口授了一部《大唐西域记》。它记载了印度等100多个古国的历史沿革、风土人情、宗教信仰、地理位置、城市人口、山脉河流、生产状况等。这部著作被全世界研究印度历史和宗教的学者视同瑰宝，已译成多种文字，成为世界名著了。当时，从印度到中国来的许多佛教僧侣，都客居长安译经。唐朝统治者虽然将老子奉为祖先，大力提倡道教，但佛教却始终遥遥领先，在中国社会有着更大的影响。

袄教，又称火袄教、拜火教，是波斯人琐罗亚斯德在公元前6世纪时创立的。它宣扬善恶二元论，认为火、光明、洁净、创造、生命是善端；黑暗、污浊、破坏、死亡是恶端；善恶相争，光明必将战胜黑暗。它崇尚光明，因为火有光亮，故而也崇拜火。隋唐时期，自波斯和中亚传入中国。唐代长安城西北部设有袄教寺院三座。在洛阳、凉州(今甘肃永昌以东、天祝以西一带)、沙州(今甘肃敦煌)等地也建有袄教寺庙。

摩尼教，又称明教，是波斯人摩尼在公元3世纪创立的。它吸收了袄教、基督教和太阳神教等思想，也宣扬善恶二元论，认为宇宙间光明与黑暗两宗相斗，人们应奋起助明斗暗，等等。公元4至6世纪，该教流传在北非、地中海沿岸各地。武则天当政时，波斯摩尼教经师拂多延等人携带该教经典《二宗经》来到中国。从此，摩尼教开始在中国流行，陆续在各地设立寺庙。长安的大云光明寺，就是摩尼教的著名寺庙。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摩尼教对贫苦民众有着相当的吸引力。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一些农民起义披着宗教外衣，就是用摩尼教明暗相斗的学说来动员群众。著名的宋代方腊起义，就是用该教号召民众的。中国民间秘密宗教组织，如明教、白莲教等，都受到摩尼教的影响。摩尼教的传入，给中国下层劳动群众的反抗斗争，提供了精神武器。

伊斯兰教，俗称回教。随着大批穆斯林从西亚、中亚各地前来中国，伊斯兰教在我国流行起来。唐代的长安、广州等穆斯林聚居的城市都建起了清真寺。相传先知穆罕默德的舅父曾携带《古兰经》到中国来传教，受到唐太宗的重视，在西安建立了大清真寺。

景教，在唐代又称“大秦景教”，实际上是基督教的一个支派，由叙利亚人聂斯脱利创立。聂斯脱利认为耶稣兼有人神二性，违反了基督教的正统教义，因而被斥为异端，驱逐流放。公元5世纪末，聂斯脱利派在波斯形成了独立教派，建立总教会，向西亚和中亚传播。突厥人对景教的东传起了媒介作用，6世纪末，拜占庭(东罗马帝国)和波斯王联合镇压叛乱，曾俘虏过额上刺有“十”字的突厥人。景教首先是在北方通过突厥人传入我国内地的。明朝末年，在陕西盩厔出土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现藏西安碑林)，碑文中叙述了景教流行到中国的情况：唐太宗贞观九年(635)，波斯景教僧侣阿罗本携带该教经书到达长安，太宗特命宰相房玄龄到西郊将其迎入宫中，译经传道。随后又发布诏令，准许建立教堂，传播景教。到唐高宗时，景教曾广为流传，一时出现了“法流十道”“寺满百城”的盛况，阿罗本也被封为镇国大法主。唐玄宗曾亲自为教堂题写匾额，德宗更为之立碑记盛。《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就是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大秦寺僧景净撰写的。景教初传入中国时，教堂都称为波斯寺，后来改称大秦寺。除长安以外，洛阳、灵武、成都、广州、扬州等地都建有教堂。景教徒伊斯还作过唐朝朔方节度使郭子仪手下的谋士。《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左右两侧列有景教僧徒的名字，共70人。据考证他们大都是外来僧人，来自伊朗或叙利亚等地。这些早期来华的景教僧侣除了在中国传教外，还进行了大量的译经工作。仅在敦煌鸣沙山石窟发现的唐朝景教经典抄本就有《景教三威蒙度赞》等6种。其中提到当时译的景教经典多达35种。

唐武宗时，崇尚道教，禁止佛教，景教也在被废之列。从这次挫折以后，景教在我国内地传播的势头逐渐减弱。唐末黄巢起义军攻破广州，大批景教徒在城破后的混乱中被杀。此后，景教势力基本上退出内地，仅在新疆、内蒙古等边远地区还有踪迹可寻。

陶瓷西传

海上交通的巨大发展，极大地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由于宋代经济、文化继大唐一脉，并有长足的进步，在当时的世界上继续处于领先地位，因而吸引了西方各国人民的目光。穆斯林世界对中华文化甚为仰慕，评价是极高的。10至11世纪的穆斯林学者萨阿利比说：

阿拉伯人习惯于把一切精美的或制作奇巧的器皿，不管真正的原产地为何地，都称为“中国的”。直到今天，驰名的一些形制的盘碟仍然被叫作“中国”。在制作珍品异物方面，今天和过去一样，中国以心灵手巧、技艺精湛著称。……他们在塑像方面有罕见的技巧，在雕琢形象和绘画方面有卓越的才能，以至于他们之中有一位艺术家在画人物时笔下如此生动，欠缺的只是人物的灵魂。这位画家并不三彩骑马男俑因此而满足，他还要把人物画得呈现笑貌。而且他还不到此为止，他要把嘲弄的笑容和困惑的笑容区分开来，把莞尔而笑和惊异神态区分开来，把欢笑和冷笑区分开来。就这样，他做到了画中有画，画上添画。

这些评介，虽不乏溢美之处，却反映了阿拉伯世界吸收中华文明营养的渴求之情。

从中华文明向外传播方面看．如果说汉唐以来丝织品的输出和丝绸文化的外流，曾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占居主要地位，那么宋代以后，这种情况被陶瓷品的输出以及陶瓷文化的远播所逐渐取代。学者们常常把海上丝绸之路称为丝瓷之路。

宋代华瓷的产量之大、品种之多、花色之繁、质量之优，均独步世界，加以适合海上巨舶运输，因而远销西方。据《萍洲可谈》记载，12世纪时，陶瓷已成为远洋出航的商船的理想压舱物。“舶船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物，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此时，因中国经济重心的不断南移，宋代南方各省陶瓷业有了很大发展，已逐渐超过北方，大大促进了海上经南海、印度洋的外销。南方各产地更因原料的优质，制造的瓷器细洁光泽，具有半透明度、观感白度和较高的强度和硬度。南宋时杭州有官窑；景德镇有定窑、均窑的仿制；越州、龙泉过窑的青瓷；吉州窑的黑釉和釉下彩绘瓷；广州西村窑的青白彩，均各擅胜场。龙泉青瓷和景德镇青白瓷，尤其遐迩闻名，畅销海外。

中世纪的亚、非、欧广大地区的人民都十分喜爱中国瓷器。各国的统治者在宫廷中收藏精美的中国瓷器；普通百姓则在日常生活中大量使用中国瓷器；诗人和作家们更在自己的作品中赞美中国瓷器。萨阿利比(961～1038)还赞美中国瓷器说：“他们还有精美的、透明的瓷器。用来烹饪的瓷器有时用来烧煮，有时用来烹炸，有时用来上菜。瓷器中最上品的器皿色泽杏黄莹润，其次是乳白色的同等器皿。”近代以来在阿拉伯地区的考古发掘表明，大量华瓷碎片属于宋代。例如，在伊拉克巴格达以北的古代宫殿等遗址，发现了许多晚唐到宋代的白瓷和青瓷片，在古城泰西封遗址则发现了南宋龙泉窑青瓷钵碎片；在叙利亚的哈玛遗址，发现了宋代德化窑白瓷片和南宋官窑生产的牡丹浮纹青瓷钵碎片；在黎巴嫩的贝卡谷地，发现了宋代龙泉窑莲花瓣花纹的青瓷碗碎片，等等。从唐代开始，中国瓷器还远销北非的埃及。华瓷从海路运到红海各港口上岸，然后集中到埃及南郊的富斯塔特，再从这里转运到亚历山大港、摩洛哥及马格里布(除埃及外的北非地中海沿岸诸国)。据本世纪初有关富斯塔特考古发掘的结果，在发掘出的数10万陶瓷残片中，已辨明的中国陶瓷有22000片。其中年代最早的属于唐代，有著名的唐三彩、邢州的白瓷、越州的窑瓷；从唐末到五代，有越州的窑瓷和黄褐釉瓷等，有的瓷钵内面带有漂亮的篦雕花纹，偶尔还有少量的镂花，上着雅致的橄榄绿色釉；至于宋瓷，更是所在多有，大部分属于龙泉窑出产。

丝绸古道上的各国人民不仅喜爱中国瓷器，而且有条件的还纷纷仿制华瓷。13世纪时，波斯人仿制宋瓷碗，上面画有凤凰图案。埃及的能工三彩陶马巧匠们仿制中国瓷器，从法蒂玛王朝就开始了。一位名叫赛义德的工匠仿造宋瓷成功，并教授了众多的徒弟。最初仿制青瓷，后来又仿制青花瓷。瓷器的形状、花纹都模仿中国，仅瓷胎使用埃及当地陶土。据11世纪中叶到过埃及的伊朗宣教师纳绥尔·胡斯罗说，当时，仿制品已达到很高水平，它们“十分美妙和透明，以致一个人能透过瓷器看见自己的手”。注重时尚的埃及工匠们，还随着舶来的华瓷品种的变异而不断更新自己的仿制品。当9至10世纪输入三彩陶瓷时，就模仿三彩陶瓷生产出多彩纹陶瓷；当输入白瓷时，便仿制了白釉陶瓷。到了11世纪以后，就逐渐仿制青瓷、青白瓷，还有青花瓷复制品。埃及瓷器制造数量极为巨大。在富斯塔特发现的数十万片陶瓷残片中，大部分是本地生产品，而这些当地产品当中，又有70％到80％是华瓷的仿制品。以埃及为基地，华瓷和陶瓷技术又向欧洲流传，一路经马格里布传入西班牙，另一路经西西里传入意大利，传播到欧洲各地。

指南针与印刷术的西传

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中国古代科技的几项伟大发明的西传。

首先，是指南针的西传。至晚在公元前3世纪，中国已发现了磁石的吸铁功能。公元1世纪初，王充在《论衡》中指出了磁石的指极特性，发明了“司南”。宋代沈括在《梦溪笔谈》的记载中，已记述了四种试验，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应用指南针。其中的水浮法，用磁针横贯灯芯草浮在水上，最早使用在航运业中。沈括的亲戚朱彧，在《萍洲可谈》中追记了其父11、12世纪之交时在广州见到的中国海船：“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这是指南针应用在航海上的首次记录。公元1123年，徐兢奉使高丽，也见到使用指南针，“惟视星斗前迈，若晦冥则用指南浮针以揆南北”。《诸蕃志》记载出入泉州的海舶，已有这样的评述：“舟舶来往，惟以指南针为则，昼夜守视惟谨，毫厘之差，生死系矣！”公元9、10世纪以后，中国商船经常出没于波斯湾和阿拉伯海上。最早在航海中使用指南针的中国海员，在与自己的波斯、阿拉伯同行的交往中，将这一先进技术传播出去。有的中国海舶上甚至雇佣了阿拉伯等地的船长和水手，他们学习指南针技术就更直接、更便利。因而阿拉伯海员很快就掌握了航海罗盘导航的技术。波斯语和阿拉伯语中表示罗针方位的词：“Khann”，就是闽南话中罗针所示方向的“针”字。

《建康实录》航海罗盘的导航技术，在12世纪传入地中海，被意大利商船所采用。不久，英、法等水手也利用罗盘导航。英法等西欧民族，习于航海，对罗盘导航的兴趣极为浓厚。就现在所知，除中国以外，有关罗盘的记载，最早并非见于波斯和阿拉伯文献，而是英、法文献。1195年，英国的亚历山大·内卡姆在《论物质的本性》这部著作中，在欧洲首次论述了浮针导航技术。他提到的航海指南针最初也是用在阴沉的白天或黑暗的夜间，分辨航向。办法是用磁化的铁针或钢针，穿进麦管，浮在水面，用来指明北方。可见，最初传到欧洲的指南针，正是沈括所记述的水浮法的磁针。1205年左右，法国人乔奥·普罗旺斯提到罗盘。1219年，另一个法国人詹姆士·特维里，也提到东方的这种颇具实用价值的新发明。康丁普里的汤姆斯百科全书中也有一条浮针罗盘的记载。波斯人穆罕默德·奥菲编写的《故事大全》，讲述磁性的指南鱼，已是1230年左右的事。13世纪下半叶的一位阿拉伯作家记述说，当他乘船前往亚历山大港时，看见海员们借助磁针辨别方向，磁针一般是用木片或锡箔托浮在水面上。他还听海员们介绍说：航行在印度洋上的船长们不用这种木片托浮的指南针，而是用中空的磁铁制作一种磁鱼。磁鱼被投入水中之后浮在水面，头尾分别指示北方和南方。显然，这也是中国指南针西传的早期记载之一。指南针的传入欧洲，为欧洲日后的地理大发现和新航路的开辟，提供了必要的技术前提。

同指南针一样重要的，是印刷术的西传。大约在隋唐之际，我国发明了雕版印刷术。公元7世纪40年代，玄奘大师印制普贤像，每年印数在万张以上。从9世纪开始，我国民间印书的风气渐开。著名诗人白居易等人的诗集，都在扬州、越州刊印。现在最早的印本书籍，就是868年王玠刻印的《金刚经》。

中国的雕版印刷品，自然引起了来华的波斯、阿拉伯等地人士的注意。这种先进的技术遂迅速西传。1880年在埃及法雍地区出土的大量纸张等文物中，发现了50件不同时期的阿拉伯文印刷品。经鉴定，这些印刷品的时间分属10世纪至14世纪。最早的一件，约在900年左右印制，内容是《古兰经》三十四章第一至第六节。所有上述印刷品都是伊斯兰教祈祷文或《古兰经》经文等。从外观上就可看出，这些印刷品同中国内地与新疆土鲁番出土的印刷品极为类似。上世纪50年代，在法雍又发现了30块镌刻阿拉伯文的木板。这些出土的木板，同中国的雕版完全相仿，连印刷的方法也同中国一样，在铺平的纸上使用刷帚蘸上油墨轻轻刷印，印成白底黑字或黑底白字，个别的甚至用红墨印刷。

在印刷术的西传中，阿拉伯人只是起了某种重要的中介作用。15世纪中叶以后，欧洲出现了最早的雕版书籍。威尼斯在15世纪下半叶成了欧洲的印刷中心，除印刷纸牌、圣像等小件印刷品外，也出版了许多的书籍。第一部用雕版印刷的阿拉伯文书籍便是在威尼斯印制的。1485年到1499年在威尼斯从事印刷出版业的亚历山大·帕格尼尼神父，主持出版了阿拉伯文的《古兰经》，流传到穆斯林世界各地。这部阿拉伯文书籍，完全像中国书籍一样，每页只印一面，用的是烟炱和胶水溶成的一种棕黄色油墨。非洲的基督徒也到意大利去印刷他们的经典。埃塞俄比亚的基督徒在罗马筹划出版《圣经》，并于1513年印制了《旧约》中的《诗篇》，1548年至1549年又印刷了《新约》。

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完成了印刷技术上的一次飞跃，对世界文化作出了又一重大贡献。中国印刷术的西传欧洲，对于日后欧洲文艺复兴和资产阶级启蒙等文化活动，具有极大的意义。

郑和下西洋

与陆上交通相比，明初的中西海路交通曾一度大放光彩。这就是1405～1433年的郑和下西洋活动。

郑和原姓马，小字三保，云南昆阳(今云南晋宁)人。他出生在一个世代信奉伊斯兰教的家庭。祖父和父亲都曾经去过伊斯兰教圣地麦加朝圣，所以被尊称为“哈只”。郑和从小就听父亲讲述漂洋过海去朝圣的故事，神秘的海洋早已成为他心目中憧憬的地方。明朝平定云南的时候，郑和才12岁，被俘到宫中作了太监，并被分给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燕王朱棣作侍童。后来，朱棣在北平起兵，发动了“靖难之役”，夺取了侄子建文帝的皇位。郑和在战争中出生入死，立下汗马功劳，从此得到了朱棣的特别赏识。朱棣即位后，擢升他为内官监太监，并赐姓郑。

郑和第一次出航，是在永乐三年(1405)六月。他率领的远洋船队共有大型宝船62艘，各种人员27000多人。这种大型宝船，每艘长44丈，宽18丈，配备有航海图和罗盘针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航海设备。船上满载着丝绸、织锦、瓷器、金银、铜钱和铁器等货物。另外还有小型海船百余艘。这支世界历史上规模空前的船队从苏州刘家港(今江苏太仓东浏河镇)启程，泛海到福建长乐，然后借海上信风，由闽江口的五虎门扬帆出海。先到占城(今越南南部)，后遍历爪郑和像哇、旧港(今印度尼西亚巨港)、满刺加(今马来半岛马六甲)、苏门答腊，接着向西驶向印度洋，赴锡兰山(今斯里兰卡)、柯枝(今印度柯钦)，最远到达古里(今印度科泽科德)。古里当时是中西海上交通的一个重要港口。郑和在那里建立了一座航海纪念碑。然后返航，利用季风在永乐五年(1407)秋天回到中国。

郑和第二次航行是在1407年至1409年。船队的航线和所到的地方大体与第一次相同。1911年，在斯里兰卡的加勒发现了一块郑和当年树立的航海纪念碑。碑文用汉文、泰米尔文和波斯文三种文字写成，清楚地记述了郑和船队在斯里兰卡时的活动。

第三次航行在1409至1411年。这一次郑和的船队有船48艘，人员27000人。航行的路线及所到达的地方与前两次仍大致相同。在这次航行中，郑和在地处海上交通要冲的满剌加建立了栅栏围墙，盖了仓库，作为明朝海上贸易的中间转运站。

第四次出航距上次归国也仅有一年的时间。船队于1413年冬出发。到达占城后，驶向急兰丹(今马来西亚吉兰丹)、彭亨、爪哇、旧港、满剌加、苏门答腊、锡兰山、溜山(今马尔代夫)、柯枝、古里；最后到达忽鲁谟斯(今伊朗霍尔木兹)。忽鲁谟斯是13世纪下半叶兴起的波斯湾口最重要的贸易港口，也是东西方交通的十字路口。同时，在苏门答腊，郑和派出了分遣船队。这支分遣船队向西航行，访问了非洲东岸的木骨都束(今索马里摩加迪沙)、卜剌哇(今索马里布拉瓦)、麻林(今肯尼亚马林迪)等城邦，又抵达阿拉伯半岛的阿丹(今南也门亚丁)、剌撒(今北也门萨那)、祖法儿(今阿曼佐法尔)，再到忽鲁谟斯后返航。

郑和下西洋路线图第五次出航是在1417～1419年。这次郑和的主要使命是护送各国使节平安回国。所以上次航行所经各国必然是这次的所到之处。阿拉伯方面的历史资料里，记载了这次航行中郑和船队的分遣船队到达亚丁的消息。

第六次下西洋是在1421～1422年。这一次出航时间较短。航线和到达的国家和地区与前一次大致相同。分遣船队再一次访问了东非海岸，到达木骨都束、卜剌哇、竹步(今索马里朱巴地区)、麻林、慢八撒(今肯尼亚蒙巴萨地区)等地。

郑和第六次出航回国不久，永乐皇帝死于亲征蒙古途中。郑和航海活动暂时停止下来。直到1430年，宣德皇帝才又派郑和率领船队出海。这次航海规模庞大，所到的地方有占城、爪哇、旧港、满剌加、苏门答腊、锡兰山、小葛兰(今印度奎龙)、柯枝、古里、忽鲁谟斯、天方(今麦加)、秩达(今沙特阿拉伯吉达)、祖法儿、阿丹、木骨都束、卜刺哇、溜山等地。返航途中，郑和在古里病逝。

郑和下西洋，担任了中国的友好使者。远航船队满载丝绸、瓷器、铁器、金币等货物。每到一地，就以丝绸等物赠送给各国君主或地方首领，邀请各国到中国进行贸易活动。船队所到之处，受到友好接待。回国时，有大批使臣随同到中国来。随船带回各地的土特产品，如象牙、香料、宝石，等等。七次出航，遍访东南亚、南亚、西亚和东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架起了一座通商、友好的桥梁。同时，积累了丰富的航海经验，沟通了东西方海上交通。举世闻名的《郑和航海图》，记录了郑和经南海、印度洋，直到东非海岸的详细航线，是我国在15世纪初对世界海洋地理学的重大贡献。

郑和下西洋的活动，极大地促进了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永乐时期，各国来中国的使节和商队络绎不绝，永乐二十一年(1423)忽鲁谟斯等国来到中国的使臣达1200人。郑和远航后，明代出国到海外移民的人数也开始明显增多。他们把中国文明带到各国，促进了那里的社会发展与进步。通过郑和远航，享誉世界的中国丝绸与瓷器大量流播到亚非各国，成为亚非广大地区人民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而当时从亚非各国运到中国的货物也琳琅满目，达180多种。

随同郑和出航的马欢，著有《瀛涯胜览》，费信著有《星槎胜览》，巩珍著有《西洋番国志》。这三部著作，是郑和下西洋历史事迹的真实记录，已被泽成多种文字，流传海外。郑和的丰功伟绩，受到亚非各国人民的尊敬和纪念。在印度尼西亚的爪哇，有重要商埠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三保庙三宝垅，马来西亚的马六甲有三宝城和三宝井、泰国有三宝庙、三宝塔，等等，都表达了对这位杰出的航海家的永恒的怀念。

在郑和大规模航海活动进行的前后，西方地中海世界和欧洲对东方的交通与联络却再一次遇到了复杂的情况。当时，从西方前往东方和中国的商路主要有三条：一条是从小亚细亚由陆路沿黑海、里海到中亚地区；一条是从地中海东岸叙利亚一带由陆路经两河流域到波斯湾，再改走海路到中国广州、泉州等地；第三条是由陆路过埃及，到达红海沿岸，然后改海路到中国。这时的东西方交通与贸易，红海以东主要掌握在阿拉伯人手里，而地中海一带则由意大利人垄断。在钦察汗国灭亡后，帖木儿帝国的短暂崛起一度阻断了从陆路到中国的交通。此后，15世纪时土耳其奥斯曼帝国不断扩张，1453年灭亡了拜占庭，占领了西亚，吞并了埃及与北非，控制了红海、波斯湾和黑海通往地中海的交通线，向过境的各国商人大肆勒索。这种情况，使得中西交通与交流出现了某种梗阻现象。因此，当时的欧洲国家热切地希望开辟一条到达东方的新途径。马可·波罗笔下遍地是金银财宝的东方，吸引了西方君主、贵族、商人和航海家投身航海事业，期望从海上开辟通往东方的新航路。

郑和航海活动结束后半个世纪，葡萄牙人迪亚士沿非洲西海岸南下，到达了非洲南端的好望角。1498年，瓦斯科·达·伽马率领的一支由四艘船组成的葡萄牙船队，从里斯本启程，绕过好望角，沿非洲东岸北上，在一位阿拉伯海员的引导下，向东横越西印度洋，到达印度南部的卡利库特港，终于成功地开辟了通往东方的新航路。此前不久，出身于意大利的航海家克利斯多夫·哥伦布率领的西班牙船队，也于1492年从西班牙南端的巴罗斯港出发，向西横渡大西洋，发现了美洲新大陆。1519年，葡萄牙贵族麦哲伦率领的西班牙船队，开始了为时两载的人类首次环球航行。

新航路的开辟，奏响了资本主义时代的序曲，也揭开了中西交通与文化交流的新篇章。

西方传教士

正是在明末清初这段时间，伴随着欧洲传教士在中国相对自由的活动，西学即欧洲的科技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出现了一次活跃与高潮。

在天文学方面，欧洲传教士们来到中国后，不仅翻译、介绍了许多西方天文历算方面的书籍，而且引进、制造了一批天文仪器，如地球仪、天体仪、望远镜，等等。如汤若望在明末、清初先后编成《崇祯历书》和《时宪历》。后者就是一直沿用到今天的阴历。还编著了《古今交食考》《测食说》《恒星出没》《浑天仪说》等天文著作。比利时籍的传教士在清朝供职期间，更主持设计制造了6件大型铜制天文仪器，有天体仪、赤道经纬仪、黄道经纬仪、地本经仪、象限仪和纪限仪，安置在北京观象台。并由南怀仁绘图陈述，收入了《灵台仪象志》。在介绍欧洲先进的天文学说方面有重要贡献的另一位传教士，是法国的蒋友仁。1761年，蒋友仁将手绘的《坤舆全图》进呈乾隆皇帝。此图附有说明，介绍了伽利略和哥白尼的地动说及行星运动说，指出哥白尼学说“以太阳静地球动为主”。蒋友仁的《坤舆图说稿》手抄本，经中国著名学者何国宗、钱大昕润色，刻印流传，受到中国学者的重视。

在数学方面，利玛窦和徐光启合译的欧几里德的数学名著《几何原本》，是关于平面几何学的系统性著作。由此传入中国一种崭新的逻辑推理方法，也大大丰富了中国几何学的内容与表述方式。原书15卷，当时只译出了前六卷，刻于1607年。利玛窦同李之藻合译的另一部数学著作《同文算指》，是我国最早介绍欧洲笔算的著作。在这部书中，从加减乘除到开方，中国和西方的算术第一次融会在一起。由于简便易行，经过后来的改进，得到了普遍的推广。1634年编成的《崇祯历书》中，也介绍了大量的西方数学方法，将西方平面三角学、球形三角学传入中国。汤若望也编写了《几何要法》和《新法算术》等数学著作。在17世纪的中国，计算工具共有4种：珠算、笔算、筹算、尺算，后三种都是从西方传来的。

