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

马克思卡尔·马克思(Karl Marx，1818．5．5~1883．3．14)。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生于普鲁士莱茵省特里尔城一个律师家庭。

1841年大学毕业，获哲学博士学位。1842年4月起为《莱茵报》撰(ｚｈｕàｎ)搞，同年10月起任该报编辑。1844年8月底，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巴黎会见，此后，并肩战斗终生。这次历史性会见的第一个成果，就是合著《神圣家庭》。在欧洲1848年革命期间，马克思同恩格斯一起回到德国，参加并领导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在50年代和60年代，他把主要精力用于研究政治经济学，写作经济学巨著《资本论》。1883年3月14日在伦敦病逝。

可爱的儿童

马克思1818年5月5日出生于德国莱茵省南部的小城特利尔市。他的祖父马克思·列维是特利尔市有名的犹太律法学家。他知识渊博，思维严谨(ｊǐｎ)，作风正派，是个受人尊敬的人。在他的子女中，有两个从事法律工作：一个从事犹太律法，并继承了父亲的职位，担任了本市的犹太律法学家；另一个儿子叫希尔舍·马克思，也就是卡尔·马克思的父亲，他也学习法律，之后，在特利尔市担任了律师，由于他工作成绩突出，受到执政者的信任，后来担任了司法参事。

在马克思出生之前，他的父亲就是一个有名的律师了。他父亲孜孜不倦孜孜(ｚī ｚī)不倦：勤勉，不知道疲倦。地学习，勤勤恳恳地工作，受到同行的尊敬，被选为特利尔市律师公会的会长。为了自然地和本地人融为一体，马克思的父亲自愿放弃了犹太教，并接受了基督教洗礼，还把自己的名字改为亨利希·马克思。

马克思的母亲翰丽达是个出身于普通富裕人家的女子，是一个典型的贤妻良母。

马克思的双亲一共生下了九个孩子，其中有五个未成年就死去了，只活下了马克思和他的一个姐姐及两上妹妹。马克思是家里惟一的男孩，家人亲昵地称他为“卡尔”。

童年的卡尔·马克思是十分可爱的。他身体粗壮结实，一头浓密的头发，一双明亮有神的大眼睛，宽阔的额头，高高的鼻子，一看就是个精力旺盛的孩子。

马克思在家里备受宠爱。当卡尔只有三四岁时，对父母教给的东西，只要完整地教他一遍，在似懂非懂的情况下，他就能准确无误地全记住了。他还喜欢缠着父亲讲故事。在父亲讲故事时，他不仅聚精会神地听，还不时地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仅有对故事中人物命运的关注，更多的是问“为什么”。

年龄再大一些了，马克思不再满足于听父母讲现成的故事，而是自己编故事，还主动提出了认字的要求。在学龄前，他就开始识字了。童年的马克思，有着惊人的记忆力，对于枯燥的文化学习他从不厌烦，而对于学习过的字，他有过目不忘的能力。强烈的学习兴趣，加上极好的记忆力，使马克思的学习进步非常快。没过多久，他就能自己阅读一些简单的文学读物了。他的学习进步速度，让父母吃惊，让他的姐妹们望尘莫及望尘莫及：只看见走在前面的人带起的尘土而赶不上。比喻远远落后。。

自己能够读书之后，小卡尔就如饥似渴地阅读起父亲书房里的书来。当然，他所能读懂的和感兴趣的书籍，主要的是简单的文学作品和故事书籍。读这些书籍，他看过一遍，就能把书中的人物和故事情节准确地记住。对于书中那些让他喜欢的语言，他能大段大段地背下来。自己会读书了，脑子里装的东西多了，他就显得比其他小朋友有知识。

精力旺盛的孩子一般都有淘气和调皮的特点，小卡尔也如此。在户外活动时，他常常不停地奔跑，有时累得满头大汗，吁吁作喘，仍不停歇。年龄相近的孩子们在一起玩，他成了当然的中心。做什么游戏，玩什么活动，孩子们都听他的。不过，最常见的是，孩子们围着小卡尔，让他给大家讲故事，这也是卡尔愿意干的事情之一。他的语言能力很强，能够在自己编造的事中刻画人物性格。他编的故事，情节曲折，很有吸引力。每当他讲故事时，小伙伴们就听呆了，一个个或蹲或坐在小卡尔的周围，一动也不动。

马克思的父亲在儿子的成长过程中，始终关注着卡尔的每一个变化。在儿子仅仅几岁时，他就认识到，这是一个有着非凡天赋(ｆù)的孩子。这样的天赋，在一个有教养的家庭，应该把他培养成为出色的人才。因此，在孩子没到上学年龄时，他就在家中合理地安排了孩子的学前教育。当儿子热衷于听故事和讲故事时，他就尽量引导儿子去关注那些含义深刻、有一定思想内容的故事，还在儿子听故事和看故事书的过程中，鼓励儿子积极思考，从动人的故事中获得有益的思想启示。

