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各国历史

一、世界各国

大宛

古代中亚国名，位于帕米尔西麓，锡尔河上、中游，当今中亚费尔干纳盆地。原始居民似以塞种(Sacas)为主。古希腊时代，亚历山大东征，于锡尔河畔之俱战提(Khojend，今塔吉克斯坦境内)兴建“极东亚历山大城”(Alexandria-Eschate)，塞琉古王朝时改建为安条克城(Antiochea)，似均未东向深入大宛境内。但在大夏最盛时，尤其在欧提德姆斯(Euthydemus)北征时，则占有了该地，并按希腊方式在各村镇修坞堡。

汉武帝时，张骞出使西域，于公元前129～前128年间抵达帕米尔以西，首先到达大宛。据他归国后说，当时大宛大小属邑有七十多个，人口有几十万，是一个农牧业兴盛的国家，产稻、麦、葡萄、苜蓿，尤以出汗血马著称。大宛西北邻康居，西南邻大月氏、大夏，东北临乌孙，东行经帕米尔的特洛克(Terek)山口可达疏勒，在当时东西交通上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大宛久闻汉朝富饶，欲通不得，见汉使来到，深表欢迎。

汉武帝听说大宛出产好马，于太初元年(前104)命使臣携带金帛去换取，由于双方意见冲突，换马不成，使臣也被杀害。武帝怒，命将军李广利率兵往讨。初征不利，至大宛东境郁成(今奥希)即战败。武帝命发兵运粮再西讨，于太初四年攻克其首都，杀大宛王毋寡，另立国王，从此大宛服属汉朝。大宛首都贵山城，或以为位于锡尔河上游支流上的卡散，或以为是俱战提；贰师城可能是今乌勒塔白。学界对此两地的今地名问题，尚有分歧意见。大宛国直至魏、晋时仍在故地。

康居

古代中亚的游牧民族，游牧范围大致在今哈萨克斯坦南部及锡尔河中下游。汉时，地处大宛西北，大月氏(即月氏)之北，乌孙以西，奄蔡之东，丁令、坚昆以南。公元前2世纪时，控弦八九万人；前1世纪末，人口已达60万，胜兵12万，在中亚形成一个大部落联盟。他们的中心驻地为卑阗城，约当今塔什干或奇姆肯特等地。康居也和一般草原游牧民一样，随季节的变化而迁移牧地，冬季南下栖息于锡尔河一带“乐越匿地”，夏季北上至“蕃内”，两地相距数千里。

张骞通西域以前，汉朝已传闻遥远的西方有康居人。张骞从西域归国后说，康居在中亚虽然部众不少，但仍然南羁事月氏，东羁事匈奴。

汉武帝太初二年(前103)出兵伐大宛时，康居曾有意援助大宛，未逞。宣帝神爵四年(前58)始，匈奴内乱，五单于纷争。至五凤二年(前56)，呼屠吾斯自立为郅支单于，与其弟呼韩邪单于对立。呼韩邪南迁归汉，郅支则率部众向西北迁徙，先设王庭于坚昆(柯尔克孜草原)，后应康居王之请，西南移至康居领域内，在都赖水(但逻斯河，Talas)上兴建了郅支城(今中亚江布尔)，扩张势力。元帝建昭三年(前36)，西域都护甘延寿、副校尉陈汤率兵西越帕米尔进击郅支，杀郅支单于于郅支城，稳定了西域形势，但康居对汉仍长期采取敌对态度。

公元前后，康居强盛，曾威胁其南邻大月氏。1世纪中叶，贵霜统一大月氏。国势转盛，康居则渐趋衰败。至3世纪时似仍游牧于锡尔河中游，其后益弱，势力远不如两汉时代。

月氏

古代游牧部族。亦称“月支”“大月氏”(“大”字乃汉人所加)。《史记·大宛列传》说，“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指原居今兰州以西直到敦煌的河西走廊一带，大约远在战国初期，月氏便在该地过着游牧生活。古代记载中的“禺氏”、“和氏”等，可能都是“月氏”的同音字或一声之转。欧洲学者亦在西方古文献中搜求相当于月氏的记录，如以为月氏即斯脱拉波(Strabo)《地志》中的Asiani(或Asii)、托勒密《地理书》中的Casia等，但皆无确证。

秦及汉初，月氏势力强大，与蒙古东部的东胡从两方面胁迫游牧于内蒙古中部的匈奴，匈奴曾送质子于月氏。秦末，匈奴质子自月氏逃回，杀父自立为冒顿单于，约在公元前205～前202年间举兵攻月氏，月氏败。可能从这时起，月氏便开始弃河西地区而向西迁徙。公元前177或前176年，冒顿单于再次击败月氏。据冒顿单于在公元前174年致汉文帝刘恒书中说：“故罚右贤王，使至西方求月氏击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马力强，以夷灭月氏，尽斩杀降下定之。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26国皆已为匈奴，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北州以定。”月氏这次败后，更西迁到准噶尔盆地。至老上单于时(前174～前161)，匈奴又破月氏，月氏乃更向西迁移到伊犁河流域。当月氏离弃河西时，有一小部分越祁连山，“保南山羌，号小月氏”。这部分月氏人日后长期留住该地，与青海羌人逐渐融合。

伊犁河流域原久为塞种所居住。《汉书·张骞传》载：“月氏已为匈奴所破，西击塞王。塞王南走远徙，月氏居其地。”塞种即古伊朗碑铭及希腊古文献中所载Sacae(Sakas)。月氏既击走塞种，塞种便向西南迁徙，跨过锡尔河，到达河中地区的索格底亚那(Sogdiana)地方。

原已移住在天山北麓并服属匈奴的乌孙，在其王昆莫的统领下，“西攻破大月氏”，迫使大月氏和塞种一样离弃伊犁地区向西南迁徙，而乌孙便从此占领了他们的地方。这次迁徙的年代约在公元前139～前129年间。有一部分未能西徙的，便和少数塞人一样，仍留住原地，服属于乌孙，所以《汉书》说乌孙国内“有塞种、大月氏种云”。

大月氏向西南迁徙的道路大约和塞种一样，过大宛西，越锡尔河到达河中地区，“遂都妫水北，为王庭”。妫水即今阿姆河，古希腊语称Oxus，伊朗语为Wakhsu，“妫水”即其译音。不久，他们越过妫水南下，“西击大夏而臣之”，并以大夏的巴克特拉(Bactra，即监氏城或蓝氏城，今阿富汗Balkh北部之Bala-Hisar)为都城，使大夏成了属国。此事发生在张骞到达西域之前。张骞于公元前129或前128年到达大月氏时，大月氏已占有匝拉夫善(Zaraf-shan，唐代称那密水)和妫水一带，“控弦者可一二十万”，“地肥饶”、“志安乐”，俨然已成为中亚一大强国。

至公元前1世纪，大月氏分为五翕侯(Yabghu)：休密翕侯，都和墨城；双靡翕侯，都双靡城；贵霜翕侯，都护澡城；肸顿翕侯，都薄茅城；高附翕侯，都高附城。有些学者曾努力考订这五翕侯所都之地，除高附似为今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外，其余皆无法确证。我们只知道公元1世纪中叶，贵霜翕侯吞并了其他四翕侯，统一了大月氏，国势渐强。从此西方历史上便称之为贵霜王国，但中国古文献中却仍其旧名，称大月氏。因此，有的学者称之为贵霜——月氏。然而，五翕侯与大月氏族属是否完全相同，学界还有争论。以斯脱拉波《地志》为主的希腊古文献记载灭亡大夏的主要是吐火罗人；因此西方文献自4世纪始称贵霜治下的大夏故地为吐火罗。与此同时，自东晋时起，中国亦称该地为兜法罗、吐呼罗、都货逻等，皆吐火罗一词的不同译音。

大月氏的族属问题，百余年来学界异说纷纭，有藏族说、突厥族说、印欧族说、伊朗族说等。但晚近同意月氏应属于伊朗塞种说的学者较多。他们可能是印欧民族的一个分支，在较古的时代到达河西走廊和新疆东境的。

奄蔡

古代游牧部落。一作阖苏，东汉三国时又称阿兰。希腊、罗马文献称Aorsoi、Alanorsi，奄蔡、阿兰即其音译。奄蔡首见于《史记·大宛列传》。西汉时游牧于康居西北，即咸海、里海北部草原，东汉时属康居。嗣后，因北匈奴西迁，阿兰亦逐渐西徙，部分去欧洲，停于伏尔加河与顿河之间，部分则滞留在高加索以北。公元4世纪中叶，Huns(一说即西徙之部分北匈奴)越顿河，侵吞了阿兰，杀其王。5世纪中叶，Huns王阿提拉(Attila)率阿兰人西征，直抵法兰西中部奥尔良。在此以前，部分阿兰人在5世纪初先已西南行，停住于伊比利亚半岛西南部，后与该地西哥特人融合。

安息

古代中东的地名和国名，首见于《史记·大宛列传》。作为地名，其范围大致相当于今伊朗的呼罗珊地区。作为国名，指公元前247～公元224年的帕提亚(Parthia)帝国。帕提亚原为古波斯阿契门尼德王朝、马其顿亚历山大帝国、塞琉古帝国治下的一个郡。该郡居民主要是巴塔哇人(Parthava，此族名见于约公元前520年大流士一世的Bihistūn摩崖碑)。公元前250～前248或前247年，郡中一部落酋长阿赛西(Arsaces)兄弟起义，宣告独立。波斯史家多称安息的创建者为Arsak，汉人遂因其王名称其国为安息。安息的早期都城希腊名为Hecatompylos，义为“百门之城”；《汉书》中称为番兜，《后汉书》称为和椟。一说番兜即Parthia或Parthava之音译，和椟系番兜之音讹。

安息至密司立对提一世(Mithradates I，前171～前138或前137)时期，才大大强盛起来。他即位后几年间，击败东邻大夏和西边塞琉古治下的叙利亚，在中东建立了东自大夏、身毒，西至两河流域，北自里海，南至波斯湾的大帝国。他和他的继承者弗拉特二世(FraatesⅡ前138或前137～前128或前127)统治时期是安息最繁荣强盛时期。汉使张骞于公元前129或前128年到达大月氏(即月氏)、大夏时，正当弗拉特二世末年。张骞虽未亲到安息，但听到了一些安息的情况。

张骞归国后不久，可能由于大月氏南下的压力，中亚好几支塞人(Sakas)主要是萨卡拉瓦克人(Sacaraucae)、马萨革泰人(Massagetae)和帕喜人(Parsii)等部南下侵入安息北部，从木鹿(Merv)，经赫拉特(Herat)，直到锡斯坦(Seistan)。

经几年的骚乱，直至密司立对提二世(MithradatesⅢ，前124～前87)继位后，安息才派贵族苏林(Suren)率大军赴东部镇压入侵的塞人，费时十年始得东部平静。于是，相当多的一部分塞人从阿拉科西亚(Arachosia)东徙，越过苏莱曼山进入南亚次大陆。公元前120～前80年间，一支塞人南下占据了西海岸，直到卡提阿瓦(Kattiawar)，建立了几个塞种小国，西方记载称之为“天竺——塞种”(Indo-Scythia)。另一支自公元前80年始，沿印度河北上，拓地经旁遮普直抵喀布尔河流域，进入罽宾。

密司立对提二世死后，安息渐衰。这时；西方有新兴的罗马势力，东方有已吞并了大夏的大月氏及其后继者贵霜王朝，在两强压力下，安息处境日益困难。公元1～2世纪，它和罗马为争夺亚美尼亚和两河流域进行了长期战争，在人力、物力方面都蒙受重大损失。它后期的都城斯宾(Ktesiphon)，曾三次遭到罗马军队的洗劫，宫殿多被烧毁。自公元前2世纪中叶以来商业就十分兴盛的中东贸易中心斯罗城(Seleuceia)也在公元164年完全被破坏。其末代君主阿尔塔邦五世(Artabanus V，213～227)，终于在新兴的波斯萨珊王朝阿尔达希尔一世(Ardashir I)连年攻击下，兵败被杀，国亡。

安息帝国在中东存在470余年，它由很多小地区、小部落组成，很不稳定，不是一个政治上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的国家。但因它在地理上居欧亚贸易要道，而在经济上得以繁荣。古代“丝绸之路”和几条重要支路都要穿过安息。若从帕米尔以西取道索格底亚那，西南行经号为“小安息”的重要商业城市木鹿、旧都和椟、阿蛮(Acbatana，今伊朗哈马丹)、冬宫斯宾，即达斯罗。斯罗是中东贸易枢纽，据说有60万人口。自斯罗沿底格里斯河南下可达于罗(Uruk)和条支(Antiochea，即Charax Spasinu)，西行可达安条克、帕尔米拉(Palmyra)、大马士革，乃至犁靬(埃及亚历山大城)。若另从皮山启程，越悬度，经罽宾、乌弋山离，再经喀尔马尼亚、波斯，也到达波斯湾头的条支。若走更北的道路，即自天山以北经乌孙、大宛以西河中地区，亦须通过安息的东方门户木鹿。若走海路，自南亚次大陆西岸诸港西航，经波斯湾至条支的海路，则比渡阿拉伯海、红海至大秦的海路要近得多。安息从处于垄断东西贸易路线的中继地位而获得的利益，是它得以繁荣的重要原因。

乌弋山离

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世纪，伊朗高原东部的一个地区或半独立国家。安息在密司立对提一世(Mithradates I，前171～前138或137)时在中东建立了东自大夏、身毒，西至两河流域，北至里海，南抵波斯湾的大帝国。但由于大月氏(即月氏)西迁，中亚的塞人(Sakas)各部受到很大的打击，大约在公元前128或127年纷纷南下闯入安息境内，直到德兰癸亚那(Drangiana)和阿拉科西亚(Arachosia)二郡之地，占据了锡斯坦。密司立对提二世(前124～前87)即位后，决心大力整顿东方，便派贵族苏林(Suren)率领大军到东边镇压入侵的塞人，经过十年的战争，塞人降服，安息表面上恢复了统一。从此侵入的塞人和土著安息人便在东方这两郡境内杂居，逐渐融合。自公元1世纪以后，印度的记载称他们为“塞种—安息”(Saka Pahlava)。

苏林在东方的胜利使他在德兰癸亚那和阿拉科西亚两郡建立了军事独裁政权。安息帝国实际上分成了两个地区，西部仍在阿塞西(Arsaces)王朝统治之下，东部则在苏林家族统治之下，仅名义上属于安息，实际上完全独立，其政治中心即在锡斯坦。《汉书》把苏林家族统治下的、安息人与塞人杂居的东部地区称为乌弋山离国。乌弋山离国是其首都Alexandria-Prophthasia前一字之音译；此国名亦称“排特”，是后一字之音译。公元1世纪乌弋山离国被新兴的贵霜帝国吞并。

大夏

中亚古地名和国名。最早见于《史记·大宛列传》，古希腊人称为巴克特里亚(Bactria，Bactriana)，主要指阿姆河(古希腊称Oxus)以南，兴都库什山(古希腊称Paropamisus)以北地区。原始居民为伊朗人。在古波斯帝国、马其顿亚历山大帝国及塞琉古帝国时代，大夏都是其所属的一个郡。在希腊人统治时期，有很多希腊军人和殖民者留居此郡，他们在各处兴建坞堡，进行屯田。公元前255年，郡守狄奥多塔斯(Diodotus)向塞琉古王朝宣告独立，他割据的土地除本郡外，可能还包括阿姆河以北的索格底亚那(Sogdiana，汉称粟弋、粟特)和阿拉科西亚郡(Arachosia)的一部分。它以监市城(亦作蓝氏城，古波斯称为Zariaspa，即今阿富汗巴里黑Balkh)为都城，此城是古代中亚的重要交通枢纽，城区宽大，人口众多，日后阿拉伯人称之为“众城之母”(Ummvalbilad)。

大夏在欧提德姆斯(Euthydemus，前230或前225～前189)和德米特里(Demetrius，前189～前160)父子在位时期，向四方扩展疆土。北面曾一度到达费尔干纳(汉代称“大宛”)；西向占有玛尔吉亚那(Margiana)及阿里亚(Aria)郡；南面囊括阿拉科西亚、德兰癸亚那(Drangiana)等郡，并跨过兴都库什山侵入帕拉帕米萨德(Parapamisadae)和南亚次大陆西北部，一时形成了庞大的希腊—大夏王国。德米特里及其将军弥南德(Menander)的南侵，曾深入到印度中部和恒河下游，此为大夏极盛时期。

公元前167年，欧克拉提德(Eucratides)受塞琉古王安条克四世(Antiochus Ⅳ，前175～前164)之命，率军西来，攻占了伊朗高原东部各郡和大夏，又越过兴都库什山占领帕拉帕米萨德，篡夺了大夏王位。公元前159或前158年，欧克拉提德死，其子黑黎欧克里(Heliocles)继位，国内纷乱，大部分领土复为安息所得，只剩下大夏本郡和索格底亚那南半部。此时，大月氏(见月氏)人从东北迁入中亚，先占有河中地区，迫使该地塞人南迁入安息及大夏。不久，约公元前140～前130年之间，大月氏又渡过阿姆河，征服了大夏。大月氏先以大夏为臣属，张骞于前128年左右抵此时，还说月氏“臣畜大夏”；可能就在张骞归国后不久，大月氏便跨过阿姆河灭亡了大夏，占领了它的全部国土。西方的记载称此后的大月氏为吐火罗人，他们所居住的地区便逐渐通称为吐火罗，但中国却长期仍称之为大月氏。大夏王及其破落王室后裔的残余势力，则退居到喀布尔河流域和南亚次大陆各地，分成为几个小国，维持着希腊殖民者最后一点力量。

贵霜

中亚古代民族名和王朝名。原名似作Kusa．Kusi，今贵霜一名似来自此字的形容词Kusana。贵霜人曾从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6世纪活动于今阿富汗、克什米尔、巴基斯坦和印度西北地区。贵霜王朝则开创于公元前1世纪后半叶。

公元前2世纪后半叶，从中国迁走的大月氏(即月氏)移居中亚的粟特地区和在今阿富汗北部的古大夏国之地，分置五翕侯，其一为贵霜翕侯，领地据说在今瓦汉山谷西部。公元前1世纪后半叶，贵霜翕侯丘就却(Kujula Kadphisēs)兼并其他四翕侯，建立贵霜王朝，继大月氏而统治兴都库什山以北地区；并与统治着罽宾国(今阿富汗喀布尔河流域)的希腊王阴末赴(Hermaueus)结盟，进入兴都库什山以南地区，击破并据有高附(Kabul)、安息(此指阿富汗南部的安息人之地)等地；接着，又灭罽宾国，统治了整个喀布尔河流域。其子阎膏珍(Wi ｍ- a Kadphisēs)更进入天竺(即身毒)。以后，Kadphisēs王统似乎被另一王统所取代，后者经历Huviska，Vasiska而传至迦腻色伽(Kaniska)。迦腻色伽在位期间，贵霜王朝臻于极盛，与中国、罗马、安息并列为当时世界的四大强国。贵霜王朝在传播大乘佛教，发展犍陀罗艺术，沟通东西文化等方面是很有贡献的。

