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感恩之情服从国家利益

让感恩之情服从国家利益

埃塞克斯伯爵深信他在国内的敌人要置他于死地，同时还认为博莱要让西班牙公主作为伊丽莎白的继承人，因伊丽莎白终身未婚。

因此，当埃塞克斯还在爱尔兰的时候，就已经着手进行外结苏格兰、爱尔兰，内结天主教派谋反的活动。他与苏格兰的詹姆士六世开始通信，支持他继承伊丽莎白的英格兰王位。他还与天主教联系，答应予以宽容对待，以争取天主教派的支持。

1600年9月，埃塞克斯的一项甜酒专利延长期限的申请被女王拒绝了，而此时的埃塞克斯正处于经济崩溃、身负重债之中，本来就气愤不已的埃塞克斯此时更是暴怒如狂。他大声呵责女王的易变，大骂枢密院成员把他当作敌人图谋杀害，又骂博莱要让西班牙公主继承伊丽莎白的王位。这个事件使其谋反之心更为坚定，同时也加速了策划活动的进行。

早在8月初，埃塞克斯的追随者们已在他家举行过秘密会议，商讨了行动的大体计划：首先是活捉女王，直至由埃塞克斯挑选的政府官员得到任命，女王都将处于被监禁状态。其次是联络伦敦的中心区，煽动支持反叛。

1601年1月7日，枢密院要求埃塞克斯提供在其住宅中举行集会的解释，而埃塞克斯则声称生病，拒绝前去。当晚，即有300名武装追随者集合在埃塞克斯的家里。

第二天，当掌玺大臣伊杰顿在3个贵族的陪伴下到埃塞克斯家中正式要求他对集会加以解释时，他们4人即被作为人质拘禁。

埃塞克斯大踏步地迈出大门，朝城中走去，身后跟着三四百个疯狂的追随者。此时，王宫早已加强了戒备，调来了军队。双方接火没多久，叛乱者就开始退却了。埃塞克斯立即带领叛乱者转向伦敦中心区，想发警报争取市民们的支持，谁知警报器不响。

女王的臣民们虽然喜欢勇敢的埃塞克斯伯爵，但大多数人还是对女王陛下保持着忠心。伯爵在城里的街道上走着，脸因激动而变得通红，浑身流着汗。他边走边大声地呼喊着：“女王陷害了我！女王陷害了我！有人阴谋想杀我！”人们都躲到自己的房子里，无声地看着他从街上走过。

埃塞克斯满心期望得到众人的支持，他把赌注压在了人们对女王是否忠诚上面。结果他输了。没有民众的支持，整个叛乱行动一下子就垮掉了！他绝望地往回走，但这时他却发现，所有的街道都给堵死了。于是，埃塞克斯沿着河边走，找到一艘船，由水路进了自己的家。

此时，被关押的4个高官已经被放了。埃塞克斯快速走进房间，来到火炉前，把自己的日记和两箱子东西都给烧了。然后，等着有人来捉拿他。

埃塞克斯这次亲自率领数百名武装人员攻打王宫，早已超出了“私人争吵”的范围，而成了名副其实的、有组织、有计划的谋反行动。任何人也无法再为他开脱了。

1601年1月18日，在威斯敏斯特教堂的大厅里，开始审判埃塞克斯伯爵及其同党南安普敦伯爵。伊丽莎白强迫培根以检察官的身份，与首席检察官爱德华·库克一起作为起诉人，代表王室在审判席上对好友埃塞克斯进行指控。而培根根本没有办法拒绝这一命令。这对根本没有参与密谋的培根来说，无疑是一种痛苦的惩罚。

培根说，他无力应付这尴尬的场面。他甚至想要结束自己的性命，以避免出现在审判席上。

培根曾提醒埃塞克斯，要他“承认自己有过不正当的行为”。他知道，如果伯爵表现出谦卑与懊悔，女王会让步的。但埃塞克斯伯爵坚持认为自己的行为是正确的。因此，这一切就都完了。