当西方传教士来华的时候，正值明朝末年。国力逐渐衰微的明帝国，面对关外崛起的满族(1636年建国号大清)，自然地对西方先进的火器极感兴趣。葡萄牙人最早将西洋火炮从澳门带到北京，当时人称“红衣大炮”。因为葡萄牙被称为“佛郎机”，所以又称“佛郎机炮”。这些“佛郎机炮”在对满族军队作战中发挥了威力，被封为“红衣大将军”。汤若望来华后，也奉命铸造火炮。在皇宫旁特地设立了一个铸炮厂，两年时间就铸造了20门大炮。最大的可容40磅的炮弹。汤若望还口授了《火攻絮要》，就是专门传授火炮的图样、制作和应用的著作。清朝早在立国之前，就十分重视西洋火器。他们的“红衣大炮”，也被封为“大将军”，随部队行军作战。清朝初年，为了平定“三藩之乱”、防备台湾郑成功武装力量的需要，仍然重视西洋火器的制造。南怀仁就曾奉命督造神威大炮，著有《神威图况》。

当大清帝国的统治逐渐巩固之后，统治者的兴趣与注意力逐渐转向传教士们带来的欧洲新鲜奇巧的工艺品，如自动机器和钟表，等等。康熙时在清官服务的法国传教士陆伯嘉，专造钟表与物理器械；另一位法国传教士杨自新，曾献给乾隆皇帝一只自行狮，能走百步，发条藏在狮子腹内；后来又制造一狮一虎，能行三四十步。传教士汪达洪制造的两个机器人，能手捧花瓶行走。他还改造过一个英国奉献的机器人，使他能书写满蒙文字。

同天文、数学一道传入中国的，是西方的地理学。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第一次向中国人展示了地球的全貌，使中国人大大开阔了视野。利玛窦编绘的世界地图，后来曾多次改进刻印，有多种刻印本。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撰写的《职方外纪》一书，有世界地图在前，介绍文字在后，是第一部对中国全面介绍近代世界地理知识的著作。意大利人卫匡国著有《中国新地图集》，被欧洲人称为“中国地理学之父”。康熙时期，委托传教士雷思孝、白晋、杜德美等人对全国进行普遍性测绘。测绘工作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进行。当时测量工具简陋，只能以绳测量。随时随地观察天体，用三角法测量，以规定经纬度。经过10年努力，终于完成了《皇舆全览图》。它是当时世界上西什库天主教堂工程最大、制图最精确的地图。这幅中国地图，比当时所有的欧洲地图更准确。后来，在乾隆年间，传教士宋君荣、蒋友仁等在中国学者的合作下绘制成一幅亚洲地图，称为《乾隆内府铜版地图》，或者《乾隆十三排地图》。

欧洲传教士还把西方生物学、医学知识传入中国。为了求得自己的进身之阶，欧洲传教士们还常常运用自己的医学知识与技能为皇室和王公大臣看病。如法国传教士洪若翰、刘应等人，就曾用金鸡纳霜(即奎宁)治好了康熙皇帝的疟疾，外科医生罗德先还为康熙皇帝治好了心悸症和上唇瘤；安泰不仅随皇帝巡游，成为侍从御医，而且平常为教友看病，往往门庭若市。传教士白晋和巴多明还将一部法国医学著作、根据血液循环及最新发明编写的《人体解剖学》译成满文，并附有满文说明的插图。

传教士们还把欧洲的建筑技术与风格带到中国来。他们在各地修建欧洲风格的教堂。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康熙年间开始修建的我国著名的皇家苑林——圆明园，就有欧洲式的建筑。圆明园的附园——长春园的一部分，是仿法国宫殿风格设计建造的。这一工程，就是意大利传教士郎世宁奉乾隆皇帝之命主持的。法国传教士蒋友仁协助郎世宁设计的西洋楼建筑群，中西合璧，规模宏大。蒋友仁擅长设计和工程机械的技能，特别肩负着设计“水法”(即喷水池)的任务。他设计的喷泉式水钟，用十二生肖代表十二个时辰，会轮流按时喷水。在西洋楼远瀛观南端的观水法，是乾隆观看喷水景色的地方，现在还能看到当年放置宝座的台基和石雕屏风，以及欧式的门。建成之后，大受乾隆皇帝的赞赏。

郎世宁不仅在西洋楼建筑群的设计和修建中对西方建筑术的传入中国有着重要贡献，而且还将西方绘画艺术带到中国来。这位意大利传教士，是一位杰出的画家。早在来华之前，已颇有成就。在他20岁左右的时候，就完成了热那亚一座修道院的壁画，显示了成熟的技艺。郎世宁把文艺复兴以来先进的欧洲艺术成就带到中国。他随身带来一批西方艺术典籍，来华后据此编写教材，传授艺徒。据说他曾同一位中国官员合作，编写了一本教授绘画技艺的书。郎世宁到中国，大受清朝统治者的喜爱，成为一名宫廷画家。在清廷长期工作期间，他将西方透视、光暗表现等科学技法传授给中国画家。郎世宁在中国的绘画艺术上的重要贡献，在于他善于融会贯通，以西法作中国画。在西方精于写实、透视的基础上，郎世宁吸收了中国的传统画法，不仅花鸟造型富于生气，各种马姿尤为精彩，人物风度服饰也相当中国化，但面部则用西方立体光暗表现。例如，郎世宁一生的力作之一《马术图》，高223米，阔426米，已突破中国卷轴的范围，实际上是西方巨幅油画的形式，但笔法全是中式。这幅巨作描绘乾隆皇帝在承德避暑山庄接见蒙古首领阿睦尔撒纳等人的实况，以阿睦尔撒纳等11位被接见的蒙古首领居中，乾隆骑马位于右侧，文武大臣簇拥于后，左面则绘以表演马术的骑兵。这幅画的构图也和中国传统的“天子居中”的宫廷接见图完全不同，是以侧面展开，由右至左，实际上是运用了文艺复兴以来常见的表现圣母和圣婴耶稣接受东方贤者礼拜的构图形式。此外，郎世宁还经常与清朝的中国宫廷画家合作，如《乾隆雪景行乐图》，就是他与唐岱、陈枚等人合作而成。图中树木坡石皆用中式画法，而人物头像则用西式画法，建筑则运用透视法，整幅画构图气魄浑宏，用笔工整，着色尤为华丽，是一幅宫廷画佳作。

欧洲传教士们不仅将西方的文化传到中国，他们也将中华文明传回西方。

传教士们进入中国后，常常游历四方，到处传教，因而对中国有了比较切实的认识。他们根据自己的见闻和经历写下的札记、日记、书信等等，在欧洲人眼前展开了一个更加真实的中国，大大开阔了欧洲了解东方的视野。利玛窦留下的关于中国的札记，内容包括了当时明代中国的各方面情况，以及耶稣会自沙勿略以来在华传教的过程。1614年，比利时籍耶稣会士金尼阁将这部札记带回欧洲，并将它由意大利文译成拉丁文，于1615年在德国奥格斯堡出版。书的名字为《耶稣会利玛窦神父基督教远征中国史》。在这部著作中，利玛窦把中国人称为“最勤劳的人民”，并且说：“中国这个古老的帝国以普遍讲究温文有礼而知名于世。”直到利玛窦之前，欧洲人对中国的了解仍是只鳞片甲，没有超出马可·波罗笔下那带有神秘色彩的描述。他们甚至连丝绸之国、契丹和中国这几个名称的内在联系都弄不清楚。正是利玛窦弄清了契丹和中国是一个国家。在这部遗著中，利玛窦描述了中华帝国的情况，如风土人情、伦理道德、宗教信仰，特别是孔子的言行与儒家经典，等等。这部著作出版后，在欧洲被译为多种文字传播开来。著名的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就是读了这部书，激起了前来中国的强烈愿望。

还在金尼阁编译出版利玛窦札记之前，1592年英国舰队在亚速尔群岛附近截获了一艘葡萄牙商船《圣母号》。在船上发现了一本1590年在澳门出版的用拉丁文写的关于东方和中国的书。这本书包括一些在中国的传教士留下的资料。英国地理学家哈克卢特将这本书的摘译收进了他所编辑出版的《航海全书》之中。摘译部分叙述了中国的幅员、疆土、首都，以及保卫边疆的长城；书中介绍了中国男人种稻、女人养蚕，还记载了每年春季皇帝推犁、皇后采桑的典礼；书中还叙述了中国的小麦、稻谷等农作物，棉布、瓷器等手工业品，以及皇室分封、科举制度，等等。

对于欧洲人来说，同中国进行文化交流的最大障碍之一是中国的语言和文字。西方传教士们来到中国后，为了适应环境、便利活动，一般都努力学习汉语和文字。利玛窦在总结自己在中国活动时就指出，“会说这个国家的本土语言”和“专心致志日以继夜地攻读他们的文献”，是他在华活动的一大优势。为了便于西方人学习中国语言文字，利玛窦等人首先编制了汉字注音书。在此基础上，传教士金尼阁在中国学者王徵、吕维祺等人帮助下，于1626年编成了《西儒耳目资》。这是最早的一部拉丁化拼音的汉语字汇书。它可以根据汉语的发音来查字，也可以根据汉字来查它的发音。后来，法国传教士白晋编成了《中法小词典》，还用拉丁文和法文撰写了中文研究法。在此基础上，马若瑟在1728年写成了《中文概说》，分析了汉字的构造与性质。法国传教士也注意学习汉语之外中国其他少数民族的文字，如编成了《满法词典》和《五译合璧集要》(梵、藏、满、蒙、汉五种文字的字典)，以及《法汉满蒙词典》，等等。18世纪中叶，德国传教士魏继晋又编成了历史上第一部《汉德字典》，收入了汉语词汇2200个。

二、中外活动中外经贸

中外经贸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是司马迁在《史记》中讲出的“名言”，大意是天下喧攘纷杂，人们东奔西走，无非都为一个“利”字而动。太史公不仅讲出这句“名言”，而且专门撰写了《货殖列传》，像对待同时期的王侯将相一样，为先秦到汉初的名商大贾树碑立传。这些商贾们都借助互通有无而富比王侯，既有助越王勾践复国的名臣范蠡、孔子的学生子贡，又有冶铁而致富的卓氏、孔氏。其实，从先秦到近代，尽管中国的王朝、政权多“以农立国”，但商业在互通有无、促进农业和手工业发展方面始终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既形成了国内的商业系统，又通过丝绸之路、海上贸易等沟通中外。在古代的中国，为治理、开发边疆，统一王朝的统治者都在内地与边疆经济贸易往来方面采取了政策、措施，分立对峙时期内地与边疆也往来不断，并出现了多种形式。

丝绸之路：千年的贸易通道

丝绸之路开通于西汉武帝时期。但中国与欧洲、中国内地与边疆的丝绸贸易却比这早得多，至少在公元前5世纪时，古罗马文献中就称中国为“赛里斯”，意思是“产丝之国”。而当时中国内地与西北边疆的丝绸贸易在先秦时期就已开始，1977年在新疆阿拉沟等地发现的战国时期的丝织物就说明了这一点。当然，这些都为丝绸之路的贯通创造了条件，张骞出使西域后横贯欧亚大陆的古代丝绸之路才正式开通。

1世纪到6世纪，丝绸之路得以巩固和发展，这与欧亚大陆上几个强大的政权，如罗马帝国、安息王国、萨珊王朝、贵霜王朝、东汉王朝的兴起有很大关系，它们管理着大片的领土，有利于商旅的往来。在当时的中国境内，尽管3世纪之后中国出现了分立政权对峙的时期，但西域、河西走廊和青海等地区相对稳定，这些地区的边疆民族政权都十分重视对外交往和贸易，中国西部的丝绸之路并未中断。7～9世纪，由于隋唐王朝的大统一，和拜占庭帝国、阿拉伯帝国在中亚、西亚、欧洲的强大，丝绸之路进入顶峰时期。9世纪以后，中国的政治、经济重心开始南移，又由于海上贸易的发展，欧亚大陆上的陆路丝路有被海上丝路取代之势。元、明时期，欧亚大陆上的丝绸之路一度繁荣，但其规模已经没法与汉唐时期相比，逐渐被海上贸易取代了。新航路开辟以后，欧洲的殖民者和商船直接驶入太平洋，欧亚大陆上的丝绸之路才彻底衰落了。

作为丝绸之路的出发地，中国境内的局势变化和各王朝、政权的政策，对于欧亚大陆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总体说来，无论是统一王朝时期，还是分立政权并存时期，都对丝绸之路采取了一定的保护措施，但力度、作用仍有一定差异。在两汉、西晋、隋、唐、元等统一王朝时期，国家较为强大，西北边疆虽然也发生战争，但相对安定，丝绸之路较为畅通，在内地的贸易也比较方便。这也受到了过往中外商旅的欢迎，促进了中外贸易、中国内地与边疆的经贸往来。两汉时期，西域都护维护着西域地区政治安定，并保护着过往商队和西域“胡商”的商业活动。隋朝打通丝绸之路河西段时，西域各国首领和“胡商”们都意识到这是有利于发展商业的重要事件，纷纷向隋朝官员表示归诚之心，商路打通后四十多个西域小国遣使“朝贡”。唐朝初年，西突厥控制着西域，太宗派军平定西突厥之后，使西域各国“胡商”感到十分高兴，他们对安息国使者讲：“西突厥已经平定，商旅可以通过了！”其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及至安史之乱发生，战乱不利于商旅的往来，唐朝收复河陇之地后就规定，如果商旅往来、贩运货物，“任择利润，一切听从”，沿途关隘不得无故阻拦。

唐代丝绸之路示意图在三国两晋南北朝和宋辽夏金时期，多个政权并存于西北边疆，这些政权为增加赋税，一般都对商旅加以保护，但商队要穿过几个政权的辖区，各政权之间又发生过多次战争，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当然，即使如此，丝绸之路依然通畅，不少政权、官吏还着力保护丝路，吸引国外商人来华贸易，且成效明显。比如三国时期，仓慈担任敦煌太守期间极力保护西域“胡商”，他们对他十分感激，在他死后为他建立祠堂进行纪念。又如北宋时期，不少中亚、西亚和欧洲的商人通过丝绸之路来到开封，宋朝以优惠的政策加以鼓励。1017年(宋天禧元年)，阿拉伯商人麻利思等人经丝绸大道进入宋朝辖区，北宋政府特许他们在沿途出售所带商品，并减免一半的商税加以鼓励，此后阿拉伯、印度的商人接踵而至。11世纪后期，东罗马帝国的使者、商人在20年内三次到开封，他们都是越葱岭、经新疆进入中国的，带来了鞍马、刀剑、珍珠、玉石等，宋朝也回赠锦、缎等丝织品。

贡与赐：政治性的特殊交易

从先秦时期起，朝贡和赏赐的对应观念就已出现，也就是说诸侯、边疆民族或境外的政权定期朝觐商王、周王，或者首领亲自前往，或者派使者前来，并献上方物(土特产)和贡品，而商王、周王则“赏给”一定的物品。《尚书·禹贡》中就规定了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贡品的种类，一般认为《禹贡》成书于战国后期，又带有许多理想化的色彩，有关贡品的规定也难免有些理想化，但至少反映了当时包括边疆在内的各地方给天子进献各类贡品的某些情况。

秦汉至明清，边疆政权、民族向中原王朝遣使“朝贡”的记载史不绝于书，中原地区的王朝、政权也给予一定的赏赐。这些朝贡与赏赐无疑具有鲜明的政治性，自命为“天朝上国”的中原王朝因“四夷咸服”而感到已“德被四海”，又以大量的赏赐奖励“蛮夷”的“忠顺”。其中，确有一些边疆民族的首领通过这种形式获得中原王朝的认可，比如西汉时的呼韩邪单于因匈奴内讧而归降汉朝，双方最初的朝贡、赏赐之间显然带有更多的政治性，也带有表忠心与赏“忠顺”的真实性。同时，这种朝贡、赏赐具有更多的经贸往来倾向，由于中原王朝强调前来朝贡才是“忠顺”的，“忠顺”了才能给予“赏赐”作为交换，所以许多边疆政权就打着“朝贡”的旗号，与中原王朝进行贸易。一些境外的商人也仿照这一做法，早在166年(汉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罗马帝国)就有商人到中国经商，以大秦王安敦的名义献上象牙、犀角和玳瑁，而《后汉书·西域传》中就记为“大秦王安敦遣使”献物。对此，中原王朝有时出于自大看不清楚，有时候即使看清了也不愿承认，明明是边疆政权、境外国家的商旅也一概称为“称臣纳贡”的贡使，到明清时期更发展到了极端，葡萄牙、荷兰等国的商人来华贸易，也往往被明、清朝廷称为“贡使”，连英国的马嘎尔尼使团都被当成了“贡使”。

古代中国，中原王朝、政权与边疆民族的“贡赐”贸易，往往因双方的实力决定“贡”与“赐”的主动性、自愿性有多大。当中原王朝、政权比边疆政权强大时，边疆民族、政权的首领会比较自愿地“朝贡”，既加强与中原王朝、政权的政治联系，以免不测之祸，又可获得大量的“赏赐”，在政治、经济两方面都有收益。中原王朝、政权国力强盛，也乐得以这点“赏赐”显示恩惠，表现的也较为主动。如果前提相反，边疆政权“朝贡”的热情就减弱，一些政权甚至用军队的进攻代替使者的“朝贡”；中原王朝此时往往会文武并举，在派军防范的同时，要在“赐”的方面表现得主动一些，有时连“赐”的口气也没有了，改成“奉”“赠”之类的字眼了，尽管国家衰弱了，也要拿出东西，讨好边疆民族的统治者。西汉时期，汉朝与匈奴就同时出现了这两种情况，双方的关系颇为典型。西汉初年，匈奴多次南下，在平城之围后汉朝不仅实行“和亲”政策，而且每年“奉”上一定的絮(粗丝)、缯(丝帛)、酒米、食物；武帝时不愿再委曲求全了，便用强大的军队出击匈奴；匈奴后来被打垮了，其中的一支在呼韩邪单于的带领下归降汉朝，他多次“朝贡”，表现得极为“忠顺”，汉朝多次大量“赏赐”，给予大批的物资，帮助他壮大力量。

两汉以后，这种“贡赐”贸易历代相沿，成为内地与边疆之间的特殊贸易形式。南北朝时期，北疆的柔然、突厥以畜牧业为主，辅以狩猎，需要和中原地区在经济上互通有无。柔然与北魏存在“贡赐”贸易，并通过“和亲”的机会加强经济往来，434年(魏延和三年)柔然遣使北魏朝贡，献上的马多达3000匹，北魏也不会亏待它，在双方“和亲”时自然要“赐”予大量的嫁妆。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后，强大的柔然成为严重的威胁，它们主动地送去金帛钱财，又以“和亲”嫁妆的形式送去礼品，以争取柔然贵族的支持。北齐、北周对峙时期，它们竞相送给突厥金帛财物，又出现了同类情况。隋朝时期，与突厥曾战争不断，但“贡赐”贸易却强化了双方的关系，如594年(隋开皇十四年)，突厥各部向隋朝进贡马1万多匹、羊2万头和骆驼、牛各500头；607年(隋大业三年)，突厥的启民可汗向隋炀帝献上3000匹马，炀帝则回赐丝帛多达1．3万匹。

隋末唐初，由于突厥极其强大，北方又处于割据混乱之中，刘武周、李轨、梁师都、王世充等割据势力都主动入贡突厥，“奉”上财物换取它的支持，及至唐朝统一中原、平定突厥，“贡赐”贸易的主动权就主客易位了，出现了边疆各政权争相“朝贡”的局面。在唐代，边疆各民族政权，如突厥、吐谷浑、吐蕃、南诏、回纥(鹘)、奚等各族与唐朝之间，既有“和亲”时的“贡”与“赐”，又有遣使“朝贡”时的“贡赐”贸易。其中，回纥与唐朝的“马绢贸易”也是以“贡赐”的形式进行的。回纥派到唐朝的使者，少者几十人，多则数百人，除担负有政治使命外，大部分兼做买卖。马是回纥的主要贡品，多时达到上万匹，唐朝则按数予以“回赐”。按照当时的市价，每匹马不过换20～30匹绢，但因为安史之乱中曾帮助唐朝平叛，唐朝又想通过它稳定北部、西北边疆，便用1匹马换40匹绢的价钱“赏赐”。

宋辽夏金时期，宋朝为安定边疆，对辽、金每年都“奉”上“岁币”，对国力较弱的西夏称为“岁赐”，多少挽回了点面子。尽管仅仅是单向的，对方并不给予同等的“赏赐”，宋朝只是在花钱买和平，但也可以看作一种经济交流渠道。西夏与辽、金之间，则存在着西夏“贡”和辽、金“赐”的“贡赐”贸易。元、明、清时期，这种特殊贸易逐渐发展成为了完善的制度，对北部的蒙古各部首领、西藏的政教领袖、云南的土司等，都规定了贡期、使团的人数和行程及所带贡品的种类和数量，并对“赏赐”物品的种类和数量都做了规定。针对“贡使”往往自带货物的问题，明清时期在会同馆专门举行“贡市”，由边疆各使者和境外各使团把各自的货物拿出来出售，先由宫廷、官府派人选购，再让民间前来购买各地、各国的“进口商品”。这些措施的出台，表明明、清朝廷默许了“贡”“赐”及其附带贸易的商业性，并希望把它限制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以达到以贸易显“恩惠”的效果。当然，这种限制轻者引起不满，重则引发战争，明前期蒙古各部就不断增加使团人数，以扩大既得利益，明英宗时期进行了限制，结果引起瓦剌贵族的不满，其首领也先以此为借口大举南下，英宗在土木堡被俘，明军全军覆灭。

“贡赐”贸易的交易主体仅仅是中原王朝、政权和边疆政权的统治者，但交易的物品却包括从奇珍异宝到生活用品的各类物品，比如在宋朝与甘州回鹘的“贡赐”贸易中，贡品包括白玉、琥珀、玛瑙、硇砂、乳香、牦牛尾等，“赏赐”物品有白银、铜钱、绢、帛、丝、茶。又如清朝对于西藏的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规定每两年遣使“朝贡”一次，贡品为哈达、铜佛、舍利、珊瑚、数珠、藏香、氆氇等，而清廷“赏赐”达赖、班禅的物品有镀金银茶桶、镀金银瓶、银钟和蟒缎、龙缎、妆缎、片金、闪缎、八丝缎等丝绸以及哈达等，并赏给正、副使蟒袍、雕鞍、银茶桶、银执盂、缎、毛青布、虎皮、豹皮、獭皮等，连跟随前来的喇嘛也赐给缎、毛青布。

民国初年，北京民国政府沿袭清朝的制度，边疆各族政教领袖仍保持“进贡”的惯例，大总统也会颁发奖章、发给财物以示勉励，在共和时代这当然不能再称为“贡”与“赐”，但显然与“贡赐”贸易一脉相承，仍带有政治、经济的双重意图，依然是强化中央与边疆联系、促进内地与边疆经贸往来的一项措施。

互市：官方控制的贸易

互市也是古代中国内地与边疆经贸往来的重要渠道，这是政府控制之下的贸易。这种贸易上起秦汉，下至明清，既发生在中原王朝或政权与边疆民族政权之间，也存在于边疆地区的部族、政权之间，一般由双方议定在辖区交界地点设立市场，宋代称这种市场为榷场，由双方派官吏管理。

中原王朝、政权与边疆政权、部族进行互市时，往往具有政治和经济的双重目的，首先具有政治上的意图，力图通过互市强化与边疆民族、政权的联系，开通互市以显示“中原天子”的“恩德”，停止互市以表明对不“忠顺”的首领的制裁；同时，经济上则希望互通有无、繁荣内地经济，内地商人、边疆地方官、百姓更看重这一层的作用，因为互市有利于边疆的发展，商人可以赚钱、官员可以出政绩、百姓可以交换物品，一旦实行制裁就往往与对抗、战争相伴，更是商人、百姓所不愿看到的。

汉朝与边疆民族、政权的互市长期进行，特别是与南越、匈奴之间。岭南地区在秦代设置郡县，与内地的经济往来比以前要频繁得多，秦末赵佗建南越，与内地的互市仍然存在，公元前196年汉朝授予赵佗玺绶，赵佗称臣，双方又划定边界，交界地区的贸易也有所发展，双方主要进行金器、铁器、农具、马、牛、羊的交易。公元前183年，汉廷下令禁止与南越的贸易，又有传言讲赵佗在北方的祖坟被挖、兄弟被抓，赵佗便称帝反汉，汉廷则增兵岭南。文帝即位后改对抗为安抚，赵佗自去帝号向汉称臣，交界地区的贸易又恢复正常。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发兵灭南越，岭南之地回到汉朝直接统治之下，与内地的经贸往来更加密切。

汉朝与匈奴的贸易在两汉时期持续进行，即使汉初双方战争不断，但匈奴贵族觉得汉朝“奉”上的物品并不够用，仍希望双方开展边境贸易，以得到更多的汉地物品。汉朝也想通过互市加强联系、牵制匈奴，便在边界地点开展贸易。后来，匈奴分为南、北两部，北匈奴被东汉击败远迁，仍希望与汉朝贸易，84年(汉元和元年)还派人赶着1万多头牛马到东汉的边境，要求进行贸易。在双方的贸易中，汉地从匈奴输入了牛、羊、马和毛皮等，匈奴则从汉地得到铁器、铜器、陶器、金银、粮食等，既满足了双方的需要，有利于北部边疆的发展，又增强了双方经济的互补性，形成了你需要我、我离不开你的局面。这也是促成西汉时呼韩邪单于归汉、东汉时南匈奴归附的重要因素。

