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实现志向而历经坎坷
为实现志向而历经坎坷
培根自幼所接受的教育、所受的影响,潜移默化地促使他要在仕途上极力争取,追求名利。正如他自己曾谈到的:“由于我的出身和教育使我适于为国服务。”
除了物欲的驱使和满足虚荣心的需要之外,培根的确把追求尊贵的地位作为完成或改善自己科学工作的一个重要手段。
培根正是从亚里士多德的身上看到,在一个尊贵的位置上,能够支配较大的人力、物力对科学工作所具有的巨大作用。培根非常赞赏亚里士多德的《动物学》,认为它材料丰富、真实,没有什么虚妄和不实的东西。在培根看来,这本著作材料的翔实,得益于亚里士多德的身份和地位,他是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
据普林尼说,亚历山大派遣自己的猎人、渔夫以及自己的园艺家,天天替亚里士多德收集他所需要的动植物标本,供亚里士多德作为研究之用。
据说,有一次亚里士多德竟可自由支配1000多人,去希腊本土及亚洲等地采集标本,并且终于在人类历史上破天荒地建立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动物园,它对亚里士多德的科学、哲学研究有着极大的助益。为求一个较高的职位,培根费尽了心智,拜托一切能够请托的人,求了一切能想到的熟人。
在实在没办法可想的情况下,培根就经常写文章,发表政见,为面对各种难题的女王出谋划策,以表达对女王的忠诚,显示自己超人的才华。
培根的第一次求官,是向他的姨母博莱夫人提出来的。姨母认为培根太傲气,想得不切实际,不愿意提供帮助。后来,培根的母亲安妮又亲自出面求姐姐,姐姐念及姐妹亲情,没有当即驳回,但也只是表面应酬,答应转告丈夫。然而,此后就再也没有下文了。
于是,培根就直接写信给他的姨父博莱伯爵,但博莱也以培根在行为上、性格上过于傲慢自大为由,而没有接受他的请求。
对此,培根特向博莱解释:“自大与傲慢不是我的本性。”他说,别人对他的这种反映,是他们把他的诸如能言善辩等能力错看为“骄傲”。最终,博莱耐不住培根的不断请托,就替他谋得一个法院书记的候补职位。
1589年,培根成为法院候补书记。但是,这个薪俸不低、年收入达1600英镑的职位,要等原来在职的官员死了以后才能填补。培根一直等了20年,才得以继任。
在此期间,培根受了许多的诬蔑,就如同后来英国的另一文豪司克托一样。司克托也是在等了许多年之后,才补上一个法庭书记官的位置。这个候补的职位,对当时穷困的培根来说,毫无经济上的助益。对此,培根常说:这仿佛是他人的田产接壤着自己家的屋似的,虽能改善他的视野,却不能充满他的谷仓。
1591年,安东尼·培根从欧洲返回英国。他跟培根走得更近了。他们翻译希腊古典作品、历史图书,还翻译其他图书。有很多人帮助他们做这些事。培根写出一本又一本的论说文集,创作出一首又一首的诗歌,其写作速度令整个世界为之震惊。
最令人惊叹的是,全部翻译作品都被印刷出版了。由于是用英文印刷的,所以购买者主要集中在英国。因而这种图书的出版,不会带来多大的利润。
安东尼·培根一直是弟弟亲密的朋友,并对他的工作给予了支持。他想尽一切办法,使整个花费不至于弄到捉襟见肘的地步。为了达到他们的伟大目标,安东尼·培根变卖了他继承的大部分财产,有时也抵押一部分财产。他游走于欧洲大陆,试图与那些和他们有相同理念的人接触,请他们帮助实现宏伟计划。他们不仅要重塑英国,还要重塑整个世界。
但是,能筹到的资金实在是太少了。出版自己写的书需要钱啊!培根不敢用自己的真实姓名发表全部作品,他担心女王看到后会震怒。因此,他假扮成一个来自斯特拉特福镇的人。他需要更多的钱支撑下去。
1593年,培根兄弟的所有经济来源几乎都枯竭了,只剩下安妮夫人这一个来源。安东尼·培根写信给她,请求她在一份非她签字不可的协议上签名,这样培根就能出卖一点他无权处理的财产。
安妮夫人不情愿地签了字,还写了一封表达不满的信给安东尼。她在信里这样写道:
你们两个现在一无所有了。对这种情况,我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
从信中可以看出,安妮夫人已经表现出思维不太稳定的早期症状,这种症状最终导致她的精神完全崩溃。
培根兄弟开始欠债,并且越欠越多。到了1599年,弗朗西斯·培根就因为欠一个叫辛普森的金匠300英镑而遭到了逮捕。安东尼·培根出面进行调解,才使弟弟免除了牢狱之灾。本来,凭着良好的家世背景和自身出众的才华,培根足可以身居要职。但是他的才华引来了他的姨父博莱的妒忌,担心他会成为自己的儿子罗伯特·塞西尔潜在的对手。
罗伯特·塞西尔是米尔德·塞西尔夫人唯一存活下来的孩子,尽管不很出色,但深受父母的宠爱———也许是因为他的残疾吧!