为了把儿子培养成为一个有学识有文化的人，亨利希注重给卡尔讲卢梭、伏尔泰、席勒等文学家的作品。他利用一切机会，提高儿子的文学修养。

父母不仅关注儿子的智力发育，还特别注重对孩子进行思想和道德的教育。亨利希和妻子很注意对儿子的道德教育，即使在讲故事的过程中，也是选择那些宣扬善良、惩罚邪恶的故事讲给儿子听。母亲则是以自己善良的行动和对儿女们无微不至的体贴来教育孩子。

懂得系统教育之重要性的亨利希·马克思，为了儿子的前程，不放过任何良好的教育机会。当卡尔到了上学的年龄，母亲及时送卡尔进正规的学校学习了。在学校的选择上，父母为了让卡尔受到最好的教育和文化熏陶熏(ｘūｎ)陶：长期接触的人或事物对生活习惯逐渐产生某咱影响。，他们选择了耶酥教会办的一所小学。这既是为了让卡尔远离狭窄的犹太教，也是为了让儿子将来有更好的前途。

聪明好学的中学生

马克思12岁时，父亲把马克思转到了特利尔中学。当少年马克思进入这所中学的时候，该校在当地已经有了很好的影响。学校的校长是位有名的历史学家。他治学严谨，知识渊博，而且思想开明进步，很受人尊敬。他对学生的选拔和要求也很严格。

马克思进入特利尔中学时，是年龄最小的学生。他所在的班级共32名学生，大部分人都是18岁以上的成年人。当卡尔刚刚进入这个班级的时候，在那些成年的同学面前，他简直就像个聪明机灵的孩童。开始，那些大个子同学，想把卡尔当作顽童戏弄，有时伸手摸摸卡尔的头；有时用大人对孩子的轻蔑(ｍｉè)表情看看卡尔。可是，没过多久，这个孩童般的小同学，远比这些成年学生聪明，对老师所讲内容的理解，超过了班上的任何人。那些想跟这个最小的学生开个玩笑，以便戏弄一下他的人，常常遭到这个孩子很得体的回敬。这个年龄小、个头也小的学生，并不是个好斗的孩子。他性格开朗，天真活泼，喜欢开玩笑和说笑话。他开玩笑含蓄、幽默，完全没有孩童气。他说出的笑话也常常使同学们捧腹大笑。经过短短几个周的交锋，那些年龄远比卡尔大的同学们自叹不如。就这样，那些原本瞧不起卡尔·马克思的同学们，逐渐产生出对这个年龄最小的同学的敬佩。

少年马克思的智力是超常的。他过目成诵的记忆力，和事事寻求有自己的独立见解的理解力，以及喜欢抽象哲学和逻辑学的思维能力，都给他的老师和同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马克思只用了两年时间，就读完了3年的初中课程。14岁的卡尔，进入了高中部学习。

这是一所以人文学科为主的学校。开设的课程大都是哲学、历史、文学、语言学、宗教等，当然，也开设数学、自然史等课程。少年马克思对这些课程，都表现极大的兴趣。他的语言学习能力特别强。在中学短短的几年中，他不仅精通了母语的修辞和文法，而且学会了拉丁文、法语、荷兰语、希腊语等。在语言环境并不十分好的条件下，他的法语口语也很好，发音准确，会话流利。他的拉丁语和古希腊语也掌握得很好，能够流利地翻译和讲解中学所学的古典作家的作品。

在学生中间，他的逻辑思想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也比一般的学生强。在中学生中，写论文是最让人头痛的事情，可是，马克思却把它当作一种锻炼自己论证能力的机会。所以，他每次写论文都是认真完成，而且都能写出自己独到的见解。例如，在一篇题为《奥古斯都的元首政体应不应该算是罗马历史上最幸福的时代》的论文中，马克思不但揭露了该政体的专制性质，同时又指出，出现这样的体制，是历史的选择，而不是人们喜不喜欢的问题，从历史的角度作出了深刻的分析。然而最能表现马克思思维能力的是他对哲学的兴趣。在中学时代，最能体现马克思思维能力的，是毕业前夕的一篇题为《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的论文。这篇讨论具体问题的文章，逻辑严谨，用语准确，分析深刻透彻，表现表达出了他要为人类服务的崇(ｃｈóｎɡ)高理想。

中学时代的马克思，不仅人文学科好，数学等自然学科也学得很好。他把不同学科的学习转换，当成一种积极的休息，比如，读哲学著作疲劳了，就改读文学作品，读文学作品累了，就演算数学题。他把对数学的爱好和对哲学的爱好一样，保持了一生。