关于贵霜王朝的崛起及其取高附、灭罽宾、攻天竺的历史过程，因与一系列民族的迁徙有密切关系而存在着许多疑难问题。首先，包括贵霜翕侯在内的五翕侯是否与大月氏同属一个民族的问题，在学界即异说甚多，迄无定论。许多学者认为大月氏与贵霜并不同系，但也有人坚持贵霜等于大月氏的观点。后者最有力的证据之一即贵霜王波调(Vasudeva)曾被曹魏明帝赠予“亲魏大月氏王”的称号，如果他是大夏或吐火罗出身，就不会甘心接受早已灭亡的大月氏的称号。其次，关于迦腻色伽的在位年代问题，学界争论近一个世纪之久，尚未取得一致意见。原因在于《后汉书》只揭示了上面提及的丘就却、阎膏珍两位贵霜王的名字，后续王统只能借助于碑文及钱币进行考订，所以不能确断迦腻色伽即位的所谓“新纪元”相当于公元何年。在多种异说中，近年哥舒曼提出的公元后144年说，因立论比较充分而获得学界较多的支持。

古印度

吠陀时期

大约在公元前3000至前2000年或更早一点的时候，雅利安人开始来到印度河流域，渐渐地在那里定居下来。他们不是一次涌到那里去的，而是一批又一批地迁移去的，在印度河流域立足后再扩大到东面的恒河流域。

约公元前1500年左右，雅利安人开始大规模进入印度次大陆。约公元前1500年至前600年，是印度历史上的吠陀时期，它是古印度文明兴起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是古印度文明的另一个重要阶段。

早期吠陀时代，雅利安人主要分布在北部印度的犍陀罗和旁遮普等地区，没有超出哈拉巴文明的地理范围。他们进入北印度后，与土著居民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和战争。

雅利安人是游牧民族，其生产和生活方式与从事农耕的土著居民截然不同，由此而引发冲突是很必然的。就社会生产力水平而言，雅利安人远不如土著居民。但他们使用战马和战车(马是雅利安人最早带进印度的)，作战机动性强；而且处在父系氏族阶段，社会组织氏族有较强的凝聚力。而土著居民则多为散居的村落，战斗力远不及雅利安人。所以雅利安人最终战胜了土著居民，成为印度河流域的新主人。

至后期吠陀时代，雅利安人开始向东方扩张，直指恒河流域。路线为沿喜马拉雅山山麓至尼泊尔南部，再向东经过比哈尔的金巴昂地区直至恒河流域。与早期吠陀时代不同，雅利安人东扩大体是以和平的方式进行的。关于雅利安人以和平方式向恒河流域扩张的事件，人们是有据可查的。《百道梵书》说，雅利安人毗德伽·摩陀婆把圣火阿耆尼含在口中，而圣仙乔达摩·罗喉伽那却要他咏唱《梨俱吠陀》。毗德伽·摩陀摩一开口，阿耆尼滑落而出，滚向东方，直至婆达尼罗河。乔达摩·罗喉伽和阿耆尼两人一行追到此地后，得知原来十分潮湿不宜居住的婆达尼罗河东岸，经雅利安祭司用祭祀净化后，可以用于居住了。但圣火阿耆尼则提醒说，他们还应向更远的东方进发。阿耆尼是雅利安人的火神，同时还是雅利安人宗教文化的象征。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这个神话传说反映的是雅利安人东扩的情况，可以看出，其中并没有武力征服的痕迹。

雅利安人进入印度次大陆时，他们还处在部落社会末期，以畜牧业为主。占领印度河流域后，开始时依然固守着游牧生活的传统，后来逐渐吸收当地先进文化和生产技术，学会农业生产，懂得利用河水灌溉土地。于是，就这样定居了下来。农作物和饲养的家畜和哈拉巴文明时基本一样，不同的是马比较多。衣着原以毛织品为主，后学会了植棉织布。手工业开始脱离畜牧业、农业而成为单独部门，制陶业也有了发展。

吠陀时代铜器和青铜器逐渐被使用；商品交换是以物易物，也常常以牛作等价物；没有城市，只有村落；运输靠牛车、马车。从《梨俱吠陀》中也可知道，其中音乐、饮酒、掷骰子和战车比赛是雅利安人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娱乐活动，他们也喜爱首饰等装饰品，表明已与当地文化逐渐融合，并保留了自己独有的特色。这时雅利安人的社会组织形式仍是部落氏族家庭结构，实行一夫一妻制，男子在家庭和社会中都占有支配地位，不过女子并不受歧视。氏族社会已逐渐解体，耕畜已私有，土地属于氏族公社，但由各户占有使用，定期重新分配。奴隶可赏赐、赠送。不过奴隶主要被用于家庭服务，很少用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随着人口的增长，大约前12至前11世纪，雅利安人逐渐向恒河流域推进，那时恒河中下游许多地区被森林覆盖，沼泽丛生，顺河而下很难通行，他们只能沿喜马拉雅山脚高地向恒河中下游逐渐移动。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里的原居民除达罗毗荼人外，还有属于澳大利亚语系的孟达人，他们有的被征服，有的则被赶到森林地区。雅利安人又吸收了恒河流域地方文化，其中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学会了种植水稻和吸纳了当地某些宗教因素。

在恒河流域，雅利安人的生产力有了新的发展，开始使用铁器就极具代表性。铁器出现后，大量用于生产斧头、犁头、箭头、矛头和刀剑等劳动和战斗工具，对开发恒河流域起了重大作用。

铁犁出现后，土地可以深耕，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的质量。《百道焚书》讲到与犁田有关的仪式时提到用6头、8头、12头甚至24头牛犁地，因此，牛也变得格外珍贵了，而母牛则逐渐被神化。也正是在恒河流域，因雨水充足，水稻成了主要种植作物。棉花、甘蔗的种植增加，水稻和这些作物对灌溉要求较高，这自然推动了水利设施的兴修和使用。在《阿闼婆吠陀》中记述了把河水引进新渠道的一些仪式。

手工业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创新。一些新兴的手工行业如雨后春笋般悄然涌现，如铁匠、编织工、刺绣工、染工等。新的手工部门的出现必然的将带动一系列的社会发展效益，同时还标志着社会生产力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商业的发展就更为突出。地方贸易主要商品是盐、金属，并形成了一定的商业路线。另一种贸易是与西亚间的对外贸易，陆上通道重要枢纽是叉始罗，还有海路贸易。除实物交换外，已用贵金属(金块)作媒介。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开始出现少量城镇。它们既是政治中心，又是商业中心，但规模都很小，不能和摩亨佐·达罗、哈拉巴相比。

雅利安人在艰难的征服过程中，并没有把这段血与火的历史详细记录下来，然而，他们留下的《吠陀》，为后人了解古印度文明进程提供了一个非常生动的依据。《吠陀》包括《梨俱吠陀》、《沙摩吠陀》、《耶柔吠陀》、《阿闼婆吠陀》四部吠陀本集和阐释它的《梵书》、《森林书》、《奥义书》，编纂的时间跨度约为公元前1200年至前600年。《吠陀》是古代印度最早的文献资料，它既是宗教经典，又是史料总汇、文学大系，成为雅利安人所创文明的代名词，被称为“圣书”。

“吠陀”一词源于梵语，原意是知识。吠陀经是雅利安人在原居住地以及向南亚次大陆迁徙的过程中创作的，刚开始主要是以口头相传的形式流传下来，因此也有人称它为“斯罗蒂”，即所闻之意。后来，一些雅利安学者对这些口传内容进行搜集、整理和再创作，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文献体系。

《吠陀》是许多人共同努力的创作结晶。《吠陀》的原创者是雅利安部落中主持祭祀的人，早在雅利安人入主次大陆之前，他们就创作并代代流传下众多的祭词和对神明的诵歌，他们当之无愧地成为最早的《吠陀》创作者。由于当时存在四种祭祀官，各自应用颂文祷词，以后就形成了四部《吠陀》。后来，又有许多祭司和贤者参与了对口头流传诗歌的整理，虽然今天人们已无法知道他们的名字，但这些人也是《吠陀》的作者之一。然而，虔诚的婆罗门是不同意这种观点的，在他们心目中，神圣的《吠陀》是由神创造的，他们称《吠陀》为天启文献，是由天神传授给祭司和圣贤之人的，因此《吠陀》与稍晚出现的、由圣贤所作的圣传文献是有区别的。

在四部本集中，《梨俱吠陀》是最古老的，早在公元前1000年以前就已形成，但编纂成书的时期要稍晚一些。在历史的传承中《梨俱吠陀》共有5支流派，但真正流传下来的只有沙卡罗一派并据此成书。《梨俱吠陀》绝大部分内容是赞颂吠陀诸神的颂诗，因此又得名《赞诵明论本集》。全书共10卷，赞诗1028首，其中核心部分是第2卷到第7卷，他们是分别传给各家流派的，也称《家传书》。第10卷是后来的婆罗门祭司加上去的，时间上明显晚于其他内容。

《耶柔吠陀》又称《祭祀明论本集》，是婆罗门祭祀时吟诵的诗词以及怎样祭祀的散文诗。全书共有诗2000首。相传《耶柔吠陀》的传承也有86派或110派，但现在只存两大派，即《黑耶柔》与《白耶柔》。它们的区别主要在于《黑耶柔》中本颂诗与释诗相混合，而《白耶柔》却将二者区分得很清楚。所谓本颂诗，指的就是来自《梨俱吠陀》的对神明的颂歌，即重复《梨俱吠陀》的内容，这在《耶柔吠陀》中占了大量的比重。其他部分是祭词，这是《梨俱吠陀》中所没有的，祭词一词梵语为“耶柔”，《耶柔吠陀》由此而得名。

《沙摩吠陀》又称《歌咏明论本集》，是婆罗门进行祭祀活动时为《梨俱吠陀》中的颂诗谱上曲调以便歌唱的汇集，因此实际是学习歌唱，为实践所用的本集。全书的1549首歌中，大部分来自《梨俱吠陀》，其中只有75首例外。

这三部《吠陀》合称“三明”，其神圣性很早就被确立。《阿闼婆吠陀》的形成稍晚于《梨俱吠陀》，其中有部分内容也许与《梨俱吠陀》同时代。但其神圣性的确立，却明显晚于“三明”，这也许是因为其内容所致。与另外三部《吠陀》不同，《阿闼婆吠陀》对神明的赞歌所占比重很小，在现存的20卷，731首诗歌中，大部分是对怨敌、邪恶的咒语和消灾的巫术，因此又名《禳灾明论本集》，它们主要源于民间，集中反映出当时人们活跃的思想和真实的情感。

作为印度最早的宗教圣典，《吠陀》保留了许多印度宗教的原初形态，例如多神崇拜、自然崇拜、祖先崇拜等等。由于它使用诗化的语言，使人过目难忘，易于咏颂，而且还给后人留下了理解和诠释的充分空间。所以千百年来，虽然世事变化无常，但《吠陀》的神圣地位始终未变，还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整套文献体系。

列国时代

大约在公元前1000年的初叶，古印度出现了以城堡为中心建立的国家。到公元前6世纪，在印度河流域与恒河流域及其周围地区已经有了20多个国家，其中又以16个大国闻名，从此开始了古印度史上的列国时代。有关列国时代的史料，主要来源于早期佛教和耆那教的文献。而佛教文献更为重要些，所以列国时代又被称为“早期佛教时代”。

约公元前600年，印度次大陆各个部落大部分已经过渡到国家，其中主要的有强大的十六国，佛教文献习惯地称为“十六大国”。它们是：鸯伽、摩揭陀、迦尸、居萨罗、跋沙、阿般提、居楼、阿湿波、婆蹉、苏罗婆、乾陀罗和剑浮沙。其中乾陀罗、剑浮沙在印度河流域上游，婆蹉在拉贾斯坦，阿般提在温德亚山脉以北，阿湿婆在温德亚山脉以南，其余的都在恒河流域。这说明，随着雅利安人向恒河流域扩张，恒河流域已经取代了印度河流域成为古印度文明主要的活动舞台。十六国是指主要的国家而言，事实上，还有一些小国向国家转变的部落联盟存在，如释迦族的迦毗罗卫国、考利耶国等。所以，十六国只是一个概称。这些国家都以一个较大城市作为政治、经济中心，版图包括周围农村地区，有的已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但都属于区域性国家。

就政体而论，在这些林立的国家中君主制占大多数，只有少数是共和制。共和制的主要特点是国家首脑经推选产生，重大事务由一个高级会议决定。参加这个会议的成员为刹帝利、婆罗门贵族家族首领。这是贵族共和政治，是一种向君主制转变的过渡形式。国家机器在逐步发展，部落长老会议和全体成员会议名义上还存在，但已失去作用。军队已成为领津贴的常备军，兵种有步兵、骑兵、战车兵和象军。王权神授观念开始出现，神赋予国家以神性需要婆罗门的中介作用，而婆罗门又需要国王的布施，这就为国王与婆罗门的紧密结合、互相依存提供了新的需要和可能。宗教和行政是分离的，宫廷有主祭司负责祭祀、占卜和充当国王顾问，但他并不是行政官。国王手下有分别管理行政事务和军事事务的官员。地方行政官有千村长、百村长、十村长，最基层是村。那时国家立法和司法制度初具雏形，旧的平等的部落立法已失去作用，新的法令由国王颁布，由此产生的法令具有最高权威性。婆罗门法学家也开始撰写建立在种姓制度基础上的法经法典，逐渐形成在本宗教领域内有影响的宗教法。案件由各级官员审理，国王是最高法官。判案以国王颁布法令为依据，宗教法对判案也有一定作用。

税收是国家的主要收入来源，其中最重要的是土地税，税率一般为总产量的1／6，所以国王又被形象地称为“六分之一享有者”。已有专门税收官员收税，一般由村社长老协助。

在不断争战中，摩揭陀在列国中脱颖而出，逐渐强大起来。至公元前4世纪，整个北部印度几乎受控于它，至此，摩揭陀成为一个拥有广阔领土的地域性的霸国。

公元前6世纪，频毗沙罗王(约公元前544～前493年在位)统治摩竭陀，建都王舍城。频毗沙罗王所扮演的历史角色跟中国的秦始皇非常相似，他在经济上发展农业和铁矿业，在外交上东联西并，纵横捭阖，有统一整个恒河流域的野心。

大约在公元前542年，频毗沙罗王开始了他的统一进程。为了取得南面的出海口，他选择鸯伽国为首先消灭的对象。他首先通过联姻方式与鸯伽国的邻国结盟，以孤立鸯伽国，切断它与外界的一切联系。他接连娶了3个妻子，分别来自强大的居萨罗国、跋沙以及旁遮普，这都是鸯伽国的邻国。通过联姻达到政治目的后，见时机成熟，频毗沙罗王下令大举进攻鸯伽国的都城昌巴。昌巴是一非常重要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城市，它不仅是恒河下游的重要河港，也是通向南方东海岸的重要港口。频毗沙罗王如愿征服了这个国家，派儿子镇守。遗憾的是频毗沙罗王还没有来得及完成他的统一大业，就被自己的儿子弑杀了。

公元前493年左右，弑父篡位。有着如同他父亲般的野心，他登基后继续向整个恒河流域扩张。为了推进摩揭陀国的统一霸业，可以说是六亲不认，他首先进攻了舅舅统治的居萨罗国，并最终吞并了居萨罗国。尔后又开始进攻另一个有亲属关系的邻国跋沙，经过16年的艰难战争才占领其都城吠舍厘。还是位极富创造力的有才干的君主，他结合战争中的实际经验发明了两种先进武器：一种是能发射硕大石弹的驽炮，一次可杀死百十来人；一种是新式战车，车上系有可旋转的钉头锤，战车奔驰起来有巨大的杀伤力。依靠这两种新式武器，击败了以跋沙为首的联盟，成为了东部印度的霸主。由于新攻占的地区都在摩竭陀的北面，加上恒河水运越来越重要，继承人乌代因此将都城迁到恒河与宋河的汇合口，建立了华氏城。

摩竭陀国在难陀家族统治时期达到鼎盛，于公元前4世纪最终完成了几代帝王的夙愿，统一了恒河流域，使摩揭陀成为恒河流域真正的霸主。这时的摩揭陀领土包括整个恒河流域和部分中印度，成为印度次大陆第一强国。这时其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文化都有很大的发展，尤其以军事的发展最为突出。摩竭陀国的兵种分工已细化，有步兵、骑兵、战车兵和水兵，还有劳工、侦探和地方向导辅助。军队规模也颇为壮观，据希腊文献提到，摩竭陀的难陀王朝末年有步兵20万，骑兵2万，战车2000辆，战象3000头。战车一般是马拉，也有的是驴拉。步兵穿棉布军装，骑兵可能有盔甲，均执有生牛皮做的圆盾、双刃剑、长弓、铁镞竹杆箭。但摩竭陀的末代统治者丹那·难陀是一位十分残暴的国王。他横征暴敛，引起各阶层人们极大的不满，所以他的统治并不巩固。这时，一个叫旃陀罗笈多的人领导人民起义，推翻了腐败的难陀王朝，建立孔雀王朝。

随着难陀王朝的灭亡，古印度的列国时代由此划上了句号。随后孔雀帝国兴起，标志着古代印度进入中央集权制大帝国时期。

孔雀王朝

列国时代终结，印度进入孔雀帝国时期。这是印度次大陆历史上第一次大统一的时期，标志着印度文明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孔雀帝国是继摩揭陀国后古印度的又一个重要王朝，时间大致为公元前321至前187年。由于其建立者旃陀罗笈多出身于吠陀种姓的孔雀族，因而得名。旃陀罗笈多建立的孔雀王朝统治印度和阿富汗地区达134年之久，使孔雀帝国成了与同时代的古罗马、中国并称的世界强国之一，名噪一时。

旃陀罗笈多是一个极富传奇色彩的人。年轻时曾被当政的难陀王朝驱逐，因此怀恨在心，苦于势单力薄，所以一直寻找机会复仇以夺取政权。当时，北部印度河流域已经于公元前518年被波斯入侵占，沦为波斯帝国的一个行省。公元前327年，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在灭亡波斯帝国后侵入了印度河流域，亚历山大试图乘胜东进，制服恒河流域。但慑于摩揭陀国的强大，加上士兵在连年争战中已经厌倦这样的生活，厌倦了讨伐，于是亚历山大放弃了原来的计划于两年后返回了巴比伦。此时，西北地区由于亚历山大的撤退，留下了一个政治空白，同时也给了时刻准备着的旃陀罗笈多一个天赐良机。