隋唐以后，互市依然是内地与边疆经贸往来的重要渠道，如隋朝初年曾与突厥长期战争，这对内地与边疆的经济往来产生了不利影响，等到隋军击败沙钵可汗的攻势，突厥各部先后对隋称臣，594年他们献上大量的马、牛、羊，隋朝才答应在沿边地区恢复互市。元、明、清时期，内地与边疆的互市有了更大的发展，而且在官方控制的“官市”结束后，允许民间进行“私市”。比如明朝时期，准许土默特鄂尔多斯等部与中原交界的地区每月在适当地点开设月市；又在辽宁义州(今辽宁义县)开设木市，用内地的粮食、生活用品换取蒙古地区的木材。

“茶马贸易”在明朝时尤其突出。从明朝初年起，由于藏族聚居区需要从内地输入大量茶叶，而明朝又需要从那里购买大量的马匹，就采取了政府垄断的方式开展“茶马”贸易。明朝在陕西、四川地区收贮汉中茶、巴茶，后来又从湖广收贮茶叶，专门用于“茶马贸易”。明朝在今天甘肃、四川、青海的天水、临夏、临潭、雅安、松藩、西宁等地设立茶市，设茶马司统一管理与藏族的茶马互市。为确保购买到足够的马匹，明朝禁止贩运私茶，严禁内地商人到藏族地区收购马匹，也禁止藏族商人到内地购买茶叶，如发现汉地商人贩运私茶出境者和关隘失职者，一律凌迟处死。在互市时，马以上、中、下和年齿论价，茶叶则分为上、中等，并禁止劣质茶叶输出，以免影响马匹的输入。茶与马的比价由明朝规定，各时期、各地方的比价有所差异，主要随供需形势而定，比如明朝初年，雅州(今四川雅安)的茶多马少，就规定1匹马给1800斤茶叶，而河州(今甘肃临夏)等地的茶少马多，就规定上马40斤、中马30斤、下马20斤。“土木之变”后，明朝战马损失很大，由于急需马匹，就提高了比价，规定上马100斤、中马80斤。另外，明朝还曾用盐、绢、布、牛、银等换马，并规定了比价。

在北方，明朝还在指定地点开设马市，与蒙古各部和女真进行以马为主要商品的互市。每年开市一两次，按品种、等级定出牲畜的价格，明朝或者用银、钞收购马匹，或者用绸缎、布匹、铁器、茶叶和其他生活用品折价换马。这种马市称为官市，明朝派官员进行管理，驻军维持秩序，各部的首领也派人到市场上监督、管理自己的部属和商品。如果互市顺利，明朝官员就在结束后设宴招待边疆各部的主管头领，以明朝朝廷的名义给予“赏赐”——市赏。如果对方在互市时有敌对行动，或者扰乱市场，明朝就用不发市赏甚至是停止马市的手段加以制裁。

明朝将互市中得到的骟马送到边关用于作战，或者发往各都司卫所进行训练，而母马、马驹和尚未调拨走的都送到苑马寺饲养。明朝设了许多养马的处所，如陕西和甘肃都有苑马寺、行太仆寺。应当说，茶马贸易不仅仅使明朝获得了大量的战马，而且达到了双赢的效果，边疆的蒙古、女真、藏族等地区获得所需的盐、茶叶、铁器等物资，促进了内地与边疆的农牧业、副业等的共同发展，对边疆开发更具有积极意义。

在统一王朝时期，互市促进了内地与边疆经贸往来，有利于边疆的发展，在多个政权分立对峙时期也是如此。这在宋辽夏金时期颇为突出。为开展互市，宋、辽在交界地区设立榷场，辽的榷场设在涿州(治今河北涿州市)、朔州(今山西朔州市)等地，宋设在雄州、霸州、安肃军(今河北徐水县)、广信军(今河北徐水县境内)等地。宋从辽输入银钱、布匹、马、羊、骆驼等，而向辽输出缯、帛、漆器、粮食等，不仅在互通有无中便利了百姓的衣食住行，还使两国政府从中获得大量的税收。不仅如此，辽朝还在境内的北部地区设立榷场，与女真等民族进行贸易，其中最重要的榷场设在宁江州(治所混同县，在今吉林松原市境内)，女真人的主要交易物品为金、布、蜜腊、药材等。

宋朝在与西夏交界地区也设有榷场，西夏从内地输入丝绸、粮食、布匹、香药、瓷器和其他日用品，向内地输出骆驼、马、羊、毡毯、蜜蜡以及柴胡、麝香、红花等各种药材。双方在互市中形成了互补，特别是西夏对内地生活用品的需要量很大，因此当关系恶化时，宋朝就用停止“岁赐”、互市的办法进行制裁。1039年～1042年间，双方战争不断，元昊在战场上不断获胜，却在经济上打了败仗，因为宋朝为此停止了“岁赐”，关闭了榷场，这对宋朝影响不大，西夏境内则出现了粮食、布匹及其他日用品短缺，引起物价上涨。元昊的对宋战争政策让官民颇为不满，于是转向了议和。

宋朝与辽、金、西夏的战争不断，十分需要战马，为此在西北的熙州(治今甘肃临洮县)、河州(治所今甘肃临夏市)和西南的雅州(今四川雅安市)、南部的邕州都设立榷场，以内地出产的茶叶和其他土特产换取吐蕃各部、大理的马匹，这种贸易历史上称为“茶马贸易”。这就使吐蕃、大理与内地的经济往来更加密切，有利于西南边疆的发展，而宋朝因此获得了大量的战马，据记载绍圣年间(1094年～1098年)每年购买的马多达2万匹。

南宋与金朝1142年议和之后，在交界地区广设榷场，但此后双方时和时战，榷场也时开时闭。尽管如此，双方互市的品种、数量都相当可观，南宋从金朝输入貂皮、珠宝、人参、甘草、绢、松子等等，向金朝输出茶叶、生姜、陈皮、牛、米、象牙、犀角、檀香、丝织品等等。茶叶是双方贸易中的大宗商品，1223年(金元光二年)，仅河南、陕西的50个郡从南宋购买的茶叶，总值就高达30万两白银。互市促进了南北经贸往来，金、宋政府也从中获得了大量的赋税，比如1196年(金承安元年)金政府就从秦州(治所在今甘肃天水市)榷场获得了122099贯的税收，而南宋从输入金朝一个榷场的税额也达到了43000贯。

金与西夏之间设有榷场，但规模较小，时断时续。经过西夏多次要求，1141年(金皇统元年)金朝才答应互市，双方在保安(治所在今陕西志丹县)、兰州、绥德(治所在今陕西绥德县)、环州(今甘肃环县)等地设置了榷场。西夏以珠宝、玉石交换金朝的丝帛，金世宗认为这是“拿无用之物换我们的有用物品”，1172年(金大定十二年)停止了保安、兰州两个榷场；1181年恢复了绥德榷场，10年后恢复了所有旧有榷场，但1193年(金明昌四年)又全部关闭；以后一度恢复兰州、保安榷场，但又因双方战争而关闭。

民间的自发贸易

在古代的中国，民间的自发贸易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商业形式，它有时是官控贸易的补充部分，只要在官方允许的范围——公开的纳税、私下的贿赂等——无论内地的商人，还是边疆的商人都有机会进行合法的贸易，比如丝绸之路上的商人一般都得到沿途官吏的保护；有时则走向官控贸易的对立面，发展成为走私，特别是茶叶、食盐等利润丰厚，政府又以专卖的手段独占利润时，就成为了“不法”商人走私的对象。

商人是民间贸易中的主角，他们以自己获利为目标，在客观上也推动了内地与边疆的经贸往来。丝绸之路上的西域“胡商”以其独特的地理条件，东进中国内地丝绸产地，西进中亚、西亚乃至欧洲，在自己获利的同时，起到沟通中外、联系内地与边疆的重要作用。清代，不少商人随军西征天山南北、北进蒙古大漠，在协助清政府解决战马、军粮的同时，又获利颇丰。一些实力雄厚的盐商还参与新疆屯田，还有的商人在边疆地区开设分支机构，促进了边疆与内地的经贸往来，有利于边疆的开发。

近代，列强加紧对中国的经济掠夺，即使在这种险恶环境中，中国内地的商人仍在边疆占有一席之地。19世纪后期，漠北喀尔喀蒙古各地的内地旅蒙商人多达20万人，固定的商号约500家，其中就有“天义德”“元盛德”“大盛魁”等一些大商号，这些内地商人的活动大大促进了蒙古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在西藏，元、明、清三代与内地的贸易活动频繁，尤其是与邻近各省的货物贸易品种多、数量大，从四川、云南、甘肃等省输入茶叶、棉布、丝绸、白银、红糖、原铜等商品，西藏的羊毛、羊皮、兽皮、氆氇、瓷器和藏香，以及鹿茸、麝香、虫草、贝母等药材则大量销往邻省。大量的内地商人成为这些商品的经销者，清朝时拉萨有汉商两千多户，19世纪末英国对西藏大肆掠夺，倾销茶叶、棉布、丝绸等商品，即使如此，20世纪30年代来自四川、云南等地的商人在拉萨仍然颇为活跃。

1931年以后，西藏与中央关系日益密切，与邻近省区的关系有所改善，与内地的贸易也有所扩大。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期间，我国沿海被日本侵占，大量的布匹、医药等经西藏远销内地，不仅西藏的商人积极参与内地与西藏以及中印贸易，而且不少内地商人还把商品由内地经云南、印度转运西藏。西藏地区的贸易因此获得很大发展，也为抗战胜利作出了贡献。

遣隋使

隋代日本推古天皇朝派遣到中国的使节团。当时圣德太子摄政，600年、607年、608年、614年四次遣使入隋。前两次使节为小野妹子。隋也曾派使臣裴世清赴日。圣德太子的意图是求取佛经，促进佛教的流通，和吸取中国的文化与典章制度。所以使臣之外，有学生和僧人随同前来。被选派的，多为归化汉人的后裔，以有利于学习。他们留居中国往往长达30余年。如南渊请安、高向玄理、僧旻等，回国以后，对646年的大化改新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遣唐使

唐代日本派赴中国的使节团。唐朝代隋以后，日本沿袭遣使入隋的旧制，继续派出遣唐使。630年(日本舒明天皇二年，唐贞观四年)第一次遣使，最后一次在838年(即日本承和五年，唐开成五年)。894年(日本宽平六年，唐乾宁元年)又准备派遣，已经任命，由于营原道真谏阻，遂从此正式停止遣唐使。从630年到894年，260余年间，除三次任命而未成行外，抵达长安的日本使臣，两次是送唐使臣回国，一次迎遣唐使归日本，正式的遣唐使计有12次。使团官员是正使、副使、判官、录事。使团成员除约半数的舵师、水手之外，还有主神、卜部、阴阳师，医师、画师、乐师、译语、史生，以及造舶都匠、船师、船匠、木工、铸工、锻工、玉工等各行工匠。随行有长期居留的留学僧、留学生和短期入唐、将随同一使团回国的还学僧、还学生。还有从事保卫的射手。初期使团共200余人，乘船两艘，以后增为4艘，人数增至500余人，但其中只有少数主要成员被允许进入长安。

遣唐使在难波(今日本大阪)登舟，通过濑户内海，从博多(今日本福冈)出发。从7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约四十年间，航线采取北路，即沿朝鲜半岛西岸北行，再沿辽东半岛南岸西行，跨过渤海，在山东半岛登陆，再由陆路西赴洛阳、长安。这条航线大部分是沿海岸航行，比较安全，船只遇难情况较少。以后新罗灭百济、高句丽，统一半岛，与日本关系一度不甚融洽。于是遣唐使船在7世纪70年代到8世纪60年代这100年间，改取南岛路，即由九州南下，沿南方的种子岛、屋久岛、奄美诸岛，向西北横跨中国东海，在长江口登陆，再由运河北上。这条航线主要航行于渺茫无边的东海上，难以靠岸，危险较大。北路和南岛路都需航行30天左右，甚至更长时间。8世纪70年代以后，直到停止遣唐使前，航线改取南路，即由九州西边的五岛列岛径向西南，横渡东海，在长江口的苏州、明州一带登陆，转由运河北上。这条航线所需时间较短，一般10天左右，甚至3天可达，但风涛之险基本上与南岛路相同。

遣唐使的目的在于向中国学习，吸取唐朝文化，因而很重视使团人员的选拔，特别是大使、副使、判官、录事等官员。如高向玄理、吉备真备曾长期在中国留学；不少成员是文章博士，山上忆良、小野篁、营原道真更是有名的文学之士(后二人受命而未成行)。有两家父子先后被任命为使臣，也是由于具有教养和经验，利于向唐朝学习。随行的留学生，如阿倍仲麻吕(晁衡)与诗人李白、王维结下深厚友谊，归航受阻，留唐官至秘书监。桔逸势被唐人目为秀才。入唐的医师、乐师、画师，和各行业的工匠，也都在自己行业中具有根柢，受到唐人推重，同时也从唐人获益。遣唐使大量输入中国经史子集各类典籍，中国文化风靡日本封建社会上层，渗透到思想、文学、艺术、风俗习惯等各个方面。正仓院所藏大量唐代文物，是遣唐使输入的中国物质文化。遣唐使对唐的赠品，和唐朝的答礼，实际是两国之间互通有无的贸易。

入唐留学生姓名可考的只20余人，而随遣唐使及商船入唐僧人，见于文献的达90余人。他们在中国巡礼名山，求师问法，带回大量佛经、佛像、佛具等，同时传入与佛教相关联的绘画、雕刻等，对促进日本文化的发展起了作用。最澄、空海分别创立了日本的天台宗和真言宗，并且仿效唐朝，开创了日本佛教在山岳建寺的风气。空海所著《文镜秘府论》《篆隶万象名义》，圆仁留唐10年的日记《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是研究中国和日本的文艺批评、文字学和历史的重要文献。

遣唐使回日，唐朝有时派遣“送使”同去。由于航行艰险，他们往往居留下来，归化日本。如沈惟岳、袁晋卿等，见于日本史书的有10余人，都在日本朝廷任职。唐朝僧人也有随遣唐使赴日的，最著名的是东渡传授戒律的鉴真。随遣唐使船到日本的，还有天竺、西域、南海的人，不少受波斯、印度影响的唐朝文物，也输入日本。丝绸之路东端延至日本，遣唐使也是有作用的。

日本派遣遣唐使，财力负担很重。从任命使臣到出发，需准备两三年，包括造船，筹办礼品、衣粮、药物、薪俸、留学生和留学僧在唐费用等等。采取南岛路和南路时，还不掌握季候风规律，海上惊涛骇浪，随时会把船裂为两截。几乎往返途中总有船只遇难，只有一次来去平安。因此，遣唐使不仅出发前祷告神佛，航行中还祈祷佛教的观音、神道的住吉大神以至新罗神。受命为遣唐使虽是荣誉，也有人怕危险而畏缩不前。采取北路时，遣唐使平均约7年半一次，以后由12年半到20年一次。838年以后，经过55年才考虑派遣，最后终于停止。这固然与日本吸取唐文化趋于饱和，和唐朝之日益衰落有关，同时，也由于负担沉重和航行艰险。9世纪以后，往来中日之间的唐朝和新罗商船大为增多。唐朝商船掌握季候风规律，一般七月间乘西南风赴日，三四月或八月乘东北风返回。这些商船航程需时较短，遇难可能较少，往来的间隔也较短。因此出现不少短期勾留的还学生，如日僧惠萼在9世纪中叶曾3次来往中日之间。遣唐使虽然停止，并没有妨碍中日文化继续交流。

蕃坊

唐宋时来华贸易的外商、外侨在中国聚居的场所。又称蕃巷。唐代以来，中外海上贸易日趋发达，来华的外商、外侨逐渐增多。中唐以后，广州的蕃民，常至10余万。他们富有金钱，往往占田营第，与汉人通婚娶；或改从汉姓，习中国语言文字，应科举考试；他们在各港口的聚居场所就被称为蕃坊。宋政府在通商港口广州、杭州等地设置蕃坊，专供外商、外侨居住，饮食服用，听如其俗。宋代蕃坊置蕃长一人，以外商、外侨中有声望者选充。蕃长的主要职责是代表当地政府管理蕃坊中的各类公事，接待贸易船只，还负责招徕外商。蕃坊一般受当地市舶司的管辖。

市舶司

中国古代管理对外贸易的机关。唐玄宗开元间(713～741)，广州即设有市舶使，一般由宦官担任，是为市舶司前身。

北宋开宝四年(971)设市舶司于广州，以后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陆续于杭州、明州(今浙江宁波)、泉州、密州(今山东诸城)设立市舶司。除广州市舶司外，其余几处在政和二年(1112)前曾一度被停废。三年，宋政府在秀州华亭县(今上海市松江县)设市舶务。南宋建炎二年(1128)复置两浙、福建路提举市舶司。从此，又恢复了两浙、福建、广南东路三处市舶司并存的局面。乾道二年(1166)，罢两浙路提举市舶司。北宋中期以前，各处市舶机构皆称为市舶司。北宋末大观元年(1107)始将各处管理外贸的机构改称“提举市舶司”，而将各港口的市舶司改称市舶务。南宋前期，两浙、福建、广南东路的市舶司通称“三路市舶司”或“三路市舶”。罢两浙路市舶司后，原属两浙路市舶司各港口市舶机构只称“场”或“务”。福建、广南东路市舶司设在泉州、广州，下设场、务。

宋代市舶官制变化十分频繁。北宋前期，市舶司由所在地的行政长官和负责地方财政的转运使共同领导，而由中央政府派人管理具体事务。元丰三年(1080)，免除地方行政长官的市舶兼职，而由转运使直接负责市舶司事务。后又专设提举官。南宋时，各处市舶司曾一度并归转运司，或由提点刑狱司、提举茶事司兼管，但为时不长。两浙路各处市舶务的“抽解职事”由地方官负责。福建、广南东路的市舶司仍设“提举市舶”一职。

宋代没有关于市舶制度的统一、完整的规定，市舶司的职责主要包括：①根据商人所申报的货物、船上人员及要去的地点，发给公凭(公据、公验)，即出海许可证；②派人上船“点检”，防止夹带兵器、铜钱、女口、逃亡军人等；③“阅实”回港船舶；④对进出口的货物实行抽分制度，即将货物分成粗细两色，官府按一定比例抽取若干份，这实际上是一种实物形式的市舶税；所抽货物要解赴都城(抽解)；⑤按规定价格收买船舶运来的某些货物(博买)；⑥经过抽分，抽解、博买后所剩的货物仍要按市舶司的标准，发给公凭，才许运销他处。

市舶收入是宋王朝财政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北宋中期，市舶收入达42万缗左右。南宋前期，宋王朝统治危机深重，市舶收入在财政中的地位更加重要。南宋初年，岁入不过1000万缗，市舶收入即达150万缗。在一定程度上支撑着财政。宋政府还通过出卖一部分舶物增加收入。太平兴国二年(977)，初置香药榷易署，当年获利30万缗。

宋代的造船技术十分发达，所造海船载重量可达5000石(300吨)。北宋后期，指南针已广泛应用于航海，还出现了记载海路的专书——《针经》。与宋王朝有海上贸易的达五六十国，进出口货物在400种以上。进口货物主要为香料、宝物、药材及纺织品等，出口货物主要是纺织品、农产品、陶瓷、金属制品等。

宋王朝对海外贸易十分重视，南宋时期更是如此。对市舶司中能招徕商舶的有功人员，往往给予奖励，对营私舞弊的行为也曾三令五申加以禁止。

至元十四年(1277)，元朝政府在攻取浙、闽等地后，立即在泉州、庆元(今浙江宁波)、上海、澉浦(今属浙江海盐)四处港口设立市舶司。后来又陆续添设广州、温州、杭州三处。经过裁并，到13世纪末，只在庆元、泉州、广州三处港口设置。

市舶司由行省直接管辖。每司设提举二人，从五品。元朝政府曾在中央设立泉府司(院)，管理替国家经营买卖的商人，同时也经管市舶事务，但为时不长。市舶司的主要职责是：①根据舶商的申请，发给出海贸易的证明(公验、公凭)；②对准许出海的船舶进行检查，察看有无挟带金、银、铜钱、军器、马匹、人口等违禁之物；③船舶回港途中，派人前去封堵(封存货物)，押送回港；④抵岸后，差官将全部货物监搬入库，并对全体船员进行搜检，以防私自夹带舶货；⑤将舶货抽分，细色(珍贵品)十取一，粗色(一般商品)十五取一。后改为细货十取二，粗货十五取二。另征收舶税，三十取一。之后，发还舶商自行出售。对于来中国贸易的外国商船，市舶司也采取类似的管理办法。市舶司的收入甚多，仅至元二十六年，就向元政府上交珠400斤，金3400两。当时人说市舶收入是“军国之所资”，可见它在元政府财政开支中占有重要地位。

市舶司初建时，一般均沿用南宋制度，日久弊生，严重影响市舶收入。至元三十年，元政府制订了“整治市舶司勾当”的法则22条。延祐元年(1314)，又修订颁布了新的市舶法则22条。这两个法则，对市舶司的职责范围作了明确的规定，其目的是为了加强政府对海外贸易的控制，增加更多的收入。元代的市舶法则比宋代更为严密，说明封建国家在管理海外贸易方面已经具有更为丰富的经验。但是，贵族官僚常常带头破坏规定，使它流于空文。

元代见于记载的与中国建立海道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在100个以上，东起日本、高丽(今朝鲜)，西至东北非和西南亚。进口的舶货，种类繁多。据庆元市舶司的资料，细色130余种，粗色约90种，共220余种，主要是香料、药材、布匹、宝物等。经市舶司允许出口的货物有纺织品、陶瓷器、日常生活用品等。海外贸易的开展，有助于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市舶司的设立，使海外贸易趋于制度化，初期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市舶司是封建国家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样存在官僚机构的种种弊端，往往阻碍了海外贸易的开展，元代中期以后特别明显。

明代沿袭前朝之制，市舶司管理海外诸国朝贡和贸易事务，置提举一人，从五品，副提举二人，从六品，属下吏目一人，从九品。提举，或特派，或由按察使和盐课提举司提举兼任。市舶司隶属于布政司。因此，税收大权完全掌握在布政司等长官手中。直至明末，采取了定额的包税制，才改由提举负责征收。

吴元年(元至正十二年，1367)设市舶提举司于直隶太仓州黄渡镇(今江苏太仓附近)，洪武三年(1370)以太仓逼近京城改设在广东的广州、福建的泉州(后移至福州)、浙江的宁波各一司。在广东的是专为占城(越南)、暹罗(泰国)、满刺加(马来西亚)、真腊(柬埔寨)诸国朝贡而设，在浙江的是专为日本朝贡而设，在福建的是专为琉球朝贡而设。七年，上述三司曾经一度废止。永乐元年(1403)又在广州设怀远驿，在泉州设来远驿，在宁波设安远驿，由市舶司掌管接待各国贡使及其随员。广东怀远驿，规模庞大，有室二十间。广东市舶司命内臣提督。六年，为了接待西南诸国贡使，又在交阯云屯(今越南广宁省锦普港)设市舶提举司。嘉靖元年(1522)，因倭寇猖獗，罢去浙江、福建二司，唯存广东一司。不久亦被废止。直到三十九年，经淮扬巡抚唐顺之的请求，三司才得到恢复。四十四年，浙江一司以巡抚刘畿的请求，又罢。福建一司开而复废，至万历中始恢复。自此以后，终明之世，市舶司无大变动。

交阯布政使司

明初在大越国(今越南)北部、中部设置的行政机构。全称交阯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大越国，中国封建统治者称之为“安南”。明永乐四年(1406)七月出兵征讨大越国，次年于其地设交肚都指挥使司，交阯等处承宣布政使司、交阯等处提刑按察使司，以都督佥事吕毅掌都司事，尚书黄福兼掌布、按二司事。布政司治所在安南之东都，即今河内市。所辖府、州、县前后有变动。据《明太宗实录》和永乐《交阯总志》载，永乐十三年共有交州、北江、谅江、谅山、新安、建昌、镇蛮、奉化、建平、三江、宣化、太原、清化、义安、新平、顺化、升华等十七府。广威、嘉兴、归化、宁化、演州等直辖州和其他散州计47州，157县。由于升华府地为占婆国所控制，故实际管辖范围约当今越南广南-岘港省以北的地区。宣德二年(1428)十二月底，大越国再度独立，阯吐布政使司废。

东西洋

元代以来中国古籍对大陆疆域以外海洋的合称。对东、西洋的范围的划分有个认识发展过程，其概念因时代、载籍不同而有区别。13世纪末，徐明善的《天南行纪》和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已提及“西洋”之名。成书于元大德八年(1304)的《南海志》是迄今所知最早同时提及东洋、西洋的著作。依该书所记，元代的东、西洋应以中国雷州半岛一加里曼丹岛西岸-巽他海峡为分界。加里曼丹岛和爪哇岛及其以东的海域、地区为东洋，其中爪哇岛、加里曼丹岛南部、苏拉威西岛、帝汶岛直至马鲁古群岛一带被称为大东洋，加里曼丹岛北部至菲律宾群岛被称为小东洋。西洋指加里曼丹以西至东非沿岸的海域和地区，其中又以马六甲海峡为界而分为大西洋和小西洋。今南海西部谓之小西洋，印度洋当即大西洋。这种划分自元代至明代中期没有多大变化，郑和下西洋时所说的“西洋”，实际包括了上面提到的大，小西洋。但汪大渊的《岛夷志略》等则以西洋名国，专指印度南部一带。