罗伯特·塞西尔驼背,肩膀一边高一边低。人又长得非常瘦小,脸上总是缺少血色,人也显得比较冷漠。可他的头脑异常聪明,并因聪明地使用头脑而获得了成功。博莱和儿子罗伯特对培根的才华非常嫉妒,因而他有意从中作梗,阻挠、压制培根的发展。
此外,培根与博莱在政见上也有分歧,这就使得培根仕途上的上升更加艰难。
对此,在他们的生活都快要走到尽头时,弗朗西斯·培根曾说,他对罗伯特始终保持着高度的小心谨慎。他还不无恨意地说,罗伯特·塞西尔使他很多年都充满了最大的惋惜与痛苦。
1591年,培根再次鼓起勇气,向姨父博莱公爵写了一封措辞优美、感情恳切的求职信,直接向他披露了自己的志向,并讲了自己急于谋职的理由。培根说“我年岁已经相当大了”,又“一向希望尽忠于女王陛下”,尽管“家道寒微,确实使我为难”,但我求职也不是“专以发财为目的”,而是想抓紧时间干点儿事情。
这时的培根已经成熟了很多,不再像少年时期那样一味地攻击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他把对亚里士多德的怀疑融入到改进一切脱离实际的知识中去了。培根在求职信中表露这个志向,是想表现自己不只是想谋求一个职位,而且是想利用这个职位,实现他那为人类改进知识的伟大抱负。
然而,培根能洞悉亚里士多德哲学的“无用”,却没能洞察现实生活中权贵们的虚伪和冷酷。
1592年,培根在埃塞克斯为纪念女王诞辰所举办的庆祝晚会上,又发表了一篇精彩的演说,进一步具体地阐述了他要清除两种人:
学者的一切争论都未曾揭示出一个前人所不知的自然界的现象。
现在为大家所接受的自然哲学,不是希腊人的哲学,就是炼金术的哲学。希腊人的哲学以辞藻、炫耀、反驳、宗派、学派和争论为基础。炼金术的哲学以欺骗、传说和隐晦为基础。一个总在增加词汇,另一个总在增加黄金。我们需要的不是这类哲学,而是人类的智力和事物的天性之间的愉快婚配。这个高贵的婚配会产生什么样的后代,那是不难想象的。
印刷术是一个粗浅的发明,枪炮是一件不大奥妙难测的东西,指南针是一个前人已知道一点儿的东西,可是这三样发明在我们的时代已经使世界有了多么大的变化!