旃陀罗笈多见时机成熟，便发动起义，旃陀罗笈多的军队主要由下层人民组成。他领导的起义，是反对外族统治和难陀王朝暴政的人民起义，所以得到了广泛的支持。

旃陀罗笈多起兵后，矛头首先直指外来侵略者——马其顿军队，与之进行了激烈的战争。约公元前324年，他在西北印度自立为王。在沉重打击马其顿人后，旃陀罗芨多挥师东下，进攻难陀王朝。善于谋略的旃陀罗笈多并没有直取华氏城，而是先消灭其他地方的难陀王朝的军队。据说他采用这一战略，是受到一位妇女的启发。这位妇女训斥其子不应先吃盘子中间的食物，而应吃周围的，因为盘子中间的食物太烫。旃陀罗笈多由此得到启发，先歼灭了难陀王朝盘据在都城的主力部队，最后轻易地攻下了华氏城，推翻难陀王朝。随后，旃陀罗笈多回师西北地区。慑于旃陀罗笈多强大的力量，马其顿军队主力于公元前315年撤出，余下的小股军队在印度苟延残喘，不久也尽数被旃陀罗笈罗的部队所消灭。这样，旃陀罗笈多征服了北部印度，建立了孔雀王朝，在历史上第一次统一了北部印度。

在接下来了的25年间，孔雀王朝在旃陀罗笈罗的带领下，在军事和外交上取得了双丰收。他依靠其军事力量建立了古印度历史上第一个统一印度河—恒河流域的大帝国，而且开创性地与西方人建立外交关系。他与希腊人的塞琉古王国建立了友好关系，当时，塞琉古王国将一位公主嫁给旃陀罗笈多，并派遣麦加昔尼为驻孔雀帝国大使。作为报答，印度回赠给当时的塞琉古王朝尼卡多国王500头战象。由于与西方外交关系的建立，使南亚次大陆首次有了较为确切的纪年。

正处于事业顶峰的旃陀罗笈多传位给儿子宾头沙罗后，离开王宫，流浪各地过苦行僧生活，并按着耆那教习惯慢慢绝食而死。

旃陀罗笈多统治25年后，传位给他的儿子宾头沙罗(约公元前300～前273年在位)。宾头沙罗继位后，用铁腕政策大力巩固帝国的统治，他残酷地镇压了西北印度叉始罗城的人民起义。在对外关系上，他继续其父的政策，与西方国家保持友好的外交往来。宾头沙罗在位时，在政治军事上最主要的贡献，同时也是他最重要的行动就是对南部印度的成功扩张。

宾头沙罗对南印度的征服战争，表明印度次大陆南北地区开始走向统一，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而这一伟大的事业，最终是由他的儿子阿育王完成的。

约公元前273年，宾头沙罗病死，其子阿育王成为孔雀帝国的第3代国王。阿育王是一位有作为的政治家、军事家、宗教领袖。他在位时期孔雀王朝极盛一时，成为雄踞南亚次大陆的强国。

阿育王是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国王。有关他的诞生就有一个宗教神话故事。在梵文佛教故事集《天譬喻经》中有一则故事，叫《耶献土》，说的是有一个名叫耶小男孩的，一天正在街上玩耍，正好遇见佛陀行乞。他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施舍给佛陀，便天真地捧起一把沙土奉献。这个奉献沙土的男孩，后来就投胎转世为孔雀王朝的皇帝阿育王，他领有全印度广袤的国土。作为印度孔雀王朝开拓者旃陀罗笈多君王之孙，阿育王沿袭了祖父辈好战扩张的传统，在当政期间统一了除印度半岛南端外的整个印度。

为了不断扩充所辖版图，阿育王充分暴露了他人性中凶残的一面，他亲率大军攻城掠地，屠杀无辜百姓。据文献记载他在征服南部羯陵伽国时，当地民众有10万人被杀，15万人遭放逐，还有许多倍于此数的人死于战乱。此次战争后，阿育王的思想和统治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开始为自己的暴虐而忏悔，转而皈依佛教。可以说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阿育王统治时期是帝王国的极盛时代，建立了高度的中央集权。全国推行了统一的货币、度量衡，有了通往全国的重要交通道路。尽管还没有统一语言文字，但在全国大部分地区接受了婆罗门种姓制度，佛教成为孔雀帝国的国教。但是，由于这个帝国是靠武力统一起来的，缺乏稳定的基础，在阿育王死后不久帝国即告分裂。约公元前187年，孔雀帝国的末代帝王大车王被一个将领所杀，孔雀帝国统治时期宣告结束。

《政事论》是孔雀王朝时期的一部重要治国法典，也是古印度历史上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同时还是世界上最早的较为系统的政治经济著作之一。《政事论》成于公元前4世纪末到公元前3世纪初，印度历史学家认为，作者是孔雀帝国开国重臣、军师考底利耶，后人又有所篡改和增补。它共为15卷，主要有政治、经济、法律、军事、外交等方面的内容，系统总结了孔雀帝国初期治理国家的经验和策略，为古代印度的统治者所重视，被誉为“治国经典”。

《政事论》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的内容包括内阁的构成；国家主要的内政外交政策；政府各部门包括农业、税收、行政等等的职能；处理各种纠纷和冲突的规定，其中有类似现代民法和刑法的不同内容。后一部分主要谈外交策略和军事战略战术。

对于如何挑选官员，《政事论》也有独到的论述。书中讲到了国王如何挑选高级大臣的八条原则：第一，从大臣的亲属那里了解他的籍贯、出身和自制能力；第二，通过学者去了解其才学；第三，在工作实践中了解他的智慧、韧性和能力；第四，通过交谈了解其口才、胆识和才干；第五，通过他对灾难的应对能力来考察其精力、魄力、忍耐性；第六，从交际往来中看其是不是正直、友善、坚贞；第七，从他的同伴那里了解其举止行动，看其是不是身体健康，强壮有力；第八，根据观察了解其是否善于结交，不到处树敌。这些经验至今仍有其参考价值。

《政事论》是世界上最早系统论述间谍理论和方法的著作。作者认为，间谍实施的每个行动都是为了国家的安全和利益，国王的特务在必要时可以理所当然地、无所顾忌地不择手段以达到目的。因此，孔雀王朝的密探政治成为国王治国的法宝之一，密探——包括女间谍——装扮成僧人、农民、商贩、妓女、艺人等形形色色身份的人，潜伏于各级官吏身边和各地，并用写密码、做暗号等方法及时呈报。这本书还有有关使用间谍方法的记载，这可能是相关内容最早的记载。

《政事论》论述了战略战术问题，其中有些主张与我国战国以后出现的兵书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比如远交近攻的思想、瓦解敌人内部的手段以及行军作战中的各种战术问题等。

该书还系统地反映了孔雀王朝商品贸易以及货币经济的运行状况。这些记录使人感到这不是一本政论著作，而像一份生产报表。孔雀王国运转依赖国家税收，税收机关是当时最主要的国家机器，《政事论》提到的税种涵盖社会各个层面。政府对行会控制十分严格，定期检查以防作弊和违规。为有效保证税源，建立了严格的户籍登记制。帝国官员、王室成员直到仆役，薪水的数额在《政事论》中都有规定。由此可见，《政事论》不仅是孔雀王朝国家管理的重要法典，而且是一本治国百科全书。

王朝更替

阿育王死后，孔雀帝国陷入了分崩离析的境地。他的一个儿子在西北地区割地自据，一些原先被征服的国家和部族纷纷独立。大约在公元前187年，孔雀帝国大臣普沙密多罗·巽伽篡夺王位，推翻了孔雀王朝。孔雀帝国衰亡后，印度次大陆进入一个王朝更迭和小国割据的分裂时期。

普沙密多罗·巽伽(约公元前187年～前151年在位)推翻孔雀王朝后，建立巽伽王朝(公元前185年～前75年在位)。普沙密多罗出身于乌贾因地区的一个婆罗门家族。他担任孔雀帝国大臣时，曾率军击退入侵的大夏国希腊人，立下赫赫战功，享有较高的声望。他夺取王位后，曾一度企图恢复孔雀帝国往昔的势力范围，他先后出兵德干高原南部，征战羯陵迦，抗击大夏国希腊人的入侵。在普沙密多罗的努力争战下，王朝的版图南至达纳马达河，旁遮普地区的贾兰达尔和锡亚尔科特也可能被巽伽王朝所控制。但巽伽王朝的强盛只是昙花一现，时间不是很长。普沙密多罗死后，这个王朝也随之逐渐衰落了。

巽伽王朝的终结戏剧性地同孔雀王朝相雷同，约公元前75年，巽伽王朝大臣苏迪·甘华篡夺王位，建立甘华王朝(约公元前75～前30年)。据说，他利用一个女奴假扮成王后，杀死巽伽王朝末王而夺取了王位。甘华王朝领土仅限于摩揭陀地区，是一个很小的王朝。这个王朝后来被安度罗王国武力征服。

安度罗王国兴起于德干高原东部哥达瓦里河和克里希纳河下游地区，东临孟加拉湾，西濒阿拉伯海。这个王国是萨达瓦哈拉部族建立的，这个部族大概起源于雅利安人与土著居民的混种。孔雀帝国时期，这个部族是很有名的，阿育王的铭文多次提到。孔雀帝国衰落时，萨达瓦哈拉部族割地自据，并建立了自己的国家。约公元前1世纪萨达加尼王在位时，安度罗王国已相当强盛。他出兵攻灭甘华王朝，入侵羯陵加和南方其他一些地区，号称“南方各地之主”。萨达加尼死后，安度罗国力逐渐衰败，又遭到外族塞人的进攻，被迫退居德干高原的东南部。直至公元2世纪上半叶，乔达米普特拉王及其子瓦西什提普特拉统治时，安度罗才重新崛起。乔达米普特拉的铭文提到，他“赶走了塞人、耶般那人和帕拉华人”。在安度罗最鼎盛时期，它的统治范围包括德干高原大部、西海岸地区、南方的克里西拉河三角州一带，又形成为南印度的一大强国。约公元3世纪，安度罗发生分裂，逐渐走向衰亡。

在南部印度，羯陵伽也是一个重要的国家。孔雀王朝后期，羯陵伽重新独立。卡罗维拉王(约公元前1世纪)统治时，国力较为强盛。他多次对外征战，击败了大夏希腊人，入侵恒河流域，占领王舍城，横扫大陆南端的潘地亚国，扩大了羯陵伽的势力范围。

南印度的南端还有一些独立的国家，比较重要的有朱达、潘地亚、哲罗等。这几个国家是古代泰米尔人建立的。泰米尔人是印度次大陆土著居民的一支达罗毗荼人的后裔。雅利安人入侵后，一部分达罗毗荼人被征服，一部分迁居偏远山区和南印度的一些地方。这几个国家虽然规模不大，但经济比较发达，尤其是海外贸易繁荣，与两河流域、西方等地区的贸易往来频繁。与此同时，各小国之间为了扩大各国的势力范围，也经常发生战争，对于古印度文明来说，这是一段集发展融洽、冲突于一身的历史。

公元1世纪，中亚的贵霜王朝兴起，在它的征战下，印度西北部成为贵霜的管辖范围，而贵霜也因此成了一个横贯中亚和南亚的大帝国。在它的极盛时期，疆土西起伊朗东部，东至恒河中游和贝拿勒斯，北至阿姆河、锡尔河和今天中国新疆的和田，南部到达纳马达河，占有中亚和北印度大部分地区，成为当时与罗马、安息、东汉并驾齐驱的四大帝国之一，它的繁荣标志着古印度史上第三次文明高潮的到来。

孔雀王朝解体后，印度西北部先后被希腊人和中亚的游牧民族所统治。而在中亚兴起的匈奴人，迫使大月氏人西迁，一支大月氏人占领巴立特里亚。他们当中强大的部落贵霜统一了五部落，开始征服周围地区，大有形成一个中亚大国之势。公元50年，部落首领丘鸠阙率众越过兴都库什山脉，又成功占领阿富汗大部和印度犍陀罗地区，建立贵霜帝国(约公元78～241年)。此后阎膏珍王继续着扩大领土的事业，他先灭了旁遮普的沙卡，进而向恒河流域进发，攻占拘弥、瓦拉纳西，这时，贵霜政治中心移到南亚，阎膏珍迁都至普鲁沙普罗。到迦尼色迦统治时，帝国疆域更加广阔。

贵霜人占领印度河—恒河流域后，为古印度文明所同化，并且继承和发展了古印度文明。在统一的政治形势下，印度的社会经济得到了有利的发展机会，其中主要是工商业的发展与海外贸易的繁荣。经济发展使财大气粗的贵霜帝国兴建了许多新兴的城市，如布罗奇、苏尔帕拉卡、阿里卡梅杜等。

贵霜王国在迦尼色迦时代，迦尼色迦王笃信佛教，所以佛教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伽尼色迦提倡佛教并广造佛寺和佛塔，虽然花费巨额钱财，这些都是当时广大印度劳动人民的血汗，但从人类文明这个角度来看，它给后人留下一笔宝贵遗产。由于当时佛教在印度盛行，使佛教具有极强的辐射力，这个时期佛教开始传入中国，然后由中国传入朝鲜，由朝鲜再传入日本，使佛教成为典型的东方宗教。

迦尼色伽死后不久，贵霜帝国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弱，逐渐分裂为一些小的王国。3世纪时，萨珊波斯兴起于伊朗高原，向中亚和西北印度扩张。至4世纪，笈多王朝在北印度兴起，灭亡了西北印度的贵霜人的小王国。中亚地区的贵霜小王国，在5世纪时被咴人所灭。总的来说，贵霜帝国的统治，对印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公元4世纪初，以恒河中游一带为中心，又有一个新的帝国出现，这就是笈多帝国。笈多帝国的建立结束了当时印度大部分地区的割据混乱的局面，使这些地区重归统一的政治统治下。这个王朝曾有过三位才智超群的君主，使印度的古典文化进入了一个全面繁荣的阶段。

笈多王朝的建立者是旃多罗·笈多一世。他于公元319年继承了王位，并开始了他势力扩张的征程，他在位期间，疆域包括比哈尔大部分和孟加拉部分，大致相当于孔雀帝国瓦解后的摩揭陀国领土。这片地区成了笈多帝国的核心区域。旃多罗·笈多自称王中之王。

公元335年，笈多一世指定儿子沙摩多罗·笈多为继承人，而后隐居死去。沙摩多罗·笈多即位后，把对外征服推进到一个新阶段。沙摩多罗·芨多在位期间帝国疆域得到很大扩展。王朝的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也有很大发展，历史上有“健日王”的美称。

沙摩多罗·笈多的儿子旃多罗·笈多二世(375～415年在位)统治时期，笈多帝国进一步向南扩张。此时的笈多帝国政局稳定，贸易繁荣，文化发展。旃多罗·笈多二世又给自己加了个“超日王”的雅号。

旃多罗·笈多二世去世后，其子鸠摩罗·笈多继位，帝国继续保持和平繁荣局面。到斯坎达·笈多统治时(455～467年)，占领了巴克特利亚的白匈奴人从西北部入侵印度河流域。

笈多王朝时期，古印度的宗教哲学、文学艺术达到鼎盛，被誉为古印度文明的“黄金时代”。其中尤以佛教艺术著称，那时名作迭出，流派纷呈。这个时期的建筑、雕刻、绘画都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是古印度古典艺术的顶峰。

公元5世纪以后，中亚民族匈奴人入侵，笈多王朝的各属国纷纷独立。笈多王朝的衰落，标志着古印度史的结束。

笈多帝国瓦解后，一度统一的北印度再次陷于分裂状态。诸侯割据，群雄争霸，在实现统一的目标上最后取得成功的是旦尼沙的统治家族。

公元612年，旦尼沙的易罗·伐弹在一系列的政治斗争中取得胜利，建立了戒日帝国，定都卡瑙，历史上称他为戒日王，在易罗·伐弹统治下的戒日帝国的势力范围主要是恒河中上游地区。

戒日王对孟加拉的讨伐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但久攻不下，直到643年在迦摩缕波国国王帮助下，两面夹击，终于完全征服了这个国家。戒日王占领了西孟加拉，把东孟加拉划给迦摩缕波。正所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后者不久也成了戒日王的藩属。戒日王还向西征服卡提阿瓦半岛上的伐拉毗，用联姻手段使之臣服于己，获得了西海岸诸港口，从此坐收海上贸易的利益。这样，除克什米尔、西旁遮普、拉其普他那、古吉拉特和东印边远地区外，北印度几乎都处在他的统治下。

戒日王终于在北印度大部分地区建立了一个以卡瑙季为中心的大帝国。这不仅意味着北印度大部分地区又实现了统一，而且意味着北印度的政治、经济中心已由恒河下游转移到恒河中游。

戒日王是个非常有魄力的君主，在他的统治下，帝国基本保持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其在佛教发展和传播上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戒日王非常重视保护、促进文学艺术，崇尚知识尊重学者。由于他的支持和保护，那烂陀寺成了著名的教育和学术中心。他自己在文学上也有很高造诣，据说他写了三个剧本，两个是古典体裁的喜剧，一个是宗教题材的戏剧。

戒日王苦心经营建立起来的大帝国也难保不重蹈前面各大帝国的覆辙，他去世后，帝国立即陷于混乱状态。他女儿的儿子达罗犀那、他的大臣阿罗那顺等对王位都是群起而争之。阿罗那顺夺取了恒河流域的许多地方后，统—的戒日帝国宣告覆亡。

古印度哲学的源头——《奥义书》

《奥义书》是印度古代哲学的源头，不仅婆罗门教的各个哲学流派发源于它，就连佛教、耆那教的哲学也深受它的影响。奥义书最早出现于公元前7世纪，即吠陀时代的晚期。奥义书不是一本书，而是一批专门阐述婆罗门教宇宙观、人生观和解脱观的哲学经典。现在保存下来的奥义书还有100多种，大都产生于公元前7世纪至前5世纪，其中最重要的有13种：《广林奥义书》、《歌者奥义书》、《爱达罗氏奥义书》、《侨尸多基奥义书》、《鹧鸪氏奥义书》、《由谁奥义书》、《伊莎奥义书》、《迦塔伽奥义书》、《蒙达伽奥义书》、《疑问奥义书》、《白骡奥义书》、《慈爱奥义书》和《蛙氏奥义书》。这些《奥义书》。所阐述的许多哲学理论后来不仅成为婆罗门教的基本教义，而且被佛教、耆那教和其他思想流派所吸收，成为古代印度哲学的重要源头之一。

婆罗门教的宗教思想，集中在《吠陀》以及对其解释的诸《梵书》、《奥义书》中。《吠陀》、《梵书》多为教义、祭仪等方面的记载和解说，主要表现为宗教内容。《奥义书》则不同。它对宗教教义的解释，已具有明显的哲学思辩内容。