明末清初，东、西洋的范围与概念又有变化。明张燮成书于万历四十五年(1617)的《东西洋考》总结了长期以来舟师、水手的航海经验，明确提出应以加里曼丹岛北部的文莱一带为界，来划分东、西洋，《明史》基本上沿袭其说。这一时期东洋的范围逐渐东移，原来的小东洋被称为东洋，而台湾、琉球一带则被称为小东洋。至于元代称为大东洋(爪哇岛至马鲁古群岛一带)则被改称为西洋的范围。同时西洋的范围亦渐西移，原来的大西洋(今印度洋一带)被称为小西洋，印度沿岸的果阿等地因被称为小西洋国，而大西洋一词则逐渐用以称呼今欧、美之间的广阔海域或地区。

随着东洋、西洋范围分别向东、西两方推移，明嘉靖年间(1522～1566)开始出现南洋之名，专指中国正南方以外地区和海域。郑若曾等所撰之《筹海图编》《海运图说》已把今东南亚一带称为南洋。此后，由于东西方交往的增多，中国地理科学水平的提高，清末大东洋、小东洋，小西洋等名称即渐废弃不用。鸦片战争以后，东洋往往专用于称呼日本或其附近的海域和地区，西洋则成为今大西洋一带的专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东洋、西洋及南洋等名逐渐消失。

耶稣会士

耶稣会(The Society of Jesus)成员的统称。外文通常在人名之后用S．J．表明；在中国又多指在华传教的耶稣会传教士。耶稣会为天主教修会之一，又名耶稣连队。

1534年由西班牙贵族伊纳爵·罗耀拉在巴黎创立，1540年教皇保罗三世批准。其最高权力机构是耶稣会公会，隶属于教皇，下分省会、协作区、独立的副省会等。耶稣会士须立“三绝”誓愿，绝对效忠教皇和服从总会长。1773年，教皇克雷芒十四曾解散该会。1814年，教皇庇护七世又予恢复。耶稣会成立不久，即开始向亚洲、非洲、美洲派遣传教士。它向中国派遣传教士始于明嘉靖年间。第一个来到中国的耶稣会士方济各·沙勿略(1506～1552)于嘉靖三十年(1551)抵广东海面上川岛，次年卒于该岛。三十九年第一批耶稣会士抵达澳门。万历四年(1576)澳门教区成立。崇祯六年(1633)前，所有派往中国的欧洲诸国耶稣会士，均由里斯本出发，经澳门进入中国内地。

万历三十二年，中国内地耶稣会从澳门教区独立出来。四十三年经总会长阿瓜维瓦批准，成为独立的副省会。至明末，历任中国耶稣会首领和副会长的有卡布拉尔、孟三德、利玛窦、龙华民、罗如望、阳玛诺、傅泛济、艾儒略。自1552年至1800年，在华外国耶稣会士约780多名，中国耶稣会士约130多名。来华耶稣会士中，葡萄牙籍最多，其次是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德国、西班牙、地利、波兰、瑞士籍的。耶稣会在中国发展很快，崇祯十年有教徒4万人，康熙三十九年(1700)达30万。康熙六年有教堂159座，遍布于今浙江、福建、河南、湖北、江苏、广西、广东、山西、陕西、山东、四川、云南、河北等省及北京。

中国耶稣会的开创者是意大利人利玛窦。他于万历十一年入居肇庆。在耶稣会远东巡视员范礼安领导下，为耶稣会在华传教需要，他制订了一整套入乡随俗的“调和策略”，主要内容包括：结交中国士大夫和中国朝廷；传播西方科学技术和其他人文科学；遵行儒家习俗，尤其赞同中国教徒实行祭祖祭孔礼仪。这一策略为后来大多数耶稣会士所执行。他们结交的士大夫，如沈一贯、叶向高、徐光启、邹元标、焦弦、沈德符、李贽、李之藻、章潢、方以智、何乔远、袁宏道、袁中道、杨廷筠等均是万历、天启、崇祯朝的重要人物与知名之士。其中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受洗入教，成为明末天，主教三大柱石。南明时的耶稣会士中，毕方济与弘光、隆武、永历三帝结交；瞿安德在永历朝掌管钦天事；卜弥格曾作为王太后使节出使罗马。在中国学者与文人帮助之下，耶稣会士翻译、撰写了许多种有关天文、历算、地理学、物理学以及语言学的著作，把西方科学技术和人文科学传播到中国。其影响显著者，数学有利玛窦口授、徐光启笔译的《几何原本》；天文学有徐光启督领，耶稣会士邓玉函、龙华民、罗雅各和汤若望参加修撰的《祟祯历书》(一百三十七卷)；地理学有利玛窦编著的各种版本的世界地图和艾儒略的《职方外纪》；物理学有邓玉函口授、王徵绘译的《奇器图说》；语言学有利玛窦《西字奇迹》(今改名《明末罗马字注音文章》)和金尼阁《西儒耳目资》。

对耶稣会士传播的基督教，明末有两种不同的看法。徐光启等认为它可以“补益王化，左右儒术”；南京礼部尚书沈漼等人则认为它“诳诱愚民”，“志将移国”。因而导致明末思想界护教与反教的论争。这种论争一直延续到近现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学术界从中西思想文化交流的角度，对明清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成就、影响和作用等，相继发表过一些著述和评介。一般认为，明清传教士作为中西思想文化交流的媒介，在中学西渐和西学东渐活动中，向中国传播西方知识，向西方介绍中国思想文化，对丰富当时中国学者的知识、开阔中西学者的眼界，对明末清初思想、学风的变革，都有一定贡献和深远的历史影响。对于传教士是否向中国引入了近代科学，尚存在争论。有些学者认为，当时的传授士是“宗教反改革的先锋”，其学说是为“宗教反改革服务的”，是为反对近代思想与近代科学服务的，其思想体系是陈腐不堪的经院神学，是与近代科学和近代思想格格不入的，因此他们传入中国的多非近代科学，在思想理论上没有什么积极意义可言。

倭寇

古代日本海寇。日本古称倭奴国，故中国古代史籍将这些日本海寇以及后来与之勾结的内陆奸民，通称为倭寇。自元末至明万历年间，一部分日本武人、浪人(流亡海上的败将残兵)、海盗商人和破产农民，不断侵扰中国、朝鲜沿海地区，前后历时达300年之久。

明代倭寇的活动，以嘉靖朝为界可大体分为两个时期。前期是从元末、明初到正德年间。元末，日本进入南北朝分裂时期，其内战中的败将残兵、海盗商人及破产农民流入海中，乘明初用兵之机，屡寇滨海州县。洪武时，海防整饬，尚未酿成大患。经永乐十七年(1419)六月的望海埚之战，明辽东总兵刘江率师全歼数千来犯之倭后，倭寇稍稍敛迹。正统以后，因明代海防逐渐空虚，倭寇侵扰时能得手，致倭患又起。这一时期的倭寇成员多为日本本土之人，除赤裸裸侵扰外，还利用中日间存在的“勘合贸易”载运方物和武器。路遇官兵，则矫称入贡；乘其无备，则肆行杀掠。总的说来，嘉靖以前，倭寇侵扰只限于个别地区，时间亦短，尚未成为明朝东南地区的严重祸患。

嘉靖以后，是倭寇活动加剧的时期。其原因有四：其一，战争造成日本各阶层人士的大量破产和失业，遂多流为寇盗；其二，由于日本商业的发展，大小藩侯的奢侈欲望愈益增长，对中国大陆各种物资和货币的需求更加强烈；其三，日本室町幕府已名存实亡，无力控制全国政局，诸侯各自为政，尤其是南方封建主，将掠夺中国大陆视为利薮；其四，这一时期有大量的中国商人、破产农民和失意知识分子等，由于各种原因留居日本。其中有资本者纠倭贸易，无财力者则“联夷肆劫”，成为嘉靖隆庆年间倭寇的重要组成部分，构成这一时期倭寇的一个显著特点。如侨居日本的倭寇首领汪直、徐海、毛烈、陈东、叶明(叶麻)、邓文俊、林碧川、沈南山等，即为此类人物。他们伙同倭寇，在日本封建主支持下，袭用倭人服饰旗号，乘坐题有八幡大菩萨旗帜之八幡船，侵扰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掠夺大量财物。但此时明世宗朱厚熄迷信道教，不问政事。严嵩专权，贪贿公行，致吏治腐败，文恬武嬉，沿海士兵大量逃亡，战船锐减，海防设施久遭破坏，为倭寇活动猖獗提供了可乘之机。

嘉靖二年(1523)六月，日本封建主大内氏使臣宗设、谦导与细川氏使臣瑞佐、宋素卿，因争夺对明贸易，在中国土地上相互厮杀。宗设格杀瑞佐，又以追逐宋素卿为名，大掠宁波、绍兴一带。杀掳明朝指挥刘锦、袁琎等，夺船出海而去，此即震动朝野的“争贡之役”。此后，明朝政府要求日方惩办宗设及倡首数人，放回被掳中国官民，缴还旧有勘合，遵守两国所订之约，如此方许换给新勘合，继续贸易。日方没有答复这些要求，致使双方贸易实际中断。由是倭寇走私贸易猖獗，并伺机多方掳掠。二十一年，倭寇由瑞安入寇台州，攻杭州，侵掠浙江沿海。二十三年，许栋、汪直等导引倭寇，聚于宁波境内，潜与豪民为市，肆行劫掠。倭寇在山东、南直隶、浙江、福建、广东沿海大肆烧杀掳劫，江浙一带民众被杀者达数10万人，严重破坏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威胁东南沿海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激起中国朝野上下各阶级、各阶层人民的愤怒反抗。福建巡抚在谭纶、戚继光、总兵俞大猷等领导下，东南沿海军民浴血奋战，抗击倭寇。三十二年，俞大猷率精兵夜袭普陀山倭寇老营，重创倭寇，又在王江泾歼灭倭寇2000人。四十年，戚继光率戚家军等在台州九战九捷，痛歼入寇台州之敌。此后，戚、俞联合，基本肃清福建、浙江倭寇。四十四年，戚继光与俞大猷二军配合，击灭盘踞在广东、南澳的倭寇。至此，东南沿海的倭寇最后荡平。

近年来，有的学者对于倭寇的性质，提出新的看法，认为嘉隆间的倭寇，是明朝严行海禁造成的。它是中国封建社会内资本主义萌芽时期东南沿海地区以农民为主力的，包括手工业者和商人等各阶层人民在内的，反对封建地主阶级及其海禁政策的进步斗争，这种斗争是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阶级斗争，而不是倭寇为患。问题还在讨论中，尚无定论。

雅克萨之战

17世纪80年代中国抗击沙俄浸略的战争。17世纪40年代，沙俄侵略者开始侵入中国黑龙江流域，侵占雅克萨(在今漠河东，黑龙江北岸)、尼布楚等地，杀掠骚扰。中国军民对沙俄的侵略进行了自卫反击。至顺治十七年(1660)，雅克萨一带和黑龙江中、下游的沙俄侵略者全部被肃清。不久，沙俄侵略者又卷土重来，在雅克萨故址筑堡盘踞，四出掠劫。清政府多次要求俄军撤出雅克萨，但沙俄置若罔闻。于是，清政府决定用武力驱逐沙俄侵略者，收复被占领土。

雅克萨抗俄之战示意图康熙二十四年(1685)，都统彭春等奉旨统率一支由满、汉、蒙古、达斡尔等族官兵组成的，约3000人的军队从瑷珲出发，至雅克萨城下，清军先向俄军发出通牒，劝其投降，遭沙俄督军托尔布津拒绝，于是清军水陆列阵，开始攻城。清军用炮猛轰，鏖战彻夜，敌军死伤惨重。托尔布津走投无路，向清军乞降，彭春等准其所请，并允其退回尼布楚。清军将城焚毁，旋即班师。同年，托尔布津背信弃义，再次率领侵略军乘隙占据雅克萨。次年，康熙令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等率乌喇(今吉林市)、宁古塔官兵及八旗汉军内福建藤牌兵等两千余人再次攻取雅克萨。清军兵临城下，开火炮向城内轰击，并击退出城搦战之敌，又在城下东、南、北三面掘壕筑垒，在西面断其水道。托尔布津被清军炮弹击中，伤重毙命。俄军被围困五个多月，弹尽粮绝，死者枕藉。正当孤城指日可下之际，清政府得知俄方同意举行谈判，乃下令撤雅克萨之围。历时两年多的雅克萨之战至此结束。但1858年沙俄又依《瑷珲条约》将雅克萨割占。

马戛尔尼使团

英国早期派遣来华的官方代表团。由前驻俄公使、孟加拉总督马戛尔尼(1737～1806)任全权大使。1792年(清乾隆五十七年)9月，他率领由科学家、作家、医官及卫队等90人组成使团，携带天文仪器、车船模型、纺织用品和图画等600箱礼品，乘船自普茨茅斯港启程。使团带有英王庆贺乾隆帝83岁寿辰的信函和国书。英国政府训令使团向清政府提出“改善”贸易条件、互换常驻使节等要求；事先并通过东印度公司，通知两广总督，要求清帝准予直接进京晋见。

乾隆帝对英使首次来华极为重视，并准其所请，指派大员在天津迎接。1793年8月，马戛尔尼一行抵达大沽，旋由接待大员陪同经北京前往热河(今河北承德)行宫。关于觐见礼节，马戛尔尼拒绝按中国传统行跪拜礼。军机大臣和坤在热河约见使团，马戛尔尼称病不见，只派副使斯当东前往要求举行谈判。乾隆帝称该使“妄自骄矜”，对其来华别有所图，更具戒心，但仍表示可“顺其国俗”，行免冠屈一膝深鞠躬礼。

9月14日，马戛尔尼在热河避暑山庄万树园觐见乾隆帝，正式递交国书并参加万寿节活动。马戛尔尼多次想与和坤讨论两国贸易和建交问题，均无结果。10月3日，英使提出书面要求六点：①准英商在舟山、宁波、天津等地贸易；②准英商仿俄罗斯商人之例，在北京设货栈；③于舟山附近指定一小岛，为英商停泊、居留、存放货物之所；④在广州附近辟一地，准英商享有与上款相同的权利；⑤英商在澳门、广州内河运货得免税或减税；⑥粤海关除正税外悉免其他一切税收，中国应公布关税额例，以便遵行。乾隆帝以所请与“天朝体例”不合，一一驳回，并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警告英人不得再到浙江、天津贸易，否则必遭“驱逐出洋”。至此，马戛尔尼的使命归于失败。10月7日，使团一行乘船由运河南下杭州，然后改行陆路至广州离境，于次年9月回到英国。

英国派遣马戛尔尼使团来华，是为本国商品打开中国市场的一次尝试，带有炫耀资本主义实力和文明、强行开拓殖民利益的意图。清政府严正地拒绝了英国无理要求，维护了中国主权，但同时又坚持闭关自守，反对扩大两国正当贸易，也不利于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第一次鸦片战争

1840～1842年(道光二十年至二十二年)英国发动的侵略中国的战争。是中国由独立的封建社会逐渐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战前的世界和中国

鸦片战争前，世界上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经历了工业革命，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英国是当时最先进的工业国。1825年爆发了世界资本主义历史上第一次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资产阶级加紧对外扩张，企图开拓新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供给地。法国自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后，工业生产也有较快增长，成为仅次于英国的资本主义强国。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远较英、法两国落后，其南部各州奴隶制还居于统治地位，但其商业资本也极力谋求向海外扩张势力。沙俄是欧洲的封建帝国。16世纪80年代起，它越过乌拉尔山，向东进行扩张。17世纪中叶，曾侵入中国黑龙江流域。1689、1727年，中俄双方先后签订《尼布楚条约》和《布连斯奇条约》，划定中俄东段和中段边界。沙俄掠夺中国领土的阴谋暂时未能得逞，但仍野心勃勃，伺机而动。

当西方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时，中国仍停滞在封建社会阶段，处于清王朝的统治之下。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整个社会经济中占主要地位。资本主义萌芽虽然已经出现，但发展缓慢。自18世纪下半叶开始，清王朝的腐朽日益暴露出来。政治黑暗，军备废弛，土地兼并现象愈益严重，捐税和地租不断增加，广大人民生活每况愈下，国内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此伏彼起，连绵不绝。

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在对外关系方面采取闭关政策。它把对外贸易的城市限制于广州一口，并对这种贸易严加控制，规定外国商人销售商品和购买土货必须通过少数特许的公行商人之手。这种闭关政策是封建经济和封建专制政治制度的产物，既严重阻碍中国经济的发展，也引起希望打开中国市场的西方国家资产阶级的不满。

禁烟运动

以英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急于开拓中国市场，但它们的工业品很难获得广泛的销路。中国出口的茶、丝，远远超过英国输入的工业品。于是，英国资产阶级竭力发展对中国的鸦片贸易，利用鸦片作为打开中国大门的手段。

自19世纪初，鸦片开始大量输入中国。外国鸦片贩子不顾清政府多次颁布禁止鸦片入口的法令，贿赂清朝官吏，勾结中国私贩，肆无忌惮地进行走私活动。据不完全统计，19世纪最初20年中，英国每年平均自印度输入中国鸦片4000余箱，以后迅速增加，至鸦片战争前夕已达350500余箱。另有少部分鸦片是美国烟贩从土耳其贩运来的。此外，沙俄自30年代也从中亚向中国输入鸦片。由于鸦片输入激增，中英贸易发生了显著变化，英国由入超变为出超。从30年代起，在英国输入中国货物总值中，鸦片占1/2以上，英国每年从中国掠走白银达数百万两，鸦片税收还成为英属印度政府的一项重要财源。

鸦片的大量输入，流毒极为严重。不仅损害吸食者的健康，造成白银外流，而且引起银贵钱贱，直接破坏社会生产，影响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过去白银1两折换铜钱1000文左右，30年代末增至1600多文。按规定农民必须用白银纳税，从前粜谷一石多可完税银一两，如今非粜谷两石不可，实际负担大为加重。1838年12月12日(道光十八年十月二十六)，广州爆发万人大示威，抗议英美烟贩阻挠广州地方官吏处决中国烟贩，干涉中国内政，反映了广大人民禁止鸦片的强烈要求。

林则徐像鸦片的大量输入，还加深了清朝封建统治的危机。吸食鸦片的人，最初主要是清朝封建统治阶级及其依附者。鸦片贸易使清朝的吏治愈益腐败，军队更加失去战斗力，而白银源源外流，使清朝财政陷入困境。因此，鸦片问题在清政府内部引起激烈争论。道光十六年，太常寺少卿许乃济奏请取消鸦片输入的禁令，准许鸦片纳税后公开买卖。这种弛禁主张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中腐朽集团的利益。十八年，鸿胪寺卿黄爵滋上书道光帝，痛陈鸦片祸害，主张严惩鸦片吸食者，以抵制鸦片输入。这个主张得到一些开明官僚的支持，湖广总督林则徐奏称：鸦片为害巨大，若不认真查禁，“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经过中央和地方官吏反复讨论，严禁鸦片的主张暂居上风。是年冬，林则徐奉召晋京。道光帝多次召见，授以钦差大臣，赴广州查禁鸦片。

1839年3月10日(道光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林则徐到达广州。他与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等严拿烟贩，惩办不法官弁，整顿水师，加强珠江防务；同时责令外国烟贩将趸船上所存鸦片造具清册，听候收缴，并出具甘结，保证今后不再贩运，否则“货尽没官，人即正法”。这些措施得到人民群众热烈支持，禁烟运动迅速趋于高涨。

英国蓄意破坏中国的禁烟措施。3月24日(二月初十)，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从澳门潜入广州洋馆，企图阻止外商交出鸦片。林则徐派兵监视洋馆，断绝广州与澳门之间的交通。义律改变手法，命令英商缴烟，保证烟价由英国政府赔偿，并劝告美商采取一致行动。其目的在于为英国发动侵略战争制造借口。在禁烟运动的压力下，英国烟贩缴出鸦片2万余箱，美国烟贩缴出1500余箱。6月3～25日(四月二十二至五月十五)，林则徐率地方官吏，在虎门海滩将缴获的烟土全部当众销毁。禁烟运动获得初步胜利。

战争过程

鸦片贸易被严厉取缔后，英国资产阶级立即策划发动侵略战争。1839年10月1日，英国内阁作出向中国出兵的决定。次年2月，英国政府任命懿律和义律为正副全权代表，并派懿律为侵华英军总司令。4月，英国议会通过支付军费案。

在中国境内，义律继续进行破坏禁烟的活动，阻止英国商船具结入口贸易。1839年9～11月(道光十九年七月下旬至九月末)，英国兵船先后在九龙和穿鼻洋面多次袭击中国水师，都被击退。

1840年6月，懿律率领的英国船舰四十余艘及士兵四千余人到达中国海面，第一次鸦片战争正式开始。这次战争持续了两年多时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1840年6月英军封锁珠江口开始，至1841年1月20日义律公布《穿鼻草约》为止，历时约七个月。

英军到达中国海面后，首先封锁珠江口。懿律看到广东军民早有戒备，决定率主力北上。7月，英军进犯福建厦门，被已调任闽浙总督的邓廷桢督师击退。接着，北犯浙江，攻陷定海。8月，英舰抵达天津白河口，投递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致清政府的照会，提出赔款、割地、通商等无理要求。道光帝被英军的武力恫吓所动摇，派直隶总督琦善到天津海口与英军谈判。琦善向懿律表示将查办林则徐等，希望英军返棹南旋，等候清政府处置。英军乃于9月折回南方。道光帝即任命琦善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与英方继续谈判。

11月底，琦善到达广州。他一反林则徐所为，撤除防务，遣散水勇，镇压抗英群众。此时，义律接替懿律为英国全权代表，步步进逼。1841年1月7日，英军突然攻陷沙角、大角炮台，琦善急忙求和，义律乘机提出《穿鼻草约》，并于20日单方面公布，其中包括割让香港、赔偿烟价600万元、恢复广州通商等条款。

第二阶段自1841年1月29日清政府对英宣战开始，至5月27日《广州和约》订立为止，历时4个月。

沙角、大角炮台失陷后，道光帝决定宣战，任命御前大臣、宗室奕山为靖逆将军，调派大军开往广东。2月下旬，英军先进攻虎门炮台，琦善拒派援军，守将关天培等壮烈牺牲，炮台失陷。4月，奕山到达广州，奉行“防民甚于防寇”的反动方针。5月，他贸然发动夜袭，英军乘机反扑，占领城郊各据点，炮轰广州城。奕山派人求和，与英订立《广州和约》，其中规定清军退出广州，向英军缴纳“赎城费”六百万元。

第三阶段自1841年8月英军再犯厦门开始，至1842年8月29日《南京条约》签订为止，历时一年。

英国政府对《穿鼻草约》的内容不满，决定撤换义律，改派璞鼎查为全权公使，进一步扩大侵略战争。8月璞鼎查率领援军到达香港，不久即攻占厦门，清总兵江继芸力战牺牲。9月，英军北犯定海，总兵葛云飞、郑国鸿、王锡朋等英勇战死，定海再陷。10月，英军进攻镇海，两江总督裕谦坚决抵御，城陷时投水自尽。宁波旋也陷入敌手。同时，英舰窜扰台湾，被台湾军民击退。

浙江连失三城，清政府决定第二次出师，派协办大学士、皇侄奕经为扬威将军，率军驰往浙江。奕经到达绍兴后，企图侥幸取胜，分兵进攻三城，结果惨败。英军反攻陷慈溪，奕经等逃至杭州。清政府鉴于两次出师失败，转而一意求和，派盛京将军耆英前往浙江主持对英交涉。但英军决定乘虚而入，按既定计划侵入长江。1842年5月，英军攻陷乍浦，6月再攻吴淞炮台，江南提督陈化成据台死守，力竭牺牲，宝山、上海相继陷落。英军溯长江西上，于7月下旬进攻镇江。清副都统海龄所部顽强抵抗，经过激烈巷战，终于失守。8月初，英舰直抵南京江面，耆英等赶到南京议和。第一次鸦片战争至此结束。

战争期间，英军所到之外，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激起了中国人民的英勇反抗。厦门、定海、镇海、宁波、太仓、江阴、瓜洲等地农民奋起袭击英军。台湾各族人民击退闯入鸡笼(今台湾基隆)的英国军舰。广东人民，特别是广州郊区三元里一带群众，与英军进行了激烈搏斗，使英军遭到很大损失。中国军民反对英国侵略的战争，是正义的自卫战争。但因社会制度腐败，经济技术落后，人民的巨大力量不可能充分发挥出来，无法扭转战争的结局。

第一批不平等条约的订立及其影响

1842年8月29日(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清钦差大臣耆英与璞鼎查，在南京签订了结束鸦片战争的《南京条约》，亦称《江宁条约》。共十三款。主要内容为：①中国割让香港；②向英国赔款两千一百万银元；③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口对外通商，英国可派驻领事；④废除“公行”制度，英商可以与中国商人自由进行贸易；⑤中国抽收进出口货的税率由中英共同议定。条约签订后，双方在广东继续谈判。1843年7月22日，在香港公布《中英五口通商章程》。10月8日，耆英与璞鼎查在虎门签订《中英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亦称《虎门条约》(《中英五口通商章程》被作为其中的一部分)。在该约中，英国取得了领事裁判权和片面的最惠国待遇等特权，同时还制订了海关税则。

《南京条约》签订后，美国和法国趁火打劫，于1844年分别强迫清政府订立了《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两国借以取得了《南京条约》中所规定的五口通商、派驻领事等权，此外还扩大了领事裁判权的范围，加强了协议关税权。条约并准许在五口建立教堂、医院等，准许外国兵船到中国沿海各口岸“巡查贸易”。后来，法国还强迫清政府取消对天主教的禁令。