马克思勤奋好学，但绝不是书呆子。课余时间或节假日，他约上同学好友，一起到郊外游玩，欣赏大自然的美景，呼吸大自然的气息，享受美好的自然风光。马克思的故乡是一座文化古城，学习和回顾历史。在这种情况下，他把游玩与学习很好地结合在一起了。

1835年9月，马克思圆满完成了5年的中学学习，以一个合格毕业生的身分参加了毕业考试。毕业考试是很严格的，全班32名学生，只有22人通过了考试，马克思不仅顺利通过了考试，还获得了很好的评价。

少年大学生

1835年10月，17岁的马克思离开父母和生活了十几年的特利尔市，独自一人来到了波恩大学。

波恩大学开学的第一个学期是冬天，但马克思却以夏天般的热情，投入新的学习生活。这里的教学管理比较松散，学校在每个学期都同时开设十几门课程，任由学生们自己作主选修。修完一定的学分，就可以毕业了。马克思在第一学期的安排中，一开始竟然选择了包括数学、物理、化学、法学、艺术等难度较大的九门课。当卡尔把自己的安排写信告诉父亲时，父亲被他的行动惊呆了。父亲立即给心爱的儿子回信。在信中，父亲肯定了他强烈的求知欲望，同时也毫不掩饰地对他的安排表示了担心，担心马克思学习负担过重而影响身体健康。父亲像朋友般的规劝道：“同时学习九门课程，我看是多了一点。我不希望你学的东西超过你的身体和精力所能支持的限度。不过，要是这对你没有什么困难，那就这样学下去吧。知识的领域是无限的，可时间却是短暂（ｚàｎ)的。”马克思听取了父亲的劝告，围绕所学专业，改选了六门课程。父亲要马克思选择法学专业，是为了让他将来子承父业当律师，但马克思自己却对哲学和艺术有着浓厚的兴趣。在选修课程时，马克思把两者结合在一起了。

刚刚进入波恩大学时，马克思是满意的，他怀着求知若渴的心情投入到大学的学习中，每天几乎是在宿舍、教室、图书馆之间周而复始地循环循环：事物周而复始地运动或变化。。在繁忙的学习中，他3个星期没有给家中写信。母亲为儿子担心，父亲为他着急，就写来一封很生气的短信。在父亲的责难下，卡尔才抽出几分钟写了一封简短的报平安的回信。此后连续个月的时间里，他也仅仅给家里写过两封信，信中除了报个平安之外，就是报告自己的开销。为此，父亲责备他寄回家的信，是十足的卡尔式的账单。

贪婪贪婪：不知满足。地学习知识，生活毫无规律，不注意休息和锻炼，以及过度用功，影响了马克思的身体健康。在第一学期快要结束时，马克思的身体终于支持不住，他病了。父母一直担心的就是这种情况。为了恢复身体健康，在父母的建议下，卡尔不得不暂停在校学习，到荷兰的姨父家中休息一段时间。当然，即使是去休养，他还是带上自己喜欢的书籍，在修养结束时，学习进度同正常上课的同学没两样。

在第二个学期，马克思吸取了第一学期的教训，理智地减少了选修科目。这个学期他仅选择了四门课程。在校学习期间，除了完成课程学习外，他还有大量的剩余精力，他就利用这些剩余精力发展业余爱好和参加有利于身体健康的各种活动。

马克思喜欢文学和艺术超过了法学。他参加了青年诗人的“花环社”，把旺盛的精力投入到对诗歌的追求中去。他还把自己的得意诗作寄给了父亲。父亲却从中看出了问题，于是在回信中对他说：“你的天分确实使我感到很高兴，对它我寄予很多期望。但是，如果看到你成了一个平庸的诗人，我会感到伤心的。”年轻的马克思理解了父亲的劝告，从此把咏诗和作诗当作一种业余享受，没有过于陶醉于其中。

进入波恩大学后，马克思也一度参与了学生们无节制的自由活动。他不仅参加诗人社团，还参加了特利尔同乡会，并被他的老乡推举为同乡会主席。马克思来自葡萄酒之乡，饮葡萄酒是他一生的爱好。在一度的放纵中，马克思酗(ｘù)酒、打架，由于在夜间酒后吵闹；还被关过一天禁闭。马克思的放纵行为引起了父亲的担心。他怕不良的习惯会毁了这个天才儿子的一生，怕他良好的天赋白白浪费。在这种情况下，当第一学年结束时，在父亲的建议下，马克思决定从波恩大学转到柏林大学，到环境和管理更好的学校去继续攻读法律专业。

马克思转学期间，正值暑假，他有足够的时间在家休息和调整自己。就是在这个夏天，他与他童年的女友私自定了终身。他的女友就是后来陪伴马克思一生、并始终不渝(ｙú)地理解和支持他的伟大女性——燕妮。