在《吠陀》中，梵天是超自然的神，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梵天神的这些特点，在《奥义书》中也有表现，但其论述更为深入。它指出，梵天作为创造主，其本身应是没有任何特性的，不表现为任何形式。否则，它不可能作为造物主，产生出特性不一、形式各样的万物。但无特性的梵天又是可以认识的，“奥义书”以否定的方式作了说明，认为只有否定一切具体特性和性质，才能认识梵天。这种认识从感觉经验上是无法得到的，只有从心灵(理性)上作出思考，才能最终领悟梵的存在。《奥义书》所谓造物主梵天，已有明显抽象的特点，在论证上也有思辩的意味。

《奥义书》一方面把梵视为宇宙的本体，万物的根源，另一方面又把它描绘成无限美好的极乐福境，是人生追求的终极目标。一个人只有明白“梵我同一”的道理，通过修炼去克服私欲，把“我”从肉体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还原于梵，这样，人的灵魂才可以实现解脱，达到极乐境界。

《奥义书》既然认为人体生命的灵魂是不生不灭的，也就要对个体生命死后灵荒去向作出合理的解释。就这个问题，它提出了灵魂轮回解脱说。这种说法其实早在《梵书》中就已提到，但《奥义书》进一步将其理论化。它指出，灵魂在身体死亡后，将投入另一个母胎中转生。灵魂的转世要经历五个阶段：进入月亮，变为雨；雨降大地后变为食物，食物被吃后变为精子；精子进入母胎形成新的生命。这种“业报轮回”的思想不仅影响到亚洲，而且几乎影响到全世界。

《奥义书》在“梵我同一说”与“业报轮回说”之外还提出了“精神解脱说”与“智慧瑜珈说”，要求人们通过各种修炼，使个人的灵魂和宇宙的灵魂结合化一，从而实现灵魂的解脱。总之，《奥义书》已经从吠陀本集与梵书的神话传说和巫术咒语中走出来，从神话的形象思维走向哲学的抽象思维，用逻辑的方式来探讨人的本质、宇宙本质、人与自然的关系、肉体与灵魂的关系等重大哲学问题。它所提出的各类学说，不仅直接影响了婆罗门教的各派哲学，而且对佛教、耆那教等其他哲学流派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婆罗门教六派哲学

公元前6世纪，婆罗门教为了应对新兴的耆那教、佛教的攻击，维护自身的统治地位，对教义作了许多新的解释，逐渐形成了正统哲学六宗。

大约公元前3世纪以后，婆罗门教的六派哲学开始陆续产生，后来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和完善，才逐步建立起自己独立而完善的体系。这六大宗派分别是数论、瑜珈论、胜论、正理论、弥曼差论和吠檀多论。

数论哲学的基础是“因中有果论”，认为结果只是原因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原因与结果是本质上的相同的，一个是事物的隐蔽状态，一个是事物的显现状态。从因中有果论出发，它提出了一种二元论学说，又称“二十五谛说”。二十五谛说颠倒了物质和精神的关系，但包含着许多唯物主义的因素。这种具有唯物主义因素的二元论学说是古代数论派的最大特色，但是后期数论由于受到吠檀多思想的影响，逐步改变了它最初二元论的性质而逐渐走向唯心主义一元论体系。

数论派发展了奥义书的轮回解脱说，认为人生的本质就是苦。苦分为三种：外部之苦，包括鸟、兽、蚊、虫和毒蛇等所引起的苦；内部之苦，包括生理上的苦(高烧、抽风、痰盛、咳嗽等)和心理上的苦(怒、气、贪、爱、嫉妒、恐惧等)；自然之苦，包括寒暑、风雨、雷电和山崩等所导致的苦。数论派对人生痛苦的解释，旨在论证个体生命摆脱轮回转生的必要性。这种学说对后世的思想流派影响较大。

瑜珈论派的学说主要是论述宗教修行的理论。瑜珈修行的目的是通过各种方法，抑制心的作用，使人的灵魂与宇宙精神相结合，最终达到解脱。

在瑜珈实践上，该派提出了“八支行法”。这八种修行方法有：禁制、劝制、坐法、调息、制感、执持、禅定和三味。瑜珈派的学说和实践不仅对婆罗门教各教派的修行方法，而且对佛教、耆那教和其他宗教的修行方法都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胜论出现于公元前2世纪，创始人为迦那陀。主要经典是《胜论经》，此书定型较晚，约在公元2世纪左右。胜论的意思是“殊胜”、“区别”和“差异”等，这表明该派研究的重点是世界各种现象的差异和特殊性。胜论哲学的特色在于它的原子论和六句义说，从逻辑上对极微的存在作了较深入的推论。

胜论哲学是印度古代最有代表性的唯物论学说，它的极微学说与其他一些非婆罗门思想流派的万物起源说有许多类似之处。

正理论派以认识论和逻辑学为主要宗旨，把人的认识分为“确切的认识”和“非确切的认识”两种。“确切的认识”又分为四种：现量(知觉)、比量(推理)、比喻量(类比)和证言。“非确切的认识”，分为疑惑、错误、假设的论证、记忆四种。

正理论对印度哲学最突出的贡献，就在于它对逻辑学的研究。它经过长期的探索和研究，确立了一个名为“五支论法”的逻辑推理方法。这种推理方法分为五个步骤：宗(命题)、因(理由)、喻(例证，包括正例、反例两种)、合(应用)、结(结论)。“五支论法”是一种很科学的推理方式，它足以同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提出的“三段论式”推理法相媲美。后世一些哲学家常把正理论派的逻辑理论与欧洲的逻辑学进行比较。

“弥曼差”有“思维审议”和“审查考究”之意，因此，该派哲学的重点是对吠陀祭祀的方法和意义的“审查考究”。他们把人的认识分为六种：现量(知觉)、比量(推理)、圣言量(证言)、譬喻量(类比)、义准量(推定)、无体量(非存在)。此学说虽然从宗教神学出发，但是承认祭祀时使用的语言背后存在着一种凌驾一切之上的独立原理，从而否定了作为创造主的最高神的存在。可以说，它具有某种无神论的倾向。弥曼差论由于过分强调祭祀在解脱中的作用，所以随着人们对繁琐祭祀的厌恶和反对，该振的影响力也逐渐减少。

吠檀多论，以研究奥义书为主要对象，思想渊源也可追溯到奥义书。

吠檀多论继承了奥义书“梵”与“我”的学说，并且以研究最高本体“梵”、个人灵魂“我”和现象世界这三者的关系为基本宗旨。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对这三者关系的看法不同，吠檀多论内部又分裂出许多不同的学派。主要的学派有：吠檀多不一不异论、吠檀多不二论吠檀多制限不二论和吠檀多二元论。

吠檀多哲学是以婆罗门教的根本经典——《奥义书》为依据，以“梵我”学说为基础，经过长时间发展和完善而逐步形成的。从一产生，它就受到历代婆罗门统治阶级的重视，一直在思想领域占据着重要位置。特别是8世纪以后，商羯罗对吠檀多哲学进一步改革和创新，把它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使它成为印度教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思想体系。因此，在婆罗门教六派正统哲学中，吠檀多论派对印度思想的影响是最大的，是印度最重要的哲学派别之一，其学说是印度教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

六教派论的学说表现出更明显的思辩特点，反映了印度哲学思想发展的趋向。

佛教哲学

佛教哲学是佛教思想的精华，亦是佛教文明的代表。印度佛教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都有自己独特的哲学思想与学说，但是从整体上看，影响最大、最能代表印度佛教哲学的有三种学说。它们是：释迦牟尼的初期佛教学说、龙树的大乘中观派学说、无著的大乘瑜珈行派学说。

释迦牟尼创立佛教的目的，就是要解决人生的痛苦问题，力图把人从生活的苦难中解救出来。因此，他的哲学是以探讨人生问题为主要宗旨的，即讨论人为什么活着、如何活着、人生命运、道德行为等等问题。但是，在讨论人生问题的同时，他也不可能不涉及宇宙方面的问题，如万物的起源、世界的形态等等。所以，释迦牟尼的哲学是以讨论人生为主，也包括宇宙起源、世界形态等方面的问题。其主要内容有谛说、缘起说、五蕴说、诸法无我说等。

龙树是中观派理论的创始人，亦是大乘佛教哲学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他的著作和思想不仅对印度佛教，而且对世界佛教的发展都有深刻的影响。中国、朝鲜和日本的许多佛教派别都曾受到龙树思想的影响。龙树的主要理论有：缘起性空说、八不说和二谛中观说。

瑜珈行派由于强调瑜珈修行的重要性，而得此名。该派的出现比中观派要晚一些，其学说大约在公元4～5世纪成为佛教的主流思想，那时正是印度笈多王朝的兴盛时期。无著是瑜珈行派理论的奠基人。瑜珈行派是一种彻底的唯心主义学说，其主要内容有“万法唯识”说、三行说等。

瑜珈行派的思想不仅对印度，而且对世界佛教的发展都有很大的影响。

顺世论

顺世论是古代印度最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流派。顺世论，意为“流行在人民中间的观点”。顺世论认为，万物是由地、水、火、风四大物质元素构成的。万物的形成皆是四大元素的积聚，而其死亡则是四大元素的离散。顺世论还进一步指出，四种物质元素不断运动着，其聚散是自然发生的，不存在什么超自然的主宰者。顺世论的观点具鲜明的唯物主义特征，对婆罗门教的神创世说作了彻底的批判。

顺世论不仅认为万物由四种物质元素积聚而成，而且指出人的意志产生也与四种元素的积聚、离散有关系。顺世论认为，人的意志与肉体—样，都源于四大物质元素。四大物质元素本身并没有意识，但它们结合在一起时，意识就产生了。顺世论彻底否定了灵魂的存在，对意识与肉体关系的解释是深刻的。

在认识论方面，顺世论重视人的感觉作用。顺世论以为“唯有(可)知觉之物存在，不可知觉之物不存在，因为它从未被感知过”，甚至相信“人们也从不说不可见物被感知”。这就是说，只有被感知的事物才是真实的存在。顺世论指出，除感知外，人们也通过间接的或推理的途径获得知识。然而，从后两种途径获得的知识是不真实的。因为，间接知识经过了中间环节，而经过中间环节就有不可信的因素混杂进来；推理所依据的是不能感知的事物之间的关系。虽然某些推理可能成为事实，那只是偶然幸中的，并投有确定性。

不过，顺世论并没有否定一切经过推理而获得的知识。它所否定的是对灵魂、来世、前世等在世间并不存在的东西的推理。

在社会伦理方面，顺世论充分肯定人们追求幸福生活的欲望，反对各种禁欲主义和苦行，提倡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它指出，没有天堂，没有来世的解脱，人生的幸福就是尽情地享受。对种姓制度，顺世论也进行了抨击，认为人皆由四大物质集合而成，生而平等，并指出婆罗门和首陀罗血管中流的血液都是红色的。

顺世论的思想，具有反对一切宗教的特点，对印度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的发展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它代表了广大下层民众的利益，反映出他们热爱生活、追求社会平等的心声，在否定吠陀权威和反对婆罗门教的思想运动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罽宾

古代中东东北部的一个国名。西汉时期的罽宾在今兴都库什山以南阿富汗境内喀尔布河流域。古希腊人称该河为Kophen，罽宾即其音译。首府循鲜，即古加毕试(Kapisa)城，原为希腊亚历山大大王所筑，称为“高加索之亚历山大城”，位于兴都库什山南麓，扼守着巴克特里亚(大夏)通往喀布尔、克什米尔和印度的大道的咽喉，是古代中东及印度西北的交通和战略要地。希腊—大夏王德米特里南征时占领罽宾，以阿拉科西亚和锡斯坦两郡并封第四子阿伽托克勒斯(Agathocles，前185～前167)为副王，以循鲜为首都。公元前167年，塞琉古王朝安条克四世之婿、将军欧克拉提德(Eucratides)东征，袭杀德米特里家族主要成员，夺取了大夏和罽宾。公元前141年，安息王密司立对提一世(MithradatesI，前171～前138)第二次东征大夏，夺取了罽宾和犍陀罗(Gandhara)，但欧克拉提德的后裔安提埃耳基达斯(Antialtidas，前140～前90)旋于公元前138年收复了罽突和犍陀罗，在今印巴边境建立了希腊人的王朝。公元前124～前114年间，入侵伊朗东部的塞种受安息王密司立对提二世部属苏林东征的压力，沿赫尔曼德河(Helmand)而上进入罽宾，逐走希腊人，建立了塞种王朝。

公元前115年，张骞西使乌孙，派副使至罽宾，汉与罽宾始有往来。汉与罽宾交通的道路是从位于“西域南道”上的皮山西南行，经乌托和印度河上游吉尔吉特(Gilgit)一带的悬度，到达罽宾，路途虽险，但距离较近。从此再西南行，便达乌弋山离。这条道路当时称“罽宾乌弋山离道”。《汉书·西域传》罽宾国条中之塞王乌头劳，即斯巴莱尼斯之封号“国王之弟”的希腊语音译。斯巴莱尼斯于昭、宣帝时(前86～前49)曾数次剽杀汉使，但汉廷隐忍不发，仍与维持友好关系。斯巴莱尼斯死，子斯巴拉革达玛斯继立，遣使朝汉，元帝(前48～前33)派文忠护送其使至循鲜，后斯巴拉革达玛斯又欲害文忠，“忠觉之，乃与容屈王子阴末赴(即希腊王赫尔毛攸斯，前50～前30)共合谋，攻罽宾、杀其王，立阴末赴为罽宾王”。文忠与阴末赴的交往是汉王朝与希腊遗嗣往来的最早记录。文忠之后，赵德使罽宾，其副以下七十余人复被阴末赴所杀，后阴末赴遣使上书谢罪，元帝宽宥之。公元前30年阴末赴死，子继位，仍朝汉，但约于前20年被塞种所灭。

塞王斯巴莱尼塞斯·阿泽斯一世、阿泽里塞斯·阿泽斯二世一家数代依次统治罽宾，约于公元15年亡于安息人岗多法勒斯(Gondopharnes，公元15～46)。公元45～50年间，阴末赴的亲属贵霜翕侯丘就却(Kujula Kadphisēs，公元20～75)击败安息，夺取罽宾，罽宾遂成为贵霜帝国的领土，从此不再是独立国了。

身毒

印度河流域古国名。始见于《史记》，为中国对印度的最早译名，原文为梵语Sindhu，古波斯语讹为Hindhu，古希腊语更转为Indus。其后中国古文献中亦作申毒、辛头、信度、身度、天竺、贤豆、印度等，皆同音异译。其领域有时亦包括印度河以东的南亚次大陆地区。汉武帝时张骞出使西域，公元前128年左右到达帕米尔以西的大夏，听说在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身毒国，并在大夏看到从身毒国贩运来的邛竹杖和蜀布。张骞认为大夏在汉西南，而身毒在大夏东南，则身毒应距中国蜀郡不远。汉武帝听信此言，从蜀郡四道出使，企图从中国的西南部地区经身毒通大夏，但因当地少数民族的阻拦没有成功。据《后汉书·西域传》所载，中国在2世纪时对身毒的地理、物产、宗教、政治情况已有初步了解；且知当时身毒许多地区皆属“月氏”，即早期贵霜帝国(即贵霜)。这是由于东汉时佛教已传入中国的缘故。

大秦

汉代西域古地名、国名。《后汉书》说，汉和帝永元九年(公元97)，西域都护班超遣甘英西使大秦。甘英到了波斯湾口的条支，误信安息西界船人言，说“海水广大”，航路难行，故未向西进。安帝永宁元年(120)掸国王遣使来献幻人(魔术师)，自言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掸国西南通大秦”。桓帝延熹九年(166)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来贡献。安敦乃罗马皇帝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同书说天竺国“西与大秦通，有大秦珍物”。又说“大秦国一名犁鞬，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国”。《魏书·西域传》：“大秦国，一名黎轩，从条支西渡海曲一万里……。”《魏略》更明言：“大秦国一号犁轩，在安息、条支西大海之西，从安息界安谷城乘船，直截海西，遇风利二月到，风迟或一岁，无风或三岁。其国在海西，故俗谓之海西。”大秦道既从海北陆通，又循海而南，与交趾七郡外夷比，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出异物。”古大秦相当于何地，学界大致有三种说法：一谓指罗马帝国东部，一谓指罗马帝国，一谓指黎轩即亚历山大城。三者中以后一说较妥当，因诸书多言大秦即黎轩，且言以石为城。所谓“海曲”，实指自波斯湾口之条支或安谷(Orcoe)水行经波斯湾，出湾后西航沿阿拉伯半岛南岸至亚丁，转北入红海，直达埃及东海岸的伯伦尼卡(Berenice)或米奥斯戈尔莫斯港(Myus Hormus)，登陆至科普托斯(Coptus)，换船顺尼罗河而下即达亚历山大城；若航至红海北端阿尔斯诺(Arsinoe)，再通过古运河亦可达亚历山大城。此“海曲”在古代是很繁荣的一条海上商路。言海西亦多指此海曲之西。总之，自大秦至汉有四条路：一、自大秦出红海跨印度洋穿马六甲海峡，北上直到九真、日南或广州；二、自大秦同样跨印度洋东北行至缅甸，循伊洛瓦底江而上达掸国，由此而东至汉永昌郡；三、自大秦循“海曲”至波斯湾口的条支、安谷，穿安息沿丝绸之路东达中国；四、自大秦航海至安条克(Antiloch)，再东行经安息亦与丝绸之路接。大秦与中国海陆直接间接交往，在汉代亘三百余年。

朝鲜

古国名。秦汉时其地包括今朝鲜半岛北部的大部分。战国末叶，燕国向东北发展，势力曾达到鸭绿江南。当时朝鲜在箕氏统治之下。秦统一中国后，在燕国故地东部置辽西、辽东郡。燕、秦之际，齐、燕一带已有不少移民移居到朝鲜半岛，引进了中原的先进文化。汉初，燕人卫满东走出塞，渡过坝水(今朝鲜清川江)，杀箕氏朝鲜末代王箕准，割据朝鲜北部，建都王险城(今朝鲜平壤)。朝鲜半岛土著真番、临屯等部族都服属卫满。汉初和卫氏朝鲜基本上相安无事。