《南京条约》《虎门条约》与《望厦条约》《黄埔条约》一起，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外国侵略者强迫清政府订立的第一批不平等条约。它们作为鸦片战争的结果，不但使中国蒙受重大损失，而且使中国社会的性质开始发生根本的变化。战前，中国在政治上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战后，中国的领土开始被割裂，主权完整遭到破坏，中国已经丧失了独立自主的地位。战前，中国在经济上是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国家；战后，外国商品涌入中国，逐渐破坏了中国封建经济基础。从此，中国由一个封建社会逐步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

三元里抗英斗争

鸦片战争时期广州人民自发的武装抗英斗争。1841年5月25日(道光二十一年四月初五)，英军攻陷广州城北诸炮台，设司令部于地势最高的永康台。永康台土名四方台，距城仅一里，大炮可直轰城内。清军统帅奕山等畏惧求和，5月27日与英订立《广州和约》，以支付英军赎城费、外省军队撤离广州等条件，换取英军交还炮台、退出虎门。但和约墨迹未干，英军就不断窜扰西北郊三元里及泥城、西村、萧冈等村庄，抢掠烧杀，奸淫妇女。广大民众义愤填膺，各地团练共图抵抗。29日，三元里村民击退来犯小股英军。次日，南海、番禺百余村团练手持戈矛犁锄，群起围困永康台。相持近半日，英军司令卧乌古(郭富)亲自带兵出击。团练且战且退，诱敌至牛栏冈丘陵地带。时大雨骤至，英军火枪受潮不能发射，团练民众冒雨反击，将英军分割包围，肉搏鏖战。英军一个连队几遭全歼，其余逃回炮台。31日清晨，广州手工业工人以及附近州县如花县、增城、从化等地团练也陆续赶来，围台民众增至数万，相约饿死英军。卧乌古不敢再战，转而威胁官府，扬言毁约攻城。奕山等闻讯恐慌，急派广州知府余保纯出城，先安抚英军，复率番禺、南海两县令向团练中士绅施加压力。士绅潜避，团练逐渐散去，台围遂解。

升平社学

清末广州抗英群众组织。社学是明洪武年间下诏在各地乡村成立的教学机构，后也成为绅耆讲睦之所。在广东，每当地方有事，当地士绅常利用它来举办团练；后期，少数社学建立的目的就是为了地方治安，已失却教学的本旨。1839年禁烟之初，广东沿海村镇举办团练，有的即以社学为名。1841年5月(道光二十一年四月)，广州西北郊三元里、萧冈一带群众自发武装抗英，当地出现许多具有团练性质的社学，到二十二年至少已有13个。它们是称为东六社的怀清、联升、钟镛、同升、兴仁、西湖和称为西七社的石井、成风、同风、莲湖、和风、淳风、同文等社学。是年夏，南海举人李芳等联名呈请，于适中的石井社地方建立升平社学(或称升平总社)，联合数十村落团练自卫。在清朝统治者看来，团练的联合不但增强与侵略军对抗的力量，而且可借以管束民众“移私斗于公义”。因此，李芳等人的要求很快得到督抚批准；上奏后，道光帝给予嘉勉，并令各府州县仿照办理。升平社学的领导者多是士绅；团练成员主要是农民，此外有手工业者和店员。平时各务本业，定期操演；有事则保卫地方，或听从官府调遣。经费初由各乡捐助，后按地产摊派，官府只于调遣时才发给口粮。升平社学虽称总社，但对下属各社并无多大约束力。不久，番禺士绅何有书在江村另建升平公所，客籍士绅王韶光在燕塘另建东平公社(或称东平总社)，两者都是从升平社学下分出来的。其后，广州南郊又成立南平、隆平各社学、公所。社学、公所、公社均隶属于广州协副将。它们各自团练民众，少者数千，多者万余。随着英国加剧入侵，广州人民反抗斗争日趋激烈。社学参加了1842年火烧洋馆，1844年反对英国在广州河南地区划租借地，1846年和1849年反对英人入城等斗争。在清朝钦差大臣、两广总督耆英，拒绝英人无理要求时，升平等社学给予支持；当他态度软弱，特别是允许英人入城时，则与之对抗。由于社学的行动显然越出了统治者所能容许的范围，招致一些官吏不满，时思加以抑制。1854～1855年间(咸丰四年至五年)，陈开、李文茂等领导的“红巾军”在珠江三角洲起义，很多原社学群众加入到起义军中，原社学中上层则“退居自保”，停止了斗争。以后，具有团练性质的社学在记载中即不再出现。

太平天国的对外关系

太平军1853年(咸丰三年)3月攻克南京后，逐步控制了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这时，英、美、法等资本主义国家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从清朝获得许多权益。并且，利用中国内战的时机，进一步向清朝和太平天国双方追求权益。太平天国基本上没有主动开展外交活动，而是在缺乏近代外交知识和经验的情况下，与西方列强接触，进行了曲折的斗争。

1853～1854年间，英国公使文翰、法国公使布尔布隆、美国公使麦莲及英国使馆官员包令等先后乘军舰由上海至天京(今江苏南京)，其随员曾分别会见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等。列强通过这些活动，搜集太平天国情报，探询太平天国意向，同时递交了各国与清朝签署的不平等条约，要求太平天国予以承认和接受。1854年，杨秀清在《答复英国人三十一条并责问五十条诰谕》中，述及了太平天国的对外原则。如“视天下为一家”，以同拜上帝为兄弟；通商自由，允许外商自由出入贸易，严禁贩卖鸦片；拒绝承认和接受不平等条约；外国应向太平天国纳贡，天王是各国之主等等。其中体现了太平天国外交政策的独立自主性，也反映了农民领袖受到封建大国主义思想的影响，以及他们只根据同拜上帝的现象对西方列强存在某种幻想。

外国公使在调查访问后，意识到太平天国军势强盛，中国内战前途未卜。当时，英、法与沙俄正在中近东激烈角逐，在中国则企图通过外交谈判迫使清政府出让更多的利益。清政府拒绝了列强提出的修改条约的要求。列强暂时不可能诉诸武力，于是先后宣布对太平天国采取中立政策。其目的在于观察内战局势，保持外交上的主动权，同时可乘清朝危机不断施以压力。由于与清政府进行的修约谈判未果，1856年英法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俄、美也趁火打劫。1858年和1860年，四国分别强迫清政府订立了《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获取了新的权益。中英《天津条约》规定，开放长江，并在长江中下游新辟四个通商口岸。但长江中下游属太平天国管辖，太平天国的存在和态度，与列强实现条约权利有直接的关系。列强亟欲通过外交谈判，迫使太平天国让步，以实现上述条约权利。为调查长江各口岸情况和刺探太平天国动态，1858年11月，英国侵华军司令额尔金率舰队自上海沿江西上。在天京江面，太平军曾开炮轰击，双方交火。事后，太平天国向英方道歉，并同意在事先通知的条件下英国船舰可在长江航行。太平天国对额尔金的意图全无所知，甚至幻想其帮助太平天国攻打清朝，与太平天国“兄弟团圆”。

1860年夏，太平军进军苏南，迫近上海。列强采取与太平天国谈判和武力对抗的两手政策，并开始在上海布防。1861年3月，英驻华海军司令何伯率舰队抵天京，与太平天国谈判，要求太平军不得进入上海、吴淞周围百里以内地区。太平天国只同意本年内不进入。何伯继续西溯汉口，正值太平天国陈玉成军克黄州(今湖北黄冈)后欲攻武汉，他即遣英国驻华参赞巴夏礼赶至黄州，劝诱陈玉成不要进军汉口、汉阳，促使太平军改变了进军方向。5月，美国海军将领司百龄乘舰至天京，也从太平天国取得了长江自由航行权。是年底，太平军不进攻上海的一年限期即将届满，英国舰长宾汉奉命照会太平天国，要求仍不进攻上海，并保证不进军汉口、九江。1862年1月太平天国复照驳斥和拒绝英国的无理要求，李秀成军随即进攻上海。4月，英、美、法还联合在宁波武装威胁守城太平军，要求拆除部分城防工事，但均遭拒绝。经过与列强的一系列交往，太平天国对它们的面目已经有了初步的认识。

1861年11月，清政府发生了宫廷政变，慈禧太后、奕訢等控制了中央政权。在对付太平天国的问题上，他们决定向外国“借师助剿”。同时，列强在对太平天国实行外交讹诈不逞后，亦转而策划武装干涉行动。这样，中外反动势力相互勾结镇压太平天国的时机开始成熟。列强从自己在华利益出发，采取两种武装干涉方式，即以外国军队把太平军逐出通商口岸四周，将占领区交清军驻守；帮助清政府建立一支新式武装，使之配合清军进犯远离口岸的太平天国统治区。1862年(同治元年)2月，英国将军米歇尔率原驻扎天津对付清朝的英军抵达上海。是月下旬，何伯和法国驻华海军司令卜罗德指挥英法联军向上海高桥及浦东李秀成部太平军进攻，太平军失利。3月，英驻华陆军司令士迪佛立也自天津率英军赶到。同时，以近代武器装备的中外雇佣军整编为常胜军。4月，何伯、士迪佛立率英法联军攻七宝镇，接着，英轮从安徽运送第一批淮军至上海。于是，英法联军、常胜军、原驻上海清朝副将李恒嵩军以及淮军，联合作战，由士迪佛立任总指挥。太平军在上海附近艰苦战斗，至当年8月底被迫撤出上海四周。此后，常胜军与淮军大举进犯苏南，1863年陷昆山、吴江、苏州，1864年继陷宜兴、溧阳、常州等地。在浙江，英法军队1862年5月攻陷宁波，又仿照常胜军组建常安军、常捷军，以后配合清军攻取了杭州等地。西方列强的武装干涉，成为绞杀太平天国的重要因素之一。

第二次鸦片战争

1856～1860年(咸丰六年至十年)英、法在俄、美支持下联合发动的侵华战争。因其实质是鸦片战争的继续和扩大而得名，亦称英法联军之役。

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相继侵入中国。但是，它们不满足已经取得的特权和利益。蓄意加紧侵犯中国主权，进行经济掠夺。1854年，《南京条约》届满12年。英国曲解中美《望厦条约》关于12年后贸易及海面各款稍可变更的规定，援引最惠国条款，向清政府提出全面修改《南京条约》的要求。主要内容为：中国全境开放通商，鸦片贸易合法化，进出口货物免交子口税，外国公使常驻北京等。法、美两国也分别要求修改条约。清政府表示拒绝，交涉没有结果。1856年，《望厦条约》届满12年。美国在英、法的支持下，再次提出全面修改条约的要求，但仍被清政府拒绝。于是，西方列强决心对中国发动一场新的侵略战争。是年春，克里米亚战争结束。英、法获胜，得以调出较多的兵力转向中国。俄国则因战败，企图用侵略中国来弥补损失。美国积极向外扩张，采取与英、法勾结侵略中国的政策。

1856年10月，英国利用“亚罗号事件”制造战争借口。“亚罗号”是一艘中国船，曾为走私方便，在香港英国当局注册，但已过期。10月8日，广东水师在“亚罗号”上逮捕几名海盗和涉嫌水手。这纯系中国内政，与英国毫不相干。英国驻广州代理领事巴夏礼在英国驻华公使、香港总督包令的指使下，致函清两广总督叶名琛，称“亚罗号”是英国船，捏造中国兵勇曾侮辱悬挂在船上的英国国旗，要求送还被捕者，赔礼道歉。叶名琛初据理力争，西林捕快抓获马赖但旋又妥协退让，将全部人犯送到英领事馆。巴夏礼为进一步扩大事态，百般挑剔，拒不接受。10月23日，英舰突然闯入虎门海口，进攻珠江沿岸炮台，悍然挑起侵略战争。接着，英军炮轰广州城，并一度攻入内城。当地军民英勇抵抗。英军因兵力不足，被迫于1857年1月退出珠江内河，等待援军。

为了扩大侵略战争，英国政府于1857年3月任命前加拿大总督额尔金为全权代表，率领一支海陆军来中国；同时向法国政府提出联合出兵的要求。此前，法国正以“马神甫事件”(又称“西林教案”)向中国交涉。所谓“马神甫事件”，是指法国天主教神甫马赖违法进入中国内地活动，胡作非为，于1856年2月在广西西林县被处死一案。此案迄未议结。1857年，法国政府将它作为侵略中国的借口，任命葛罗为全权代表，率军来华协同英军行动。

1857年12月，英法联军5600余人(其中法军1000人)在珠江口集结，准备大举进攻。美国公使列卫廉和俄国公使普提雅廷也到达香港，与英、法合谋侵华。其时，清政府正以全力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加上“饷糈艰难”，对外国侵略者采取“息兵为要”的方针。叶名琛忠实执行清政府的政策，不事战守。12月28日，英法联军炮击广州，并登陆攻城。都统来存、千总邓安邦等率兵顽强抵御，次日失守。广东巡抚柏贵、广州将军穆克德讷投降，并在以巴夏礼为首的“联军委员会”的监督下继续担任原职，供敌驱使。叶名琛被侵略军俘虏，后解往印度加尔各答。侵略军占领广州期间，当地人民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广州附近义民在佛山镇成立团练局，集合数万人，御侮杀敌。香港、澳门爱国同胞也纷纷罢工，以示抗议。

广州陷落后，四国侵略者合谋继续北上，以便对清政府造成直接威胁。1858年4月，英、法、俄、美四国公使率舰陆续来到大沽口外，分别照会清政府，要求指派全权大臣进行谈判。俄、美的照会还表示愿意充当“调停人”。咸丰帝一面命令清军在天津、大沽设防，一面派直隶总督谭廷襄为钦差大臣，前往大沽办理交涉，并把希望寄托在俄、美公使的“调停”上。英、法侵略者并无谈判诚意，只是以此拖延时间，加紧军事准备。5月20日，英法军舰炮轰大沽炮台。驻守各炮台的清军奋起还击，与敌鏖战。但谭廷襄等毫无斗志，望风披靡，加以炮台设施陈陋，大沽失陷。英法联军溯白河而上，26日，侵入天津城郊，并扬言要进攻北京。清政府慌忙另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钦差大臣，赶往天津议和。桂良等在英法侵略者的威逼恫吓下，于6月26日、27日分别与英、法订立中英、中法《天津条约》。

中英《天津条约》共五十六款，附约一款；中法《天津条约》共四十二款，附约六款。主要内容是：①公使常驻北京；②增开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后改烟台)、台湾(后定为台南)、淡水、潮州(后改汕头)、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为通商口岸；③外籍传教士得入内地自由传教；④外人得往内地游历、通商；⑤外国商船可在长江各口岸往来；⑥修改税则，减轻商船吨税；⑦对英赔款银四百万两，对法赔款银二百万两。

在此之前，俄、美公使利用“调人”身分，以狡诈的手段，分别于6月13日、18日与清政府签订中俄《天津条约》十二款、中美《天津条约》三十款，攫取了除赔款外与英、法所得几乎一样的侵略特权。中俄《天津条约》第九款还特别规定，两国派员查勘“以前未经定明边界”，“务将边界清理补入此次和约之内”，以便日后解决，从而为沙俄进一步掠夺中国领土埋下了伏笔。

《天津条约》签订后，英法联军撤离天津，沿海路陆续南下。咸丰帝此时对条约内容又感忧恐，令桂良等在上海与英、法代表谈判通商章程时，交涉修改《天津条约》，取消公使驻京、内地游历、内江通商等条款，并设法避免英、法到北京换约。11月，桂良等与英、法、美代表分别签订了《通商章程善后条约》，规定：鸦片贸易合法化；海关对进出口货物照时价值百抽五征税；洋货运销内地，只纳2．5％子口税，免征一切内地税，聘用英国人帮办海关税务。但是，英法方面不容变易《天津条约》的各项条款，并坚持要在北京换约。

英、法政府远不满足从《天津条约》攫取的种种特权，蓄意利用换约之机再次挑起战争。1859年6月，在拒绝桂良提出的在沪换约的建议后，英国公使普鲁斯、法国公使布尔布隆和美国公使华若翰各率一支舰队到达大沽口外，企图以武力威慑清政府交换《天津条约》批准书。清政府以大沽设防，命直隶总督恒福照会英、法公使，指定他们由北塘登陆，经天津去北京换约，随员不得超过20人，并不得携带武器。英、法公使断然拒绝清政府的安排，坚持以舰队经大沽口溯白河进京。大沽一带防务，自1858年英、法舰队退走后，清政府即命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负责。6月25日，英法联军突然向大沽炮台进攻。在僧格林沁的指挥下，守军英勇抵抗，战斗异常激烈。直隶提督史荣椿、大沽协副将龙汝元身先士卒，先后阵亡。激战结果，英法联军惨遭失败，损失舰艇多艘，死伤400多人，英舰队司令何伯也受重伤。战斗中，美国舰队帮助英、法军作战和撤退。8月，美国公使华若翰伪装友好，由北塘进京，返回北塘时与直隶总督恒福互换《天津条约》批准书。在此之前，俄国代表已在北京换约。

英法联军进攻大沽惨败的消息传到欧洲，英、法统治阶级内部一片战争喧嚣，叫嚷要对中国“实行大规模的报复”，“占领京城”。1860年2月，英、法两国政府分别再度任命额尔金和葛罗为全权代表，率领英军15000余人，法军约7000人，扩大侵华战争。4月，英法联军占领舟山。5、6月，英军占大连湾，法军占烟台，封锁渤海湾，并以此作为进攻大沽口的前进基地。俄国公使伊格纳季耶夫和美国公使华若翰也于7月赶到渤海湾，再次以“调停人”为名，配合英、法行动。清政府在大沽战役获胜后，幻想就此与英、法两国罢兵言和。当英、法军舰逼临大沽海口时，咸丰帝还谕示僧格林沁、恒福不可“仍存先战后和”之意，以免“兵连祸结，迄无了期”，“总须以抚局为要”，并派恒福与英、法使者谈判。前敌统帅僧格林沁则以为敌军不善陆战，因而专守大沽，尽弃北塘防务，给敌以可乘之机。伊格纳季耶夫为英、法提供了北塘未设防的情报。

8月1日，英法联军在北塘登陆，没有遇到任何抵抗。14日，攻陷塘沽。再水陆协同，进攻大沽北岸炮台。守台清军在直隶提督乐善指挥下，英勇抗击。但清政府本无抗战决心，咸丰帝命令僧格林沁离营撤退。清军遂逃离大沽，经天津退至通州(今北京通县)。8月21日，大沽失陷。侵略军长驱直入，24日占领天津。清政府急派桂良等到天津议和。英、法提出，除须全部接受《天津条约》外，还要增开天津为通商口岸，增加赔款以及各带兵千人进京换约。清政府予以拒绝，谈判破裂。侵略军从天津向北京进犯。清政府再派怡亲王载垣、兵部尚书穆荫取代桂良，到通州议和。由于双方争执不下，谈判再次破裂。9月18日，英法联军攻陷通州。21日，清军与英法联军在八里桥展开激战，统帅僧格林沁等率先逃走，致使全军动摇，而遭败绩。次日，咸丰帝带领后妃和一批官员仓皇逃往热河(今河北承德)，令其弟恭亲王奕訢留守北京，负责和议。在英法联军进攻北京时，俄使伊格纳季耶夫又向英、法提供了北京防卫的情况。10月13日，英法联军攻入安定门，控制北京城。侵略军一路烧杀抢掠，在清廷长期经营的圆明园大肆抢掠珍贵文物和金银珠宝，并将园内建筑付之一炬。10月24、25日，奕訢分别与额尔金、葛罗交换了《天津条约》批准书，并订立中英、中法《北京条约》。

中英、中法《北京条约》的主要内容有：①开天津为商埠；②准许英、法招募华工出国；③割让九龙司给英国；④退还以前没收的天主教资产。法方还擅自在中文约本上增加：“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⑤赔偿英、法军费各增至800万两，恤金英国50万两，法国20万两。

俄国自以“调停”有功，逼迫奕訢于11月14日订立中俄《北京条约》，割占乌苏里江以东约4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并为进一步掠夺中国西部领土制造条约根据。1864年，俄国据此强迫清政府签订《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又割占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44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

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势力由东南沿海进入中国内地，并日益扩展，外国公使驻京加强了对清政府的影响和控制，中国社会进一步半殖民地化。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晚清主管外交事务、派出驻外国使节，并兼管通商、海防、关税、路矿、邮电、军工、同文馆、派遣留学生等事务的中央机构。初称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总署或译署。1860年(咸丰十年)清政府与英、法等国签订《北京条约》后，对外交涉事务增多。次年1月，恭亲王奕沂、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奏请为“通商夷务全局”，在京师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接管以往礼部和理藩院所执掌的对外事务。旋经咸丰帝正式批准，该机构于1862年3月(同治元年二月)成立。

总理衙门由王大臣或军机大臣兼领，并仿军机处体例，设大臣、章京两级职官。有总理大臣(特简，或由军机大臣兼任，无定额)、总理大臣上行走(特简)、总理大臣上学习行走、办事大臣。初设时，奕訢、桂良、文祥3人为大臣，此后人数略有增加，从七八人至十多人不等，其中奕訢任职时间长达28年之久。大臣下设总办章京(满汉各两人)、帮办章京(满汉各一人)、章京(满汉各十人)、额外章京(满汉各八人)。以下设司员、供事等若干人，帮助办理文案。

总理衙门的编制设置分：英国股(主办与英国、奥地利交涉事务，兼办与各国通商及各关税务等事)、法国股(主办与法国、荷兰、西班牙、巴西交涉事务，兼办管理保护民教及招工等事)、俄国股(主办与俄国、日本交涉事务，兼办陆路通商、边防疆界、外交礼仪、本衙门官员的考试任免、经费开支等事)、美国股(主办与美国、德国、秘鲁、意大利、瑞典、挪威、比利时、丹麦、葡萄牙交涉事务，兼管设埔保工等事)、海防股(主办南北洋海防，包括长江水师、北洋海军、沿海炮台、船厂以及购置轮船、枪械、制造机器和置办电线、铁路、矿务等事务。中日甲午战争后改名日本股)、司务厅(主管收发文件、呈递折件等秘书性质的事务工作)、清档案(主管缮写文件及保管档案等工作)、电报处(主管翻译电报等工作)、银库。此外，直属总理衙门的机构还有同文馆和海关总税务司署。

清政府设立总理衙门时，又在其下设三口通商大臣，驻天津，管理天津、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后改烟台)三口与外通商事务。1870年改为北洋通商大臣，管理直隶(约今河北)、山东、奉天三省对外通商、交涉事务，兼办海防和其他洋务。另外，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设立的五口通商大臣(曾驻广州、上海，管理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口对外通商、交涉事务)，1861年也列于总理衙门之下，并逐渐扩大职权，增管东南沿海及长江沿岸各口岸，兼办海防和其他洋务，实际成为南洋通商大臣。但是，北洋通商大臣、南洋通商大臣与总理衙门在业务上的关系是平行的，只是在遇到疑难问题时，可与总理衙门咨商，由总理衙门备顾问和代奏朝廷。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北京被八国联军攻占，次年清政府与列强签订《辛丑条约》，并依约将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列为六部之首，分设四司(和会司、考工司、算司、庶务司)、一厅(司务厅)、五处(俄国处、德国处、法国处、英国处、日本处)。

中法战争

1883年12月至1885年4月(光绪九年十一月至十一年二月)，由于法国侵略越南并进而侵略中国而引起的一次战争。第一阶段战场在越南北部；第二阶段扩大到中国东南沿海。战争双方在军事上互有胜负，由于清朝统治者的腐朽昏庸，最后法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当时人称：“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

法国侵略越南与觊觎中国

中国与越南山川相连，唇齿相依，自古以来关系密切。19世纪以前法国天主教势力已侵入越南。英法对华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法国开始武力侵占越南南部(南圻，西方人称为交阯支那)，使越南南部六省沦为法国殖民地。接着就由西贡出发探测沿湄公河通往中国的航路，在发现湄公河的上游澜沧江不适于航行后，即转向越南北部(北圻，西方人称为东京)，企图利用红河作为入侵中国云南的通道。1873年11月(同治十二年十月)，法国派安邺率军百余入侵袭并攻陷河内及其附近各地。越南国王阮福时请求当时驻扎在中越边境保胜地方(今老街)的中国人刘永福率领的黑旗军协助抵抗法军侵略。同年12月，黑旗军在河内城郊大败法国，击毙安邺，法军被迫退回越南南部。1874年3月15日，越南在法国侵略者的压迫和讹诈下，在西贡签订了《越法和平同盟条约》，即第二次《西贡条约》，越南向法国开放红河，并给予法国在越南北部通商等多种权益。1875年5月25日，法国照会清政府，通告该约内容，意在争取清政府的承认，从而排除在历史上形成已久的中国在越南的影响。6月15日清政府复照，对该条约不予承认。

在越南丛林坚持抗法斗争的黑旗军战士1882年3月，法国政府命交阯支那海军司令李维业指挥侵略军第二次侵犯越南北部，4月，侵占河内城砦，进而以兵船溯红河进行侦察，直到河内西北的山西附近。次年3月，又攻占产煤基地鸿基和军事要地南定。越南朝廷一再要求清政府速派军应援。清政府鉴于形势变化，命令滇桂两省当局督饬边外防军扼要进扎，但强调“衅端不可自我而开”。5月19日，刘永福率黑旗军在怀德府纸桥进行决战，李维业及副司令卢眉以下30余名军官、200余名士兵被击毙。法军被迫退回河内。法国利用李维业之死，竭力煽动全面的侵越战争，除增援陆军外，成立北越舰队，调兵遣将，积极部署。8月间，法军一面在北越加紧攻击黑旗军，一面以军舰进攻越南中部，直逼越南都城顺化。8月25日，迫使越南签订《顺化条约》，取得了对越南的“保护权”。法国侵略者为实现对越南的殖民统治，及早达到据越南而侵入中国西南的目的，开始以全力来对付中国。中法之间正面冲突的危机日益逼近。