燕妮的父亲叫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他出身贵族，家庭门第显赫(ｈè)，还担任过普鲁士政权的枢密顾问官。这个地位显赫的贵族，和亨利希·马克思是要好的朋友。两家来往频(ｐíｎ)繁。在几十年的交往中，两个家庭成了至交。

少年时期，马克思就常常和燕妮在一起玩耍。他们都天资聪颖，智慧超过一般的孩子，因此，早就埋下了爱情的种子。从波恩大学转往柏林大学去的这个夏天，青年马克思和往年一样，利用假日和自己的姐妹以及少年时代的朋友，经常在一起谈天，讨论文学作品，议时事政治，探讨人生的未来。并且他们私自在朋友的圈里订下了婚约。

私订婚约之后的这个暑假，卡尔·马克思过得非常愉快。他们几乎每天都在一起讨论着理想、前途、未来，享受着属于年轻人的恋爱生活。在这个恋爱的暑假里，卡尔．马克思一下子从幼稚的少年变成了能够自己作主的青年人了。

在暑假即将结束，卡尔即将踏上去柏林大学的求学之路时，他和女友燕妮，都大着胆子把私订终身的事情告诉了各自的父母。令他们惊喜的是，双方的父母竟然非常一致地表示赞成这门婚事。听到这个满意的答复之后，卡尔·马克思愉快地踏上了赴柏林的道路。

哲学博士

马克思在后来的学期中一边继续学习法学，同时用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深化自己的哲学研究。在掌握了黑格尔哲学之后，他把目光转向了哲学史。

马克思先从研究伊壁鸠鲁入手，他广泛搜集材料，写了七本关于伊壁鸠鲁的哲学笔记。作为他的伊壁鸠鲁哲学研究的一个方面，专门考察了他的自然观，并把这作为自己博士论文的选题。他从1840年下半年起开始写博士论文，题目是《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到1841年3月完成。

这篇博士论文尽管篇幅不大(不到5万字)，但马克思写的很认真。因为在这上面寄托着马克思的学者之梦。马克思转到哲学上来之后，希望通过自己的博士论文取得博士学位，并在大学毕业以后谋一个大学教职，将来做哲学教授。当然，马克思从来没有想过做一个书斋中的学者，而是要利用大学讲坛以及新闻媒介来宣传真理，批判宗教，批判封建专制制度。因此，在博士论文即将结束的时候，马克思用激昂的词句写了一个具有战斗精神的序言，其言辞之激烈，甚至连他的思想激进的朋友布鲁诺·鲍(ｂàｏ)威尔也感到吃惊，急忙劝说马克思不要在序言中写上激烈的诗句，以免使论文答辩遇上麻烦。

在这样的情况下，马克思决定把论文寄给一个较小的但也许更民主一点的大学，申请学位。作出这一决定还有另一个原因，即柏林大学申请学位的手续繁琐(ｓｕǒ)繁琐：繁杂琐碎。。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还得付一笔不小的钱。这也正是马克思所不乐意的。于是，在1841年4月，马克思把论文以及申请材料寄给了耶拿大学哲学系主任巴赫曼，并希望尽快取得学位。巴赫曼教授看了马克思的论文后十分欣赏，为马克思写了如下的推荐书：

“该候选人才智高超、见解透彻、学识渊博，本人认为该候选人实应授予学衔。”

七位看过论文的教授也一致同意系主任的意见。结果，耶拿大学决定不再对马克思进行答辩和其他形式的考试，直接授予哲学博士学位。1841年4月15日，耶拿大学为马克思颁(ｂāｎ)发了哲学博士学位证书。这时，马克思才23岁。

马克思带着文凭回到了家乡特利尔。他准备与燕妮结婚(他们订婚已经5年了)，然后到波恩大学申请讲师职位，与布鲁诺·鲍威尔一起在波恩大学宣传进步思想。

友谊与战斗

1842年10月，马克思被聘为《莱茵报》主编。他从波恩来到科伦，从此开始自己的世界观转变，即在哲学上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在政治上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

年轻的马克思思想敏锐，意志坚强，相貌堂堂，引人注目。《莱茵报》出资人之一，科伦枢密顾问梅维森对此有生动的描述：“卡尔·马克思，特利尔人，现年24岁，体格强健，两颊(ｊｉá)长着又密又黑的胡子，胳膊、鼻子和耳朵上也长满黑毛，富有男子气，性格刚烈、粗犷(ɡｕǎｎɡ)，极其自信，但非常严肃，富有教养，是个不知疲倦的辩证论者。他具备一个犹太人特有的敏锐洞察力，坚定地执行青年黑格尔派学说的每一个原则，……在马克思的领导下，年轻的报纸不久说话就无所顾忌，于是当局对它越来越怀有戒心……”。