汉武帝刘彻为防御匈奴，加强了北方边郡的守卫。元朔元年(前128)，一度在辽东塞外置苍海郡，但三年后即罢撤。元封二年(前109)，武帝令涉何出使朝鲜，诏谕其王卫右渠(卫满之孙)。涉何在归途中杀死护送他的使者，诡称斩朝鲜将以邀功。这种错误行为引起了汉与朝鲜的武装冲突。武帝遣杨仆将水军五万自齐跨越勃海，左将军荀彘将陆军自辽东南下渡鸭绿江，夹击王险城。次年夏，荀彘始击败朝鲜军，陷其都城。汉在其地设置四个郡：乐浪郡(或谓因古时东方有“良夷”之称而得名)，以王险城为中心，统治鸭绿江(古称马訾水)以南、清川江南北最富裕的地方；也就是箕氏朝鲜几世纪以来所统治的地方；临屯郡，统治以涉貉为主体的部族，在乐浪郡以东；玄菟郡，统治东临日本海的南沃沮部族；真番郡，统治乐浪以南的真番部族。四郡的土地包括半岛的绝大部分，只有东南角名曰辰韩的一小块地方尚独立。

昭帝始元五年(前82)罢真番郡。元凤六年(前75)又罢临屯郡，同时把玄菟郡从图们江南的旧地移至鸭绿江北、辽东郡东，其治所在浑河上游、辽宁新宾附近，仅领三县，从此乐浪郡便成为朝鲜半岛上的主要汉郡。西汉时领县二十五，东汉时减至十八。汉末，公孙康据有辽东，割乐浪郡之一部分置带方郡，领县再次减少。自乐浪始置郡，至为高句丽所并，前后凡四百余年(前108～313)。在这样长的时间内，汉文化大量输入朝鲜，不仅见于文字记录，而且从朝鲜境内许多汉墓出土的封泥、印章、兵器、漆器、织物以及瓦当等，也能充分证明。同时，朝鲜古文化也输入到了辽东、辽西及幽州各郡。

倭

古代中国对日本的泛称。首见于《山海经》。《汉书·地理志》载：“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可能指以北九州为中心的许多小部落国家。《后汉书·倭传》载，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57)，“倭奴国奉贡朝贺，……光武赐以印绶”。1784年在福冈市志贺岛发现的“汉委奴国王”金印证实了此事。一般认为，“委(倭)奴国”即北九州博多附近的傩县。这说明公元1世纪中，日本北九州一带已与汉朝交通。

桓帝、灵帝时期(147～189)，倭国出现了女王卑弥呼治下的邪马台国，辖有伊都国、奴国、斯马国等二十多个小国。另外，日本列岛上还有不属邪马台国统御的拘奴国。关于邪马台国的位置，日本学界有九州说和大和说之争，迄未定论。曹魏正始年间(240～248)，卑弥呼死，国乱，渐衰，中断了与中国的交往。

扶南

中国史籍所载1～7世纪印度支那半岛南部的古国名。三国时康泰(见朱应、康泰)的《扶南传》、万震的《南州异物志》以及陈寿的《三国志》已见著录(或谓东汉杨孚的《异物志》最早)。又作夫南、跋南。学界多主张该名系吉蔑(khmer，今译高棉)族古语Bnum(Vnun)或现代语Phnōm的对音，意为“山岳”。约在1世纪初建国。其领土当包括今柬埔寨以及越南南部、泰国东南部一带，鼎盛时达老挝南部、泰国西部乃至马来半岛南端。

自223年(三国孙吴黄武四年)至588年(南朝陈祯明二年)，扶南不断遣使来华，同时也与贵霜王朝有联系。3世纪中期，朱应、康泰奉吴大帝孙权之命出使该国，回国后著有《扶南传》、《扶南异物志》。504年(梁天监三年)，梁武帝曾授其国王憍陈如阇耶跋摩以安南将军、扶南王之号。扶南和中国的经济、文化联系颇为频繁。“扶南大舶”远近闻名，“扶南乐”早在三国时即传入中国，隋代和唐初被列为九部乐之一。南北朝时期，扶南僧人宋华在扶南馆等处泽经，番禺(今广东广州)的佛寺中曾供有扶南国所造石像。6世纪下半期，其北部属国真腊崛起，扶南的都城南徙，与中国来往渐稀。唐武德、贞观间曾再度来朝。迄7世纪中期，遂为真腊所取代。

真腊

7～15世纪印度支那吉蔑族所建王国名。唐代或以其当时的都城名之，称邑心国、伊赏那补罗国；或又以其民族名之，称吉蔑、阁蔑(Khmer，今译高棉)。宋代亦作占腊。

该国原为扶南的北方属国，位于湄公河中下游，今柬埔寨北部和老挝南部。6世纪中崛起，7世纪中期取代扶南而为印度支那半岛南部的大国。其领土包括今柬埔寨以及老挝南部、越南南部，最盛时西与缅甸邻接。唐神龙(705～707)后，分裂为陆真腊(又称文单，今泰国、老挝、柬埔寨接壤一带)和水真腊(今柬埔寨和越南西南部)二部，9世纪时复归于统一。据《诸蕃志》载，宋时已都于禄兀(今柬埔寨吴哥)，为其最繁荣的时期。13世纪时领有雉棍(一译西贡)等属郡九十余处。15世纪中期迁都金边。

自616年(隋大业十二年)至15世纪50年代(明景泰年间)，和中国通贡频繁。623年(唐武德六年)，真腊与唐廷建立联系，此后从628年(唐贞观二年)起，至813年(唐宪宗元和八年)不断遣使来华。唐玄宗在位(712～756)时，陆真腊王子曾率属下26人来唐，被授予果毅都尉。《旧唐书·经籍志》有《真腊国事》一卷，当为记载该国史的第一部专著，惜已亡佚。元周达观曾亲历其地，目睹吴哥盛景，归国后撰《真腊风土记》一书。明郑和下西洋时也经过该国。约15世纪时，真腊趋于瓦解，今柬埔寨和老挝等国的版图方渐确定。元、明时期，中国古籍对今柬埔寨已开始采用干不昔、甘不察、甘孛智、澉浦只、甘破蔗、柬埔寨等对音。

骠国

7～9世纪缅甸骠人(pyū)所建的国家。魏晋时的《西南异方志》、《南中八郡忐》等书首载其名。同名异译还有剽、傈、缥、漂越等。其都卑谬(今缅甸伊洛瓦底江下游卑蔑附近)，故《大唐西域记》也称之为室利差呾罗。另外，《新唐书》还记有朱波、突罗朱、徒里掘等异称。

8世纪时，其疆域北抵南诏(此处指今云南德宏和缅甸交界地区)，东接陆真腊(今泰国、老挝、柬埔寨接壤一带)，西接东天竺(今印度东部阿萨姆邦等地)，南至海，据有整个伊洛瓦底江流域。有9个城镇、18个属国、298个部落。近代在骠蔑一带骠国旧址发现了一些佛像、佛经及刻有骠文的碑铭。832年(唐大和六年)，骠国为南诏所败，自此渐趋衰落而为缅人所建的蒲甘王国所取代，其族也逐渐同化于缅人。

唐贾耽《皇华四达记》和樊绰《蛮书》详细记述了中国与骠国交通的数条通道，足见当时双方往来之密切。该国向以佛教音乐著称于世，794年(唐贞元十年)南诏归服唐朝，骠国王雍羌也想内附于唐，曾几度遣使来华献乐。801年(唐贞元十七年)，骠国王由南诏王异牟寻引荐，遣子舒难陀(Shwenadaw)率乐队和舞蹈家抵长安表演。唐德宗授其国王以太常卿、舒难陀以太仆卿之号。诗人白居易专作《骠国乐》书其事，《新唐书·骠国传》对其歌舞艺术有详尽的记载。

粟特

中世纪中亚讲伊兰语的粟特人居住地区的名称。又作窣利(sūlīk)，古代波斯称之为Suguda。主要位于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的泽拉夫善河(唐代文献作那密水)流域。泽拉夫善河东西长约六百五十公里，沿河有许多绿洲和灌溉渠道，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尤以出产瓜果及葡萄酒著称。自公元前5世纪以来，这里相继出现了玛拉干达(Maracanda)、阿弗拉西阿卜(Afrāsiāb)、瓦拉赫沙(Varakhsha)、阿滥谧(Ramithana、Ramitan)等城镇，前两者形成康国(即萨末鞬、飒抹建，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后两者形成安国(忸蜜、副货、布豁、捕喝，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6～8世纪初是粟特地区经济与文化最发达的时期，除为首的康国、安国之外，还存在着另一些城邦国家，如：石国(赭时、者舌、柘支，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一带)、米国(弭秣贺，当位于康国东南)、史国(羯霜那、乞史、怯沙，今乌兹别克斯坦沙赫里夏勃兹)、何国(屈霜你伽、贵霜匿，康国西北约四十公里处)、曹国(劫布呾那、伽不单，今乌兹别克斯坦撤马尔罕北)。

以上康、安、石、米、史、何、曹七国的名称，均见于各种汉文文献。据说，这些城邦居民始居祁连山北昭武城，被匈奴击破，西逾葱岭，到达粟特地区，枝庶皆以昭武为姓，示不忘本。《新唐书》在以上七国之外加火寻(货利习弥，今阿姆河下游一带)、戊地(伐地，又名西安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西)而统称之为昭武九姓国。据《北史》、《隋书》，王姓昭武者还有小安国(又名东安、喝捍，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西北)、那色波(又名小史，今乌兹别克斯坦卡尔希)、乌那曷(今阿富汗安德胡伊)、穆国(今土库曼斯坦查尔朱；一说土库曼斯坦马里)、拨汗(今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等。至于昭武的确切意义，学界至今还没有令人满意的解释。

中世纪粟特人的特点是擅长经商，他们长期操纵着丝绸之路上的国际转贩贸易，这使他们在四周邻国的政治生活、东西文化交流中起了重要的作用。7世纪中叶至8世纪中叶，昭武九姓国作为唐朝的羁縻州府，隶属安西都护，从而受到唐中原地区的某些影响。例如，粟特钱币方孔圆环，与开元通宝形制无异，唯钱币上的王名镌以粟特字母。目前，考古发掘出土的粟特钱币上的王名有许多已可与汉文文献记载的昭武九姓王名相印证。从8世纪初起，大食势力越过阿姆河北上，粟特地区逐渐为大食所控制。751年(唐天宝十载)，唐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率汉、蕃兵三万至怛逻斯(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城附近)，与大食将领齐亚德·本·萨利赫(Ziyad b．sālih)交战，唐军因葛逻禄部临阵叛变而败绩。唐军被俘虏的工匠将中国造纸术传至康国，粟特纸遂广泛传布于穆斯林世界和欧洲。

在12世纪以前，粟特语因粟特人四处经商而成为广泛流行于中亚的语言。敦煌古代烽燧下曾发现“古粟特语信柬”，年代当在3世纪初或4世纪初。19世纪末叶以来，在蒙古高原多次发现粟特语与古回鹘语的双体语言碑刻。近几十年，考古学者在撒马尔罕以东的穆格山(Mug)和片治肯特(Panjkent)等地发掘到了中世纪粟特文书和文物。古回鹘文字体来自粟特文，老蒙文和满文又受到古回鹘字体的影响。

昭武九姓

南北朝、隋、唐时期对从中亚粟特地区来到中原的粟特人或其后裔的泛称。汉文史籍称其原住祁连山北昭武城，被匈奴击走，西迁中亚河中地区，枝庶分王，有康、安、曹、石、米、史、何、穆等九姓，皆氏昭武，故称昭武九姓。

粟特人在历史上夙以善于经商著称，长期操纵丝绸之路上的转贩贸易。早在东汉时期，洛阳就有粟弋(即粟特)贾胡。敦煌古代烽燧(斯坦因编号之Ⅻa)下曾发现写在纸上的“古粟特语信柬”数件，其内容反映了东汉末或西晋末粟特人的经商组织和活动。南北朝以来，昭武九姓经商范围更加扩大，并不时为一些国家承担外交使命，如545年北周曾派遣酒泉胡安诺槃陀出使突厥。在唐代，经商的昭武九姓胡人常被称为兴生胡或简作兴胡，从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看，兴胡与县管百姓、行客并列，表明他们可能有一定的特殊身份或社会地位。

早在南北朝时期，姑臧等地就有昭武九姓胡建立的移民聚落。在唐代，碎叶、蒲昌海(今新疆罗布泊)、西州、伊州、敦煌(今甘肃敦煌县城西)、肃州(今甘肃酒泉)、凉州(今甘肃武威)、长安、蓝田、洛阳、关内道北部河曲六胡州等地都有昭武九姓胡的聚落(六胡州，630年，东突厥颉利可汗降唐，原突厥中的昭武九姓部落随之入塞，唐为安置这批昭武九姓而置)。据敦煌写卷《光启元年沙州、伊州残地志》，唐代在今罗布泊地区有康国大首领康艳典建立的五六座移民大城镇；敦煌郡敦煌县从化乡住着昭武九姓胡三百余户，人口当有一千三四百人。在内地，许多昭武九姓胡散居各地，其聚居者往往自有统领，称作大、小首领；在战乱时期往往自有城主(如伊州)。721～722年(唐玄宗开元九至十年)攻陷六胡州的康待宾、安慕客、何黑奴、石神奴等是昭武九姓胡；安史之乱的头目安禄山、史思明为营州(今辽宁朝阳)杂胡，也是昭武九姓胡后裔。

昭武九姓胡的活动特点使他们在东西方文化交流方面起了重要作用。袄教、摩尼教、中亚音乐、舞蹈、历法之传入中原，中国丝绸、造纸技术之传到西方，昭武九姓胡无疑是重要的媒介。他们还在中原四周的游牧汗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起很大作用，特别是把粟特文字带入突厥、回鹘汗国，其影响所及，回鹘文、蒙文、满文均可溯源于粟特字母。

勃律

克什米尔北境印度河流域的中世纪国名。在中国历史文献中，从东晋智猛的《游行外国传》、北魏宋云的《宋云行记》和惠生的《行记》到唐代著述，先后有波伦、钵卢勒、钵露勒、钵露罗、钵罗、勃律等不同译名。藏文文献中作Bru-zha或Bru-sha。在吐蕃兴起之前，勃律以巴勒提斯坦(藏文文献作Sbalti)为根据地，该地联结吐蕃、印度和唐西域地区，故当吐蕃在7世纪向中亚推进时成为吐蕃首先侵袭的对象。勃律王被迫迁往西北方的娑夷水(今克什米尔吉尔吉特河)流域，遂分为大、小勃律。在原巴勒提斯坦者称大勃律，或曰布露；西迁者称小勃律，地在今克什米尔的吉尔吉特和肥沃的雅辛谷地。大勃律位于小勃律的东南，相距三百里。

从武则天万岁通天二年(697)到玄宗开元(713～741)初年，大勃律三次遣使入唐。唐王朝先后册立其君弗舍利支离泥、苏麟陀逸之为王。同时，小勃律王没谨忙于唐开元初亲自来朝，唐以其地为绥远军。然小勃律数为吐蕃所困，吐蕃声明意在假道其国进攻唐之安西四镇。因此，当时的勃律被认为是唐帝国的西门。后吐蕃夺小勃律九城，没谨忙求救于北庭，节度使张孝嵩遣疏勒副使张思礼率蕃汉步骑四千救之。没谨忙因出兵大破吐蕃，722年(唐开元十年)唐封没谨忙为小勃律王。其后，吐蕃西击勃律，卒残其国。小勃律王苏失利之在位期间，迎吐蕃公主墀马类(Ze ba khri ma lod)为妃，西北二十余国遂皆为吐蕃臣属，四镇节度使田仁琬、盖嘉运，夫蒙灵詧三次讨伐无功。747年(唐天宝六载)，唐廷诏四镇节度副使高仙芝以马步万人进讨，仙芝进至五识匿国(今帕米尔的锡克南)，分兵三路，俘虏小勃律王夫妇。唐改其国号为归仁，设归仁军镇守。此役提高了唐在中亚的声威，许多国家转而归附唐朝。但至751年高仙芝所率唐军在怛逻斯(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城附近)败于大食，小勃律与个箇失蜜(今克什米尔)地区终于脱离唐朝而听命于吐蕃。

唐代另有大、小勃弄(律)，地在今云南。

吐火罗

本是民族名，中世纪转为地名。亦作兜佉勒、吐呼罗、覩货逻。希腊典籍中作Tokharoi。指乌浒水(今阿姆河)上游即缚刍河流域，以今昆都士(唐代活国)为中心的阿富汗北部地区。

吐火罗民族的族属问题，今尚未完全解决，目前学界倾向于将吐火罗人比定为大月氏人。公元前2世纪中叶，他们灭掉以巴里黑(今阿富汗马扎里沙里夫西巴尔赫)为都城的大夏，于其地建国，是为贵霜王朝。3世纪中叶，贵霜王朝为波斯萨珊王朝(见萨珊朝波斯)及印度笈多王朝所颠覆，吐火罗名称重新见于史籍。5世纪30年代，自阿尔泰山南下的厌哒人据有其地，遂与厌哒人杂居。563～567年，突厥与波斯萨珊王朝合力灭厌哒，其地遂为突厥所有，突厥派通设、呾度设统治吐火罗故国。629(或630)年玄奘行经该地，记吐火罗故国领域：东起帕米尔，西接波斯，北据铁门(今乌兹别克斯坦南部布兹嘎拉山口)，南至大雪山(今阿富汗兴都库什山)，南北千余里，东西三千余里，相当于今阿富汗北部地区。此地在历史上一直是中国西域与伊朗、印度等地交通往来必经之处。玄奘时，吐火罗王族已绝嗣数百年，酋豪林立，分为二十七国(玄奘实际列出二十九国)。唐高宗显庆年间(656～661)，以其境内的阿缓城(今阿富汗昆都土)置月氏都督府，授其王为吐火罗叶护、悒怛王、使持节二十五州诸军事。此一称号反映了当地先后有吐火罗、大月氏、厌哒等族活动的实际情况。

8世纪初，大食东来，在萨珊王朝末代诸王、突厥和吐火罗故地的君主与大食交战的时期，吐火罗故地的君主号为叶护，可能是突厥葛逻禄部的首领。大食进逼，吐火罗君主曾要求唐朝保护。8世纪中叶以后，大食人取得决定性胜利。安史之乱时，曾有吐火罗兵助唐平乱。13世纪后，吐火罗一名逐渐消失。

萨珊朝波斯

萨珊(226～651)是波斯(今伊朗)的一个王朝。中国史籍关于萨珊朝波斯的记载，当以《魏书》为最早。《魏书·西域传》已佚，今本系用《北史·西域传》所补，但《北史》是摘抄《魏书》，故其来源仍当是《魏书》，其后，《周书》《隋书》、新旧《唐书》都有记载。5世纪20年代，自阿尔泰山南下的厌哒(悒怛)入侵入波斯；30年代，厌哒人征服贵霜王朝的残余势力，占据吐火罗(今阿富汗北部)，此后厌哒人多次参预萨珊王朝内部争夺王位的政争。563～567年，萨珊朝波斯与突厥并力击溃厌哒，但此后又受突厥的侵扰，特别是在619年以后西突厥统叶护称可汗时期。6～7世纪之间，萨珊朝波斯与西突厥为争夺欧亚内陆的丝绸中继贸易而进行着激烈的斗争。