中法两国的直接对峙

越南向法国屈服的《顺化条约》签订后，中国成为法国占有越南的惟一障碍。法国决定消除这一障碍，立即禁绝了越南与中国的一切关系，并强迫越南撤退包括黑旗军在内的抗法军。于是造成了与中国直接对峙的形势。

法国首先想用外交方式达到其目的。9月15日，法国政府向中国提出一个解决越南问题的方案，即以划出一个狭小的中立区的办法使中国纸桥伏击战中，法军发炮轰击黑旗军撤出驻越军队，承认法国对整个越南的殖民统治，并向法国开放云南的蛮耗为商埠，为法国打开云南门户。方案为清政府拒绝，谈判毫无结果。这时，鉴于中越两国的特殊关系和法国侵越给中国造成的严重威胁，清朝统治集团内部以左宗棠、曾纪泽、张之洞为代表的主战派，力促朝廷采取抗法方针；但掌握清政府外交、军事实权的李鸿章却一意主和。清朝最高决策机构举棋不定，在军事上，一面派军队出关援助越南，一面又再三训令清军不得主动向法军出击。在外交上，一面抗议法国侵略越南，一面又企图通过谈判或第三国的调停达成妥协。这种自相矛盾的举措，大大便利了法国的侵略部署。10月25日，法国东京海域分舰队司令孤拔受命为北越法军统帅。12月初，决定向红河三角洲中国军队防地发动攻击。

战争的爆发

中法战争是从1883年12月的山西之战开始的。法国的军事行动第一个目标确定为山西。山西的防军主要是黑旗军，同时也有7个营正规的桂军和滇军。法军于14日发起攻击，中国驻军被迫实行了军事抵抗。法军依靠优势的装备，16日占领山西。

1884年2月，米乐继孤拔为法军统帅，兵力增至16000人，图谋侵犯北宁，筹划给中国军队更大的打击，从而迫使清统治者完全屈服。时清政府在北宁一带驻军约四十营，但由于将帅昏庸、怯懦，互不协调，军纪废弛，兵无斗志。3月12日，法军来攻，北宁失守；19日，太原失陷；4月12日，法军进驻兴化。法国利用军事胜利的形势，对越南和中国都展开了进一步的政治胁迫。6月，法国政府与越南订立最后的保护条约。

清廷得悉前线军事挫败的消息后，以撤换大批疆吏廷臣掩饰败绩。全面改组军机处，恭亲王奕訢等被黜退，以礼亲王世铎代之。贝勒(后为庆亲王)奕劻主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而实际大权操在醇亲王奕譞(光绪帝生父)的手中。授权李鸿章与法国代表举行和谈。5月11日，李鸿章与法国代表福禄诺在天津签订了《中法会议简明条约》(又称《李福协定》)。主要内容是：①中国同意法国与越南之间“所有已定与未定各条约”一概不加过问，亦即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②法国约明“应保全助护”中国与越南毗连的边界，中国约明马江战斗前中、法两国及中立国战舰位置图“将所驻北圻各防营即行调回边界”；③中国同意中越边界开放通商，并约明将来与法国议定有关的商约税则时，应使之“于法国商务极为有利”；④本约签订后三个月内双方派代表会议详细条款。17日，福禄诺交给李鸿章一份节略，通告法国已派巴德诺为全权公使来华会议详细条款，并单方面规定在越南北部全境向中国军队原驻地分期“接防”的日期。李鸿章没有肯定同意这个规定，又没有明确反对，亦未上报清朝中央政府。

中法海军舰队在福建马江进行激战的情形6月23日，法军突然到谅山附近的北黎(中国当时称为观音桥)地区“接防”，无理要求清军立即退回中国境内。中国驻军没有接到撤军命令，要求法军稍事等待，法军恃强前进，开枪打死清军代表，炮击清军阵地。清军被迫还击，两日交锋，法军死伤近百人，清军伤亡尤重。这次事件史称“北黎冲突”或“观音桥事变”。法国以此为扩大战争借口，照会清政府要求通饬驻越军队火速撤退，并赔偿军费2亿5千万法郎(约合白银3千8百万两)，并威胁说，法国将占领中国一两个海口当作赔款的抵押。清政府虽然认为这是无理勒索，但仍派两江总督曾国荃于7月下旬在上海与巴德诺谈判，以求解决争端。谈判未有结果，法国重新诉诸武力。

法国将战火扩大到中国东南沿海

法国派巴德诺与曾国荃进行谈判的同时，继续制造事端，再次挑起战争。从1884年5月《简明条约》签订前后法军攻击基隆起，到1884年8月马尾海战结束为止，为中法战争第二阶段，主要在中国东南沿海进行，越南北部陆上战争也继续。

法国将它在中国和越南的舰队合成远东舰队，任命孤拔为统帅，乘机分别开进福州和基隆，一方面胁迫中国接受法国条件，一方面准备随时发动攻击，占领这些口岸。8月5日，法舰轰击基隆，强行登陆，中国军队在督办台湾事务大臣刘铭传统率下顽强抵抗，使法军不得不退回海上待机再举。随后，法国议会授权政府“使用各种必要方法”使中国屈服，法国政府拟定新条件向中国勒索，要求赔款八千万法郎，10年付清。清政府没有接受。中法外交关系正式破裂。23日，法国以先期驶入福州马江以内的优势兵舰向中国船舰猛烈攻击，中国水师仓促应战，顷刻间，战舰11艘或沉或伤，官兵殉难者近八百人。法舰又炮轰马尾船厂(福州船政局)，将其击毁，并连日对马尾至海口间的岸防设施大肆破坏后驶出闽江口，集结于马祖澳。

自此战火延至中国本土。8月26日，清廷颁发上谕，谴责法国“横索无名兵费，恣意要求”，“先启兵端”，令陆路各军迅速进兵，沿海各地严防法军侵入。这道上谕实际上是对法国侵略者的宣战书。

10月初，法舰分头进犯台湾基隆和淡水，刘铭传鉴于兵力不足，放弃基隆，坚守淡水。法军在基隆登陆后，再犯淡水，一度抵滩上陆，但很快被击退。法军占领基隆一隅，无法深入，转而从10月23日起对台湾实行海上封锁。1885年初，法军接连从基隆向台北进攻；法舰骚扰浙江镇海，截击由上海往援福建的5艘中国军舰，在浙江石浦击沉其中两艘。3月底，法军占领澎湖岛及渔翁岛。镇海之战，法舰遭到扼守招宝山炮台的中国军队奋勇还击，孤拔的座舰也被击中，孤拔身受重伤，6月11日死于澎湖岛。

镇南关大捷

中法之间的陆上战争仍在中越边境和越南境内激烈进行。1884年2月，法军进攻谅山，广西巡抚潘鼎新不战而退。10天以后，法军侵占镇南关(今友谊关)，因兵力不足，补给困难，焚关而去，退至文渊(今越南同登)、谅山，伺机再犯。时老将冯子材受命帮办广西关外军务，驰赴镇南关整顿部队，部署战守。得悉法军将犯镇南关，在隘口抢筑了一条横跨东西两岭高7尺、长3里、底宽一丈的长墙，墙外深掘堑壕，筑成了较完整的防御阵地。3月23日，盘踞谅山的法军倾巢出动，扑向镇南关，24日越墙进犯，冯子材率士卒冲出堰外，激励将士猛烈搏斗，终将法军击退，遏阻了法军对中国边境的窥伺。清军乘胜追击，连破文渊、谅山，将法军逐至郎甲以南，重伤东部法军统帅尼格里。法军陷入困境。镇南关大捷使清军在中法战争中转败为胜。法军战败的消息传至巴黎后，导致茹费理内阁倒台。

中法双方议和

法国发动侵华战争后，各方面围绕和战问题的外交活动和秘密谈判几乎没有停止过。镇南关大捷67岁的冯子材在镇南关之战中本来使中国在军事上、外交上都处于有利地位，但清政府在整个中法战争期间，即使在被迫宣战以后，也担心“兵连祸结”会激起“民变”“兵变”，因此始终或明或暗、直接间接地向法国侵略者进行求和活动。李鸿章等人主张“乘胜即收”，把镇南关大捷当作寻求妥协的绝好机会，建议清政府立即与法国缔结和约。1885年2月，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在清政府同意下，派其僚属英籍中国海关驻伦敦办事处税务司金登干赴巴黎促进中法和议。4月4日，金登干和法国外交部政务司司长毕乐在巴黎匆促签订停战协定(《巴黎协定书》)。之后，清1885年2月，法军开赴谅山政府明令批准李福天津《简明条约》，并下令北越驻军分期撤退回国；法国解除对台湾和北海的封锁。中法战争至此停止，慈禧太后颁发了停战诏令。

1885年5月13日，清政府任命李鸿章为谈判代表，与法国政府代表、驻华公使巴德诺在天津开始谈判中法正式条约。6月9日，在天津签订《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即《越南条款》或《中法新约》，又称《李巴条约》，共十款，主要内容是：①清政府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承认法国与越南订立的条约；②中越陆路交界开放贸易，中国边界内开辟两个通商口岸，“所运货物，进出云南、广西边界应纳各税，照现在通商税则较减”；③日后中国修筑铁路，“应向法国业者之人商办”；④此约签字后六个月内，中法两国派员到中越边界“会同勘定界限”；⑤法军退出台湾、澎湖。11月28日，此条约在北京交换批准。

中国在这次反侵略战争中，本来有可能取得最后胜利，只是由于清统治者的懦弱、妥协，胜利的成果才被葬送。1886～1888年，清政府又被迫与法国签订了《中法越南边界通商章程》《中法界务条约》《中法续议商务专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法国又得到很多权益。中国西南门户洞开，法国侵略势力以印度支那为基地，长驱直入云南、广西和广州湾，并使之一度变成法国的势力范围。

中日甲午战争

日本侵略中国和朝鲜的战争。1894年(光绪二十年)爆发，按中国干支纪年，是年为甲午年，故称甲午战争。

日本挑起战争

日本蓄谋吞并朝鲜、西侵中国由来已久。1894年春，朝鲜爆发东学党农民起义，朝鲜政府请求清政府派兵协助镇压。日本政府同时也诱使清政府派兵，为自己出兵朝鲜制造借口。清政府接到朝鲜政府请求后，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淮军两千五百人分批赴朝，屯驻牙山，并电告驻日公使汪风藻，令其根据1885年的《中日天津条约》，知照日本外务省。其时，日本内阁见阴谋得逞，一面派兵入朝，占据汉城附近各战略要地，一面设立有参谋总长、参谋次长、陆军大臣、海军军令部长等参加的大本营，作为指挥侵略战争的最高领导机关。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训令驻朝公使大鸟圭介“得施行认为适当之临机处分”，授权大鸟挑起衅端，发动侵略战争。

当中日两国向朝鲜出兵时，朝鲜政府已接受东学党起义军提出的要求，双方签订休战和约，起义军退出全州。朝鲜内战实际上已经停止，清军并未与东学党起义军交战。朝鲜政府为消除日本出兵借口，6月13日请求中国撤兵。叶志超部准备从牙山订期内渡，清政府要求日本同时撤兵。日本虽已失去出兵朝鲜的借口，但仍决心扩大事端，促成中日关系破裂。它不仅拒绝撤兵，反而继续向朝鲜增派军队，并提出所谓共同“改革”朝鲜内政的方案，以达到既使日军赖在朝鲜不走又能拖住中国军队的双重目的。7月12日，陆奥电令大鸟：“目前有采取断然处置之必要”，“不妨利用任何借口，立即开始实际行动”。大岛接训令后，于19日和20日连续提出强硬要求，胁迫朝鲜政府废除中朝通商条约，并驱逐中国军队出境。23日，日军攻占朝鲜王宫，拘禁国王李熙，成立以大院君李是应为首的傀儡政府。25日，大鸟指令大院君宣布废除中朝两国间的一切商约，并“授权”日军驱逐屯驻牙山的清军。当天，日本不宣而战，在丰岛海面对中国海军发动突然袭击，击沉中国运兵船“高升”号；同时日本陆军向驻牙山中国军队发起进攻，终于挑起了这场侵略战争。8月1日(七月初一)，中日政府同时宣战。甲午战争开始。

战争过程

中日甲午战争的整个过程，包括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894年7月25日到9月17日。这时在清廷内部，以光绪帝为首的主战派占上风。是年慈禧太后60岁，她盼望从速结束战争，以免耽误她大办庆典，因此倾向和议，但迫于清议，一时间不敢公然主和。在此阶段中，战争是在朝鲜半岛及海上进行，陆战主要是平壤之战，海战主要是黄海之战。

邓世昌与“致远”舰部分官兵平壤之战发生于9月15日，是双方陆军首次大规模作战。当时驻守平壤的清军共35营，1万7千人；进攻平壤的日军有1万6千多人，双方兵力旗鼓相当。战斗在三个战场同时展开：其一为大同江南岸战场。晨三时，日军第九混成旅团在大岛义昌少将的指挥下，首先向大同江南岸清军发起进攻。太原镇总兵马玉崑督队英勇抗击，日军官兵死伤惨重，无力再战，大岛义昌负伤，只得下令退却，午后二时全部撤离战场。其二为玄武门外战场。玄武门为日军的主攻方向，因此集中了优势兵力，由立见尚文少将的第十旅团(又称朔宁支队)和佐藤正大佐的第十八联队(又称元山支队)担任主攻。高州镇总兵左宝贵登玄武门指挥，亲燃大炮轰敌，官兵感奋，英勇杀敌。激战中，左宝贵不幸中炮牺牲，其部下三位营官也先后阵亡，午后二时玄武门遂被日军攻陷。日军企图向城内推进，遭到清军阻击，只得退守玄武门。其三为城西南战场。晨七时，野津道贯中将亲率日本第五师团本队，从平壤西南用炮火掩护步兵冲锋，清军马队进行反击。至中午，野津道贯见难以得手，下令暂停攻击，退回驻地。此时对清军来说，战事尚有可为。但清军总统(总指挥)叶志超贪生怕死，于午后四时树白旗停止抵抗，并下令全军撤退。6天里，清军狂奔500里，于21日渡鸭绿江回国。日军占领朝鲜全境。

黄海之战发生于9月17日，是中日双方海军的一次主力决战。因这次海战发生于鸭绿江口大东沟(今辽宁东港市)附近海面，亦称大东沟海战。北洋舰队参加战斗的军舰为10艘，日本海军投入战斗的军舰则有12艘。从航速、火力等方面看，日方也占优势。中午十二时五十分开战，日本舰队先绕攻北洋舰队右翼的弱舰，北洋舰队将其拦腰截断，重创比叡、赤城、西京丸诸舰，使之丧失战斗力而逃出战场。日本舰队继而采取背腹夹击的战术，北洋舰队势大不利。其中致远舰已受重伤，管带邓世昌为保护旗舰，下令向敌先锋舰吉野猛，冲，以求同归于尽，不幸中敌鱼雷，舰身爆裂，全舰250人中除16人遇救外，其余壮烈牺牲。下午三时许，北洋舰队十舰中，沉四、逃二、伤二，只余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依然奋勇搏战，威海卫保卫战中清军阵亡士兵的遗骸并重创日本旗舰松岛，使之丧失战斗力。战至下午五时半，日本舰队气衰力竭，不敢恋战；向西南方向逃遁。海战中，提督丁汝昌受伤不退，激励将士；致远管带邓世昌、经远管带林永升冲锋于前，誓死搏敌；定远管带刘步蟾、镇远管带林春曾苦战于后，终于出现转机，粉碎了日本“聚歼清舰于黄海中”的狂妄计划。

平壤、黄海战后，日本方面广造舆论，大肆渲染胜利，更加刺激了其扩大侵略战争的野心。而在清朝方面，身负军事指挥重任的李鸿章则夸大失败，以进一步推行其消极避战方针，同时慈禧太后的主和也渐趋明朗化。

第二阶段，从1894年9月17日到11月22日。在此阶段中，战争在辽东半岛进行，有鸭绿江防之战和金旅之战。

鸭绿江防之战开始于10月24日，是清军抗击日军入侵中国国土的首次保卫战。当时部署在鸭绿江北岸的清军共82营，约2万8千人。清政府任命宋庆为诸军总统，节制各军。日军进攻部队是山县有朋大将统率的第一军，包括桂太郎中将的第三师团和野津道贯中将的第五师团，共3万人。双方兵力不相上下。但是，宋庆虽负节制诸军之名，各军实则不服调度，而且士气不振，将领多无抗战决心。是日午前十一时，日军先于九连城上游的安平河口泅水过江成功。当夜，日军又在虎山附近的鸭绿江中流架起浮桥，清军竟未觉察。25日晨六时，日军越过浮桥，向虎山清军阵地发起进攻。清军守将马金叙、聂士成率部奋勇还击，因势单力孤，伤亡重大，被迫撤出阵地。日军遂占领虎山。其他清军各部闻虎山失陷，不战而逃。26日，日军不费一枪一弹占领了九连城和安东县(今丹东)。在不到3天内，清朝重兵近3万驻守的鸭绿江防线竟全线崩溃。

金旅之战也开始于10月24日，至11月22日旅顺口陷落，这是甲午战争期间中日双方的关键一战。日本第一军进攻鸭绿江清军防线的同一天，大山岩大将指挥的第二军2万5千人在日舰掩护下，开始在旅顺后路上的花园口登陆。日军的登陆活动历时12天，清军竟坐视不问。11月6日，日军进占金州(今辽宁金县)。7日，日军分三路向大连湾进攻，发现清军早已溃散，不战而得大连湾。日军在大连湾休整10天后，开始向旅顺进逼。当时旅顺地区清军有七统领，道员龚照瑟为前敌营务处总办，有“隐帅”之称，共辖33营，约1万3千人。18日，日军前锋进犯土城子，徐邦道指挥拱卫军奋勇抗御，将日军击退。是日，龚照瑟竟置诸军于不顾，乘鱼雷艇逃往烟台。19日，黄仕林、赵怀业、卫汝成三统领也先后潜逃。21日，日军向旅顺口发起总攻。22日占领旅顺口并血洗全城。

随着清军节节败退，在清廷内部，主和派已占上风，大肆进行投降活动。旅顺口失陷后，日本海军在渤海湾获得重要的根据地，从此北洋门户洞开，北洋舰队深藏威海卫港内，战局更加急转直下。

第三阶段，从1894年11月22日到1895年4月17日。在此阶段中，战争在山东半岛和辽东两个战场进行，有威海卫之战和辽东之战。

威海卫之战是保卫北洋海军根据地的防御战，也是北洋舰队对日的最后一战。其时，威海卫港内尚有北洋海军各种舰艇26艘。1895年1月20日，大山岩大将指挥的日本第二军，包括佐久间左马太中将的第二师团和黑木为桢中将的第六师团，共2万5千人，在日舰掩护下开始在荣成龙须岛登陆，23日全部登陆完毕。30日，日军集中兵力进攻威海卫南帮炮台。驻守南帮炮台的清军仅5营3千人。营官周家恩守卫摩天岭阵地，英勇抵御，壮烈牺牲。日军也死伤累累，其左翼司令官大寺安纯少将中弹毙命。由于敌我兵力众寡悬殊，南帮炮台终被日军攻占。2月3日日军占领威海卫城。威海陆地悉被敌人占据，丁汝昌坐镇指挥的刘公岛成为孤岛。连日来，日军水陆两路配合，先后向刘公岛和威海港内北洋舰队发动八次进攻，均被击退。在此期间，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伊东祐亨曾致书丁汝昌劝降，遭丁汝昌拒绝。5日凌晨，旗舰定远中雷搁浅，仍做“水炮台”使用，继续搏战。10日，定远弹药告罄，刘步蟾下令将舰炸沉，以免资敌，并毅然自杀与舰共亡。11日，丁汝昌在洋员和威海营务处提调牛昶晒等主降将领的胁迫下，拒降自杀。洋员和牛昶晒等又推署镇远管带杨用霖，出面主持投降事宜。杨用霖拒不从命，自杀殉国。12日，由美籍洋员浩威起草投降书，伪托丁汝昌的名义，派广丙管带程壁光送至日本旗舰。14日，牛昶晒与伊东枯亨签订《刘公岛降约》，规定将威海卫港内舰只、刘公岛炮台与岛上所有军械物资，悉数交给日军。17日，日军在刘公岛登陆，威海卫海军基地陷落，北洋舰队全军覆没。

辽东之战持续的时间很长。自日军突破清军鸭绿江防线后，连占凤凰城、岫岩、海城等地。清政府调两江总督刘坤一为钦差大臣督办东征军务，授以指挥关内外军事的全权，并任命湖南巡抚吴大澂和宋庆为帮办，以期挽回颓势。从1895年1月17日起，清军先后4次发动收复海城之战，皆遭挫败。2月28日，日军从海城分路进犯，3月4日攻占牛庄，7日不战而取营口，9日又攻陷田庄台。仅10天时间，清朝百余营6万多大军便从辽河东岸全线溃退。

《马关条约》的签订

随着战争的失利，清政府进一步加紧了乞降活动。2月11日，决定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赴日议和。4月17日，李鸿章与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及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在马关春帆楼签订《马关条约》，包括《讲和条约》十一款，《另约》三款，《议订专条》三款，以及《停战展期专条》两款。

条约的主要内容为：①中国承认朝鲜“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实则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②中国将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③中国“赔偿”日本军费库平银二万万两；④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四地为通商口岸，日本政府得派遣领事官在以上各口岸驻扎，日本轮船得驶入以上各口岸搭客装货；⑤日本臣民得在中国通商口岸城市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其产品免征一切杂税，享有在内地设栈存货的便利；⑥日本军队暂行占领威海卫，由中国政府每年付占领费库平银五十万两，在未经交清末次赔款之前日本不撤退占领军；⑦本约批准互换之后，两国将战俘尽数交还，中国政府不得处分战俘中的降敌分子，立即释放在押的为日本军队效劳的间谍分子，并一概赦免在战争中为日本军队服务的汉奸分子，免予追究。

该条约的签订，使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进一步加深，同时它也成为中国近代民族觉醒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三国干涉还辽

19世纪末俄、德、法三国为了各自的侵略利益，联合干涉，要求日本将辽东半岛归还中国的事件。

19世纪末，沙俄为争霸远东，开始修筑西伯利亚大铁路，中国东北地区成为沙俄重要的侵略目标。日本在中日甲午战争中侵占了中国辽东半岛，并在随后签订的《马关条约》中规定中国割让辽东半岛给日本。沙俄得知后，立即联合德、法两国对日本施加压力。1895年4月23日(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九)，俄、德、法三国驻日公使分别向日本政府递交了内容相同的声明，指出：日本割占辽东半岛不但“有危及中国首都之虞，同时亦使朝鲜国之独立成为有名无实”，并“劝告”日本放弃对辽东半岛的占领。在三国的联合压力下，日本政府不得不同意“放弃对辽东半岛之永久占领”，条件是向中国增索赔款3千万两。11月8日，清政府派李鸿章与日本驻华公使林董在北京签订《中日辽南条约》，规定：1895年11月16日中国将库平银3千万两交与日本后，日军即于3个月内从辽东半岛撤走。

日本还辽后，三国以干涉还辽“有功”，向中国索取种种权益。沙俄诱逼清政府签订《中俄密约》，逐步使中国东北地区成为沙俄的势力范围。

沙俄侵占帕米尔事件

1892年(光绪十八年)沙俄违约侵占中国西部领土的重要事件。帕米尔位于中国新疆西部，古称葱岭，原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19世纪中叶以后，由于沙俄对中亚的征服和不断兼并中国西部领土，它的侵略势力逐渐抵达帕米尔的边缘。1884年的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中规定：帕米尔地区自乌孜别里山口起，“俄国界限转向西南，中国界限一直往南”，据此走向线，中国只保留帕米尔东部的郎库里帕米尔、小帕米尔、塔克敦巴什帕米尔，而走向线以西的萨雷兹帕米尔的大部分及阿尔楚尔帕米尔的西北角，则被划入俄国的版图。1892年，沙俄经过充分准备后，又撕毁上述条约，派兵侵占了乌孜别里“一直往南”一线以东直至沙雷阔勒岭的中国帕米尔地区。清政府曾为此先后派驻俄公使许景澄、驻法参赞庆常与俄方交涉，要求按1884年成约划分帕米尔边界，但俄方始终坚持侵略立场，并与英国秘密达成瓜分帕米尔的协议。1894年4月，清政府被迫与俄方互换照会，同意在帕米尔地区维持现状，互不进兵，同时重申中俄帕米尔边界问题并未解决，中国并未放弃对帕米尔领土的权利。此后的历届中国政府也从来没有承认过沙俄违约侵占上述地区的合法性。两国在该地区的边界至今仍悬而未决。

租界

帝国主义列强根据和清政府缔结的不平等条约，以居住和经商为名，在中国一些通商口岸和城市永久或长期占用的地段。它不同于帝国主义列强利用不平等条约勒索的“租借地”和割让地，其领土主权仍属中国，只是在外国领事或公使和中国地方官议订租地或租界章程后，缴纳一定租金，享有永租或以30年为限的租地权。在界内，由于领事裁判权规定的不断扩大，因此设立警察、法院、市政管理和税收机关；外国人不仅开设商行，建筑栈房、码头、工厂，走私贩毒等活动亦时有发生，以至租界成为“国中之国”及帝国主义势力侵略中国的重要据点。