在马克思的领导下，《莱茵报》影响越来越大，远远超出普鲁士的范围，成了德国影响最大的一家民主派报纸。该报订数在马克思接手时只有800多份，一个月后上升到1800多份，到1843年1月再上升到3400份。这就使反动政府更为惊慌，匆忙决定，从4月1日起查封《莱茵报》。这一决定尽管在莱茵省引起了抗议的浪潮以及为使国王撤消命令而发起了签名的请愿运动，《莱茵报》的股东们也要求马克思放弃激进的态度，马克思也于3月17日发表了辞退编辑部的声明，但这一切并没能挽救《莱茵报》。

马克思离开科伦后，先到荷兰的舅舅家闲住。一个月后，回到特利尔。然后，又来到莱茵省的一个小镇克罗茨纳赫，因为他的未婚妻燕妮和她的母亲住在那里。6月19日，这对订婚后彼此等待了7年之久的青年终年完婚了。在长期的分离之中，他们经历了痛苦和思念的考验。

现在这对新人终于开始的共同的生活，在结婚仪式之后，这对新人去爱贝尔堡、普法尔茨、巴登等地新婚旅行。燕妮光彩照人，马克思容光焕发，所到之处人们都十分羡慕这对新婚夫妇。

马克思在退出《莱茵报》之后的半年时间里，尤其是在克罗茨纳赫度过的整个夏天，是他人生和思想发展的关键性阶段。然而，这段时间毕竟是马克思在投身于新的战斗和重新走上社会舞台的一个准备，是两次战斗的间歇。

他最终决定前往欧洲的政治中心、“新世界的新首府”——巴黎，在那里创办《德法年鉴》，把德国的思维与法国的热情、德国的哲学与法国的政治结合起来。

就在马克思动身去巴黎的前夕，普鲁士政府想收买马克思，通过他父亲的朋友、监察顾问埃塞尔向他提出建议，到政府任职，马克思不为所动，毅然提前出国。马克思与燕妮于1843年19月底来到巴黎，住在塞纳河畔的田凫(ｆú)路38号。

巴黎是一府沸腾的大都市，马克思在那里不仅开展独立的科学研究，而且开展了广泛的交往活动。马克思不是书斋中的学者，而是一个学者革命家，或革命的学者，因此巴黎不仅为他提供了科学研究的环境，而且也提供了广泛交往的条件。还在到巴黎之前，马克思就给巴黎的一些学者和革命家写过信，邀请他们为《德法年鉴》撰稿，到巴黎以后与一些人加强了来往。

在巴黎，马克思与海涅交往密切，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海涅流亡巴黎已经多年了，他比马克思大21岁。在他们相识和密切交往的几个月里，海涅几乎每天都拜访这对年轻的夫妇。海涅和马克思常常一会就是几个钟头，共同琢磨润色一首诗，而燕妮又经常是海涅作的第一个听得入迷的听众。

马克思十分珍惜与海涅的友情，当庸人们咒骂海涅的时候，马克思站在海涅一边。马克思认为，诗人都是一些古怪的人物，必须容许他们自行其是，而不能用常人甚至超人的迟度来衡量他。

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在巴黎的最大收获，是开始与恩格斯的终生友谊。马克思和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的共同创始人，是人类思想史的天空中一对明亮的双星。在巴黎相遇，决定性地影响了他们的一生。

恩格斯也是德国莱茵省人，比马克思小两岁。由于他的身为工厂主的父亲的强迫，中学没毕业就去学习经商，后来也没有上大学的机会。但是，恩格斯天资聪颖，勤奋自学，在服兵役期间，到柏林大学旁听哲学。他通过自学成了深厚的哲学素养，掌握了丰富的知识，练就了流畅清新的文字风格。而且他天性活泼，性格刚强，观察敏锐，交游广泛，很早就在报纸上发表文学评论和通讯。

1844年8月下旬的一天，马克思在巴黎法兰西剧院广场附近的一家咖啡馆里，略微有点心神不宁地等候着从英国曼彻斯特来的恩格斯。他们相见恨晚，倾心相谈。离开咖啡馆后，又一路交谈回到马克思的寓所。这段时间马克思刚好孤独一人，因为燕妮带着刚刚3个多月的女儿小燕妮回娘家了。于是，他们放声高谈，一谈就是几个小时，甚至彻夜不眠，在广泛的领域中各自发表自己的意见。他们彼此都十分惊奇地发现，两人在所有领域的所有问题上意见完全一致。当其中一个人表达自己的新的见解时，另一个人觉得正是说出了自己也要讲的话；而当另一个再把这些见解用自己的语言表述一遍时，这一个就发现对方比自己更确切地表达了自己的意思。两个人哲学立场和政治信念一致，修养和知识水平相当，对当时面临的共同问题作出了共同的结论，而且他们的一致达到连用语都几乎相同的地步。