萨珊朝波斯与中国早有往来。5世纪40年代北魏曾派韩羊皮出使波斯，波斯王遣使献驯象及珍物。史籍又见北魏太安元年(455)波斯使臣来北魏的记载。此后历西魏、北周、隋，两国使者往来相继。

632年，萨珊朝波斯王伊嗣侯(Yazdgard Ⅲ或Yazdagird Ⅲ)立，次年，崛起于阿拉伯的大食入侵入波斯。637年和642年，大食人连续大败波斯军，波斯为大食占领。伊嗣侯奔吐火罗，未至，为大食人所杀，其子卑路斯(Pērōz)栖身于吐火罗。661年(唐龙朔元年)，求援于唐，唐以其为波斯都督府都督。7世纪70年代，卑路斯亲自入朝，唐高宗授以右武卫将军，遂客死长安。长安醴泉坊之波斯胡寺，即卑路斯请立，为波斯人集会之会馆。卑路斯之子泥涅师(Narses)志图复国，679年(唐调露元年)，唐命吏部侍郎裴行俭平定西突厥阿史那都支的叛乱，便道送波斯王子回国，行至碎叶城，行俭以都支已平而波斯道远，遂遣其自归。泥涅师不敢单独返国，居吐火罗二十余年，其部下离散。707年(唐景龙元年)再来长安，不久病卒，与其父同埋骨中土。此外，波斯人中也有入仕唐廷者，如阿罗憾。阿罗憾，本波斯国大酋长，入唐，领右屯卫大将军，充使拂菻国。有些萨珊王朝灭亡后流寓长安的王室成员和贵族子孙后来曾被编入神策军中。1955年西安发现了袄教教徒苏谅妻马氏墓。墓志为汉文、婆罗钵文双体合璧，苏谅就是神策军中的波斯后裔。

萨珊朝波斯人来中国最多的当是商人。唐代诗文和《太平广记》等文献中对波斯商胡有很多生动的记述。这一情况也为考古文物所证实。波斯萨珊银币在中国境内发现的数量之多，至为惊人。建国以来，出土萨珊银币约30起，计1171枚，绝大多数发现于丝绸之路沿线和京都附近。北朝时从波斯传入的袄教在唐朝进一步广为传布。随着波斯客商和侨民的增多，长安等地建立了袄祠，唐朝为之设置萨宝、袄正等视流内品官典守。景教与摩尼教也都在唐代先由萨珊朝波斯传入中国。

萨珊朝波斯的艺术也对唐代有很大影响。唐代织锦图案(联珠纹、对鸟对兽纹)、金银器的形制(如八棱带柄杯、高脚杯、带柄壶、多瓣椭圆形盘)、纹饰(翼兽、宝相花、狩猎纹、忍冬花纹等)就是最具体的反映。

大食

唐、宋时期中国对阿拉伯人的专称与对伊朗语地区穆斯林的泛称。早自7世纪中叶起，唐代文献已将阿拉伯人称为“多食”、“多氏”、“大寔”；10世纪中叶以后的宋代文献多作大食。汉籍中阿拉伯人被称为大食，显然是受了伊朗语的影响。约在1世纪以后，阿拉伯部落之一塔伊部逐步迁徙到与伊朗最邻近的地区，因此在伊朗人心目中成为阿拉伯人的代表。塔伊部的名字Tayyi’或Tai在中世纪伊朗语(婆罗钵语，即Pahlavi语)中作Tacik，在近世伊朗语中作Tāzī。这样，由于语音学上的原因，作为阿拉伯人统称的塔伊一名，在伊朗地区被读作塔吉(Tāzīk，Tāzī)。关于汉籍中的大食来自伊朗塔吉一名这种语源学解释，目前在学界颇占优势。另有学者认为大食一名来自阿拉伯语商人tājir的对音，可备一说。

阿拉伯哈里发帝国的向东扩张，使伊朗、中亚地区讲伊朗语的人逐渐改奉伊斯兰教。讲伊朗语的穆斯林也被视为阿拉伯人，并被某些相邻的民族称为大食人，因而大食的涵义随之扩大。例如，8世纪突厥文碑铭中的大食(Tajil)一名，即泛指信奉伊斯兰教的波斯人而言。11世纪70年代中国新疆喀什的著名学者马合木(Mahmūdal-Kāshgharv)纂成《突厥语辞典》(Diwān lughāt al-Turk)，其中明确注出Tāzīk为波斯人。这种对大食一词应有广狭二义的不同理解，无疑有助于人们研究中亚地区的中世纪文献和唐宋时期汉籍中有关大食的记载。例如，《唐书》有关于大食发兵数万助平安史之乱，《辽史》有关于契丹遣嫁公主于大食王子等记载，其中大食显然不是指远在西方的阿拉伯人而言。

阿拉伯人的大食帝国与中国的唐王朝大致建立于同时，两国人民都创建了光辉灿烂的文明，从7世纪后半期起，交往日益频繁。在唐代西域，唐、吐蕃、突骑施与大食之间，屡次发生错综复杂的冲突。751年，唐朝将领高仙芝对中亚的石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一带)用兵。石国乞援于大食，大食派吉雅德·本·萨利赫(Ziyād b．sālih)东来。高仙芝与萨利赫相遇于怛逻斯城(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城附近)，高因葛逻禄部众临阵倒戈而败绩。这次战役，大食兵掳走大量中国俘虏，其中有织匠、金银匠、画匠等，中国多种工艺技术因而西传，其中对于中外文化交流发生深远影响的是中国造纸技术通过这些被俘工匠而广泛传播于西方。此外，俘虏中的杜环旅居西域12年，亲历幼发拉底河畔黑衣大食(即阿拔斯哈里发朝Abbāsids，750～1258)的都城(今伊拉克巴格达南的库法，杜环记作亚俱罗)等城，归国后写出《经行记》一书。唐德宗李适时宰相贾耽撰《皇华四达记》，所记中西交通路线与9世纪阿拉伯地理学家伊本·胡尔达德比赫(Ibn Khurdādhbih)于885～886年完成二稿的《道里与诸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l-Mamālik)中相应路线甚多一致之处，说明两者采择材料的来源相似，大多得自双方往来的商旅行人。这种商旅行人在唐末到宋初大量聚居于广州、泉州、洪州(今江西南昌市)、扬州等地，多者达数万人，均以大食之名见称于汉籍。大食商人都是伊斯兰教徒，随着他们的经商活动，伊斯兰教也从大食传到了唐朝。泉州有北宋时代建立的中国最早的伊斯兰清真寺；城外有宋元以来大食人的墓石群。南宋孝宗时桂林通判周去非撰《岭外代答》，收录有关波斯、阿拉伯等地记载多条，进一步增进了中国对大食情况的了解，理宗时泉州市舶司提举赵汝适撰《诸蕃志》，增补了周去非书之不足。此外朱彧的《萍洲可谈》、岳珂的《桯史》等也有记述。稍后编纂的正史、类书和方志类著作如明代何乔远《闽书》，正是根据上述文献对伊斯兰教、黑衣大食即阿拔斯哈里发朝有相当正确的记载。

和中国不断了解大食的情况一样，大食也对中国情况有着日益具体的了解。伊朗语称中国为cīn，阿拉伯语中转化为sīn。在阿拉伯地理学家的概念里，中国被置于最东面的气象带内，位于圈围Yājīj和Mājīj(雅术只和马术只)两族人民的长墙的尽头，长墙当是中国万里长城在阿拉伯人知识中的不甚确切的反映。851年，阿拉伯商人苏莱曼(Sulaymām)写下了东来中国的行记，此书被纳入失罗帏(Siraf)人阿卜·札伊德(Abū Zaid al—Sirāfī)撰写的《中国印度行记》(Akhbār al-Sān wa-Hind)之中。苏莱曼和札伊德对中国典章制度、工艺制品有生动描述。中国的Khānfū、Zaitūm等城也因此而蜚声于阿拉伯世界。今天大多数学者认为Khānfū当是广府(广州)、Zaitūm当是刺桐(泉州)的对音。人们根据这两部记述得知，黄巢起义军入广州，遇害的大食人以万计，由此可以推知大食东来的人数之众。此外，许多阿拉伯地理学家如伊本·鲁斯塔(Ibn Rustah，著述活动在10世纪上半期)、马思乌迪(Mas‘ūdi，？～956)等也留下了大食方面关于中国的珍贵记载。

1259年奉蒙古宪宗蒙哥之命而西使的常德的行记，亦即元世祖中统四年(1263)经刘郁记录而成的《西使记》提及“天房”，这是汉籍直接记载麦加城之始。此后汉籍更多使用“天方”一词指阿拉伯本部。随着人们认识到阿拉伯人、波斯人、穆斯林三者的区别，大食的涵义开始受到限制，Tāzīk或Tājīk逐渐专指伊朗东北部的穆斯林居民，这大概就是今天帕米尔高原塔吉克族的族名来源。

黎轩

西域古国名。亦作犁靬、犁鞬、犛靬、骊靬，皆同音异字。首见于《史记·大宛列传》。此国名相当于何地，学界多年来议论纷纭，有瑞克姆(Rekem)说、刺伽(Rhaga)说、希尔尼(Hercanya)说、米底(Media)说、塞流古(Seleuchea)说、叙利亚说、埃及亚历山大城说等。持后一说的有日本白鸟库吉、法国伯希和等人，其理由似较充分。犁靬应即Alexandria之译音。印度阿育王碑称该城为Alikasundra，《那仙比丘经》称之为阿荔散，巴利文作Alasanda，均与犁靬音相近。张骞于公元前139～前126年出使大月氏(即月氏)时，才听说西方有这个国家。彼时亚历山大城是埃及托勒密王国的都城，是希腊化时代地中海东部商业极繁荣、文化很发达的地方。张骞出使乌孙，邀与汉共结盟后(前115)，汉廷连年派遣使节到西域各国，《史记》说：“益发使抵安息、奄蔡、黎轩、条支、身毒国。”汉使是否抵达了黎轩，东西方史料都未见明确记载。但据《汉书》，安息使节约在公元前112年来长安时，曾“以大鸟卵及黎轩善眩人献于汉”，此黎轩善眩人(一种杂技家或魔术师)且随汉武帝刘彻到东方巡狩。武帝在河西走廊所置张掖郡中设“骊靬县”，其目的可能有招徕黎轩人东来之意。西汉中期以后，丝绸之路畅通，中国的特产锦绣丝绸肯定早已输往黎轩。据西方古代史料，公元前1世纪，罗马有名的凯撒和埃及女王克娄巴特拉都曾穿过以豪华的中国丝织品制作的衣袍。公元前30年罗马吞并了埃及，使埃及成为罗马帝国的一个直辖省，但黎轩因地处欧、亚、非交通枢纽，经济繁荣仍继续了很长时间。公元以后二三百年，中国习称该地为大秦。

拂菻国

中国中古史籍中对东罗马帝国(即拜占廷帝国)的称谓。古代亦称大秦或海西国。随历史时期之不同，此名有时也指苫国(今叙利亚)等地中海东岸地区。宋、元时代又用以称呼塞尔柱突厥人统治的小亚细亚。

此名在《魏书》高宗纪、显祖纪作“普岚”。《北史·西域传》则作“伏卢尼(Fūrūmi)”。玄奘著《大唐西域记》卷十一波刺斯国条所附西方诸国作“拂懔”，道世《法苑珠林》卷三九及所引《梁职贡图》作“拂凛”或“拂懔”，慧超《往五天竺国传》作“拂临”，杜环《经行记》、《隋书》、《旧唐书》等均作“拂菻”，各种异译都是伊兰语族的Frwm(粟特语作Frōm)、Purum(安息语作Prom)、Hrōm或Hrūm(中古波斯语)等的汉字对音。19世纪末在蒙古高原和硕柴达木地区发现的8世纪突厥文毗伽可汗碑中作Purum。学者们多方考定，以上各种叫法，都出自东罗马帝国的名称Rum。

杜环《经行记》和两唐书西域传对菻拂国的物产、建筑、民俗等情况有详细记载，但两唐书中的记载据认为有一部分系从唐代长安情况类推而来。在唐代，长安与拂菻之间，西突厥汗廷与拂菻之间都有频繁的使节和商旅交往，特别是西突厥曾与它联合对抗萨珊朝波斯，争夺丝绸转运贸易的控制权。景教(基督教聂斯脱利派)当自该地传来。

《元史》卷一三四爱薛传有“弗林”“拂林”，戴良《九灵山房集》卷九有“拂林”，据学者考证，此“拂林”当是Farang一词的音译，乃阿拉伯、波斯人对欧洲的称谓，亦即《明史》之佛郎机，非北魏、隋唐时期的拂菻。

佛郎机

明人对葡萄牙和西班牙的称谓。本是近代以前土耳其人、阿拉伯人以及其他东方民族泛指欧洲人所用的名称。印度斯坦语作Farangi，波斯语作Firangi，均为法兰克(Frank)一词的误读。法兰克是6世纪征服法兰西地方的一个日耳曼族部落集团。伊斯兰教徒同他们早有接触，故后世称欧洲人，同时也称西方的基督教徒为佛郎机。中国人称葡萄牙为佛郎机则是从东南亚的伊斯兰教徒口中传来的。

15世纪末，欧洲通往东方的新航路发现以后，西方殖民主义者纷纷东来。明正德九年(1514)，葡萄牙人乘船来到中国广东沿海，开始和明朝交往，当时人即称之为佛郎机。嘉靖元年(1522)，葡萄牙殖民者寇犯广东新会之西草湾，被中国舰队驱逐出境。此后，其人在广东东莞南头等地筑室立寨，剽劫行旅，掠买良民，转而侵犯闽浙，最后又回寇广东，肆掠东南沿海多年。三十二年葡萄牙殖民者贿买海道副使汪柏，盘踞邗门，并招收倭奴，建筑墙垣炮垒等防御工事，侵犯中国领土主权，杀害官军，违禁偷税走私，终明之世，未尝为变。

明隆庆五年(1571)西班牙人东来侵占吕宋(今菲律宾)，并以此为基地，向中国扩展侵略势力。明朝人因对葡萄牙和西班牙区别不开，也把在吕宋的西班牙人称为佛郎机。另外，佛郎机又是佛郎机炮的简称，清代还有把法兰西也叫做佛郎机的。

壕镜澳

《明史》等古籍对澳门所用的名称。指澳门整个港湾，包括浪白岛在内。原名蠔镜澳，又作濠镜澳，或误写作境澳。澳有南北两湾，规圜如镜，形似蠔壳，故名；有山对峙如门，故又名澳门。位珠江口两侧，连九澳、氹仔，面积共16平方公里。明代属香山县，是番船停泊的海澳，设有守澳官。番舶到来，由守澳官验实后，代为通报上司。明武宗正德六年(1511)，葡萄牙殖民者继侵占满刺加之后，开始侵犯中国东南海面。嘉靖年间，葡萄牙人初在上川岛和浪白澳南水村等处经商，后又重贿当事者求壕境为澳。嘉靖三十二年(1553)，葡萄牙殖民者托言船触裂缝，水湿贡物，求借地晾晒。明海道副使汪柏受贿，暗许之。初时葡萄牙人仅为就船贸易，搭茅篷栖息。但不到十年，在澳门的葡萄牙人大为增加，以至筑室千区，夷众达万人。

明朝政府从未将澳门租借给葡萄牙人，也没有正式同意葡萄牙人在澳门居住，葡人为使地方官吏准许其居住，每年贿银五百两，后来此项款额成为地租。由于葡人报货奸欺，偷漏税课，破坏了中国向来的抽分法，明朝政府乃改用大抽法，以船舶大小为准，令输纳舶饷。澳门船税每年额银二万余两。

二、中外活动

佛教

公元前6至前5世纪印度释迦牟尼所创立，由印度经西域传入中国的宗教。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博士弟子景卢受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此为佛教传入中国内地之始。晋后期逐渐盛行，对中国思想文化各领域和社会风习产生了较大影响。

东汉汉明帝刘庄于永平八年(公元65)遣使至西域求佛法，佛教开始在中国内地传播，时称“浮屠”、“浮图”。汉明帝的兄弟楚王英“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桓帝曾于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将黄帝、老子和佛陀同祀。佛教在东汉作为一种流行的道术，所宣传的大都是与中国传统思想接近的“精灵起灭”“省欲去奢”“仁慈好施”之类的思想。据《出三藏记集》载，至东汉末年，累积译经达五十余部、七十余卷。最早译出的佛经，是明帝时由竺摩腾所译《四十二章经》。汉朝所译佛经多小乘经典，也有大乘经典。译经者多为天竺和西域僧人，最有名的是安息沙门安世高和月支沙门支娄迦谶(支谶)。中国僧人严佛调亦曾参与译事。东汉后期，佛教在中国分为两支流传：一为安世高系，一为支谶系。安世高于桓帝建和初到洛阳，奉小乘佛教，重禅法，译经甚多，最有影响的是《安般守意经》和《阴持入经》。前者为习禅的方法，讲呼吸守意，如黄老神仙家呼吸吐纳之术；后者为解释佛教名数，似汉人解经的章句之学。这种学说认为宇宙人生以元气为根本，“元气”即“五行”，即“五阴”(后译为“五蕴”)。调息元气，专注一心，使意念不生，人心平和，叫做“安般守意”。善“守意”者可得阿罗汉道。支谶奉大乘佛教，讲般若学，与弟子支亮、再传弟子支谦合称“三支”。支谶于桓帝末(167年前)至洛阳，灵帝光和二年(179)译《道行般若波罗密经》(即《小品经》)，支谦避乱迁东吴时再译为《大明度无极经》。支谶一系受老庄思想的影响，所讨论的是人生的根本在使神反本真，心与道俱，而得成佛。东汉末年有《牟子理惑论》一篇(载《弘明集》)，为现存的汉末中国佛教徒的惟一著作。

魏晋南北朝魏晋南北朝是中国佛教史上大力吸收消化印度佛教，并日益与传统文化冲突、调和的时期，是承上启下的重要阶段。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初被视为神仙道术的一种，流行不广。魏晋时玄学盛行，佛教大乘空宗的般若学说因与玄学有相通之处，得以迅速传播。西晋末年以来，兵燹蜂起，社会动荡，为佛教的广泛流传提供了有利的客观环境。佛教在东晋十六国时期广泛普及到社会各个阶层。北方后赵、前秦、后秦、北凉的统治者，都重视名僧，注重从政治上利用佛教。西域僧人佛图澄(232～348)为后赵统治者尊为“大和尚”，他除了宣传佛教以外，还参与军政机要。其弟子道安(312或314～385)被前秦统治者苻坚迎至长安主持佛事，领众达数千人。他提倡般若空宗理论，组织译经，整理经录，制定僧团法规仪式，为尔后汉族地区的寺院制度奠定了基础。道安的弟子慧远(334～416)长期居住庐山，为南方佛教领袖。他着重调和佛法与名教、佛教僧团与封建王权的矛盾，鼓吹因果报应论和神不灭论，还宣传死后转生阿弥陀佛“净土”(西方极乐世界)的信仰，影响深远。5世纪初，后秦主姚兴迎西域龟兹(今新疆库车)的著名僧人鸠摩罗什至长安，主持译经，系统地译出大量的大乘空宗佛典。他培养了整整一代佛教学者，其中如僧肇、竺道生等人对中国佛教都作出了重大的建树。