埃塞克斯两次受审，培根都出席了。当培根知道埃塞克斯的上述活动后，即认为埃塞克斯是有目的、有组织的谋反，他决定不再给埃塞克斯任何形式的帮助。相反，在第二次审判埃塞克斯时，培根还积极为王室辩护。

在法庭辩论过程中，埃塞克斯举出了许多理由，把自己的谋反说成是私人争吵和以请愿方式哀求女王，是可以原谅的行为。

培根当即站起来予以驳斥说：“我还没有在任何案件中看见过把这样的恩惠给予任何犯人：这么多的题外话，这样支离破碎地提出证据，以及对这样重大的罪恶昭彰的案件用这样空洞的话来辩护。”

培根还反问道：“有武装的请愿者吗？有以君王失去自由为前提的请愿吗？秘密地商议，用武力加以贯彻，这做何解释？掌玺大臣作为使者的告诫都无效，仍然坚持到底，任何头脑简单的人都会把这看作叛逆的！”

审判结束，最后宣布：埃塞克斯伯爵和南安普敦伯爵有罪，并处以极刑，于谋反后的第17天，即1601年2月25日被处决。

在最后的日子里，埃塞克斯伯爵请求给自己找个牧师来。艾伯迪·阿斯顿牧师是埃塞克斯的传教士，另外还有3个由枢密院选派的人过来听他忏悔。这时，那几个人被埃塞克斯骂了个狗血淋头，说他们成了政府的工具。据说，阿斯顿牧师当时的表情很难看，充满了恐惧。不过，他是个唯利是图的小人。

埃塞克斯的结局很悲惨，他被剥夺了请牧师为他的灵魂做最后安慰的权利。那些嫉妒他的敌人想方设法剥夺伯爵的名誉权和贵族权利。他们希望他不是作为烈士和民众心目中的英雄而死，而是希望人们认为埃塞克斯背叛了他的朋友、背叛了他的国家，他是个伪君子，在死亡面前，他怯懦了。

在塔楼前的绿地上，埃塞克斯将被处决。临刑时，他穿着一件深红色的内衣，外面套一件黑色的衣服。埃塞克斯站到断头台前，头高昂着。行刑者在埃塞克斯一遍遍地诵读《圣经·诗篇》第51篇时，手起刀落！此时，埃塞克斯年仅34岁。

行刑者执行任务后，高声喊了一句：“天佑女王！”在回家的路上，行刑者不得不躲避开暴徒的袭击，那些人因为自己心目中的英雄被斩首而愤怒不已。

在埃塞克斯伏法后，培根又奉命起草了埃塞克斯的罪状。从此，培根在埃塞克斯问题上的行为受到人们严厉的非难。不少人谴责培根“忘恩负义”，指责他缺乏“伦理感情”、缺乏“道义感”、缺乏“荣誉感”。

麦考莱说培根是“人世间最聪明而又最卑鄙的人”。黑格尔认为培根这样做是犯了忘恩负义的极大罪恶，玷污了自己的名誉。但也有人持不同的看法，以司佩丁为代表的不少人就对培根的这一做法给予了肯定。

罗素在他的《西方哲学史》中写道：“把培根描写成一个忘恩负义的大恶棍，这十分不公正。他在埃塞克斯忠君期间与他共事，但是在继续对他忠诚就构成叛逆的时候抛弃了他。在这点上，他并没有丝毫，甚至让当时最严厉的道德家可指责的地方。”