马克思发表在巴黎激进报纸《前进报》上的文章，都使普鲁士统治者看到了“革命”二字，他们早就向法国政府施压，法国政府下令把马克思和《前进报》其他一些撰(ｚｈｕàｎ)稿人驱逐出境，除非他们保证不再从事反普鲁士的宣传。马克思断然拒绝作出保证，他宁愿在24小时内单身一人先行离开巴黎。

1845年2月3日，马克思到达布鲁塞尔，燕妮匆忙变卖了家什，带着9个月的女儿随后来到这里。初来乍到，又囊(ｎáｎɡ)中空空，连一所固定的住房也无法找到，马克思一家处境艰难。恩格斯得知马克思遭驱逐，立即意识到马克思需要帮助，他发动莱茵省的朋友们为马克思筹集了一笔款子，并把自己《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第一笔稿酬寄给了马克思。他在给马克思的信中说，让我们大家以共产主义的方式来“分担我因此而支出的意外费用”，“至少，不能让那帮狗东西因为用卑劣手段使你陷入经济困境而高兴。”4月份，恩格斯来到布鲁塞尔，5月初，他和马克思一家都在城东边的同盟路租到了房子，马克思住5号，恩格斯住7号。4月份，马克思家里还来了一个新的成员，这就是22岁的女帮家海伦·德穆特，大家一直叫她琳蘅(ｈéｎɡ)。她是摩塞尔河谷的一个农家女，当她还是小姑娘的时候就来到威斯特华伦家，在燕妮身边长大，成为燕妮的女伴和知己。现在燕妮的母亲把琳蘅送到这对年轻夫妇身边来帮助料理家务。她来的正是时候，先是帮着燕妮把家安顿下来，接着就有了新的职责，因为9月份马克思的二女儿劳拉出世了。从此，这位纯朴善良、聪慧刚毅的理家的能手一直没有离开这个家，在长期颠沛(ｐèｉ)流离颠沛流离：比喻生活艰难穷困。形容生活艰难，到处流浪。的生活中分享着这一家的忧愁和欢乐。

恩格斯来此之前就担心比利时政府终究会找马克思的麻烦，这种担心不是多余的，普鲁士政府不久就对比利时内阁施加了压力，要把马克思驱逐出境。马克思别无选择，他只有脱离普鲁士国籍。从此，马克思成为真正的世界公民。

布鲁塞尔，这个美丽的欧洲城市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上占有一个重要位置。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在这里创立了他们的学说并把它公之于世，而且在这里有了第一批追随者，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自己的组织，即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

马克思喜欢布鲁塞尔。当时的比利时已是资产阶级国家，作为首都的布鲁塞尔也有与巴黎相似的资产阶级自由。这座城市小巧玲珑，美丽而安宁，这对于正在进行深入理论研究并处于新理论体系的创立时期的马克思来说，正是适宜的。那时，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住在布鲁塞尔郊外的一小块的德国人移民区内，这里的德国人不像在巴黎那样多，只有几百个人，而且都住得很近，大家就彼此认识，来往很多。马克思在那里的时候，德国人移民区的精神生活十分活跃，而马克思很快成为最活跃的移民之一。由于马克思的常识渊博，而且已经创立了一种新的理论，也由于马克思的乐于接近和燕妮的好客大方，马克思的家很快地就成为革命流亡者和比利时知识界先进入物聚会的场所。

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是书斋中的学者，而是革命家和战士。他们不仅创立自己的理论，而且不倦地传播这种理论，用这种理论来指导工人阶级的运动。

当共产主义的宣传达到了一定程度时，当革命日益临近的时候，建立有组织的共产主义信仰团体就是当务之急，这就是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因为宣传必须与组织相结合才是真正有效的。从历史上看，任何大的思想信仰体系的传播，都离不开一定的信仰团体的有意识的推动。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将正义者同盟改组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迈出了这一步。

“正义者同盟”是德国工人的一个秘密革命组织，于1836年在巴黎成立。成员主要是侨居巴黎的德国手工业工人。1840年后，它的中心移到英国伦敦，逐渐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工人组织，在英国、德国、法国和瑞士都建立了支部。这是一个半宣传、半密谋的组织，宗旨是“使世上一切人享受自由，使任何人都不比别人生活得好些或坏些。”

1847年1月，正义者同盟为了召开代表大会，制定新纲领，决定向马克思和恩格斯求教。

大会期间，同盟进行了傲组，“正义者同盟”改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大会抛弃了“人人皆兄弟”的旧口号，代之以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新口号。