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南京条约》第二条里仅规定允许英国商人同眷属在五处通商口岸寄居。1843年7月广州重新开放，外商寄居在十三行街的“夷馆”中。“夷馆”或称商馆，属中国行商产业，仅由外商出资租用。在其他新开放的商埠，外商最初都是散居在县城内外的民房或寺院内，没有一定的居住范围。不久因受到当地人民的反对，不准进城居住，他们才移出城外，通过私人订立租赁契约并经地方官府认可的形式，租居、寄居或租地盖屋。后英国领事巴富尔借口不平等条约的规定向上海道宫慕久欺骗讹诈，要求一块专供英商占有的居留地，1845年11月29日，由上海道公布的《上海租地章程》明文划定洋泾浜(今延安东路)以北，李家庄(今北京路)以南之地准租与英国人为建筑房屋及居住之用。次年9月，又议定以边路(今河南路)为西界；这块面积约八百三十亩的地段后来就称做“英租界”。1848年10月间，英国领事阿礼国又借口所谓“青浦事件”；和上海道麟桂议定把地界向西伸到泥城浜(今西藏路)，向北开拓到苏州河边，整个租界面积达2千8百20亩。

上海租地章程规定，土地仍属中国业主所有，原业主与租户的出租、承租各字据，均须经上海道查核钤印，中国业主无权停止出租或增加租银。在由英国领事专管的地界内，他国商人租地建房或赁宅居住，都须先得到英国领事许可。界内造桥铺路，树立路灯，设立灭火机，植树护路，挖沟排水，雇佣更夫等事，经各租主请求，由英国领事召集“租地人会”，共同商议摊派以上各项所需经费。租地人会实为雏形的市政机关。

此后，法国于1849年，美国于1863年(同治二年)在上海正式划定了租界。1863年9月21日(八月初九)英美租界又合并为“公共租界”，即由英美领事为首的几国共同管理的区域。

太平军占领南京后，1853年(咸丰三年)英、美驻沪领事在“武装中立”的名义下，于租界内成立由英国军官担任队长的“上海义勇队”(或称上海商团)和包括法、美领事在内的“协防委员会”，建筑租界永久性“防御”工程，挖掘护城河，准备抵抗太平军。9月7日(八月初五)上海小刀会起义后，他们宣布上海租界“中立”，声称无论小刀会或清军一律不得利用租界进行军事进攻或防御。随后，清朝官员明确承认“租界不可侵犯”的原则，用出卖中国主权谋求同外国侵略者的合作。从此，中国在租界内所保有的权益逐渐受到侵犯和排斥。

1854年，英、美、法三国公使擅自片面修改上海租地章程，经租界“租地人会”通过后，并不和上海道会商决定，即公布施行。新章程规定租界内设立警察代替以前的更夫，并抽收税捐。7月间，上海工部局成立，由各国领事等兼任董事，下设若干委员会，如道路码头委员会、防卫委员会等。巡捕房执行拘捕罪犯，搜查军火，解除中国人武装以及协助收税等。工部局用巡捕捐名义按房租8％，向租界内居住的中国人抽税，以后又陆续增添新税。英、美等领事乘机擅自将其裁判权范围伸展到界内中国人的违禁事件和较轻的民刑诉讼。工部局董事充当法官，每周轮流审讯，拒绝中国政府在租界内直接行使司法权。到1869年4月上海道和英、美、法三国领事签订了上海洋泾浜设官会审章程后，租界内设立会审公堂，由上海道委派委员，审理中国人相互间民刑案件。若外国人为原告，中国人为被告时，外国领事可以观审；当任何一方不服判决时，得上诉于上海道，与外国领事会同处理。

从此，上海租界就成为主要商埠设立租界的模式。1857年英法联军攻陷广州后，强占沙面，于1859年7月与粤督黄宗汉议定以沙面西部地211亩为英租界，东部地53亩为法租界。天津也在英法联军占领下于1860年10月和1861年5月先后强迫崇厚划定紫竹林地带八百余亩土地为英、法租界。英国在《北京条约》订立后，在1861年间，于镇江、厦门、汉口、九江都开辟了租界。1866年4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虽与英、美、法、德、日等国商定烟台公共租界地段，然未成立工程局，界内警察治安由中国与各领事馆共同负责。芜湖于1877年(光绪三年)4月间在西门外大江间设立英租界，后也改为公共租界，界内工程巡警则由中国自办。

1886～1887年间中法通商章程及互换照会中明确规定，中国边境商埠不得设立租界，而在沿海沿江的商埠依然继续划定和扩展各国租界。从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后，日本先后在重庆(1896年4月)、杭州(1896年9月27日)、苏州(1897年3月5日)、汉口(1898年7月16日)、沙市(1898年8月18日)和天津(1898年8月29日)等埠设立日租界。德、俄、法等国乘干涉日本归还辽东半岛的事件(见三国干涉还辽)，获得满足他们设立和扩展专管租界的要求。德国在汉口(1895年10月勘定，1898年扩展)、天津(1895年12月)，沙俄在汉口(1896年5月21日)设立了专管租界。法国扩展了汉口(1896年10月)和上海(1899年12月28日)的租界区域。美国在划定厦门(1899年)和天津(1902年)的专管区域后，归并于英租界为公共租界。英国也扩展了天津(1897年3月)和汉口(1898年)的专管地区。义和团运动被、镇压后，天津在八国联军占领下，沙俄(1900年12月22日)、比利时(1902年2月)、意大利(1902年6月)和奥匈(1902年6月)等国都先后划定各自的专管地区；日本(1900年11月)、法(1900年12月)、英(1902年10月)和德(1905年6月)各租界都获得扩展。法国(1900年12月)和日本(1907年2月)还扩展了在汉口的专管租界。美国领事要求开辟鼓浪屿后，于1902年5月间设定为公共租界。

到清代末年，这些散布在沿海、沿江16个商埠的租界，共计43处，其中5处为公共租界，38处为专管租界，以英租界为最多，计11处。在1个商埠里尚有设立数处租界的，如天津的八国租界、汉口的五国租界等。帝国主义国家的投资，除路矿和政治借款外，工厂、商行、银行、船坞、码头以及市政水电工程，大都集中在租界区域内。同时在租界里也集聚了新生的无产阶级，为即将来临的革命准备了力量。

中国自1919年陆续收回各国租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人民首先于1919年收回天津德、奥租界和汉口德租界。1924年收回苏联政府放弃的一切前俄租界。1927年收回汉口和九江的英租界。1929年收回天津的比租界和镇江的英租界。1930年收回厦门的英租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1943年废除天津和广州的英租界及英、美、比三国在上海及厦门公共租界的权利。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废除了中国各地的日租界。1946年收回上海、天津、汉口和广州的法租界及法国在上海和厦门公共租界的权利。1947年收回天津意租界和意在上海及厦门公共租界的权利。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租界至此全部由中国收回。

租借地

清末以来，在帝国主义强占下，由外国实行直接统治的中国沿海几个重要海港地区。1894年(光绪二十年)中日甲午战争中，清政府的腐败和中国的积弱彻底暴露。帝国主义各国除夺取路矿特权，强迫清政府接受政治性借款等外，纷纷强占海港，划分势力范围，企图争先分割中国。

德国首先于1897年11月借口两名德国教士在山东被杀，派军队在胶州湾登陆，驱逐当地中国驻军，加以强占。清政府要求德军撤走，遭到拒绝。1898年3月，德国强迫签订《胶澳租界条约》，将胶州湾及湾内务岛总面积550余平方公里土地租与德国，为期99年，限期内归德国管理，德有权制定章程，管理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进出口船只。由此开创了以“租借”名义强占中国海港的先例。条约还规定胶州湾潮平一百里内划为“中立区”，德军有权自由通过，清政府在此地驻兵，需先与德国商议，致使此6500平方公里的地区实为两国共管。

俄国在德军强占胶州湾后，伪装支援清政府促使德军撤退，把俄舰驶入旅顺港内，提出租借旅顺、大连的要求。它强迫清政府限期订约，用重金贿赂李鸿章等，于1898年3月，签订《中俄旅大租地条约》。两个月后又签《续约》。这两个条约规定，旅顺、大连及其附近水域租与俄国，为期25年。租地北划出一段“隙地”，未经俄方许可，中国军队不得进入，清政府不得将“隙地”土地、口岸和路矿权利让与他国。俄国为缓和日本对强占旅大的反对，答应收缩俄国在朝鲜的势力，撤走它在那里的军事和财政顾问，不阻挠日本在朝鲜发展工商业等。

英、俄长期在远东争雄。俄占旅大后，英国为抵制俄国势力的扩展，提出租借威海卫，以与俄国对抗。当时威海卫在日本占领下，清政府同意对日赔款付清后，将威海卫租与英国。因威海卫位于山东德国势力范围内，英国声明不在山东修筑铁路，不与德国争利，承认德国对山东的权利。1898年5月，清政府付清对日赔款，日军撤出威海卫。7月(五月)，中英订立《租借威海卫专条》，规定威海卫及附近海面，包括刘公岛等湾内十英里地方租与英国，期限25年。旅顺和威海卫曾是北洋海军根据地，隔海相望，分据南北入口，是拱卫北京和华北的门户，这时分别落到俄、英手里，成为它们的军事基地。

德、俄提出要求租借北方海港后，法国也要求在华南沿海建立煤栈，俄国对法国表示支持。1898年4月，法公使向清政府递交最后通牒，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被迫接受，同意将广州湾(雷州半岛)租与法国，为期99年，租借地范围随后划定。

英国针对法国要求，提出扩展香港界址，以抵制法国势力深入广东。1898年6月中英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规定北九龙半岛(包括大鹏湾、深圳湾)以及香港附近大小岛屿两百余个(总称“新界”)租与英国，期限为99年。“新界”比英国原已强占的香港岛和南九龙半岛的总面积大11倍。

英占“新界”，法国又要求在广州湾取得同等面积的地域作为租借地。它擅自派军舰登陆，占据炮台，力图扩大范围。由于法国故意牵延，中法双方于1899年11月才正式订立《广州湾租界条约》，规定租期为99年。法国由此在华南取得一个重要基地，与香港遥遥相对，出现两国互相抗衡的局面。

德、俄、英、法等国在1897～1899年期间，分别强占中国沿海重要港口，设治、驻军，建立独立的管理体系，对当地实行殖民统治。完全脱离中国的行政系统，并以此作为向中国扩张势力的基地。例如德国把胶州与德属非洲殖民地同样看待，设立总督府，颁布一系列的法令，到1912年，共有188种，内容无所不包，从军事、经济、文化一直到居民的婚丧嫁娶及日常生活细节，都加以管制，并征收名目繁多的税捐。胶州湾还是德国远东舰队的重要基地。

旅顺、大连于日俄战争后，由日本自俄国手中夺得，改为关东州，设置都督府，驻扎重兵，成为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内蒙古和华北的大本营。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规定大连成为自由港，苏联取得在该港的“优越权益”，旅顺成为中苏共同使用的海军根据地。50年代初期，苏联陆续将旅顺、大连等权益归还给中国。

胶州湾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日本自德国手中攻占，经过中国人民的斗争，1922年收回。威海卫于1923年租借期满，1930年由英国交还中国。广州湾于1945年由法国退还中国。“新界”通过中英双方于1984年达成的协议，定于1997年同香港其他地区一起归还中国。

义和团运动

清末群众性的反帝爱国运动。它是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人民反瓜分、反侵略斗争的发展，又是长期以来遍及全国各地的反教会斗争的总爆发。

义和团的兴起

义和团原称义和拳，是长期流行于山东、直隶(约今河北)等地的许多民间秘密结社中的一种。虽然这个秘密结社重在“拳”。而不在“教”，但清政府历来把它当作“拳教”加以查禁，使它难以发展。甲午战争后，德国占领胶州湾，强划山东全省为其势力范围；外国教会亦在山东扩展势力，纵容、包庇不法“教民”(即中国教徒)，遇有民教涉讼事件，它们往往出面干预，胁迫地方官袒教抑民，作出不公正的判决。群众对教会积恨成仇，各地反教斗争接踵而起(见教案)。义和拳遂成为反对外国侵略势力的重要组织形式。

1898年10月(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山东冠县义和拳以阎书勤为首，联合直隶威县赵三多等，聚众烧毁红桃园教堂，占领犁园屯，震动了鲁、直两省的毗连地区，成为义和拳反帝斗争兴起的讯号。次年10月，朱红灯、本明和尚为首的义和拳在平原县杠子李庄、森罗殿等处，与地方营队战斗，促进山东许多州县反侵略斗争的迅速发展。12月，直隶南部枣强县以王庆一为首的义和拳开展反教会斗争；冀州开元寺武修和尚亦率众焚毁景州苏古庄等处教堂。山东、直隶两省毗连地区的反教斗争连成一片。

山东义和拳开展反教会斗争后，当地传教士要求清政府严加镇压。山东巡抚张汝梅则建议清政府改义和拳为团练，以便控制，并将义和拳改名为义和团；毓贤继任山东巡抚后，企图瓦解分化义和拳，采取“分别良莠”的办法，对参加义和拳的一般群众称为良民，默许他们设厂练拳，对武装反抗的人则诬蔑为“匪徒”，捉拿惩办。张汝梅、毓贤的计划虽未达到预期目的，却有利于义和拳的发展。山东各地大刀会、红拳会以及其他秘密结社的成员和一般群众纷纷参加义和团，使其成为具有广泛群众性的“灭洋”团体。

义和团的主要参加者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贫困和愚昧使他们的反抗斗争只能沿袭过去农民起义利用秘密结社的办法，采取设立神坛的方式发展组织，操练拳术，吸引群众。义和团分乾、坎、艮、震、巽、离、坤、兑等八门。其中乾字号(以黄布为标记)和坎字号(以红布为标记)力量最大(有些地方出现“中”字号)。但各个字号之上以及每个字号本身都没有统一的组织和集中的领导。义和团的基层组织是坛、又称坛场或拳厂，是敬神、练拳、聚会、议事的场所。有的地方几个或更多的坛口之上有总坛口，它们之间也无统属关系。义和团的首领一般称为大师兄、义和团勇士二师兄、三师兄，也有称总大师兄和祖师的。各坛口往往各自进行分散的斗争，但当需要联合行动时，即使数百里外，也派人接应。义和团参加者绝大部分是农民，其次是手工业者、旧式交通运输工人、和尚道士、散兵游勇，也有少数封建知识分子、中小地主和官吏，还有地痞、流氓卷入。义和团带有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用画符念咒、请神附身等“术法”动员群众，广泛宣传“持符念咒、神灵附体”来鼓舞斗志。他们信奉的神祗除佛、道以外，还有小说、戏曲、民间故事中的神怪和人物。义和团散发各种传单、揭帖，以朴素的语言和歌谣形式，进行驱逐侵略者、保卫国家的宣传。同时这些传单、揭帖中也带有迷信落后意识和盲目排外的情绪。

早在1898年反教会斗争兴起时，义和团就提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这个口号在初期曾吸引广大群众参加，壮大了义和团的声势，但同时也反映了义和团对清政府的模糊认识，以至后来因此受统治者的欺骗利用，最后被出卖。

清政府对义和团的“剿”与“抚”

义和团在山东反侵略斗争的发展，引起帝国主义者的恐惧和仇视，他们指责地方官吏没有采取有力措施保护教士、教民，对毓贤尤为不满。1899年12月初(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美国公使示意清政府由武卫右军统领袁世凯为山东巡抚，以便统带所部新军镇压反教群众。清政府接受了这项无理要求。袁世凯就任后，把镇压义和团当作主要任务，发出布告称义和拳“向干例禁”，要群众“传送首犯”，隐匿不报者作为窝主治罪。他命令各属悬赏购缉义和团，并派道府大员督同营队四出攻剿。在袁世凯的镇压下，在黄河北岸领导斗争的义和团首领王玉振、王立东、孙洛泉等先后被捕杀，山东义和团实力遭到重大摧残。

从义和团运动兴起时起，清政府官员在对待义和团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主“剿”和主“抚”两种不同意见。前者认为义和团源自白莲教，必须严加取缔，坚决镇压，以防止事态扩大；后者认为对义和团采取高压政策，很可能对清朝统治带来严重危险，主张实行“招抚”，加以操纵利用。这两派意见交互影响清政府，使它举棋不定，对义和团的镇压忽松忽紧。1900年1月11日(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一)，即袁世凯就任山东巡抚后半个月，清政府发布一道谕旨，命令各省督抚严饬地方官，在办理教案时，必须实行区别对待的政策，“只问其为匪与否，肇衅与否，不论其会不会、教不教”。这表明清政府采纳了主“抚”派的意见。各国驻北京公使对这道谕旨反应强烈，断定清政府有意纵容义和团。法、美、德、英等国公使会商后，于1月底发出照会，要求清政府全面镇压义和团。3月上旬，他们又胁迫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如果中国不接受要求，各国公使将报请本国政府派军舰来华，实行武装干涉。清政府于是又颁布谕旨，命令直隶、山东督抚出告示严禁义和团。清政府的态度反复，同当时国内局势有关。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再次主政，幽禁光绪帝(即清德宗载訢)，主持、拥护变法的官员或死或逃，或被革职监禁，统治力量因分裂而更加虚弱。当义和团开展反侵略斗争时，中国正面临被瓜分的严重危险，因此清政府对镇压义和团不能不有所顾忌。清政府利用义和团，还同统治集团内部权力斗争和废立问题有关。端王载漪、军机大臣刚毅等顽固派，力图废黜光绪帝，拥立载漪之子溥即位，以巩固权位，但得不到外国公使的支持。载漪等人计划受挫，蓄意进行报复。他们看到义和团反帝斗争的巨大声势，又相信义和团的“法术”，幻想利用群众斗争来实现夺取皇位的目的。

清政府在“剿”与“抚”之间的徘徊，导致义和团在受挫于山东后，又将反教斗争转至直隶地区。当地官员对此虽十分惊恐，却不敢贸然进行武力镇压。义和团因此迅速发展。当清政府下谕旨明令在直隶严禁义和团后，直隶总督裕禄才调淮军右翼统领梅东益所部六营及武卫前军邢长春马队两营到冀州、深州、河间等地镇压。义和团避实就虚，转向西北，势力大振。清军疲于奔命，顾此失彼。裕禄惊呼“燎原大祸，恐在目前”。5月22日，涞水义和团会同安肃、定兴拳众，在石亭地方设伏，击毙淮军副将杨福同及清军多人。裕禄急调武卫前军杨慕时所部三营到芦保铁路沿线，又派武卫前军统领聂士成亲率所部到杨村、丰台实行镇压。义和团为阻止清军调动，破坏芦保铁路和电线。27日义和团进驻涿州城，“城头上万头攒动，刀矛林立”，“老团、新团，时出时入，常有一万余人”，接着又破坏涿州到长辛店铁路沿线的车站、桥梁，逼近北京。义和团的空前发展，已使清政府既无决心、亦无可能在短期内将其镇压下去。

义和团抗击八国联军

北京街头的义和团成员清政府在义和团问题上犹豫摇摆，各国公使决定用武力胁迫清朝统治者就范，遂调集停泊在大沽军舰上的海军陆战队四百余人，于5月底、6月初分两批到北京。6月10日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又统率多国联军(史称八国联军)两千余人，从天津直趋北京，形势愈发紧张。时旅顺俄军1700人赶来参加西摩特遣军，因迟到滞留在天津租界内，待机出动。6月中旬，大批义和团亦准备进入北京城。清政府这时失去对局势的控制，为了保住政权，必须作出抉择，或者利用义和团抵抗西摩联军，或者联合西摩联军镇压义和团。义和团声势浩大，反抗斗争得到北京广大居民的同情和支持，部分北京驻军也倾向义和团，加之“扶清灭洋”的口号更使清政府感到义和团无意与它为难，大可利用；而西摩联军气势汹汹，来意不明，且总理衙门大臣许景澄等奉命到使馆交涉，要求其中途折回，遭到坚决拒绝，更增加清政府的疑惧。清政府派军机大臣刚毅、赵舒翘等分批前往涿州“视察”义和团后，6月13日终于承认义和团为合法，准许他们进入北京内城。

直隶长新镇“坎”字义和团牌当西摩统率联军白天津出动时，义和团拆毁铁路，阻挡侵略军前进。11日和12日，联军只前进40多英里，13日下午义和团与西摩联军在落垡、廊坊交锋。他们使用大刀、长矛、抬枪等落后武器，同侵略军浴血苦斗，表现了极大的勇气和牺牲精神。义和团在拆除通北京的铁路后，又破坏落垡以东的铁路、电杆，烧毁杨村大桥，断绝了侵略军同天津租界的交通和电讯联络。18日，董福祥统率的武卫后军(甘军)加入战斗。西摩联军遭到痛击，被迫撤退到杨村，夺得几只木船，运载伤员和辎重，顺流而下。其余军队沿河徒步向天津方向逃窜，一路遭到义和团和清军的追击和堵截。22日，他们抢占西沽武库，获得喘息机会，接着又被清军和义和团重重包围，直到26日才被天津开来的一支援军救出，狼狈逃回租界，死伤近300人。西摩承认，“义和团所用设为西式枪炮，则所率联军必全军覆没”。

西摩联军被围后，与外界消息不通。6月15日，大沽各国海军将领会商营救办法，俄国提出各国军队联合夺占大沽炮台。16日晚，他们向中国守军发出通牒，限第二天清晨二时前交出炮台营垒，由各国接管，否则届时以武力夺取。大沽守将罗荣光断然拒绝。当晚，英、俄、日，德等海军组织突击队，在炮舰掩护下向大沽炮台发起猛攻。守军英勇抵抗失利，炮台陷落，天津的门户被打开。大沽炮台失守消息传到北京，21日，清政府发布对外宣战的谕旨。义和团和清军开始围攻使馆和西什库教堂。

义和团运动的大爆发，特别是义和团进入北京和清政府对外宣战，促使人民群众反帝斗争很快席卷全国。直隶全省、顺天府(治今北京)所属34州县，几乎全投入反抗斗争。山西50多个州、厅、县，共拆毁教堂90多处。内蒙古广大蒙、汉、回族群众积极参加进攻天主教堂的斗争，持续到9月中旬。山东拆毁曹州府大小教堂。东北地区群众破坏沙俄在奉天境内强修的铁路，焚毁吉林、长春、呼兰等处教堂。河南省黄河以南的教堂，除南阳、新野外，全被拆除。浙江秘密结社群众毁教堂，在衢州杀死教士多名。江西群众捣毁法、英、美、德教堂39处，湖南烧毁衡州天主堂，安徽宿松等处教堂被焚。江苏南京、福建厦门、广西象州、甘肃凉州等地出现义和团揭帖，号召进行反教会斗争。云南昆明群众烧毁法、英教堂，四川大邑、邛州、名山等地10多处教堂被焚毁。广东顺德、南海等地会党集合，焚毁教堂。贵州相梓县传习义和拳，分棚操练。陕西渭南哥老会捣毁华县等地教堂。天津派人到新疆的伊犁地区开场练拳。帝国主义直接统治下的上海租界内也“谣言繁兴，人心惶惑”，使侵略分子坐立不安。

天津义和团在大沽炮台陷落前，已焚毁仓门口、望海楼等处教堂。租界内的侵略军出来干涉。盘踞老龙头火车站的俄军炮击义和团，造成重大伤亡。曹福田统率的义和团进攻租界和火车站，揭开天津战斗的序幕。他们破坏铁路，阻击从大沽开来的援敌，顽强奋战。大沽失陷的消息传到天津，聂士成所部武卫前军参加战斗，炮击天津租界。大沽各国军队急速向天津进犯，企图与租界内侵略军会合。6月21日，义和团与清军击退俄美军队的联合进攻。23日，俄、英、美军两千余人强行闯入租界。英、美等国军队接踵赶到，人数增至八千以上。西摩联军逃回租界后，天津联军总数超过一万。他们组织力量反扑，义和团在拆毁京津铁路对天津城外围发起攻击。27日，大队俄军联合英、美军队进攻海河东岸贾家沽的北洋机器局(东局子)，守军顽强抵御后失利，机器局被夺占。6月底，张德成率静海独流镇义和团到天津参战，驻扎山海关内外的武卫左军马玉昆部也陆续开到天津。7月初，清军与义和团组织了一次联合作战。张德成率领的义和团和马玉昆部清军进攻租界，曹福田为首的义和团攻击老龙头火车站，聂士成所部守南门外海光寺机器局(西局子)，并派出一部分军队与练军进攻东局子。这次战斗，义和团与清军互相配合，打得主动顽强，使侵略军胆战心寒。

7月9日，各国军队联合进攻海光寺一带，聂士成率部迎战，中炮阵亡，海光寺西局子被夺占。聂士成勇敢善战，与租界敌军恶战多次，为侵略军所惧惮。当时人记载称：“西人谓自与中国交战以来，从未遇此勇悍之兵。”聂士成战死后，所部步马30营多半溃散，天津城防因此削弱。次日帮办北洋军务宋庆到天津主持战局。13日，联军大举进犯，炮轰天津城，全城大火。时俄、德军为一路，由俄军中将率领进攻东北角水师营炮台(黑炮台)；另一路由日、美、英、法、奥军组成，约五千人，由日本福岛少将任指挥，从海光寺直扑天津南门。南门外原是水塘和洼地，义和团掘堤放水、顿成一片泽国。马玉昆部和何永盛部练军，凭城固守，炮击敌军。义和团在城外濠沟里和芦苇丛中阻击敌人，战斗中击毙美军第九步兵团上校团长及其以下军官多名，打死八百余人。这是天津战役中最激烈的一次战斗。当晚，裕禄在马玉昆等保护下，逃到北仓。14日，日本工程兵轰塌南门，敌军从城墙缺口攻入天津城，黑炮台也为俄军占领。天津失陷后，侵略军大肆焚掠，残暴罪行，令人发指。