南北朝时佛教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南朝各代帝王都崇奉佛教，其中梁武帝萧衍尤为突出。他发愿舍道归佛，自称是“三宝(佛、法、僧)之奴”，多次舍身寺院，再由朝廷用重金赎回，以此充实寺院经济。他亲自讲经说法，著书立说，批判范缜的神灭论，使佛教在南方普及。北朝历代帝王也竭力扶植佛教，热衷于凿窟雕像。在封建统治者支持下，随着中国僧人对佛教经典理解的逐渐深入，出现了涅槃、成实、三论、毗县、俱舍摄论、地论、十诵律、楞伽等学派。其中如竺道生(355～434)在南朝阐发涅槃佛性论，鼓吹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和“一阐提”(所谓灭绝善性者)皆得成佛的主张。他还批评积学渐悟的观点，提出顿悟成佛。竺道生的学说，得到宋文帝刘义隆和梁武帝萧衍的大力提倡。

魏晋时，佛教经济力量微弱。到了南北朝，寺院拥有大量的土地和僧祗户、佛图户。佛教通过出租土地，役使依附农民，经营商业，发放高利贷等，聚敛财富，逐渐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寺院经济。在北方，北魏末年，寺院三万有余，僧尼多达二百余万人。在南方，梁朝佛寺约近三千所，僧尼八万三千人。佛教成为重要的社会势力和强大的经济实体。

随着佛教思想的流传和经济力量的壮大，酿成了社会政治、经济和思想的新矛盾。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七年(446)和北周武帝建德三年(574)先后发动灭佛事件，曾沉重地打击了北方佛教。在南方则有沙门是否敬王者之辩、夷夏之争、因果报应之辩、神灭神不灭之争，佛教的有神论观念受到批判。但是，这些冲突是暂时的，佛教流行的土壤依然存在。后来，佛教学者转向改造、创新，使佛教在隋唐时代获得更大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佛教具有三个基本特点：

依附性。首先是思想上的依附性。如佛教般若学各派依傍玄学而流行；慧远曲意迎合儒家名教，调和儒佛矛盾，宣扬儒佛合明论，突出地体现了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依赖和妥协。其次是依仗帝王和士大夫的支持，如道安所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再次是倚重外国僧人。虽然当时中国佛教学者已经成长，但是在佛教经典的翻译和佛教教义的传播方面，起重要作用的还多是外国僧人。这和隋唐佛教独立自主的发展不相同。

兼容性。南北朝佛教学派林立，平行阐扬。各派虽有师法，但并不传法定祖，自封正统。在一个学派内部，学者也可兼习其他不同经典。这和隋唐佛教的宗派性迥异其趣。

差异性。魏晋南北朝政治分裂，地域阻隔，文化环境不同，南北佛教形成不同的学风。南方偏尚玄谈义理，涅槃佛性的探讨、顿悟渐悟的辩论、神灭神不灭的斗争，盛行一时。北方则偏重崇奉禅学、律学和净土信仰，重视行业，注意修行，如开凿云冈、龙门等石窟，就是突出的表现。这种南文北质的学风也和隋唐佛教的禅义均弘、理论与实践并重的学风，形成鲜明的对照。

佛教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吸收、消化和发展，已在中国扎下根来，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上层建筑和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并在思想上和物质上为隋唐时代创立有民族色彩的中国化的佛教准备了条件。鸠摩罗什译出的大乘空宗典籍，为三论宗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慧远弘传弥陀净土信仰，对于净土宗的建立有着直接的影响。《法华经》和《华严经》的译出，分别成为天台宗和华严宗的主要经典。竺道生的涅槃佛性说和顿悟成佛说，为慧能禅宗的创立开了先导。

隋唐隋唐时期全国统一，佛教各宗派得到进一步融合的机会。隋唐统治者为了更有效地利用佛教这一宗教思想武器，曾积极促成佛教思想的统一。佛教为了巩固自己的宗教势力，保护寺院经济，也摹仿世俗封建地主阶级的封建宗法制度，建立了世代相传的僧侣世袭制度。从南北朝长期发展下来的佛教流派，有的形成宗派，有的被其他宗派归并吸收。

学派起于南北朝，它只是宣传某一经典学说。如擅长讲《成实论》的是“成实学派”，擅长讲《俱舍论》的是“俱舍学派”。他们讲经的寺院并不固定，不注意传法世系的继承关系。隋唐佛教宗派是从学派发展来的，它有自己的宗教理论体系，宗教规范制度，在寺院经济中有自己的寺产所有权和宗内继承权，每宗各有势力范围和传法世系。一所大的佛教寺院，既是该宗教的宗教宣传中心，同时因藏有大量图书资料，包括宗教及世俗典籍，它又是文化中心。寄居僧寺，依靠读寺院藏书成名的贫寒书生也不少。寺院还经营高利贷，也是一个小型的经济中心。

隋唐各宗正式建立和发展的时间有先后。天台宗最早，成立于陈、隋之际，创始人为智顗(531～597)，以在浙江天台山创建基地得名，流行于今浙江及湖北一带。法相唯识宗创立于唐太宗、高宗时期，创始人为玄奘及其弟子窥基(631～682)。以它的学说内容为宗派名称，流行于长安、洛阳一带。接着是武则天大力扶持的华严宗。杜顺(597～640)号称华严初祖，实际创立者是法藏(643～712)，以所阐扬的经典为宗派名称，流行于长安及今山西五台山一带。禅宗创立于武则天统治时期，实际创始人是慧能，以它独特的修养方法、思想方法为宗派名称，开始流行于今广东、两湖一带，唐末、五代时期遍及全国。还有律宗，守持佛教戒律，强调教徒受戒要有一定的仪式，但没有什么理论上的阐发。由于这一派熟悉受戒的仪式，后来垄断了受戒的特权，有人认为也是一个宗派。净土宗的奠基人可以上推到南朝的昙鸾(476～542)，道绰(562～645)和善导(613～681)是它的创始人。密宗创立于唐中期，代表人物有善无畏(637～735)、金刚智(669～741)和不空(705～774)，流行于唐中央政府上层统治集团，及今西藏、云南一带。还有一度流行的“三阶教”，后遭政府取缔。

唐末土地兼并加剧，赋徭繁苛，人民相继流亡，以避征役。许多寺院占有大批土地、劳力，削夺了官府控制的人口和财政收入。唐武宗李炎会昌五年(845)，官府下令拆除全国大寺院共四千六百余所，中、小寺院四万所，没收良田数千万顷(此数过大，疑“顷”为“亩”之讹)和寺院奴婢十五万人，僧尼还俗的有二十六万余人，史称“会昌废佛”。由于朝廷政令已不行于割据已久的今河北一带，这些地方的佛教势力尚未遭到沉重的打击。

乾符二年(875)黄巢起义爆发。

在农民起义军的打击下，寺院无法管理他们的土地，寺院经济也由此一蹶不振。那些宣传繁琐经院哲学的佛教宗派都失去了他们的物质条件，只有禅宗得到更广泛的传播。

在隋唐时期，佛教为了弥补内部各宗派长期存在的理论分歧，加强理论上的防御力量，共同对付唯物主义，各宗派都建立了判教体系。

判教，就是佛教各宗派根据自己的观点、方法，把所有的佛教经典著作和理论加以系统的批判和整理，重新估价、安排它们在佛教中应占的地位。判教工作是隋唐佛教各宗派防止外教攻击，统一内部分歧而采取的必要措施。他们把一切佛教经典著作按照本派学说毫无遗漏地给以分类。如天台宗判教，《天台四教义》是按照天台宗的观点和神学体系分类的。华严宗，如宗密《原人论》，把佛教分为人天教、小乘教、大乘法相教、大乘破相教、一乘显性教。禅宗按渐悟和顿悟划分佛教。各宗派通过自己的分类，来说明佛教的各种理论教义是佛根据不同听众的才能、智慧、理解水平和不同时间采取的深浅不同的讲经方式，其目的在于说明：佛经的基本教义都是为了救度众生，佛教的一切经典著作看来好像互相矛盾，实际上并不矛盾，而且互相补充。

隋唐佛教宗派哲学继续探讨了南北朝时提出的佛性问题，并对此有所发展。佛教各宗从唯心主义的立场出发，把人的心理活动、精神训练(主要是宗教修养)、人性问题以及人的心、性、情与宇宙观的问题密切联系在一起，构成各佛教宗派哲学的宗教世界观体系。隋唐佛教宗派哲学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哲学范畴，并给以宗教的解释。后来宋、明的唯心主义理学家，基本上继承了这种宗教神学传统。另有一些唯物主义哲学家，从与佛教唯心主义的斗争中，也利用他们的思想资料，加以改造，从而丰富了唯物主义的哲学内容。隋唐佛教宗派哲学对后来的宋明理学有直接影响。

隋唐时期影响较大、历史悠久的佛教宗派，都是密切配合当时的阶级斗争，适应当时经济及政治需要，维护当时封建统治秩序的。隋唐佛教徒的经典章疏等著作，与其看作是对印度佛教经典的注解，不如看作是中国佛教的创作。严格遵循印度教义的只有法相唯识宗。各宗派的观点有些在印度佛教学说中找不到根据。即使在印度佛教经典中有根据的，那也只是采取其符合当时中国社会经济需要的部分。借题发挥，是隋唐佛教各种宗派哲学的特色。

除法相唯识宗外，隋唐佛教各宗派都是适应中国当时的经济基础、政治需要而产生的。各宗派都大力论证成佛的可能性，而且都作了肯定的答案。这是在门阀士族地主阶级失势后，唐朝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地主阶级思想意识在佛教思想中的反映。南北朝时期，在门阀士族地主专政的历史条件下，寒门地主在政治上不能占重要地位。像竺道生提出的“一阐提人(不具信心，断了成佛善根的人)皆得成佛”的口号，还不能取得社会上的普遍承认。唐朝廷打击门阀士族残余势力，扶植一般寒门地主，与此相应，佛教的佛性顿悟说、人人皆得成佛说，逐渐成为普遍公认的学说。可见，隋唐佛教思想不仅是当时经济基础的反映，它还反转来对当时的基础起着加强、巩固的作用。

由于隋唐时期中国经济文化高度繁荣，亚洲佛教传播中心已由印度转移到中国。随着当时国际文化、经济的交流，佛教理论也从中国传播到东方一些邻国。南北朝时期重要的佛教学者，不少是外国僧人，他们多是来中国传授佛教的。隋唐时期国际著名学者中，中国人所占比例增大，外国僧人到中国来，多是来向中国人学习佛教的，并把在中国学到的佛教宗派哲学介绍到他们的国家去。在西域及印度，有些散佚的佛经找不到原本，也有从中国的汉译佛经中转译回去的。汉译佛经与藏译佛经也经常互相交流。邻国朝鲜、日本各国也开始有了天台宗、华严宗、法相唯识宗、禅宗、律宗、净土宗、密宗等宗派。到过长安的国际僧人，终唐之世，代不乏人。伴随着佛教的传播，有关音乐、艺术、建筑、雕塑等，也得到国际交流的机会。这虽是佛教思想传播中的副产品，但对于国际文化交流所起的作用是应当引起重视的，其影响也相当广泛。

佛教在隋唐时期发展迅速，信徒众多。儒、释、道并称“三教”。国家重大节日或庆典，招三教讲论于殿廷。开始时三教讲论多标榜自己的主张而贬低另外两教的主张，后来则多从互相补充、互相融合的立场，以论证三教的相互为用，不可偏废。佛教与道教两个以出家为号召的宗教，在唐代有一段时间互争高低，李渊父子自称是老子李耳的后裔，规定在朝觐的排班次序中道士在僧尼之前。武则天天授二年(691)，由于僧人献《大云经》，为武后当女皇帝制造舆论，朝廷又规定僧尼排班次序在道士之前。唐睿宗景云二年(711)，复敕僧道齐行并进，班次排列不分先后，终唐之世，遂成定制。

为了使佛经得到长期保存，隋代僧人静琬于幽州云居寺(在今北京房山)仿照儒家石经的先例，雕刻石经，把重要的佛教经典刻在石窟及碑版上。唐、宋、元、明继续刻制，使这里成为佛教文物宝库，也是中国最早的佛经石刻本。除房山数量最多外，尚有山东泰山和徂徕山、山西太原凤峪、河北响堂山等处。隋唐时期在敦煌、洛阳龙门等地建造石窟寺，造像壁画艺术精美，为世界文物珍品。敦煌石窟中还保存有手写重要佛经及其他书籍。敦煌唐人写经与房山石经是极珍贵的文物，引起全世界学者的重视。

隋唐时期佛教僧众日渐增多，朝廷制定了管理僧众的法规。隋开皇十五年(595)政府颁布《众经法式》作为管理僧尼的依据。唐朝后期，百丈怀海撰有《百丈清规》，是禅宗僧众首领自己制定的管理规章，后经历代不断修订，成为佛教徒(不限于禅宗)公认的僧规。

佛教经典及注释在隋唐有了大量的增加，佛教的经典全集称为《大藏经》(在隋以前称《一切经》)。北宋开始雕印《大藏经》，历宋、辽、金、元、明、清各朝。官方或私家不断雕印，《大藏经》卷数也逐渐增广。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82年开始编辑《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1984年起陆续出版。全书共收佛书四千余种，合计两万三千余卷，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收集最全的汉文佛教全集。佛教的目录学、分类学也趋于完善。经考古发现，隋唐时代已有印刷的佛像，为后来宋代印刷《大藏经》准备了条件。

宋元明清宋元明清各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后期，随着政治经济条件的变化，中国佛教从总体上说，逐渐由盛变衰；从形式上看，中国佛教从隋唐时期与道、儒三教鼎立，逐渐走向宋明以后的三教会同，佛教的宗教理论和思想渗透到儒家的伦理纲常内部，佛教的某些思想也被宋明理学所吸收。

北宋时期，除了徽宗、钦宗两帝外，其余七帝对佛教均采取扶植、利用的政策。统治者派遣大批僧人西行求法，据佛教史料记载，从太宗即位到太平兴国七年(982)，普度僧人17余万人。同时创建规模宏伟的译经院，使中断170年之久的佛经翻译工作重新恢复。译经规模超过唐代，但成就稍逊。从北宋开始出现雕刻佛经，为以后佛经的传播提供了便利条件。以北宋的程颢、程颐和南宋的朱熹为代表的程朱理学，大量吸取了佛教华严宗、禅宗的思想来丰富自身的内容，认定“理”先天地而存在，把抽象的“理”提到永恒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佛教宗派以禅宗为最盛，天台宗、净土宗、华严宗、律宗等也较活跃。天禧五年(1021)，天下僧尼近46万人，寺院近四万所。南宋偏安，由于官方限制佛教的发展，除禅宗、净土宗外，其他各宗趋于衰微。

元代统治者崇尚佛教，并实行帝师制度，特别崇尚藏传佛教。对汉地佛教也采取保护政策，禅宗、律宗继续流行发展。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1291)全国有寺院42318座，僧尼213000人。

明太祖朱元璋曾出家当过和尚，对佛教颇有感情。明代诸帝中，多半“与佛有缘”，且“好佛”。因此，明代佛教在日益衰微的总趋势中有所发展。佛教诸宗中，相对活跃的是禅宗和净土宗。明万历以后，佛教界出现了祩宏(1535～1615)、真可(1543～1603)、德清(1546～1623)、智旭(1599～1655)四大家，他们都是禅教皆通，对内融会禅、教、律学说，使佛教各宗趋向融合；对外融通儒、释、道三家，儒化佛教，佛化儒道，进而达到“三教同源”。作为宋明理学中明代理学家代表之一的王守仁，受禅宗思想影响很大，提倡“夫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于吾心”，“心明便是天理”，否认心外有理、有事、有物。万历年间在佛经雕刻方面出现了《方册藏》(又称《径山藏》、《嘉兴藏》)，初刻于五台山。《方册藏》的出现，“省梵筴本全文之半，建者、运者、贮者、阅者均称简便，于是请藏之风极炽”。

清代前期几代皇帝重视佛教。康熙年间，对汉地佛教的禁令有所松弛，迎请明末隐居山林的高僧重返京师。雍正重视藏传佛教，但提倡儒佛道异用而同体，提倡佛教各派融合。乾隆时刊行《龙藏》，并编辑《汉满蒙藏四体合壁大藏全咒》。清末民初，佛教在社会上仍有一定影响，一些佛教宗派和组织又有所抬头，如清末杨文会、欧阳竟无等在南京创办金陵刻经处和支那内学院。五四运动后，太虚等人曾通过兴办学校，印刷出版刊物，发起“佛教复兴运动”。但西方现代思潮已涌进中国，佛教服务的对象及其社会作用，也与过去有所不同，成为欧亚现代思潮汇合时期的佛教。中国近代一些进步思想家，如康有为、谭嗣同、章炳麟、梁启超、严复等人，都受过佛教的影响。

景教

唐代传入中国的基督教聂斯脱利派的称谓。聂斯脱利为东罗马君士坦丁堡主教，主张基督有神、人“二性二位”，在东罗马被视为异端，受到迫害。一部分追随者逃至波斯，得到波斯国王保护，成立独立教会，与摩尼教、袄教共同形成波斯当时的三大宗教，流行中亚。汉地景教的名称是教徒自己所取，唐建中二年(781)吐火罗人伊斯出资于长安义宁坊大秦寺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现存西安市陕西省博物馆》，内有“真常之道，妙而难名，功用昭彰，强称景教”数语，可能是既取“基督”的谐音，又取光明辉煌的含义。敦煌遗书中有《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也是景教在中国流传的宝贵资料。

唐贞观九年(635)景教僧侣阿罗本将此教传入中国。十二年，唐太宗李世民诏称“波斯僧阿罗本，远将经教来献上京”，并命令在长安城中义宁坊建寺一所，度僧21人，许其传教。高宗也加以保护。当时中国人亦称景教寺为波斯寺。玄宗即位之初，景教颇遭非难，但靠罗含等教士的努力和玄宗的保护，未遭厄运。唐天宝四载(745)玄宗下令改称为大秦寺。