1848年2月，《共产党宣言》在伦敦宣告了马克思主义的诞生。

《宣言》是科学共产主义的第一纲领性文件，它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受共产主义同盟第二次大会委托而写的公开发表的党纲。

《宣言》的收尾不同凡响：“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流亡生活

1849年，马克思到巴黎后，等来了燕妮和三个孩子，而燕妮又快要分娩了。但马克思两手空空，从父亲那里继承的遗产都花在了革命上，尤其花在《新莱茵报》上，报纸停刊后，又把发行报纸和出卖印刷机的全部收入都付给了排印工人、通讯员和编辑。此时，全家只得靠借贷和朋友们的资助维持生活。7月19日，法国当局勒令马克思离开巴黎到西北部的摩尔比安去。这实际上是一次“变相的谋杀”，因为那里是热病流行的沼泽地。在马克思拒绝后，法国当局再次向马克思发出驱逐令。因无法凑足全家的路费和安家费用，马克思于8月24日只身前往伦敦。

8月26日，马克思抵达伦敦。这并不是他第一次到这里，但他这时并没有料到以后将会在这里度过自己的后半生。他原以为只住几个月，但几个月变成了几年，几年又变成了几十年。从此，英国竟成了他的第二故乡，尽管他对此并不十分情愿。燕妮和琳蘅于9月中旬带着三个孩子来到伦敦，不久第四个孩子出生了。但孩子们并不知道等待着全家的是艰难的流亡生活。

马克思一家在来伦敦之前，已经饱尝了流亡生活的辛酸，但在到了伦敦之后的20年里，才真正知道了动荡贫困的流亡生活的滋味。整个的50年代和60年代，是马克思一家生活最艰苦的时期。

在伦敦，一切生活费用都很昂贵，像马克思家这样一个6口之家的生活开支更是可想而知。而且过了一个月。马克思的第四个孩子出生了。最需要的无疑是钱，但马克思和恩格斯办《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时，把手头为数不多的钱都贴进去，而且并不能从这个刊物上得到收入。尽管家里用度节俭，但很快就难以支持了。

1950年春的一天，女房东突然来了，她要再收5英镑的房租，由于马克思家手头没有钱，于是来了两个法警将他们不多的全部家当甚至连可怜的孩子的摇篮和玩具都查封了，女孩子们眼泪汪汪地站在旁边。法警威胁说两个钟头以后要把全部家当拿走。马克思的朋友施拉姆赶忙进城去求人帮忙。他上了一架马车，马狂奔起来，他从车上掉下来，摔得遍身是血，被人送回马克思家来，那时马克思夫人正和发抖的孩子们在哭泣。第二天，天气寒冷，阴暗，下着雨，马克思一家必须离开这所房子。马克思在外面寻找住处，但是他一说有4个孩子，谁也不愿收留。最后有一位朋友帮了忙，他们才搬到了莱斯特街一家德国旅馆的两间小屋。在这里没有住多久，就因老板拒绝给他们开早餐而搬到条件更差的索荷区第恩街。这里只有两个房间，前面一间是书房兼客厅和吃饭的地方，后面一间是全家的卧室。这个地区人口稠密，潮湿低洼，一度曾是霍(ｈｕò)乱霍乱：急性肠道性染病，病原体是霍乱弧菌。流行的主要地区之一。马克思一家在这条街上一住就是6年，直到燕妮得到母亲的一笔遗产才搬出这个地方。

1850年8月，马克思夫人前往荷兰，到马克思的舅父那里求助，指望为第五个孩子的出生作点准备，但沮丧地空手而归，只能从孩子们见到母亲时的欢叫得到安慰。11月，小男孩格维多死于肺炎引起鳆抽筋，这是马克思失去的第一个孩子。孩子埋葬不久，他们租到了这条街上的另一处住所。在这里，小女儿弗兰契斯卡出世了，但这个孩子也成了家庭困难的牺牲品，她在第二年得了严重的支气管炎，与死亡搏斗了三天后又死去了。这个可怜的孩子出生时没有摇篮睡，死后好久也得不到小棺材，失去生命的小尸体只好停放在后面的小房间里。当时马克思夫人迷惘(ｗǎｎɡ)迷惘：由于分辨不清而困惑，不知怎么办。地跑到附近一个不久前曾来拜访过的法国流亡者那里求助，孩子才得以下葬。