天津陷落后，俄军统帅召集各国高级军官开会，成立天津临时政府(即“天津都统衙门”)，企图由俄军上校担任行政首脑，其他国家表示反对，遂改由俄、英、日各派一名军官组成委员会(后来又增加德国军官一名)。这个机构对天津及其附近地区进行了长达两年的殖民统治，直到1902年8月被撤销。天津刚失陷，俄国即抢占海河东岸近6000亩地方，划为俄租界，超过原来英、法、德、日租界的总面积。其他在天津没有租界的比利时、奥匈帝国、意大利要求建立租界，已占有租界的英、德、日则要求扩大，因此出现了帝国主义分割天津的局面。

7月14日联军占领天津后，内部矛盾重重，对何时进犯北京争吵不休。直到8月4日，各国联军约两万人，从天津出发进攻北京，其中日军约8000，俄军4800，英3000，美2000，法400，意、奥不满100人，德军没有参加。侵略军兵分两路，日、英、美军为右翼，沿北运河西岸前进；俄、法、意、奥军为左翼，沿北运河东岸推进。当时没有统帅，商定每晚各国头目开会，制定第二天作战方案。清军为阻敌前进，在北仓修筑阵地，决堤放水，淹没西沽、北仓间的大片地段，并在有些地方布了水雷和地雷。次日，联军以日军为主进攻北仓。清军奋力抵御，毙伤敌军400人，但北仓失陷。6日，英、俄、美军进攻杨村，清军迎战失利，裕禄自尽。清政府宣战后一个多星期，就指示驻外各使馆，要它们向各国政府保证，由它“设法相机自行惩办”义和团，并命令军机大臣兼武卫军统领荣禄派人到外国使馆商议停战，后来又一再向俄、日、英、法、德、美政府乞情，请求它们出面调停。但清政府的一切求和活动都没有结果。8月7日，清政府任命李鸿章为议和代表，电商各国停战，前线将领因而更无斗志。11日，联军逼近张家湾，帮办武卫军务大臣李秉衡自杀。12日，侵略军占领通州。次日，俄军率先进攻东便门，日军随即攻朝阳门、东直门。战斗都很激烈，大队清军前去增援。广渠门守备空虚，英军乘隙攻入。14日北京失陷。慈禧太后、光绪皇帝于次日清晨仓皇出逃。16日围攻西什库教堂的战斗结束。慈禧在流亡途中，颁布“剿匪”谕旨，通令各路官兵剿办义和团，要做到斩尽杀绝。联军占领北京后，大肆烧杀抢劫。除侵略军官兵外，传教士、外交官和侨民亦有参与掠劫者。北京许多房屋成了瓦砾堆，被杀者的尸体到处可见。八国联军将北京全城分为几个占领区，实行军事统治，镇压居民反抗。英、德、法等军继续派出部队，四出攻城略地。9月间，俄军占领北塘、唐山、秦皇岛等地，控制北京、天津到山海关铁路。德国元帅瓦德西又率领两万德军到中国，并任联军统帅。10月中，他派出德、英、法、意军队从北京、天津两路进攻保定。直到次年4月，瓦德西组织了46起“讨伐队”(其中33起为德军)四出侵扰，西至直晋边境的娘子关、紫荆关，西北到张家口，南到直鲁边境。所到之处烧杀掠劫，无恶不作。

东南互保

当西摩统率联军两千余人从天津向北京进犯，遭到义和团阻击，与外界消息隔绝时，英国上海代总领事霍必澜于6月14日电告其外交大臣索尔斯伯理，建议英政府如果同北京政府决裂，最好与湖广、两江总督立即取得谅解。他相信张之洞、刘坤一如能得到英政府的有力支持，“必能尽力维持其辖区内的秩序”。索尔斯伯理复电采纳霍必澜的建议，授权他向刘、张等提出保证，如果决心“维持秩序”，就能得到张之洞英国军舰的全力支持。英海军部又电令在上海的高级海军将领派军舰到南京、汉口，传达英政府的决定。英国为了阻止群众起来响应北方义和团的反帝斗争，排除其他帝国主义乘机可能在长江流域扩充势力，决定利用地方当局保护它在中国的侵略利益。刘坤一、张之洞经过几度电商后，同意霍必澜的计划。大沽炮台失守的消息传来后，京广铁路督办盛宣怀竭力劝说刘坤一、张之洞赶紧与上海各国领事而不是单独同英国订约，成立所谓“东南互保”。刘坤一认为北方战事无法避免，电告张之洞及江苏、安徽、江西巡抚：“为今计惟有力任保护，稳住各国”，“事至危急，未可拘泥。”清政府宣战诏书发表后，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相互约定扣押这道谕旨，防止泄漏消息。他们又以“矫诏”为由，拒绝执行朝廷的命令。

刘坤一、张之洞接受盛宣怀的主张，于6月26日，以上海道台余联沅为代表，邀约各国领事商订所谓《东南互保章程》九条，主要内容为：“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督抚保护，两不相扰，以保全中外商民人命产业为主。”各国领事原则上表示同意，但声明订约必须得到各国政府的授权。刘、张对各国领事保证，不管此后北方发生什么事情，他们“仍照所议办理，断不更易”，并拒绝清政府要他们“招团御侮”的命令。以后，实行“互保”的地区，从原来的江苏、江西、安徽、湖北、湖南，扩大到浙江、福建、广东、山东。福建省还单独与福州各国领事直接达成类似的协议。

上海道台不断催促各国领事正式订约，但这个“中外互保章程”最后并没有签字。7月4日，索尔斯伯理告诉中国驻英公使说：“中外互保章程其意甚美，自当竭力体会，惟只能作为条陈，不能作为约章，因其中有英国权利不便委弃，中国责成不便越俎。”7月13日，上海领事团根据各国政府指示，照会余联沅，拒绝在“互保章程”上签字。这个章程虽没有订立，但由于刘坤一等地方督抚竭力镇压群众响应义和团运动，“互保”的局面终于保持下来。

辛丑条约

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光绪帝经太原逃往西安。出逃前，已派出李鸿章为代表乞和，但侵略者不急于立即开议。各国经过反复商议后，才决定与清政府议和并继续维持以慈禧太后为首的统治。法国于10月4日向各国提出备忘录，包括惩凶、赔款，在北京及其附近地区驻军、平毁大沽炮台等六项要求作为议和的先决条件，为各国所赞同。英、俄、德、日、美等国又在法国提议的基础上加以补充，扩大为议和大纲十二条，于12月24日强迫清政府接受。此后它们又依照大纲拟出详细条款，于1901年9月7日(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与清政府代表奕劻、李鸿章正式签订《辛丑和约》(又称《北京议定书》，通称《辛丑条约》)。这个条约除正约外，还有十九个附件。它的主要内容有：①中国向各国赔偿白银四亿五千万两，分三十九年还清，连利息在内，共九亿八千二百多万两，史称“庚子赔款”。指定海关税、通商口岸常关税及盐税作为偿还赔款之用。俄国索取赔款最多，达一亿三千余万两，占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九；其次为德国，占百分之二十。②拆除大沽炮台，北京设使馆区，界内不准中国人居住。除使馆区驻兵外，北京到山海关铁路沿线十二处驻扎外国军队。③永远禁止中国人民成立或参加具有反帝性质的集团，违者一律处死；地方官自总督、巡抚以下，对其辖区内发生伤害外国人或违约行为，如不及时弹压惩办，“即行革职，永不叙用”；对附和过义和团的官员，中央自王公大臣以下，地方自巡抚以下，监禁、流放和处死一百多人；发生过反帝斗争的城镇，一律停止科考五年。④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外务部，“班在各部之前”，由清朝近支王公主管，另设尚书二人，其中一人为军机大臣。⑤修订新商约，清政府将通商行船各条“均行议商，以期妥善简易”，并疏浚天津、上海河道等。《辛丑条约》规定的赔款之大，条件之苛刻，都是空前的。它是对中国人民的一次大勒索、大屈辱，也使清政府完全丧失了独立地位。

义和团运动是群众自发的反帝爱国运动。没有统一的组织、集中的领导和协同一致的行动，失败是必然的。但义和团群众从切身的感受中，认识到外国侵略者是中国人民最主要的敌人。从这一感性认识出发，他们奋不顾身，对帝国主义侵略者进行了前仆后继的英勇斗争，表现出中华民族的不甘屈服的反抗精神。

海兰泡与江东六十四屯惨案

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夏，俄国阿穆尔省当局屠杀中国和平居民的大血案。海兰泡原为中国居民村，位于黑龙江左岸与精奇里江汇合处附近。1858年(咸丰八年)被沙俄根据《瑷珲条约》侵占，改名为布拉戈维申斯克，以后成为阿穆尔省首府，惨案前有华侨1万余人，从事农工商业。江东六十四屯位于黑龙江左岸、精奇里江口以南至孙吴县霍尔莫勒津屯，长约150里，宽约80里，因历史上曾出现六十四个村屯而得名，惨案前有中国居民2万余人。中俄《瑷珲条约》明文规定，原住该处的中国居民照旧准其“永远居住”，仍由中国“大臣官员受理”，俄国人“不得侵犯”，确定了中国居民的永久居住权和中国政府的永久管辖权。1900年中国东北地区义和团运动爆发后，沙俄外贝加尔军队不断经海兰泡乘轮船下驶。7月15日，中国瑷珲(今黑龙江爱辉)驻军阻止俄轮前进，阿穆尔省当局以此为借口，下令搜捕海兰泡华侨，于17日至21日将被捕者分四批屠杀和淹死在黑龙江中，殉难者5000余人。同时，俄兵侵入江东六十四屯，恣意烧杀，将中国居民赶出家园，凡未及过江者被“一同逼入江中”，“浮尸蔽江者数日”。六十四屯的土地被沙俄霸占，中国居民的财产损失达300余万两白银。

日俄战争

1904年至1905年(清光绪三十年至三十一年)日俄两国为争夺中国东北和邻邦朝鲜以中国为主要战场的一场帝国主义战争。长期以来，日俄各对中国东北和朝鲜怀有强烈的领土野心，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强迫中国割让辽东半岛，承认朝鲜“独立”，实际上由其控制。沙俄看到日本在亚洲大陆积极扩张势力，于己不利，于是纠合法、德两国进行干涉，要求日本退还辽东半岛。日本被迫届服，引为奇耻大辱，决意扩军备战，伺机报复。俄国随后引诱清政府订立密约，取得在中国东北修建铁路的权利，接着又强租旅顺、大连。1900年，中国爆发义和团运动，沙俄乘机出兵占领东北全境，企图据为已有，遭到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和世界舆论的指责。日本借机与英国订立反俄军事同盟，要求俄国撤出在中国东北的占领军，双方谈判没有结果。日本便依仗英国的军事支持和英美等国的经济援助，1904年2月8日派遣海军偷袭停泊在旅顺港外的沙俄太平洋舰队，并击沉在朝鲜仁川的俄国军舰。日俄两国遂于2月10日同时宣战。

其时，日本现役兵员13个师，20万余人，海军舰只152艘。俄国实力远较日本强大。但俄国陆军精锐集中西部边境，驻扎远东俄军仅4个师，12余万人，海军分布于太平洋、波罗的海和黑海而且舰龄较老，战斗力弱。沙俄兵力分散，交通运输不便，如调集重兵来远东作战，需要较长时间，因此利在推迟决战。日本则力图一举夺取日本海和黄海的制海权，利在速战速决。2月，日本黑木第一军6万人，在仁川登陆，迅速北上，5月初强渡鸭绿江，击败沙俄沿江守军3万余人，攻入中国境内。占领重要据点九连城、凤凰城，取得对俄陆上作战的第一个胜利。沙俄在辽阳修筑坚固工事，与太平洋舰队基地旅顺要塞共同作为抗击日本陆海进攻的强大堡垒。5月5日，奥保巩第二军5万人在貔子窝附近登陆，进攻沙俄金州守军。双方经激战后，俄军后撤，日军夺取大连，取得重要补给基地，并切断旅顺俄军与辽阳俄军主力的铁路交通。辽阳俄军奉命救援旅顺，双方在瓦房沟交战，俄军战败。野津第四军接着又在大孤山登陆，与第二军分道北上，会合第一军进攻辽阳。6月初，乃木希典率第三军进攻旅顺，7月占领营口。8月，日海军在旅顺港附近摧毁俄国太平洋舰队主力，夺得黄海、日本海域的制海权，旅顺俄军陷入重围。8月，日军在总司令官大山岩指挥下，一、二、四军会攻辽阳。俄守军16万人，凭借重炮和强固工事，重创日本二、四军。日第一军渡太子河包抄俄军，俄军统帅库罗巴特金担心被围，命令全军后撤。辽阳战役中，日军的人数、装备均居劣势，伤亡也超过俄军，因俄军指挥失误，日军反取得重大胜利。10月7日，俄军渡沙河企图包围日军，日军全线出击，大举反攻。至16日，俄军撤至奉天，双方大规模战斗暂停，出现所谓“沙河间歇”的胶着状态。1905年1月1日，经几个月的围攻，在双方均遭极大伤亡后，旅顺俄军投降。乃木遂率第三军移师北上，参加奉天(今沈阳)会战。交战双方兵力约60万人，俄国33万，日本27万。2月23日，日军声东击西，率先进攻俄军左翼，俄军急调右翼兵力增强左翼，乃木率军立即向俄军右翼迂回前进，进攻得手后，于3月4日接近奉天以北铁路线，同时，日军又在俄军左翼加紧进攻，形成对俄军大包围的形势。3月10日，俄军被迫后撤，日军占领奉天，并乘胜进据铁岭、开原。俄军退至四平街，直至战争结束。5月27日至28日，远道赶来增援的俄国波罗的海舰队在对马海峡同东乡平八郎率领的．日本联合舰队进行了大规模海战(即对马海战)，俄国舰队几乎全军覆没。随后日军又占领了库页岛的一部分。至此，大规模军事行动停止。

俄军陆海军接连失败，导致国内政局不稳；日本虽取得胜利，但兵员伤亡重大，双方都无力再战。在美国调停下，从8月10日起日俄开始议和，9月5日签订《朴茨茅斯和约》，主要内容：俄国承认日本得以“监理”名义处置朝鲜事务，俄国将旅大租借地及该租借地内的一切权益、公产等转给日本；将长春至旅顺间的铁路连同支路、利权、煤矿等无偿转让给日本；将库页岛南部及附近岛屿割予日本。另外在附约中双方规定在东北各自的铁路线内每公里驻护路兵15名。自此中国东北成为日俄两国的势力范围，出现从一国独占变为两国分据南北的局面。日俄订约后，日本又强迫清政府承认《朴茨茅斯和约》中有关中国的各项规定，并取得经营安(东)奉(天)路、修筑长春到吉林的铁路以及在鸭绿江右岸伐木等权利，又开放东三省十六处为商埠。战后，日本加强对朝鲜的控制，至1910年(宣统二年)兼并朝鲜。

日俄战争期间，中国东北是双方陆上交锋的战场，当地人民蒙受极大的灾难，生命财产遭到空前的浩劫。清政府无力约束交战双方，屈辱地宣布局外中立。

清末留学运动

从19世纪70年代起，因办“洋务”的需要，清政府开始成批派遣学生出国留学；到20世纪初，因推行“新政”而派遣得更多；同时，广大知识分子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纷纷争取到国外学习，从而形成留学热潮。

1870年(同治九年)，根据容闳的建议，两江总督曾国藩、直隶总督李鸿章联名上奏，请求选派学童去美国留学。经过短期筹备，从1872年到1875年(光绪元年)，每年派遣30名学童(年龄规定为12岁至16岁，个别年仅10岁)，4年共派出120名。计划学习15年，由小学、中学到大学，“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到1881年，在守旧派官僚“适异忘本”“治其恶习”的攻击下，清政府决定裁撤留美，下令留美学生全部撤回。除病故和“告长假不归”者外，归国留美学生94人，只有詹天佑等2人完成学业，获得学士学位。

派遣学生留美后不久，洋务派又向欧洲派遣留学生。1873年，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奏准选派船政学堂学生分赴英法学习造船、驾驶。在1877年、1881年、1886年、1897年，先后四次派出留英学生34名、留法学生49名(其中9名艺徒)、留德学生2名，共85名。这些留学生回国后，成为中国造船工业、海军建设等方面的重要骨干，著名人物有严复、刘步蟾、林泰曾、萨镇冰、魏瀚、刘冠雄等。

此外，19世纪末期，清政府还派遣了少量的“使馆学生”。1890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准驻英法俄德美五国公使每届任期内可常留学生2名，共10名。1895年，又奏准派赴英法俄德留学生各4名，共16名，留学费用也由使馆拨给。

甲午战败，举国震惊，人们开始瞩目日本。维新运动皆以日本为楷模。日本政府为缓和对立情绪邀请中国派遣学生留日。张之洞、杨深秀等都以路近、费省、传习易为由主张派遣留日学生。1896年，驻日公使裕庚因使馆工作需要，招募戢冀翠、唐宝锷等13人到日本留学，开留日之先声。到1900年，留日学生总数已达143人。

经过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等事变，清朝统治几乎倾覆。为维护垂危的统治，清政府开始推行以练新军、改官制、兴学堂为中心的“新政”。向日本广派留学生被视为培养“新政”人材的捷径。从1901年起，清政府大力提倡青年学生出国留学，并许诺留学归来分别赏予功名、授以官职。1905年清廷又宣布废除科举制度，出国留学遂成为知识分子的一条出路。而日本政府亦企图通过留学生来培植它在中国的势力，并为其带来若干外汇，日本中下层人士希望和中国友好，加强文化交流，也主张吸引中国留学生赴日。在两国朝野的鼓动下，一时留日学生势如潮涌。据统计，1901年留日学生人数为274人，1902年夏为614人，1904年为1754人，1905年冬为2560人，1906年夏为12909人，年底达17860余人，为留日学生人数的最高峰。

1877年中国第一批赴欧洲留学的海军生留日学生既有官费生，又有自费生，自费生占很大的比例，1903年即占半数，后来比例更大。由于流品庞杂，程度参差，到日本后有的上小学，有的直接上大学，绝大多数就读于中等专业学校及大学速成科，学习期限从三个月、六个月、一年、几年到七八年不等。在日本教育界特为中国留学生开办的文学院各分校、法政大学速成科、振武学校、成城学校、同文书院、经纬学堂、清华学校及预备学校等学校中，留日学生最为集中；据《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五次报告》，留日学生2406人中，上述八校即占1885人。和过去留学欧美专重理工相反，学文科的占绝大多数。1903年驻日公使杨枢奏称：“现查各学校共有中国学生1300余人，其中学文科者1100余人。”法政、军事尤为留日学习的热门。1904年仅法政大学速成科就有中国留学生295人。

热情探求西方社会政治学说的留日学生，因个人身世、社会关系、思想认识等方面的差异，或赞成君主立宪，或服膺民主共和，形成形形色色的思想流派。他们组织了名目繁多的学术团体(如励志会、编译社)、地方团体(如各省同乡会)、爱国团体(如广东独立协会、拒俄义勇队)、政治团体(如青年会、军国民教育会)，出版了介绍西方学术文化、宣传君主立宪或反清革命的几十种不同宗旨的杂志，发起过拒法、拒俄、反对日本取缔中国留学生规则等多次爱国运动，使大批爱祖国、求进步的留日学生走上了反清革命的道路。1905年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参加者90%以上是留日学生。他们的革命号召获得国内的热烈响应，他们归国后极大地推动了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在辛亥革命的整个历史过程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涌现出黄兴、宋教仁、邹容、陈天华、秋瑾，陶成章、林觉民、方声洞、胡汉民、居正、焦达峰、陈其美、朱执信、廖仲恺、鲁迅、陈独秀等一大批著名的革命家和政治家。

广大留日学生的革命化使清政府惊惧万分，又鉴于留日学生数量多而学业程度低的情况，从1906年起，对赴日留学采取了许多限制办法，如停派速成班、官费生派遣权收归中央、申请留学必须具有中学毕业程度并通晓外文，还须由地方官“出具印结”并报中央备案、保证不参加革命党、服从学部指定所学科目和公使指定所入学校等等。同时，因反对日本取缔中国留学生规则和参加革命，留日学生纷纷回国，日本政府对接受中国留学生又渐冷淡，致使1907年以后，留日学生人数逐年下降，该年约为1万人，3年后竟降为2千余人。

赴日留学转入低潮后留学欧美再度兴起。一方面清政府对留学日本多方限制而对留学欧美则给予种种方便，另一方面欧美各国、特别是美国多方招引。特别是美国国会于1908年通过退还中国部分庚子赔款决议案，将该款用于向美国派遣留学生，使留美热日炽。1905年，留美学生仅二三十名，到1910年增至六百余人。同一时期，留欧学生也有所增加。欧美留学生以学习理工为主，对庚款留美学生具体规定“以十分之八习农工商矿等科，以十分之二习法政、理财、师范诸学”。另外，新疆因与俄国接壤，除派遣满蒙学生留俄外，还派遣了少量学童，专学俄罗斯语言文字。

拒俄事件

20世纪初中国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反帝爱国运动。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沙俄在八国联军进攻中国的战争中，武装抢占中国东北三省。次年2月，沙俄提出约款十二条，企图全面剥夺中国对东北的主权。3月15日上海士商汪康年、蒋智由等200人集会，要求清政府“力拒俄约，以保危局”。江苏、浙江、广东、山东、邗门、香港等地士商和新加坡华侨纷纷响应，使清政府驻俄公使拒绝在约款上签字。1903年4月，沙俄仍不从东北撤兵，并提出七项新的侵略要求。4月27日，在上海的江苏等十八省爱国人士再次集会于张园，除指斥沙俄“吞并”政策外，还指斥推行亲俄外交的清政府。29日，东京中国留学生500多人集会，抗议沙俄对中国东北的侵略，并决定成立拒俄义勇队。黄兴等130余人签名参加，要求开赴东北，与侵略军决一死战。旋因受到日本政府干涉，改名为军国民教育会。在此同时，北京、湖北、安徽、江西、福建、湖南等地的学生也纷纷集会，成立爱国组织。10月，沙俄侵略军再次占领奉天，蔡元培等在上海组织对俄同志会，发刊《俄事警闻》。1904年3月，日俄战争爆发后，对俄同志会改组为争存会。11月，再度改组为反对联俄会。其他各地成立的类似组织有广东助国拒俄同志议会、东北抗俄铁血会等。

清政府一直敌视并镇压拒俄运动。1903年5月，署理湖广总督端方指责上海张园会议与会诸人“议论狂悖”，密电拿办。同月，再次指责爱国学生“名为拒俄，实则革命”。6月，《苏报》刊出《严拿留学生密谕》，舆论哗然。清政府的这种态度激化了它同爱国知识分子的矛盾，更多的人由此转入反清行列，革命书刊剧增。军国民教育会改组为秘密革命团体，华兴会、科学补习所、光复会相继成立，爱国救亡热潮遂转变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

抵制美货运动

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中国人民掀起的以要求禁绝美货为主要内容的爱国运动。

这次运动发生的直接原因，是由于美帝国主义迫害华工。19世纪40年代，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发现了金矿。西部的迅速开发需要大量劳动力，美国资产阶级采取各种手段“招募”华工。许多中国人漂洋过海前往美国。80年代，旅美华工已达30余万人。他们同美国人民一道，对西部的开发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激化，种族主义思想抬头。从70年代开始不断发生排斥、迫害乃至杀害华工的暴行。清政府不但不能保护华工的正当权益，反而在1894年同美国签订了《中美会订限制来美华工保护寓美华人条款》，实际上承认了美国政府对华工的迫害。1904年底，这个不平等条约期满。中国人民特别是旅美华侨强烈要求废除条约。在舆论的压力下，清政府向美国政府提出改约要求。但美国政府悍然拒绝，蛮横无理地要求续约，抵制美货运动，由此激发起来。

反美爱国运动的发轫地是上海。1905年5月，当地绅商聚于商务总会，要求清政府拒约，制订了抵制美货的具体步骤，并向全国务埠呼吁采取一致行动。广州、天津、北京、南京、杭州和福建等地闻风兴起，声势浩大。半年内，各地举行集会达两百余次。上海、广州成为运动的中心，群众斗争浪潮更为汹涌澎湃。上海先后建立了24个团体，参与的行业达76个。妇女组织了“中国妇女会”，少年儿童成立了“中国童子抵制美约会”。美办学校的师生纷纷离校，只得停课或解散。上海耶稣会也发出传单，对运动表示“同情”。广州地区在6月成立了“拒约会”，旋又改称“抵制条约不用美货公所”。商、学各界等百余单位参与，展开了广泛的活动。反美爱国的宣传深入人心，报刊、演说会、演唱会造成了强烈的社会舆论。家家户户的门前，几乎都贴上了“不买美货”的纸揭。海外侨胞也采取汇款、声援、抵制美货等各种斗争形式，积极配合了国内的反美爱国运动，“义声所播，震动全球”。

抵制美货运动的蓬勃发展，震惊了美国统治阶级。企业主们强烈要求美国政府采取措施，以改变困境。美国总统、驻华公使和驻沪总领事对清政府施加压力。一些在华美商、传教士也大肆攻击抵制美货运动。英、法、日、俄等国竟然向清政府提出“劝告”。在帝国主义的压力下，清政府开始对爱国运动加以镇压。8月下旬，连续向各省督抚下令，要求“从严查究”，以严阻抵货运动的继续发展。与此同时，美国政府为保住在华利益，最终放弃了续约要求。10月以后，斗争逐渐平息。

这次运动振奋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精神，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