博莱在看了培根写的求职信,又听了他在庆祝晚会上的讲话后,除了更加坚信培根是个狂妄之徒外,还认为培根这个人很执着、有野心。
博莱意识到,培根的革新是要搞乱固有的制度,他要清除的两种人,一是经院哲学家,一是炼金术士。这不仅是博莱所不能认可的,也是伊丽莎白女王所不能容许的。因为经院哲学统治着英国的社会意识形态,根本不允许怀疑和动摇;炼金术士更不允许清除,因为当时英国从大臣到女王,都热衷于炼金术。
财政大臣博莱正千方百计地聚敛钱财,以供给正与西班牙作战的英国海军舰队,他把筹集资金的希望寄托在炼金术上。
女王和博莱都清楚,英国因为财政拮据,正在推行向广大富有的臣民借债的政策;炼金术士最富,正是他们向英国政府提供源源不断的军费,而大部分军费又落入女王和各级军官的私囊。驱逐了炼金术士,无异于断绝自己的财路。然而这些内幕,年轻的培根并不知晓。
基于以上种种原因,博莱又委婉地拒绝了培根的求职请求。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女王诞辰庆祝晚会上,培根还献给女王一篇长文,题目是《培根先生颂扬学术》,文中写道:
人类统治万物的权力肯定是深藏在知识之中的。在知识里边蕴藏着许多东西,这些东西是帝王的财宝所不能买、他们的智慧所不能指挥的;他们的情报总得不到这些东西的信息,他们的海员和探险家也不能驶向这些东西的生长之地。
现在我们在议论中统治自然界,但是在需求中却受着自然的奴役。如果我们在发明方面能接受它的领导,那我们在行动上就可以支配它了。
在这里,培根指出,当时知识与工业的发展水平与科学技术水平脱节,现实中有许多新东西等待人们去发现,哲学家们却为一些毫无意义的事进行争论,弃有用的东西于不顾。这段话充分表现了培根崇尚知识、崇尚自然、崇尚发明的思想。
培根对这些看得非常深刻,这是他一生的基本思想,这些思想在他后来撰写的著作《伟大的复兴》一书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要征服大自然、利用大自然,培根个人没有这么大的力量,他又得不到广大群众齐心协力的支持。所以,培根不惜在一切场合直接呼吁政府,请求国王支持他的事业,帮助他建立实验工场等。
培根在多次求职碰壁后,进行了认真的反思:或者选择哲学,保持贫困;或者一边从事律师工作,一边继续求职,多方谋求发展。
权衡再三,培根决定把两者结合起来,先靠法律填饱肚子,再用哲学滋养灵魂。于是,白天,培根是一个能干的律师;晚上,他是一个哲学研究者。
培根承担着双倍的工作与双倍的心理负担和压力。这使他的身体明显地衰弱下去,几乎病倒。
为了谋求职位,培根还拜见和写信给国务秘书弗朗西斯·沃辛汉,最后求助到埃塞克斯伯爵。埃塞克斯以无比的热情,向女王极力推荐他。
1593年,首席检察长的位置空缺了,培根提出获得这个职位的请求。埃塞克斯支持他,同时他分别直接给女王、掌玺大臣、财政大臣写信恳求,甚至连培根的母亲安妮也为培根向博莱请求。可是,伊丽莎白女王以培根过于年轻和缺乏经验为由拒绝。实际上,培根的父亲尼古拉·培根当年任此职时,比培根此时的年龄还小3岁。
女王伊丽莎白知道培根有才华,那她为何不肯提携他呢?这是因为伊丽莎白为了对付西班牙,需要庞大的军费开支,曾要求国会增加津贴比例。培根在国会辩论时,站在民权方面对此持反对的态度。
培根说:“穷人的地租不是土地所能生产出来的,通常都不可能当即交付那么多,绅士必须卖掉他们的镀金器皿,农民则要卖掉他们的铁壶。”培根认为,“现在要求增加巨额津贴,无疑是在民众的伤处再扎上一针”。
对此,女王极为愤慨,认为培根冒犯了她。过后,培根承认他“鲁莽和直率”,要求女王原谅。
培根还给博莱写了一封信,其实是有意写给女王看的。他在信中写道:
最近在国会的讲话,吐露的是我的良心和我对上帝和女王的责任的清偿。我的思想假如被人理解错了,那我自己也有很大的错,因为我的讲话最清楚地说明,我只管直率地讲,只想满足自己的良心,而没有考虑支配这些问题的政治和其他方面的利益。
最后,培根乞求博莱继续信任他,并使女王能接受他的“心灵的忠诚和质朴”,“饶恕一切,从而恢复女王陛下的恩宠”。然而,培根承认自己犯的错误仅仅是因为鲁莽和直率,而不是反对增加津贴行动本身及其所依据的事实,并且他拒绝撤回在国会的讲话。对此,女王一直耿耿于怀。
同时,博莱父子又从中挑拨,证实培根的“目无朝廷”,结果女王的不悦之感被煽动成了不息的怒火。
1594年,培根在葛莱公会为庆祝圣诞节举行的狂欢活动中,又机智地采用了另一种方式,把自己的思想生动地陈述了一番。
培根在自编的话剧中,直接向一个虚拟的“幻想国的王子”发表了6篇演说。其中一个演说,竟直接呼吁王室支持他的事业,培根说:“但愿陛下能运用智力中最好的和最纯洁的那部分,取得最无邪和最有价值的胜利———征服自然。为达到这个目的,谨向殿下建议做4项主要的事业。”
这4项事业是建立一个最完备、最广博的图书馆,建设一个大植物园,设立一个陈列室、一个实验室。建立植物园,以便观察自然;建立实验室,为实验性的研究准备条件。
培根就是这样狂热地追求知识复兴。这种崇尚知识和实验的思想,决定了培根的哲学思想与前人是截然不同的。
培根受“远大济世抱负”思想的支配,在为人类造福的高尚理想的驱使之下,把一切知识当作研究的领域,并透彻地研究古希腊哲学,立志改造旧的哲学,创建新的哲学体系。
但是,崇高的理想不是靠短时间的努力就可以实现的,当培根在科学领域一时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时,他又耐不住清贫和寂寞,羡慕一些人的锦衣玉食的生活,于是又卑躬屈膝地去托人追求官职。
亨利·托马斯在《大哲学家传记》中,辑录了培根的求职信中吹捧女王的一些语句:
陛下会发现,许多比我更受恩宠的人其实是不如我的……
请接受我为您仁慈的宠爱而奉献的感恩之情。
啊!陛下,我愿在您的身旁,永远为您祝福。
我的君主,您不会允许我对您的恩宠的期待付诸东流……
我愿做陛下的一枚棋子,任凭您高贵的手把我摆在何方……
这些近乎哀求的文字,使人难以相信这都是大哲学家培根亲手所写的。
培根一方面立志为人类服务,一方面又不停地寻找向上爬的阶梯。他既有宏伟的思想,又有个人享乐的奢望。培根在追求理想与追求世俗享乐的现实生活之间,陷入矛盾的泥淖中难以自拔。
整整12年过去之后,培根谋求职位的努力仍然付诸东流。他甚至写信威胁姨父博莱,声称自己将放弃律师职务,到剑桥去过学者的隐居生活。博莱见信后不为所动,依然冷冰冰地回绝了外甥的请求。
培根的人格是双重性的,他一方面志趣高远、目标明确,正在逐步成长为工业革命时期的思想巨人,思想界的先驱;另一方面他又不断专心致力于个人的奢望,追逐名利,追求世俗的高官厚禄。
在整个都铎王朝的统治结束之前,培根请求获得重用的企图不是被漠然搁置,就是被婉言拒绝,他只是在1596年受命为女王的私人特别法律顾问。这个官衔虽然名声不错,可是并没有多少实权,经济上也没有多少实惠。
事实上,培根与女王发生分歧,只是在一些具体政策上,他们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培根这么做不是为了百姓,而是为了维护王国。因为贫穷正是作乱的原因,为了王国平安,不应该让百姓更加贫穷。
伏尔泰评价莎士比亚的话,也可以用于评价培根:
他的天才属于他个人,他的错误属于他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