1857-1858年是马克思加紧经济学写作的时期，全家不断陷入生活困境乃至绝境的时期。本来在1856年，燕妮得到了她母亲的一笔遗产，这使全家得以搬出已经住了6年的第恩街，迁居到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格拉弗顿坊9号，使全家的困境有所缓和。尽管这里地处荒凉的新建郊区，四周垃圾成山，道路泥泞，但房间总是宽敞了许多，对孩子们的成长是有利的。但这种改善无意中成了马克思一家重新陷入更大的穷困泥潭的起因。因为，这里房租更贵，生活开支更大了，这对于只靠马克恩从1851年8月开始的为美国《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和恩格斯的帮助生活的全家来说，意味着什么是很清楚的。而且此时，《论坛报》也因为经济危机开始与马克思为难，虽然马克思按规定每周给他们写两篇文章，但报纸常常不给发表，使马克思的稿费收入大为减少，经交涉，才确定每周给一篇文章的稿费。但即使如此，也少了一半了。

1858年的圣诞节，黯(àｎ)淡、凄凉。马克思夫人不能为孩子们办圣诞节的东西，反而受到各方债主的催逼，同时还要誊(ｔéｎɡ)抄手稿，抽空到城里跑当铺……就在这样的情况下进入了60年代。

进入60年代后，马克思由于贫困、忧愁和过度工作而身体状况恶化。除了肝病外，还有“该死的”。主要诱因是马克思工作过度和为了能带病工作而不顾后果地服用过量药物。对长期患病的马克思来说，工作对他已经成了难以忍受的重担，为了多少能轻松一些，他加倍抽烟，把各种药丸，如治黄疸病有效的甘汞等的用量增加了两倍，这使马克思身上不断地长。的出现使以克思痛苦万分，日夜不得安宁。为了治疗，马克思像三国英雄关羽那样忍受开刀的痛苦：医生艾伦在马克思的背上开一个又深又大的切口，鲜血从张开伤口直往外流，但“卡尔一声不吭，泰然自若，甚至没有哆嗦一下。”

贫困的流亡生活并没有使马克思放弃自己的目标。马克思坚定地说：“我必须不惜任何代价走向自己的目标，不允许资产阶级社会把我变成制造金钱的机器。”在任何时候，甚至在最可怕的时刻，他从来不失去对未来的信心，仍然保持着极其乐观的幽默感。马克思坚强地抵抗着苦难的打击，体贴和鼓励着燕妮和孩子们。

马克思不仅是个好丈夫，也是个好父亲，很有家庭的情趣。他非常喜爱孩子，孩子们不但能使他在工作之余得到放松和休息，而且也使他忘记生活的痛苦。正像燕妮所说，不论生活多么困难，只要看到孩子们在跟前撒娇，就心满意足了。他对孩子们十分亲切，从不摆父亲的架子，孩子们也亲切地喊他“摩尔”、“老尼克”。他们常常一起游戏玩耍，在“骑兵游戏”中，马克思是孩子乘坐的马。马克思还常常给孩子们讲故事，特别是在郊游时，他一面散步，一面讲故事，这些故事不是以题来分段，而是以里程来计算。路长就把故事拉长，路短就把故事缩短。孩子们常常要求他说：“再给我们讲一里故事吧。”在马克思熏(ｘūｎ)陶下，他的三个孩子都爱读书，活跃可爱，纯朴正直，健康成长。

1881年10月，马克思得了胸膜炎，12月12日马克思的妻子逝世。这对马克思无疑是个重大的打击，由于身体状况不好，医生不允许他参加葬礼。1882年2月到10月，马克思因健状况恶化而被送到阿尔及尔、法国、瑞士等国疗养，但马克思很不幸运，所到之处气候反常，好像故意跟马克思作对似的。但总的来说，马克思的身体还是得到一定恢复，显出渐好的迹象，但1883年1月11日他钟爱的大女儿突然去世了，这一次摧垮了马克思的身体，使他再也没能缓过来。爱琳娜、琳蘅和恩格斯经常守候在马克思身旁。琳蘅像母亲那样护理着马克思。恩格斯每天下午两点半——这是白天最合适的探病的时间——来看望马克思。6个星期以来，恩格斯每天总是怀着极度恐惧的心情看看窗帘是不是放下来了。3月14日下午两点半钟，恩格斯又来到马克思家里。他看到全家都在掉泪，预感到不妙，就让琳蘅先上楼去看，琳蘅说马克思处于半睡状态。接着，恩格斯等人急忙上楼去看马克思，发现他已经躺在安乐椅上长眠不醒了。就这样，在两分钟之内，马克思安详地、毫不痛苦地与世长辞了。桌上还摆着《资本论》的草稿。

3月17日，马克思的遗体安葬在伦敦的海格特公墓。安葬前，许多人瞻(ｚｈāｎ)仰了遗容，向这个伟大的战士和思想家惜别。根据马克思的遗愿，葬仪办得十分简朴。

作为科学家，马克思一生有两大发现，一是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二是发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运动规律。

作为革命家，他把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当作自己的毕生使命，斗争是他的生命要素，很少有人像他那样满腔热情、坚韧不拔和卓有成效地进行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