景教的寺院不仅建于长安，地方府州也有。肃宗即位，在西北地区建立寺院，信奉者不仅是来华的西域人，也有中国人，并有翻译的经典。如阿罗本时代翻译的《序听迷诗所经》、《一神论》等。唐武宗会昌废佛，景教同被禁止。后来衰微，元代再度传入，教徒与来自欧洲的天主教教徒并称为“也里可温”。元亡后，再次衰落。

袄教

源出于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ism)。约在公元前6世纪，由波斯人琐罗亚斯德(Zoroaster)创立。《波斯古经》(Avesta)谓世界上有光明与黑暗，两者为善与恶之源，人宜弃恶就善，应崇拜光明。故敬拜火光及日月星辰。中国古代以其拜火及天，故称之为火袄，省为袄教，俗称拜火教。3世纪时，波斯萨珊王朝定此教为国教，遂盛行于中亚。中国南朝梁时及北朝元魏时，始知其教。《魏书·西域传》谓波斯国俗事火神、天神，《梁书·诸夷传》亦谓滑国(都拔底延，今阿富汗马扎里沙里夫西)事天神、火神。滑国邻接波斯，故渐染其俗。其教东传，当是先经今新疆南部。《北史·西域传》谓焉耆、高昌都俗事天神，应是由波斯商贾传来。北魏后期及北齐、北周并有祀胡天的记载。胡天即指袄教的崇拜天神。看来传入中国的袄教，有了某些变化，如产生了对神像祈祷等现象。又袄教的祭司名为萨甫，北齐鸿胪寺典客署有京邑萨甫、诸州萨甫官名。典客署掌管接待外国使臣及客商，反映当时来华的胡商中有不少袄教徒。

唐代前期及中期，对各种宗教都很尊崇，当时来华经商的胡人极多，故在长安及洛阳均有火袄祠，供每岁胡商祈福。又设萨宝府官，主祠袄神。地方上，特别是河西走廊诸州，也有袄祠。袄教主要是在华的胡人信奉，唐朝禁民祈祭，但也有可能私下传布。唐武宗会昌(841～846)年间，禁毁佛寺，同时对西方传来的袄教、景教、摩尼教所谓“三夷教”的祠寺也加禁毁，僧徒并令还俗。袄教在中土受到一次大打击，会昌以后弛禁，到宋代还有残存的袄祠。南宋以后，中国典籍上罕见袄祠名称。

摩尼教

3世纪中叶波斯人摩尼(Mani)所创立的宗教。中国旧译明教、明尊教、二尊教、末尼教、牟尼教。其教义是糅合波斯原有的琐罗亚斯德教(即袄教)、印度传入的佛教及由东罗马传入的基督教而成。摩尼教曾不容于波斯，摩尼本人亦被处死。然摩尼虽死，其教向外传布却甚为迅速，3～6世纪，已遍及中亚及地中海沿岸各国。

据考证，摩尼教在武则天延载元年(694)由波斯人拂多诞传入中国。拂多诞所持者为二宗经，“二宗三际”是摩尼教的根本教义。即“光明”与“黑暗”为二宗，三际是“初际”“中际”“后际”三个阶段。认为经过三个阶段，光明即战胜黑暗。20世纪70年代以来，学术界倾向于认为远在拂多诞得到官方承认以前，摩尼教已在中国民间流传多时。当它传入中国后，受到佛教的排斥，唐开元二十年(732)唐玄宗李隆基下诏“末摩尼本是邪见，妄称佛教，诳惑黎元，宜严加禁断”，只准许胡人信奉。但它在回鹘，却受到可汗的尊崇。安史之乱后，回鹘人以助平乱事之故，入居中原的很多，摩尼教倚仗回鹘人的势力，大大发展。各地多有摩尼教寺院，称为“大云光明寺”。清代末期在今蒙古国境发现的《九姓回鹘可汗碑》记载了摩尼教在回鹘可汗大力支持下传布的情况。此碑又称摩尼教为“明教”。这个称号到后来代替了“摩尼教”的原名。唐武宗李炎灭佛，摩尼教也被禁止，此后，摩尼教多在民间秘密传布，成为农民起义领袖用以组织群众的工具。五代后梁时，陈州毋乙、董乙的起义和宋代的方腊起义都利用了摩尼教。元朝末年，韩林儿、刘福通的起义以白莲教号召群众，有人认为白莲教就是摩尼教与佛教弥勒派的结合。

20世纪初外国探察者在新疆吐鲁番等地发现了钵罗婆语、粟特语、古突厥语、汉语的大量摩尼教经书断简，石窟壁画中亦有摩尼教内容。同时，敦煌文书中也出现了汉文的摩尼教残经。这些残经的重新发现，把对摩尼教在中国流传的研究推向新阶段。

伊斯兰教

7世纪初穆罕默德于阿拉伯半岛麦加城创立的一神教。与佛教、基督教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中国旧称回教、清真教或天方教。伊斯兰一词，阿拉伯语意为“顺从”。该教尊奉安拉(中国穆斯林亦称真主)为惟一的神，认为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世上一切事物都由安拉安排，人们必须绝对服从安拉的意志。伊斯兰教的根本经典《古兰经》，是立法和行为道德规范的依据。穆罕默德创教不久，因受迫害，于622年动员大批教徒从麦加迁至麦地那，并在那里建立了政教合一的穆斯林公社(Ummah)。后来穆斯林把这一年作为伊斯兰教历元年。632年，穆罕默德完成了创教和统一阿拉伯半岛的事业。以后他的继承人(哈里发)对外进行征服战争，建立了在中国史籍上称为“大食”的政教合一的伊斯兰阿拉伯帝国。伊斯兰教随之在亚、非、欧广大地区传播，成为世界性宗教。

史学界一般认为，伊斯兰教于7世纪中叶开始传入中国。651年8月25日(唐永徽二年八月初四)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唐书作瞰密奠末腻)首次派使臣来长安，觐见唐高宗李治。这是伊斯兰教国家与中国第一次遣使聘问。但民间交往可能更早。早期来中国的大都是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和波斯商人，他们通过西北陆路和东南海路来到中国。陆路沿古老的丝绸之路，经天山南北、河西走廊来到唐都长安。当年的长安有西市，内有“波斯邸”“胡店”。海路前来中国的商人由波斯湾和阿拉伯海出发，经孟加拉湾、马六甲海峡分别到达广州、泉州、扬州、福州、杭州等沿海通商口岸。唐书上称他们集中居住的地区为“蕃坊”，这些商人被称为“蕃客”。他们在蕃坊内建造清真寺，过宗教生活，对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起了很大作用。

751年(唐天宝十载)为争夺石国(今塔什干)，唐帝国和阿拉伯帝国发生一次“怛逻斯之战”，唐败，唐军有大批人员被俘往西亚。其中，杜环回国后撰有《经行记》，原书已佚。其叔父杜佑所撰《通典》中有他介绍伊斯兰教情况的片断记载。

中唐时，为平定安史之乱，唐肃宗向大食等国借兵。两京收复后，肃宗允许大食兵世居华夏，可与中国妇女通婚。据传天宝以后留居长安一带的蕃兵胡贾几达四千人。

宋代与阿拉伯之间的交往绵延不断，来华穆斯林有增无减。为扩大贸易，宋朝廷先后在广州、杭州、明州(今浙江宁波)等港口专设市舶司。五代、北宋之际，伊斯兰教开始传入中国新疆地区。到15、16世纪，在新疆地区已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宗教。

元代是伊斯兰教在中国进入了全面发展的时期。1219年起，成吉思汗率蒙古军大举西征，占领了今中亚及东欧、伊朗北部大片土地，建立了横跨亚、欧的蒙古大汗国。其孙旭烈兀举行第三次西征，攻陷了大马士革和巴格达，建立了伊利汗国。蒙古贵族把上述被征服地区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族人组成“西域亲军”，率之东来，并把他们编入探马赤军，参加忽必烈在中国各地的征战；战后就地屯聚牧养。这些东来的“回回”在中国各地定居后，与当地居民通婚，繁衍子孙，逐渐形成回回民族。元代“回回”属色目人，社会地位仅次于蒙古人，不少穆斯林在中央政府任重要官职，穆斯林人口也急剧增加，遍及全国各地，有“元时回回遍天下”之说。伊斯兰教得到元统治者的保护，同佛教，道教等有同等地位，称为“清教“真教”或“回回教”。

明朝开国功臣中有不少是穆斯林，如常遇春、胡大海、蓝玉、沐英等。明朝历代统治者对穆斯林采取怀柔政策，穆斯林在朝中为官的不乏其人。7次下西洋、到麦加朝圣并带回天房图的郑和就是其中之一。经过长期的共同生活，穆斯林到明代正式形成了民族共同体——回族。撒拉族、东乡族、保安族等在明代也相继接受了伊斯兰教。

清朝统治者对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族人民实行歧视和高压政策，各族穆斯林的武装起义此伏彼起。

明清时期是形成带有中国社会特色的中国伊斯兰教阶段，创办了经堂教育，开展用汉文结合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来阐发伊斯兰教义的译著活动，出现了苏非派神秘主义思想与中国封建宗法制度相结合的伊斯兰教门宦制度。

中华民国时期，当局经常挑起和制造民族纠纷，并采用“以回制回”的策略，扶植、利用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中反动上层和封建势力，对广大穆斯林进行残酷统治，并多次挑起教派之争。各族穆斯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运动，共同创建新中国。这一时期，随着时代前进，伊斯兰教自身也有革新，如倡兴新式教育，派遣留学生，翻译出版伊斯兰教典籍和刊物，组织全国性的学术团体——中国回教学会和宗教团体——中国回教俱进会，出现宗教革新的派别，等等。

南海交通

南海是汉代中国与东南亚、印度的海上通道。据《汉书·地理志》，由日南边塞(出海口在今越南岘港)或徐闻、合浦出发，沿印支半岛南下，船行五月，到都元国(今越南南圻一带)，全程1060海里；船再行四月，到邑卢没国(今泰国华富里)，全程840海里；再船行20余日，到谌离国(指暹罗古都佛统)，全程约100余海里。由谌离国舍舟登陆，横越中南半岛，步行十余日，到夫甘都卢国(今缅甸蒲甘地区，与下缅甸直来人居地，包括萨尔温江入海处和仰光一带)，全程300公里。再船行二月余，到黄支国(今印度东岸建志补罗，出海口为马德拉斯)，全程1728海里。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Sihadvipa，意为狮子洲，今斯里兰卡)。汉使至此乃循原路而归。

王莽辅政时，黄支国遣使至中国赠生犀牛，该国使臣自黄支出发，船行八月，到达皮宗(即今印尼苏门答腊岛西北部一带)，全程1700海里；再船行二月，经新加坡、西贡，到日南、象林界(越南岘港)，全程1700海里。

由此可见，日南道又分南、北两线。北线自日南、徐闻或合浦，船行经都元、邑卢没、谌离后，舍舟登陆，步行至夫甘都卢，再乘船至黄支，汉使南下多循此线；南线则由黄支经皮宗至日南，黄支使臣北上即循此线。

汉使南行皆由“蛮夷贾船，转送致之”，自日南至谌离，乘坐暹罗湾或印度支那半岛南部船只，船形狭长如龙舟，以人力划桨前进，只能在近岸的浅海而不宜作远洋航行，平均日行7海里。自谌离横越半岛以后，改乘印度洋孟加拉湾的船只，船体高大，利用季候风扬帆，每日平均能行28海里。黄支国使臣至皮宗所乘亦此种船，只是到苏门答腊后要等待半年转换一次的季候风，故实际所需时间也仅两月，同皮宗至日南一样，日速28海里。

《汉书·地理志》还载黄支国“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所产明珠、璧琉璃、奇石等，自汉武帝以来，源源流入中国；中国的特产也通过馈赠、贸易，不断输往上述各地。

荷兰侵占台湾

指17世纪初荷兰殖民者对中国大陆东南沿海和台湾的侵略。荷兰在17世纪继西班牙之后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国家。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八月，荷将韦麻郎率军舰两艘偷袭澎湖，伐木作舍，拟长久占领。明朝总兵施德政令都司沈有容率兵面责，荷方理屈，于十一月退出澎湖。天启二年(1622)五月，荷兰舰队再次侵占澎湖。四年二月，巡抚南居益派总兵俞咨皋、守备王梦熊等收复澎湖，擒荷将高文律。荷兰殖民者强占澎湖的阴谋未能得逞，于同年八月转而侵占中国台湾岛西南部，先在大员建台湾城(荷人称热兰遮城)，后又在赤嵌地区建赤嵌城(荷人称普罗文查城)等城堡，做为军事侵略统治据点，并使用武力镇压高山族，烧毁村社。崇祯十五年(1642)，荷军又打败于天启六年侵占台湾北部鸡笼(基隆)淡水的西班牙殖民者，夺占了台湾的西南部和北部。荷兰在台湾对汉族、高山等族人民施行残酷的殖民统治和剥削。在政治上通过任命汉族和高山族“长老”进行统治；在经济上将台湾土地全部占为已有，向台湾人民强收高额地租，每甲田(约合11亩)年收租为上田十八石，中田十五石六斗，下田十二石二斗，还征收各种苛捐杂税；在文化教育上派遣基督教传教士向台湾人民灌输宗教思想，创办学校，推行奴化教育。荷兰的殖民统治，遭到广大台湾人民的多次反抗，其中以清顺治九年(1652)郭怀一起义规模最大。十八年四月，民族英雄郑成功率军在台湾登陆，在当地人民的支持下，经过九个多月的战斗，于翌年二月一日迫使荷兰侵台长官揆一投降，将其全部赶出，结束了荷兰在台湾的38年的殖民统治。

教案

19世纪下半叶起中国人民反对外国教会和传教士的事件。从1848年(道光二十八年)青浦教案到1911年(宣统三年)辛亥革命前的60多年间，共约发生五六百起。由于外国侵略势力利用、包庇教会和传教士，这些事件也成为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的正义斗争的组成部分，震动世界的义和团运动堪称最大的一次教案。

基督教曾于唐、元及明末清初三度传入中国。清王朝实行闭关政策后，严禁外国人在中国传教。1720年(康熙五十九年)，清康熙帝鉴于罗马教廷坚持禁止中国信徒祀孔祭祖，下令禁止天主教在中国传播，驱逐教士，查封教堂，对西方宗教在中国发展势力是一严重打击。但此后禁令虽严，仍不断有教士潜入传教。1840年鸦片战争前，中国天主教徒约有30万人。耶稣教(基督新教)亦于1807年(嘉庆十二年)派遣教士来华，在澳门、广州秘密传教，时受洗入教的总共不满100人。鸦片战争后，中国从独立国家沦为半殖民地，清政府被迫开放教禁，允许外国在通商口岸传教，发还教堂旧址。1858年(咸丰八年)签订的《天津条约》，又准许外国传教士进入内地传教。1860年中法《北京条约》签订时，法国传教士在中文约本上私增教士可在中国各地购置田产，建造自便的条文。后其他国家根据利益均沾条款和治外法权的保护，相继效仿，传教士遂大量涌入，足迹遍及各地。

外国教士在传教过程中企图改变中国礼俗，把佛教、道教贬为邪教，诋毁孔子及儒家学说，并在深乡僻壤干涉民间传统仪节。更为甚者，以不平等条约为依据，干扰中国地方行政，破坏中国司法权。他们妄指庙宇、会馆、公所和民宅为旧置教学，迫令归还。任意出入地方衙署，斥责官员，并盛设仪规，擅作威福。在传教中，挑拨教徒与非教徒的纠纷，凡教中犯案，皆包揽词讼，曲庇教徒，不法教徒常依仗其势力，欺凌平民，诈取钱财，霸占田产，横行乡里。凡此种种，使群众积恨成仇，纷纷自发地起来进行反洋教斗争，各地教案频繁发生。

清末教案大致分为四期。第一期，从1840年鸦片战争后至1870年(同治九年)的天津教案。其间，地方官吏和绅士打出“排斥异端”和保卫圣道的旗号，号召和组织群众反教，主要表现为逐杀教士和焚烧教堂。在震惊中外的1870年6月天津教案中，法国领事因群众抗议教会一事公然向政府官员开枪，群众将其打死，并焚毁法领馆和教堂，杀死20名外国人。法、英、美、俄、德、比、西等国联合向清政府提出抗议，并调遣军舰到天津海口及烟台一带示威。清政府屈从外力，以杀民赔款及派使臣赴法道歉结案。第二期，从19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初。时社会上层开始退出反洋教斗争，大量下层劳动群众投入进来，民间会党逐渐成为核心力量，教案从焚堂闹教发展为大规模的暴动或武装起义。在1891年(光绪十七年)由哥老会掀起的反洋教浪潮中，长江中下游几十个城市和广大乡村，凡有外国教会盘踞的地方都发生了暴动，甚至上海租界也出现反教揭帖，因而引起列强出动军舰在长江示威，清政府派兵围剿。第三期，从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至1900年义和团运动。其间，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反教人数日益增多，民间会党成为领导力量，将反教与反列强瓜分结合在一起，各地教案尤以山东为剧。1897年11月，大刀会组织群众击杀巨野德国教士，周围数县纷起响应。德国遂以巨野教案(又称曹州教案)为借口，出兵占领胶州湾。并迫使清政府允其租借，及在山东享有筑路和开矿的特权。此后教案仍然不断，1898年一年又发生大小数十次武装起事。当地秘密结社在反洋教斗争中发展壮大，最终发动了声势浩大的“灭洋”运动——义和团运动。第四期，从义和团运动后至辛亥革命前。时会党仍在反洋教斗争中起重要作用，某些地区的斗争具有一定声势，但整体己成为高潮后的余波。及至资产阶级革命兴起后，原来群众自发的斗争便汇入民族、民主革命的洪流。其间，由于中国长期闭关自守，生产不发达，文化落后，对外来事物反应消极，乃至采取敌对态度，在反洋教斗争中也出现了大量迷信和盲目排外的现象。

清政府在处理教案的过程中，起初因为教案与地方官员均有牵连，对外交涉时颇为踌躇，但在外国侵略势力的外交压力和武力恫吓下，又妥协让步，对群众采取镇压政策。天津教案以后，开始从民怨和外患两方面感到教案问题的严重性。1871年，总理衙门曾向驻京外使递交《传教章程》，企图对各国传教士稍加约制，遭到各国反对。1892年李鸿章亦拟一类似的“教堂禁约”，但随着列强对中国的掠夺已形成瓜分之势，清政府自顾不暇，因而无法付诸实施。以后，对教会和列强的要求更多委曲求全，凡遇案发，必贬革当事官吏，屠杀反教群众，赔偿外国教会，以牺牲国家主权和尊严换取“中外相安”。1898年后颁布了一系列保护教会的规定，承认外国教职人员与中国地方官员地位对等。清政府的如此立场，不仅没有使民教矛盾得到缓和，反而使之愈演愈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