罗素对培根的评价是科学的、公允的。针对埃塞克斯对培根的深情厚谊和培根在法庭上对待埃塞克斯的态度，人们应该从时代、社会复杂的关系中看待培根的行为。

培根是一位极重友情的人，这从他写的《论友谊》一文中就可看出。

培根说：

人生是有限的。有多少事情人来不及做完就死去了。但一位知心的挚友，却能承担你所未做完的事。因此一个好朋友实际上使你获得了又一次生命。

人生中又有多少事，是一个人由自己出面所不便去办的。比如人为了避免自夸之嫌，因此很难由自己讲述自己的功绩。

人的自尊心使人在许多情况下无法低首下心地去恳求别人。但是如果有一个可靠而忠实的朋友，这些事就都可以很妥当地办到。

又比如，在儿子面前，你要保持父亲的身份；在妻子面前，你要考虑丈夫的脸面；在仇敌面前，你要维护自己的尊严。但一个作为第三者的朋友，就可以全然不计较这一切而就事论事，实事求是地替你出面主持公道。

由此可见，友谊对人生是何等重要。它的好处简直是无穷无尽的。总而言之，当一个人面临危难的时候，如果他平生没有任何可信托的朋友，那么我只能告诉他一句话———那就自认倒霉好了！

培根也是一个崇尚道德的人，在《论善》一文中，培根说：

善的天性有很多特征。对于一个善人，我们可以由此去认识他。如果一个人对外邦人也能温和有礼，那么他就可以被称作一个“世界的公民”———他的心与五洲四海是相通的。

如果他对其他人的痛苦不幸有同情之心，那他的心必定十分美好，犹如那能流出汁液为人治伤痛的珍贵树木———宁可自己受伤害也要帮助别人。

如果他能原谅和宽容别人的冒犯，就证明他的心灵乃是超越于一切伤害之上的。如果他并不轻视别人对他的微小帮助，那就证明他更重视的乃是人心而不是钱财。

最后，如果一个人能像《圣经》中的圣保罗那样，肯为了兄弟们的得救甚至敢于忍受神的诅咒———甚至不怕被逐出天国；那么他就必定超越了凡世，而具有主耶稣的品格了。

过度的求权力的欲望使天使们堕落，过度的求知的欲望使人类堕落；但是为善的欲望是不会过度的。

事实上，要找到培根对朋友不忠、恩将仇报的事是很难的。培根对人总是非常宽厚。培根经常住在葛莱公会的寓所里，由于他平常待人宽厚礼让，所以深受公会中的教师和绅士们的敬重。凡是与培根共过事的人，无论是他的同僚还是他的下属，很少有对他不满意的。培根即使是对待罪犯，态度也是很好的。

埃塞克斯伯爵死后不久，在詹姆士一世临朝的初年，培根曾经发表过一篇《自白》，解释他在该案中的行为。

培根说：“我的辩护不需要冗长和繁复，就是关于那件案子和审讯过程中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我对女王和国家的职责和义务的。在这样的事情上，我是决不为世界上的任何人而表现出虚伪和胆怯的。因为任何诚实而居心端正的人，都会宁愿舍弃他的国王而不愿舍弃他的上帝，宁愿舍弃他的朋友而不愿舍弃他的国王；宁愿舍弃任何尘世的利益，还有在某些情形上，宁愿舍弃自己的生命而不愿舍弃他的朋友。”

培根在1600年致埃塞克斯的信中，就曾谈过他爱伯爵胜于任何人，然而这种爱是置于女王与国家利益之下的。事实上，培根早在1580年给博莱伯爵的信中，就曾明确表示过：“若我的服役对象排成一个横队，那就是上帝，陛下和阁下。”即首先是忠实于上帝，然后是忠实于女王，其次才是国家大臣和朋友。

当时，培根自己的处境也相当危险。虽然无人告他同谋叛逆，但他不能不表示忠诚，因而不得不认真地参加对埃塞克斯的审讯。而后来的案情审理中培根的积极表现，可以说是为了保护国家利益，使私人友情与感恩之情服从于国家利益是他的职责，他的行为无可非议。

培根能够高度热情地献身于观念与事业，这股热情成就了他的哲学。而他关于公众事务的著作，则显示了一种献身于公益的精神和政治智慧。

加丁纳教授曾对此事做出论断：

培根的行为表现出他缺乏道义感，这是不能否认的。然而我们现在认为个人友谊的关系应该重于政治上的关系，这种看法是基于一种日渐增强的政情安定之感的。这种看法对于培根当时的政局不能适用。

在当时，如果可以用武力来推翻女王任命大臣之权的话，那么英国将陷于无政府状态，以及这种状态所产生的种种祸乱之中了。

在处决埃塞克斯的同年5月，培根的哥哥安东尼·培根去世了，培根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

伊丽莎白女王处决了埃塞克斯伯爵，她比任何人都感到痛苦。她不断地撤换大臣，因为这些人一个个都让她失望。她感到任何人都不可信赖，没有一个人会从一而终地忠于她和她的王权。

1601年10月27日，培根以伊布斯维奇、圣·亚尔宾郡选出的议员身份，参加伊丽莎白王朝最后的议会。这个可纪念的朝代也到了尽头。

1603年3月初，伊丽莎白女王在庆祝她70岁诞辰的宴会上，发表了一篇演说，其中说道：“感谢上帝对我的恩惠。我已经70岁了，没有任何理由贪生怕死。”

听她的话，好像她不希望更加长寿似的。众位大臣都感到奇怪，但也不便说什么，只是一味地对她“歌功颂德”，祝她“健康长寿”。

约一周后，伊丽莎白女王的表妹、诺丁汉伯爵夫人去世。女王从此陷入了哀伤之中，而且不能自拔。她拒绝医生的治疗，也不打算康复，她似乎已经意识到死亡即将降临。伊丽莎白躺在病床上，不时地摆弄手指上的一枚小戒指，凝神冥想，长吁短叹。这枚戒指是埃塞克斯送给她的，一直伴着她闭上双眼，停止了呼吸。

1603年4月24日，伊丽莎白女王去世，在悲凉寂寞中结束了都铎王朝。继承王位的是埃塞克斯的朋友、苏格兰国王詹姆士六世，登上英国王位后成为詹姆士一世，从此开始了斯图亚特王朝对英国的统治。

詹姆士是伊丽莎白女王的侄子，但她生前从未正式任命他为继承人。此时，英格兰和苏格兰同归一个君主，在一个王朝的统治下，开始了不列颠统一进程的第一步，即王室联合，但英格兰和苏格兰依然被国际承认为两个国家，而两个国家依然保持着自己独立运作的政府。在伊丽莎白逝去的50年后，英国内战爆发，英国成为了一个短暂的共和国。

培根的表兄罗伯特·塞西尔，在斯图亚特王朝中仍然受到重用，成为主要的辅佐大臣。别看罗伯特矮小驼背，寡言少语，但他工于心计。早在伊丽莎白女王去世前两年，罗伯特就暗地里与詹姆士联络，着手安排女王“百年之后”詹姆士继位的问题。

由于罗伯特的精心策划，詹姆士顺利地登上了英格兰王位，他本人也自然被留任重用。在新王朝被起用的人中，还有一批埃塞克斯叛国案中幸存下来的人。

培根的哥哥安东尼·培根，要不是在1601年，埃塞克斯被处死后不久便病逝了，他也会受到新王朝的重用。因为詹姆士深知安东尼忠于埃塞克斯伯爵，并始终拥护自己继承英格兰的王位。

过去，培根为求高官之位想尽了一切办法，但结果却一次又一次地令他失望。在埃塞克斯被处决之后，培根不仅失去了一位给他谋取高位的朋友，而且也遭到了社会的广泛谴责。当时，培根对从政已经心灰意冷了。

培根在写给朋友托比·马修的一封信中，谈到自己在詹姆士被选为国王之后，暂时放松的心境。培根在信中写道：

一个游离不定的世界已经宣告结束，新的值得期待的世界已经来临。在我内心深处，我发现自己像一个刚从睡梦中醒来的人，睁眼一看，居然有这么久的时间没有现实地活在这个世界上。